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集卷十四

译序。《列朝诗集序》。毛子子晋刻印《列朝诗集》完成了，我抚摸着这部书，慨然叹息。毛子问：“先生为什么叹息？”我说：“难道没有可叹息的吗？我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孟阳啊。”他说：“先生为什么叹息孟阳呢？”我说：“编录诗歌从哪里开始呢？从孟阳读《中州集》开始。孟阳说：‘元代的诗集，是把诗歌系连到人，再把人系连到传记上。《中州集》中的诗，也是金源一代的历史。我将仿照它来编写。由我来采集诗歌，由你来整理史实，不也是可以的吗？’他居住山中有很多闲暇，编撰次第整理《国朝诗集》，将近三十家，不久便停止了。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过了二十多年，遭逢丁阳九之难。天下动荡，典籍散失；我临近死亡、身陷讼狱之时，又重新从事这部诗集。事情开始于丙戌年，到己丑年才整理完书简，于是在这期间考论编次昭代的文章，搜求考察朝廷的史籍，按州排列、按部归类，说明体例、创立条例，直到头发白了、汗水浸湿了竹简，希望有一天能够完成。庚寅年十月，暖风酿成灾害，架上的书、箱中的书全都化为灰烬。这部集子先已付之刊刻，幸而在秦火汉灰之后免遭毁灭。唉，真可怕啊！回想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仿佛经历了无数劫难。奇文共同欣赏，疑义相互分析；哲人将要凋零，流传的风尚已经遥远。可惜孟阳草创这部集子，却不能亲自校订朱墨甲乙，奋笔疾书以完成它。” 翟泉的鹅〔疑〕，从天津出来；《鹃啼海录》〔疑〕；《谷音》所说的灾异征兆早已预先告知。我遗憾自己没有早死，不能跟随孟阳到九泉之下，却卑微地凭借残魂余气，来回应野史亭留下的遗憾。为此哭泣，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所以说：‘我的叹息，是叹息孟阳啊！’”他说：“元氏的诗集，从甲编到癸编，如今为什么只编到丁集呢？”我说：“癸有归还之意，在卦象中是归，在藏时中属冬；月份处在癸位时称为极，丁表示壮盛而结实。年份称作〔疑〕，万物在丙时盛大，在丁时成熟，在戊时茂盛；在时序上属离卦光明，是四十岁左右强盛的时期。这正是金镜尚未坠落、珠囊重新整理、宏大明朗而庄严，充满日新天地的心声，也就是文章气运所处的时代。”他说：“既然如此，为什么称作‘集’，而不称作‘选’呢？”我说：“备录典故，采集民歌，删汰冗长，访求幽僻，铺陈明朝，发挥才调，我私下确实有这样的志向。至于讨论风雅、辨别伪体，已有孟阳的遗言在前，不是我所敢承担的，请留待后世作者吧。”孟阳名嘉，燧是新安程氏，寄居嘉定。他的诗编入丁集。我是虞山蒙叟钱谦益。《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崇祯庚辰年，毛氏重新刻印《十三经》，我为它作序。过了十七年，丙申年，《十七史》告成，子晋又请我作序。有客人问我：“汲古阁刻书，为什么先刻经、后刻史呢？”我说：“经书如同秤，史书则说明事物的轻重；经书如同度量，史书则说明尺度的长短。古代六经之学，各有专门，各成名家，都恪守师说。圣贤精微的言语和重大的义理，纲举目张，剖析入微；权衡尺度已经明确地确定在胸中，然后才能出来从事史学。天地人三才的高下，百代历史的往复，都把它们的轻重长短分别齐整，从我的权衡尺度中取法。即使细到累黍、毫忽，也没有不恰当的地方，然后才可以明白根本、适用于实际，成为贯通天地人的大儒。有人说：‘我知道轻重，也明白长短；但问到用什么权衡尺度，便茫然不知。’这是没有眼睛却同太阳争论、没有通晓经书却学习史书的过错。有人说：‘我知道权，也知道度；但问到轻重长短，同样茫然不知。’这是拿着〔疑〕当太阳、没有通晓史书却拘守经书的过错。经书不通史书，史书不通经书，错误地使用片面、偏颇、琐碎的学术，足以危害天下，所以古人对此十分谨慎。以经为经、以史为纬，按州排列、按部归类，如同农田有田界、布帛有幅宽；这是治理世道的粮食，也是拯救世人的药石。” 客人说：“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史家两种体例。如今为什么只取纪传体呢？”我说：“左氏之书，先解释经文所记事情的开始，后来又说明经文所记事情的结局和义理。