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大内，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东都事略·邵亢传》：王陶以御史中丞弹宰相韩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过。参知政事吴奎言阴阳不和由陶所致也，神宗命陶为翰林学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译话说得过分了，但为了维护礼制而保留象征性的礼仪，本来就不应该废除。近来宰相权势过重，如今王陶因为弹劾宰相而被罢免，那么御史中丞这个职位就再也无法担任了。臣请求等到宰相上朝列班时，然后再接受诏命。”皇上答应了他。当时御史中丞的任命诏书已经送进皇宫内廷，而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的诏命，中书省却独自扣留，不予下发。
７、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黜陶於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孳生，险说纷纭，震骇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反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持旧恩，专为险恶，轻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於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为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浸成废礼，非是始於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己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案：《魏公家传》下有“与赵概”三字。） 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令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缉正统。愿陛下无溺偏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官，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并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长编》卷二百九云：四年三月癸酉，奎参知政事。）
８、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案：《魏公家传》云：奎以废格制诰，居家待罪，又上疏极言：“陶本因臣与韩绛延荐，才为御史，即攻韩绛。顷年选用，事陛下於东宫，是时先帝服药，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盖韩琦、曾公亮等进拟。今以一立班久废之礼，肆行深诋，是其见利忘义，惟攫搏是为，略无羞恶，溪壑无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尝闻德音，以为翻覆；今居谏长，为陶驱迫胁使，疑误陛下，亦当显黜。”） 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劾被黜。是时，搢绅朝士詀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心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人党韩绛、陈升之等，事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副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昨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於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谓邪？
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辱，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案：二字恐
译7、戊辰日，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当面奏对，坚决请求将王陶贬黜到外地，皇上不答应；请求恢复授予王陶枢密直学士并兼任群牧使，皇上答应了。随后皇上直接批示交付中书省，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尚未入朝，吴奎便立即上奏说：“我虽然极其愚笨，难道不知道违背诏旨会获罪极重吗？然而陛下刚即位，圣德日益更新，上天助顺，风雨适时。自从闰月以来，冷暖失调，暴风屡次刮起。如今应时的雨水缺乏，干旱严重，蝗虫滋生，险恶的言论纷纷扰扰，令人震惊骇异。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过错不在其他地方，只在于王陶一人。考察王陶天性浅薄阴险，只看重权势利益，巧诈反复无常，情态万千。探究其内心深处的底蕴，真不如市井小人。陛下念及他曾是东宫旧臣，首先加以任用，提拔为御史中丞。如今他却倚仗旧恩，专门做阴险恶毒之事，轻视刚直愤激的人，编织罗网相互构陷，摧残侮辱大臣，排挤压抑正直善良的人，意图让天下的权势都归自己所有。况且郭逵、蔡挺的调动改变，我们以为陛下处置都很得当，所以立即奉行，也屡次陈述，陛下必定全都记得。至于韩琦、曾公亮不押班的事，是因为长期以来沿袭旧例，逐渐废弛了礼制，并非始于这两人。王陶以御史台的制度弹劾举职就可以了，何至于像背负芒刺一样，把他们视为跋扈，肆意深刻诋毁。由此可以看出王陶处心积虑，在于排挤陷害大臣，煽动群众为己所用，谋求自己的威权，窃取玩弄国家权柄。我们早先屡次陈述，希望王陶补任外官，让他反省过错。陛下认为此事重大艰难，命令授予他原职并安排差遣。我们不能坚守道义坚持争辩，已经犯了大罪。如今如果又执行内批命令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那就是因为他的过错罪恶，反而获得美好的升迁，不仅使我们被众人轻视，无法自立，而且会让天下人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以直道直言，反而被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送以细微狡诈，被倚为心腹，天下至今称德宗为最昏庸的君主。真诚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尧、舜和三代的君主，不希望陛下成为唐德宗那样被万世讥笑的人。王陶不被贬黜，陛下无法要求内外大臣舒展手脚，振兴整顿正统。希望陛下不要沉溺于偏私，果断决断不要犹豫。邵亢也依附王陶，身为谏官，不能坚持正论，轻易被王陶驱使逼迫妄言，应当公开贬黜以警示谏官。我擅自违背诏旨，罪过固然深重，也请求必定执行刑罚。”
8、己巳日，吴奎于是称病在家卧床，请求罢免政事。皇上将吴奎的奏章封好给王陶看，王陶立即上奏推辞谢罪。不久又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骗天子等六项罪行，其大略说：我私下看到吴奎以死党的节操来助长其深沉雄健，有大奸才却用记诵来粉饰。年轻时依靠文彦博，以无才获得科名。等到做谏官，附和文彦博，欺骗仁宗，暗中为培植维持之计，被唐介弹劾罢黜。当时，士大夫们非议他的为人，视他为谏贼。吴奎做小官时，也曾被富弼所知，等到富弼当政，翰林学士职位空缺。富弼认为吴奎结党，又受仁宗疏远轻视，很久不补任，吴奎心怀怨恨，就让韩绛上奏富弼，以发泄私愤。我与吴奎有旧交，也曾规劝他不要背弃君主而依附权臣。等到做谏官，又说他结党韩绛、陈升之等人，事连文彦博，从此与我隐藏怨恨结仇。后来韩琦引荐他做枢密副使，谏官杨畋愤怒他的奸邪，论奏，恰逢杨畋病死，于是窃取了他的职位。等到去年丧期结束，应当恢复枢府职务，见韩琦正立党来倾覆文彦博，又见韩琦名位事势比以前更盛，文彦博的力量不能再引重升荐，于是自己陈述以前被唐介弹奏文彦博而说他附和，恐怕同居枢府不便。意图发扬文彦博前事，以及想要结媚韩琦，又以此防备言事官将此押弹，想事先奏陈，使不能再次发作。陛下看吴奎这几件事，天性阴险浅薄，只看重权势利益，巧诈反复，情态万千，探究其内心深处的底蕴，真不如市井小人，这是吴奎说我吗？是吴奎自己说的吗？
又说：仁宗自从至和年间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再励精图治，选任差除，全部归于宰相执政。然而能将腹心耳目寄托于台谏，大臣还怀恐惧，不敢安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宫阙，很久才亲自处理国政，危疑自处，只怕凌辱，想做则不能，想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言屈辱。
有脱误。） 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使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遣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汹汹。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附己者必逐，附己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恳退，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柄之迹也哉？
译有脱误。）来不及了。琦等人自知自己做得不对，为了巩固恩宠、保住权位，于是取悦先帝，尊崇濮王。满朝正直的议论，他们全然不顾，致使君主与台谏官员自相为敌，忠正之士被驱逐到外地，人心不平，舆论哗然。先帝后来虽然追悔，但受制于人不敢改正，以至于忧郁成疾，突然去世。琦等人正以两朝顾命大臣自居，傲慢地看待朝廷，唯己所欲。况且琦执政一年，皇上看待两府大臣及内外要职，无非是他的亲信旧部，盘根错节，依附自己的人必定被提拔，不依附自己的人必定被驱逐。平庸之人，各自顾全自身利益，知道言论不被采纳，反而助长了祸患。像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又担任御史台长官，琦等人亲自遭受弹劾，不敢自己辩解，奎却为琦出谋划策，弹劾臣以报私怨。从此以后，谁还敢说话？臣担任御史台长官不到两个月就急忙请求辞职，难道臣有想图谋国政、窃弄威权的迹象吗？
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
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於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礼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侍读学士。光退。翌日（原注：二十日己丑也。案：《传家集》谓四月二十二日上，与此异。） 复奏曰：（案：《传家集》载《王陶乞除旧职劄子》云，臣昨日召对，蒙圣恩赐示以吴奎所上劄子，为直除王陶翰林学士家居待罪事。臣曾据所见敷奏。陛下始欲止还陶旧职，后又欲与陶侍读学士。臣当时怱遽，未有以对。退为陛下经宿思之。） 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案：《传家集》作“止还陶原作御史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９、庚午，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一万朵已下，至同州榅桲二千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曰：“四方入贡，虽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兹之繁也。今则一郡岁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费亦广，至闻主押牙校有弃业终身不能偿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贡物，多饮食之类，虽阙乏亦无害。《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非谓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罢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右司谏刘庠言：“近手诏减天下贡献，出宫女数百人，省后苑作工匠，应乘章服，凡所更改，乞付史馆。”不从。）
１０、上批付中书：（案：《宋史·本纪》，王陶、吕景、吴申、吴奎责降罚铜，均在丙寅日，《纪事本末》系之庚午日，盖以温公上留吴奎劄子日书之也。然据《传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是月戊申朔，庚午为二十三日，二十四则为辛未。《集》与此差一日，今姑依纪事附此。） 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濰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藉藉，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语言，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馀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於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於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於一出入间，何为不可
译又说：陛下想要免去我翰林学士的职务，我岂敢承受？愿意听从吴奎的建议，把我安置到闲散之地。坚决退隐的志向，陛下本来就已经明察，恳请怜悯，让我得以摆脱强权臣子仇敌的手，将来保全名节而死，尸骨归葬九泉之下，这就是我的幸运了！
侍御史吴申上奏说：“按照旧例，御史中丞因为进言求去，在家等待治罪，朝廷下达旨意不批准，或者宣召他回御史台，直到再三坚决辞谢，然后才准许离去。这是为了重视风纪宪法的重任，宠信耳目之官，礼遇直谏之臣，以激励他们的节操。王陶今天呈上奏章，明天就任命了替代他的人，没有像这样罢免得如此迅速的！请求挽留王陶依旧供职。”并且上疏弹劾吴奎有无君之心，列举他的五条罪状。皇上用手写诏书赐给知制诰、知谏院的邵亢，催促他进入翰林学士的诰命，邵亢于是进言说：“御史中丞的职责在于弹劾，阴阳不和，罪责在于执政大臣。吴奎所说的话颠倒黑白，失掉了大臣的体统。陛下刚刚听政，命令一出就被废止，拿什么来号令天下？”皇上因此有了驱逐吴奎的意思。司马光入宫应对，皇上也把吴奎的奏章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请求只恢复王陶原来的职务，皇上答应了，随后又想给王陶侍读学士的职位。司马光退出。第二天（原注：二十日己丑。按：《传家集》说是四月二十二日上奏，与此不同。）再次上奏说：（按：《传家集》记载《王陶乞除旧职劄子》说，臣昨天被召对，蒙受圣恩赐示吴奎所上的劄子，关于直接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并让他在家待罪的事。臣曾经根据所见陈述。陛下起初只想恢复王陶原来的职务，后来又想给王陶侍读学士的职位。臣当时匆忙，没有来得及应对。退下后为陛下经过一夜思考。）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的资历级别大致相同。如果授予王陶这个职位，我担心吴奎未必肯出来任职。陛下刚刚即位，大臣中屡次有人不安于其位。吴奎向来以质朴正直闻名，万一因此受到刺激，举动更加过分，如果急忙罢免他，就深深失去了士大夫的期望；如果屡次下诏他都不出来，就更加损害陛下的威严。况且王陶已经因为进言不被采纳，辞去了御史台的职务。在待罪期间，如果再授予他美官，我私下揣测王陶也不敢接受。希望圣慈只恢复王陶未任御史中丞时的旧职，（按：《传家集》作“只恢复王陶原来任御史中丞时的旧职”。）那么吴奎先前已经商量过，不敢不出来。王陶既然是旧职，接受也就心安，或许可以避免纷扰，严重伤害朝廷的大体。臣蒙受陛下虚心下问，不敢不奏。（《纪事本末》第五十七卷。）
9、庚午日，皇上列出各州进贡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从漳州的山姜花一万朵以下，到同州的榅桲二千颗，共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说：“四方进贡，虽然说是古礼，但考察禹的制度，也没有像这样繁杂的。现在一个郡一年有三四次进贡，想到道路的辛劳，疲弊耗费也很广，甚至听说主管押送的牙校有抛弃产业终身不能偿还的。损耗民力，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又所进贡的物品，多是饮食之类，即使缺乏也无害。《尚书》不是说‘不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不是指这个吗？我甚不赞同。从今以后全部废除。”（《纪事本末》第八十一卷。按：《太平治迹统类》说：右司谏刘庠说：“近来手诏减少天下贡献，放出宫女数百人，节省后苑作坊工匠，应当乘用的章服，凡是所更改的，请求交付史馆。”皇上不听从。）
10、皇上批付中书省：（按：《宋史·本纪》，王陶、吕景吴申、吴奎责降罚铜，都在丙寅日，《纪事本末》系于庚午日，大概是以温公上留吴奎劄子的日期书写的。但根据《传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这月戊申朔，庚午是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则是辛未。《集》与此相差一天，现在暂且依据《纪事本末》附在此处。）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分诋毁大臣，王陶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京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居执政却弹劾御史中丞，用手诏作为内批，三天不下达，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暂代御史中丞。吴奎请求保留本官、知潍州，不被允许。司马光再次上奏说：“外界议论纷纷，都认为吴奎不应该离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奎的名望，向来重于王陶。虽然这次封还诏书，直接回家，举动言语，颇有差错。然而外朝的人，不知道始末，只看见陛下因为王陶的缘故，罢免吴奎的政事。他的惩罚太重，能不奇怪惊骇。这样我担心其余的大臣都不自安，各自请求引退。陛下刚刚登上帝位，先帝的灵柩还在殡宫。如果满朝大臣纷纷全部离去，那么对于四方观听，非常不合适。臣愚昧希望陛下收回吴奎青州敕告，暂且留下吴奎在政府，以安慰士大夫的期望，安定大臣的心意。陛下因为吴奎违抗诏令而贬黜他，威令已经实行。嘉奖吴奎质朴正直而留下他，用意更加美好。吴奎起初承受大谴，慑服于陛下的英断，最终蒙受开释，感戴陛下的深恩，上下欢悦，确实没有什么损失。从前汉高帝怀疑萧何接受商人的金子，把他囚禁在狱中。感于王卫尉的一句话，赦免让他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何况在一个出入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呢
