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上
边患。逵从之。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案：涑水纪闻卷十一：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粮，戍之以兵，有急则当救，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及馈戍及救，彼自有当谅祚。因遗书令勿给粮，追还戍兵。） 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因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案：《涑水纪闻》卷十一载此数语，又云：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者，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馀人。） 琦从之。是月，运丹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彊壮二千馀人刺为兵，馀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馀人，死於战疫及逃去，仅存万馀人耳。《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译边疆的祸患。种谏听从了韩琦的意见。韩琦命令鄜延路不要供给嵬名山粮草，追回驻守的士兵。（按：《涑水纪闻》卷十一记载：种谔谋取绥州，两府都不知道。文彦博任枢密使，认为赵谅祚称臣进贡，如今突然袭击夺取他的土地没有名义，请求归还给他。当时韩琦任首相，正请求外放，皇上于是任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估量他可以接受可以拒绝，上报朝廷。韩琦到陕西，说可以接受。文彦博用朝廷旨意责问他说：“如果接受，就应当供给粮草，派兵驻守，有紧急情况就应当救援，这三项都有准备吗！”韩琦回答不及供给粮草、驻守和救援，他们自有应当对付赵谅祚的办法。于是送信命令不要供给粮草，追回驻守的士兵。）如果赵谅祚攻打嵬名山，也不要救援。种谏认为不可以。韩琦派遣刘航前往责问，种谏于是坚持认为不可以，说：“像这样，那么投降的羌人无法生存，都会溃散离去。”（按：《涑水纪闻》卷十一记载这几句话，又说：于是上奏请求修筑绥州城，设置士兵驻守。命令说：“绥德城，挑选投降的人中强壮健壮的，刺手供给粮草，作为战兵。”得到两千多人。）韩琦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个月，运输丹州的粮食来供给投降的羌人，每人每天三升。种谏于是挑选其中强壮的两千多人刺字作为士兵，其余的成年男子都刺手为“忠勇”字，使他们不能逃跑离去。又把两块不耕种的土地以及绥州附近的闲田给他们耕种。他们刚投降时连同老弱共有两万余人，死于战争、瘟疫以及逃跑的，仅存一万多人罢了。《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３、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於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载论仪、秦事，原注云详见《讲筵》。惟卷五十二作丙辰日，与此异日，此文较详，故取此删彼。王氏应麟《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王珪、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吴申、周孟阳讲《礼记》，读《史记》、《资治通鉴》。据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丙辰为十三日，庚申为十七日。《玉海》所载十一日，则为甲寅，又与《纪事本末》互异。）
４、是月，群牧司言：“枢密院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馀顷，今以马五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纪事本末》不系日，附月末。）
１、三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 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驿站，诘问贼杀伤杨定等及虏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案：《文潞公集》：熙宁元年《论夏国册命》云：薛宗道至，若所斋表止是告哀，别无陈诉，及宗道於押伴官处别无传达言语，欲令孙构因聚会款曲间祗作己意问之，云：“先国主薨谢，今来何人继嗣焉？”他若云某人继嗣，即卻问云是先国主之何亲？云是子，即更问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与更问云：“先国主盛年弃世，今来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对，更随机答之，少间即更说与：“自古外国必须中国册命者，方可取重於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贡奉，故当册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国自嘉祐以来，於麟州界上掩杀郭恩，及於泾原侵掠固家堡子，后又於大顺城作过，有违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时来祭。今上登极，亦不入贺。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体，而夏国终不省过，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宁顺寨界上诱引杀害卻知保安军杨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来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礼，须与夏国重别商议再具誓表，信纳丁宁，务存久远，方可商议别行封册。若依前卻有侵犯边境，贡奉不时，岂恭顺和好之理？”若宗道别为分疏，即随其言以理折难。若云某祗是斋表来告哀，不敢与闻他议，即且说与：“今来使还，须是子细说与本国知委，候议定，别具誓表来上，朝廷须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 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朝廷除官。仍於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效顺中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毕沅《续通鉴考异》云：《宋史·神宗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於治平冬即位，则谅祚实治平四年殂，《本纪》所书者赴告之日耳。）
２、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东都《事略本纪》：二年五月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潭州雨毛。案：《宋史·本纪》作丁酉日。）
１、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以公足
译3、庚申日，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读完三页后，皇上又命令再读一页半。读到苏秦策划六国合纵的事时，皇上说：“苏秦、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能如此吗！”司马光回答说：“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虚浮不实，对君主没有益处，如果委身国家而听从他们，这就是所说的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皇上说：“朕听说你进讲，整天都忘了疲倦。”司马光说：“臣才疏学浅，毫无可取之处，陛下常常过分地夸奖，臣不胜惶恐畏惧。”
4、这个月，群牧司上奏说：“枢密院副使邵亢请求在坊监牧马剩余的土地上设立田官，让他们专门负责耕种事务，以资助牧养的利益。查核马监草地四万八千多顷，现在以五万匹马为定额，每匹马占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院、淇水、安阳、东平这七个监地，剩余良田一万七千顷，百姓租种收获草料和粮食，用来储备寒冬月份之用。”皇上批准了。
1、三月（按：钱大昕《朔闰考》记载：这个月癸酉初一。）庚辰日，西夏国主李秉常的报丧使者薛宗道等十三人到达。皇上命令新任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主管公事刘航，在都亭驿站，审问贼人杀伤杨定等人以及掠夺熟户、不派遣使者祝贺即位、降下诏书也不承认等事。薛宗道说：“李崇贵等人现在已经被禁锢，等朝廷旨意到达，就拘禁押送。”并且陈述西夏母子悔过，唯命是从的意思。皇上于是命令韩缜传达旨意：现在为西夏谋划长远策略，估计他们亲贵中负责事务的首领也必定只有三五个，想要一并由朝廷授予官职。仍然在每年的赏赐中割出五万数定，充当所授官职的俸禄，以便同心协力帮助国家，效顺中原。
2、戊子日，曾公亮等人上表，请求建造太皇太后的宫殿，并以庆寿作为宫名。
1、四月壬寅初一，富弼入宫觐见，皇上因为富弼脚有疾病，允许他乘轿子到崇政殿门。又因为殿门距离大殿远，皇上改在内东门小殿接见他，并且免去拜礼，坐着交谈，从容不迫直到太阳偏西。
疾，肩舆至崇政殿门，令男绍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门距殿远，上特为之御内东门小殿以见之。恩礼优重，并臣莫及，赐其子绯衣银鱼，召坐。《太平治迹统类》云：富弼入见，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问以治道，弼以上锐於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后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以来，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愿陛下勿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
译他患病时，乘肩舆来到崇政殿门前，让儿子富绍庭进入殿内扶持，仍然不行跪拜之礼。又因为殿门距离大殿较远，皇上特意在内东门小殿接见他。受到的恩宠礼遇优厚隆重，连其他臣子都比不上，皇上赐给他的儿子绯色官服和银鱼袋，并召他坐下。《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富弼入宫觐见，且免除跪拜，坐着从容交谈直到太阳西斜。皇上询问治国之道，富弼认为皇上急于有所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喜好与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否则奸邪之人就会借此迎合您的心意。陛下应当像上天审视世人一样，根据他们的善恶表现，让他们自取祸福，然后随之进行诛罚或奖赏，这样功劳与罪过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皇上称赞他说得好。皇上又询问北方边境的事务，问题非常详细，富弼说：“陛下即位以来，应当先施布恩德，况且二十年内还不能谈论用兵，也不宜重赏边境的军功，恐怕会招致生事，一旦战争爆发，所牵涉的祸福非同小可，希望陛下不要首先关注此事。”皇上沉默了很久。皇上又问应当以什么为先，富弼说：“以富足安定天下为先。”皇上认为他说得很好。
２、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谟，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於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於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曰：案：《临川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务其当，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於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彊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於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於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案：《临川集》此下有云：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於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於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案：《临川集》此下有云：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於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横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重赏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於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非不见任”。） 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於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
