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集卷四十三

译《有学集》卷四十三 杂文 申包胥论 句践谋划攻打吴国时，南边有楚国，西边有晋国，北边有齐国；他在春秋两季用皮币、子女和玉帛去使这些国家宾服，寻求借助它们报复吴国。吴国对于楚国是仇敌；对于齐国，曾在艾陵战胜过它；对于晋国，则曾在黄池压制过它。这三个国家早晚都在剥皮刻骨地憎恨吴国，只怕越国不能渡江、吴国不能灭亡。假如这里有一个人，奋起一臂向众人喊道：‘没有人能抵挡我！’一个壮士就会伏身拼死而来，三四个壮士挽起袖子，挥动老拳，准备从后面攻击他，而他却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灭亡呢？然而我认为，三国谋划灭吴，楚国最为厉害，而申包胥就是主持这项谋划的人。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吴语》说：夫差从黄池返回，越国大规模整顿军队，将要攻打吴国。楚国派申包胥出使越国。当时越国正整顿军队准备伐吴，全国戒严，而楚国使者却来访聘，算定日期到达。申包胥是大国的使者，正要陈列币帛、陈述言辞，手执玉器传达使命，而句践并没有急着询问伐吴之事，反而把本国的实情告诉他，坚定地请求援助；由此可知，楚国与越国早已有成议和预先戒备，只是听到越国出兵的日期后才来聘问。申包胥自从楚国复兴以来，没有一天不把报复吴国当作要务；他出使越国，正是行人的职责。申公巫臣谋划楚国时，曾让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行人；阖庐谋划楚国时，曾让伍员担任行人。申包胥出使时，职分专门就是谋划攻吴，这一点也可以推知。楚国使者尚未出发，越国必定已经有人告知了出兵日期。申包胥到达后，恐怕越国迟疑忍耐而错过时机，于是当面交谈，立即作出决断。这就像范蠡所说的救火追亡，跌倒了也要赶快追上去一样。申包胥替句践消除了疑虑，发动了重大谋划，句践恭敬地答应下来，于是召来五位大夫告诉他们说：‘我向王孙包胥询问，他已经给我下了命令，要凭借我们越国残余的力量谋划报复强大的吴国；如果一次不能取胜，那么社稷宗庙就会毁坏成一片平地，我想亲自给他牵马作前导，也做不到了。’ 句践却以申包胥的一句话作出决定，说：‘包胥命令我这样做。’他对申包胥依靠得多么深重，信任得多么勇决啊！如果说吴国的灭亡与申包胥无关，难道可以吗？唉！申包胥脚底重重起茧仍然赶路，靠着墙壁痛哭，忠诚惨烈，足以使鬼神哭泣、金石感动。越国君臣看待他，犹如看待天人；听取他的话，犹如听到神明的告示。灭亡吴国、使越国称霸，把关键转折寄托在唇齿之间，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传记说楚国复兴之后，申包胥逃避赏赐。他逃避赏赐，却没有推辞出使，当然是因为他另有目的。从前他同伍子胥约定时，本来就说过：‘我一定要使楚国复兴。’吴国灭亡，楚国复兴的志愿才算完成；谁知道他后来没有像范蠡那样乘一叶轻舟游于五湖，成仙远去而不死，只是史书没有记载呢？至于申胥的志愿，在楚国得到信任，在吴国受到挫败，他被挖去双眼挂在吴门，却坐视申包胥淹没吴国，于是愤怒充盈、倚恃怒气，自身化作波涛，前有伍子胥，后有申包胥，簸荡楚国和越国，经历千年而终究没有衰止。唉！这尤其令人悲伤啊！四皓论 钱谦益说：‘商山四皓并不是隐士。张良招请四皓，表面行迹十分奇特，而所设谋局却十分平稳、端正。读史的人要斟酌时势、通晓事变，然后才能考察事实来议论。凭什么说明这一点？汉高祖不是晋献公，戚夫人也不是骊姬。