它是经，不是史。司马氏凭借盖世的才华和超越时代的见识，高瞻远瞩，创立《史记》；本纪、年表，遵循《春秋》的凡例；六书、世家、列传，改变了国史的条目。班氏父子因循这一体例，采用炎汉一代的常典来整齐文章，此后史家的体制纲要，便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考察祖先和父辈于史局之中，圣人创作、贤者阐述，司马氏、班氏两家大概可以说做到了吧！我私下认为，从事史学的人，以纪传体接续班固、司马迁，是顺承先代的祭祀；若依照《春秋》的轨范，把左丘明、孔子推尊在上，反而是颠倒次序的祭祀。那种以《资治通鉴》为标准排斥学者、又在新安奉为丹书，却偏偏反驳河汾先生《元经》的说法，只是目光短浅的议论。现在从《太史公书》直到五代，依次编排整理；至于同册府、羽陵藏室、师春、汲郡遗文相比如何，姑且不论。金匮石室之中，历代都有掌故；即使头发白了、汗湿竹简，也知道应该遵循什么。后世有君子在，便可以确定百代的史法。”客人说：“钩取精深、举出纲要，自宋以来也有许多家。” “为什么还要取全史呢？”我说：“史书，是天地的深藏府库，是时代气数的勾股，是君臣的龟鉴，是内外疆域的绳索，是道理的居所，是智慧的潜藏，是人才聚集之地，是文章的园圃。把神州函夏看作棋盘，史书就是棋谱；把兴亡治乱看作疾病，史书就是药方。善于读史的人，如同匠石砍削木材，如同海师探寻宝藏，难道可以割裂肢体来衡量、画地为界来取舍吗？东莱的详节本，琐碎而不得要领；毗陵的《左编》，广博却不详尽。自此以下，便没有什么可讥议的了。每一代各有一部史，每部史各有一个整体格局。横向纵向把它们罗列起来，交互参验、反复考核。像登上高台俯视云物，像登上巢车抚观战场尘烟。这样一来，耳目就会开明振发，心胸就会开阔；使顽固者产生自省，使软弱者变得勇敢，使鄙陋者变得通达，使愚笨者变得聪慧，使寡闻者变得博学，使犹豫者变得果断，使浮躁者变得沉静。然后才知道，那些割裂全史、只凭一隅自我标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望见山崖便返回、面向大泽便叹息的。善于下棋的人取全局，善于读史的人取全书。这是古人读史的方法，也是古今治学的规范。”客人说：“史书自东汉以后衰落了，为什么不加选择地全都取用呢？”

译我说：“太史公的才华，自秦汉以来只有一个。世间流传的百家评论，即使上下考察五百年，那些才人文士钩取搜求字句，也不能稍稍仿佛太史公的形貌。如今竟想铺纸挥笔，俨然与太史公并驾齐驱，因而践踏班彪、范晔、陈寿、裴松之等人，说他们不足以供自己取法，这种说法不是愚蠢，就是诬妄。汉晋相隔遥远了；论详密繁缛，有宋代史书；论剪裁取舍，有南北朝史书；论典雅简要，有五代史书。用绳墨尺度加以约束概括，仍然可以追配古人。舍弃这些而远远另求，就像夸父追赶太阳，尚未到达便会站立枯死。事情就是如此。太史公称许君子，必定说他好学深思。世上若有好学深思的君子，一定不敢轻视太史公的史书，认为可以学习；也一定不敢轻视太史公以后的史书，认为不值得学习。手臂三次折断便知道良医，有人能够改变心志、谦逊意态，不把我的话视为谨慎保守，或许也会怜惜我这个折臂而成的医生，长长地叹息三声。” 客人茫然地离席说：“照先生所说，这项工作对于史学的功劳实在伟大。毛子从事经史，在崇祯年间，正是皇帝深夜披衣、细毡坐席、考察古事、尊崇文教的时候。崇山托梦、龙光金书、大横占卜显示吉兆的开端，神灵已经告知了。成均的典册已被劫灰焚毁，鸿都的石经则重新整理。圣人留下的谋略训诫，文章不就在这里吗？东壁的图书光芒灿灿，直射南斗，这难道不是祥瑞吗？”我说：“是，是。”于是把这番序文和问答的话一并写在书卷开头。《建文年谱序》。谦益过去在史局供职、待罪三十多年，搜罗、编纂、校订史料，从不敢有所遗漏。唯独对于逊国时期的事情，伤心拭泪，缀辑文书、挥笔书写，却屡屡停笔，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实录无从考证，二是传闻各有不同说法，三是伪史杂然出现。蕉园、蚕室的典籍，全都付之一炬。如今头发白了，汗湿竹简，往事渺茫得如同旧梦。只是文皇帝的心事，以及让皇帝的至高德行，三百年来臣子还没有谁能够宣扬其万分之一。直到现在还不说出来，草木腐朽、岁月终结，祖宗的功德就会在我一人手中泯灭。魂魄私下的遗憾，难道会有穷尽吗？为什么说文皇帝的心事呢？壬午年以后，天位已经大定。