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集卷十八

译序 《卓去病全集序》唉！士人想在世上得到任用，必定有所凭借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世上任用士人，也必定看重他所凭借的东西。这样一来，士人的资本可以产生加倍的收益，却没有折损亏耗的忧虑。等到士人与世道彼此不能相遇时，有所凭借的士人往往困于资历地位，不能把自己的积蓄施展出来求见君主；求贤的君主也往往受限于士人的资历地位，不能超出自己的耳目去识别人才，于是即使相遇，也彼此不相称。以贾生的才华，遇到圣明时代，君主让他坐在席前咨询，感叹叹息，却仍不能免于困顿长沙。九江祝生以史鱼般的节操奋发，发泄愤懑，讥刺公卿，却不能同车丞相、桑大夫争得一次被君主遇合的机会，更何况我的朋友去病在科举场屋中屡遭困顿，沉沦于低级官僚之中，终身望着高门省户，明明相距不过数十步，却遥远得如同天上的银河呢？唉！去病志向高洁，见识坚定，风骨孤峭挺拔，不依附任何人；以通晓经书、汲取古学为学问，以辅佐君主、泽及百姓为志向。虽然只是一个藐小书生，却讲求国家兵、农、礼、乐等重要事务。万历年间，黄河在澶渊决口，他卖田得到百金，替老丁生置办行装，让他巡行决口，访查利害，并撰写《河渠书》若干篇；宗族亲党都指着他嘲笑，不予理会。推想去病的心意，他本想将来遇到明主，如北宋范仲淹那样，君主打开天章阁，发给笔札，让他逐条陈述天下大事；又如南宋陈亮那样，布衣登殿，天子命执政召见询问从哪里着手。这样才可以扬眉击掌，倾尽囊箧，拿出平生所学，泽被海内，哪里肯修饰公文、工于小技，同小人和奸邪之徒争逐眼前的利便呢？可是他的际遇越来越坏，家境越来越贫困，迂阔疏放而潦倒，不能振作自己。他的资历地位日益提高，晚年却被贬到李云中。督师阳羡卢公持节开府时，去病位居属吏末列，整理衣冠，按雁行排列，手持笏板上前拜谒完毕，众多大吏都向他道谢；卢公把他请到后堂，让他穿褒衣、坐在上座，去病为卢公陈说，几次数着手指，讲解制驭事务的方法，在地上画灰、借用筷子作筹，眼光直直向上指点。卢公提起衣襟、握拳拱手，恭敬地接受教诲，间或请教天下大计。去病睁大眼睛，放言说，当今能够指挥谋划、决断事务、申明讨伐而避免国家土地日益缩小的人，只有虞山一人罢了。我当时还坐在阁中，因讼颂之事羁留请室；卢公裁定文书、馈送钱帛，承问我的起居，可见他对去病敬重到了这种程度。唉！国家有缓急，所需要的士人，就像疾病需要药物一样。去病所熟悉的，是医经、经方；他所储备的，是扶助元气、起死回生的药物。但世人所爱好的，却是膏粱和牲畜肉食。膏粱肉食可以养生，却不能治病。如今只甘愿享用膏粱肉食，把上等医者的药方丢弃而不肯一试，病势已经危险了，才呼喊着广泛求医，希望侥幸有一种奏效；于是旧医的乳药、下等医者的毒剂，杂乱地轮番试用，病情渐渐发展到不可救治。世人轻视去病，是因为亲眼看见杨子云的俸禄、地位、容貌不足以打动人；听见我的议论后，不加嘲笑而大笑的人也很少。一叶落下便知道秋天来到，一壶冰便知道天气寒冷。一个士人的任用或舍弃，关系国家的大事；若不是能够察知细微的君子，谁能认识这一点并相信它呢？阅读去病文章的人，希望能用我的话去探求它。百年以后，后人深入思考并评论古人，想见他的为人，也一定有人知道我废书叹息、眼泪沾湿衣襟而不能自已。