高祖清楚知道吕后蛮横放纵，惠帝平庸懦弱；自己死后，必定会有吕后临朝称制、改变刘氏国姓的举动。若趁我还活着，像割开痈疽一样一刀解决，就可以坐视消除炎汉宗庙因妇人鸣叫、雌鸡报晓而造成的祸患，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然而事势本来有必定不能这样做的地方。高祖豁达大度，但驾驭控制较为疏略。如今他老了，精气已经消磨在盼望归来的歌曲和长袖折腰的舞蹈中。吕后阴险狠毒、坚强悍戾，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舞阳侯、辟阳侯之类的人又是死党，互相盘结。高帝如果突然采取行动，以自己的瑕疵去攻打坚固的吕氏，以衰暮之气去对抗朝气，其势必不能取胜；即使勉强取胜，天下也还没有归附，朝廷内外必然纷纷而起。弱后的势力和幼主的地位，终究没有磐石般的稳固，刘氏的危险就在眼前。这种事势已经明显可见。群臣即使援引古事拼死相争，智慧也达不到这一层，只有张良知道这一点，却不敢公开说出口，实在担心事情泄露，触动高帝的锋芒；冒昧一说，灾祸反而会更快到来，无法挽救。’ 于是张良替吕氏谋划，招请四位老人来帮助自己。四位老人并不是隐士，大概也是在楚汉相争之际，招纳亡命之徒，统率宾客，奋发想要有所作为，后来才逃避隐藏在商山、雒水之间；他们虽然居处隐遁、受到约束，却没有一天不热切地想着显露自己。后来他们成为建成侯的宾客，仍然不敢贸然尝试，稍稍施展一条奇计，便让吕侯乘机请求停止太子领兵。等到高帝击破黥布后，反而认为不成器的儿子不值得派遣牵累，于是高帝强行装载辎车，为妻子儿女打算；他想要更换太子的意图更加明显，事情也更加紧迫。张良于是乘危局谋取奇效，催促四人跟随太子侍奉酒宴，引见给高帝。高帝惊怪地询问姓名，说：‘你们为什么自行跟随我的儿子交游？’他的内心已经被触动了。四人说：‘陛下轻视士人而又喜欢辱骂人，我们不愿在道义上受辱，所以害怕而逃亡隐藏。’这话多么直愚而无礼啊！他们又说：‘如今听说太子仁爱孝顺、恭敬爱士，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愿意为太子而死的人，所以我们来了。’这话劝谏得多么强烈，语气又多么具有胁迫意味啊！当时高帝年老迟暮、孤立无援，吕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强大，国势危险，正担心一点微风就会动摇根本；四人奋袖击掌，寥寥几句话，本来就足以打开他的心锁，控制他的言辞。高帝怎么能不震惊？怎么能不醒悟？又怎么能不听从呢？那四个人头颈干瘦、面色蜡黄，老态龙钟、齿牙已衰，连一根毛片一片树叶都承受不起，却使这位灭秦、迫项、淹冠而骂人的雄主，一旦拱手低头，谦声推让地说：‘劳烦诸位，幸而最终调护太子。’他又斜着眼目送四人说：‘我本想更换太子，是他们四人做了太子的辅佐。’高帝即使病重困顿、年老昏乱，难道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吗？实在是四人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夺走他原来的决定。他对戚夫人说：‘吕氏真正要成为皇后、成为主宰了。’老谋与壮举都黯然耗尽，再也无可奈何。他醉时拥抱赵王的瑟歌唱，疲倦时枕着宦官睡卧；百年之后的魂魄，徘徊孤落，只能把最后的命运寄托在‘安定刘氏的必定是周勃’这一句话上，这也实在可悲了。