文皇帝如果有丝毫有利于天下的心意，国家的灾难刚刚过去，建文帝的遗族尚未灭绝，就一定会把他们剪除，然后才安心。张开天网来罗捕他们，顿〔疑〕八〔疑〕来遮蔽他们；即使闭住人的嘴、捕住人的舌头，逃亡者又将往哪里去呢？凭文皇帝的神圣明察，他明明知道孺子没有被焚死，明明知道亡命之人在外，明明知道他早晨在黔地、晚上便到了楚地。胡氵荧访问张邋遢，不舍弃人而去求仙，是故意把话说得迂曲来宽慰他。郑和下西洋，不舍近而求远，是扩大搜寻的道路来使他安心。药灯的诅咒，▯染〔疑〕借手施行；那名僧人的罪过，比方黄〔疑〕百倍。凭荣国在榻前的一句话，便改变参夷之刑而任命他掌管僧录司；他对溥洽表现出的释然，并向中外昭示，正是为了慰藉少帝之心，让他得以终老。文皇帝的心事，高帝知道，兴宗知道，天地鬼神知道。三百年来的臣子安居华夏，侍奉他的圣子神孙，回头议论他的心事，却仍然懵懂无知。日月长明，琬琰美玉堆积如山，而文皇帝的心事却永远晦暗，这才是可以痛哭的事情。” 为什么说让皇帝的至高德行呢？金川之战，灾祸深重，血流成河。让皇帝如果有丝毫不忘天下的心意，凭借祖先的德泽，依靠百姓的拥戴，流散的人可以重新聚合，蛮夷也可以煽动起来响应。卫世子焚烧高台、卫太子奔赴宫阙，谁能非难他们？谁能阻止他们？让皇帝明明知道天命不可抗拒，明明知道帝位不可能再次取得，明明知道本宗支系百世不可动摇，便把神州赤县看作孤竹之国，把涂黑头发、穿破衣服当作采药逃遁，年老之后退居荒远之地，自比退耕田野；头陀乞食，难道只是为了在四方糊口吗？由此，内治外攘，越过沙漠、超越大漠，使高皇帝的基业安定，使四祖的统绪安定，使三百年来天地人鬼无不大为安定，难道不是让皇帝所留下的吗？让皇帝的至高德行，与泰伯相比，难易尤其相差悬殊，可三百年来的臣子却不能理解，也有人即使理解了也不能完全说出。既然已经有理解不完、言说不尽的地方，那么他们所以不能尽知、不能尽言的原因，虽经反复包裹阻塞，也终究不能在这些人和这个世上被彻底泯灭。于是愤懑交相发作，新旧材料错杂相间；实录废缺，便取证于民间著述；传闻各异，便从父老的口中占验裁定。佛寺转藏中的文献、教坊的册籍、旅店和市井佣人的题字、断句，没有不搜集、没有不解释说明的，也足以阐明幽隐、劝勉忠孝了！然而这些人的心意并没有就此满足。于是又搜寻四十多年逃亡者留下的遗迹，以及改朝换代以后归葬遗骨的故事，追问踪迹、访求线索，凭空编排整理；即使是虚构的司契、《子虚》之类，也要削简记载。向巫阳询问筮占，听王母传授行筹。公羊氏标举《春秋》哀公时期的疑问，陆贾担心丹青图画造成迷惑。他们固然要把梦境当作实事，又要沿袭旧事而创造新说。有人说：‘那个己氏，不过是一个妄诞男子，借此夸弄笔舌，铺张祖先；像吴下流传的那些记录，讹误虚伪显然可见，但世人却不能全都知道。有些人知道了，便又说：西方山泽之地尚且思念美人，蜀地的鸟儿难道真的在盼望望帝吗？可信的事情本来应当流传，可疑的事情也值得怜惜；即使有过错，也姑且保存它，不忍心废弃。’ 于是，东莱的君子赵君士▯编成《建文年谱》，以年为经、以月为纬，按事件比附、联缀言辞，汇集各家记录并整齐其文章。像我这样的老臣，也本来应当援引史籍，提出有力的言辞加以驳正。我还没有读完一卷，眼泪已经流到胸前，鼻涕沾湿纸张，抽泣烦闷，久久不能自解。到这时才知道，让皇帝的至高德行浸入人心，竟然如此深厚。赵君编这部年谱，是依据天意，阐述民间伦理，备录国家旧事，搜寻遗忘的史实；在沧海变迁、禾黍顾瞻之后，想凭残编旧纸，保存三百年来没有死去的人心。这难道是想同世上的君子争夺《春秋》褒贬、夸耀褒贬权柄，在史册上争名吗？也不过是有感于此而思考罢了。谦益衰老残败、年高昏耄，不敢再插手史事。赵君的弟弟刺史公言念及旧史，请我为它作序。萤火将尽，蛀虫已老，口不能言，笔也秃了；我勉强写下这些狂妄鄙陋的话，题在卷首，也姑且用来引发读者的一点感慨罢了。《启祯野乘序》。

