卷六
？”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财，特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时事宜恐不须并，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於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复，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於上前，日高不决，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曷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陈升之传》：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日，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
译安石说：“先王制定制度，都是根据时势的适宜情况。唐、虞时代的军事和刑罚，都由士官掌管，由皋陶一人统领。后世的军事事务，越来越多且重要，就分设司马、司寇两个官职，这并不是想要随意改变先王的制度，而是因为时势不同的缘故。现在天下财用困窘紧急，尤其应当先理财。《易经》说：‘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端正言辞，先端正言辞然后禁止百姓，这是做事的顺序。孔子说：‘人口多了就让他们富裕，富裕了就教育他们。’孟子说：‘生养死葬没有遗憾，是王道的基础。’这就是陛下之所以理财，特意设置一个机构，让陈升之和我共同统领的意图。”特意设置一个机构在当时是适宜的，恐怕不需要合并，陈升之认为合并也没有妨害。安石说：“如果令分为一个机构，那么事情容易商议，早点看到成效。如果归到中书省，那么要等四个人没有异议，然后起草文书，文书写成，必须经过四个人审阅，然后由汇报事情的人提出，也必须等四个人都同意，那么事情就会积压而难以完成。陛下既然让陈升之和我为执政，一定不怀疑陈升之和我会专断行事而做坏事。况且制置司所奏请的事项都经过中书省审核复核，然后施行，自然不需要合并。”两人在皇帝面前争论，太阳升高了还没有决断，于是都退下。另一天又面对皇帝，陈升之坚决认为不能设置这个机构，皇帝想让安石独自统领，安石认为不方便，说：“陛下本来设置这个机构，命令中书省、枢密院各派一人，现在如果和韩绛共同做事很方便。”皇帝说：“我有这样的命令。”陈升之深狡多智，善于附会以求取富贵。做小官时，和安石在淮南相遇，安石非常器重他。安石当时是扬州签判，有《送陈升之序》。等到安石掌权，致力于改变旧制，担心同执政的人有时不听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荐他共同做事，凡是想要做的，从条例司直接奏请施行，不再有抵触。陈升之心知这样不行，却竭力赞助，有时稍微表示不同意见，表面上好像不和安石完全相同。安石没有察觉他的欺诈，非常感激他。安石推举陈升之先做宰相，陈升之登上相位后，对于条例司的事情就不再肯过问，安石坚持请求，陈升之说：“这些事为什么交给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呢！”安石大怒，两人于是开始决裂。
２、丙寅，邢恕为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进士，崇文校书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为校书，十年三月己巳复为校书。案：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合入差遣。《宋史·邢恕传》：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复为校书。）
３、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恁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４、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对曰：“此诚当变更，但宜以渐，不可急耳。”（《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５、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叙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傒集，操守修饬，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保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授；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今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馀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特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袒宗元係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奭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
译2、丙寅日，邢恕担任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一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乙巳日，胡宗愈进言：“新科进士，崇文院校书一职尚无定法。”邢恕被任命为近地的知县，试任知县衔。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次担任校书，熙宁十年三月己巳日再次担任校书。按：程俱《麟台故事》卷二记载：熙宁年间，任命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邢恕，认为他是贾谊、马周一类的人才，皇帝召见对答后，于是有了这道任命。于是下诏规定，今后凡是科举选拔中可试用的人才，都任命为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任用，两年后听候旨意，或授予馆职，或安排差遣。《宋史·邢恕传》记载：邢恕跟随程颢学习，因而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下。考中进士，补任永安主簿。吕公著向朝廷推荐他，得以担任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也喜爱他，通过宾客传达意思，让他韬光养晦以待任用，邢恕不能听从，反而对王安石之子王雱说新法不便。王安石大怒，谏官也说新科进士没有任职经历就进入馆阁，开启了奔竞之路，于是出京任延陵县知县，该县废除后不再调动，在陕、洛之间沉浮七年，再次担任校书。）
3、己巳日，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与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一同修撰起居注。皇帝起初想任用苏轼和孙觉，王安石说：“苏轼难道是应当奖赏的人吗？”皇帝说：“苏轼有文学才华，我看他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都称赞他。”王安石说：“邪恶奸佞之人，臣并非随意这样说，都有事实依据。他写《贾谊论》，说优游浸渍，与周勃、灌婴深交，以获取天下大权；想依附欧阳修，欧阳修作《正统论》，章望之反对他，于是作论罢免章望之。他的论断毫无道理。不仅如此，遭遇父亲丧事，韩琦等人送金帛他不接受，却贩运几船苏木入川，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司马光说吕惠卿受贿，反而说苏轼平静，这是严重的诬蔑。陛下想要改变风俗、平息邪说，突然任用此人，那么士人如何知道陛下的好恶所在？此人并非没有才智，以人望来看确实不可废弃，如果省府推官、判官有空缺，也应当任用，但他只是通判的资历，怎么可以立刻让他修撰起居注？”皇帝于是罢免苏轼不予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4、庚午日，迩英阁讲读完毕，皇帝留下司马光，询问关于变更宗室法规的事，司马光回答说：“这确实应当变更，但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罢了。”（《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5、甲戌日，中书省、枢密院进言：“我们认为，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益繁衍，而根据亲疏施加的恩惠没有等级递减，甄别叙用他们的才能，未能像古代那样。臣等现在议定当前可行的制度：宣祖、太祖、太宗的儿子，都选择其后代一人为宗，令世代封公，补任环卫官，以奉祭祀，不因为服属关系尽故而减少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意出官的听任。仍先令向大宗正司投状上报，委派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与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能品行是否堪任使，再委派大宗正审察上报。就试武官的，试读律令，书写家状；就试文官的，试说一部中经，或写一篇论。将军换任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任内殿崇班、太子中允，都给予州郡监当职务，一任没有败阙，给予亲民官；副率换任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期满，如果职事勤勉，操守修饬，就委派本州长吏及监当，结罪保明，给予亲民差遣；没有保明的，就依照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的，除授右班殿直；年满十五，给予请授；年满二十，允许出官愿意文资的，给予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以及任期届满有无保明，按照上述条款以上出官，都特别给予支赐；愿意锁厅应举的，依照外官条例。那些袒免亲，不再赐名授官，只允许现在应举。应进士科的，只试策论；明经科的，只习一部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回不成文理的，其余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然多，不超过五十人。多次经过覆试不中且年长者，应当特别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的人，虽然在外俸钱，依照在京分数，允许依照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然允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的，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济举有出身的人，至员外郎，给予迁左曹。宗室不出官的，袒宗元系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防御使止；非袒免亲至遥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的，允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的，允许在京置赁居第，仍然允许随处置产业；那些出官的，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出嫁赐钱减半，女婿给予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就量加给赐，不再给予女婿官职。女婿有官的，给予免入远，允许依照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
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译亲近的宗室成员娶妻，酌情增加赏赐，以上述嫁娶之事，官府不再查验管理；那些非袒免亲的宗室成员嫁娶，就依照平民百姓的法规，不得与非士族家庭通婚。袒免亲以外两代贫穷且没有官职的人，酌情赏赐田地；那些孤苦幼小无依无靠以及年老贫穷无处安身的人，不论世代远近，由各地具名上报朝廷，应当商议特别加以抚恤。现在新颁布的制度中需要具体规定条件的，命令有关部门商议确定后上报。”于是下诏说：“自从我朝祖宗以来，敦厚有序地对待邦国宗族，大的则疏远分封于爵位土地，次等的则在宫廷台阁中登记名籍，都留在京城，参与朝政并领取俸禄。然而因为世代传承逐渐久远，皇族支系日益繁盛，亲属有亲疏之别，那么恩惠就有厚薄之分；才能有无贤愚之别，那么俸禄就有轻重之差。现在如果一律纳入朝廷常职，这又怎么区分等级品类呢？虽然敦睦宗族之道确实广大，但恩德施予的意义尚未周全，所以朝廷大臣多次进言，宰相机构相继请求，认为应当裁定，限制以等级常法。我认为亲戚之间，经史有训诫，汉、唐时期，典章故事都还存在。有的用九族来辨别尊卑，有的用五宗来记载远近，有的听任推恩而分封子弟，有的允许自行考试以效验才能，有的宗子贤能可以参加科举，有的诸王女儿可以自主婚姻，穷尽前世所实行的，顾念当今尚未完备的情况。况且我朝制定法度，动辄效法先王，难道宗室等级的递减就没有定规吗！因此让各位公卿共同商议，将作为一代的通用规范。阅览奏章，详细陈述条目，认为祖宗的昭穆次序，应当世代封爵；王公的子孙，也有亲疏的递减，如果服制亲属关系已经穷尽，以及才艺都优秀的人，应当根据才能来甄别提拔，使他们在官位上勤勉努力。至于任子入仕的命令，通婚的礼仪，凡是日常有司的常规，一律采用外官的法度。众人长久议论，我的意思还有什么怀疑，告知将来，用来颁布明确的命令。应当依照中书省、枢密院所奏的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更改宗室补任环卫官的制度，突然增加俸禄供给，后来费用巨大而无法停止。等到韩琦担任宰相，曾经商议更改但没有成功，等到皇上即位，于是想要更改法度。于是王安石为皇上详细陈述处置的方法，皇上说：“祖宗的后代，选择一人作为宗子，有人说如果立嫡子，那么人们不服从。朝廷的法度，如果符合礼制，难道还担心不服从吗！”曾公亮、陈升之说：“立儿子可以，不必区分嫡庶。”王安石说：“现在庶长子能够继承封爵，那么嫡母偏爱自己的儿子，从而害死庶长子的情况很多了。母亲害死自己的儿子，法律难以施加；而现在难以触及的情况，如果嫡子继承爵位，那么庶长子就没有灾祸。大概现在立嫡子，不仅是确立正统，也是用来安抚庶长子的。”皇上说：“好。”
６、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 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７、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 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 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此文小异，且多数语。据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覈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无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 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
译6、庚辰日，皇帝驾临迩英阁，司马光诵读《资治通鉴》，读到曹参接替萧何担任丞相，完全遵循萧何原有的法度时，便进言说：“曹参以无所作为来安定天下，掌握了保持盛世、守成不变的道理，所以汉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宁，百姓衣食丰足。”皇帝说：“假如汉朝长久地遵守萧何的法度而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呢！大道是万世没有弊端的，夏、商、周的子孙，如果能够长久遵守禹、汤、文、武的法度，哪会有衰败混乱呢？”（按：《皇朝类苑》卷十五此处下面记载说：武王攻克商朝时说：“于是废除商朝的政令，政令依照旧制。”即使是周朝，也使用商朝的政令。《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法度。”那么祖宗的旧法，怎么可以改变呢？汉武帝采纳张汤的建议，把高帝的法度纷纷更改，导致盗贼遍布天下。汉宣帝采用高帝的旧法，只是选拔优秀的郡守治理百姓，于是天下大治。汉元帝刚即位，想要改变宣帝的政令，丞相匡衡上疏说：“我遗憾国家放弃了已经成功的事业，白白造成这种纷乱。”陛下看宣帝、元帝的施政，谁更优秀？荀子说：“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不变的治理之法。”所以治理国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改变法度。）皇帝说：“人与法，也是互为表里的。”司马光说：“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还担心什么法度不好呢；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有好的法度，也会失去实施的先后次序。所以应当急于得到合适的人，而缓于制定法度。”（《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迩英阁进读至萧何、曹参之事，司马光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掌握了守成的道理，所以汉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丰足。”皇帝说：“汉朝长久遵守萧何的法度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假如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长久遵守禹、汤、文、武的法度，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是可以的。《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法度。’汉武帝采纳张汤的建议，把高帝的法度纷纷更改导致盗贼遍布天下。汉元帝改变宣帝的政令而汉朝开始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度是不可改变的。”又毕氏《通鉴考异》说：王应麟《玉海》说，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日，司马光诵读《通鉴汉纪》曹参之事，于是进言曹参掌握了守成的道理。《宋史·神宗纪》记载，这个月壬午日记载皇帝驾临迩英阁听讲。而庚辰日的听讲没有记载。查《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几天后，吕惠卿进讲，于是进言先王的法度等等，又说前几天司马光的话不对。所谓前几天，就是庚辰日，所谓几天后，就是壬午日。《宋史本纪》和《司马光传》混为一谈。按：毕氏的说法是对的。吕惠卿的话，也见于《纪事本末》壬午日的记载。《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也分别系于庚辰、壬午两天。）