译2、乙巳日，皇帝下诏让新任命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越级入宫应对。皇上对王安石说：“我很久就听说你的道术德义，如果你有忠言良策，应当不吝惜地告诉我，当今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以选择治国之术为开始。”皇上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效法对象。唐太宗见识不远，所作所为不完全符合法度，只是趁着隋朝极度混乱之后，子孙又都昏庸邪恶，所以唯独在后世受到称颂。道有升降，处在当今世道，恐怕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效法对象。尧、舜的作为极其简约而不繁琐，极其切要而不迂阔，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末世的学士大夫不能通晓圣人的道理。所以常常认为尧、舜高深而不可及，不知道圣人治理天下制定法规，常常是以中等资质的人为准则。”皇上说：“你可以说是向君主提出责难了，然而我自视渺小，恐怕没有什么能符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尽心辅佐我，或许能共同达到这个境界。”皇上问王安石：“祖宗守成天下，能够百年没有大的变故，大致达到太平，是用什么方法呢？”王安石退朝后上奏说：按：《临川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说：臣先前承蒙陛下问及本朝之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的原因。臣因为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时间，不敢久留，言语不能详尽，于是辞别退下。私下想到圣问及此，是天下之福，而臣却没有一言进献，这不是近臣侍奉君主应有的道义，所以敢冒昧而粗略地陈述一些意见。“伏惟太祖凭借上智独见的英明，而周知人物的真情与虚伪，指挥托付，必定尽其才能，变革设置，必定务求恰当，所以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齐士卒，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平定中国。于是废除苛捐杂税，停止残酷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表率，他在发布政令之间，一律以安定利益百姓为事。太宗凭借聪武继承，真宗凭借谦仁守成，直到仁宗、英宗没有荒废的德行。这就是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当时确实担任从官，施政的本末，臣亲眼所见。（按：《临川集》此处下面有说：尝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而陛下详细选择可行的，也足以作为当今的借鉴。）伏惟仁宗作为君主，上敬畏天，下敬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朴，始终如一，不曾妄自兴起一项劳役，不曾妄自杀害一个人，断案务求保全生命，而特别厌恶官吏的残暴骚扰；宁愿委屈自己舍弃财物给夷狄，而终究不忍心动用武力；刑罚公平而公正，奖赏厚重而守信；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并观察而不被片面的谗言蒙蔽；依靠众人的耳目，提拔疏远的人而随之实行连坐之法。（按：《临川集》此处下面有说：大概监司的官吏，直到州县，没有敢暴虐残酷，擅自调发，以伤害百姓的。自从夏人顺服，蛮夷于是没有大的变故，边地百姓父子夫妇，得以免于战死，而中原之人，安逸繁衍，直到今天的原因，是不曾妄自兴起一项劳役，不曾妄自杀害一个人，判案务求保全生命，而特别厌恶官吏残暴骚扰；宁愿委屈自己舍弃财物给夷狄，而不忍心动用武力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亲信，没有敢强横犯法的，他们自重谨慎或许比里巷之人更甚，这是刑罚公平而公正的效果。招募天下骁勇雄健、强横狡猾的人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统御他们，而谋反的人随即失败；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文书账籍，委托给府库官吏，没有能吏核查，而盗窃的人随即被发现；凶年饥岁，流民填满道路，死者互相枕藉，而抢劫的人随即被抓获，这是奖赏厚重而守信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亲信，不能大肆专权作福，广行私货贿赂，一旦有奸恶，随即上报。贪婪邪恶强横狡猾的人，虽然偶尔被任用，不曾长久。这是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并观察而不受片面谗言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升迁任命的职位，虽然不都得到合适的人，然而当时所谓的才士，也很少被遮蔽而不见提拔的，这是依靠众人耳目，提拔疏远的人而随之实行连坐之法的效验。升遐之日，天下号哭，如同丧父丧母，这是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朴，始终如一的效果。）然而本朝累世沿袭末俗的弊端，而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议论，人君朝夕相处，不过是宦官、女子，出宫处理政务，也不过是有司的细碎事务，不曾像大有作为的君主，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以安置天下。一切沿袭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用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不是不被看重，（按：《太平治迹统类》作“不是不被任用”。）然而小人也能厕身其间；正论不是不被容纳，然而邪说也有时被采用。用诗赋记诵选拔天下之士，而没有学校培养的方法；用科名资历排列朝廷之位，而没有官府考核的方法。监司没有检察的人，守将不是选择的官吏。调动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而游谈之众，因此得以混淆真假。交结私情培养声望的人，多得到显官；独立营职的人，有时被排挤阻碍。所以上下偷惰，取容而
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於庸人。农民坏於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於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於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於百年，虽人事，亦天助也。盖屡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逊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於是为上略陈施设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应旂《通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统类》作壬寅日，与《纪事本末》及各本均异。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扬人，名始盛。帝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及为太子庶人，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至是始造朝入对。）
译罢了，即使有能人在职，也与庸人没有什么不同。农民被差役所害，却未曾得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混杂着疲弱老迈之人，却未曾严加整顿训练，又不为他们选拔将领而长期赋予他们边防的权力。禁卫军则聚集了无赖之徒，却未曾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养奸、笼络控制的风俗；宗室则没有教育选拔的实效，却未曾有办法符合先王关于亲疏尊卑的适宜原则。他们在理财方面，大体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却百姓不富裕，虽然忧虑勤勉却国家不强盛。幸好不是夷狄强盛的时代，又没有像尧、汤时期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太平无事，超过百年，这虽然是人为的努力，也是上天的帮助。大概是因为圣君相继，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百姓，宽厚仁爱、恭敬节俭，忠诚宽恕、真诚谨慎，这就是他们获得上天帮助的原因。恳请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继承无穷的基业，知道上天的帮助不能长久依赖，知道人为的努力不能急于求成，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是在今天。臣不敢随意废弃阐明大义的原则而苟且逃避忌讳的责罚，恳请陛下宽恕并留意，这是天下的福气。”第二天，皇上对王安石说：“昨天阅读你上奏的书信多达几遍，可以说精心谋划治理，道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各种过失的原因，你一定已经一一筹划，试着为我详细陈述实施的方法。”王安石回答说：“一下子列举出来不能说完，希望陛下以讲求学问为要务，讲求学问明白了，那么实施的方法不用说话就自然明白。”皇上说：“虽然如此，试着为我讲讲。”于是为皇上简要陈述实施的方法。皇上非常高兴地说：“这些都是我未曾听过的，别人所学习的，本来赶不上这个，能和我一一写成条目上奏吗？”王安石回答说：“臣已经曾经上奏陛下，以讲求学问为要务，那么像这类事情，都不用说话就自然明白。如果陛下选择的方法还不明确，实在不敢写成条目上奏。”皇上说：“你现在所说的已经很多，我恐怕有遗忘，试着记录今天所回答的内容进献上来。”王安石连声答应后退出，最终没有再记录所回答的内容进献上来。（《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按：薛应旂《通鉴》：夏季四月乙巳日，王安石才到达京城，当时接受翰林学士的命令，已经过了七个月了。《太平治·迹统类》写作壬寅日，与《纪事本末》及各个版本都不同。徐乾学《通鉴后编》说：王安石本是楚地人士，在朝廷中尚未知名，因为韩、吕两族是世家大族，想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与韩绛、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三人轮流宣扬，名声才开始显盛。皇帝在藩邸时，韩维担任记室，每次讲说都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等到担任太子庶人，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这个人。刚即位，命令他担任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到这时才上朝入对。）
３、除集禧观使富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案：《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诸书，《宋史》及各本均不载，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赐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座，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座？’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帟幕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於前，则事体轻重，议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义。”判太常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臣窃谓侍从之臣，见於天子者赐之坐，有司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於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从，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跪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十朝纲要》：庚申，诏从判太常龚鼎臣议，令经筵立讲。）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壬申朔。） 庚辰，（《长编》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陈乞国子监轮举教授。原注：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诏。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五月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据《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两汉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补诸侯王傅。今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宜命两制举纯朴行谊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记室一人，典笺奏；讲书、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讲授，兼领小学之事。自熙宁初置丞，省记室、讲授员，增给以禄。） 同知谏院吴充（案：《宋史·吴充传》：熙宁元年，知制诰。神宗谕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谏院。） 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桮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殁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吴充是奏。又云：诏令中书及韩绛同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与议。安石以顾为善。然是时安石未执政，制置三司条例司尚未设，此恐年月有误。《纪事本末》此上明书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２、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
译3、任命为集禧观使的富弼恳切推辞，请求前往汝州任职，皇上不答应，富弼又陈述了种种理由。（按：《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等书，《宋史》及各版本均不记载，或许就是上面壬寅日富弼所说的话。皇上于是听从富弼，让他依旧判理汝州事务，免去集禧观使的职务。《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翰林学士兼兼侍讲王安石等人进言说：“我们私下考察旧例，侍讲官都赐予座位；自从乾兴年间以后，讲官才开始站立，而侍从官都坐着听讲。我们私下认为侍从官可以赐予站立，而讲官应当赐予座位，请求交付礼官考证商议。”皇上下诏让礼院详细审定后上报。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仪院胡宗愈进言说：“我们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在君主身边，是古今常理，有时赐予座位，大概是出于优待的礼节。祖宗时代对讲说经义的臣子多赐予座位，是因为他们阐发经术，用来阐明先王的道理，道理所在，礼节就格外优待。太祖开宝年间，李穆、王昭素在朝廷被召对，在便殿赐予座位，让他们讲解《易经·乾卦》。太宗端拱年间，驾临国子监，登上车驾将要出去，回头看见讲席，于是召学官李觉讲解。李觉说：‘陛下六龙驾车在位，臣怎么敢擅自登上高座？’太宗为此走下车驾，命令有关部门张设帷帐另设座位，下诏让李觉讲解《易经》的《泰卦》。现在列位侍从的臣子，尚且能够环坐，拿着经书讲解的人，反而让他们独自站立在前面，那么事情体统的轻重，议论起来认为不妥当。我们认为应当依照天禧年间的旧例，以彰显陛下稽考古制、尊重道义的意义。”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仪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人进言说：“我们私下认为侍从的臣子，面见天子时赐予座位，有关部门顾问时，尚且应当离开席位站立说话，何况拿着经书在君主面前，本来是为了便于指陈道理，那么站立讲解是适宜的。如果说传授道理接近于做老师，那么现在侍讲解说的只是旧儒的章句之学罢了，并没有做老师的实际，怎么可以独占席位安然自处来抬高自己呢！又朝廷的班列制度，侍讲官位在侍读官之下，祖宗设置官职的意图轻重可以知道了。现在如果侍讲官擅自坐下，那么侍读官应当遵循什么礼节？如果也允许他们坐下，那么侍从的臣子，每次进言，都应当坐下了。况且乾兴以来，侍臣站立讲解，历经仁宗、英宗两朝，实行将近五十年，怎么可以一旦认为是有关部门的失误而轻易议论变更呢！现在君主对待侍从，臣子从开始面见到讲解完毕，都赐予座位，那尊重道德、重视道义已经比三公更优厚了，还增加什么呢！那讲官侍立，恳请依旧。”起初，孙奭坐着讲解，仁宗还年幼，跪在案前听他讲解，孙奭因此请求站立。讲解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样是对的。等到吕公著等人奏请，众人议论不同，皇上拿这件事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我侍奉仁宗在书筵也是站立的。”后来王安石因为讲解被赐留，皇上当面告诉他说：“你讲解的时候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下，于是作罢。《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按：《十朝纲要》：庚申日，下诏听从判太常寺龚鼎臣的意见，命令经筵站立讲解。）