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诰时在邠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人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祠，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译这是留任的奏议。陛下向来知道臣不是依附权臣的人，所以臣敢于不顾忌嫌疑，竭尽诚意直言进谏。只是为朝廷爱惜大局罢了。”皇上不高兴。光任中丞时，诰在邠门，皇上又将他收留，三天后，才将奏章交给中书省。在此之前，皇上把陶的奏疏给琦看，琦上奏说：“臣不是专权跋扈的人，陛下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捆绑臣离开了。”皇上被他的话打动，询问知制诰、知谏院的滕甫，滕甫说：“宰相不列席朝班，确实有罪；但如果认为他专权跋扈，那就是欺瞒上天、陷害好人了。”奎被罢免政事时，琦还在休假，公亮正侍奉祭祀，赵概又上奏给奎增加一级官阶，担任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１１、辛未，曾公亮入对，恳请留吴奎，上许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１２、壬申，追取吴奎青州告，诏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邪？”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案：《宋史·吴奎传》：及琦罢相，竟出知青州。《宰辅表》在九月辛丑。） 於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讬赖，惟是同德，岂容闲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实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於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他，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案：《韩魏公家传》云：陶既黜，邵亢犹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韩琦，朕只是一皇亲太保耳。”亢闻此言，惶惧自悔。时亢知开封府，忠彦为府属官属，亢为道上语如此，意以盖己之失也。） 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性卞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并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之，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亢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亢，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记》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恪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记》但书罢奎，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记》。）
１３、同知谏院请开经筵，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１４、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案：《传家集》有云：臣闻澄其源则流清，固其本则末茂。） “臣蒙陛下拔於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穫而不能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皋陶、垂、益、伯
译11、辛未日，曾公亮入宫应对，恳请留任吴奎，皇上准许了。《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12、壬申日，追取吴奎在青州告假的文书，下诏在延和殿召见慰劳，让他重新担任参知政事，说：“成王难道不怀疑周公吗？”皇上起初商议罢免吴奎，对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说：“吴奎罢免后，应当由你接替。”张方平极力推辞，皇上说：“你历经三朝，没有阿谀依附，左右没有人替你引荐，可以说独立杰出。先帝已经想任用你，现在又何必推辞？”张方平说：“韩琦长期告假，意在保全吴奎，吴奎罢免，必定不再起用。韩琦功勋在王室，希望陛下恢复吴奎的职位，亲手写诏书告知韩琦，以保全始终的情分。”皇上感叹良久，接着拿出小纸条说：“吴奎身为执政大臣，弹劾御史中丞，称朕的手诏为内批，拿着三天不发布。不罢免他，可以吗？”张方平再次像起初那样议论，皇上最终听从了他。（案：《宋史·吴奎传》记载：等到韩琦罢相，最终出任青州知州。《宰辅表》记载在九月辛丑日。）于是，派遣内侍张茂则赐给韩琦手札说：“你辅佐拥立先帝，功劳在王府。自朕继承皇位，虚心托付依赖，只愿同心同德，岂能容许闲言碎语？昨天王陶等人所说的，过分诬蔑诋毁。至于事理，朕自己明白，只是御史中丞屡次弹劾，颇动朝议。想任命你为学士，意在表示美好的升迁，其实是让你离开言官之路。没想到你也有章表，急忙避位，这是彰显朕的不德，更加惊骇天下人的听闻。已经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这是君臣大义。你不要以此为嫌。国家的休戚，你应当与朕共同承担。言语发自真诚，想必你应当知晓。”吴奎既已复位，邵亢又为此进言，皇上写手札告知邵亢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想起用坚卧不起的人罢了！”坚卧不起的人，大概是指韩琦。（案：《韩魏公家传》说：王陶既被罢黜，邵亢还想动摇韩琦，皇上说：“如果不是他韩琦，朕只是一个皇亲太保罢了。”邵亢听到这话，惶恐害怕自己后悔。当时邵亢任开封府尹，忠彦为府属官，邵亢对忠彦说皇上的话如此，意在掩盖自己的过失。）王陶为人俊秀锋利，眉目疏朗清秀，擅长书法，只是性情急躁，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起初侍奉韩琦非常谨慎，所以韩琦深深器重他，迅速提拔任用。暗中知道皇上不悦执政大臣专权，既任御史中丞，图谋更换大臣，空出宰相之位以自拟。陈荐秘密劝韩琦防备王陶，韩琦不信，王陶果然弹劾韩琦。（原注：《韩琦传》说：英宗即位后，韩琦编并臣下姓名，各自品题进呈，然而最看重的是王陶，首先提拔任用。后来察觉王陶谄媚，疏远他。等到任御史中丞，心意仍不满足，于是弹劾韩琦。世人更加知道知人之难。按：所称察觉王陶谄媚，稍加疏远，恐怕是修饰之词，今不取。）起初，建立东宫，英宗命令以蔡亢为詹事，韩琦因此推荐王陶，文彦博私下对韩琦说，何不只用蔡亢，韩琦不从，于是并用两人。等到韩琦被王陶攻击，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任命詹事时吗？”韩琦非常惭愧说：“见识事情太晚，真该受鞭打。”（《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据《司马光日记》说：文彦博对韩琦说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为太子，林特、张士逊二人兼詹事。旧无二员，或许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说：乐道以太子登位，不接受詹事敕命，执政允许。当考证。《旧记》记载诏书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任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身为执政，弹劾御史中丞，恪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院学士、知青州。《新记》只记载罢吴奎，仍不记载原因。据《五朝史》例，应当从《旧记》。）
13、同知谏院请求开设经筵，并且讲解丧礼，下诏等到祔庙完毕再取旨意。《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14、癸酉日，司马光开始接受御史中丞的诰命，上奏疏说：（案：《传家集》有说：臣听说澄清源头则水流清澈，巩固根本则枝叶茂盛。）“臣蒙陛下从众臣中提拔，委任以风宪之职。天下细小之事，都不足以向陛下陈述。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的重要原则来陈述，这确实是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修心的重要原则有三：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仁，不是姑息养奸的意思。修明政治，兴办教化，养育万物，抚养百姓，这是人君的仁。明，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懂得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分辨是非，这是人君的明。武，不是强横暴戾的意思。只要道义所在，决断不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是人君的武。所以仁而不明，犹如有良田而不能耕种；明而不武，犹如看到苗中的杂草而不能除草；武而不仁，犹如知道收获而不能播种。三者兼备，则国家治理强盛，缺一则衰败，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则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未曾改变。治国的重要原则也有三：一是任用人才，二是信守赏赐，三是必定惩罚。人的才性，各有所长；官职的职责，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没有比得上唐虞之际的。稷、契、皋陶、垂、益、
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生平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於是。愿陛下勿以为迂阔，试加审察。若果无足▯取，则臣无所用於圣世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温公论修心之要三、治国之要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载於治平四年闰三月。据云：以吕公著、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且曰：“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与此大旨略同。《长编》卷二百九载司马光为翰林，光以不能四六为辞。下并未见此。《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误系於彼。）
译夷、夔龙各自坚守一个官职，终身不更换。如果让他们交替任职，调换地点居住，未必能做得尽善尽美。所以君主如果能招纳天下的英才俊杰，根据他们的长处来任用，对有功劳的人用重赏来鼓励，对有罪的人用严刑来威慑，这就好比乘坐轻快的车，驾驭骏马，总揽六根缰绳，挥动鞭子，哪里去不到呢？从前仁宗在位时，臣刚开始担任谏官，得以登殿首先陈述这番话。先皇帝在位时，臣曾进献《历年图》，又在这番话之后写了序言。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刚开始清明政治，虚心向下询问的时候，臣再次把这番话作为首要内容，确实是因为臣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最精微最重要的道理，都在这番话里。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它迂腐空泛，试着加以审察。如果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么臣在圣明的时代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按：司马光论述修养心性的要点有三、治理国家的要点有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在治平四年闰三月。据称：任命吕公著、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他们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要点有三，即仁、明、武；治理国家的要点有三，即用人、信赏、必罚。并且说：“臣曾经把这三件事献给仁宗，后来献给英宗。现在又献给陛下，确实是因为臣平生所学所获最精微最重要的道理，都在这里了。”这与上述主旨大致相同。《长编》卷二百九记载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以不擅长四六文为推辞。下面没有看到这段记载。《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错误地系于那里。）
１５、是月，知庆州蔡挺知渭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五月丙寅原注，以挺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九月再任。案：《东都事略》蔡挺传云：神宗即位，加天章阁待制、徙知渭州。挺建勤武堂，轮诸将每五日一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为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全备，乃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彊弱相兼。彊者立姓名为奇兵，隐於队中，遇用奇，则别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皆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阅一阵。此其大概也。神宗甚善其法。）
１、五月，案：钱氏《四史朔闰考》：是月戊寅朔。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日。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馀不坐之日，宰相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相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曾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逾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於机务当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相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所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谏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辨论是非，（则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与前日之事有何所异，是斗讼之端。） 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纷争之詀。臣窃为陛下惜之！（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况今灭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夙夜所忧，宜以此数者为先，而馀事为后。） 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遇辰初牌上、秋分后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既而，司马光又奏：（案：《传家集》云：臣伏睹今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诏，今后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后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后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止令传报宰臣，更不过，令御史台一面放班，馀日并依《祥符》敕命指挥，永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礼院详定文字，更不施行者。”） “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至中书、枢密院及其馀臣僚奏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御极以来，惟近因服药，曾因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馀皆在辰牌以后。然则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之或改。（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即政之初，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须更张。） 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已牌上，并依手诏施
译15、这个月，庆州知州蔡挺改任渭州知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五月戊寅原注，蔡挺在治平四年四月从庆州调任渭州，熙宁二年九月再次任职。按：《东都事略》蔡挺传记载：神宗即位，加授天章阁待制，调任渭州知州。蔡挺建立勤武堂，轮流让各位将领每五天进行一次教阅，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队，五队为一阵，阵型横向排列，击鼓三次后出列，每人连射三箭，回到原位后再击鼓，逐队枪刀齐出，用步鼓的节奏控制，做出击刺的动作，前进十步后返回。以上凡是回到原位，都听到金声就退下。骑兵也是五伍为一列，击鼓四次后出列，进行射战和盘马训练。前一天先进行教习，将官点验人马装备齐全，才前往教场，再次点验。队中的人马都是强弱搭配。强壮者立姓名为奇兵，隐藏在队中，遇到使用奇兵时，则单独编队出战。泾原路内外共有七将，又有泾州、仪州左右策应将，每将都有马军、步军各十阵，分左右，从第一阵到第五阵，每五天教阅一阵。这就是大概的情况。神宗非常赞赏他的方法。）