7、壬午日，皇帝驾临迩英阁，吕惠卿讲解《咸有一德》：“咎单于是训导伊尹辅佐商汤，确立典范以传给后世。等到伊尹去世，咎单担心沃丁废弃伊尹而不任用他，于是训导伊尹的事迹来告诉沃丁。这与曹参遵循萧何的法度，文字上似乎相似，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情况，就是《月令》中‘季冬时节整顿国家以等待来年的适宜措施’，以及《周礼》中‘正月开始和暖，颁布法令于象魏’就是如此。有几年一变的情况，（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写作“五年一变”。）就是尧、舜“五年修订五礼”，《周礼》“十二年修定律令”就是如此。有一世一变的情况，（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写作“三十年一变”。）就是“刑罚根据世道轻或重而调整”就是如此。有几十代才变的情况，就是夏朝的贡赋、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彻法，夏朝的校、商朝的序、周朝的庠之类就是如此。有即使百代也不变的情况，就是尊重尊贵者、亲近亲人、崇尚贤能、任用有才能的人就是如此。臣前几天听到司马光认为汉惠帝、文帝、景帝三位皇帝都遵守萧何的法度而天下大治，汉武帝改变法度而天下大乱，汉宣帝遵守法度而天下大治，汉元帝改变法度而天下大乱。臣考察萧何虽然约法三章，后来却定为九章，那么萧何自己就不能坚守他的法度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三族令，汉文帝废除诽谤罪、妖言罪，废除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法度中所有的，而惠帝和文帝废除了它们，汉景帝又沿袭了这一点，那么就不是遵守萧何的法度而天下大治了。（按：《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这段文字略有不同，且多了一些语句。据记载：惠帝废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汉文帝废除收孥令，怎么能说是不变呢？汉武帝因为穷兵黩武，奢侈淫逸，加重赋税，所以盗贼兴起。汉宣帝因为总核名实，所以天下大治。汉元帝因为任用恭显，杀害萧望之，所以汉朝衰败。都不是因为变法与不变法。如果法度有弊端就必须改变，怎么能坐视其弊端而不改变呢？《尚书》所说的“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法度”，是说实在没有聪明才智，却强行装作聪明，不是说旧的法度不可改变。）司马光的用意，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是因为国家最近多次更改旧政而进行规劝讽谏；又因为臣设置三司条例司，审查中书条例，所以有这样的议论。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司马光的话，如果司马光的话是对的，就应当听从他；如果司马光的话是错的，那么陛下也应当宣告天下，修明政令不隐瞒主旨，召见司马光
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案：原脱上三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岂得为时变也”六字。） 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 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及《皇朝类苑》卷十五，与此上数语文异。据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史记》，光进读（案：原脱上六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通鉴毕，降阶，上命迁坐墩於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穫，责以穀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 光曰：（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於凉，共弊犹贪；作法於贪，其弊若何？） “昔太祖案：《愧郯录》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 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
译追问，使议论归于统一。”皇上召见吕惠卿，对司马光说：“你听吕惠卿的话了吗？他说了些什么？”司马光回答说：“吕惠卿的话，有对有错。吕惠卿说汉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时期治乱的大体情况，这是对的。他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代一变的，这是错的。《周礼》所说的‘正月初和，布告于象魏’，那是旧有的章程，不是一年一变。这也好比州长、党正、族师在岁首和四季的首月召集百姓宣读邦法一样。天子担心诸侯改变礼乐，败坏扰乱旧政，所以每五年一次巡狩，来考察他们，如果有改变扰乱旧章的，就削黜他们，不是五年一变。刑罚世轻世重，大概是指新国、乱国、平国，根据时势而使用，不是一代一变。况且臣所说的遵循旧章，不是坐视旧法的弊端而不改变。臣承蒙恩宠侍奉经筵，只知道讲读经史，有圣贤的事业可以裨益圣德的，臣就委婉地阐明它，以助万分，本来实在没有意图讥讽吕惠卿。”吕惠卿说：“司马光充任侍从之职，见朝廷的事有不便之处，就应当论列。有官职的人，不能履行职守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辞职，怎么可以就这样算了？”司马光说：“先前，诏书责备侍从之臣进言，臣于是上这道疏，指陈得失，像制置条例司之类，都在其中，不知是否到达圣听？”皇上说：“看到了。”司马光说：“那么臣不是不说话，至于言不用而不去，那是臣的罪过。吕惠卿责备臣，确实当得起这罪过，臣不敢推辞。”皇上说：“大家一起讲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王珪进言说：“司马光所说的，大概是朝廷所更改的事，有的利少害多，也不必更改。”于是目光示意让司马光退下。王珪进读《史记》，司马光进读《通鉴》完毕，走下台阶，皇上命令把坐墩移到门槛内御座前，都命令就坐。左右的人都避开，皇上说：“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满朝士大夫纷纷议论，都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它的不便之处，究竟是哪件事呢？”司马光说：“朝廷散放青苗钱，这件事不便。”吕惠卿说：“司马光不知道这件事，富室做这件事，就害民，现在官府做这件事，却可以利民。”司马光说：“从前太祖平定河东，减轻民租税，而戍兵很多，命令和籴粮草来供给他们，当时人少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束八钱，百姓都乐于和官府交易，不以为苦。后来人越来越多，物越来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再增加，或者折换成茶布，或者又支移、折变，年饥荒租税都免，而和籴不免，至今成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然知道它害民，因为用度缺乏，不能救。臣担心将来青苗的害处也像河东的和籴一样。”
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皆病末矣。”） 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 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之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皆在中，未审曾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而已，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不便。”吕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人稀物贱，米斗十馀钱，草束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常守其价，不增，岁饥税皆免而和籴不免，遂为河东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译《朝类苑》卷十五此处记载说：皇上说：“陕西实行这种方法很久了，百姓并不认为它是弊病。”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只看到它的弊病，没看到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允许，主管官员尚且能因此危害百姓，何况现在立法允许呢？”皇上说：“在仓库坐籴米，怎么样？”王珪等人都起身回答说：“坐仓籴米非常不便，朝廷最近已经废除了，这很好。”皇上说：“并没有废除。”司马光说：“现在京城有七年的储备，但钱财常常缺乏，如果实行坐仓籴米，钱财会更加缺乏，粮食会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籴米得到一百万石粮食，那么每年就可以减少东南地区一百万石的漕运，用那些钱供给京城，还担心没有钱吗？”司马光说：“东南地区缺钱而粮食多，现在不籴米却漕运钱，舍弃多余的，索取没有的，农民都受害了。”吕惠卿说：“司马光所说的，都是因为官吏不得其人，所以成为百姓的祸害。”司马光说：“如果像吕惠卿所说，那就是臣前几天所说的‘有治人而无治法’。”吴申说：“司马光的话可以说是极正确的言论。”司马光说：“这类小事，都是主管官员的职责应当讲求的，不值得烦劳圣虑。陛下只应当选拔人才并任用他们，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对，‘文王无所不兼听，对于各种言论、各种案件，都交由主管官员处理。’就是这个意思。”（按：《皇朝类苑》卷十五此处记载说：皇上又与众人讲论治国之道，直到傍晚以后，王珪等人请求退下，皇上命赐汤。）皇上又对司马光说：“你不要因为吕惠卿的话就心中不悦。”司马光说：“不敢。”于是退下。（《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见卷六十八。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吕惠卿进讲，趁机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情况，正月开始调和，颁布法令于象魏就是如此；有五年一变的情况，巡狩考察制度就是如此；有三十年一变的情况，刑罚根据世道轻或重就是如此；有百年不变的情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如此。前几天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意图是讽谏朝廷，并且讥讽臣是条例司的官员。”皇上问司马光：“吕惠卿的话怎么样？”司马光说：“颁布法令于象魏，是颁布旧法，怎么叫变？如果每季首月的初一召集百姓读法，这是按时变、按月变吗！诸侯有改变礼乐的情况，君王巡狩就诛杀他，君王自己不改变。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太平的国家用中典，动乱的国家用重典，这叫世轻世重，不是变。治理天下好比居住的房屋，破旧了就修理，不是大坏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政，没有才能就罢免也可以，不可以让两府侵夺他们的职权。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还哪里用得着用例？如果用例，那么胥吏就够了。现在设置看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诋毁他说：“司马光做侍从为什么不说，说了不被采纳为什么不离开。”司马光说：“臣上疏指陈得失，像制置条例司这类事，都在其中，不知道是否曾传到圣听？”皇上说：“看到了。”司马光说：“那么臣不是不说，至于说了不被采纳而不离开，那是臣的罪过。”皇上说：“一起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此。”讲论完毕，赐坐在门外，将要出去，皇上命移到门内，左右侍从都避开。皇上说：“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满朝士大夫都闹哄哄的，都认为不可，又不能指名指出它的不便之处。”司马光说：“朝廷散发青苗钱，这件事就不便。”吕惠卿说：“您不知道这件事，富人做这件事，就危害百姓；现在官府做这件事，正是为了便利百姓。”司马光说：“青苗钱取利息，富人做这件事，尚且能蚕食下等户，导致他们饥寒流离，何况官府法令的威力呢？”吕惠卿说：“青苗钱愿意借的就给，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只是官府不强迫，富人也并不强迫。臣听说立法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立法贪婪，弊端将会怎样？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来供给戍卒，当时人少物贱，米每斗十几钱，草每束八钱，百姓都乐于与官府交易。后来人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贵，而转运使常坚守原来的价格，不增加，年成饥荒赋税都免除而和籴不免除，于是成为河东的祸患。臣担心以后的青苗法，就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皇上又对司马光说：“你不要因为吕惠卿的话而心中不悦。”司马光说：“不敢。”于是退下。）
８、是月，以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四：熙宁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纲要》：贵妃宋氏熙宁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进婕妤。元丰二年进充媛，八年进婉仪。政和三年进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责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县张峋二年十一月差两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两浙，据以辑入。案：张峋两浙提举，王醇两浙勾管，皆见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后果有卖金陵者，虽悔之，何及也。
又：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三上疏指陈致灭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谕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元发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劳之者甚厚。元发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元发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茇舍，元发独即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身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案：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元发传》云：滕元发初名甫，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文及甫为文及，邓润甫为邓温伯，皆以避讳改。