1、五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说：这个月壬申日初一。）庚辰日，（《长编》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十五日己酉，蔡抗陈述请求国子监轮流举荐教授。原注：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下诏。按：原文已经遗失。毕沅《通鉴》说：五月庚辰日，下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荐诸王宫教授。根据《玉海》卷一百三十说：五月九日，有关部门说：‘两汉用博士不通政事的人，补任诸侯王傅。现在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应当命令两制举荐品行纯正朴实、年五十岁以上的人。’又说：设置大宗正司记室一人，掌管笺奏；讲书、教授十二人，分位讲授，兼管小学事务。自从熙宁初年设置丞，省去记室、讲授员，增加俸禄。）同知谏院吴充（按：《宋史·吴充传》：熙宁元年任知制诰。神宗告诉他要放手去做，说：‘先帝了解你很久了。’于是任同知谏院。）进言说：“陛下考虑到当今根本事务没有推行，农业政令没有修治，命令臣逐条陈述这些事情。臣认为当今乡役中的衙前役最重。上等民户被差役的时候，官吏上门登记，杯杵匕箸，都计算财产，定为分数，用来应付需求，形势如同漏水的瓶子，不流尽不停止，以至于家资已经枯竭而拖欠的债务没有免除，子孙已经死绝而邻居保甲还在追讨。因此民间谋划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种来躲避户等，骨肉不敢义气聚居而害怕人丁多，严重的，嫁母离亲来谋求兄弟分籍，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实在令人怜悯伤痛。希望敕令中书选择臣民关于乡役利害的言论，适时施行。以及将先朝余靖所上的《农书》和臣所上的《农政五事》，一并下发两制详细审定后上报。”皇上下诏命令送交中书。（《纪事本末》卷七十。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吴充这个奏章。又说：下诏命令中书及韩绛同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共同商议。王安石认为顾为善。但是当时王安石没有执政，制置三司条例司还没有设立，这恐怕年月有误。《纪事本末》这里明确写着元年五月庚辰，暂且附在这里。）
2、丙戌日，郭逵进言说：“西夏派遣人呈递誓表，送还杀害杨定
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虏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诏遣使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诇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姓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於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绐我。”檄宥州诘夏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案：薛宗道，即《涑水纪闻》所云夏国之臣薛老峰也。议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详见二年十月丙申。） 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藉或授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受诏，如逵所言。（《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传》：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牒告将斩之於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虏，情得，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与逵议出兵。逵曰：“谔，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
译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以及被俘虏带走的杨定之子杨仲通，已经到达边界道路。朝廷下诏派遣两名使者监管李崇贵等人，乘坐驿马赶赴京城。杨定等人死后，郭逵暗中侦察边境官吏，获得了杀害杨定等人的首领姓名，派间谍报告说：“西夏人将在边境斩杀杀害杨定的人来谢罪。”郭逵说：“这不过是斩杀囚犯来欺骗我们。”他发公文给宥州责问西夏人，并且说：“一定要把李崇贵等人抓来。”西夏人说：“已经杀了他们。”郭逵说：“李崇贵等人现存的职务、相貌是这样的，怎么可以欺骗呢？”西夏人害怕，于是如实相告。当初，薛宗道接受了韩缜的计议，（注：薛宗道，就是《涑水纪闻》中所说的西夏大臣薛老峰。计议是用安远、塞门两座堡垒交换绥州。详见二年十月丙申日。）回来禀报梁秉常，梁秉常不允许。薛宗道刚回来，郭逵说：“朝廷想要用官爵授予梁秉常身边掌权办事的人，他们君主年幼、国家多疑，应当不会接受诏命；即使授予了，也必定会伪造姓名来索取金银丝绸；况且他们既然已经恭顺，应当公开显示巨大的诚信，来展示天威神灵的加护，不应当用利益来引诱他们。”梁秉常果然不接受诏命，正如郭逵所说。（《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注：《宋史·郭逵传》记载：郭逵侦察得知杀害杨定者的首领姓名，发公文告知将要在边境斩杀他们来谢罪，郭逵说：“这是将要斩首死囚来欺骗我们。”回复说：“一定要把李崇贵、韩道喜抓来。”西夏人说：“已经杀了他们了。”郭逵命令根据两人的相貌特征询问西夏人，实情得以查明，抓获并献上了他们。加授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韩缛主张种谔的计策图谋横山，与郭逵商议出兵。郭逵说：“种谔只是个狂妄的书生罢了，朝廷仅仅因为他的家世背景而任用他，必定会误了大事。”韩绛发怒，认为郭逵是在阻挠，上奏召回郭逵。）
３、丙申，枢密院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九：“拣”作“择”。少壮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献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辨之甚力。义勇旧制，见《宋史·兵志》五云：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正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又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义勇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初，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艺精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别教阅，及数外艺优者亦籍之，俟有阙则补。从之。）
４、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常；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５、废庆成军入荥河，置军使隶河中。（《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於是废庆成军，又废庆平县。按废庆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录》亦不载上语。案：《宋史·本纪》、毕沅《通鉴》，戊戌日，《纪事》不系日，据以辑此。《宋史·地理志》：永兴军路荥河下注云：次畿。旧隶庆成军，元年废；以隶府，治置军使。）
１、六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陷戎马。”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垾，功利有实，当议旌赏。”《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六月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寺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给田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十有四。《宋史本纪》：六月辛亥，诏诸路兴水利。）
２、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拟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４、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叶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
译3、丙申日，枢密院使吕公弼请求对河北义勇军每指挥进行挑选：《玉海》卷一百三十九记载：“拣”字作“择”。挑选少壮且材武艺高者百人，在手上刺“上等”二字，酌情免除其户下的支移、折变赋税，另行编组进行教阅，按照规定的期限放散，并供给口粮；如果达到百人后还有出类拔萃者，允许登记入籍，等到有空缺时再收补。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按：《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六记载：皇帝说：“义勇军可以让他们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说：“必须先裁减招募的士兵，然后才能商议此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招募士兵死亡的人数，用义勇军来补充就可以了。”陈升之想让义勇军逐渐戍守近州。两府共同商议，有的认为让义勇军一月一换番，有的认为一季一换番，并且让他们戍守近处。文彦博等人又说难以让他们远戍，王安石极力辩驳。义勇军的旧制，见《宋史·兵志》第五卷记载：义勇军，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十丁选三，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且材勇的人充任，只在手背刺字。以五百人为一指挥，设置指挥使、副正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每年十月番上，教阅一个月后解散。又下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中的弓箭手、砦户以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中有六丁刺一人，九丁刺二人；有购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人，六丁刺二人，九丁刺三人，全部编为义勇军。又下诏秦、陇、仪、渭、泾、原、�、宁、环、庆、鄜、延十二州的义勇军，遇到召集防守时，每天供给米二升，每月供给酱菜钱三百。大概庆历年间初年，河北路义勇军总共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义勇军总共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年间初年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年间初年，枢密使吕公弼请求从河北义勇军中每指挥挑选少壮且武艺精良的百人为上等，在手背添刺“上等”字，分别进行教阅，达到人数之外武艺优秀的也登记入籍，等到有空缺则补充。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4、戊戌日，下诏：“各路登记在册的义勇军中，有胆力的人另编为一等，以备非常之事；捕盗方面，等到有功绩时，应当商议根据其才能优劣给予名目；并设立呈试武艺的三等标准，允许各色人等自行陈述，考中不同等级者，允许义勇军申请乞求。”（《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5、废除庆成军并入荥河县，设置军使隶属于河中府。（《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说：《旧纪》记载，皇上对辅臣说：天下自从五代分裂以来，擅自聚集一方，多设置郡县，以巩固疆界，因此役使繁多百姓困苦，请商议合并裁省。于是废除了庆成军，又废除了庆平县。按废除庆平县，《实录》已在四月末记载，皇上的话语等等，似乎是为新政合并裁省发端，现在附记在此。《新录》也不记载皇上的话语。按：《宋史·本纪》、毕沅的《通鉴》，戊戌日，《纪事本末》不系日期，据此辑录此条。《宋史·地理志》：永兴军路下注荥河县说：次畿。旧隶属于庆成军，元年废除；改隶属于府，设置军使。）
1、六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辛丑朔。）辛亥日，王临进言：“保州塘泺以西，可以筑堤种植树木，共十九年，堤内可以引水的地方就种植水稻，水不及的地方，都改为方田；又利用挖出的土开沟，用来陷住戎马。”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纪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书省进言：“各州县的古迹阪塘，过去都蓄水灌溉农田，百姓获利数倍，近年各地都湮废了。”下诏：“各路监司访查州县，可以兴复水利的地方，如果能够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垾，功绩利益确实显著，应当商议给予表彰奖赏。”《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乙卯日，赐予知唐州、光禄寺卿高赋敕书进行奖谕。高赋在唐州任职共五年，增加户口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户，供给田地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都变成了良田，每年增加税收二万二千五百十七，修建陂塘四十四处。《宋史本纪》记载：六月辛亥日，下诏各路兴修水利。）
2、在此之前，谏官进言：“选人到铨选部门磨勘的人，众人壅塞并聚，以至于稽留停滞，这是因为举荐官员的数量太多，与引见转官的人数不相称。请求先确定京朝官的数量，仍然限定各路保奏的人数。”台官也说：“现在京朝官是景德年间的十倍，官员多空缺少，审官差遣，不实行选人磨勘的法度。所以应当逐渐有澄汰，不设限隔，使人们没有留滞咨怨的声音。”己未日，下诏各道州、府、军、监长官奏举选人，不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都令暂时停止。（《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3、壬戌日，下诏各路转运判官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拟提点刑狱、朝臣都减少二人。（《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4、癸亥日，赐予知渭州蔡挺敕书进行奖谕，因为韩琦说镇戎军叶燮会乃控扼西界的要害处，独
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广弓箭手，使不废衣廪而兵备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三月初八日庚辰。琦言：“自西夏诱杀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归服，然后开纳，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又以夏国当此变乱之际，可以开示大信，招纳横山一带部族，乃为大字榜於诸路，使散入虏中。诏问公乘此机会有可行事宜密奏以闻。公奏曰：“若告哀人沈然过界，不来求议，许臣於诸路择要害处兴建城寨，使彼震慑，必速就议。”先是，泾原路镇戎军新寨悰有地六千馀顷，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尝乞於此壕修叶燮会为寨。） 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熙宁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东都事略·蔡挺传》云：挺检括迸边生地、汉蕃冒耕田四千八百顷，募佃以充边储。边人冒市蕃部田，挺开自首免罪法，复得地八千顷，刺弓箭手三千，养马五百。镇戎军三川、高平、定川砦旧壕外，有曹英、新壕两壕，之间土地膏腴，东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险筑砦，乘高四望，护壕内地及觇贼往来。筑十八日毕功，开二千顷，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赐名熙宁寨。）