至于他的文章雄健深厚，可以与古今作者并驾齐驱，去病本来不把这当作值得自夸的本领，读者也不应只凭这一点来称许去病。去病去世在崇祯甲申年十一月。九年以后，癸巳年，他的儿子人皋才开始汇辑他的全集，刻板刊行于世；而虞山的友人钱某为它作序。《耦耕堂诗序》崇祯癸未年十二月，我的朋友孟阳在新安的长翰山去世。又过了十二年，岁在甲午，我所编纂的《列朝诗集》才刊行，孟阳的诗列在丁集中，实际上是其中的眉目；我为他作小传，作为开端，很能推究孟阳作诗的缘由，以及他论诗考古的旨趣。当时那些追慕风雅、寄托声响的诗人词客，都相互欷歔叹息，遗憾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见到孟阳，也遗憾不能把孟阳的诗全部读到。于是嘉定二金子治文、渭师，从孟阳的女婿孙介那里缮写《松圆集》以后的诗文，称为《耦耕堂集》，刻板流传于世，并嘱托我为它作序。序说：耦耕堂在虞山西麓，是我和孟阳读书、结庐隐居的地方。天启初年，孟阳从泽潞归来，和我一起住在拂水；涧泉活泼地沿着屋下流过，春水突然上涨，悬流喷涌激荡。孟阳喜爱这里，便建亭子踞临涧水右侧，题名为“闻咏”。又建长廊，面向北山，无论行吟、坐卧，都与山相接。“朝阳榭”“秋水阁”相继落成，于是“耦耕堂”这个名称便借孟阳而闻名四方。后来听从风水家的话，把这里划作墓田，在西边建“明发堂”，又把耦耕堂迁到丙舍，用来招魂孟阳。我的庐舍与他相邻，早晚相对相会，交游最为密切。辛巳年春天，我们约定游黄山，刚走到一半，因归舟错过，在桐江遇到孟阳；点灯夜谈，天将亮时分手，从此便含泪作了长别。这部集子所收，是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孟阳在拂水卜居以及晚年在松圆所作的诗文。总名为“耦耕”，是孟阳的志意。我和孟阳前后在耦耕堂相依相处十多年。孟阳回到新安后，我便踯躅着居住乡里；军书纷至，军令屡屡催促，一年之中只能一两次前往省视。后来到山中看那所谓耦耕堂，已经遥远得像传舍一样了。

译孟阳去世了，国家也遭逢剧变。我残余的生命和破败的身躯，想死也死不了；像土偶一样偶然停泊于世，祖坟的松楸仅仅还在。从前山堂涧舍、笔床茶灶、绿酒红烛的欢乐，如今只在惊魂噩梦中一闪而过，再也不能亲自到达，只能从孟阳的诗句中依稀看见。丧乱使我废弃了学业，归心于佛门，世间文字全都不再记忆，只有孟阳清新华丽的词句，还盘旋留存在我的藏识之中。面对流离之苦而作的南方吟咏，以及嘲啁讽咏之间，因而回想从前游览时的一言一语、一谈一笑，都清清楚楚地还在耳目之间。孟阳诵持《首楞严经》，听到鸡鸣便警醒觉悟，在诗篇中常有省悟发明之处。如今看来，我们两人的游踪，正如雪泥上的鸿爪，已经茫然得像前世劫中的事情。这部经里说六尘分别如同交芦中空，佛所说的道理如同梦醒时所知，而当时人却在谈论梦中的事情，难道不是虚妄的吗？后来的君子阅读孟阳的诗，追寻我们两人的踪迹，把一切都看作过去尘影之事，作“匿王恒河”之观，作“演若朝镜”之观，把孟阳的诗当作伽陀、祗夜来读，而不只是拿声病格律去衡量，那么或许才可以了。我既已衰老又无所作为，孟阳墓上的宿草已经很高，不能前往哭吊，也不能整理他的遗文，反而把这件事累给二金子，我实在有余愧。撰写文章怀念故人，摩挲着青简；藏山逝川，圣人也不能免于有情，何况是我呢？唉！这就是我为《耦耕堂集》作序时，提笔清泪涌出，停下书写却不能释然的原因。李贯之先生《存余稿》序 宋、元以来，学者穷究经书、勤于读书，确实都有师承。