1、五月，按：钱氏《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戊寅朔。御史台官员既然受到贬斥处罚，宰相韩琦、曾公亮进言说：“臣等最近因为御史中丞王陶的弹劾，不过是在文德殿押班，此前曾当面奏报。过去因为前殿退朝晚，以及在中书省聚厅会见宾客，每天有机密事务商议，所以来不及押班，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并非从开始就是这样。臣等现在查阅唐代及五代《会要》，每月凡是九次开启延英殿，这就明确其余不上朝的日子，宰相必须去正衙押班。等到延英殿对宰相的日子，在未御内殿前，命令閤门使传宣放班，那么宰相不再去正衙押班就很明白了。本朝自祖宗以来，接连上朝，宰相奏事。祥符初年敕令宰臣依照旧例去文德殿押班，当时似乎未曾讨论，所以执行不久，逐渐废弛。因为中书省朝退后议政，动不动超过一个时辰，如果每天去文德殿押班，那么对机要政务应当会有妨碍。请求下达太常寺、礼部详细审定典故。”皇帝听从了。等到司马光任御史中丞，就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宰相又有文书请求下达礼官详细审定是否应该押班。臣听说君王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好比一个身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官为耳目，本来应当同心协力来辅佐君主。如果各自区分彼此，互相争胜负，想要求得自身安宁，从哪里可以得到呢？近来，御史中丞王陶请求宰相依照旧制去文德殿押班，宰相如果听从他的请求，哪里有后来的纷纭，却坚持执行不了，互相激发，以至于王陶言语过分。现在王陶已经补任外官，宰相已经去押班，臣认为朝廷可以无事。而宰相又有此奏，万一礼官有迎合旨意的人，认为宰相不该押班，台谏官想要沉默不言，那么朝廷的礼仪就彻底废弛，想要辩明是非，（那么按：《传家集》此处下有云：与前日之事有什么不同，这是争斗诉讼的开端。）就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刚刚即位，四方的人，都抬头侧耳来观察大的教化，而朝廷听不到肃雍济济的风气，屡次有变色纷争的喧哗。臣私下为陛下惋惜！（按：《传家集》此处下有云：况且现在灾异屡次降临，饥荒接连发生，官员多而任用少，士兵众而不精，冗费日益增加，公私困竭，戎狄桀骜，边境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早晚所担忧的，应当以这几件事为先，其余事情为后。）希望陛下特别下达圣旨，命令宰臣依照本朝旧制押班，所有下达礼院的文书，请求不再命令详细审定。”癸未日，皇帝批示：“从今以后，宰臣在春分后遇到辰初牌上朝、秋分后遇到辰正牌上朝，在垂拱殿视事未退，不再去文德殿，命令御史台设班。之前下达太常礼院详细审定的指令，不再施行。”不久，司马光又上奏：（按：《传家集》记载：臣伏见本月七日敕文：“依照四日手诏，今后宰相去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后遇到辰初牌上朝、秋分后遇辰正牌上朝，在垂拱殿视事未退出，只命令传报宰臣，不再过去，命令御史台一面放班，其余日子都依照《祥符》敕命指令，永远作为定制。所有之前下达太常礼院详细审定的文书，不再施行者。”）“臣私下看到历来在垂拱殿视事，等到中书省、枢密院以及其他臣僚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很少有不过辰正。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只有最近因为服药，曾经在辰牌以前驾起入内，其余都在辰牌以后。那么从今以后无事的日子，宰臣永远不去文德殿押班。臣私下认为文德殿是天子的正衙，宰臣是百官的表率。百官既然在那里常朝，那么宰臣理当押班。这是前代的旧规，自祖宗以来未曾改变。（按：《传家集》此处下有云：现在陛下即位之初，事情没有大的利害，恐怕不需要更改。）希望陛下特别下达圣旨，命令宰臣完全依照本朝旧制押班。如果陛下认为之前已经下达手诏一定要限定时刻，那么请求自春分后遇到辰正牌上朝，秋分后已牌上朝，都依照手诏施行
行。（案：《传家集》作“并依今月四日指挥施行”。） 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奏宰相违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诏中书门下，自今文德殿常朝，候垂拱殿坐，令御史台一面放班。沈括《补笔谈》卷一：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今宰相奏事至辰时未退，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译执行。（案：《传家集》记载为“一并依照本月四日的指令施行”。）这样或许还能使这一礼仪不至于完全废止。”于是下诏规定，在春分、秋分之后，辰时正刻于垂拱殿处理政务尚未退朝时，宰相便不再前往文德殿主持班列。（《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释说：《实录》记载，按照旧例，宰相奏事完毕后，需前往文德殿主持班列，后来因为奏事有时直到太阳偏西才结束，因此不再去文德殿，久而久之成为惯例。等到王陶担任御史中丞，弹劾宰相违背旧例且态度不恭敬，于是百官直到巳时过后数刻仍未退朝，人们对此感到厌烦痛苦，所以有了癸未日的诏令。此处不予采纳。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八记载：熙宁四年十一月，诏令中书门下，今后在文德殿举行常朝时，等待垂拱殿开始坐朝，便由御史台直接放班。沈括《补笔谈》卷一记载：按照旧例，皇帝不临幸前殿，则宰相与一名常参官行再拜礼后退出。神宗刚即位时，宰相奏事往往直到天色已晚，韩琦执政期间，遇到奏事退朝较晚，便依照旧例直接放班，当时并未形成正式法令。王陶担任御史中丞，弹劾言辞过于偏激，因此获罪被贬往陈州。从此之后，宰相奏事直到辰时仍未退朝，便直接放班，遂成为定制。）
２、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读。《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条《纪事》附四月下。据《朔闰考》，四月戊申朔，无丙戌日。《十朝纲要》、《编年备要》。五月，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以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不载兼侍读事，或《纪事本末》上脱“五月”二字也。丙戌为五月初九日。）
３、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廷对并臣，使是非两判。及御批吴奎罢参知政事，迁一方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政大夫，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当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屡求外补，（案：《宋史·韩维传》：章上，还奎就职。维援前言求去。） 上从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閧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案：《宋史韩维传》：数月，召兼侍讲、判太常寺。熙宁二年，迁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明年，为御史中丞，以兄绛在枢府，力辞。安石亦恶言保甲，复使为开封府。）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於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宣抚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亏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职，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传家集》五月十二日，上《留韩维吕景劄子》云：臣窃闻已有指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差知颍州，侍御史吕景与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窃见韩维沈静方雅，於陛下畴昔宫僚之中最有美誉。今者无故称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吕景浑厚刚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为难得，其人身为台官，坐言事罚铜，诚使羞辱，难以立朝，不若得贬窜之为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从外补，於二人甚为私便，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圣慈更赐详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遗补阙，诚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台官乞更不举人。只於旧台官吕大防、郭源明、马默等数内，断自圣意，选择一人以补其阙。所贵得质直之人，克厌众心。取进止。）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臣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於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於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正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
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词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实，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於下，方
译2、丙戌日，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记载。（按：此条《纪事》附在四月之下。根据《朔闰考》，四月戊申日初一，没有丙戌日。《十朝纲要》、《编年录备要》记载，五月，设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任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未记载兼任侍读之事，或许《纪事本末》上面脱漏了“五月”二字。丙戌日是五月初九。）
3、戊子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任颍州知州。起初，王陶被罢免御史中丞职务，改任翰林学士，韩维进言说：“宰相专横跋扈，按法律应当治罪。御史中丞所言若是正确的，那么宰相怎么能没有罪责？如果御史中丞所言不正确，中丞怎么能仅仅罢免台职就完了呢？现在让他担任翰林学士，这是升迁。陛下既然不能辨明大臣的过错，让他背负恶名，产生不自安的想法；又让进言的人没有名义地被罢免，使远方的人产生疑惑。希望让王陶在朝廷上与您当面辩论，并让我也一同参与，使是非分明。等到皇帝批下诏书，罢免吴奎参知政事，调任青州知州，韩维认为吴奎一向有学问，敦厚笃实持重，可以委以重任。提拔为参知政事，众人认为用人得当，如今才几个月，仅仅因为议论事情时稍微失于委婉顺从，就加以斥逐。进退大臣不应当这样！况且执政官被罢免，就是降职贬黜，现在又调任官职，就是褒奖晋升，道理上应当并行。这与王陶罢免中丞而加授翰林学士有什么不同？赏罚是用来昭示天下人耳目的，怎么能不谨慎呢？”王陶外放后，韩维也多次请求外任，（按：《宋史·韩维传》记载：奏章呈上后，吴奎恢复职务。韩维援引前面的言论请求离职。）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还未出发又改任汝州知州。（原注：《日记》说：乐道（韩维字）与长文（吴奎字）争吵；秉国（吕公著字）、曼叔（吕景字）、彦先（吕公弼字）轮流上殿进言。乐道外放，秉国也请求外放，任命为颍州知州。按：《宋史·韩维传》：几个月后，召入兼任侍讲、判太常寺。熙宁二年，升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第二年，任御史中丞，因为兄长韩绛在枢密院任职，极力推辞。王安石也厌恶他议论保甲法，又让他任开封府尹。）侍御史吕景任濠州通判。起初，吕景被处罚金后，进言说：“自从臣进入御史台，刚过两个月，凡是所议论奏报的，不敢阿谀附和。曾经议论枢密院的兵权，由地方节度使兼任，在体制上不便，请求罢免郭逵签书宣抚使的职务。又议论宰相在文德殿列班，是祖宗旧制，如今既然毁坏废弃，损害国家体制。”又进言说：“王举元四年八次升迁，蔡挺资历浅薄却任用迅速，夏倚越级提拔过于优厚，陈汝羲贪婪邪恶阴险，不应当召试，没有得到施行。大概是因为臣才识浅陋，不能开导圣心。现在王陶已降任外郡，而臣只受罚金，按臣的道义，岂敢苟且安处？希望罢免臣的言官职务，公开加以贬降。”三次上奏待罪，所以有了这道任命。（《纪事本末》卷五十七记载。按：《传家集》五月十二日，上呈《留韩维吕景札子》说：臣私下听说已有命令，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调任颍州知州，侍御史吕景由堂除任通判，不知是否属实。臣愚昧地看到韩维沉静方正典雅，在陛下昔日的宫僚中最有美誉。如今无故称病请求外放，外人都不知其原因。吕景浑厚刚直，在当今进言的臣子中也难得，他身为台官，因进言受罚铜，确实感到羞辱，难以在朝廷立足，不如贬谪流放来得痛快。然而这两人，都是陛下腹心耳目中的良臣，一旦都外任，对两人来说非常私便，臣私下为陛下惋惜。伏望圣慈再赐详细考虑，或者暂且留在身边，让他们拾遗补阙，确实有所裨益。如果一定要外放，台官请求不再举荐新人。只在旧台官吕大防、郭源明、马默等人中，由圣意决断，选择一人填补空缺。所贵在得到质朴正直的人，能令众人满意。请陛下裁断。）
王陶前往陈州上任，上表谢恩，共几千字，专门诋毁执政大臣，大略说：“臣预先知道孤忠必定触犯众人的忌恨，正值权臣长久兴盛，复辟的党羽已经深厚。俸禄离开王室已有十年，政令出于私门已有三代。进言违背心意的人坚决斥逐，在朝守正的人公然忌恨嫌疑。听说手诏一出，就迁怒责备他人；议论山陵费用一事，就怀恨在心而显露形色。把以直道侍奉君主的人视为大恶，把专一依附自己的人视为至忠。”又说：“正庆幸幼主足以欺凌，哪里想到天威可畏。”又说：“元台（指宰相）高卧而有要挟，次辅（指副相）效仿而更加悍勇。夜间从上阁取来敕告，藏在私家；早晨在御前请求宣召，押回政府。转变君主心意比搬动拳石还容易，夺取君命轻如鸿毛。从前真宗久病，丁谓弄权，已去职又留下，不同时期同样作恶，尚且再次告病，稍微挟持正气以为邪，不敢公然毁坏制书，毫无名义而复位。”
皇上向来喜欢王陶的文章，往往能背诵，执政大臣愤怒，将要请求治他的罪。司马光进言说：“臣私下听说政府因为王陶上表言辞狂妄轻率，肆意诋毁，多有过实之处，想要上奏，请求重重降职责罚。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不能允许。为什么呢？自从仁宗皇帝以来，委任政事给大臣，宰辅的权力确实太重，加上台谏官被贬谪的，多是因为指责大臣的过失，很少是因为冒犯君主，这是威福的权柄暗中转移到了下面，正
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详审，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实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於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广开言路，岂可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又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馀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万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并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於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
译将要发扬乾卦刚健的盛德，伸张君主的威严决断，收回权柄，以挽救时弊。如今王陶放纵其狭隘之心，失于详察审慎，言语不慎，流传远近。虽然确实有罪，但王陶先前出任陈州知州，陛下是因为先帝灵柩尚在殡宫，特意为了大臣而委屈心意任命的。现在如果又因为表文诋毁大臣，重重地责罚降职，我担心君主的权位会因此更加轻贱，大臣的权势就会形成。国家兴衰的关键就在于此，不可不仔细考察。我愚昧地希望陛下在执政大臣进呈王陶谢恩表的时候，只告诉他急躁之人的言辞不值得深究其罪，先前已经将他左迁到外地，怎么可以再加重贬责呢？如果王陶再三坚持上奏，陛下应当严肃地告诉他：“王陶先前担任御史中丞，讥讽切责我，并非没有过激之言，我也未曾发怒，是想以此广泛开通言路，怎么可以触犯你们呢？难道一定要再三责罚降职，才算是称心如意吗！”如果他还执意不停止，陛下只要不再回答，他自然就会退下。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全王陶，而是想让其他臣僚知道陛下英明威武可以依靠，万一将来大臣有欺瞒朝廷犯下大罪的，我也敢直言进谏啊！所有这些，都是陛下圣明智慧所能自己明白的，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尽陈述，实在是感荷陛下不世出的恩德，急于报效，不再顾惜个人形迹上的嫌疑罢了。”王陶于是得以免罪。
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於一时狷忿，特赐含容，不加重谴，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於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并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为然也。今议者咸以为陶虽在外，而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毕氏通鉴：熙宁元年七月，知梓州何郯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４、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悰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共荐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案：邵伯温《闻见录》云：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学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於世。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唐英初调穀城令，县圃植千株杨柳，作柳亭於其中，闻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谨始书》。）
１、六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丁未朔。） 庚申，兵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知齐州。