１、闰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议者请於武城县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监刘彝同程昉相视，而通判冀州王庠谓开葫卢河为便。彝等以其地浅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开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绝大河，入五股河，以复故道。乃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再视，而议与彝、昉合，於是发邢、洺、磁、相、赵、镇六州兵夫凡六万浚之。（《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闰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载议者请於武城县云云。辑入。案：《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於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出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於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於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功尤多，不若开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案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濬之，以寒食入役。毕沅、徐乾学《通鉴》并云：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御河，以寒食入役，从刘彝、程昉请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乃诏辍三万云云，可参考。《宋史·程昉传》云：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彊，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行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
译8、这个月，任命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记载：熙宁六年四月庚子日，任命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说：宋氏在熙宁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才人，熙宁六年四月生下了皇子。按：《十朝纲要》记载：贵妃宋氏在熙宁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才人，六年四月晋升为婕妤。元丰二年晋升为充媛，八年晋升为婉仪。政和三年晋升为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下了成王赵佾，六年四月生下了唐王赵俊。）
璧州知州林英被差遣担任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兼鄞县知县张峋被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法参军王醇被任命为两浙常平仓事的主管官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记载：熙宁四年四月癸酉日，这三个人因不推行新法而被问责的事。原注说：璧州知州林英在二年十一月被差遣到府界，鄞县知县张峋在二年十一月被差遣到两浙，前宣州司法参军王醇在二年十一月被差遣到两浙，据此辑入。按：张峋担任两浙提举，王醇担任两浙主管，都见于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程颢对王安石说：“介甫推行新法，人们正怀疑它不方便，现在却任用一些副职小人，有的担任险要职位，有的担任监司，为什么呢？”介甫说：“在新法推行之初，旧时的人不肯向前，于是任用一切有才力的人等待新法施行已成定局，就驱逐他们，却任用老成持重的人来守护它，这就是所说的‘智者推行，仁者守护’。”程颢说：“用这些人来推行新法，介甫错了。君子难以进取容易退让，小人则相反，如果小人得势，怎么能够赶走他们呢？如果想要赶走他们，必定会结成仇敌，将来会后悔的。”王安石沉默不语。后来果然有出卖金陵的人，虽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又记载：京城和各地发生地震，滕元发三次上疏指出导致灾祸的原因，大臣们不高兴，外放滕元发担任秦州知州。皇上对他说：“任命你到秦州，不是我的本意。”不久又留任没有派遣。有一天，滕元发在殿中奏事，皇上说：“我想提拔你担任执政官，你过了一个月都不回答，而大臣们极力推荐任用唐介了。”滕元发说：“臣遗憾没有死的地方来报答陛下知遇之恩，哪里是爱惜官职的人呢？”唐淑问、孙觉说滕元发的短处，皇上不相信，把他们的言论全部展示给滕元发看，用来慰劳他的非常丰厚。滕元发叩头说：“陛下没有疑虑，臣没有愧疚，这就足够了。”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涌出沙水，毁坏城池房屋，任命滕元发为安抚使。官吏们都住在帐篷里睡觉，居民恐惧，抛弃家室住在草棚里，滕元发独自住在屋檐下，说：“百姓依靠我生存，房屋倒塌身亡，我应当与他们同生死。”百姓才开始安心回到家中。于是命令埋葬死者，赈济饥民，免除田税，考察懒惰的官吏，修筑堤防，修缮兵器，督捕盗贼，河朔地区于是安定。使者返回，大臣打算任命滕元发为并州知州，皇上再次留任。按：滕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甫传》说：滕甫最初名叫甫，因为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的文中提到文及甫改为文及，邓润甫改为邓温伯，都是因为避讳而改。
1、闰十一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甲午日初一。）庚子日，开始修缮御河。在此之前，议论的人请求在武城县进入黄河故道，向下流入五股河。都水监刘彝会同程昉视察，而冀州通判王庠认为开凿葫卢河更为便利。刘彝等人认为那里地势浅洼泥泞，用工太多，不如开凿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跨黄河，进入五股河，以恢复故道。于是命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仓王广廉再次视察，他们的意见与刘彝、程昉一致，于是征发邢、洺、磁、相、赵、镇六个州的士兵和民夫共六万人疏浚。（《长编》卷二百十二记载：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日，新修御河完工。原注说：去年闰十一月庚子日开始修缮，又记载议论的人请求在武城县云云。辑入。按：《宋史·河渠志》五记载：御河源头出自卫州共城县百门泉，从通利、乾宁进入界河，直达大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说：“二股河北流现在已经闭塞，然而御河水流出冀州下游，还应当疏导，以杜绝河患。”在此之前，议论的人想在恩州武城县开凿御河约二十里，进入黄河北流故道，向下流入五股河，所以命令刘彝、程昉勘察。而冀州通判王庠认为，只开凿现在流动的地方，向下连接胡卢河，尤其便利近便。刘彝等人又上奏说：“如王庠所说，虽然对河流顺畅有利，但其中漫浅泥泞，耗费工力更多，不如开凿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跨黄河，进入五股，恢复故道，尤其便利。”于是命令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常平仓提举王广廉勘察，两人意见一致，诏令调集镇、赵、邢、洺、磁、相州的士兵和民夫六万人疏浚，在寒食节开始服役。毕沅、徐乾学《通鉴》都记载：闰月庚子日，诏令调集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士兵和民夫疏浚御河，在寒食节开始服役，是听从刘彝、程昉的请求。又按：次年正月丙辰日，韩琦上奏议论，于是诏令停止三万人云云，可以参考。《宋史·程昉传》记载：熙宁初年，担任河北屯田都监。黄河在枣彊决口，分流二股河引导向东，设置锯牙，下面用竹排堵塞决口。加带御器
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译器械。黄河在商胡决口，向北流淌，与御河合而为一。等到两股水流向东流去，御河变得浅而淤积。昉因开浚的功劳，升任宫苑副使。）
２、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子务壬子日，毕氏《通鉴》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张景宪传》云：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於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３、戊申。（《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闰十一月戊申可参照。案：《编年备》要：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引水於畿县、澶州间，岁坏民田庐，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赐二人田各十亩。九年冬，罢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馀顷，多用牧马。而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馀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於行水。欲於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馀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为非。沈存中《笔谈》云：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田，於下泽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久矣。又案：《宋史·杨汲传》云：权都水丞，与叔献行淤田法，瘠土皆为良田。而《河渠志》则云：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载美恶两异其说，而《志》以为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以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言云云，又载戊申以提举府界常平使行之。《长编原注为不误。）
４、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详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前条例。”据以辑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讬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月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王安石传》：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讬，得曾布信任之亚於惠卿。又《曾布传》：以韩维、王安石荐，上书言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议，和之於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詀诋，以譁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神宗颇悟，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５、壬子，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
译2、壬寅日，条例司上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人十一人各自请求设置交子务。本司详细考察交子的制度，认为它在成都府路使用，人们觉得便利。如今河东地区公私方面苦于运输铁钱的劳顿耗费，应当尝试按照高遵裕等人的建议实行交子法，并命令转运司推举官员设置交子务。”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见卷六十六。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河东实行交子法，在潞州设置交子务。考据《宋史》，设置交子务是在壬子日，毕仲游的《通鉴》相同。或许请求设置是在初九日壬寅，诏令设置是在十九日壬子。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日废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按：《宋史·张景宪传》说：陕西转运司商议，想要限定半年让百姓全部向官府缴纳钱币，并换取交子。张景宪说：“这种方法只可以在蜀地实行，如果施行于陕西，百姓将没有活路。”后来终究没有实行。）
3、戊申日。（《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八月己未日，杨汲在淤田方面尽力，任命他兼任都水使者。原注：熙宁二年闰十一月戊申日可以参照。按：《编年备要》记载：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事务，在京城周边县份和澶州之间引水，每年毁坏百姓的田地和房屋，而朝廷不知道。熙宁六年秋天，赐给两人各十亩田地。九年冬天，罢免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记载：秘书丞侯叔献说：“汴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千里，而沿河公私废弃的田地，粗略计算有两万多顷，大多用来放牧马匹。而计算马匹来放牧，不过使用一半的土地，那么有一万多顷常常成为不耕种的土地。观察那里的地势，利于行水。想要在汴河两岸设置斗门，排泄多余的水，分为支流渠道，以及引京、索河三十六个池塘的水，来灌溉百姓的田地。”诏令侯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让他执行，并让著作佐郎杨汲一同提举。侯叔献又引汴水淤田，祥符、中牟的百姓遭受严重的水灾，有人认为是错误的。沈括《笔谈》说：熙宁年间，刚开始实行淤田法，议论的人认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沙有几斗，既作肥料又灌溉，使我的禾黍生长”，所说的粪就是淤土。我出使到宿州，得到一块石碑，是唐人开凿六个陡门，引汴水淤田，在下泽获得利益。刻石颂扬刺史的功劳，那么淤田的方法由来已久了。又按：《宋史·杨汲传》说：代理都水丞，与侯叔献实行淤田法，贫瘠的土地都变成了良田。而《河渠志》却说：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工程，引汴水淤田，祥符、中牟的遭受严重的水灾。这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记载的美丑说法截然不同，而《志》认为是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认为是二年。现在考据《玉海》卷二十二，记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说等等，又记载戊申日任命提举府界常平使执行。《长编》原注没有错误。）
4、己酉日，著作佐郎曾布被差遣审阅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记载：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制奏疏说：“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遣审阅衙前条例。”据此辑入。按：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职。王安石不知道心腹可以托付、可以商量事情的人是谁，曾布当时以著作佐郎的身份编修敕令，巧黠善于迎合王安石的心意，王安石很高兴。几个月间，相继被任命为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记载：吕惠卿遭遇丧事离职，王安石不知道可以托付的人，得到曾布，信任程度仅次于吕惠卿。又《曾布传》记载：因为韩维、王安石的推荐，上书说为政的根本有两点，即：厉行风俗，选择人才。其要点有八项，即：劝课农桑，管理财赋，兴办学校，审慎选举，考核官吏，叙录宗室，修习武备，控制远方之人。大体都是王安石的旨意。神宗召见，谈论建议符合心意，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授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省五房。总共三天，五次接受任命文书。与吕惠卿共同创立青苗、助役、保甲、农田等法，当时的大臣及朝中士人多争辩反对。曾布上疏说：“陛下凭借不世出的资质，延请学识渊博、见识深远的臣子，想着在天下大有作为，而大臣玩弄法令，在上面倡导，小臣横加议论，在下面附和。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诋毁，以喧哗众人蒙蔽皇上。这是劝勉和阻止的方法没有明确，而威福的运用没有结果。陛下如果真诚推赤心以对待君子并激励他们的气节，奋起威严以屏除小人并消除他们的萌芽，使四方明白都知道君主不可抗拒，法令不可轻侮，那么做什么不可以，想要什么不能成功呢？”曾布想要坚定神宗的心意，专任王安石以威胁众人，使他们不敢说话。所以突然被提拔任用，于是修撰起居注、知制诰，担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神宗颇有醒悟，曾布于是为王安石条分缕析地驳斥，坚持更加牢固。）