译蔡挺善于修筑堡寨，凡是钱粮、木材、版筑工具等，都能按时足量供应，又能广泛招募弓箭手，使得他们不耗费朝廷的衣食供给，而军事防备却日益充实。起初，秉常派遣使者来告哀，注：此事发生在三月初八庚辰日。吕琦说：“自从西夏诱杀杨定以来，便与朝廷断绝关系，如今突然派使者来告哀，可见其国内饥荒丧乱，趁着这种危急紧迫的形势，所以急忙前来申诉。此时如果不直接拿他们以前违犯誓诏的事情，先行责问，并命令他们绑送杀害杨定等人的李崇贵等人归顺朝廷，以洗雪几家的冤屈，以正国家法度，等到他们一一归顺服从，然后再予以接纳，如果像元昊刚死时那样，急忙施行对小童的册封礼仪，只求无事，恐怕一旦失去机会，反而难以控制。”（注：《安阳集·魏公家传》此处后面还有记载：又认为夏国正处于变乱之际，可以借此展示大信，招纳横山一带的部族，于是在大字榜文上向各路发布，让榜文散入敌境。诏书询问吕公，趁此机会有哪些可行的事宜，秘密上奏报告。吕公上奏说：“如果告哀的人沈然越过边界，不来请求议和，允许臣在各路选择要害之处兴建城寨，使他们震慑，必定会迅速就范议和。”在此之前，泾原路镇戎军新寨附近有一块六千多顷的土地，可以招募三四千名弓箭手，蔡挺曾经请求在此处壕沟修筑叶燮会为寨。）于是吕琦凭借便宜行事之权，发檄文命令蔡挺兴工修筑，叶燮会后来赐名为熙宁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注：《东都事略·蔡挺传》记载：蔡挺清查边境荒地、汉人和蕃人冒占耕种的田地四千八百顷，招募佃户以充实边防储备。边境百姓冒占蕃部田地，蔡挺开设自首免罪的法令，又获得土地八千顷，招募弓箭手三千人，养马五百匹。镇戎军三川、高平、定川寨旧壕沟外，有曹英、新壕两道壕沟，中间土地肥沃，东西长四十里，南面有土山。蔡挺凭借险要地势修筑寨堡，居高临下四面瞭望，保护壕沟内的土地并侦察敌人往来。修筑十八天完工，开垦土地二千顷，招募弓箭手三千人耕种守卫，赐名熙宁寨。）
５、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申，诏罢河北屯田司。原注：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案：是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宋史·食货志》上四：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原注文简，据《食货志》增。）
６、乙丑，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寅程昉言滹沱兴工原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决恩、冀等州。《十朝纲要》：乙丑日。《宋史·本纪》：六月乙亥，河决枣彊县。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据《朔闰考》，六月辛丑朔，无乙亥日。《本纪》於乙亥前书辛亥，乙亥下书丙寅，“亥”乃“丑”字之譌。《五行志》则又云：熙宁元年秋，河决恩、冀。与此并月。《十朝纲要》、《宋史河渠志》、《编年备要》，明载七月又溢瀛州。本纪惟载十二月癸卯瀛州地震，无七月溢瀛州文。《五行志》亦无溢瀛州文，或因瀛州溢在七月，《五行志》因误以恩、冀河决为秋欤？今依《十朝纲要》附乙丑。《编年备要》云：六月，河决恩、冀等州。七月，又溢瀛州。寻遣使赈贷之。都水监宋昌言与内侍程昉请相度六塔旧口，并二股导使东▯流，徐塞北流。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於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於德、沧，流入於海，是谓东流。《宋史·河渠志》一云：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棘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於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奭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灭伤，愿徐图之。”都水监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於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馀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馀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彊抹岸，訩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於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於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訩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馀步，则将束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
译5、任命内侍押班李若愚兼任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长编纪事本末》卷二百二十记载：熙宁四年二月戊申日，下诏废除河北屯田司。原注：熙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兼任制置。按：该月辛丑日为初一，二十三日为癸亥日。《宋史·食货志》卷四记载：熙宁初年，任命内侍押班李若愚兼任提点制置河北囤田司。原注文字简略，依据《食货志》增补。）
6、乙丑日，河水暴涨泛滥，下诏命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通治理。（《长编纪事本末》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寅日程昉关于滹沱河兴工的言论原注。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黄河在恩州、冀州等地决口。《十朝纲要》记载：乙丑日。《宋史·本纪》记载：六月乙亥日，黄河在枣强县决口。七月壬午日，因恩州、冀州黄河决口，赐予淹死者的家属钱款。壬辰日，派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去安抚河北。癸巳日，疏通深州泛滥的积水。根据《朔闰考》，六月辛丑日为初一，没有乙亥日。《本纪》在乙亥日前记载了辛亥日，乙亥日后记载了丙寅日，“亥”字是“丑”字的讹误。《五行志》却又说：熙宁元年秋天，黄河在恩州、冀州决口。这与上述月份相同。《十朝纲要》、《宋史·河渠志》、《编年备要》明确记载七月又泛滥了瀛州。《本纪》只记载了十二月癸卯日瀛州发生地震，没有七月瀛州泛滥的文字。《五行志》也没有瀛州泛滥的文字，或许因为瀛州泛滥在七月，《五行志》因而误将恩州、冀州黄河决口记为秋天吧？现在依据《十朝纲要》附在乙丑日下。《编年备要》说：六月，黄河在恩州、冀州等地决口。七月，又泛滥瀛州。随即派遣使者赈济借贷。都水监宋昌言与内侍程昉请求考察六塔河旧口，并引导二股河水向东流，然后慢慢堵塞北流。起初，商胡决口，从魏州以北到恩州、冀州、乾宁军流入大海，这称为北流。嘉祐八年，黄河在魏州的第六埽分流，于是形成二股。从魏州、恩州向东到德州、沧州，流入大海，这称为东流。《宋史·河渠志》卷一记载：熙宁元年六月，黄河在恩州乌栏堤泛滥，又在冀州棘彊埽决口，向北注入瀛州。七月，又在瀛州乐寿埽泛滥。皇帝担忧，询问近臣司马光等人，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求在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等地，修筑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扩大河道，而河北都转运司说：“应当使用夫役八万三千多人，一个月完成。现在刚遭受水灾伤亡，希望慢慢谋划。”都水监宋昌言说：“现在二股河门变化移动，请求迎着河港推进约束，签入河身，以缓解四州的水患。”于是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提出建议，开辟二股以引导东流。于是都水监上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到现在二十多年，从澶州以下到乾宁军，修筑堤防一千多里，公私都劳苦骚扰。近年冀州以下，河道阻塞，导致上下埽岸屡次危险。现在枣强县抹岸，冲刷夺取故道，虽然修筑新堤，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考察六塔旧口，并引导二股河向东流，慢慢堵塞北流。”而提举王亚等人说：“黄河、御河一带向北流入独流东砦，经过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接流入大海。其靠近海口的地方宽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宽三四百步，深五六丈。水势越深，水流越猛，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契丹的。议论的人想再次开辟二股，逐渐关闭北流，这是不曾看到黄河在界河内向东流的利益。”十一月，下诏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茂则，乘坐驿车考察四州生堤，回来时兼看六塔、二股的利弊。二年正月，司马光入朝对答：“请求按照宋昌言的策略，在二股的西边设置上约，拨开水流让它向东。”当时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李立之极力主张修筑生堤，皇帝不听，最终采用昌言的说法，设置上约。三月，司马光上奏：“治理黄河应当依据地形水势，如果强行用人力，引导水流走向高处，横立堤防，就会逆流激荡旁侧溃决，不仅不能成功，还会败坏旧有的成绩。我担心官吏看到东流已经达到四成，急于见到功效，就急忙堵塞北流。却不知道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距还近，地势又是东高西低。如果河流向东，一旦遇到盛大涨水，水势向西合流进入北流，那么东流就断绝了；或者在沧州、德州堤埽未成的地方，决口泛滥横流。虽然消除了西路的祸患，却害及东路，这不是好策略。应当专门保护上约及二股堤岸。如果今年东流只增加两成，那么从此河势自然向东，近的两年三年，远的四年五年，等到达到八成以上，河流冲刷已经宽阔，沧州、德州的堤埽已经坚固，自然北流日渐减少，可以闭塞，两路都没有祸害了。”恰逢北京留守韩琦说：“今年兵夫数量少，而金堤两埽，修筑上下约非常紧急，深入马头，想要夺取大河。因为二股及嫩滩旧宽一千一百步，所以能容纳涨水。现在截去八百多步，那么就将大河束缚在二百多步之间，下流既然阻塞，上流紧迫湍急愤怒，又没有兵夫修护堤岸，其决口是必然的。况且从德州到沧州，都是二股下流，既然没有堤防，必定侵犯民田。假如河门狭窄
，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於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木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木欲捍奭河水西来，相为表悰，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奭漫水，而不可奭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奭也。”帝以为然。又案：河决德、沧等州，见八月戊申。）
译（河道）不能容纳涨水，上、下两道堤防随即随水流冲毁脱落，那么二股河与北流就会合而为一，其祸患就更大。另外，恩、深所修筑的生堤，其东面是大河从西而来，其西面是西山诸水向东灌注，前后都受到水势威胁，两难抵御。希望选派近臣迅速到达黄河边，与在外官员共同商议。”皇帝在经筵时，将韩琦的奏章告知吕公著，命令他与吕公著一同前往。四月，吕公著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询、吕大防、程昉巡视上约堤及方锯埽，渡过黄河，在下约堤集会商议。吕公著等人上奏：“二股河的上约堤都建在滩地上，不妨碍河流通行，只是所推进的方锯埽已经太深，导致北流河门稍微变窄，请求削减二十步，使其位置靠后，仍然用蛾眉埽包裹防护。沧、德边界有古遥堤，应当加以修缮治理。所修的二股河，本意是疏导河水向东流去，生堤本意是抵御河水从西而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皇帝因此对二府大臣说：“韩琦很怀疑修筑二股河。”赵抃说：“人们多以六塔河为警戒。”王安石说：“提出异议的人，都是不考察事实的缘故。”皇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共同修筑二股河怎么样？”王安石认为可以治理。皇帝说：“想要开凿引水河道很好。”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及时修筑，往往可以使河水东流，北流可以关闭。”于是说：“李立之所修筑的生堤，距离黄河远的地方达到八九十里。本计划用来抵御漫溢之水，但却不能抵御河南方向的冲击，臣担心漫溢之水也不能抵御。”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又按：黄河在德、沧等州决口，见于八月戊申日。
７、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案：《传家集·辞免裁减国用劄子》为七月三日上，《纪事》类系於下命日。据集中所载云：臣近曾乞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叼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有报称，若果能有益於国，臣何敢辞。窃惟方今） “国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异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目，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专领此事，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穀差遣。） 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案：此明日，依《传家集》七月三日上章，当为七月四日甲戌。） 即置裁减局。（《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８、是月，废随州为光化县。（《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实》卷十八：随州，熙宁元年省为安化县。四库馆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随县，与《元和县志》管县有光化之文，而与《文献通考》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阳，及此作元年省安化县者，先后沿革互有歧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宋史》三云：随州之光化县，本安化县，后周改名。此熙宁元年所废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阴城县、光化军并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光化县隶襄州，此别一光化县。虽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录唐魏徵、狄仁杰后。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仪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宋史·本纪》与《全文》日同。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未朔。） 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死，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彊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传家集》载温公议云：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於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论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係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案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