译唉！史家的困难，难道没有比辨别真伪更难的吗？史家取用的证据有三类：国史、家史、野史。对于这三类材料，考核真伪，必须像金石一样确凿，然后才可以据此确定事迹、评定褒贬。然而今天的情形又怎样呢？自从诏令文书、左右史的记载、起居和召对的簿籍化为灰烬，学士大夫各凭自己的意思作记注；皇帝临几案时说的话可以增删，面对面召见时说的话可以窜改。对死去的君主、亡故的父亲欺瞒上天、欺骗世人，于是国史便是伪史。自史馆的实录、太常寺的谥议、琬琰以及献征类的记载被抛弃在草野，世臣子弟各以私家记录作为掌故；执简时说的话不一定载入史册，撕裂麻纸上奏的痛切言辞也不一定被朝廷听闻；借用他人名义、颠倒生死，欺骗活人、诬陷死人，于是家史便是伪史。自贞元年间的朝士、天宝年间的父老、沧海桑田后的遗民，一个个都沉沦逃匿，街巷道路上的人各凭胸中臆想作为信史，于是国家旧事被朱紫贵贱之说扰乱，俗语流传成了丹青定论；像跟随蟪蛄寻找声音，雇水母来代替眼睛；党同枯朽、仇视腐败，杂乱地出现在市井朝廷之间；为求金钱粮米，公开进行剽窃劫掠。才华之士不能自重，高文大篇可以换取几匹缣帛，邀取盛名伟业可以换来一醉，文章便被这样买卖，于是野史也成为伪史。韩退之论史官的善恶，说他们随着人的憎爱而附会党派，巧妙制造言辞，凭空构造事迹；没有承受依据、取得信任，怎么可以草草写成传记，流传万世呢？若有人不信我，又拿人祸天刑来恐吓他。” 他说：“如果没有鬼神，难道不应该自己在心中感到惭愧吗？如果有鬼神，难道鬼神会不降福于人吗？”这话说得痛切啊！它正是今天执笔记史者的良好规范，也是后代史家的明鉴。梁溪邹流绮氏，名家俊民，才华外显而德实内充，以国史沦丧为耻，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先后编纂著述，已经完成了成编之作。而且他并不自满，因为把我看作守藏旧老，反而不嫌弃我的蒙昧鄙陋，来向我请教。我敢进献两句话：一是“广泛求取”，二是“虚心自处”。孔子作《春秋》，让子夏到十四国寻求宝书，这是广泛求取；孔子制定礼制时，第一次说“我听老聃说过”，第二次又说“我听老聃说过”，这是虚心自处。太史公对于《国语》《世本》、虞卿、陆贾的书，没有不搜集采纳的；叙述荆轲、留侯的事情，又向侍医求证，向画工求证，也是这个志向。具备这两点，再把韩退之所说的人祸天刑之惧作为龟鉴和师保，对于史学来说，大概就差不多了吧！邹子整理衣裳、收敛笔墨，自命为《野乘》，不敢扬鞭纵马，驰骋古今，上下与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相比；这正合乎我的话。我对他有所期待。过去我主持史局时，漳浦石斋先生来访，常常谈论很久，白天接着夜晚。临赴义之日，他从容地对朋友说：“虞山还在，国史就还没有死。”劫火之后，我归隐佛门。每当想起亡友临终的话，便怀抱着阴间幽冥中辜负友人的痛苦。邹子是漳浦的高足弟子，终于能够搜罗编集，以继承老师的志向。漳浦乘着云车、驾着风马，正在天帝左右，监视察看阴德，所以知道他的精神始终在这里。邹子还要努力啊！唉，邹子还要谨慎啊！” 《玉剑尊闻序》。史学的失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我曾经这样说过：“把史学说得难，天下就没有史；把史学说得容易，天下也没有史。”所谓“说史很难因而没有史”，是什么意思呢？祖先的功业、宗庙的德泽，像日月一样永不磨灭；国家的法典、家国的谋略，像美玉一样都在。《周官》的六典仍然如旧，《公羊传》所说的三世也并不遥远。如果不趁这个时候考求掌故、搜罗散失，完备汉代三史、编成唐代一经，将使大禹的足迹、夏代的鼎器不能配享上天，文治谋略、武功功烈也会由此坠落。唯独我昭代，文章不在这里，难道是蜀地史官没有官职，还是籍氏忘记了祖先？所以说：“说史很难，便等于没有史。”所谓“说史容易因而没有史”，是什么意思呢？《史记》远远考察《世本》，《资治通鉴》先编成长编；张衡汇合三史的枝条，陆机确定《晋书》的断限，无不远则叙述典章，近则删削芜杂。如今凭一个平民百姓，徒手奋笔，典籍漫漶不清，凡例混杂驳杂，谁来订正《春秋》定公、哀公时期的微言？建武年间的新史又无从考证。这是第一重困难。编年体有左氏，纪传体有班固、司马迁；它们的文章是史，它们的义理是经。三国史书的简约质朴，是班固末代子孙的风格。五代史书的条理畅达，是司马迁的远代子孙的风格。如今一旦疏远班固而尊奉范晔，尊崇左丘明而宗仰司马迁；东观以来的史书，尽数视为席上荐草，只凭足以供眼目、言语足以表达心志，即使师法契、匠心独运，恐怕也会代人砍木而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是又一重困难。所以说：“把史学说得容易，也就等于没有史。” 真定梁慎可先生仿照临川王《世说》的体例，编撰《玉剑尊闻》一书，我读后不禁叹息。慎可年轻时便负有深厚敏捷的才学，博学强记，完全掌握应奉所说的五行，熟悉安世所藏的三箧。他的才华和学问足以写史。