幼年学习，壮年有所成就，老年传授后人；经学的端绪、次序和纲纪，都具载于宋学士为曾鲁所作的志文中，像金科玉律和玉条一样，不可更改。世道逐渐衰败，道术随之衰微，教学偏斜背离；繁杂芜乱的章句，熟烂的时文，剽窃、抄袭、雇佣和买卖得来的俗学，以及道听耳食、凭目臆论的风气，日渐熏染习熟，先民辨明志向、敬重学业的遗法，已无法再考察了。到了末世，世道更加卑下，学术更加驳杂，谄媚的见闻、偏曲的见解横行旁出；聋昧、盲从、狂妄而轻薄的人，人人自立为师。世上号称魁士硕儒的人，竟敢嘲笑、删改诰命谟训，削平经传，大笔浓墨任意涂抹，把经典训诫当作儿戏；逐渐发展到黄头邪师、弥戾魔类充斥道路，彼此煽动扰乱，于是这个世界终于有了沉沦动荡的灾祸。唉！学术之所以失误，是因为背离圣人而另成一体，抛弃古道而趋近时俗。刚开始泛滥时，不过是用朱黄丹铅在纸上钻营，舞弄笔墨，彼此炫弄小聪明，以耳目所闻见相互交易。到了极点，经学反而蛀蚀人心，使天地人三才和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各自失所，甚至率领禽兽来吃人。于是古人说他们“非圣人而无法度”，学说错误却自以为博大，顺从错误还加以润饰；对于以疑惑惑乱众人的人加以诛杀而不听其辩解，难道过分了吗？明朝万历年间，江阴有一位儒者，名叫李贯之。他年高而品行专一，是勤学好问的君子。他积累学问，以六经为根基，以程朱之学为准绳。在邪说横行、众议泛滥而混乱的时代，他坚持自己的师说，坚强自立，至死不改。贯之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孙子成之刊刻他的遗文，请我作序。唉！贯之的文章都在这里：论说不超过一尺篇幅，文辞不铺陈枝蔓；宁可朴实而不求艳丽，宁可直截而不游荡，宁可简约而不夸张。他的功夫在于记诵、阅览、讲习和贯通；他的文章像布帛和粮食一样切实。文中子说颜延之、王俭、任昉都有君子之心，我的贯之大概也接近他们吧？把贯之的文章同世间那些剪裁雕琢、涂红抹绿的文章相比，我当然知道它们不会去迎合那些穿宽衣浅带的文士；贯之守着老师宿儒的学问，像萤火燃尽、蠹虫老死、头发童秃、牙齿脱落一样，历经数百年上下，独自抱持着圣道消隐、邪说诬民的忧虑；面对天下人奔走于枉曲和邪说、彼此聚集放箭，他确实不会随波改变。一个喧闹的市场，必定要给它立下公平的秤；一卷书，也必定要为它确立师法。桐子所命名的兔园之册，隐约间与残缺的经书、断绝的学术相始终；若不是能表彰幽微的君子，哪里会有人能够知晓、思考，思考之后又感到警惧呢？贯之与我交游时，明灯之下铺席而坐，忧心忡忡，未尝没有读着书便停下来叹息。我为贯之的文集作序，不急于逐一举述他的文章，而极力论说教学的兴衰；文辞烦多而不简约，正是贯之的志意。贯之名如一，藏书万卷，著有《礼记缉正》若干卷，战乱以后全都毁于兵火。成之在劫灰焚荡之后，收拾余烬，刻板置于家塾，希望祖父的遗言不至于坠落无传，可以说是有志之人。萧伯玉《春浮园集》序 我每次和伯玉会面交谈，总要从白天谈到夜晚，谈笑和谐，间或兴起；只是并不常常共同推究文字，偶尔略作含蓄的评论，彼此相视一笑罢了。天启初年，我在长安得到伯玉的《愚山诗》，喜爱其中炼字造句很像陆放翁，便抄写下来放在扇头；程孟阳见到后，彼此吟诵欣赏，口中一直不绝。伯玉每得到诗文，便珍重收藏，用丹黄加以点校，把它们同欧阳修、苏轼的文集相比；彼此虽然疏落，却从未扬眉击掌，以文人相许。然而两人听说此事后，彼此心意相通。丧乱刚刚平息，伯玉派石涛僧送信给我，劝我专心研究《内典》，删去绮丽浮华的言语。我当时正在笺注《首楞严经》，谢绝笔墨，回信说：“遵从兄长的约定，已经很久了。”信寄出后伯玉已经来不及看见，但我们两人的文字交往，始终就是这样。今年夏五月，伯玉的侄子伯升搜集编纂他的遗文，嘱托我删定并作序，我得到这些文章后便为之评论编次。