译7、丙寅日，皇帝命令司马光、滕甫共同审阅裁减国家用度的制度，并选取庆历二年的数据与当今的开支费用进行比对，如有不同之处，要详细分析并上报。司马光上朝奏对说：（按：《传家集·辞免裁减国用札子》是七月三日呈上的，《纪事》将其附于下命之日。据集中所载云：臣近来曾请求选派官员裁减国家用度，奉圣旨不许推辞。臣以平庸之才，愧居美职，每月领取厚俸，常自愧恐无法报答皇恩，若能真正对国家有益，臣怎敢推辞。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用度之所以不足，在于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人口繁多，官职设置冗滥，军队不精锐。这五点，不是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的。如果只是想依照庆历二年裁减制度的办法，对比当今开支费用的数目，这只需命令三司供给分析其相同与不同之处，不必再派遣官员设立局所。”（按：《传家集》此处下文云：专门统领此事，况且臣所编修的《资治通鉴》确实文字浩大，早晚少有闲暇，难以再兼任钱谷方面的差遣。）皇上于是询问这五点的利害关系，司马光详尽回答，皇上深深采纳。第二天，（按：此第二天，依《传家集》七月三日上的奏章，应为七月四日甲戌。）就设立了裁减局。（《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8、这个月，废除随州，改为光化县。（《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按：《宋朝事实》卷十八记载：随州，熙宁元年省并为安化县。四库馆原校本说：按《宋史》记载为熙宁元年废除光化县为镇并入随县，与《元和郡县志》中管县有光化的记载，与《文献通考》中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属襄阳，以及此处记载元年省安化县的，先后沿革互有歧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宋史》三说：随州的光化县，本是安化县，后周改名。这熙宁元年所废除的光化，是乾道二年以襄州的阴城县、光化军合并设置的，乾德县隶属其中。熙宁五年废除光化县隶属襄州，这是另一个光化县。虽然同在京西路，起初并不相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六月，录用唐魏徵、狄仁杰的后代。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记载：癸卯日，任命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任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授仪陇州职官一任，因为判永兴军韩琦说魏道严是唐郑国公魏徵的裔孙；狄国宾是梁国公狄仁杰的十二代孙的缘故。《宋史·本纪》与《宋史全文》日期相同。
1、七月（按：钱大昕《四史朔闰考》记载：这个月辛未朔。）癸酉日，下诏：“谋杀已造成伤害，在案件审讯时想要举发自首的，按照谋杀罪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报告说妇人阿云，在母亲服丧期间嫁给平民韦阿大，嫌他丑陋，谋划夜里用刀杀他，已造成伤害但未致死。在案件审讯时想要举发自首。审刑院、大理寺判处她死刑，因违反律令结婚，依据敕令宽免阿云死罪。知登州许遵说：“应当按照敕令律法论处。”皇帝下诏送交刑部，刑部判决如同审刑院、大理寺。许遵不服，请求送交两制共同议定。皇帝下诏送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裁定，而司马光与王安石意见不同。王安石本来不懂法律却喜好议论法律，强行主张许遵的意见，特意与司马光相异。等到王安石执政，就大力推行此议。然而议论的人不认为王安石是对的。（《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按：《传家集》记载温公议论说：臣私下认为凡是议论法律的人，应当先推究立法的本意，然后才可以断案。私下详查《律》文：“对于他人造成损伤的，不在自首之列。”注解说：“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但仍按故意杀伤法论处。”所谓“因犯杀伤”，是说因犯其他罪行，本无杀伤之意，事情不得已，导致杀伤，除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口之类，都是如此。律法本意大概是因为对人损伤既不允许自首，恐怕有别的原因余罪而杀伤人的，有关部门拘泥条文连同其余罪行也不允许自首，所以特别加申明说“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然而杀伤之中，自有两类，轻重不同：那些处心积虑，巧诈百端，趁人不备的，就叫做谋；直接行动，毫无顾虑，公然杀害的，就叫做故。谋罪更重，故罪稍轻。如今这人因犯其他罪行导致杀伤人，其他罪行虽可自首原宥，杀伤不在自首之列。如果按谋杀论处则太重，如果按斗杀论处则太轻，所以折中命令按“故杀伤法”论处。那些直接犯杀伤再无其他罪行的，只有未造成伤害才可自首，只要已造成伤害，都不可自首。如今许遵想要将谋与杀分为两件事，查谋杀、故杀，都是杀人，如果将谋与杀分为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是两件事了。况且《律》称“可以免除所因之罪”，所以劫囚、略人都是，已经有所犯罪，因而又杀伤人，所以劫略可自首，而杀伤不原宥。如果平常谋虑，不是为了杀人，应当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免除？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产生的文字，不能另外作为所因之罪。如果将劫斗与谋都作为所因之罪，按故杀伤
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杀伤人，则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詀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两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又案：邵博《闻见后录》：登州有妇人阿云者，谋杀夫而自承。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为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并，独主许遵之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为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执法者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者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所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自祖宗立法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减。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能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余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灭，秋一物华即为灭。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为司马文正公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岂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遣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宁元年，登州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承。知州许遵言：“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诏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彦傅、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诏卒从安石议。《宋史·许遵传》：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彊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寝田舍，怀刃斫十馀创，不能杀，
译法理上，若是斗殴致伤后自首，反而要加重一等定罪。许遵所引用的苏州洪祚判例，依据《律疏》所说：“假设有因盗窃而故意杀伤人后自首的，盗窃的罪名可以免除，但故意杀伤人的罪名仍要论处。”《律疏》既然明确指出了“故意杀伤人”，那么因盗窃而预谋杀伤人的，应当按预谋杀人的法律处理。当时法官误判，不能用判例来破坏律条。许遵又引用《编敕》中“预谋杀人，无论是否造成伤害，只要罪行不至死刑的，都要奏请皇帝裁决”的规定，认为预谋杀人已造成伤害但罪行不至死刑的，就是自首之人。查考尊长预谋杀害卑幼等情况，都是已造成伤害但罪行不至死刑，并不因为自首而减免。许遵又引用《律疏问答》中的条文说：“预谋杀害普通人，却声称是杀害舅舅。”又说：“预谋杀人的罪名已尽。明显是预谋杀人，允许自首。”查考问答都说是预谋而未造成伤害，才能因自首而免罪，如果已经造成伤害，怎么能自首免罪？凡是商议定罪量刑，应当使轻重有序，现在如果让预谋杀人已造成伤害的人得以自首，按故意杀伤人的法律处理，假设有甲乙两人，甲因斗殴使人鼻中出血，随后自首，尚且要判处杖六十的刑罚；乙有仇怨，想置人于死地，在深夜伺机将人推入河井，偶然没死，又没见血，如果来自首，只判处杖七十的刑罚。两人所犯的罪行截然不同，而受到的惩罚却相差无几。如果真像这样，岂不是助长奸恶？况且阿云嫌恶丈夫愚钝粗陋，亲自拿着腰刀，在田野中，趁他熟睡时，砍了近十刀，砍断他一根手指，起初并不自首，直到官府逮捕记录，将要拷打，迫不得已，才招供认罪。情理如此，有什么值得怜悯的？朝廷宽贷性命，编管安置，已经是宽大的恩典，而许遵却拖延不决，为他申辩，想让天下今后有类似这类案件，都按减二等判决，恐怕不足以劝善，也无法惩恶，开启巧伪之路，助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害，这不是合乎法理的好事。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的判决已经得当，难以听从许遵所奏的按问欲举减等两科。现在我与王安石各有见解，难以共同定夺，恳请朝廷特别赐予裁酌施行。又查：邵博《闻见后录》记载：登州有个妇人阿云，预谋杀害丈夫而自行承认。知州许遵认为，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的罪名，仍按故意杀伤人的法律论处，而敕令有因疑虑被逮捕招供减等的规定，就按按问欲举上报，意思是把预谋作为杀害的原因，所因的罪名得以自首，应当从宽减等。此事下达百官议论，大概斗杀、劫杀，斗殴和抢劫是杀害的原因，所以按问欲举，可以减等；把预谋作为杀害，那么预谋不是原因，所不可减等。司马光议论说等等。自廷尉以下，都痛恨许遵的妄断，附和司马光的议论。王安石不懂法律，喜好议论法律，又喜好与人并列，独自支持许遵的议论。廷尉以下争辩不可得，最终从宽减等。等到王安石做宰相，预谋杀人于是确立按问欲举。旧法一问不承认，后来虽然自己说，都不能算按问欲举。当时执法者想扩大此事，即使多次询问不承认的也算按问欲举，天下人非议。等到司马光做宰相，立法规定州军死刑，罪人情理不可怜悯，刑名无所疑虑，擅自奏闻的，都让刑部举发驳斥，重行朝典，不能用判例破坏律条。大概自祖宗立法以来，死刑可怜悯、与疑虑得奏裁减。如果不是可怜悯、非疑虑，那就是有司妄断，以侥幸宽纵，怎么能体现暴恶安善良的意思呢！司马光则用辟以止辟，是正法。王安石则姑息以助长奸恶，是非法。到绍圣以来，又实行王安石的法律，而杀人者开始不死刑了。我曾经说后汉张敏的议论，可以作为万世之法。说：“孔子垂经，皋陶造法，推究其本意，都想禁止百姓为非作歹。有人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的本性，只有人最尊贵，杀人者死，三代通行的制度。现在想趋向生路，反而开启杀人的道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害。《礼记》说：‘利一害百，人去城郭。’春生秋杀，是天道的常理。春天一物枯萎就是灭绝，秋天一物开花就是灭绝。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效法圣人，遵从经律而已”。大概是与司马光的议论相合。苏颂起初痛恨许遵的判决，后来又说：“许遵子孙多显贵，难道能活一人，天理固不派遣吗！”也是不对的。如果妄活杀人者，可以作为阴功，那么被杀者的冤屈，难道不是阴谴吗！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说：神宗熙宁元年，登州有个妇人预谋杀害丈夫受伤而未死，等到按问，于是承认。知州许遵说：“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的罪，请从减论。”诏令司马光与王安石议论，王安石认为许遵的话是对的，司马光说：“因其他罪导致杀伤的，其他罪得以自首原宥，怎么可以把预谋与杀害分为两件事？而说预谋是所因得以自首原宥呢！”文彦博、富弼等多数支持司马光的议论。过了一年不决。诏令最终听从王安石的议论。《宋史·许遵传》：担任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许遵多次掌管刑狱，强敏明恕。等到担任登州知州，执政许诺让他判大理寺，许遵立奇以自鬻。恰逢妇人阿云狱起。起初，阿云许嫁未行，嫌恶丈夫愚陋，趁他睡在田舍，怀刃砍了十馀创，没能杀死，
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案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於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案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觊，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执政悉罪？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案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案问在左；先问右，则案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矣！）
译砍断他的一根手指。官吏追捕盗贼没有抓到，怀疑是云干的，便将他抓来审问，想要施加刑讯逼供，云这才吐露实情。遵审理此案，认为云在纳采之日，母亲丧服尚未除尽，应按普通人论处，将案件上报朝廷。有关部门判处云为谋杀已伤，遵驳斥说：“云被审问后立即认罪，应定为案问。审刑院、大理寺判处绞刑，是不对的。”案件下发给刑部，刑部认为遵胡说八道，下诏按赎罪论处。不久，果然判归大理寺。遵因用议法获罪被弹劾而感到羞耻，再次上言：“刑部定的罪名不公正，云应当免除所因之罪。现在弃诏书不用，只引用断案成例，一概按案问定罪并处以死刑，堵塞了自首之路，恐怕不符合‘罪疑惟轻’的原则。”下诏让司马光、王安石商议。司马光认为不可以，王安石支持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觖，都说遵所争辩的违背法律本意，从此朝堂议论纷纷。执政者全部归罪于反对自己的人，于是采纳了遵的意见。即使是多次审问都不认罪的，也能定为案问。如果有两人共同盗窃抢劫，官吏先审问左边的人，那么案问就在左边；先审问右边的人，那么案问就在右边。案件的生死，取决于审问的先后，而不是盗贼的实情，天下人更加厌恶这种说法了！