他家世代享有旧德，承受前人的光辉；汉代称说公卿子孙熟悉台阁故事，在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家世足以写史。他年轻时游学于高邑门下，成年后进入承明之署，自昌年〔疑〕以来经历九次变迁，又贯通南北各部的坛〔疑〕；东西南北各处的文书档案、诏令簿籍、边疆图志，无不藏在腹中，从亲眼见闻中获得。他的阅历足以写史。经历沧桑变迁，官署沉沦，心中充满郁结，嘴唇破裂、鼻子刺痛，徘徊四顾，含毫停笔，退而采集编成此书，陈列琐碎事实，接续临川王的余绪。他之所以可以写史却没有写正史，实在是因为深知国史的难易缘故；他精心求取、熟悉审察，不敢凭一时尝试而草率为之。我年轻时读《世说》，曾私下议论说：临川王是史家中的巧匠，改变迁、固的史法而写成此书；临川王善于师法司马迁、班固，把史家变成说家，他的方法奇特。慎可则是善于师法临川王的人，把史家的精神寓于说家之中，他的方法正当。世上的君子若有志于国史，应当师法慎可的用意并善于运用，不要害怕长期筑室，也不要轻率地下刀；这样司马贞或许会有完成史书的期限，蔡邕也不必有受髡刑钳刑的叹息，岂不是幸运吗？我担心世上读这部书的人理解不深，只知史家有难易的缘故，却只取其中的长篇言论和琐碎故事，用来谈笑、代作鼓吹，竟把它同《语林》《说郛》之类归为一部而随意看待，所以写下这番议论。《颜子疏解叙》。

译明朝初年兴起时，吴郡儒者徐达、左良夫辑录颜子、曾子以及四子的书，作为《论语》《孟子》的辅助，流传了将近三百年。嘉兴高阳庭坚独取颜子的书，为它删定并作疏解，文章灿然可观，于是颜子的著作便在世上大为显明。我为此作序说：我的老师孔子赞述《易》，删定《诗》《书》，修订《春秋》，因循承袭旧有典章，从未亲自著书。孔子的弟子也都没有著书，所以说：“只传述而不创作，信奉古道而喜爱古道。”又说：“不因世俗改变，不因求成名；逃避世俗而不被人知，也不因此悔恨。”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仲尼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弟子相继去世后，大义便乖离；庄子、列子虚无的学说，阴阳、名家、法家，以及谈论天和马的流派，各自凭借宏大的辞藻、雄辩的才智驰骋于世。孟子怜悯这种道理荒废，不得已著书来纠正它。然而逃世不用的义理，也稍稍衰微了。至于颜氏，则真正得到孔门家法。山庭环绕北斗，端门传授书籍，上天将使孔子成为木铎。孔子处在见龙之位，颜子则处在潜龙之位，这是天命啊！既然如此，怎么敢著书呢？走也跟着走，快步也跟着快步，早起晚睡，只忧虑孔子的卓越；只见他不断前进而看不到终点，哪里有空著书？不违背仁，能坚持三个月；不违背仁而如愚，能坚持终身；忘掉仁义，忘掉礼乐，以至于达到坐忘。端正而虚静，勉力而专一，孔子尚且认为还不够。只有道聚集于虚，只有孔子能够弃除心智的妄用而任用形体，这就是颜氏之子的好学。那么他又有什么关于书的事情可说呢？这样说来，徐氏、高氏对于颜子，不是很深地冤枉颜子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近世以来的学者，用俗学彼此蒙蔽，用邪学相互掩盖；有这样的人，辑录先儒散失的言论，整理残朽的遗书，仿照远古的衣冠而学习他们的声气，这也算是在实行古代的道了。颜子已经遥远了。借助颜子的书，深入思考他不著书的用意，考察潜藏与显现的德性，端正述与作的意义，那么洙泗之间的微言大义，也就并不遥远了。汉代高诱注释《战国策》《淮南子》，宋代高似孙辑录《七略》，都是博雅之学的宗主。如今庭坚氏注释《颜子》，建立专门之学；在儒林中，高氏之后难道还能世代有人吗？《艺林汇考序》。类书的编作，兴起于六朝，盛行于唐代，到宋代便泛滥了。此后直到今天，书籍满箱溢柜，连船装载、架屋收藏；左史官不能读完，侍中也不能奏陈其概要。求学的人耳目昏乱，徘徊在岔路上，不知道应该遵从哪一条。松陵沈子留侯，品德如圭璋般卓异，博通古今，闲居多暇，广泛搜猎各家著述，编成一书，名为《艺林汇考》。它网罗典故，包举琐碎，按州排列、按部归类，钩取精深、提出纲要；对于繁芜苦涩的内容不加删剪，便像陆机收集翠鸟；对于萧艾杂草必定拔除，便像郭璞取舍材料。好极了！这是经籍中的禁御之地，是文章的园圃。书成后，沈子来请蒙叟指正。蒙叟告诉他：“你的书有四种便利：对好学者有一种，对不好学者有一种，对蒙叟则有两种。”沈子说：“这是什么意思？”