5、壬子日，条例司上奏：“差遣官员提举各路常平仓、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路各两员，江西、湖北、成都府路、广东、广西、
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邠门引上殿。”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除诸路提举常平官。上脱“闰”字。《宋史於闰月下》云：是月，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亦俱不系日。王偁《东都事略》云：闰月壬子，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苗法。应郡县每岁春秋未熟，据民等第，以常平、广惠仓钱敛散取息。今依《东都事略补“壬子”二字。） 时天下常平钱穀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除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审官东院，以亲老愿从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广东常平乃二年闰十一月壬子，逾岁未赴。据《长编》本文云云及原注辑人。）
译福建各派一员；又派遣官员会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州、福建各一员，并命令邠门引导他们上殿。”皇帝听从了。（《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任命各路提举常平官。此处漏掉了“闰”字。《宋史》在闰月下记载说：这个月，派遣官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任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本末》也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王偁《东都事略》记载：闰月壬子日，设置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推行青苗法。应当是郡县每年春秋两季庄稼未熟时，根据百姓的等级，用常平、广惠仓的钱粮借贷收取利息。现在依据《东都事略》补上“壬子”二字。）当时天下常平钱粮现存一千四百万贯、石，各路分别设置提举二员，由朝官担任，管勾一员，由京官担任，或者共同设置二员，开封府界设置一员，总共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任命为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日，游烈被送往审官东院，因为父母年老，希望去便利的地方。原注说：游烈被任命为广东常平官是在二年闰十一月壬子日，过了一年还没有赴任。根据《长编》正文及原注辑入。）
６、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当刺手背，刺何补於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云：“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将此等军。今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稷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 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无此二十五字。） 上极以为然。（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极以为然，”亦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馀并两存之。《纪事本末》文略有删节，据彼文增辑。） 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体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於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戎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７、是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林英改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举未尝出巡，诏訩替。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闰月改两浙。此据本文及原注辑入。）
１、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緦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緦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馀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及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姓准此。郎中以下，该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緦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权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资序人例奏荐恩泽。”（《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２、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定权监察御史悰行。原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见《纪
译6、皇上问起府兵制度，说：“府兵制与租庸调法是相辅相成的。”王安石说：“现在轮值戍守的士兵，既然已经供给他们衣粮，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可以实行。只是义勇军不应当在手背上刺字，刺字对于实际的控制有什么补益呢？现在既然让良民充当，应当用义礼来奖赏和抚育，在手背刺字只会使他们不乐意，实际上并无补益。”又说：“臣希望挑选乡里的豪杰作为将校，酌情加以奖赏提拔，那么人们自然会心悦诚服。现在招募的士兵担任宿卫，竟然有累积官职达到刺史、防御使、团练使的，把这些职位移交给那些将校，本来也没有不可。陛下仔细挑选近臣，使他们都具有处理政事的才能，那么将来就可以让他们统领这类军队。现在招募的士兵出自无赖之徒，尚且可以担任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的人，难道还缺少这类人才吗？这是先王的成法，是国家长远的计策。（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稧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的原注增入。）况且祖宗朝代的北方边境没有警报，就立即罢兵，现在既然讲和，却屯驻的士兵太多，白白耗费钱财。”（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没有这二十五字。）皇上非常认为正确。（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按：《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说：“皇上说府兵与租庸调法”等等至“应当用礼义奖赏”，已附在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希望挑选乡里”等等至“皇上非常认为正确”，也已附在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只有“皇上曾经议论租庸调法”至“从哪里建立呢”，附在四年五月九日，其余都两存之。《纪事本末》文字略有删节，根据那篇文章增辑。）文彦博说：“自古以来都是招募营兵，遇到战事就征发，战事平息就解散。汉文帝因为恭敬节俭，所以到汉武帝时府库充实，然而因为用兵，最终导致公私匮乏。”皇上说：“文景之治恭敬节俭，难道是万事都不做！以致富庶强盛，是因为能够建立制度，所以有成效。比如仁宗朝，何尝有额外的费用，只是因为众人胡乱耗费物力，府库于是空虚。”韩绛说：“朝廷必须修立法度，爱惜财帛，才能休养生息，一个人独自节俭，不足以成就教化。”陈升之说：“已经商议在京东暗中消减本路的特兵，招补也将有序进行，不出几年，就可以见到成效了。”吕公弼说：“边境的军队不可过多削减，如果遇到大阅兵，人数完全太少，北方戎狄观看，不是便利。”文彦博说：“自从有派遣戍守的日子，不至于缺乏人手。”皇上说：“你们可以详细商议后上报。”（《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按：《长编》卷二百四十三：熙宁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7、这个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的林英改任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林英自从设置提举以来未曾出巡，下诏让訩替代。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被差遣到府界，闰月改任两浙。这里根据本文及原注辑入。）
1、十二月癸亥初一，下诏：“最近颁布的宗室授官条例制之外，其后妃、公主以及臣僚荫补亲属的条例有应当裁定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从今以后，本服大功以上的亲属，都授予右侍禁、奉礼郎；小功亲属，授予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缌麻亲属，授予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亲属照此办理。有服女亲的丈夫，本服大功以上的女亲，授予右班殿直；小功女亲，授予三班奉职；缌麻女亲，授予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遇到南郊祭祀，允许奏请有服亲属两人，圣节不再允许奏请。使相：儿子，授予西头供奉官；亲孙子、弟弟侄子，授予右侍禁；大功以下亲属，授予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使、节度使：儿子，授予右侍禁；亲孙子、弟弟侄子，授予右班殿直；大功亲属，授予三班奉职；小功以下亲属，授予三班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使、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儿子，授予左班殿直；亲孙子、弟弟侄子，授予右班殿直；大关以下亲属，授予三班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蜜院诸房副承旨：儿子，奏请职事；亲孙子、弟弟侄子，授予三班借职；大关以下亲属，授予三班差使殿直；缌麻以下亲属，不再允许奏请。宰相使相：儿子，授予大理评事，其余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副使允许奏请有服外亲，其待制及观察使以上官员，三次南郊祭祀允许奏请？姓亲属照此办理。郎中以下官员，符合推荐条件的，四次南郊祭祀允许奏请大关以下亲属一人；少卿监以下官员，不再允许奏请。缌麻亲属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务差遣，各自随正资序奏荐亲属之外，那些权任及权发遣的官员，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等，都依照正权官的条例，即不得依照正入资序人的条例奏荐恩泽。”（《纪事本末》六十七。）
2、乙丑日，王安石上奏让李定编撰《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长編》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李定暂代监察御史里行。原注：说：编撰式样是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见《纪
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辑入。案：《宋史沈括传》：故事，三岁郊邱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
译《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说：“……”。辑入。按：《宋史·沈括传》记载：按照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天地的大典，有关官吏依据名册行事，并将副本藏起来，官吏们借此谋取私利。在祭坛下张挂帷幔，距离京城数里处开辟园囿，种植彩木，雕刻鸟兽，连绵交错其间。大典前夕，皇帝法驾亲临视察，在端门陈列仪仗侍卫以检阅警戒，游玩赏景，这大概都不符合斋戒祭祀应有的庄重。皇帝车驾上的一件器物，就需要六七十名工匠侍役伺候。沈括考察礼仪的沿革，写成《南郊式》一书。于是皇帝下诏让他点检事务，依照新制定的规范行事，节省的费用数以万计。
３、丙寅，王安石议建三馆祗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馆，令明其条贯。原注：付三馆，盖朱本缘安石意增入。安石议建三馆祗候，见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罢。）
４、丁卯，拨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充买盐钞本钱。（《长编》卷二百十九：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罢永兴盐钞。原注：云：二年十二月五日，拨钱十万充买钞本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万。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买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钱，继又增二十万。《纪事》不系日，今据原注辑此。）
５、庚午，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齐州王广渊为京东路转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广渊由京东转运使为河东转运使。原注：广渊为京东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东都事略·广渊传》：神宗即位，中丞司马光、御史刘述蒋之奇复言广渊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齐州，改京东路转运使。）
６、甲戌。（《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顾问京东等路禁军数，遂诏并军额。原注：熙宁二年十二月可参考。案：原文已佚。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百五十三云：熙宁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拼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为三百五十五人。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高下同领。）
７、乙亥，上论有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犹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废困无有已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陈升之欲令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也。”两府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彦博又以为难使远戍。） 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滑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卻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开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樊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僣伪之国，及所募以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成功於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係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功，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据《实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