译伯玉的诗体格气韵清峻挺拔，瘦削刚劲而奇崛，取法于涪州；从前说他的近体诗像放翁，只是余波中的绮丽偶然相合罢了。他的文章崇尚简约深奥，标举新意、领会异趣；取材于刘义庆、郦道元，写得离奇曲折、独行旁出，那么就是陆鲁望、司空表圣一类的风格。若用审辨音律的方法来比喻，广场上演奏的法曲，五音纷然会合；孤独的桐木、微弱的琴弦声，高远得超出云烟之际，确实难以同丝竹肉声争胜、娱悦人心、顺耳动听。至于鱼山空旷的夜晚、衡岳寂静的深夜，烟雾停息，灯帷静静发光；峭壁间龙吟般的幽声潜藏交错，半山腰猿猴的梵唱遥遥传来，人世间繁杂的声音和急促的节拍，哪里能够同它相比？用这些来评论伯玉的诗文，大概接近了吧。然而我了解伯玉，并不止于此。西江的儒者把道学作为教法，伯玉却归心于佛学；他删去枝蔓，即使是姚江诸公改头换面而来的学说，也不愿多加过问。他的一切悟解，以究竟义为宗旨，以唯心为明镜；不以本性遮蔽现象，不以实相遮蔽权宜，不以圆融遮蔽修行。他扫除坊间禅讲末流，清除邪伪的恶网；深沉用心，苦心陈说，低眉努目。在他叙述《楞伽经》、评论雪浪的文章中，真正识得佛法的人恐怕会感到深切的忧虑，而世上了解伯玉的人或许因此很少了。从前法界之镜的学说在圭山得到弘扬，是因为有裴公美帮助阐明；止观宗旨在荆溪得到大力弘传，是因为有梁敬之帮助整理确定。末法时代昏暗蒙昧，正法之轮衰落。如果这个时代没有圭山、荆溪那样的人来招引揭示日月般的光明，即使有像我们伯玉这样才深思雅的人，也不过像车只有一轮、鸟只有一翼，空怀着廓清邪说、抵御邪道的志向，却无法施展。漫漫长夜，什么时候才会天明呢？唉！这部集子流传之后，世上了解伯玉的人一定会多起来。推究伯玉的志向，即使文章再飞扬文采、光焰照耀天地，也将把它们比作须弥山上的萤火，根本不把这些文章本身看作有无得失。因此我沿着这个意思加以评论，用来证明我们两人的文字交谊确实有始有终，就是如此。徐存永《尺木集》序 崇祯己卯年，存永侍奉父亲兴公征君来拂水访我。存永当时正值少年，才华文采秀丽飘逸，我把他看作可以继承孝穆的人。十多年后，存永和陈开仲从福建经过，存永坐在绛云楼下，摩挲沁雪石，环视书架上排列的古史旧文，谈论兴公与孟阳交游的踪迹。我作诗说：“高人有福先归地，野老无谋但诅天。”酒宴结束后悲声吟咏，含泪告别而去。这一年绛云楼遭火灾，存永寄信来，约我相对哭吊三日。又过了七年，他拿《尺木集》请我作序。存永的诗，内容丰富而日益更新，到这时大有成就。他哭悼曹能始的长篇诗叙述《春秋》，询问珪玉美玉之事，内容丰富极了，真是古代的良史。从前存永谈到闽中诗人，极力推重他的朋友许有介。近来游览南京，读到有介的诗，每遇到佳处便抓耳挠腮、狂叫不止；我庆幸存永是个知言的人，于是感慨地提笔为他的诗集作序。恰好乳山道士来了，告诉我：“存永居住的地方被戎马逼迫，宛委江上风雨不断，桑树架旁陈列着炮车，迁徙流离而困苦不堪；他的诗应当会更加精工，成就大概不止于此。”唉！