蒙叟说：“四部书、五车书，涉猎起来浩如烟海；九流、七录，剖析起来纷繁如丝。吞读书籍，可能困于没有资质；遍阅书市，又苦于难以看遍。如今你的书像用舟车来帮助渡涉，确定了道路和岔口；放出新丰的鸡犬，便能自己认得田间小路；指出建章宫的门户，就像把它画成图。推演黄香的九宫，不必依靠律管；走遍竖亥所说的八极，不必走出庭院。由此经史纵横贯通，既有文采又有实际内容。带着指南车上路，朝向哪里都不迷惑；服食四照草，得到它的效用便不会迷失。勤学者有食跖般的能力，面对文章时没有祭獭般的劳苦；如同玉河中掌管宝物的人，又如入海时的导师。”},{ 这就是对好学者的一种便利。俗学剽窃盗取，谄媚传闻而内容单薄；指着米袋来治疗饥饿，经过别人家却只数说人家的宝物。一天之间，贫儿突然富有，穷孩子忽然有了家；泉客的珍珠，哭泣之间便能制成；昆山的美玉，可以拿来抵鸟而毫不吝惜。汲冢出土的科斗文字，人们可以编校整理；河东箧中的书籍，各家都可以补缀。辨认豹纹的老鼠，哪里一定要劳烦终军；认识贰负的尸体，哪里需要劳烦刘向。凭三寸弱笔、四尺油素，扬雄难道不是劳苦之人吗？上观结绳记事，下至穷尽掌故，韩愈难道不是笨拙之人吗？这就是对不学习者的一种便利。老人容易健忘，归心佛门；博闻强记的习气暂时潜伏，禅诵以外的闲暇便用来游猎文章，像屠夫门前大嚼，实在快意。古人把书称作黄〔疑〕，认为老人嗜书，就像幼儿需要〔疑〕，这样才可以养生却老。我将把这部书当作黄〔疑〕，怎知不能像张苍那样没有牙齿，却靠吃奶而不死呢？所以说，这是对蒙叟的一种便利。我听说人世间的典籍都收藏在天宫。七佛留下的书，有的都像篆籀文字；祇桓的图经，纵横超过数百里。既然已经把生命托付给那里，姑且又把它寄托在这里。忉利天有杂林苑，诸天进入其中，各种上妙欲尘、各种事物都会汇集；这部书就是我的杂林苑。” 取用那里的欲尘，来助益我的禅悦。所以说，这是对蒙叟的第二种便利。” 沈子说：“确实如此。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些。道存在于〔疑〕稗之中，专心学习便能达到它。我们本来只把它看作广文的汇集、香山的白朴，先生却给它作出了这样的命名。请您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序。” 《内阁小识序》。内阁的设置，在永乐年间确定制度，在洪熙、宣德年间受到崇重。它不设宰相，是遵循皇祖的典章训诫；任用文学之臣入内阁值班，以五品官参与票拟，则是仿照唐宋制度而参酌使用。后来掌握机务，参与列于公孤之位，虽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的主要权柄，词臣因此更加受到重视。前辈中有人升任礼部侍郎，向来贺客道谢说：“我今天出任有司了。”后来规制稍有变化，选拔内阁成员多用各部官衔推举；而经筵、纂修、记注、应制之事，都专属于翰林，号称文学侍从之臣，其他官署不敢与之相比。翰林对于内阁，不称为属官；所属官吏则是两房中书，凡经筵、纂修等事务，都各有职掌，而典簿是他们的长官。每次退朝后，各阁部堂、坊局史官依次排成一班，中书官排在史官之后，也自成一班。官职虽然繁冗绵长，他们自视与其他官署之间，却有如凡人与仙人的隔阂。国家存在二百多年，设置这些近侍官员，虽列为清贵班次，用来严肃政务之地、优厚崇重馆阁，其深意就是如此。丧乱以后，劫火熊熊燃烧，内阁掌故以及西清、东观的文献，全都归于天上。”

译真定梁慎可先生伏案叹息说：“唉，我从史馆起家，怎么敢忘记自己的根本呢？”他搜罗散失，考核琐碎，编撰《内阁小识》十卷，先列题名，其次列书目，最后记载典礼仪制。内阁中的故事，清楚完备地保存其中。他执笔记载可以说很勤奋，用心可以说很深远！近来史籍有缺漏，奸伪交错出现；谗言和奸人当道，每个人都自行编史；贪财的奴才、琐鄙的小人，各家也自行编史。平台、便殿中的清问，可以任意增删；左右史的记注，可以任意窜改；伏蒲进谏、撕裂麻纸痛哭上奏的事情，可以随意取舍装点。欺侮亡者，欺骗鬼神；假如从前螭头柱下的官员都能思考自己的职守，那么陈旧的编册和文牍，也不会全部漫灭。即使有黎丘之鬼、怕思之丛〔疑〕，也将闭口停笔，哪里敢这样肆意传播？从前刘子骏任上林令，虞渊得到群臣所上报的两千多种草木，想替邻人借取那些被遗弃的资料，深以为恨。如今朝廷十七年的掌故，并不像上林草木那样琐屑；但世上任上林令的人，去访问、回忆、排列旧事，像刘子骏那样搜集被遗弃材料的，却很少听说。伪史怎么能不公开流行，野史怎么能不越来越造成误导呢？” 