译3、丙寅日，王安石提议设立三馆祗候一职。（《长编》卷二百十一记载：熙宁三年五月壬寅日，章奏交付三馆，命令明确其条规。原注：交付三馆，大概是朱本顺着王安石的意图增入的。王安石提议设立三馆祗候，见于熙宁二年十二月丙寅日，到熙宁四年六月罢免。）
4、丁卯日，拨出边防费用钱十万缗储存在永兴军，作为购买盐钞的本钱。（《长编》卷二百十九记载：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日，诏令陕西已实行交子，罢免永兴盐钞。原注：说：熙宁二年十二月五日，拨钱十万充作买钞本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加二十万。按：《纪事本末》卷七十六说：熙宁初年，薛向担任江、淮等路发运使，请求就在永兴军买卖盐场，又以边防费用钱十万缗储存在永兴军作为盐钞本钱，随后又增加二十万。《纪事》没有系日，现在根据原注辑录此条。）
5、庚午日，工部郎中、直龙图阁、齐州知州王广渊任京东路转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一记载：五月丁巳日，广渊由京东转运使改任河东转运使。原注：广渊任京东漕司在熙宁二年十二月八日。按：《东都事略·广渊传》记载：神宗即位，中丞司马光、御史刘述、蒋之奇又进言说广渊倾巧邪佞，不适宜留在皇帝身边侍奉。外放任齐州知州，改任京东路转运使。）
6、甲戌日。（《长编》卷二百十八记载：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日，文彦博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应对顾问，询问京东等路禁军数量，于是诏令合并军队名额。原注：熙宁二年十二月可供参考。按：原文已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说：熙宁二年，诏令合并废除各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营合并为二百七十营，马军定额为三百人，步军定额为四百人。其后，总兵中拨拼的，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人。京师的士兵，大多都进行了拨并，京畿诸路及厢军，都汇总零散兵力，各自确定常额。凡是合并营队，先修缮新的居室，给予迁徙费用；军校超出定员的，用来补充其他军队的空缺，或者随着所合并的士兵进入各指挥，依据高低同领。）
7、乙亥日，皇上论述说现有的边防兵力已不足以防守，虽然耗费衣粮，但终究不可削减。王安石说：“现在如果再削减，确实就没有办法应对紧急情况，不削减则军队废弛困顿没有尽头。如果不能治理军队，稍微恢复古代制度，那么中原决没有富强的道理。”皇上于是说义勇兵可以使用，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说：“必须先节省招募的士兵，才可以商议此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招募士兵死亡的人数，用义勇兵来补充就可以了。”（按：《宋史·兵志》五说：陈升之想要让义勇兵逐渐戍守近州，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要改变几百年来招募士兵的弊端，就应当果断，详细制定法律制度。不然，没有补益。”皇上认为是对的，说：“必须预先制定条法，不要宣布，逐渐推行。”两府商议上番，有的认为一个月，有的认为一季，并且让在近处戍守，文彦博又认为难以让他们远戍。）皇上问：“唐代都城在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就是强固根本。现在都城在关东而府兵兴盛，那么京师更不足以对待外方。”王安石说：“府兵处处都可以设置，又可以让他们入卫京师。”吕公弼与韩绛都认为入卫很难。文彦博说：“曹、濮人专门做盗贼，怎么适宜让他们入卫！”王安石说：“曹、濮人难道可以应募诸班诸军吗！应募的都是暴戾狡猾无赖之人尚且还认为有虞，义勇都是良民，又用有物力的人户作为将校，怎么反而认为有虞？”陈升之想要让义勇兵逐渐戍守近州。王安石说：“药不让人头晕目眩病就不能痊愈，陛下如果想要改变几百年来招募士兵的弊端，就应当果断详细制定法律制度，让本末都完备，不然没有补益。”皇上认为必须预先制定条法，不要宣布，逐渐推行是可以的。枢密院退下后，王安石禀告皇上说：“陛下认为柴世宗能够开拓疆土、使天下臣服，是因为什么呢？”皇上说：“莫非是因为能够果断吗？”王安石说：“柴世宗能够使兵威振奋，不只是高平之战能斩杀樊爱能，而且天下的盗贼、杀人犯、亡命之徒每天招募作为禁军。史臣认为当时孤子寡妇，见到仇敌而不敢报复，后悔没有宽贷的人。臣认为史官不足以了解世宗，世宗并不是后悔。当时中原兵力弱小，认为不招募这些人不足以战胜各僭伪的国家，等到所招募的士兵充足，那么法律不可长久松弛，所以不再宽贷他们的死罪，这是在事前定下计策，必定在事后取得成功，哪里是因为失策而更加后悔呢？世宗招募盗贼、杀人犯、亡命之徒作为禁卫，不认为有虞，确实是依靠帝王的威略的缘故。现在处于太平盛世，征发义勇兵入卫，有爵赏的功劳，禄赐的利益，却反而担忧他们作乱，恐怕不是确切的议论。大概现在的人习惯看到招募士兵而很久不见民兵的事情，所以一听到这个议论，就不能不感到惊骇。然而招募士兵的制度不改变，才是确实有可担忧的。”（《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
本系三年十二月。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朱本之误由此。）
译这原本属于熙宁三年十二月。按：《长编》卷二百十八记载：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日，中书省上奏司农寺制定的保甲条例。原注说：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指这一条，彼处的文字也可参考。朱本之误由此产生。）
８、太常侍丞鞠真卿责知寿州。（《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寿州、太常丞鞠真卿为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转运使，抑勒百姓，以苗米折纳钱劾去官勿论，特责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责寿州，今又责。）
赐宗谕手札。（《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赐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赐宗谕手札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９、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韩维”。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於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１０、乙酉，（《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以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参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夹河引汴水溉田。是月癸亥朔乙酉为二十三日。）
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大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１、丁亥，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馀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１２、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
译8、太常寺丞鞠真卿被责授为寿州知州。（《长编》卷二百十八记载：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日，将知寿州、太常丞鞠真卿降职为太子中允，因他在担任江南转运使期间，强迫百姓将苗米折算成钱缴纳，被弹劾罢官不予追究，特此责罚。原注称：去年十二月乙亥日已责授寿州，如今再次责罚。）
赐予宗谕手札。（《长编》卷二百二十记载：熙宁四年二月戊辰日，赐予宗晟宅邸。原注称：二年十二月赐予宗谕手札可供参考。按：原文已佚失。）
9、癸未日，皇上对王安石、韩绛（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为“韩维”）说：“吕公著说：‘条例司近来疏漏脱节，所举荐的官员都是巴结吕惠卿才得到的，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认识的人。’”王安石说：“从外部举荐的人，确实可能不是臣等所认识的，但这是采纳众人的议论，如果说他们巴结吕惠卿，那么吕惠卿在条例司掌权以来，有几天是在外任职的，人们怎么能巴结得到他呢？”（《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10、乙酉日，（《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八月己未日，杨汲因在淤田事务上尽力，任命他兼任都水使者。原注称：二年十二月乙酉日可供参照。按：原文已佚失。《玉海》卷二十二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命令在夹河引汴水灌溉农田。本月癸亥日初一，乙酉日即为二十三日。）
下诏说：“近来的制度规定，皇族中非袒免亲以下的亲属，不再赐予名字和授予官职，只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从今以后，如果有生子或死亡的，立即上报。凡是袒免亲以下袭封公爵的，命令各自建立名册，年终上报玉牒所；那些尚未出仕授官的，依旧进入太学或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11、丁亥日，兵部上报陕西、河北、河东三路义勇的人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登记十五万三千四百人，加上环、庆、延州的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人，总计十五万六千八百人，编为三百二十一个指挥；河北三十三郡旧籍登记十八万九千二百人，现籍登记十八万六千四百人，编为四百三十个指挥；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年间以来总计七万七千人，编为一百五十九个指挥。三路义勇士兵总共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人。河东、陕西弓箭手人数：河东七郡旧籍登记七千五百人，现籍登记七千人；陕西十郡及寨户旧籍登记四万六千三百人，只有秦凤路有寨户，陕西路没有户籍统计。后来义勇逐渐消减，全部联合编为保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称：联合编为保甲是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处均依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的事迹增补录入。）
12、本月，有内旨下达开封府减价购买浙灯四千多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舍人院苏轼进言：（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通鉴》均与此相同，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者相互矛盾，必有一误。详细辨析见五月末《议贡举》条下。《东坡集》所载《奏状》云：右臣承蒙召对便殿，亲奉圣旨，‘认为凡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自那以来，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不传达陛下这句话的，不仅是为了称颂盛德，也是想让朝廷之中，像臣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因疏远卑贱而废弃他们的言论，共同贡献所闻，以辅佐成就太平功业。然而私下认为，空言引导别人，不如用实际效果让人自我勉励，想知道陛下能接受言论的实际表现，不如用臣来试验。所以臣愿意以身作则，先试验小事，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让贤者推测是否可行，即使因此获罪，万死无悔。臣听说中使传宣下府市司，购买浙灯四千多盏，有关部门据实禀报。陛下又命令减价收买，现在已经全部拘收，禁止私下购买，以等待上令。臣刚听到时，惊愕不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私下为陛下爱惜此举。臣虽然极其愚笨，也知道）“陛下潜心经术，行动效法尧、舜。穷尽天下的嗜欲，不足以交换您的快乐；穷尽天下的玩好，不足以解除您的忧愁，难道会因为灯而感到喜悦吗？这不过是为了满足两宫（太后与皇后）的欢乐而极尽天下的供养罢了！（按：《东坡集》此处下有云：然而大孝在于顺从意志，百姓无法户户知晓，都会认为陛下因为耳目不急之需的玩物，而夺走他们口体必需的资金。）况且卖灯的都是平民百姓，（按：《东坡集》作“卖灯的人，都不是豪强户”下又有云：“借债取息，积蓄多年，衣食之计，指望这十天。陛下为民父母，只可以加价贵买，”）怎么能贱价收购他们的价值？（按：《东坡集》此处下有云：这件事虽小，体例却很大。凡是陛下之所以减价的原因，不是想与这些小民争夺这些毫末之利，难道是因为它无用而耗费太多吗。如果知道它无用，何必再索取，厌恶它耗费太多，那么就不买。况且内庭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
，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
译由于灯的数量既少，又没有严厉的拘捕和督促，花费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所以我希望立即停止这件事。”（按：《东坡集》作“希望追回之前的命令”，下面又说：“一切都恢复原状。京城百姓，不习惯被侵扰，恩德已经深厚，怨恨容易滋生，能不谨慎吗？能不畏惧吗？近日小人胡乱制造谣言，士人有延长科举年限的说法，商贾有京城专卖酒的议论，官吏担心减少俸禄，士兵担心减少粮饷。虽然这几件事，朝廷决不会做，但这样纷纷扰扰，也足以看出陛下勤政体恤的德行，尚未被下面的人信任，而有司聚敛财物的意图，或许已经显露在百姓面前。正当应当责备自己、自我反省，以消除谗言邪念之口，而台谏官员又劝陛下用严刑峻法、悍吏去抓捕并杀戮他们，损害圣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加上买灯这件事，让他们借此作为借口，我实在惋惜。当今百事未除，物资多已破败，陛下即使拿出内库财物，不使用大司农的钱，但内库所储存的，哪一样不是民力。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用的地方，何不留下储备以应对匮乏时的供给，所以我希望陛下将来放灯，以及凡是游览观赏苑囿、宴饮喜好赐予之类的事，都命令有司务必崇尚节俭。近来诏旨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谋远虑，割舍私爱为了百姓。然而私下揣测其中，不能没有少许对陛下的期望，只应当痛切地自我克制减损，以身作则，让众人知道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会张扬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去凉州，暗示李大亮献出他的名鹰。李大亮不答应。太宗深深嘉奖他。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唐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办〇〇，江州刺史倪若水议论这件事，使使者返回。又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路，诏令制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织绫二千匹，李德裕上奏极力议论，也为此被罢免。如果陛下在内有台谏官员像这几个人，那么买灯这件事，必定会极力进言；在外有司官员像这几个人，那么买灯这件事，必定不会奉诏。陛下聪明睿智圣明，追迹尧、舜，却把我和臣子当作唐太宗、唐明皇来对待，我私下曾经责怪这一点。我忝列府僚，亲眼见到这件事，如果又不说，我的罪过就大了。陛下如果赦免我不杀我，那么我又有超越职分的话比这更大，忍心不为陛下尽言吗；如果不赦免，也是我的本分。恭敬地记录奏闻，伏候敕令下达。）皇上采纳了他的话。苏轼于是奏书献给皇上说：（按：《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也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年份不同，必定有一个错误。《集》中《书》说：恭敬地冒着万死之罪再次拜上书给皇帝陛下，臣近来不度量自己的愚贱，擅自上封章谈论买灯的事，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赦，在私室铺着草席，等待斧钺的诛杀。而侧耳倾听超过十天，威严的命令没有到来，询问府司，那么买灯这件事不久已经停止。才知道陛下不仅赦免我，而且能听取我的意见，惊喜超过期望，以至于感动哭泣。为什么呢？改过不吝惜，听从善言像流水一样，这是尧、舜、禹、汤所勉强而力行的，秦、汉以来所绝无而仅有的。况且这买灯毫末的过失，岂能上累日月的光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动片刻，那么所谓智慧超出天下而听从至愚，威严加于四海而屈服于匹夫。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与他成为尧、舜，可以与他成为汤、武，可以与他富民而废除刑罚，可以与他强兵而伏戎虏。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道其他。近来臣知道天下有事大于买灯的，而独自区区以此为先的，大概是因为未信任而进谏，圣人不赞同，交情浅薄而言语深刻，君子所警戒，所以试着议论小的，而大的本来将等待而后言。现在陛下果然赦免而不杀我，这是已经允许我了。允许而不说，臣就有罪，所以希望最终说完。臣想要说的有三。）“希望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罢了。”（按：《东坡集》此下有云：人没有不有所依赖的。人臣依赖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役使小民；依赖陛下的法律，所以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依赖的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民众，战战兢兢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说天下没有比人主更危险的。聚集则为君民，离散则为仇敌，聚散之间，不容毫末。所以天下归往称为王，人各有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人主所依赖的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人主，如同树木有根，如同灯有膏，如同鱼有水，如同农夫有田，如同商贾有财。树木无根则枯槁，灯无膏则熄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饿，商贾无财则贫穷，人主失人心则灭亡，这是理之必然，不可逃避的灭亡，其可畏，从古已然。如果不是乐祸好亡，狂易丧志，那么谁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从前子产焚烧载书以平息众言，贿赂伯石以安定巨室，认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也说：“信任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然