译太史公说：‘皇上没有更换太子，实在是张良招来这四个人的力量。’张良劝阻废立太子的深谋不能亲自实现，只好借助四人的口，向高帝表达不更换太子的心意，又不愿把自己的意图公开显露，便把言辞伪托在四人的羽翼之下。太史公长于叙事，平实直截地铺陈列举，条理清楚，却不明说其中缘由。若要揭示其所以然，我本来就说四皓不是隐士。读史的人心思粗疏、目光短浅，不能斟酌时势、通达事变，却因疑神疑鬼而惊恐，妄造言辞，这就是世上的愚儒。这些人只凭眼前议论、耳中传闻，只懂一点片面之理，却往往摇动书囊、挥动笔管，随意替人谋划国家大事。唉，真是艰难啊！颜延年论 南朝宋的僧人慧琳得到文帝宠幸，参与权要之事，每次登上独榻，颜延年都在御前直言：‘三台之座，怎么可以让受过刑的人坐在慧琳的席位上？’皇帝的宠爱和慧琳的权势一时倾倒朝廷，颜延年一句话就使他受辱；文帝因此变了脸色，却丝毫没有动摇。这可以说是气概压倒当世了。我认为颜延年斥责慧琳是很有原因的。慧琳著《均圣论》，贬低裁抑佛教；何承天著《达性论》，与他同党并相互激扬。颜延年反复检验驳斥，写文章排斥他们；文帝在正统论说上被他驳倒，终于认为延年是对的，却又不能不对慧琳心存疑惑。慧琳既然在朝廷中得志，随风而起的邪焰就更加张扬了。颜延年不再同他争论，只说他是受刑之人，以此使他受辱；表面上挫败黑衣僧人的锋芒，暗中摧折毁佛之说的旗帜，正是以正言反常理、纠正其弹劾驳难之意，也是衡阳王当初的本意。这一句话，在世俗法律上未免是逆行之举；在佛法中，却如同金刚杵折断跋罗杵，慧琳已经头破八瓣了。当时的舆论说颜延年放达，不愿同享独榻之荣，是嫉妒慧琳而斥责他；傅奕则只取他侮辱僧人的一面，把他列入主张废除佛教的人中。这两个人，都不值得称道。宣律师却说：‘颜公遇到佛法，赞叹推崇之处极多；所谓受刑之人的话，只是一时的贬斥。’他没有察觉颜延年用诡词和激烈言论护持佛法的深心，只摘取他一生通晓佛法、理解解脱之说的言语，加到诽谤僧人、毁坏佛法的条目中；这样只不过免得同慧琳一起被议论、斥逐罢了，这难道是了解颜延年吗？我读《弘明》二集，认为其中推明远法师抗辩桓玄，以及颜延年抨击慧琳的两桩事，都是▯公、宣公没有说出的内容。古代高僧立论，专门以尊崇佛法为主旨；扶持末法时代，像老吏执掌三尺法令一样，不允许有一个字出入。至于接受佛的嘱托，住持佛法而通达权宜，守住正道而显示方便，互相摄持、彼此运用，那么儒者局限于一方的见解，有时也会在义理的门户和教法的网络中，从旁边显出而通达其中。哪里知道两位公在常寂光土中，不会对此发出熙然恬淡的微笑呢？《释迦方志辨》元代儒者有一位名叫吴莱、字立夫的人，援引班固《汉书》作为依据，指出宣律师所著《释迦方志》与前代史书不合，并暗中肆意发表排斥佛教的言论。他的说法可以说很有辨析力。我摘取概略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说塞王就是释迦种族的人，同乌孙、大月氏一起，是祁连山、天山之间的小国。匈奴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击败塞王，占据他的土地；塞王向南统治▯宾，释迦种族于是分散。因此乌孙氏中有塞种、大月氏种，而休循、捐笃两国很小，本来都是塞种。捐笃就是身毒、天竺的别名。吴莱的意思是，身毒只是葱岭以西的小国，释种分散迁徙不定，不像《方志》所说是中土的大国。他又根据前史考察前代书籍说：塞种分散，往往成为几个国家；疏勒以西，休循、捐笃一类的国家，都是塞种。《后汉书》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向南到西海，向东到▯起国，都是身毒的地域；其中有几百座别城、几十个别国，都以身毒为名。所以可知休循、捐笃都列在别城、别国之中，而吴莱把休循、捐笃当作身毒，是错误的。塞王被大月氏驱逐，向南统治▯宾，▯宾就是今天北印度的地方。