２、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口谷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案：《宋史·地理志》三：秦凤路甘谷，熙宁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陇诺三堡，四年增置二堡。） 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案：《安阳集·魏公家传》载奏疏云：秦凤路沿边累为西人侵掠，西蕃熟户日失藩篱之固。昨郭逵已筑治平、鸡川二寨，包入熟户疆土不少，若更修筚篥城一两处，则西与古渭相接，方成外奭之势。） 枢密院难曰：“筚篥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所载此下有云：况西蕃熟户，本要为汉藩篱，若与筑城，令熟户自守，必知熟户不能自守，须藉汉兵，傥有贼至，则汉兵当锋，熟户受庇，汉有馀力为之则可，但虚内而事外，非计之得。前后臣僚累有奏请，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细相度以闻。） 琦复奏曰：“窃观先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时之计，弃废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德明、元昊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其甘、凉、瓜、肃诸郡。（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皆为贼有，势既大。至宝元初，始敢僣号。案：《安阳集》此下有云：以背朝廷。是时贼方与诸路边兵相攻战，故秦、渭一带，西蕃未暇窥夺。臣庆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时永宁、安远之北，绵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户，其间有不授捕职名目，官中亦不勾点彼族兵马者，则谓之生户，并与熟户交居，共为篱落，故秦州最号藩篱之壮。讫元昊纳款，未尝侵犯。只自庆历通好，后来西人以寇抄为事，见秦、渭间西蕃最为繁盛，又为我之降人献说，以谓西界诸郡当贵广有所出，可以先取西蕃，然后以兵扼要害，则西川诸郡，一皆得之。） 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大半为其所属，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庆历中，藩篱大段薄弱。） 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於其中修盖行衙，闻甚宏壮，令伪驸马花马总领之。） 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即近蔡挺与白知军者公文往来之处。） 去汉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又秦州上丁族瞎药恕，质其父厮铎心，及逃去，与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唃厮啰之孙，瞎毯之子也。其木征、瞎药更与自来秦州多点集不起广有力量青唐族相结，谋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阴与夏人通款。若渐次尽为西夏所诱，不独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为贼逼，则其董毯一带至回纥以来搬次尽为阻隔。秦州豢马，自亦稀绝，可谓秦塞之深患也。与臣二十六七年在秦州时，边事变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帅，亦不能知此子细。） 所以久在西陲谙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与鸡川、古渭通成外奭之势，隔绝得西人？吞古渭一带诸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结之患。（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少得前世所谓断臂之策，兼自来鄜延、环庆、泾原等路沿边，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使诸族知有家计，则可以相资表悰，号为篱落之固；不然则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间，去城寨稍远，西贼一来，官军既难救应，则尽为贼所杀掠，此安可谓之篱落也？） 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臧、康（案：安阳集家传，康作唐。） 奴三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点集不起。（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屡杀官军，出入西界买卖，都无忌疑。庆历中，每西人入寇，则前为乡导，同为抄劫。） 后来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靖安、绥宁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始为篱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筚篥者，
译乙亥日，将秦州新修筑的大甘口谷寨命名为甘谷城，这就是筚篥城。（按：《宋史·地理志》卷三记载：秦凤路甘谷，熙宁元年设置，有吹藏、大甘、陇诺三座堡寨，四年又增置两座堡寨。）在此之前，韩琦派遣李立之快马奏报，请求修筑筚篥城。（按：《安阳集·魏公家传》记载的奏疏中说：秦凤路沿边地区屡次遭受西夏人的侵扰掠夺，西蕃熟户日益失去藩篱般的稳固屏障。此前郭逵已修筑了治平、鸡川两座寨堡，包纳了熟户的疆土不少，如果再修筑筚篥城一两处，那么西边与古渭相接，方才形成外围屏护的态势。）枢密院对此表示为难，说：“筚篥是秦州熟户的土地，将来在此兴置一两处寨堡，接连古渭，又必须增派屯驻军马，筹划粮草，这又会像古渭那样成为祸患。”（按：《安阳集·魏公家传》所记载的此处下文还有：况且西蕃熟户，本应作为大宋的藩篱，如果为他们筑城，让熟户自行防守，必定知道熟户无法自守，必须依靠汉兵，倘若贼寇到来，那么汉兵应当冲在前锋，熟户受到庇护，大宋有余力为之则可以，但若是空虚内地而从事外务，并非得当的计策。前后臣僚屡次奏请，因此未曾施行，更加恳切地仔细斟酌后上报。）韩琦再次上奏说：“我私下观察先世图谋制服匈奴，担忧他们向西兼并各国，所以在黄河沿岸设立郡县，称之为切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如今西夏所占有的土地，大多得到匈奴故地，自从昔日采取一时之计，废弃灵州以来，因而失去了断臂之势，所以德明、元昊更加肆无忌惮，得以吞并西蕃，以至于其甘、凉、瓜、肃等郡。（按：《安阳集》魏公家传此处下文还有：都被贼寇占有，势力既大。到了宝元初年，才敢僭越称帝。按：《安阳集》此处下文还有：以背叛朝廷。当时贼寇正与各路边兵相互攻战，所以秦、渭一带，西蕃无暇窥探掠夺。我在庆历初年曾任秦州知州，至今二十六七年了。当时永宁、安远以北，绵延一二百里之外，都是西蕃熟户，其中有不授予捕职名目，官府也不征调他们兵马的，就称为生户，并与熟户交错居住，共同作为篱落屏障，所以秦州最号称藩篱坚固。直到元昊归顺，未曾侵犯。只是自从庆历通好以来，后来西夏人以寇掠为事，看见秦、渭间的西蕃最为繁盛，又因我的降人进献计策，说西界各郡应当广有出产，可以先夺取西蕃，然后用兵扼守要害，那么西川各郡，就全部可以得到。）于是就一直攻胁秦、渭各蕃。（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还有：大半成为其所属，逐渐逼近秦州西路城寨，相比庆历年间，藩篱大大薄弱。）近年西夏人又将西市城修葺，建立为保泰军，（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还有：在其中修盖行衙，听说非常宏伟壮观，让伪驸马花马总领。）距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还有即靠近蔡挺与白知军公文往来的地方。）距离汉界如此之近，从前未曾有过。（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还有又秦州上丁族瞎药恕，以其父厮铎心为人质，以及逃跑离去，与木征相合。木征，就是唃厮啰的孙子，瞎毯的儿子。那木征、瞎药更与历来秦州多次征调不起、广有实力的青唐族相结，谋划建立法度，距离西界所建的西市城很近，暗中与西夏人通好。如果逐渐全部被西夏所诱骗，不仅古渭孤立危险，秦州西路城寨每日被贼寇逼迫，那么从董毯一带直到回纥以来的迁徙通道全部被阻隔。秦州养马，自然也会稀少断绝，可谓秦塞的深患。与我二十六七年在秦州时，边事变化完全不同。我不因再次担任西帅，也不能知道这些细节。）所以长久在西陲熟悉边事的人，都说修筑筚篥城，就可以与鸡川、古渭通连形成外围屏护之势，隔绝西夏人吞并古渭一带各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互勾结的祸患。（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还有稍微得到前世所说的断臂之策，加上历来鄜延、环庆、泾原等路沿边惯例，都以城寨包卫熟户，使各族知道有家业生计，就可以相互资助表里同心，号称篱落坚固；不然则各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间，距离城寨稍远，西贼一来，官军既然难以救应，就全部被贼寇杀掠，这怎么能称为篱落呢？）我又看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臧、唐（按：安阳集家传，唐作康。）奴三族，广有人力，因为居住地势险要，征调不起。（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有屡次杀害官军，出入西界买卖，毫无顾忌。庆历年间，每当西夏人入侵，就作为向导，一同抄掠。）后来范仲淹于是在三族以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筑设置靖安、绥宁两座寨堡，佛空平、耳朵城两座堡寨，那明珠等三族于是不敢作乱，听从征调。（按：《安阳集家传》此处下文有开始作为篱落的用途。我如今之所以请求修筑筚篥城，
非好生事也。盖欲与西人议事未复好间，乘此机会，可以城之。既城此则经久，有臣前所陈之利，忽而不为，则他日有臣前所陈之害，故城与不城，其利害实系於国家而不系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 若谓其修城之后，又积兵聚粮之费，（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力有未及”四字。） 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州三阳、伏羌、永宁、来远、宁远诸寨皆在近悰，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税场课利相兼。”（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充赡。复闻筚篥城侧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则边防之势，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画鄜延、环庆、泾原路沿边城寨对西界小纸图黏连在后，陛下观之，则可见今之诸路，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非妄言也。望与二府大臣裁酌。） 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城，屯列既定，迟明，虏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汝。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牒秦凤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理》志三：治平四年，置鸡川。熙宁元年，改擦珠堡。） 筑一大堡，又乞废罢纳迷、丹山、菜园、白石、了锺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赐名通渭。（《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七月，城筚篥。初，秦州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筚篥，知府马仲甫请城而耕之。《宋史·马仲甫传》：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得筚篥城故趾，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故时羌人入城贸易，皆僦邸，仲甫设馆处之，阳示礼厚，实闲之也。《安阳集·家传》云：公又委秦凤帅马仲甫兴置贡珠、甘谷诸堡。自是夏人不敢近寨，劝诱古渭一带蕃部，献地八千馀里，以招置弓箭手，於是篱落壮固，边声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杨定者李崇贵、杨道喜诣阙请命。朝廷遣韩缜同公属官刘航至延安，与西人薛宗道议事，仍令偕至长安，禀公而后往。）
译并非喜好生事。大概是因为想与西夏人议事，在关系尚未恢复友好之际，趁此机会，可以修筑筚篥城。既然修筑了此城，就能长久稳固，有臣先前所陈述的利益；如果忽然不修筑，那么日后会有臣先前所陈述的危害。所以修筑与不修筑，其利害关系实际上关系到国家，而不关系到臣个人，这在于朝廷的深远谋划。
如果说修筑城池之后，又会有积聚兵马、储备粮食的费用，臣认为并非如此。因为筚篥城一旦修筑，那么秦州的三阳、伏羌、永宁、来远、宁远近处的各个寨子都在附近，可以均匀地抽调减少各寨的兵力，前往那里驻扎，更有新设立酒税场所的课税利益相互兼顾。又听说筚篥城侧近有空地，自然可以招募安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地防守，那么边防的形势，其雄壮厚重就可以知道了。臣现在绘制鄜延、环庆、泾原三路沿边城寨与西夏边界的小纸图粘贴在后面，陛下观看它，就可以知道如今各路的惯例，都是用城寨包卫熟户，并非妄言。希望与二府大臣裁度斟酌。
诏书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接受韩琦的檄文修筑筚篥城。杨文广立即整顿各位将领，扬言要修筑喷珠城，率领众人到达那个地方，天色已晚，于是急速奔赴筚篥城，军队部署既定，天刚亮，敌寇骑兵大批到来，知道不可侵犯而离去，留下书信说应当禀报国主，用数万精兵追逐你们。杨文广派遣副将袭击他们的后队，所缴获的很多。有人问他缘故，杨文广说：“先人有夺取人心的策略，对于必争之地，他们如果知道并占据它，那么就无法图谋了。”杨文广是杨业的孙子。
韩琦又上言说已经行文秦凤路在擦珠谷修筑一个大堡，又请求废除纳迷、丹山、菜园、白石、了锞五个堡，让臣僚戍守士兵。擦珠堡建成后，赐名通渭。
起初，秦州的生户被谅祚劫掠而向西迁徙，有空城百里，名叫筚篥，知府马仲甫请求修筑城池并耕种。秦州古渭位于青唐以南，西夏人在其以北，中间只有一条小路，稍有警情道路就断绝。马仲甫得到筚篥城的旧址，从鸡川寨修筑堡垒，向北抵达南谷，环绕数百里成为内地，诏书赐名甘谷堡。过去羌人入城贸易，都租赁店铺，马仲甫设立馆舍安置他们，表面上显示礼遇优厚，实际上是监视他们。韩琦又委托秦凤路帅马仲甫兴置贡珠、甘谷等堡。从此西夏人不敢靠近寨子，劝诱古渭一带的蕃部，献出土地八千多里，用来招募安置弓箭手，于是篱笆壁垒壮固，边防声威振奋。西夏于是械送杀害杨定的李崇贵、杨道喜到朝廷请命。朝廷派遣韩缜会同韩琦属官刘航到延安，与西夏人薛宗道议事，仍然让他们一同到长安，禀报韩琦后再前往。
３、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院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谊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故命以此。（《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安国，安石弟也，於书无所不读，数举进士，试礼部辄不中，又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策为第一，以母丧罢。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荐之，绛、亢以所著《序言》进。手诏称美。毕沅《通鉴》云：以母丧不试，庐墓三年。韩绛荐其材行，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临川集》载安石《谢弟安国及第表》云：隽乂之求，外覃草野，龙光之施，首逮门庭。窃以陛下躬国论听断之烦，而察知孤远之行，略门资贡举之法，而拔取滞淹之才。山林之所诵说而难遭，巷里之所惊<目差>而罕见。伏惟皇帝陛下协德穹昊，比明羲和，博临四方，洞照万物。如臣同产，为世畸人，少遭闵凶，自奋寒苦。虽力学行，粗有时名，而少偶寡徒，几绝荣望。岂期圣听，俯及幽潜，遂使穷徒，坐升华宠。奖以诏书而试艺，赐之科第而命官。禄不逮亲，既永乖於养志；仕非为己，当其誓於捐躯。）