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
译能够迅速达到富强，也会招致天下的怨恨，使得百姓只知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恩德。即使得到了天下，也会很快失去。至于他们自身，最终也不免背负罪责出逃，而诸侯不予接纳，被车裂示众而秦国人没有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施行仁义，却失去民心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得到民心而强大。因此君子不先论断行事的是非，先观察民心的向背。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正确，但众人所乐意接受的，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未必错误，但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辱。自古至今，没有温和平易、与众人同心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现在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与不贤，都说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三司使、副使、判官，如今经过百年，不曾出现缺漏。现在无故又设立一个机构，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位年轻人，日夜在宫内讲求，使者四十多辈，分别在外经营办理。开端宏大，百姓确实惊疑，创设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惑。贤者寻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可得，难免忧虑；小人则凭自己的意思揣度朝廷，于是认为是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利益，说执政者以天子宰相的身份治理财政。商贾不流通，物价飞涨。近从淮甸，远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城正店，打算设置监官，夔州路深山，应当实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财产，削减兵吏俸禄，如此之类，不可胜数。而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要恢复肉刑，这话一出，百姓且惊恐观望。陛下与几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没有人顾及的，只是说：“我没有这件事，也没有这个意思。”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呢！别人的议论虽然不一定都对，但疑似之处足以导致诽谤。人必定贪财，然后别人怀疑他盗窃；人必定好色，然后别人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没有设立这个机构，就没有这种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是忠厚，今年的人都是虚浮吗？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磨利他的工具。”又说：“一定要端正名分！”现在陛下拿着工具而忌讳这件事，有名分而推辞这个意思，即使每家放一个嘴巴来为自己辩解，在市场上拿出千金来收买人，别人必定不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号。六七位年轻人与使者四十多辈，是求利的工具。驱赶鹰犬进入山林，告诉别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告诉别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扔掉网罟而别人自然相信。所以我认为消除谗言以招致和气，恢复人心以安定国本，没有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了。陛下之所以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如果罢免它而利益不兴、害处不除，那就不要罢免；罢免它而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无所不可，那么何必苦苦不罢免呢？陛下想要去除积弊而立法，必定让宰相熟议而后实行，事情如果不通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之法，贤明的君主、圣明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立法不免通过中书省，熟议不免让宰相，这个机构的设立，岂不是徒有其长而没有名分。智者所谋划的，贵在没有痕迹。汉代的文帝、景帝，《本纪》中没有可记载的事；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列传》中没有可记载的功绩，而天下谈论治世的人提到文帝、景帝，谈论贤臣的人提到房玄龄、杜如晦，大概是事情已经建立而痕迹不见，功业已经完成而人们不知。所以说善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难道只是用兵，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现在所谋划的，万分中还没有获得其一，而痕迹遍布天下，已经像泥中斗兽一样，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的想要富国，选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陛下与几位大臣，孜孜不倦地讲求，经过岁月磨砺，那么积弊自然去除而人们不知。只怕立志不坚，半途而废。孟子有言：“前进迅猛的人后退也迅速。”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徐徐图之，十年之后，什么事不能建立！孔子说：“想要快速就不能达到，见到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如果孔子不是圣人，那么这些话也不可用。《尚书》说：“谋划咨询卿士，直到庶人，大家一致同意，才得到大吉。如果违背多数而听从少数，那么静止吉祥而行动凶险。”现在上自宰相大臣，已经推辞不做，那么外面的议论，断然也可以知道。宰相，是人臣，尚且不想以此自污，而陛下独自安受这个名号而不推辞，这不是我愚笨所能理解的。君臣早晚辛劳，将近一年了，而富国的效果，模糊得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祠部度牒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方法，谁不能做到！况且派遣使者纵横交错，本来就不是好的典章。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桓帝派遣八使，都是因为守宰狼藉，盗贼公然横行，出于无术，实行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堪比文帝、景帝，当时责成郡县，不曾派遣使者。到孝武帝，认为郡县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直到萧齐，这个弊端没有革除。所以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述这件事，认为这些人早晨辞别宫门，情态就变了，晚上宿在村县，威福就施行了，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累骚扰，百姓无法生活。唐开元中，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
，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
译派遣裴宽等二十九人代理御史，分赴各地，招抚流民户口，核查隐匿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都认为此举不便，因而相继被罢免。虽然增加了八十多万户，但都是州县迎合旨意，把主户算作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等到让百官在尚书省集议时，公卿以下官员畏惧李融的威势，不敢有不同意见。陛下阅读这些奏章，观察他们的行为，认为是对是错？近来推行均税宽恤政策，使者往来不绝，朝廷很快也觉察到其中的弊端，而天下至今仍以此为诽谤，不过几年，是非已经非常明显。臣担心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员尤其不适宜，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则众人多不服从，或许导致轻慢而引发争执；事情少而人员多，则无法建立功绩，必须制造事端来敷衍塞责。陛下虽然严厉约束，不许邀功，但臣子侍奉君主的常情，往往不听从命令而迎合心意。如今朝廷的心意，喜好变动而厌恶安定，喜好一致而厌恶异议，意向所在，谁敢不遵从？臣担心陛下的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至于所推行的事情，路人皆知其困难。为什么呢？汴水水流浑浊，自有人类以来，就不用来种稻。秦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泥沙数斗；既灌溉又施肥，长我的禾黍。”何曾说长我的粳稻呢！现在想要筑堤坝来澄清它，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堤坝；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填满了。陛下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派人勘察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的认为陛下有意兴修工程，对上耗费国库，对下耽误农时，堤防一旦打开，水流失去故道。即使吃掉提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什么补益！天下长久太平，人口物资繁衍滋长，四方的剩余利益，大概已经穷尽了。现在想要凭空寻找，访求水利，所谓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岂止是徒劳，必定大大烦扰百姓！凡是有筹划的人，不问是谁，小事就随事酬劳，大事就量才录用。如果因官阶限制而受阻，一并罢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原谅；如果才能力量不足以兴修，便允许上奏替换，赏赐可谓厚重，惩罚可谓轻微，然而始终不说明各类人妄自陈述。或者官私误兴工程，应当得到什么罪责？这样则轻浮庸俗、轻佻浮躁、游手好闲的奸人，从此争相谈论水利了！成功则有赏，失败则无罚，官府虽然知道他们疏漏，岂能立即压制退却！所在地方召集老少，共同勘察是否可行。吏卒经过之处，鸡犬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施行，必须暂且兴修劳役。为什么呢？因官阶限制而受阻的罪责重，而误兴工程的罪责轻，人多爱惜自身，势必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堤坝堰塘，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岁月久远，已如同永久产业；如果要想恢复，必定全部追收，人心或许动摇，绝非善政。又有好诉讼的党羽，多怨恨的人，妄言某处可以修筑堤渠，图谋毁坏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着别人的旧业，作为官家堤坝，冒占田地的诉讼，必定加倍于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此事，何苦要这样做呢！自古以来役使百姓必定使用乡户，就像吃饭必定用五谷，穿衣必定用丝麻，渡河必定用舟船，行路必定用牛马。虽然其间或许有用其他物品替代的，但最终不是天下可以常行的。现在只听说江浙之间，几个郡县雇佣劳役，而想要推行于天下，这就像看到燕、晋的枣栗，岷山的蹲鸱，而想要废弃五谷，岂不难吗！又想要官府售卖各地的酒坊茶场，以充作衙前雇役的费用。虽然有长役，却再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薄，从此必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体面，憔悴可知。士大夫抛弃亲戚、离开坟墓到四方做官的，在用力之余，也想取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太甚，馆舍萧条，那就像是危邦的陋习，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陛下如果真的考虑到这一点，必定不会这样做。况且现在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窜更严的，禁军犯三次，厢军犯五次，大抵处死。然而逃军常常占天下的一半，不知道雇佣人为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逃跑的，用什么罪名惩处？其势必轻于逃军，那么逃跑必定甚于今日。作为他们的长官，不也很难吗！近来虽然让乡户颇能雇佣人，然而至于所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承担责任。现在竟然想要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称为庸钱，以备官府雇佣，那么雇佣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缴纳的赋敛数额，来定两税的额度，那么租调与庸，两税已经兼有了！现在两税如故，为什么又想要收取庸钱？圣人立法，必定考虑后世，岂可在两税之外另出科名呢！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的君主，辅之以聚敛的大臣，庸钱不除，差役依旧，使天下怨毒，推究来源，那么必定有承担罪责的人了。又想要使坊郭等第的百姓与乡户均役，品官权贵之家与平民一起服役，其说法是：“《周礼》‘田地不耕种的出屋粟，宅院不种菜的有里布’”。而汉代宰相的儿子不免戍边，这就是他们借口的理由。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现在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予田地而不耕种，劝勉务农而不努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百姓无处谋生，去经商，事势应当如此，何名役之？况且一年的戍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佣，其价值三百。
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