杜钦说：县度山的险隘，不是▯宾所能越过的。所以史书又说：塞王向南越过县度，▯宾是大国。既然如此，塞王所统治的地方，怎么能同休循、捐笃一起被视为葱岭以西的小国呢？大月氏占据大夏，后来分为五部翎侯，不久五翎侯又合为一部，全部拥有▯宾的土地；后来又灭掉天竺。这样看来，天竺、▯宾都在县度之外，显然不是休循、捐笃。吴莱之所以把这些隐去而不记载，原因就在这里。第二，他说乌孙所统治的赤谷，本来是塞王的故国；而身毒就是塞种中的捐毒。捐毒统治衍敦谷以西，北到大宛，西到大夏，所以大夏商人说它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处。张骞估计它离蜀地不远，实际上只是一个国家。吴莱的意思是，身毒在大夏东南，商人夸大里程，把数千里说成事实，只是为了向汉使夸耀罢了。这却不如《方志》所说的：中天竺到震旦有五万八千里。若真是这样，休循统治葱岭，向西距长安一万二千二百一十里，距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捐笃在疏勒以南，距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距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门、经过铁关，计算日程便可到达。既然如此，为什么张骞建议以后，汉朝派遣使者从四条道路同时出发，专门寻找身毒，最终却没有一条能够通达？中印度的疆域，《西域记》记载共经过二十九个国家；吴莱根据《张骞传》的话，凭臆测断定只有一个国家。那么他所经过的二十九个国家，难道都是鬼国吗？所遇到的人，国王有戒日，大德有戒贤等人，难道都是鬼吗？所得的经论，用二十匹马驮回来，难道都是虫书鸟语吗？汉建元年间，成光子从鸟鼠山考察到达▯亲，测定道路里程，说中天竺四面的边界各有五万八千里。何承天通晓历法，而沙门惠严以测量日影证明天竺位于天地中央。何承天死后，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一说法；这难道也是吴莱所斥责的、僧徒自己编造的说法吗？

译概括地说，汉代史书所记载的，不过是张骞、甘英两家的记录罢了。张骞到达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对于靠近蜀地的身毒，只因那里有邛竹和蜀布，便推测可以穷究河源，却厌恶去看昆仑山，太史公已经对此加以讥刺了。甘英到达条支，经过安息，临近西海而遥望大秦；法显、智猛越过梯航飞行，经过辛头河，九译所记载的事情，都说是汉代张骞、甘英没有到过的地方。北魏元魏派遣黄琬，隋朝派遣裴矩，他们所绘制、记载的图志，往往是从邻近国家的传闻中获得的；史书又说其中许多事情已经散失。神僧、高僧往返月氏之邦，显法师开辟荒僻道路，奘法师从中间开通正道，于是各国土地和道路都清楚得如同指掌。王溥的《会要》、刘昫的《旧书》，掌故都保存其中；《方志》的写作如果不在这些材料中求取征信，又到哪里去求取、凭什么相信呢？凭宣律师精严的戒律修行，行走时有天人捧足，编序佛经时有韦天交相护佑，却怀疑他只是拾取绮丽言辞、铺张佛门之事，岂不是太浅薄地看待宣律师了吗？知道宣律师多次引用塞王被击败逃走、释种分散的说法，实在是想要裁量辨别范史中《玉烛》和《灵胜降集》一类的文章罢了。阿育王造塔在周厉王时期，冒顿起兵在秦二世之后，两者相隔的历代祭祀久远，完全不能相及；劫运不断推移，三灾突然降临，在世尊尚未涅槃时，就已经有流离失所、佛法衰灭的祸患了。戒日王尚未即位以及他死后，印度都曾荒乱，战争不息；三界本来就没有安宁，这不是佛的过错。