先是，司马光言：（案：《传家集言王广渊子劄凡》三篇，《第一劄子》上於六月三日，《纪事本末》所载，其第一劄子也，然前半已删节，今据《传家集》附注於此。据《传家集》所载云：臣闻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无似，使待罪宪府。受任以来，於今逾月。而寂无所纠，诚负大恩。伏见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 ‘王广渊，以小人之质，有倾巧之材，（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苟求进身，无所不至。） 外依政府，内结近习。（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数年之间，致位清显。） 国家本以龙图阁宠贤彦，迩（案：此字原阙，据《传家集》补。） 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即位以来，未闻放黜奸邪，以警群臣。广渊於朝列之中，为奸邪之尤者。） 伏望陛下奋发乾断，首加斥逐，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案：《传家集》所载《言王广渊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倾巧奸邪，乞尽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差遣，至今未闻指挥。臣窃闻，广渊所为，布闻海内。陛下昔在宫邸，岂不备知，何假微臣更有详述？《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大功也。陛下若未知广渊之为贤与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广渊奸邪之状，则岂可复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变故万端，虽圣贤所不能察。是以帝尧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颜渊以远佞人。夫尧与颜渊非不明也，苟不畏而远之，则有时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广渊早赐黜逐。）
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滉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
译吕公著担心皇上被王陶的言论迷惑，打算再次召见他，于是上奏疏说：“臣私下看到，自陛下即位以来，朝廷内外都称赞陛下圣明。昨天因为王陶扰乱陛下的视听，上下都感到震惊，不久已将他贬谪到外地任职，接着他又呈上一份奏表，历数诋毁近臣，并议论大臣有不轨之心，还泄露了陛下在宫中的密语。陛下因为他是宫邸旧臣，曾经加以眷顾优待，又认为他只是一时性情偏激愤怒，特别予以宽容，没有给予重罚，陛下的恩德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王陶应当日夜反省自己的罪过，以报答陛上的仁德。现在听说他又呈上奏表，如此作恶不改，这是包藏祸心，不仅仅是一时的偏激愤怒了。况且以陛下的聪明，至于他指责执政大臣的得失，列举臣下的长短，确实也有符合事实的地方。但如果因此认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那么陛下本来就不会这样认为，朝廷的士大夫也都不会这样认为。现在议论的人都说，王陶虽然在外地，但陛下对他的眷念没有减退，以后一定要召用他。臣私下担心奸邪小人，趁着奏对的机会，一定会迎合陛下的旨意，掩盖王陶的罪过，说他能忠诚直率、敢于直言。希望陛下割舍对一个人的私恩，采纳天下的公论，起用中立之士，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不要被偏见邪说所迷惑，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按：毕氏《通鉴》：熙宁元年七月，知梓州何郯再次请求召还王陶以迎合皇上心意，皇上轻视他。后来王陶入朝担任三司使，升任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又议论说：“王陶生性倾邪，当韩琦执政时，谄媚之事无所不至；等到他担任中丞，却诬陷韩琦有不臣的迹象，使韩琦陷入灭族之祸。如此反复无常，怎么能信任！”于是将王陶外放为知蔡州。）
4、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担任殿中侍御史并代理职务。张唐英是双流人。起初，英宗即位，张唐英上《谨始书》说：“为人后者就当作为他的儿子，担心日后有人引用定陶王的旧例来迷惑圣听，希望杜绝这种苗头。”不久台谏官相继被罢黜驱逐，所以王珪、范镇认为张唐英有先见之明，共同推荐他。（《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按：邵伯温《闻见录》说：张唐英是天觉丞相的哥哥，丞相小时候向张唐英学习。张唐英有史才，曾作《宋名臣传》、《蜀梼杆》流传于世。熙宁元年春，张唐英因前御史服丧期满回到京城。徐乾学《通鉴后编》说：张唐英起初调任穀城令，在县城园林种植千株杨柳，在其中建造柳亭，听到的人都很赞赏。英宗初即位，张唐英上《谨始书》。）
1、六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这个月丁未朔。）庚申，兵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出任齐州知州。
在此之前，司马光说：（按：《传家集》中有关王广渊的奏札共有三篇，《第一劄子》上于六月三日，《纪事本末》所载即为第一劄子，但前半部分已删节，现在根据《传家集》附注于此。根据《传家集》所载说：臣听说明君的政事，没有比去除奸邪更大的；忠臣的志向，没有比去除邪恶更优先的。陛下不知臣不才，让臣在宪府任职。接受任命以来，到现在超过一个月。却寂静无为，没有纠举任何人，实在辜负了大恩。看到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以小人的本质，有倾邪巧诈的才能，（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苟且求取进身，无所不至。）外面依附政府，内部勾结亲近的侍从。（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几年之间，达到清贵显赫的地位。）国家本来用龙图阁来宠信贤才，近臣等待儒雅之士，都不是王广渊所应该滥居的。（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陛下即位以来，没听说放逐奸邪，以警戒群臣。王广渊在朝列之中，是奸邪中最突出的。）希望陛下奋发果断，首先加以斥逐，剥夺他的职名，安排一个远地的监当职务，也足以警醒天下的耳目！”（按：《传家集》所载《言王广渊第二札子》说：臣最近曾上言，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倾巧奸邪，请求全部剥夺他的职名，安排一个远地监当差遣，至今没听说有命令。臣私下听说，王广渊的所作所为，遍布海内。陛下过去在宫邸时，难道不全面了解吗，何必假借微臣再详细陈述？《尚书》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邪恶不要有疑虑。”这是大舜之所以能成就大功的原因。陛下如果不知道王广渊是贤还是不肖，还容许产生疑虑，如果确实知道王广渊奸邪的样子，那么怎么能再把他放在身边而不迅速去除他呢！夫佞人，善于求取迎合，变化诡诈万端，即使是圣贤也不能完全察觉。所以帝尧畏惧巧言令色的孔壬，而孔子教导颜渊远离佞人。夫尧与颜渊不是不聪明，如果不畏惧并远离他们，有时就会被他们迷惑。希望陛下依照臣前面的奏章，对王广渊早日赐予罢黜驱逐。）
御史蒋之奇也说：“王广渊人品平庸，天性险恶诡诈，先帝将他从普通官员中提拔，安置在文馆，他不思献纳忠良的规谏，却肆意做奸佞之事。在提拔任用他的时候，司马光接连上奏章十次，事情被搁置没有实行，他更加自恃是藩邸旧臣。入朝就勾结高居简作为内应，出
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案：《传家集》此为《言王广渊第三劄子》也，《纪事本末》亦节去前后。据《集》中所载云：臣前两次上言王广渊倾巧奸邪，乞尽夺去职名，与远地监当。） “近闻广渊案：《传家集》作本人。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如此乃是赏之，非黜之也。曏使广渊自改京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为奸谄无益哉！（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孔子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谓器也；职名，所谓名也。二者皆无用之物，然而天下贵之者，为其非贤才则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轻以与人，有司制绯衣以备赐与，经年不过用三两领。故当时服绯紫者，人以为贵。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砾，尚安足贵乎？近岁两次覃恩，服绯紫者已为泛滥。今又如陈铸、王广渊辈皆赐章服，是使今后受赐章服者皆以为耻，不以为荣也。） 且陛下使广渊出补外官，必已知奸邪之迹也。今又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使效广渊所为也。臣窃恐非国家之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伏望圣断依臣前奏，尽夺去广渊职名并比来章服，与远地监当，使赏善罚恶，瞭然明白。） 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王铚《默记》卷上云：王广渊识英宗於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闻，又论宰执专权，须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说，时宰患之，无如之何。乃反间谏官司马君实，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广渊竟外出。世徒知君实言广渊，而不知宰相之反间也。然则阴讽台谏，以逐人主亲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后神宗时，君实言杨绘不当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与滕元发，令谕绘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之耳。”盖广渊被逐，尝言君实纯直，受人风旨之诈而云尔。此说似诬。）
译于是与孙固结为生死之交。陛下圣明初显，四海普照，岂能容许妖邪之徒仍留在朝廷！”王广渊也自行请求外放任职，因此有了这道任命。不久，司马光又进言说：“近来听说王广渊带着官职出任齐州知州，并且赐予章服。这样做似乎是奖赏他，而不是贬斥他。假如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能够谨慎修身、安守本分，不行为奸佞谄媚之事，直到今天，也不过只能担任第二任通判。如今他所获得的待遇竟然如此，这难道能说奸佞谄媚没有好处吗？况且陛下让王广渊外放任职，必定是已经知晓他奸邪的行迹。现在却又用官职和章服来宠幸他，这是在鼓励人们效仿王广渊的做法。我私下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分。”朝廷没有听从。王广渊入宫在延和外殿辞行，皇帝悲伤痛哭很久，卫士们都感动流泪。
２、辛未，（《长编》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载增配沙门岛人数事，据原注均云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庆事，可考。案：原文已佚。《东都事略·马默传》：默除知登州。沙门岛旧制则有定额，溢数则投之海中。砦主李庆罢官，入谒，默遽问：“擅杀几何？”庆对：“一任杀七百馀人。”默诘之，则曰：“岛上地狭，徒隶猥众过数，官粮不足以赡，则取杀之。”默责其擅杀，欲按其罪，庆惶恐，即日自杀。默为奏请更定配岛法，凡二十条，溢额者，则选年深不作过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后苏轼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轼异之。王巩《甲申杂录》云：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过额，取一人投之海中。马默处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 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於兹，未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维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挌，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於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於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篇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於此。《纪事本末》卷七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韩绛言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云云同。又云司马光亦言：自罢里正，置乡户衙前，而民户愈困，重至於破家。愿询谋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诏逐路条具差条利害。案：再诏条具利害在七月戊寅，可考。又案《传家集》载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论衙前劄子》云：臣伏见近者陛下特下诏书，以州郡差役之烦，使民无敢力田积穀，求致厚产，至有遗亲背义，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条陈利害，委官详定以闻。此诚尧、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窃见顷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废罢里正，置乡户衙前。又以诸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业千贯，亦为里正；西乡上户家业百贯，亦为里正，应副重难，劳逸不均，乃令立定衙前人数，每遇有阙，於一县诸乡选物力最高者一户补充。行之到今，已愈十年，民间贫困，愈甚於旧。议者以为一州一县利害各殊，今一▯立法，未能尽善。又里正止管催税，人所愿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坏家产者。然则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废里正而存衙前，是废其所乐而存其所苦也。又曏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晏然无事，专意营生。其所以劳逸不均，盖由衙前一▯差遣，不以家业所直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今乃将一县诸乡混同为一，选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则有物力人户常充正役，自非家业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选差富户，为抑彊扶弱，宽假贫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赋役不归於贫者，将安适矣。借使今日家产直十万者充衙前，数年之后，十万者尽，则九万者必当之矣。九万者尽，则八万者必当之矣。自非磨灭消耗，至於穷困而为盗贼，无所止矣！故置乡户衙前以来，
译2、辛未日，（《长编》卷一百八十八以及卷二百四十六记载了增配沙门岛人数的事情，根据原注都说是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庆的事，可以考证。查：原文已经散佚。《东都事略·马默传》记载：马默被任命为登州知州。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超过人数就把人投到海里。寨主李庆被罢官，入内拜见，马默立刻问：“擅自杀害了多少人？”李庆回答：“一任期间杀了七百多人。”马默追问他，李庆说：“岛上地方狭小，囚徒众多超过限额，官粮不足以供养，就抓来杀掉。”马默责备他擅自杀人，想要查办他的罪行，李庆惶恐，当天就自杀了。马默为此上奏请求更改配岛的法令，共二十条，超过限额的人，就挑选服役年限长且没有犯过过错的人移徙到登州。从此以后保全性命活下来的人很多。后来苏轼起用担任登州知州，父老乡亲在路上迎接他说：“您执政爱民，能像马使君那样吗？”苏轼对此感到诧异。王巩《甲申杂录》说：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超过限额，就抓一个人投到海里。马默字处厚担任登州知州，提出建议说：“朝廷既然宽恕了他们让他们活命，就把他们投到海里，这不是朝廷的本意。今后超过限额，请求挑选服役年限长自己来到配所且没有犯过错的人移徙到登州。”神宗非常赞同，立即下诏说：“可以定为常制。”）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自祖宗以来，务必加以恩惠抚养。近来下达宽恤的命令，赐予免除赋税的恩典，然而到现在已经多年，并没有达到富裕兴盛，偶尔因为水旱灾害，颇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深深思考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州县差役仍然繁重，劳逸不均，喜好做浮滥冗杂的名目，不急迫的事务，来剥夺他们的时间，而损害他们的财产的缘故。愁苦悲痛无处倾诉的声音上干扰和气的运行，非常令人伤痛怜悯！命令各路转运使，普遍发公文给辖下的州军，如果官吏有知道差役利弊可以宽减的，用密封的信函分条陈述上报。”