慎可，是名臣的子孙，如汉代的黄琼一样。他熟悉台阁故事，所以所编集的书才会如此。我因此说，他执笔勤奋而用意深远。慎可给他的书题名为“小识”，取“不贤者只识其小”之意，难道唯独没有说明文武之道尚未坠落于地吗？杞国、宋国的旧事无从考证，舍弃鲁国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慎可只做小小的记录，谁还能做大的记录呢？我是年老的史官，头发白了，污损竹简，手执简册三叹，姑且为他编次评论，以答复慎可，也告知天下有志于史事的君子。《琅环类纂序》。少司成朱沧起先生正值终军、贾谊的年纪，便在史馆声名远播；名声高了便遭人嫉妒，触犯罗网，于是归隐汾水之南，在缣帛、纸张、油素之间终老，著书一百三十多卷，名为《琅环类纂》，并写信嘱托我作序。我认为古今类纂之书大体有两个门类：一类是词章家，唐代欧阳氏、虞氏、白氏的书属于这一类；一类是典制家，唐代杜氏、宋代郑氏、马氏的书属于这一类。古代儒者治学有根基，文章没有枝叶；记载各种部分，订正群书，如同耕田有田界、织布有幅宽。南北疆域、纵横经纬，分明而不可混乱。后来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九经三史的学问完全失去本来面目，以搜拾为基础，加上贩卖传抄；又用剽窃掩盖，沉没在回旋深渊中，时间越久越严重。有句话说：“见闻多了，奇怪的就少了；看见骆驼，便把它当作背部肿起的马。”如今那些以肥厚见闻驾驭学说的人，从自己长期熏染直到童年学习，白白把纷乱错谬的种子种下，顽疾和症结深入膏肓脏腑，各自把师说当成当然之理，谁还能替他们纠正呢？沧起才华很高、年纪正盛，却在困顿忧愁中著书。看他横陈经书、凭藉史书，说明体例、创立条例，提要钩玄，是取法韩昌黎；剔除〔疑〕、拔除稂莠，是仿效弘农。上考结绳记事，下至穷尽掌故，把词章、典制两家汇合在一门，却不把自己当作作者。退一步说，也不过是广文的杂汇、香山的白朴罢了。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清除俗学，引导九流之学的渡口，开启六艺的关键；没有沧起，我将同谁一道归依呢？万历年间，文太青在关陇崛起，创立河汾之学。沧起年轻时跟随太青游学，得到膝下亲传。他忧虑老师的学说不能在世间广泛昌盛，便借助这部文章，树立圭表，祭祀关西而遥望河曲，怀有深远的志向。太青过去把西极之书交给我，送我渡江，拜了两拜嘱托我，直到今天我还仿佛处在梦中一样。对于太青，我不免成为研究《太玄》的刘歆；而如今沧起成为晚年的桓谭，见到这部书欣然欢喜，所以连带写进序中，不只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也要让后来的儒者知道他们可以有所自信，不必担心后世没有子云了！《镜古篇序》。兰溪祝太守茹穹，具有世所罕见的才华，天下的事情多有可以一一了结的。遇到异人，读到异书，隐居在药铺，以施展微小技艺来度化世人；他博通经史，著书盈满家中，唯独格外看重他的《镜古篇》。书中从天文、地理直到奇闻异事，分为十门。这大概属于郑广文的汇集、段柯古《酉阳杂俎》一类，本于天象，取法万物，应该搜寻神怪之道、穿透事理之窟。如今的儒者，没有谁能穷尽它的学说。祝子告诉我：“儒与仙，所行的道是相通的。儒者不通晓仙道，只会像萤火将尽、蛀虫至死一样，是腐儒；仙人不通晓儒道，只会像龟息鸟伸一样，是顽仙。古代贯通天地人的，称为儒，也称为列仙之儒。我写这部书，在儒与仙之间有所用心，也有所辨析。李荃传授阴符，有人凭将帅之略写《太白阴符》，有人凭宰相之业著《中台志》，讲求强兵制胜、反复运用杀机；我奉行苦县所说的喜好兵器会带来祸害的戒言，畏惧而不敢学习。陶隐居作《真诰》，甄神授给他以宗净之法，明确列出仙人的等级，用来劝勉忠孝，指示符命、受禅、劝进；我厌恶铜仙辞汉那类辞说，轻视它而不愿仿效。李肇说：‘苕溪子，是元和年间的异人。’论述人和虎的变化，有推迁的变化，有陶蒸的变化，有耗乱的变化。四指的是天虎，五指的是人虎，只有有道者才能穷尽其理。仁慈的人变成暴烈，圣明的人变成狂妄，雌性变成雄性，人变成蛇、变成虎；先有形体的变化，后来有气的变化，气变化之后又有形体变化。只有佛眼能够知道这些，不是我所能达到的。若要说到极处，难道是孙思邈吗？孙思邈论医，认为阳运用它的精，阴运用它的形；人的身体与天地一样，都有危病，有蒸热、痞塞，有疣赘，有痈疽，有焦枯、喘息、困乏。” 良医用药石引导治疗，用针刺和药剂挽救；圣人用道德调和，用政事辅助。我从先儒那里听到、从异人那里接受的，大略就是这样。旁征博引，曲折譬喻，编成这篇文章；精微的言论加倍增加，寓言也成倍铺陈。舍弃阴符、图谶之学，归入正一不二的门径。将要把这篇文章作为〔疑〕引，敢于从孔夫子那里取其要旨。”}],