读有介的诗，便知道闽地那些才士以及同存永争才斗胜的人，后来出现的会更加奇异。听了乳山的话，即使只看存永一个人的诗，所谓不断见新、不重复旧作，也会屡经迁变而看不到尽头。人才实在难以穷尽，而这些人的文心灵气，也不能认为会有终点。唐代李牟吹笛，天下第一；他所吹的烟竹笛，是笛中第一；在瓜州江上秋夜横吹，声音清亮超逸，是李牟一生吹笛的第一境界。不久，邻舟有客请他吹奏，声音仿佛能使山河裂开、铁管粉碎，人们猜想那是蛟龙。如今存永、 有介的诗，也都是笛中第一；那么不知道哪一首是李牟的吹奏呢？哪一首又是邻舟客人的吹奏呢？我掩袖倾听，能够一一辨别它究竟是烟竹之声还是蛟龙之声吗？听蛟龙之笛的人，惊叹它吹入破调时呼吸盘旋迫促，以为世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声音。至于雪山浴池的歌声、大树紧那罗的弦管，仙人狂醉，须弥山跳动沉没；在它们看来，蛟龙的声音不就像蚊声从蚯蚓的孔窍中发出吗？由此看来，存永的诗不能穷尽存永，有介的诗不能穷尽有介。而八闽以及天下的诗，心灵为师，意匠不断翻新，永无穷尽；不应凭一隅之见坐在井中望天、从缝隙窥日，也就是如此罢了。白门的士人来同我谈论诗歌，于是有人感到豁然醒悟、茫然自失，我便把这些话写下，作为《尺木集》序。三年过去，笛声之中关山无恙，我还希望能和存永、有介举杯细论诗歌，开口相视一笑。唐祖命《诗稿》序 我的同年朋友宣城唐君平有一个才子，名叫允甲，字祖命。他从二十岁起才名就很大，有诗数百篇；战乱以后诗作更加精工，只是不肯全部拿出来，仅谨慎地刻印其中十分之三四，请我为它作序。我年老而且已经废弃学业，料想没有办法满足祖命的心意，所以迟疑不愿作序，但祖命请求得更加恳切。祖命是梅圣俞同乡的后辈，大概曾读过欧阳公为圣俞诗集所作的序。略举祖命的生平，再考察他与圣俞相近之处，不能不感慨万分。欧阳公说，圣俞年少时学习诗歌，还是儿童，出口之言就已经使长辈惊异；祖命也与他相似。圣俞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困顿于州县之间，五十岁时还要接受征辟。祖命从中书舍人起家，遭到诽谤而被放逐贬黜，丧乱中退居，长期作旅人，年纪也已经五十岁了。他的资历声望虽与圣俞不同，但其失意困顿、怀才不遇，却未尝不像欧阳公所称道的圣俞诗歌：长处超过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化多端。祖命善于广泛取材，善于驱遣事物，云气诡谲、波涛奇变，闻见纷纷叠出；他固然从未刻意摹仿圣俞，但所谓感人至深、与音乐同出一脉的地方，却未尝不有意求得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圣俞生在宋朝百年全盛之时，朝廷安宁，四方夷族宾服。他仕途艰难、志气不能伸展，只是圣俞一人困穷罢了，所以他的忧思郁积、羁旅愁苦和感叹之言，可以写成诗歌，尽情抒发驰骋；而他的朋友如欧阳公、谢景初，又可以替他收藏编次，尽量保存他的文辞。