在此之前，三司使韩绛说：“危害农业的弊端，没有比差役之法更严重的了。最重的是衙前役，多导致破产，其次是州役，也必须花费重金。田地财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竭尽全力经营，稍微达到丰足，而差役已经波及到他们，想要希望农民增加，荒地开垦，怎么可能得到呢？以前听说京东有父子两个成年男子将要担任衙前役的，他的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应当求死，让你们免除冻饿。’于是上吊自杀。又听说江南有把祖母嫁出去以及和母亲分家居住来逃避差役的，这是大逆不道，人情事理所不忍听闻的。又有把田地财产卖给官户的，田地归了不服役的家庭，而差役全部增加到原本的户等上。其余残害农民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希望把我所陈述的，下达哀痛的诏书，命令内外臣民百姓都详细陈述差役的利弊上报，委托侍从台省官员集会商议，考察验证古代的制度，裁定恰当的措施，使力役没有偏重之害，那么农民就知道谋生的利益，有安于职业的心了！”差役法的议论开始于此。《纪事本末》卷七十。《续宋編年資治通鑑》：韩绛说京东百姓有父子两个成年男子将要担任衙前役等等相同。又说司马光也说：自从废除里正，设置乡户衙前，而民户更加困苦，严重到破家。希望询问谋划遍及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于是下诏各路分条详细陈述差役利弊。查：再次下诏分条详细陈述利弊在七月戊寅日，可以考证。又查《传家集》记载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论衙前札子》说：臣私下看见近来陛下特别下诏书，因为州郡差役的烦扰，使百姓不敢努力耕种积蓄粮食，谋求积累丰厚的财产，甚至有遗弃亲人违背道义，自己寻求安全的，命令内外臣民分条陈述利弊，委托官员详细审定上报。这确实是尧、舜的用心，百姓的大福。臣私下看见近年国家因为民间苦于里正之役，废除里正，设置乡户衙前。又因为各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产一千贯，也担任里正；西乡上户家产一百贯，也担任里正，应付繁重困难，劳逸不均，于是命令确定衙前人数，每当有空缺，在一县各乡中挑选家产最高的一户补充。实行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民间贫困，比旧时更严重。议论的人认为一州一县利弊各不相同，现在统一立法，未能尽善尽美。又里正只管催缴赋税，是人们愿意做的。衙前所管官方物资，却有破坏家产的。那么百姓所苦的，在于衙前，不在于里正。现在废除里正而保留衙前，是废除了他们所乐意的而保留了他们所苦的。又以前每乡只有一名里正，假使有上等十户，一户服役，那么九户休息，可以安然无事，专心经营生计。之所以劳逸不均，大概是因为衙前统一差遣，不以家产价值为标准。如果让价值一千贯的应付十分繁重困难，价值一百贯的应付一分繁重困难，那么自然均平。现在却把一县各乡混同为一，挑选家产最高的差充衙前，这样就有家产的户经常充当正役，除非家产沦落，那么永远没有休息的时期了。有关部门只知道挑选富户，为了抑制强豪扶持弱小，宽限贫民。却不知道富者既然耗尽，赋役不归到贫者，将去哪里了呢？假使今天家产价值十万的充任衙前，几年之后，十万的耗尽，那么九万的必然承受了。九万的耗尽，那么八万的必然承受了。除非磨灭消耗，直到穷困而成为盗贼，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设置乡户衙前以来，
民益困乏而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减无增，以此为富民之术，不亦疏乎！臣尝行於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绵，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臣闻其言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凡为国者，患在见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乡户衙前之时，人未见其患，及今然后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益深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下诸路州县，相度上件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各具利害闻奏，随其所便，别立条法，务令百姓敢营生计，则家给人足，庶可望矣！
译百姓日益贫困匮乏却不敢谋求生计，富人反而不如穷人，穷人也不敢追求富裕。每日每月都在削减，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把这作为使百姓富裕的方法，不是太荒谬了吗！我曾行走于乡村，看到农民生活器具的简陋便询问原因，他们都回答说：“是不敢这样做。如今想要多种一棵桑树，多买一头牛，储备两年的粮食，藏起十匹丝绵，邻里就已经把他们看作富户，指使他们去充当衙前役了！何况还敢扩大田地、修缮房屋呢？”我听了他们的话心中悲痛，哪有圣明的帝王在位，天下太平无事，却制定法令让百姓不敢做长远的生计打算呢？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弊病在于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不考虑长久的危害。所以当初设立乡户衙前役的时候，人们还没有看到它的祸患，直到今天才知晓。如果沿袭旧制不加以改变，时间越久祸患就越深重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的慈爱特别下达指令给各路州县，审度上述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各自的利弊并上奏，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另行制定条令法规，务必让百姓敢于谋求生计，那么家家衣食充足，或许可以期望实现了！
３、陕西转运司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滉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案：吴广成《西夏书事》云：徙横山民於兴州，夏蕃酋令凌举众内附。夏国频年点集，众志乖离，横山羌益思内附。谅祚尽发其族帐，徙之兴州。诸部怀土顾望，知青涧城种谔招之，令凌举众降，谔上闻，给以田宅。此作朱陵，未详即其人否？） 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奭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訩，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选才谋居要害，任权变广招置，募乡导行反间，使其君臣携贰，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訩也。设先举之策，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於奔命，所以罢其敌也。东兵屯戍，去逸就劳，知虏情不习地势，坐縻廪食，欲战先北。今若省之，专任土兵，减费重威，所以实其力也。罢其赐予，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设官致命，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稍失经画，则徒困良民，而无补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仓卒之暴，任公实之谋，使府库充牣，而农桑不残，士饱气勇，以攻则克，以守则坚，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常置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长可招纳者，是日即召薛向入对，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赞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令其可否，条例录进。彦博奏云：“观向之所陈，大要有五，（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向所谓任将帅者，朝廷何尝不慎择而重之？但所择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当如向所论，使久其任，必各成效，犹如前时屡迁数易，虽得贤才使为将帅，亦难责其成功。所谓亟攻伐以罢其敌者，一曰先举之策，以谓先发制人故胜，后发制於人故负，故欲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二曰数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诱横山部族，团结熟户之兵及义勇，弓箭手之众，侵扰贼境，使不宁居，将自困弊。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韩琦上言，庆历初，曾与范仲淹尝建此议，会西人输款而止。去岁枢密院遂与中书同议，悉有成算，寻已降付逐路，令录奏议进呈。兼逐路之兵自来未尝精较实数。去岁枢密院令编例官类聚得塙实人数，降下诸路，严切训练，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检康定中诸路出师牵制之术，并密封付边帅遵守。朝廷处置之详，殆无遗策。然此举动，必当其时。去岁十月，臣尝上奏於先帝，若谅祚果遂倔彊，自绝於朝廷，以讨伐凶渠，招纳降附，无所不可；若犹恭顺服过，即当含容，所谓羁縻不绝。况王者之师，非不得已，岂宜轻用？今向有云“若谅祚改图自新，复守诏誓，伏望廓天地之量，霁雷霆之怒，省费罢兵，安边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时，不可不讲议精熟，一旦有隙，用之无疑。所谓省戍兵以实其力者，其要欲省东兵之疲輭，拣士兵之精勤，取实用损虚，为持久必胜之术。朝廷近以计较逐路之兵，去冗留精，皆有定数矣。向去春季依法科简，兼去岁不以亲卫兵戍边，此亦省兵实力之一端也。又曰绝利源以弊其国，谓朝廷岁赐并缘边和市亦宜绝之，贼势自窘矣。岁赐、和市，如谅祚阻命，自当绝之。） 上三策，不待议论而利害可知。所谓慎经费（案：《潞公集》此下有“以固其本”四字。） 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务，最要讲求。（案：《潞公集》此下有云：盖经费若简，国财乃富，国富即兵彊，兵彊即蛮不敢内侮，而后制礼作乐，驯致太平，何欲不可？今之言者，不计国用之丰寡，而欲轻举妄动，为国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审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其费不赀。苟力屈而财殚，虽有智力不能善其
译3、陕西转运司薛向说：“担任青涧城知州的种谔招降了西夏人朱陵，他是最为横山地区得力的酋长，已经赐予他田地十顷、宅院一处。请求授予他一班行的官职，以此向各羌族展示恩信，诱降横山的民众。”皇帝下诏增加赐予田地五顷。（注：吴广成《西夏书事》记载：将横山百姓迁徙到兴州，西夏酋长令凌率领部众归附。西夏连年征发兵役，人心离散，横山羌人更加思念归附。谅祚全部征发其部族帐幕，将他们迁徙到兴州。各部怀念故土观望不前，青涧城知州种谔招降他们，令凌率领部众投降，种谔上报朝廷，赐予他们田宅。此处写作朱陵，不详是否就是同一人？）薛向在英宗时期，曾经进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年冬天又上疏陈述奭边五利：一是选拔将帅以控制其喧哗挑衅，二是迅速攻伐以疲敝其敌人，三是裁减戍守士兵以充实其力量，四是断绝利益来源以削弱其国家，五是爱惜经费以巩固其根本。选拔有才能谋略的人驻守要害之地，任用善于权变的人广泛招兵置备，招募向导进行反间活动，使他们的君臣离心离德，自相残杀。运用智谋而不使用蛮力，这就是控制其喧哗挑衅的方法。制定先发制人的策略，实行浅攻的战术，各路分别占据有利地势，形成犄角之势进军，声援互相接应，如同首尾呼应，使他们防备东北，就攻击西南，用岁月消磨他们，使其疲于奔命，这就是疲敝其敌人的方法。东兵屯戍，从安逸转为劳累，知道敌虏不熟悉地形，白白消耗粮饷，想要作战就先败退。现在如果裁减他们，专门任用本地士兵，减少费用加重威势，这就是充实其力量的方法。停止对他们的赏赐，禁止边境贸易，断绝盐利，设立官员传达命令，杜绝衣食来源，这就是削弱其国家的方法。现在几道驻兵，调度紧迫，稍有失算，就会白白困害良民，而对国家财政没有补益。应当吸取康定年间的失误，免除仓促暴烈的措施，采用务实的谋略，使府库充盈，而农桑不受破坏，士兵饱食士气高昂，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这就是巩固其根本的方法。奏疏呈上，英宗称赞很好，经常放在身边，皇上看见后认为他奇特。恰逢边境大臣多言横山族长可以招纳，当天就召薛入对，秘密赐予黄金五十两；等到他告辞离去，又赐予黄金。凡是薛向所陈述的计策，皇上都命令不要告诉两府，亲自用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都坚持认为不可，只有宰相曾公亮独自赞同。皇上先将薛向所上的奏疏以及《西陲利害》交给文彦博，让他决定可否，整理条例录进。文彦博上奏说：“观察薛向所陈述的，主要有五点，（注：《潞公集》此处下面有说：薛向所谓任用将帅，朝廷何尝不慎重选择而重视他们？只是所选择的有时得当有时不当罢了！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固然应当像薛向所论述的那样，让他们长期任职，必定各自取得成效，如果像以前那样频繁调动更换，即使得到贤才担任将帅，也难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所谓迅速攻伐以疲敝其敌人，一是先发制人的策略，认为先发制人所以胜利，后发受制于人所以失败，所以想要迅速施展以疲敝他们，用多种方法误导他们。二是多次攻伐的策略，其主要宗旨想要招诱横山部族，团结熟户士兵以及义勇、弓箭手众人，侵扰贼寇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居住，将领自然困顿疲敝。这都是朝廷一向留意的。加上韩琦上言，庆历初年，曾与范仲淹曾经建立此议，恰逢西夏人输诚归顺而停止。去年枢密院于是与中书一同商议，都有成熟的计划，不久已下达各路，命令录奏议进呈。加上各路的士兵向来未曾精确核实实际人数。去年枢密院命令编例官分类聚集得到确凿的人数，下达各路，严格训练，至于部署也有成法。并检阅康定年间各路出兵牵制的战术，一并密封交付边境主帅遵守。朝廷处置的详细，几乎没有遗漏的策略。然而这些举动，必须合乎时机。去年十月，臣曾经向先帝上奏，如果谅祚果然倔强，自我断绝与朝廷的关系，那么讨伐凶恶渠帅，招纳降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还恭顺服罪，就应当包容，所谓羁縻不绝。况且王者的军队，非不得已，难道应该轻用吗？现在薛向有说‘如果谅祚改图自新，重新遵守诏誓，伏望扩大天地般的度量，平息雷霆般的愤怒，节省费用罢兵，安定边境休养生息，是天下之幸。’这话是对的。然而在平时，不可不讲究议论精熟，一旦有隙，使用它就没有疑虑。所谓裁减戍兵以充实其力量，其关键想要裁减东兵的疲弱，拣选士兵的精勤，取实用减虚耗，作为持久必胜的方法。朝廷近来因为计算各路的士兵，去除冗杂保留精锐，都有定数了。薛向去春季依法考核精简，加上去年不派亲卫兵戍边，这也是省兵实力的一个方面。又说断绝利益来源以削弱其国家，谓朝廷每年的赏赐以及边境的互市也应当断绝，贼寇势力自然窘迫了。每年的赏赐、互市，如果谅祚违抗命令，自然应当断绝。）上述三条策略，不待议论利害就可知。所谓谨慎经费（注：《潞公集》此处下面有“以固其本”四字。） 者，这是当今最迫切的事务，最需要讲求。（注：《潞公集》此处下面有说：大概经费如果简约，国家财富就富足，国家富足则军队强大，军队强大则蛮夷不敢内侵侮辱，然后制礼作乐，逐渐达到太平，什么愿望不能实现？现在说话的人，不计算国家用度的丰寡，而想要轻举妄动，为国家生事的人太多了！只有朝廷审慎使用而谨慎实行。军队一使用，其费用不可计量。如果力量屈尽而财力枯竭，虽然有智谋力量也不能善后其
后。向又以调度兵费，一以康定为鉴，其言尤为切当。盖康定时兵久息不用，人未知战，上下骚然；暴取横用，莫知所极，天下困弊，终无尺寸之功，亦可鉴矣！） 向云自宝元初守官陕右，出入兵间，（案：《潞公集》此下有“今又主关中之漕”七字。） 首尾七年，目睹心计，固宜详悉。（案：《潞公集》此下有“其言诚有伦理”六字。） 然谋攻料敌，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轻言。古人论兵至慎至重。（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如向之取横山如反掌，捕西贼若设置掩兔。） 向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慎之重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译后来。韩琦又因调度军费，完全以康定年间为借鉴，他的言论尤其切中要害。因为康定年间军队长期休整不用，人们不知道作战，上下动荡不安；横征暴敛、挥霍无度，没有止境，天下困顿疲弊，最终没有取得丝毫战功，这也可以作为鉴戒啊！韩琦说自从宝元初年在陕右任职，出入军营之间，前后七年，亲眼目睹、用心算计，本来应当详细周知。然而谋划进攻、估量敌人，即使是老将也难以做到。战争是重大事情，不可轻率谈论。古人谈论用兵极为谨慎、极为慎重。韩琦的谋划虽然可以采纳，但言辞也似乎轻率，确实希望慎重对待、慎重对待。”
４、是月，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罢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李若愚罢泾原路驻泊兵马钤辖，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实罢秦凤路管句蕃部公事，韩则顺罢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长编》卷二百三：元年十二月丙午载四人领边事命。原注：《实录》云：卒罢之。盖追记治平四年六月事，今不取。案：《长编》注既云四人罢领边事，命当载四年六月，今据原注附此。罢四人，盖因人不以为便，而从吕诲疏也。诲疏见《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六月罢陕西内钤辖。）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以赵抃知谏院。抃献疏言任道德、重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又言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又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费，多见纳用。案：《太平治迹统类》云：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赵抃知谏院、提举万寿观，既见，上谓：“卿匹马入川，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称是邪？”人言独处室中，有一龟效其服气故也。前此，自蜀远归者，多历省府官，大臣以为言，上曰：“用抃为谏官，赖其言，何必两府乎？”抃乃献是疏。《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熙宁二年五月载抃自成都还，以龟、鹤自随云云，下又按上疏论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云云，殊与此▯，今姑存此以备考。《宋史·本纪》九月：与张方平并参知政事。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丁丑朔。） 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於人，云刘庠之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急报上於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於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案：《传家集·言高居简劄子》凡五篇，此《第一劄子》也，前半《纪事》节去，据《集》中所载云：臣闻古人有言：“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言近者不治，则不暇及远也。窃见勾当御药院） “高居简资性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臣谨按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於众人之中，最为狡猾。（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宠信，待以腹心，人皆指目，大玷圣德。臣职在纠绳，不敢不言。） 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勾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案：《传家集·言高居简第二劄子》、《第三劄子》，《纪事》不载。据《集》中《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乞远加窜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亦皆择人。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曰：“昔在文武，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又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自古圣帝明王，虽左右小臣，未尝不谨择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况陛下嗣膺宝命，圣德惟新，善恶兴衰，於此乎分。而使谗佞如居简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宠而信之，此乃异日祸乱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职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圣明依祖宗