４、己卯，并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案：《传家集》：上表日为十七日丁亥。） 司马光入直，（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司马光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上疏言云云同。因言：案：《传家集》载七月十七日《请不受尊号劄子》云：臣今月十七日准内降曾公亮等上尊号第三表，检会旧例合降不允批荅，已具榜子审取圣旨去讫。臣窃惟） “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并臣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卻而不受。是见圣人之志，苟无其实，终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诏：‘自前所加尊号，尽从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称。朕欲称王，但不可与诸子同尔。并臣恳请，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后终身不复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不幸次年，有谄谀之臣建言国家与契丹常有书往来，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於是并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者，甚为朝廷惜之。昔汉文帝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单于答以尺二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未闻文帝复为胜大之名以加之也。学者至今称文帝谦德之美，未尝以为可耻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乃不识大体之言，诚不足信耳。今群臣以故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智，虽宜享有鸿名，然践祚未久，又在亮阴之中，考之事体，似未宜受。陛下诚能断以圣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请，仍令更不得上表，则颂叹之声将洋溢四海，所谓一谦四益，后其身而身先，可以舍虚名而得实举也。伏望陛下更加详择。取进止。） 诏赐光曰：（案：《传家集》附载手诏曰：览卿来奏，深谅忠诚。） “朕方以（案：《传家集》此下有“频日”二字。） 淫雨、（案：《传家集》此下有“甲申”二字。） 地震，（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天威彰著。） 日虞倾祸，（案：《传家集》此下有“实忧”二字。） 被此鸿名，有惭面目。（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况在亮阴，亦难当是盛典。） 诚如卿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已批降指挥。） 可善为答诏，（案：《传家集》：“诏”作“辞”。下有云：使中外知朕至诚，实乃内顾惭惧。） 非是欺众以邀虚名。”遂终不许。（《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王临川集》载《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尊号第一表不允诏》云：朕以薄德，嗣膺基绪，继天理物，常惧弗任。方赖交修，以熙众治。群公卿士，外暨庶黎，欲举鸿名，措之眇质。臣民归美，为
译3、丁丑日，布衣王安国被赐予进士及第，并授予初等职官。在此之前，枢密院副使韩绛、邵亢进献了王安国所著的《序言》五十篇，皇上亲自下诏说：“王安国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弟弟，我久闻他的品行道义和学术被士人推崇。近日阅览《序言》，文辞优美丰富，道理阐明透彻，可让舍人院召他参加策试。”策试成绩列入第三等，因此任命他担任此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按：《太平治迹统类》记载：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在礼部考试总是落第，又参加茂材异等科考试。有关部门评定他的策论为第一，但因母亲去世而罢免。皇上即位后，翰林承旨王珪首先推荐他，韩绛、邵亢进献了他所著的《序言》。皇上亲笔诏书称赞他。毕沅《通鉴》记载：因母亲去世未参加考试，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韩绛推荐他的才能品行，召他策试，及第，任命为西京国子教授。《临川集》收录了王安石《谢弟安国及第表》说：选拔俊才，向外延及草野民间，皇恩的光辉，首先惠及家门。私下认为陛下亲自处理国家论断的繁重事务，却能察知孤远之人的品行，略去门第资历和贡举的法度，而提拔滞留在下位的才华。山林中传颂却难以遭遇，街巷中惊异却罕见。伏惟皇帝陛下德行与天相合，光明如同羲和，广临四方，洞察万物。像臣的同胞兄弟，是世间的特立独行之人，年少遭遇不幸，在寒苦中自我奋发。虽然努力学习品行，粗略地有时名，但因年少孤寡，几乎断绝了荣望。哪里料到圣明的听闻，俯察幽微潜藏之人，竟使穷困之人，坐享升华的恩宠。用诏书奖励并策试其才艺，赐予科第并任命官职。俸禄未能供养亲人，已永远违背了奉养志向；做官并非为了自己，应当发誓捐躯报国。）
4、己卯日，百官上表请求给皇上尊号“奉元宪道文武仁孝”，皇上下诏不许。等到第三次上表，（按：《传家集》记载：上表日期为十七日丁亥。）司马光入宫值班，（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司马光暂代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司马光应当起草答诏，上疏说云云相同。因此说：按：《传家集》收录七月十七日《请不受尊号劄子》说：臣本月十七日接到内降曾公亮等人上尊号的第三表，查考旧例应当降下不允的批答，已具榜子审取圣旨完毕。臣私下认为）“上尊号的礼仪，不是先王的良法美典，起源于唐武则天、中宗时期，于是成为惯例，沿袭至今。太祖开宝九年，百官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样，太祖因燕、晋尚未平定，推辞不接受。这是看到圣人的志向，如果没有实际内容，终究不肯拥有虚名。太宗端拱二年，下诏说：‘以前所加的尊号，全部省去。’并且说：‘从道理上讲，皇帝二字也不易兼称。我想称王，只是不能与诸子相同罢了。百官恳请，才接受‘法天崇道’四个字而已，此后终身不再增加。先帝治平二年，辞谢尊号不接受，天下没有不称颂圣德的。不幸次年，有谄媚的臣子建议国家与契丹常有书信往来，他们有尊号而中国独自没有，足以成为深深的耻辱，于是百官又在非时上尊号，非常为朝廷惋惜。昔日汉文帝给单于写信用尺一牍，单于回信用尺二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听说文帝又用更大的名称加给他。学者至今称颂文帝的谦德之美，从未认为是耻辱。”（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这是不识大体的言论，实在不足相信。如今群臣因惯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智，虽然适宜享有宏大名号，但登基不久，又在居丧期间，考察事理体统，似乎不宜接受。陛下如果能以圣意决断，推辞而不居，既不允许所请，仍命令不再上表，那么颂叹之声将洋溢四海，所谓一谦得四益，退居身后而身先，可以舍弃虚名而得到实举。伏望陛下更加详细选择。取进止。）皇上下诏赐给司马光说：（按：《传家集》附载手诏说：阅览你的奏章，深知体谅忠诚。）“朕正因（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频日’二字。）淫雨、（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甲申’二字。）地震，（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天威彰著。）每日担忧倾覆之祸，（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实忧’二字。）承受这宏大名号，有愧于面目。（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说：况且在居丧期间，也难以担当这盛典。）确实如你所说，（按：《传家集》此处下面有云：今已批降指挥。）可好好起草答诏，（按：《传家集》：‘诏’作‘辞’。下面有云：使内外知道朕的至诚，实在是内心惭愧恐惧。）不是欺骗众人以邀取虚名。”于是最终不许。（《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按：《王临川集》收录《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尊号第三表不允诏》说：朕以浅薄的德行，继承基业，顺应天道治理万物，常恐惧不能胜任。正依靠共同修治，以兴盛大众治理。群公卿士，外及百姓，想举出宏大名号，加于渺小的资质。臣民归美，作为
义则多，揣实揆时，朕犹不取。又《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号第二表不允诏》云：王者奉元以先后天时，宪道以始终人事。以文制礼作乐，以武戢兵丰财，以成万物之性为仁，以得四海之心为孝。惟圣时克，朕无能焉，被之此名，祗有惭德。矧家多难，创钜未夷，备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显，良非本怀。《传家集》载《赐文武百僚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号不允断来请批答》云：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穷，未获厥所，夙夜悼惧，如涉春冰。属报本之礼，不敢堕旷；故躬执牺牲，祇见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营福禄也。而群公卿士，猥见褒誉，欲归以溢美，增其徽称，抗章勤请，至於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为灭，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鸿名之敢当？心焉愧惕，流汗霑足。况在谅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时亟举盛典！若斯之议，非所敢闻，宜体予至诚，勿复为奏。所请不允，仍断来请。）
译如果义理过多，揣度实情、衡量时势，我仍然不采纳。又如《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等人上尊号第二表不允诏》中说：“君王奉行天道以顺应天时，效法正道以贯穿人事。用文教制定礼乐，用武备止息战争、充实财用，以成就万物的本性为仁，以赢得四海之人的心意为孝。只有圣人才能胜任，我却没有这些能力，承受这样的名号，只有惭愧之心。况且家中多难，创伤巨大尚未平复，完备礼仪而郊祀，想停止却不敢，因而自我尊显，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传家集》记载《赐文武百僚曾公亮等人上第三表乞上尊号不允断来请批》说：“阅览表文，内容已知：我承受祖宗的重托，百姓困苦贫穷，未能得到安顿，日夜忧惧，如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恰逢报答根本的礼仪，不敢荒废；所以亲自手持祭品，恭敬地拜见上帝。这本来不是为了昭告成功，为自己谋求福禄。然而各位公卿大臣，随意给予褒奖赞誉，想要把过分的赞美归给我，增加我的美称，呈上奏章恳切请求，以至于再三。我缺乏馨香的美德，不能取悦于神灵。于是甲申日发生地震，淫雨成灾，天威显著，每日都担忧罪过悔恨，还有什么盛大的功业可以称述，宏大的名号敢当？内心惭愧恐惧，汗水浸湿了脚。况且我在守丧期间，哀痛素服之心未忘，怎么适宜在这个时候急切举行盛大的典礼！这样的议论，我不敢听闻，应当体察我的至诚，不要再上奏。所请不允，仍断绝后来的请求。”
５、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原注：升之，本名旭，避讳以字行。《十朝纲要》、《东都事略》及《宋史·本纪》均作己卯日，《纪事本末》不系日，今据附此。《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新知大名府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枢密院并置使副。使副及知院自此始。《宋史·职官志》二：时陈升之三至枢府，神宗欲稍并其礼，乃以为知院事。於是知院与使副并置。洪迈《容斋三笔》卷五云：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曾许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安石意以彦博耳。《传家集》载新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上第一表辞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云：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枢机之职，泄谟庙堂。自非佥谐，曷敢轻授！卿历仕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明，时望攸属，膺兹图任，夫复何辞。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 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於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文彦博异议。（《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薛向传》：廷议种谔擅兴边事，将置法。向言：“谔今者之举，盖忘身以徇国，有如不称，臣请坐之。”谔既贬，向亦罢知绛州，再贬信州。）
６、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地又震。（《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京师、河朔地大震。《十朝纲要》、《宋史·本纪》：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八月壬寅，京师地震。甲辰，又震。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癸卯，瀛州地大震。《编年备要》云：京师震者三：八月，京师又震；十一月，复震。知开封府吕公著上疏，其略曰：“自昔人君遇灭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於义，则其势易疏。惟先王格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惓》不效，当改惓。诏司天惓官，杂候皇晷，更造新惓。（《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据沈括奉元惓序。八月，惓成。）