如今若因为看见蚩尤便否定伏羲、神农，见到羿和浞便掩盖虞舜、夏禹，也可以说是愚蠢了。自古以来的魔民恶人，诽谤佛、侮辱佛法，没有比梁代的荀济更恶毒的。他侮辱佛教，把释迦说成三苗的后裔，斥责他们为允姓的奸人，归根到底是拿“释”“种”二字作借口，认为允就是塞，塞就是释，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荀济不知道古往今来的诸佛在各个种族中出现、兴起，▯重姓、释姓最为尊贵，却妄自拿它们作为诋毁辱骂的话头，像狗吠一般，口不择言；他逃离梁朝，扰乱魏国，最终自取焚烧，不值得一提。吴莱是宋景濂的老师，也就是所谓的渊颖先生。他割裂剖析章句，标榜儒术，攀附韩愈、欧阳修的后尘，却不知道自己成了荀济那类丑人的同党。唉，真令人叹息啊！《释迦方志续辨》我读《释迦方志后序》，对作者的邪说十分愤怒，于是奋笔写下这篇辨析。后来考察班固、范晔的两部史书以及晋、宋以后关于西域的各篇传记，发现彼此相互抵牾，确实难以融会贯通。例如《前汉书》记载，月氏已经被匈奴击破，又向西攻打塞王；塞王向南逃走，远行迁徙，月氏占据了他的土地。昆莫又向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再次向西逃到大夏，把自己的国家分为五个翎侯。贵霜灭掉四个翎侯，又灭掉▯宾、天竺，全部占有它们的国土。从此月氏最为富强。吴莱援引这些材料来指出《方志》的错误，认为塞王本来同乌孙、大月氏一起，是祁连、敦煌之间的小国；塞王既然向南统治▯宾，后来又被大月氏消灭，汉代史书的记载既真实又有凭据，那么《方志》确实是荒诞欺骗人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当然可以如此说。塞王向南逃走以后，第一次迁徙，月氏占据了他的土地；第二次迁徙，月氏又灭掉了他的国家。这样说来，身毒、▯宾都没有留下后裔，只有大月氏存在。摩腾、法兰传教向东而来，就应当来自大月氏，不应当又来自天竺；法显、智猛这些人向西求取经典，也只应前往大月氏，不应再去天竺。魏史记载西域二十国，为什么月氏、▯宾竟然并列其中？梁史记载中天竺是佛道兴起的国家，距离大月氏西南数千里；汉代月氏羁属的迦维、舍卫、叶波等地，十六大国都尊奉它为天地中央，那又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呢？我上下考察各代史书，钩稽比较，才知道吴莱错误的原因：他没有追究塞种的来源，只想着毁谤佛教，乐于抓住空隙制造疑问，却没有弄清楚班固史书的始末。颜师古说：“释、塞二字的读音相近，本来是同一个姓。”现在考察，释种就是刹利帝王种。释姓最为尊贵，族属繁盛。中天竺的国王世代统治，居处在四天竺的中央；那些分散到四方的人，国王称塞王，百姓称塞种。因此大月氏迁徙到西夏，大臣乌孙、昆莫所居之处，乌孙氏于是拥有塞种、大月氏种；而在葱岭以西的休循、捐笃两国，也都本来属于塞种。既然说是‘本来属于塞种’，就可知它们不是原来的塞国。由此说来，塞王在祁连、敦煌之间，同乌孙、月氏一起只是小国；一再迁徙而被大月氏消灭的，或许是休循、捐笃的塞种，而不是中印度的释王。塞王远行迁徙，越过县度而居住在▯宾；▯宾就是印度境内。郦道元《水经注》说：‘河水向西流经休循国南面，在葱岭以西；又流经鸡兜国的土地，那里同休循国西南相接，距离▯宾三百四十里，土地相连，所以塞王能够居住在那里。’《魏书·西域传》说：‘大月氏国北面同蠕蠕相接，屡次受到侵扰，于是向西迁徙，定都薄罗城。其王寄多罗兴兵越过大山，向南侵犯北天竺，从乾陀罗以北的五国全都被迫隶属。’ 