译4、本月，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的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职务被罢免，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李若愚的泾原路驻泊兵马钤辖职务被罢免，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实的秦凤路管句蕃部公事职务被罢免，韩则顺的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职务被罢免。（《长编》卷二百三：记载元年十二月丙午日任命四人统领边防事务。原注说：《实录》记载：最终罢免了他们。这大概是追记治平四年六月的事情，现在不予采纳。按：《长编》注既然说四人被罢免统领边防事务，任命应当记载在四年六月，现在根据原注附在此处。罢免这四个人，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不方便，而听从了吕诲的奏疏。吕诲的奏疏见《长编》、《九朝编年备》六月罢免陕西内钤辖。）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任命赵抃担任知谏院。赵抃进献奏疏，陈述任用道德之士、重视辅佐大臣、辨别邪正、去除奢侈之心、统一号令、公平赏罚、谨慎机密、防备意外、不要频繁赦免、宽容谏诤这十件事，又说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房、赵瞻、赵鼎、马默都是刚直敢言的人，长期被贬斥没有恢复官职。又论述五种耗费，即宫廷、宗室、官员冗滥、军队冗杂、土木工程方面的耗费，大多被采纳任用。按：《太平治迹统类》说：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赵�担任知谏院、提举万寿观，拜见皇上后，皇上说：“你单人匹马进入四川，只带一琴一鹤随行，施政简易，确实如此吗？”人们说他在独处室内时，有一只龟效仿他服气养生。在此之前，从蜀地远归的人，多担任省府官员，大臣为此进言，皇上说：“任用赵抃为谏官，依靠他的言论，何必一定要在两府任职呢？”赵抃于是进献了这份奏疏。《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在熙宁二年五月记载赵抃从成都回来，带着龟、鹤随行等等，下面又按语说上疏论述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赵瞻、赵鼎、马默都刚直等等，与此〇，现在暂且保留此记载以供参考。《宋史·本纪》九月记载：与张方平一起担任参知政事。
1、七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说：本月丁丑日初一。）戊寅日，皇上刚即位，内臣因恩荫升任朝官的，都罢免了内职，只有勾当御药院的高居简等四人保留原职。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曾经为此进言，皇上说：“高居简有功。”孙思恭退下后询问他人，说是刘庠建立太子时，高居简窥见“太子”二字，急忙向在颍王府的皇上报告。等到英宗去世，高居简迅速出来，召见两府大臣，中宫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高居简说：“召见两府大臣，是谁的命令？”高居简说：“是太子命令召见的。”又从怀中取出黄衣给皇上披上。这就是皇上所说的有功。孙思恭又上奏疏说：“陛下是先帝的嫡长子，应当继承皇位的，不是陛下是谁？高居简在先帝病危之时，已经怀有二心，私自结交；又假托太子的命令召见两府大臣，连累陛下的孝德。这些都是应当诛杀的罪行，为什么反而认为有功？”皇上不听。司马光上奏说：（按：《传家集·言高居简札子》共有五篇，这是《第一札子》，前半部分《纪事》删节了，根据《集》中所记载说：臣听说古人有句话：“堂上不打扫，则郊外的草不会去荒芜。”意思是近处的事情不治理，就没有空闲顾及远处。我见到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资质奸邪，善于谗言和谄媚，长期担任近侍职务，罪恶很多。臣谨按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的官员达到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须外放。这是因为时间日久，官资稍高，就防备他们凭借威势，窃取权柄，远鉴汉唐的祸患，深为子孙考虑的缘故。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因恩荫迁官的，都补任外职，唯独留下御药院四人，天下首先因这一件事讥讽陛下的过失。况且高居简在众人之中，最为狡猾。（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陛下特别加以宠信，把他当作心腹，人们都指指点点，大大损害圣德。臣的职责在于纠察，不敢不言。）希望遵行祖宗旧典，凡是勾当御药院官员达到崇班以上的，都授予外地的差遣。对于高居简，请求远远地流放，以解除天下的疑惑。”（按：《传家集·言高居简第二札子》、《第三札子》，《纪事》没有记载。根据《集》中《第二札子》说：臣最近曾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善于谗言和谄媚，请求远远地流放，没有得到施行。从前周公以《立政》告诫成王，至于虎贲、缀衣、趣马、小尹，以及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也都选择合适的人。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说：“过去在文王武王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又说：“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用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只要吉士。仆臣正直，君主才能正直。仆臣阿谀，君主就会自以为是。”自古圣帝明王，即使是左右的小臣，未曾不谨慎选择端方善良的人，以防止安逸享乐的产生。况且陛下继承皇位，圣德更新，善恶兴衰，在此分别。却让像高居简这样的谗佞之人，早晚常在左右，又宠信他，这将是日后祸乱的根源，腹心的疾病。臣的职责在于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希望圣明依照祖宗
旧制，应勾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出外，其高居简仍乞远加窜逐。《第三上殿劄子》云：臣近曾两次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乞远加窜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简顷在先朝已窃弄权柄，依凭城社，玷辱圣明。物论汹汹，切齿侧目。及陛下继统，必谓首行诛窜，以警邪臣。不意居简狡猾多端，先自结於陛下，使陛下宠爱信任，更过於先帝之时。朝廷公忠之士无不愤懑，深为陛下惜之。方今内侍之臣，小心谨慎可以备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胜数？陛下足以择而用之，何必违祖宗旧典，负天下讥谤，独保护居简坚如金石？臣窃惑之。伏望圣慈取台谏官前后所言居简文字，尽付所司治其罪，以彰至公之义，顺合众心。其馀勾当御药院者，亦乞遵旧制，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并授以向外差遣。） 又言：（案：此下《传家集》所载言《高居简第四劄子》也，《纪事》於前后亦均删节。据集中所载云：臣累日前上殿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自先帝时窃弄权柄，陛下复宠而信之，大为圣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许臣送枢密院施行，至今未闻有指挥，不知居简以何道结陛下，能如此之深也！） “居简所能，止於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於荒晏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曏使陛下即位岁久，功业已成，而有谗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识者犹当寒心。何则？知其必为祸乱之阶也。况今初承大统，当锐精求治之时，而遽留居简於左右，仍加宠信，根蒂已牢，则异日之忧，可胜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当力争者也。） 或闻陛下欲待居简自求引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然后遣去。） 臣诚戆愚，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挟奸作慝者，犹宜明正典刑。若案：《传家集》作“况”。） 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宣示中外，以戒恁人，而尚足为之隐乎？”（《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且居简奸邪播闻远近，陛下今日虽为之隐，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简所以能为恶者，以其自讬宫禁，譬如狐鼠，依凭城社。彼惟恐离去左右，岂肯自陈求退乎？伏望陛下尽出？臣前后所言居简事状，送居简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集》中又载《言高居简第五上殿劄子》云：臣闻邪正不可同朝，犹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不宜宠信，置於左右。所言无取，不蒙省录。臣实无颜尚居风宪。若陛下以臣为拙直，则居简为奸邪；若以居简为忠良，则臣为谗慝。臣与居简势难两留。况臣守官京师十有一年，自先帝时累曾陈乞外任，伏望圣慈罢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又案：《传家集》於《第一劄子》谓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纪事》以《第一劄子》、《第四劄子》连载，而系於戊寅日。是月丁丑朔，戊寅乃初二日，两异，其日必有误。《集》中又於《第五劄子》下注云当日罢居简，除供备使。是此劄子乃癸巳日上也。今姑以五子子连缀於此，以备参考。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熙宁二年载：司马光论内臣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手诏问所从知。光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诏用宫邸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邠门祗候，光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之法也。邠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厮役为之乎？”考《编年资治通鉴》载於熙宁二年，殊误。弹劾高、郭，皆为御史中丞时。本集俱载於治平四年，本无可疑，《纪
译按照旧制，担任御药院职务的官员，官阶达到内殿崇班以上的，外放任职；而高居简仍请求远远地加以放逐。《第三上殿劄子》说：臣近来曾两次上奏，说御药院官员高居简善于进谗言、擅长阿谀奉承，请求远远地加以放逐，至今没有蒙受皇帝降旨施行。高居简从前在先帝时已经暗中玩弄权柄，倚仗朝廷的根基，玷污了圣明的君主。舆论哗然，人们切齿痛恨、侧目而视。等到陛下继承皇位，一定认为首先诛杀放逐他，以警示奸邪之臣。没想到高居简狡猾多端，先向陛下自我结好，使陛下宠爱信任他，更超过了先帝之时。朝廷中公正忠诚的人士无不愤懑，深深地为陛下惋惜。当今内侍之臣，小心谨慎可以供陛下左右使唤的，哪里能数得尽？陛下足以选择而任用他们，何必违背祖宗的旧典，背负天下的讥讽诽谤，独自保护高居简坚如金石？臣私下感到困惑。恳请圣恩将台谏官前后所说高居简的奏章，全部交给有关部门治他的罪，以彰显至公的道义，顺应众人的心意。其余担任御药院职务的，也请求遵照旧制，官阶达到内殿崇班以上的，一并授予外地的差遣。又说：（注：此处以下《传家集》所载为《高居简第四劄子》，《纪事》在前后均作了删节。根据集中所载说：臣前几天上殿说御药院官员高居简，自从先帝时暗中玩弄权柄，陛下又宠爱信任他，大大损害了圣德，请求治他的罪。陛下答应臣将此事送枢密院施行，至今没有听说有指令，不知道高居简用什么方法结交陛下，能如此深厚！）“高居简的才能，仅限于进谗言和阿谀奉承。阿谀奉承的人不过是巧言令色，迎合心意，满足君主的欲望，以此谋取权位，使君主沉溺于荒淫宴乐而不自知。进谗言的人不过是离间君臣，挑拨骨肉，迷惑君主的心，以此巩固自己的恩宠，使君主陷入倾覆危险而不自省。有这两种行为，又怎么能亲近呢？（注：《传家集》此处以下有说：假如陛下即位时间长久，功业已经成就，而有进谗阿谀的臣子开始得宠，天下有见识的人尚且应当寒心。为什么呢？知道这必定是祸乱的阶梯。何况现在刚继承大统，正当锐意进取、寻求治理之时，却立刻留下高居简在左右，仍然加以宠爱信任，根基已经牢固，那么日后的忧虑，哪里说得尽呢！这是臣不避死亡而必须力争的原因。）或者听说陛下想等高居简自己请求引退，（注：《传家集》此处以下有说：然后遣送他离开。）臣确实愚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国家的大臣，年高德劭，声望一向很高，一旦偶然有小过失，还没有被外人知道，陛下务必保全始终，让他自己引退，以保全他的名声，那还可以。（注：《传家集》此处以下有说：那些挟持奸邪作恶的人，尚且应当明正典刑。如果注：《传家集》作“何况”。）高居简是宫中小臣，罪恶积累，应当将他示众于市朝，宣示中外，以警戒奸邪之人，而还值得为他隐瞒吗？”（《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注：《传家集》此处以下有说：况且高居简的奸邪远近皆知，陛下今天虽然为他隐瞒，天下的耳目哪里能遮蔽呢？凡是高居简之所以能作恶，是因为他依托宫禁，譬如狐鼠，倚仗城社。他只担心离开左右，哪里肯自己陈述请求退职呢？恳请陛下将臣前后所说高居简的事状，全部拿出，送高居简给有关部门，明正他的罪，以彰显至公之道。《集》中又载有《言高居简第五上殿劄子》说：臣听说邪正不能同朝，就像冰炭不能同器。陛下不知道臣不才，让臣担任御史中丞。臣四次上奏说御药院官员高居简善于进谗阿谀，不应该宠爱信任，放在左右。所说的话不被采纳，没有蒙受省察记录。臣实在没有脸面还担任风宪之职。如果陛下认为臣拙直，那么高居简就是奸邪；如果认为高居简忠良，那么臣就是进谗作恶。臣与高居简势难两留。况且臣在京城任职十一年，自从先帝时多次请求外任，恳请圣恩罢免臣御史中丞，授予一个外任差遣。又注：《传家集》在《第一劄子》中说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纪事》将《第一劄子》、《第四劄子》连续记载，而系于戊寅日。这月丁丑朔，戊寅是初二日，两者不同，日期必定有误。《集》中又在《第五劄子》下注说当天罢免高居简，授予供备使。这是此劄子在癸巳日上。现在暂且将五篇劄子连接在此，以备参考。又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在熙宁二年记载：司马光议论内臣高居简奸邪，请求远远放逐，奏章上了五次，皇上亲自下诏问从哪里得知。司马光说：“臣从宾客处得知，不是一个人说的，事情的有无，只有陛下知道。如果没有，臣不敢逃避妄言的罪；万一有，不可不查察。”诏令任用宫邸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邠门祇候，司马光说：“建国初期草创，天步尚艰，所以即位之初，必定以旧人为腹心耳目，称为随龙，不是平日的法度。邠门祇候，在文臣中是馆职，哪里可以让厮役担任呢？”考察《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在熙宁二年，大错。弹劾高、郭，都是御史中丞时。本集都记载在治平四年，本来无可怀疑，《纪
事本末》脱载弹郭昭选事，移注於此。《编年资治通鉴》於弹郭疏亦多删节，今据《传家集》附录之。《集》中《言郭昭选劄子》云：臣窃闻陛下曏时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近有特旨？除邠门祗候。众言藉藉，颇谓侥忝。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初，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以此昭选之徒，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为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无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勋？小人之心，终无厌极，不可纵也。且邠门祗候，祖宗所以蓄养贤才以待任使之地。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诸文臣，则馆阁之流也，岂可厮役之人为之乎！况东宫其馀吏卒甚众，苟一人得之，则皆有冀望之心。此《书》所谓“启宠纳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统，则率土之滨谁不为臣？而独私於东宫之人，则所与亲者至狭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赏罚为言。诚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来不易之道也。今昭选等以贱隶而叨美职，是官不择人也。无横草之劳，而数月之间恩命相继，是无功受赏也。奸慝明著如高居简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罚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励精图治，而乃轻其官爵，慢其赏罚，如此将以兴太平之功，犹适楚而北辕也。今臣所以区区进言者，但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选等新除邠门祗候，乞赐追寝。贴黄：或闻昭选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虚的？审或如此，尤为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当极其友爱。至於官爵刑赏，乃陛下魁柄，须决之圣心，昌王亦不当关预，陛下亦不当听从。如此，则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汉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十万，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彼为其子犹不可，况为他人乎？）