译我告诉他说：“我也诵读过孙思邈的话：胆要大，心要小；智慧要圆融，行为要方正。像面对深渊，像踩着薄冰，说的是谨慎小心；‘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说的是胆量大。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道义而惭愧，是行为方正；见到机会就行动，不等待一整天，是智慧圆融。宋代那些大儒谈性命、论格物致知的，还没有像这些话这样精要的。如今您才气奇异，气势跌宕，内涵宏大而外在纵恣，可以说既大且圆了。把古人作为榜样，把内心作为镜子，深远地洞察玄理，庄重地自处卑下；在内心谨慎、行为方正方面，还有谁能阻挡您的进步呢？我以前没有办法帮助您，如今才知道您的老师是孙思邈。我是学佛的人，已经很久抛弃世间文字了，但读到您的书却有所触动。六朝人把书称作‘黄▯尔’，张丞相活了一百多岁，没有牙齿而饮乳汁；张丞相把▯尔当作乳汁，六朝人把书比作乳汁。您本来将用一勺药救我，却先用乳汁滋养我。我从您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多吗？” 《有学集》卷十五 序 《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我为杜诗作笺注，起因是卢德水的倡议，后来与程孟阳商讨。此后，学生何士龙、冯已苍以及族侄夕公相继校勘，粗略编成一部书，但仍有很多缺失。年老后归入佛门，便不再查阅。吴江朱长孺寄居荒村，拿出自己编写的笺注来询问我。我很高兴他所创立的体例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不同，便把那些破旧粗劣、虫蛀残损的纸稿全部搜集出来给他看。长孺默默地加以整理编次，汇成一集。书成后，他说我应该为它作序。自古以来，笺注的鄙陋，没有比杜诗笺注更严重的了。伪注假借史事，像鬼附在人身上；剽窃义理、窜改文辞，像虫蛀木头；又牵连编排年月，割裂字句，弄得支离倒置、杂乱交错，如郑▯、黄鹤、蔡梦弼之流。前人曾列举条例加以驳斥，也不过略举一二罢了。如今的人看待宋人，学问越来越衰落，见识越来越粗浅，只从字缝和暗处窥见片面，受严仪、刘会孟邪说的熏染；这种弊病一再流传而更加严重。人人都以自己的理解为准，把它当成杜诗，而杜诗的真实面目却盘旋在深渊回流之中，漩涡反复，不能自行显现。我曾间或与长孺谈到这些。《勃律天西采玉河，昆坚碧碗近来多》，是记事的诗句。用《西域记》考证，象人马宝之主把阎浮提分为四界，西方宝主的疆域；这两句话就像分封疆界的界堠。《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是归心佛门的颂歌。用《传灯书》核对，是能秀、会寂一门相争的事；‘一屈▯句衣如敌国，二宗衣钵之源流’，这两句话就像按谱系考察源流。古人说，不走万里路、不读万卷书，就不能读杜诗；我认为杜甫的胸襟见识，大概还不止于此。如今若想凭像针孔一样的两只眼睛和狭小的心胸，雕凿穿凿，横钩竖贯，却说杜诗的解释就在这里，岂不被井底之蛙讥笑吗？长孺听了，放下笔叹息，精神振作，仿佛有所领悟。他刊定这部书时，专心一意，洁身端思，谨慎选择；订正一个字，像咬合数枚契齿；援引一种义理，像拿着丹书来验证；宁可质朴，不事夸饰；宁可拘谨，也不【原文疑误：亻面】；宁可吃鸡脚，也不吃龙肝；宁可守着兔园旧册，也不学邯郸学步；谨慎地从《离骚》和《文选》遗篇的精华中取舍，不敢越出范围。近代研究杜诗的人，找不到解释便又反过来责备诗文，逐章逐字地苛求，俨然以老师自居。长孺皱眉说：‘不知道这些孩子愚蠢，何必还要故意诽谤伤害他们？’我虽孤陋固执，难道能让后世说，明末学者中还有像这种人一样师心自用、胆大妄为，犯下蚍蜉撼树的讥评吗？这样看来，长孺用心实在苦极了。范致能与陆务观讨论苏诗的注释，陆务观认为很难，列举几条告诉范致能，说：‘这样看来，确实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