所谓向南侵犯北天竺，就是大月氏所灭的地方，因此明确可知是在北印度。《汉书》只说天竺，是因为文字简略。《魏书》又记载，休密、双靡等五个翎侯国都在莎车以西，同大月氏相接近；大月氏王被匈奴驱逐后，让他的儿子守卫富楼沙城，号称小月氏。大月氏的先人居住在西平、张掖之间，这些记载都同班固《汉书》相符合。《西域记》说：‘流离王诛杀释种时，释种四人兴兵抵抗敌寇，后来被驱逐远放，向北奔赴雪山：一个成为乌伏那国王，一个成为梵衍那国王，一个成为▯摩咀罗国王，一个成为商弥国王。他们世代承继事业，圣人的后裔没有断绝。’由此推想，释种分散而成为国王的很多。乌孙、月支之间的塞王，难道不是这四位国王一类的人吗？康居国原先居住在祁连山北的昭武城，被匈奴攻破后，向西越过葱岭，支系子孙分别称王，世人称九姓，都以昭武为氏。昭武是佛号；以昭武为姓，表示不忘根本，说明他们都是塞种。由此推想，乌苌的四位国王、康国的九姓，也都是释迦之国的后裔。怎么能拘泥于一隅，只依据博望侯张骞凿空开通西域的说法，就证明天竺和大夏是同一个国家呢？

译刹利贵族种姓分枝布叶，后来降为许多小国的国王，这是可能有的。如今却说身毒本来是葱岭之间的小国，后来逐渐强大，被别国吞并，仍然冒用旧国的名称，只沿着枝条追溯而忘记根本，难道不是大错吗？史书说匈奴击破月氏王，把他的头骨做成饮器，但月氏本来并没有灭亡。▯宾、天竺虽然被月氏兼并，怎么知道后来不会再次迁徙、重新振兴，只是史书失载了呢？主张吴莱那种说法的人，只知道葱岭以东、祁连山和张掖之间有塞国，却不知道县度以南、香山▯克伽一带也有塞国；只知道向南统治▯宾、随乌孙迁徙的塞王，却不知道有世代相传、连月氏也不能侵扰的塞王。这就是所谓只知二、五而不知十。如今把元魏以后的各代史书参照合并来考察，两汉所说的塞王向南迁徙、塞种分散，都是冒顿击破月氏以后结怨、迁国的事情；塞王向南统治▯宾，则兵力已经到达北印度，与其余四印度无关。两汉所记的始末从来没有同其他史书相冲突；张骞开通大宛，甘英远行到条支，对西域记得详细而对印度记得简略，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元魏时代，黄琬、宋云都没有到达天竺；隋朝裴矩通达西域，唯独没有到达天竺的拂▯。武德、贞观年间，玄奘法师携杖带锡独自远行，王玄策奉持符节平定乱事，道路里程记载详实，掌故也有主管保存；于是四王各自区分，五天竺遍布眼前，月氏之邦如同太阳升起，仿佛从厅堂走到庭院一样清楚。如今读《方志》的人，拾取旧日传闻，却不加考察，就诋毁它荒诞、怪异，说是僧徒编造的说法，难道不是荒谬吗？关于释种的说法，最初由荀济提出，宋代程大昌暗中附和，吴莱又跟着加以证明。佛出生在西方国家，荀济却说舜把三苗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居住在瓜州的允姓奸人就是塞种的来源。佛是觉悟者，而荀济又说‘佛’就是乖戾，另一个名称叫‘勃’，勃就是混乱。他把华夏和夷戎搅在一起，把汉地和梵地混淆，像铁门一样打破胡、释的界限，又使金河倒转、魔佛的宫殿颠倒，毒害流布蔓延，实在繁多。有些人侮辱圣人、违犯法义，妖邪相继出现，难道只是浮屠被讳称、比丘贬低孔子而已吗？推究诽谤佛教的事，总是相互纠缠，最后都应把罪责归到荀济恶毒的言语上；它像羊角抵触一样破坏仪轨。后来儒者的浮薄言辞，像鸟在空中乱叫、老鼠吱唧，依附于文辞义理，毒害的种子却隐藏其中。如果不尽力为之辨明，就会使东方震旦大地全都化为弥戾车，使焚烧佛性、断绝善根的阐提充塞世间。唉！难道能置之不理吗？（壬寅冬月） 憨山大师托生辨 湖南颛愚衡公撰写《曹溪中兴憨大师传》，大肆谈论灵异和前世，说陈亚仙死后应化为萧公子，四方的人很怀疑这件事荒诞。