译《事本末》中遗漏了弹劾郭昭选一事，将其移注于此。《编年资治通鉴》对于弹劾郭昭选的奏疏也多有删节，现在依据《传家集》附录在此。《传家集》中《言郭昭选劄子》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先前曾下特旨，任命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邠门祗候。众人议论纷纷，大多认为这是侥幸得逞、辱没职位。国家初创时期，局势尚且艰难，所以祖宗即位之初，必然提拔身边的人作为心腹羽翼，这难道是为了确立永远沿用的法度吗？不过是遭遇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此后继承皇位的君主守成太平基业，继承圣父之位，在守丧未发诏令期间，有关部门因循守旧，沿袭旧例。凡是东宫的僚属吏员，一概破格提拔，称之为“随龙”。因此郭昭选这类人，得以从侍役直接提拔进入班行任职。他们获得的幸运已经很多了，却还敢妄图攀附权贵，无休止地索求。竟然不自省，有什么功勋？小人的心，终究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可纵容。况且邠门祗候，是祖宗用来蓄养贤才以待任用的地方。其班次顺序、差遣职务，事事不同。拿文臣来比喻，就像馆阁之流，怎么能让侍役之人担任呢！何况东宫其余的吏卒很多，如果一人得到此职，那么大家都会有希冀之心。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开启宠幸之门，招致侮辱”啊。陛下既然继承大统，那么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子？却唯独偏私于东宫之人，那么所亲近的人就太狭隘了！臣最近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初次上殿之日，首先以官员的赏罚为话题。实在是因为这三者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自上古以来不变的道理。现在郭昭选等人以卑贱的奴仆身份而窃居高位，这是官职不择人。没有斩草除根的辛劳，而在几个月之间恩命接连不断，这是无功受赏。奸恶明显如高居简等人尚且被保护庇护，这是有罪不罚。陛下起初清明，正励精图治，却轻视官爵，怠慢赏罚，像这样想要成就太平之功，就如同想去楚国却向北驾车一样。现在臣之所以恳切进言，只是为陛下珍惜这些罢了。所有郭昭选等新任命的邠门祗候，请求赐予追回撤销。贴黄：有人听说郭昭选等人因为告发昌王进言而得到此特旨，不知虚实？如果确实如此，尤其不可。陛下对于昌王，只应当极其友爱。至于官爵刑赏，是陛下的大权，必须由圣心决断，昌王也不应当干预，陛下也不应当听从。这样，兄弟之恩情保全，君臣之分正。汉代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职位，明帝不许，赐钱十万，说：“郎官上应星宿，出外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任用非人，百姓将遭受祸殃。”因此难以答应。那为儿子求官尚且不可，何况为他人呢？
２、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以闻。（《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初诏在六月辛未，此诏又立一月限也。）
３、壬午，司马光对延和殿，又极言高居简，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劄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屡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愿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谕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编年备要》云：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举勾当药院。《宋史高居简传》云：历领龙图天章宝文阁、内东门司，傒当御药院。神宗即位，御史张唐英言其资性恁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马光亦言其“久处近职，罪恶已多。祖宗旧制，傒当御药”云云。於是罢为供备使。稍迁带御器械，进内侍押班，以文思使领忠州。）
４、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南安人，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案：毕氏《通鉴》云：惠卿，晋江人也。
５、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纪事本末》卷七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七月，诏明堂奉英宗祀。案：《宋史·本纪》：辛卯，告英宗宪文肃武宣孝皇帝谥於天地、宗庙、社稷。壬辰，上宝册於福宁殿。毕氏《通鉴》云：秋七月庚辰，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本朝典礼循唐之旧，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飨明堂，伏请以大行皇帝配。”诏恭依。
又：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为曲水县令，岁饥，转运司以转薄绢，高价使县配卖，之邵不可，拂转运使意，罢官而归。继又上书言事，不报，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故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於之邵见之。案：《宋史本纪》：七月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得失。据《朔闰考》，是月丁丑朔，则上书日已在七月三十日。毕氏《通鉴》云：书奏不报，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然则致仕非即此日，自不能在七月内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误系之。然致仕不得其日，姑附此。之邵书见《宋文鉴》，其书云：陛下初即大位，念万世无疆之业，诏求阙失，开挌言路，可谓谊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闲有家，悔亡。”九处家人之初，当端其本以保终吉。民之所以望而则效者，常在於人君继统之始。此安危之机，不可不慎也！昔成汤既没，伊尹奉太甲以见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为念，以天人为畏，则大小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国百有馀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迹其所得之艰难，夙夜危栗，以勤负荷，永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宽大慈仁、英宗之励精庶政，立则见五圣於前，行则见於侧，坐则见於堂，食则见於杯杅之间。《诗》曰：“天难谌。”斯言天不可不畏也。《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岁以来，千里不雨。近者畿甸，远者河北、京东，蝗螟蔽野，穀价贵，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为彫敝。臣窃恐萑蒲之盗，或贻宵旰之忧。为今之计，不过多鬻爵以浊入仕之流
译2、皇帝下诏，命令朝廷内外官员及百姓在一个月内分条陈述差役制度的利弊，上报朝廷。（《纪事本末》卷七十。按：最初的诏书在六月辛未日颁布，这道诏书又规定了一个月的期限。）
3、壬午日，司马光在延和殿应对皇帝，再次极力弹劾高居简。皇帝说：“祔庙仪式结束后，自然会让高居简离开。”司马光说：“后宫内侍这样的小臣，怎么会关系到山陵工程的前后次序！他知道应当离开，却被安置在皇帝身边近处，尤其不合适。舜帝流放四凶，不算不忠；仁宗贬谪丁谓，不算不孝。”皇帝命留下司马光的奏章，司马光请求将奏章交给枢密院，皇帝同意了。（《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巳日，高居简被任命为供备库使，罢免御药院职务。司马光屡次弹劾高居简，皇帝虽然将奏章交给枢密院，但尚未执行。司马光表示与高居简难以同时留任，请求外放郡县。请求面见皇帝时，吕公弼说：“司马光今天必定要决定去留。”当时司马光站在殿阶下，皇帝指着他说：“已经来了。”吕公弼说：“陛下若想留下高居简，必定要驱逐司马光；若想留下司马光，必定要驱逐高居简。高居简是内侍，司马光是中丞，希望选择更重要的一方。”皇帝说：“现在该怎么办？”吕公弼说：“罢免高居简的御药职务，优待升迁一个官职就可以了。”皇帝命令任命高居简为供备库使，说：“司马光难道还会再争辩吗！”吕公弼说：“等司马光上殿时，只告诉他高居简已经外出了，司马光必定会自行停止争辩。”皇帝听从了。司马光因此说：“凡是左右近侍之人，不需要才智，只要让他们谨慎朴实、小心谨慎不犯错，就可以了。”（《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按：《编年备要》说：不久又任用王中正、李舜举负责御药院事务。《宋史·高居简传》说：高居简历任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职务，内东门司职务，傒当御药院。神宗即位后，御史张唐英说他性情奸巧，善于迎合取悦。中丞司马光也说高居简“长期担任近侍职务，罪恶已经很多。祖宗旧制，傒当御药”等等。于是罢免高居简为供备使。稍后升迁带御器械，进升内侍押班，以文思使身份领忠州。）
4、乙未日，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被任命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是南安人，与王安石向来交好，王安石向曾公亮推荐吕惠卿的才能，曾公亮于是举荐吕惠卿担任馆阁职务。（《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按：毕氏《通鉴》说：吕惠卿是晋江人。）
5、己丑日，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侍制陈荐，共同详定朝廷内外官员及百姓所陈述的差役利弊。（《纪事本末》卷七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秋季七月，下诏在明堂奉祀英宗。按：《宋史·本纪》记载：辛卯日，向天地、宗庙、社稷宣告英宗宪文肃武宣孝皇帝的谥号。壬辰日，在福宁殿呈上宝册。毕氏《通鉴》记载：秋季七月庚辰日，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说：“本朝典礼遵循唐朝旧制，真宗、仁宗都在明堂祭祀，配享上帝。现在季秋大飨明堂，恳请让已故皇帝配享。”皇帝下诏恭敬依从。
又记载：宇文之邵退休。在此之前，宇文之邵担任曲水县令，当年饥荒，转运司以转卖薄绢为由，高价让县里配卖，宇文之邵不同意，违背了转运使的意愿，被罢官回家。接着又上书言事，没有得到回复，于是退休，隐居十五年去世。司马光说：我听说志向不能实现，所以把禄位看得像锱铢一样轻；道义不同，把富贵看得像土芥一样贱。现在在宇文之邵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按：《宋史本纪》记载：七月丙午日，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政事得失。根据《朔闰考》，这个月丁丑日初一，那么上书的日子已经在七月三十日。毕氏《通鉴》记载：奏书呈上没有得到回复，宇文之邵感叹说：“我不可以再做官了。”于是以太子中允的身份退休。那么退休不是就在这天，自然不能在七月内了。《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错误地系日于此。然而退休的具体日期不详，暂且附在此处。宇文之邵的书信见于《宋文鉴》，他的书信说：陛下刚登上大位，念及万世无疆的基业，下诏寻求缺失，广开言路，可以说是仁义之主了。《易经·家人卦》初九爻辞说：“防范家事，悔恨消亡。”九处于家人卦的初位，应当端正根本以保持最终的吉祥。百姓所仰望并效法的，常常在于君主继承统绪的开始。这是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慎重！从前成汤去世后，伊尹奉太甲去见祖先，告诫他说：“现在君王继承美德，无不始于初。”陛下刚承受天命，只以祖宗为念，以天人为敬畏，那么大小事务就不会懈怠了！宋朝建国一百多年，陛下一日南面称尊享受国家，固然应当追溯得到国家的艰难，日夜警惕，以勤勉承担重任，永远思念太祖的武功、太宗的文治、真宗的畏天克己、仁宗的宽大慈仁、英宗的励精图治，站立时看到五位圣祖在前面，行走时看到他们在旁边，坐着时看到他们在厅堂，吃饭时看到他们在杯盘之间。《诗经》说：“天难谌。”这是说天不可不敬畏。《尚书》说：“民可近，不可下。”这是说民不可不敬畏。去年以来，千里无雨。近处京城地区，远处河北、京东，蝗虫螟虫遮蔽田野，谷物价格昂贵，加上山陵工程的劳役，京西民力尤为凋敝。臣私下担心萑蒲之盗，或许会留下宵衣旰食的忧虑。为今之计，不过多卖爵位以浑浊入仕的渠道
，广度僧以夺可耕之民，终非计也。愿今被灭之郡，许富者举息於下户，官给以质验，待丰岁偿其所贷，逋者，官为治之，其息不过一倍。此有馀资者亦乐为，而滨死之众、沟壑之命可救矣！陛下又责躬引咎，宽狱讼、出宫女、斥裒敛之吏、蠲苛虐之政、罢无名之费、省剿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气者，举更革之。如此，则天？可塞，王化可兴也。京师者，诸夏之本也。今荐绅之士，不励名节而以势利离合，器皿衣服穷於侈丽，车马宫室过於轨制，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於此哉？愿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礼节廉耻磨切臣下，崇奖敦厚，而都下亦少为之厉禁。涤去佻薄之弊。淫渎败教之具一加遏绝，凡侍从、辅弼，宜慎简修絜，方严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议。古之求贤者，数路以取之：宠以好爵，厚其礼命，惟恐其去也；而犹有三聘而不顾者，有闭门而不纳者，有逾垣而避之者。臣谏於其君而三不听，则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听，则必以几杖锡之，犹有不脱冕而行者；有辞三公而为人灌园者。今日仕进之门，国家直患不能塞之耳。科防日增，格令日繁，来者日甚，拒之日峻，犹有假名字以窃官号，匿苫块之哀以干宠禄，少者增齿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禄。譬之堤防之壤，塞其一穴，一穴又决，荡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门阙以示百寮，而犹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补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实，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几风教之美，少近於古。去岁谅祚猖獗，七八万众突至大顺，庙堂无奇算，守边无良将，臣窃为朝廷忧之！庆历间，缘边之民不解带者七年，国用大窘，三将沦没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虏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虑二十万，而二十三州二百馀寨，分屯堡戍，则是我兵虽多而散在处处也。贼之来也，大则六监军衙头一时俱发，小则随处寇掠。边城一面受敌，则所与角战者无几，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会集，众寡不敌，则乞师告急，救兵叆至，贼又已去。今贼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也。今不改前辙，则后车又将覆也。观今之势，其能深入贺兰，收复十四州以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举五路进军，直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计今之利，莫若诏诸道，分勒所部将卒伍，符尺籍而规画之，若干以为守，若干以为战，若干以为救兵，救兵必须与战兵相近，而驻於喉吭之地，则可应猝而不失机会也。唃氏尝为元昊所残，南徙历精，亦宜厚其种族，共为声援，以蛮夷攻蛮夷，计之上也。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随水草迁徙，食肉、衣皮毛、无坚甲利刃，临阵击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给我之泉茗缯帛，我与之通者，亦特以其马也。今阴平之民，岁苦重役者句马户也，凡羌马之来，则使之资给，费公私之财甚多，而所入之马不足以备国乘，不足以战也。边吏养羌非不厚也，而去岁反有安昌之变，塞上之民切齿。且安昌之羌与南路磨蓬罗多留罨林诸寨之羌一也。今闭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诸寨之马贸易如故，是何异一室而多门者，杜其前而挌其后乎？臣之县所管万户，而居民萧然者，其弊实在於羌也。至和讲解之后，约不敢犯边。而去岁火我三寨，驱杀士卒。国家以奉西北虏者，势不得已也；今又骄宠小羌，而足无厌之求乎。臣愚以为不若杜塞众路，使不得入，而绝市无用之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诸堡，则边民小安矣。为政所重，莫急於农。且耕则得食，不耕则不得食，系其身之损益也。长民者何与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节，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劝课之者，人君之公也。《诗》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劝农也。又曰：“嗟嗟保介，惟莫之春，