７、戊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注云：李焘《长编》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尝书卖度牒，因钱公辅言，表而出之。鬻度牒盖始此年。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度牒，籴穀振饥。此云始於熙宁元年，事亦相近。案：原文原注已佚。《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济急。从之。《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同，作戊戌日。《编年备要》：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省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鬻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馀道；熙宁初至八年九月，给八万九千馀道。又案：据《编年备要》与《长编》两歧，而李心传《朝野杂记》亦云：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之，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长编》云始于熙宁元年秋，盖误。未知孰是，今姑辑此，以存《长编》原文。）
８、是月，废冀州枣彊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史《地理志》注：枣彊，熙宁元年省为镇，入信都。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九：富顺监，乾德四年，以富义县地置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改曰富顺。治平元年，置富顺县。熙宁元年省。）
又：雨水。案：《宋史本纪》：七月乙酉，地震，又大雨
译5、任命陈升之担任枢密院知院事。（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原注：陈升之本名旭，因避讳而以字行。《十朝纲要》、《东都事历》及《宋史·本纪》均记载为已卯日，《纪事本末》未系日期，今据此附于此。《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说：新任大名府知府陈升之任枢密院知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任枢密使，韩绛、邵亢任副使，枢密院同时设置使、副。枢密使、副及知院事从此开始并置。《宋史·职官志》卷二记载：当时陈升之第三次进入枢密院，神宗想稍微合并其礼仪，于是任命他为知院事。于是知院事与使、副同时设置。洪迈《容斋三笔》卷五说：熙宁初年，文彦博、吕公弼已经担任枢密使，而陈升之路过京城挽留王安石，曾许诺再次进入枢密院，于是被任命为知院事。知院事与枢密使同时设置，是王安石的意思，只针对文彦博。《传家集》记载新任命为枢密院知院事的陈升之上第一道表章辞谢恩命，皇帝不允，断绝后续章奏的批答说：省览表章，已知详情：股肱之臣，辅佐帝王之家；枢机之职，在朝廷泄露谋略。如果不是众人赞同，怎敢轻易授予！你历任三世，能肩负一心，事功已明，时望所属，承受此重任，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所请不应允，仍断绝后续章奏。）起初，陈升之与文彦博坚决争辩杨定不可出使，皇上不听。杨定被杀后，皇上想起他的话，于是再次召用他。当时薛向被贬往信州，途中遇到陈升之，极力陈述得到绥州的利益。陈升之再次入朝，于是进言绥州不可放弃，与文彦博意见相异。（《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按：《宋史·薛向传》记载：朝廷议论种谔擅自兴起边事，将依法处置。薛向说：“种谔这次的举动，大概是忘记自身以效忠国家，如果有不称职之处，臣请求承担罪责。”种谔被贬后，薛向也被罢免知绛州，再次被贬往信州。）
6、甲申日，京城发生地震。乙酉日，又发生地震。（《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京城、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十朝纲要》、《宋史·本经》记载：甲申日，京城地震。乙酉日，又震。辛卯日，因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命令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侦察辽人动静并上报。赐予被压死者的家属缗钱。八月壬寅日，京城地震。甲辰日，又震。九月戊子日，莫州地震，声音如雷。十一月乙未日，京城及莫州地震。癸卯日，瀛州发生大地震。《编年备要》说：京城地震三次：八月，京城又震；十一月，再次地震。知开封府吕公著上疏，大意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异，有的因恐惧而招致福分，有的因简慢诬蔑而招致祸患。君主以至诚对待臣下，则臣下思以至诚回应，上下至诚而灾异不消除的，从未有过。只有君主去除偏听独任的弊端，不主观臆断先入之语，就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奸佞人为戒。因为奸佞人只怕不合君主心意，所以其势力容易亲近；正直人只怕不合道义，所以其势力容易疏远。只有先王端正其事，没有事正而天下不治的。”）当夜，发生月食。有关部门说《明天惓》不灵验，应当更改历法。诏令司天惓官员，综合观测日影，重新制定新历法。（《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据沈括奉元惓序。八月，新历法完成。）
7、戊戌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注说：李焘《长编》熙宁元年七月戊日注：此前未曾记载卖度牒，因钱公辅进言，特别标出。卖度牒大概始于这一年。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日，赐予陕西度牒，买粮赈饥。这里说始于熙宁元年，事情也相近。按：原文原注已佚。《续宋编年资洽通鉴》：知谏院钱公辅进言：祠部遇到饥荒、黄河决口，卖度牒以救急。听从了他的建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元《通鉴》同，作戊日。《编年备要》：知谏院公辅进言：“祠部遇到饥荒、黄河决口，卖度�以助一时之急。请求从今以后宫禁遇到圣节，恩赐度牒，都裁减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余。”听从了他的建议。卖度牒始于嘉祐，至治平总共十三年，给七万八千多道；熙宁初至八年九月，给八万九多道。又按：据《编年备要》与《长编两歧，而李心传《朝野杂记亦云：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开始卖，熙宁之值为百二十千。《长编》云始于熙宁元秋，盖误。未知孰是，今姑此，以存《长编》原文。）
8、本月，废除冀州枣彊县、富顺监富县并为镇。（《纪事本末》卷七。按：宋史《地理志》注：枣彊，宁元年省为镇，入信都。攸《宋朝事实》卷十九：富监，乾德四年，以富义县地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改富顺。治平元年，置富县。宁元年省。）
又：下雨。按：《宋史本纪》：七月乙日，地震，又大雨
。
又：出将作监主簿，教诰敕，募人入粟。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七月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
译又：（他）出任将作监主簿，负责教导诰敕的撰写，招募人们缴纳粮食。查考：《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记载：七月丁酉日，朝廷下发七十道空名的诰敕，交付给河北安抚司，用以招募人们缴纳粮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三 下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湜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搔扰，宜从湜奏。”（《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诸书，在十一月丁亥。） 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於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案：《传家集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据《集》中云：臣伏睹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欲望将来大礼毕，两府臣僚更不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取旨。） “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於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为出，固不可於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惟国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岁河北之地灭害特甚。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莩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恤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资。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於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於天下，虽锡之山川、土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於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灭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於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 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 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案：《传家集》：此下有“诚冀国家”四字。） 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戆，识虑肤浅，所言皆目前之实状，非奇伟之高论也。伏望陛下更赐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断自圣志，勿为众言所移，则天下幸甚。取进止。又案：《传家集》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已，上问：“河北灭变何以救之？”光对曰：“河北大水，仓廪漂没，所难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
译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三 下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〇六八）
1、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本月辛丑朔。）丁未，下诏：“陕西、河东各购买马一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然增加马价，一并送往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请求等待边境战事平息后再进行购买。皇帝批示：“边境战事尚未平息，民力应当暂且安养，不适宜另有骚扰，应当听从毋�的奏请。”（《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2、癸丑，宰相曾公亮等人进言：“臣等查见旧例，南郊祭祀礼成后，（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等书，在十一月丁亥。）陪祀官员都蒙受赏赐。如今河朔地区灾祸连年，费用繁多冗杂，应当从内部裁减节约。况且两府官员俸禄丰厚，赏赐频繁，在此时还遵循旧制，实在不是臣等所安心的。恳请特别听从臣等的诚恳请求，大礼结束后，两府官员停止赏赐银绢。”诏令送学士院听取旨意。司马光上奏说：（案：《传家集》中《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在八月九日，此处附入。十三日癸丑，因《批答不允》在十三日。据《集》中记载：臣见宰相曾公亮上奏，因河朔灾祸连年，费用繁多冗杂，请求将来大礼结束后，两府官员不再赏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听取旨意。）“议论的人有的认为两府所赐赏不多，接受它不足以使国家富强，而对大臣的礼遇太薄，颇为损害体统，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观察年成的丰歉，量入为出，本来就不应当在饥荒之时，固守丰收时的法度。因此年成凶歉粮食歉收，君主膳食不祭肺，大夫不吃细粮，士人饮酒不奏乐，表明君臣上下都应当深深自我贬损，以解救百姓的急难。（案：《传家集》此处下面有云：臣私下认为国家国库向来空虚，加上今年河北地区灾害特别严重。从前庆历年间末年，黄河在商胡决口，民田虽然受损，官仓没有损失，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死的人遮蔽荒野。如今黄河决口之外，又加上地震，官府民居，荡然无存化为粪土。接着又下大雨，粮仓腐朽，军粮尚且缺乏，哪里顾得上百姓？冬夏交替之时，百姓必定极度困苦，比庆历年间更甚。国家岂能坐视不管而不救济抚恤呢？况且城墙堡垒需要修缮，黄河堤防应当堵塞，各种劳役同时兴起，所费不赀。在此之际，朝廷上下怎么能够不同心协力，痛加裁减，以顺应一方的急难呢？凡是宣布恩惠，应当以地位低下的人为先；节约用度，应当以地位尊贵的人开始。如今想要裁减各种费用，不先从尊贵者、亲近者开始，那么疏远的人怎么肯甘心而没有怨恨呢？如果臣子对天下有大功勋，即使赏赐山川、土地、附庸，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仅仅因为郊礼陪位而接受数百万的赏赐，臣私下有所不安。臣先前所说的‘赏赐无节制’，这也是其中之一。即使臣下不推辞，尚且要裁减，何况他们自己推辞，裁减有什么损失呢！倘若只是致力于因循姑息地过日子，想要裁减皇帝车驾供奉的物品，就说‘减损制度，大为削弱，不是用来使国家华丽的’；想要裁减大臣无功的赏赐，就说‘所减不多，亏损大体，不是用来供养贤人的’；想要裁减群臣浮冗的费用，就说‘人情不悦，恐怕导致生事，不是用来安定众人的’。像这样，那么国家永远没有可以节省的日子，下民永远没有休养生息的时候，必定到了枯竭穷尽然后才停止。况且君子所向往的是义，小人所追随的是利。治国的人应当以义褒奖君子，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的缘故辞谢赏赐，以救助百姓的急难，义可以褒奖。陛下从而听从他们，这才是厚待，不是薄待。虽然两府银绢止于二万匹两，不足以救助今日的灾害。又国家旧制，每逢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大赏四海，下至行伍，无不沾润，不可对公卿大夫全无赏赐。臣愚昧地认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从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从押班以上，将来大礼结束后，所赐都减半，等到他年丰收，再恢复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此处下面有‘已下一切’四字。）不再减，似乎较为适中。臣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使国家富强，（案：《传家集》此处下面有‘诚冀国家’四字。）因此逐渐思考裁减其余浮冗费用，从今天开始罢了。”（案：《传家集》此处下面有云：我向来愚钝，见识浅薄，所说的都是眼前的实际情况，不是奇特宏伟的高论。伏望陛下再赐裁察，如果确实有可取之处，乞求断自圣志，不要被众言所动摇，那么天下就幸运了。请指示。又案：《传家集》记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说：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在迩英阁进读完毕，皇上问：“河北灾害如何救助？”司马光回答说：“河北大水，粮仓漂没，最难得的，没有比粮食更先的。朝廷如果降下金帛，令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