译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徭役，自公卿以下，没有能免除的，那费用岂止三百而已！大体上事情如果可行，不必都有先例。如果百姓不悦，风俗不安，即使有经典明文，对消除怨恨也无补益；如果实行这两者，必定招致怨恨无疑。女户单丁，大概是上天子民中最穷困的人，古代的君王首先务求体恤他们，而当今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家户将绝而未亡，就是家里有男丁但尚年幼，如果宽限几年，他们必定长成男丁而服役，老死而没入官府，陛下富有四海，忍心不加以体恤吗？《孟子》说：“开始制作俑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作丘甲、用田赋，都是重视它们开始成为百姓祸患。青苗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确立成法，每年常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日后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法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况且东南买绢，本来用现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已有明令，职司又常执行，然而买绢未曾不折盐，粮草未曾不折钞，由此可知青苗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是空文。只如治平初年，拣选刺配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确说永不戍边，写在简册上，如同盟约。到现在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的说代替还东军，有的想抵换弓手，约束难以依赖，难道不明显吗！即使现在决定实行，果然不强行摊派，估计其中愿意借贷的户，必定都是孤贫不济的人。家里如果自有盈余，何至于与官府交易！这些人鞭挞已急，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分摊给邻保，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法的制度，可以说完美了！所遵守的简约，而所涉及的广泛。假使万家之邑，只有千斛粮食，而在谷物昂贵的时候，千斛在市场，物价自然平稳。一个市场的物价既平稳，一邦的百姓自然富足，没有持瓢乞讨的弊端，没有里正催驱的劳苦。如今如果变为青苗法，每家贷一斛，那么千户之外，谁救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常担心它少，如果全部收买，就没有借贷；如果留作借贷，那么收买的有多少？由此可知常平与青苗其势不能两立，破坏那个成就这个，损失更多，亏官害民，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私下揣测陛下想要考察实情，必然问人，人知道陛下正想力行，必定说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怕不可凭信。怎么证明呢？臣最近在陕西，看见刺配义勇，提举各县，臣常亲自巡视，愁怨的百姓，哭声震动野外。当时奉命回来的使者，都说百姓都乐于去做，迎合取容，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然，那么山东的盗贼，二世怎么没察觉？南诏的失败，明皇怎么不知道？现在虽然没到这种地步，也希望陛下审慎听取罢了。昔日汉武帝时，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说法，买贱卖贵，叫做均输。当时商贾不行，盗贼滋长，几乎至于动乱。孝昭帝即位，学者争着排斥这种说法。霍光顺从百姓意愿，从而给予他们，天下归心，于是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法尚浅，只说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泛设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动，认为虽然不明言贩卖，但既然已允许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的，未曾听说过。商贾之事，曲折难行，他们买时先期给钱，卖时后期给价，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加倍的利息，由此而得。如今官府买这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费用已厚。不是良材不售，不是贿赂不行，因此官府买的价钱，比民间必定贵。等到卖的时候，弊端又像从前，商贾的利润，从哪里得到？朝廷不考虑这些，于是捐出五百万给他们，这钱一出，恐怕不可复得。即使其中薄有所获，而征商的额度，所损必多。如今有人替主人牧牛羊，不告诉主人，而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则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破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送之利，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这事至明，岂有不晓！必定认为已行之事，不欲中途变更，怕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因此拖延岁月，希望万一，臣私下认为错了！古代的英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生谋划削弱楚权，想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快去刻印。”等到听到留侯的话，吐哺而骂说：“快去销印。”称善不久，接着就骂，刻印销印，如同儿戏；何曾累及高祖的知人之明，适足表明圣人的无我。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就罢免，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论的人必定说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所以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这是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的说法，陛下如果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理，持空名而邀实祸，没等到乐成，而怨恨已起！臣所愿结人心的，就是这个。士人进言的不少了，也曾有
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
译拿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来禀告陛下吗？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与弱小；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与贫穷。道德如果确实深厚，风俗如果确实淳厚，即使贫穷且弱小，也不妨害国家的生存与长久；道德如果确实浅薄，风俗如果确实浇薄，即使强大且富裕，也无法挽救国家的短命与灭亡。人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了。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不因国家弱小就抛弃道德，不因国家贫穷就损害风俗。而有智慧的人观察别人的国家，也根据这一点来考察它。齐国曾经非常强大，周公知道它后来会有篡逆的臣子；卫国曾经非常弱小，季札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而陈国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定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何曾知道晋朝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之后，房乔知道隋朝不会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来朝拜，功劳比汉武帝、汉宣帝还多，然而王氏家族的祸患却由此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地区，国力比唐宪宗、唐武宗还强，裁减军队后庞勋的叛乱却兴起。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推崇道德并淳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图富强，即使让陛下像隋朝那样富裕，像秦朝那样强大，向西夺取灵武，向北夺取燕蓟，称之为有功是可以的，但国家国运的长短并不在于此。国家的国运长短，就像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在于元气，国家的国运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体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如果元气尚存，那么身体瘦弱也没有害处；等到元气已经耗尽，那么身体强壮反而更加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才用药，就选择品质上乘、药性温和、可以长期服用而无害的药物，这样五脏调和而寿命长久。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缓于吐纳的效果，厌恶上等药物而使用下等药品，损伤真气而助长强阳，根本空虚，倒下死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元气一样。古代的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的法律可以统一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业，忠厚近乎迂阔，老成初看似乎迟钝，但最终不肯用那些来替代这些，是因为知道所得的小而所丧失的大。曹参是贤相，说务必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的措施。有人讥笑谢安用清谈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朝用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担任度支使，专门任用果敢锐利的年轻人，致力于快速成就事业，好利的党羽，互相效法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皇上的意旨。所以建中时期的政治，其声威浩荡，天下人心向往，几乎达到贞观之治。等到卢杞担任宰相，劝皇上用刑名之学来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以至于发生播迁之祸。我们仁宗皇帝驾驭天下，执法极其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错，不曾轻易改变旧章。然而考察他的成就，就说没有达到极致。说到用兵，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府库，仅仅够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恩德在人心中，风俗知道道义。所以仁宗升遐之日，天下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国家长远，最终必定依赖他，那么仁宗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现在议论的人不考察，只看到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振作兴起，就想用苛细明察来矫正，用智巧来统一，招来新进勇锐的人，以图谋一时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齐，人谁没有过错，国君包容污垢，过于明察就没有追随者。如果陛下多方面包容，那么人才依次都可以使用；如果一定要广设耳目，务必寻找瑕疵，那么人们不能自安，各自图谋苟且免罪，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又哪里是陛下所希望的呢？汉文帝想拜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利口伤害风俗。现在如果凭口舌敏捷来选拔士人，凭应对迟钝来退避人，把虚妄不实当作能文，把矫激不仕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消散微弱。自古用人，必须经历各种艰难考验，有卓越非凡的才能，必定有已经验证的功劳。一方面使他们经历变化而知道艰难，事情不轻易做；一方面等待他们功高而望重，人们自然没有异议。从前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担心他不行，认为黄忠的名望，向来不是关羽、张飞那一类，如果封爵位突然相同，那么必定不悦，后来关羽果然为此进言。凭借黄忠豪勇的资质，先主君臣的情谊，尚且需要顾虑这个，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不用贾谊，认为是深深的遗憾。臣曾经推究其中的旨意，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请求设置属国，想要用来牵制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大话，少年的锐气。从前高祖以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群臣，难道没有像贾谊这样的人吗！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它疏漏，而想要用来困住中行说，尤其不可信了！兵，是凶器，而轻易谈论它，正像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如果文帝急忙采用他的说法，那么天下几乎将不安宁，如果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必定自己后悔他的说法。在晚年使用他，他的术数必定精妙，不幸早逝，不是意料所及。不然，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周勃、灌婴难道是埋没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尤其号称刻薄，在文帝时期，只担任太子家令，而景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愤恨而死，纷纷更改政令，天下骚然。等到七国发动叛乱，而
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
译贾谊的计策也穷尽了。汉文帝与汉景帝的优劣，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大体上，名位、爵禄是人们所奔走追求的，一定要让他们积累功劳之后才能升迁，以表明职位是持久且难得的，那么人们就会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地谋求。现在如果多开迅速晋升的门路，使人获得意外的收获，公卿侍从之职，几步之间就可以图谋得到。那些得到的人既然不肯以侥幸来自称，那么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必然都会以沉沦下僚而叹息。使得天下按常规等待升迁的人，都产生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想要使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做到呢？