译广泛度人出家为僧，从而剥夺可耕种的百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现在遭受灾荒的郡县，允许富裕的人向下层百姓放贷取息，官府提供凭证核验，等到丰年偿还所借的款项，拖欠不还的，官府代为追讨，利息不超过一倍。这样，有余资的人也会乐意去做，而濒临死亡、命悬一线的民众就能得救了！陛下又应当自责引咎，放宽诉讼案件，放出宫女，斥退聚敛财物的官吏，免除苛虐的政策，停止没有名目的费用，减少残害百姓的劳役，凡是那些损害政治、招致怨气的事情，全部加以变革。这样，那么天怒就可以平息，王化的教化就可以兴盛了。京城，是各诸侯国的根本。如今士大夫们，不勉励名节，而是以权势利禄来聚合离散，器皿衣服穷尽奢侈华丽，车马宫室超过规定的制度，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充满耳目，街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并肩跟随，谁说王者的都城风俗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希望陛下思考澄清源头的办法，用礼义节制和廉耻之心来砥砺臣下，推崇奖赏敦厚之风，而在京城也稍微制定严厉的法令，涤除轻浮浅薄的弊病。淫乱渎职败坏教化的器具，一旦加以遏制断绝，凡是侍从、辅佐大臣，应当慎重选拔修养高洁、方正严肃的臣子，让他们担任这些职位，以符合清正的舆论。古代寻求贤才的人，通过多种途径来选拔：用美好的爵位来宠信他们，丰厚他们的礼遇任命，唯恐他们离去；然而还有三次聘请也不肯来的，有关闭门户不肯接纳的，有翻墙躲避的。臣子向君主进谏，三次不被听从，就离开他，当他到达郊外时，君主必定派人拦截挽留；年七十而交还职权，君主不听从，就必定赐给他几杖，还有不脱去冠冕就出行的；有辞去三公之位而为人浇园的。如今仕进的门路，国家只是担心不能堵塞罢了。科举的防范日益增加，法规命令日益繁杂，来的人日益增多，拒绝他们的手段日益严厉，仍然有假借名字来窃取官号的，隐瞒丧亲之痛来谋求宠禄的，年少者虚报年龄以希望早日做官，年老者隐瞒年龄以侥幸获得晚年的俸禄。这好比堤防的土壤，堵塞了一个洞穴，另一个洞穴又决口，荡然无存，没有人能制止它。如今规定年龄退休已经著于法令了，又担心他们离去得不快，在门阙上告示百官，然而仍然不知道停止的，实在令人痛心！陛下何不稍微补救这些弊端，推崇对待士人的诚意，展示至廉的实绩，使士大夫人人自重，或许风教的美好，能稍微接近古代。去年谅祚猖獗，七八万军队突然到达大顺，朝廷没有奇谋妙算，守边没有良将，臣私下为朝廷担忧！庆历年间，沿边的百姓七年不解衣带，国家用度非常窘迫，三位将领沦陷而功业未成，陛下知道是这样吗？祸患在于敌军常常集结，而我军常常分散。六路军队大概有二十万，而二十三个州二百多个寨，分屯堡戍，那么是我军虽然多但分散在各处。敌人来的时候，大规模则六个监军衙头同时出发，小规模则随处寇掠。边城一面受敌，那么与之交战的人很少，而城寨的士兵又各有防守，不能会集，众寡不敌，就请求援军告急，救兵才到，敌人又已经离去。如今敌人常常用集结的军队攻击我分散的军队，而我常常用不敌的军队抵挡他们的锋芒。这是庆历的失误。如今不改变前辙，那么后车又将颠覆。观察如今的形势，能够深入贺兰山，收复十四州使之成为我的吗？臣知道不能。能够像先朝那样举五路进军，直捣其巢穴吗？臣又知道不能。计算如今的利益，不如诏令各道，分别统辖所部将卒，依据名册而规划，多少用于防守，多少用于作战，多少用于救兵，救兵必须与战兵相近，驻扎在咽喉之地，就可以应对突发情况而不失机会。唃氏曾经被元昊残害，南迁到历精，也应当厚待他们的种族，共同作为声援，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上策。吐谷浑，就是如今的文扶羌，他们的习俗随水草迁徙，吃肉、穿皮毛，没有坚甲利刃，临阵击刺的技巧不及其他夷人，仰赖供给我们的茶叶丝绸，我们与他们通商的，也只是因为他们的马。如今阴平的百姓，每年苦于重役的是句马户，凡是羌马到来，就让他们供给，耗费公私的财物很多，而所得的马不足以备国家乘用，不足以作战。边吏供养羌人不是不丰厚，而去年反而有安昌的变故，塞上的百姓切齿痛恨。况且安昌的羌人与南路磨蓬、罗多、留罨林各寨的羌人是一样的。如今关闭安昌的路，禁止他们出入，而各寨的马贸易如故，这有什么不同于一室多门，堵住前面而放开后面呢？臣的县所管辖的万户，而居民萧条，弊病实在在于羌人。至和年间讲和之后，约定不敢侵犯边境。而去年烧毁我三个寨子，驱杀士卒。国家因为奉养西北的虏人，是势不得已；如今又骄宠小羌，而满足他们无厌的贪求吗。臣愚以为不如堵塞众多道路，使他们不能进入，而断绝买卖无用的马，增加一支军队，列置在各堡，那么边民就能稍微安定了。为政所重视的，没有比农业更紧急的。况且耕种就能得到食物，不耕种就不能得到食物，关系到身体的损益。治理百姓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各自治理自己的田地以丰厚生活，是百姓的私事，授予百姓事务而设立官吏来劝勉督促，是人君的公事。《诗经》说：“曾孙来到，带着他的妻儿。送饭到南亩，田官至喜。”这是天子劝勉农耕。又说：“嗟嗟保介，惟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诸侯之劝农也。今监司、郡守皆以劝农为目，然而未尝省民。臣愿立考课之法，以农政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国之良术也。郡县之政，类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牵制，不得尽其才固也。千里之郡，不能兴利除害，受制於监司也；百里之邑，不能兴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县之吏，宁违天子之诏条，而不敢违按察之命。盖违天子之诏条，未必获咎；而违按察之命，其祸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长、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问其所为也。今为民守令，而其势顾不若卒伍之长，郡县之民，习知其势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狱讼所以益多也。臣愿精选监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权，责其实效，庶循良之吏有闻焉。凡臣之所陈，明诏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为陛下极言之。臣闻疾未兆而先治者，善医也。夫居忧而约，居乐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处则谅闇，服则端襄，行则苴杖，无纷华之事交戟於前，诚能以此时远念将来之失，慎微杜渐，克己复礼，使其志一定，则他日虽有可欲之物，亦无以胜其习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乐。”傅说之戒高宗曰：“无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渔，高宗遯於荒野，极知小民之劳，而二臣犹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长富贵，临御方始，则安可不豫为之防哉？愿陛下听政之间，则命通经之士讲明古训，究观败亡之主，以自创艾，尽孝两宫，咨谋故老，则恐惧修省，习而成性矣！臣诚私忧过计，三载变除之后，永厚陵土渐乾，而陛下忧悼之心又已衰杀，袭衮冕，凭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声，凡所以娱意者，毕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奭哉？《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译“又还求什么呢？怎么会有新垦的田地呢？”这是诸侯劝勉农耕的话。如今监司、郡守都以劝农为职事，然而从未真正体恤百姓。臣希望建立考核官吏的法度，以农政成效作为评定优劣的标准。这话听起来似乎迂腐，却是富国的良策。郡县的政务，大多因循守旧，治理得不怎么好的。臣知道其中的缘由。上下互相牵制，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是必然的。千里之大的郡，不能兴利除害，是因为受制于监司；百里之大的县，不能兴利除害，是因为受制于郡守。郡县的官吏，宁愿违背天子的诏令条文，也不敢违背按察使的命令。大概是因为违背天子的诏令，未必会获罪；而违背按察使的命令，灾祸立刻就会降临。如今军队中一伍之长、一卒之正，依法治理其部下，上级不过问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今担任百姓的父母官，其权势反而不如卒伍之长，郡县的百姓，熟悉他们权势微弱，不畏惧服从他们的教令，这就是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的原因。臣希望精心选拔监司，必定任用清正有声望的人，赋予守令实权，责求实际成效，或许就能听到循良官吏的美名了。凡臣所陈述的，都是明诏所寻求的。然而臣还有极忠诚的话，不敢沉默不语，再为陛下极力陈述。臣听说疾病尚未显露征兆就预先治疗的，是良医。处在忧患中则节俭，处在安乐中则宽泰，这是人之常情。如今陛下在宫中则居丧守制，穿衣则端正庄重，出行则持丧杖，没有繁华艳丽的事物在面前交错，确实能趁此时远虑将来的过失，慎防细微之处以杜绝祸端，克制私欲以恢复礼制，使意志坚定，那么日后即使有令人欲望的事物，也无法战胜已经养成的习性。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放纵于享乐。”傅说告诫高宗说：“不要因安逸享乐，只应致力于治理百姓。”舜从耕种、制陶、捕鱼中兴起，高宗隐居于荒野，极知小民的辛劳，而两位大臣尚且以此告诫他们，何况陛下生长在富贵之中，即位时间尚短，怎么可以不预先设防呢？愿陛下在处理政务的间隙，命令通晓经学的士人讲解阐明古代训诫，深入观察败亡的君主，以此自我警戒，对两宫尽孝，咨询谋问老臣，那么恐惧修省，就会习以为常了。臣确实私下忧虑过度，三年丧期结束后，陵墓的泥土渐渐干燥，而陛下忧悼之心又已衰减，穿戴衮冕，倚靠玉几，眼前有靡丽柔媚之色，耳边有美妙动听之声，凡是用来娱乐心意的东西，全部呈现在面前，如果不是信道极深，谁能不被迷惑呢？《老子》说：“堵塞欲望的孔窍，关闭情欲的门径。”终身不劳累，正在于今日啊。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丁未，一○六七）
１、八月（案：《宋史》：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丁未朔。同。） 甲辰，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案：《传家集》“非也”作“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於奏牍，明白启陈。其有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敢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於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其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等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将重足一迹而畏之，舆金辇璧而奉之矣！外议又言山陵礼毕，韩琦必求引退，两府当有迁补。臣窃虑两制以上万一有无廉耻之人，或阴结此属，以求进用者，夫以尧之聪明，咨於四岳，众言佥同，然后用人，犹失之於鲧，况可决於近习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誉左右，以求自售。齐威王所以赏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谓此也。昔汉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坏纲纪倾覆国家者，皆由人主与之谋议帷幄进退？臣故也。此乃治乱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伏望圣慈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院。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案：《传家集》，此言王中正第二劄子也，不系日月。言王中正凡三劄子，其《第一劄子》上於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劄子》，《纪事》不载，今附注於此。据《集》中《第一劄子》云：臣伏见陛下前者尽罢寄资内臣高居简等，令补外官，中外欣然，无不称颂圣德。寻闻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当御药院，众颇失望。臣窃惟祖宗之意，以御药一职最为亲密。过供奉官以上，辄令罢去者，迺以防微杜渐，贻谋万世，忧深思远，诚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孙之所宜谨守不可失坠者也。近岁以来，左右之臣既恋权势，又贪禄位，遂求闇理资序，豫支俸给，名曰“寄资”，以欺诳外人，此岂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堤防，常应完固，乃得无患。一有蚁壤泄之，则渐致溃败，不可复救。近习之臣，朝夕在侧，因缘祈恩，无有穷极，不以祖宗旧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将厌之也。况王中正素闻奸猾，颇好招权，今处之要职，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挥，尽罢寄资者，令补外官，以成圣德之美。别择内供奉以下朴直廉谨者，使勾当御药院，以存祖宗之法。取进止。） 光疏早入，（案：此指《第二劄子》也。） 晡后，上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於何人，光即日具奏：（案：此《传家集》所载言《王中正第三劄子》也，亦不系日月，《纪事》摘取疏中数语，未详载其文，今附注前后，拾补其阙。据《集》中云：臣伏奉手诏节文，问“王中正事得之何人？可密奏来。”臣以非才，误受陛下圣知，擢为御史中丞，惟惧旷职，孤忝大恩，每与宾客语言，无不询访时事，稍有毫朆裨益盛德，率皆奏陈。此事臣得之於宾客，前后非止一人，诚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论述。） “中正有无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外人有此议论，臣不敢不奏陛下知
译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丁未，一〇六七）
１、八月（案：《宋史》记载：八月丁未朔，白天出现太白星。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丁未朔。两者相同。）甲辰日，司马光进言说：“我私下听说陛下喜欢命令宦官去探听朝廷外部的情况，并询问他们我是否有能力，我愚昧地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案：《传家集》中‘非也’作‘非宜’。陛下在内部有两府、两制、台谏官员，在外部有提点刑狱、转运使、州牧、郡守，这些都是您心腹耳目和股肱之臣。陛下如果真的能精心挑选这些人，让他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推荐贤能之人，纠察案验奸邪之人，议论政事的得失，陈述民间的利弊，都让他们写在奏章里，明白地陈述给您。对于那些尸位素餐、苟且偷安以及挟持私心、欺骗蒙蔽的人，小的过失就罢免黜退，大的罪行就诛杀流放，谁敢不竭尽公心、竭诚效力来承受您的恩德呢？像这样，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像在同一个厅堂之上一样清楚，陛下还担心不知道什么呢！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宫阙之内，向亲近宠幸的臣子询问，采纳道听途说的言论，接受那些弯腰附耳进献的奏报，不验证它们的真假，就实行赏罚，我担心谗佞之臣得以逞其爱憎之心，而陛下因此遭受讥讽诽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派往陕西处理公事，有泾州知州刘涣等人曲意谄媚奉承，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心意，不久就提拔刘涣为镇宁军留后、恩州知州，吴舜臣降为华州钤辖，众人都说是王中正所为，如果确实如此，王中正弄权，已经有明显的证据。案：《传家集》此处后面还有这样的话：如今陛下又把他放在身边，委托以心腹重任，我担心天下的人将会战战兢兢地畏惧他，用车载着金银玉器来奉承他了！外面的议论又说，山陵安葬礼仪结束后，韩琦必定请求引退，两府应当有人迁升补任。我私下担心两制以上的官员万一有无廉耻之人，暗中勾结这类人，以求得进用。尧帝那样聪明，咨询四岳，众口一词赞同，然后才用人，尚且错用了鲧，何况可以凭近习之口来决断呢！凡是公忠正直之士，必定不肯借助左右近臣的赞誉，来谋求自我推销。齐威王之所以赏赐即墨大夫而烹杀阿大夫，正是这个道理。过去汉唐衰败时，宦官之所以能败坏纲纪、倾覆国家，都是因为君主与他们在内帷中谋划议论、决定官员的进退。这是治乱安危的根本，不可不仔细考察。）恳请陛下详细思考我的话，凡是想要知道天下的事情，应当询问外廷的臣子，王中正不可以让他掌管御药院。如果有奸佞之臣预先设下计谋来经营两府职位的，必定不可任用。”（案：《传家集》记载，这是关于王中正的第二道札子，没有注明日期。关于王中正共有三道札子，其中《第一札子》上于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札子》《纪事》没有记载，现在附注在这里。根据《集》中《第一札子》说：臣下看见陛下先前全部罢免了寄资内臣高居简等人，让他们补任外官，朝廷内外都很高兴，无不称颂圣德。不久听说又留下了陈承礼、刘有方两人，又让王中正掌管御药院，众人颇为失望。臣下私下认为祖宗的意思，认为御药一职最为亲密。超过供奉官以上的，就让他们罢去，这是为了防微杜渐，为万世留下谋略，忧虑深远，确实是自古帝王所不及的，子孙应当谨慎遵守不可丢失的。近年以来，左右的臣子既留恋权势，又贪图禄位，于是寻求暗地里积累资历，预先支取俸禄，名叫‘寄资’，用来欺骗外人，这难道是祖宗的意思吗？如今陛下想要振兴纪纲，革新治道，必定应当革除久存的弊端，完全遵循正法。法律就像堤防，常常应当完整坚固，才能没有祸患。一旦有蚂蚁穴导致泄漏，就会逐渐导致溃败，不可再挽救。近习之臣，朝夕在侧，借机求取恩宠，没有穷尽，如果不以祖宗旧法来制约他们，恐怕陛下将来也会厌恶他们。况且王中正向来听说奸猾，颇好揽权，如今让他处于要职，这是去掉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恳请陛下完全依照先前下达的命令，全部罢免寄资的人，让他们补任外官，以成就圣德的美好。另外挑选内供奉以下朴实正直、廉洁谨慎的人，让他们掌管御药院，以保存祖宗的法度。请陛下决断。）司马光的疏奏早上呈入，（案：这是指《第二札子》。）傍晚之后，皇帝用手诏询问王中正的事情是从谁那里得知的，司马光当天就详细上奏说：（案：这是《传家集》所载的关于王中正的第三道札子，也没有注明日期，《纪事》摘取了疏奏中的几句话，没有详细记载其文辞，现在附注前后，拾补其缺失。根据《集》中说：臣下奉到手诏节文，问‘王中正的事情是从谁那里得知的？可以秘密上奏来。’臣下因为才能不足，误受陛下圣明的知遇，提拔为御史中丞，只担心旷废职守，辜负大恩，每次与宾客交谈，无不询问探访时事，稍有丝毫裨益盛德的地方，都上奏陈述。这件事臣下是从宾客那里得知的，前后不止一个人，实在担心玷污连累朝廷，所以有此论述。）“王正中有没有这件事，只有陛下可以知道。臣下在宫门之外，从哪里知道它的真假，如果确实有这件事，陛下可以以此为戒；如果没有，臣下敢逃避妄言的罪责。”（案：《传家集》此处后面还有这样的话：只是外面的人有这样的议论，臣下不敢不奏报陛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