天童木陈忞公的《见闻杂记》说：‘大师托生在桐乡，成为颜司理俊彦的小儿子，三岁还不会说话。有一天他呼喊父亲的名字，说：“你是我前世的弟子。”颜司理考中进士，授官广州，这些事情大师都预先知道；后来大师因痘病不起，颜司理召魏学使浣初来到床前，大师握着他的手叙说旧事，嘱咐他撰写铭文，来证明最后的事情。’ 我读到这里，心中十分惊讶，因为魏学使也是我的同乡。大师向东游历时，从未曾执弟子礼拜他，怎么会有握手叙说旧事的事情呢？颜司理退居之后，我从石门写信，前往询问详情，他于是把崇祯二年七月南华寺僧人智融、本昂呈报的文牒以及塔记石刻拓本寄给我。僧牒说：‘二公子在菩萨之家示现童真，能够使眷属割舍世间恩爱，举行茶毗佛事；火化之后，头顶和牙齿没有损坏。舍利无数，大的像弹丸，小的像豆粒，颜色像白玛瑙，敲击时铿然有声。海众共同观看，都惊叹其奇异，于本月二日酉时安葬灵骨，在先大师塔院左边建塔。至人出生入死，游戏自在，难道是先大师遗留下来的身体，返回匡山后显现为这把金锁，再来镇守祖庭？或者也是山中年高德劭、久修大乘的人，凭愿力前来住持这座道场吗？’《塔记》则说：‘颜氏之子名祉，小名虎子，生于天启六年丙寅二月。实际上他是在大师示寂后三年出生，四岁夭折。司理任官期间，虎子私下对家人说：“我乘此机会得以往曹溪去了。”’根据这些话，只能证明大师再次来世；至于木陈公所记载的呼喊姓名、叙说前世等事情，我却从未听说过。颜司理父子全家归心佛法，信根牢固，世世都是居士。他曾梦见护法伽蓝神，神情兴奋地迎接宾头卢尊者。第二天，大师到来停留，慈悲的容貌、庄严的法相，宛如从前梦中所见。颜司理于是写信，请大师为书生摩顶，并记下此事；等到后来治理广州，又申明大师的规约，把被侵占的田地归还给虎子。虎子凭信心入胎、自己选择父母，确实不是偶然。童真示现，各自有所象征：往来吴地、粤地，表示法界本来一地，所以出痘时发出香气；表示染净本来一如，所以灵骨没有损坏；表示灵相圆满具足，所以四岁夭折；表示已经进入鸠摩罗地，所以把骨灰归葬塔院；表示依止大人，所以这都是多劫熏修、弹指之间的幻化，不可以用思维来测度。若要以这些因缘证明他就是大师再来，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古来佛祖应化入胎，转生于人间和天界，事情并非随便发生。栽松再世，是遇到浣衣之人来寄托出生；宣老六年，则凭借白云来勘验辨明；无不是嘱托彼此相应、机缘感应清楚，而如今并没有这些迹象。吸引他的因缘已经成熟，像鸟啄蛋壳一样时机正好；双峰的香烟仍然有所指示，五乳山的真身也有归宿。我认为这个孩子在多生多世之后来到今世，必定会进入大师门下，穿大师的衣服、受大师的戒律，是被派来执行使命、向后世报告其异事的。根据事实来验证道理，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唉！我的大师是人天的导师，也是末法时代第一等的龙象。他最后一次转生，是佛法门中的一件重大因缘。僧徒没有见识，只把心思系在香火上，把法城当作首丘之地，把宝坊认作华表。拘泥章句的小儒，眼光如针孔一般，只影射李源，谈论圆泽前生后世，留下些僧俗之间传递的多余话语，像驿站传递梦话、梦境断裂在海中牛蹄大小的痕迹，岂不是相距太远了吗？世俗传言本来不真实，流传下来却被绘成丹青；我担心后来修撰僧史、编写佛录的人搜罗奇闻，以讹传讹，混淆正确信仰。既然木陈公的门人把这些话告诉他的老师，请求我为之刊正，我又写下这篇文字送给南华寺僧人和各塔院，向后人明白昭示，使他们不要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