选拔的人改任京官，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经历各种险阻，计算毫厘之间的得失，其间有一件事不顺，常常导致终身被弃用。现在却凭一个人的推荐就给予官职，还觉得不够，他的官服随即就到，让那些积累功劳、资历深厚而得到官职的人怎么心服呢？那些按常规等待升迁的人，不是守令就是县令，人员多而空缺少，早就对此感到忧虑，不能再开多扇门来等待投机取巧的人。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太过，那么笨拙的人就会感到逼迫恐惧、无处容身，利害对比之下，不得不明察。所以近年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哀怜他们、救助他们。如近日三司进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的文书，允许他们优先选择职位，以酬谢他们的功劳，那么几年之后，审查官吏的吏部，又有三百多人得以优先占据空缺，按常规等待升迁的人，不是更加困难了吗？此外，负责发运均输、巡视农田水利的人，已经振兴了监司的体统，各自怀着进用的心思。轮流上对的人希望因符合圣意而迅速升迁，上奏政绩的人追求评为优等而快速变化，互相以力量相胜，互相以言辞相高，而名实混乱了！希望陛下以简易为法则，以清静为心境，使奸邪没有可乘之机，而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所希望使风俗淳厚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建国，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朝、唐朝，则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魏朝，则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端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祸患必然有大国问鼎中原的忧虑。圣人在强盛时考虑衰败，常常先立法来补救弊端。我们国家的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城，以古代衡量现在，似乎内重。恭敬地推想祖宗深思熟虑、预先谋划的原因，固然不是小臣所能臆测而完全知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端，这就是圣人过度防范的至计。纵观秦、汉以及五代，因进谏争辩而死的大约有数百人。而从建隆以来，未曾因一句话而获罪，即使有轻微的责罚，随即就超擢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没有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论涉及皇帝，则天子改变神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则宰相待罪。所以仁宗时期，议论的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旨而已。圣人的深意，世俗的人哪里知道？台谏固然不一定都贤能，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是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徒然的吗？将要用来折服奸臣的萌芽而补救内重的弊端。奸臣的开端，用台谏折服他们绰绰有余，等到他们既成气候，用武力对付他们也不够。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这种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不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上念祖宗设置这些官职的本意，下为子孙立下万一的防备，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群臣从小所记得以及听长老谈论的，都说台谏所说的，常常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支持的，台谏也支持；公议所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才开始建立称亲的议论，本来不是君主的重大过错，也没有礼典的明文规定，只是因为众心不安，公议不允许，当时的谏议大夫以死力争。现在舆论沸腾，怨恨指责交至，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而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朝廷内外失望。在弹劾积威之后，即使是庸人也可以奋发昂扬；在风采消沉之后，即使是豪杰也有所不能振作。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弃，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后，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怀疑它说得太过了，认为鄙陋的人担心失去，不过是占据职位而苟且容身。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二世而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列举他的罪恶，就误导德宗而导致再次动乱。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担心失去，而他们的祸患甚至达到丧国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因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必须有冒死犯颜的士人，那么面临危难时或许能有殉义守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进一言，那么面临危难时怎么要求他们死节呢？人臣如果都像这样，天下也就危险了！
君子和谐而不盲从，小人盲从而不和谐，和谐如同调和羹汤，盲从如同济水。孙宝有话说，周公是大圣，召公是大贤，尚且不相悦，记载在经典中。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元臣，每次与客人说话，满座的人都称赞好。而王述不悦，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王导也整衣敛容向他道歉。如果使言论没有不同，心意却不合，更唱迭和，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在其中，那么君主怎么能够察觉呢？我所希望保存纲纪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敢逐一诋毁新政，苟且发表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确定任用子孙的格式，修完器械，
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
译检阅操练鼓旗，都是陛下神妙算计的极明，乾纲独断的必决。舆论既然已经认可，臣怎敢再有异议！至于所献的三条意见，并非臣的私见，朝廷内外所忧虑的，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乐。”舜难道有这种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种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帝、灵帝。当时的君主曾经没有怪罪他们，史册记载下来，作为美谈。假如臣所献的三条意见，朝廷都未曾有过，这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沾光。如果有万一类似的地方，那么陛下怎能不考察呢？然而臣的打算，可以说是愚昧了。以蝼蚁般的生命，试探雷霆般的威严，积累我的狂妄愚昧，怎能多次赦免？重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轻则削去官籍流放荒远，流离失所于道路。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赋极愚，固执地自信。先前参与议论学校贡举，首先违背大臣的本意，已经预料被放逐，怎敢指望保全自己。而陛下唯独赞同我的话，特意召见应对，从容很久，甚至对臣说：“当今政令，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指出陈述也可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天生聪慧，上天赋予文武才能，不担心不明察，不担心不勤勉，不担心不果断，只担心求治太急，用人太猛，听信言论太广。”又详细陈述其中的原因，陛下点头说：“你所献的三条意见，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陛下包容很久了，难道开始包容而最终不赦免吗？依靠这一点说话，所以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讽指责的人众多，怨恨仇敌实在很多，必定会用苛刻的条文诬陷臣，用危险的刑法中伤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不能，难道不危险吗！死亡我不推辞，只担心天下人把臣当作戒鉴，不再有人进言。因此思考了几个月，夜以继日，奏表写成又毁掉，反复多次。感念陛下听取我的一句话，心中不能停止，最终进献我的意见。希望陛下怜悯我的愚忠而最终赦免我，不胜俯伏待罪、忧虑恐惧到了极点。苏轼向来不被王安石喜欢，让他担任开封府推官，是想用繁琐的事务困住他。而苏轼断案精明敏捷，名声传得更远，议论政事更加不停止。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纪》：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恶远州军；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后注：浸轻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诸路预给钱和买▯绢。案：《编年备要》：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闻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卻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於常岁折科和买之外，又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使和买▯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七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七○）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癸丑，诏：案：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乙卯日下，与此异日。“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於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案：毕氏《考异》作“广渊”，误辨，已见二年九月。近至京师，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闻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正月，条例司言提举常平、广惠仓者，本职外毋得侵预外事。）
２、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诏程昉赴阙。原注：云：去年闰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迁官，今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案：今原文已佚。据《东都事略·韩琦传》，时琦由复判相州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故有论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载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其略云：“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壹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来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
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十二月，重申关于官吏误判死刑罪的处罚法令。查考：《宋史·本纪》记载此事发生在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说：熙宁二年颁布敕令，规定今后官吏误判一人死刑，追夺官职并勒令停职；误判两人，开除官籍；误判三人，开除官籍并编管。胥吏误判一人，流放千里；误判两人，流放到恶劣的远州军；误判三人，敕令配流到千里之外的牢城。此后注解说：逐渐变得轻忽容易触犯，但不知是从谁开始的。
又记载：命令各路预先发放钱款用于和买绢帛。查考：《编年备要》记载：实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记载：熙宁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进言：“臣近来听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将陈汝义进献的羡余钱五十万贯，随同和买绢的钱款一起散发。如今却每贯要缴纳现钱一贯五百文，在常年折科和买之外，又索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进言：“京东转运使在和买绢帛时，增加数额强行摊派，通常是一千钱征收一匹绢，后来和买绢与税绢合并，每匹都要缴纳一千五百钱。”当时王广渊担任转运使，声称和买如旧，没有强行摊派。程颢指责他迎合朝廷心意。王安石认为王广渊在京东尽力以成就事功，不应当以迎合的罪名治罪。于是下诏将内帑额外拨付的五十万缗和买绢钱，收回原本储存在北京的款项，利息归入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七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〇七〇）
１、正月（查考：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本月癸巳日初一。）癸丑日，下诏：查考：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在乙卯日之下，与此处日期不同。“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散发青苗钱，本意是为了惠恤贫乏百姓，并且要取民自愿，现在担心官吏不体察此意，追呼均摊配给、强制压迫，反而成为骚扰。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官体察觉察，违者禁止并立即上报姓名，敢于阻挠愿意借贷者，处罚也同此例。”
在此之前，翰林学士范镇进言：“常平仓始于汉朝盛世，物价低时高价收购，是担心伤害农民；物价高时低价卖出，是担心伤害百姓，这最接近古制，即使是唐尧、虞舜的政治，也无法改变。而青苗法，是唐朝衰乱时期所做的事。苗青在田里，用钱估算其价值，收获未完毕，却必定要求偿还，这是盗跖的法度。如今用盗跖的法度来改变唐尧、虞舜不可更改的政治，这就是人心不安的原因。近来天降大雨，地面生毛，天鸣地裂，都是百姓劳苦的征兆。希望陛下观察天地的变化，罢免青苗法。”右正言李常、孙觉也进言：“王广廉（查考：毕氏《考异》作‘广渊’，错误辨析，已见于二年九月）近来到京师，宣扬收取三分利息，又听说制置三司条例司打算在天下推行此法。请求明确诏令有关部门，不要强迫百姓，并且先在河北、陕西几路试行。最初敕令发放青苗钱，都听从百姓方便，不得强制压迫，而提举官却务必以多发放为功劳；又百姓富裕者不愿借贷，而贫穷者却想得到。于是命令按照户等高下分配，又命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一保。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户给十五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三等户五贯，第四等户一贯五百文，第五等户一贯。民间喧哗，不认为方便。而王广廉入朝奏报，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进言的人既互相攻击，朝廷不得已，于是下达此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查考：《太平治迹统类》说：正月，条例司说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人，本职之外不得侵扰预闻外事。）
２、乙卯日，既然已经下诏约束，强行将钱款散发给人户，仍然告诫阻挠愿意借贷者，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意思。等到此时王安石在家休假，曾公亮、陈升之于是取来前诏，删去“阻挠愿意借贷”等语，另行颁布。后来王安石复出，果然认为这是违逆他的意思。（《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日，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一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日，新修御河完工，下诏程昉赴京。原注说：去年闰十一月初开始修筑，八月甲戌日程昉升官，今年正月丙辰日韩琦论奏。查考：现在原文已佚。根据《东都事略·韩琦传》，当时韩琦由复判相州改任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所以有论奏河渠之事。《宋史·河渠志》一记载韩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的大意说：“今年兵夫数量少，而金堤两处埽工，修筑上、下约非常紧急，深入马头，想要夺取大河。因为二股及嫩滩旧宽一千一百步，所以可以容纳涨水。现在截去八百步有余，那么将来大河在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堵塞，上流受迫湍急愤怒，又没有兵夫修护堤岸，决口必定发生。况且从德州到沧州，都是二股下流，既然没有堤防，必定侵犯民田。假如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随流而脱落，那么二股与北流合为一股，祸患更大。又恩州、深州所创建的生堤，其东边是大河向西流来，其西边是西山诸水向东注入，腹背受水，两难抵御。希望选派近臣迅速到达河所，与在外官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