译像我们的祖命，遭逢阳九之厄，经历战乱离散，把眼睛受伤、口不能言、嘴唇和鼻子受创、弹舌击齿的痛苦，全部聚集在一起，压迫堵塞在心中，尽数寄托于诗。诗虽然精工，固然有不能穷尽的地方，却又不得不尽力写出；于是姑且把诗稿放在箱笼中作为府藏，把箱锁当作城墙壕堑，只拿出十分之三四，作为墨子制作的木鸢；至于其余所谓五六成，则珍惜地藏起来，像鲁府的大弓宝玉一样。他拿出来的三四成，已经足以纵横腾跃、震动海内；他所珍藏的五六成，即使文辞绰约如春、凄清如秋，能够同圣俞上下追逐，世人终究没有途径知道。唉！欧阳公说圣俞的诗是穷困以后才精工，却不知道祖命诗歌的精工，竟达到连自己的诗都不能保全的地步；他的穷困也因此达到极点，这尤其可悲啊！我游历留都时，和祖命握手相见；祖命在溧水向我告别，派一个平头仆人带着干粮，等候我的文章。我怜悯他，便给他酒喝。平头告诉我：“主人行装孤单，钱袋空空；每天夜里都有光怪从书箱中冒出。”我说：“啊！这是文字出现祥瑞的征兆，丰城宝剑的剑气直冲斗牛，它跃出地面已经不远了。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应当重新为他作序，蘸好笔等待这件事。” 梅杓司诗序 我在宛陵采集诗歌，得到梅氏禹金、季豹、子马的诗，庆幸圣俞的风流至今没有断绝，于是想象诸位君子在有宋圣明、承平、闲暇之日唱和作诗，不禁抚卷长叹三声。杓司来吴地游历，我又读到他的诗，知道梅氏一门的诗歌，散落的文华辞藻全都汇聚在杓司一人身上。杓司生逢乱离，颠沛困顿，内心积聚着钟仪的南音、庄舄的越吟，酒后余兴之中，时时能在笔墨间看见这些情感；与从前的那些君子相比，更令人感慨。杓司每次来我这里谈诗，请我评论，我于是得以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诗歌这门学问，讲求对偶、铺陈辞藻，取材落实，铺叙发扬，这些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刺目惊心、推陈出新、经营构思，则可以通过思考而达到。至于灵心俊气，善于迎接感触、恍惚间仿佛禀受于先天本性，出自天然；这样的诗，不以拘束为贵，却自然高贵；不靠涂饰华美，却自然艳丽；不刻意雕琢，却自然高远；不修饰仪容，像粗衣乱发一样，却能运转吐纳，任心调畅。它虽未曾同搜罗摘取、雕琢拔擢的诗人炫耀博学、争奇斗胜，但那些靠学习而能、靠思考而成的人，往往在它面前自感失色。杓司的诗，大概确实具有这些特点。从前东晋时代，王、谢两家的子弟无不拖着长衣裾，登着高木屐，坐胡床、执麈尾，极力抬高自己的声望。直到今天游览冶城的人，寻访乌衣巷、马粪巷的故事，仍然心向往之；何况金陵建都，丰水有芑，宛陵的梅氏枝叶又受到恩泽，那么梅氏在今天，也仍然如同昔日的王、谢两家。况且杓司正值盛年，积学深厚，如山川耸立；世人对他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期许都不小。即使世事如桑田沧海般变化，家风也没有衰歇；我本来就知道，在穷冬严寒之中，它不会同寄生树木和蔓生野草一起灭尽。我援用采诗的旧例，把杓司这一部诗编附在禹金等贤者之后，称它为一家之瑶环、国家之琬琰，难道不是很美吗？将来江左的名流们屈指计算渡江以来的人物，必定毫无疑问会把杓司列为第一流；只要他把我的话作为自己的志业就好了。范长倩《石公集》序 从前处在太平盛明的时代，我吴地的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诸位公卿，以馆阁中的大臣主持文章大权，一时名贤辈出，如刘昌谟、杨君谦、刘廷美这一类人，或沉浮于郎署，或回旋于藩臬之间，广泛博览、通晓事物，吸收精华、咀嚼文采，残编断简也能照映在绢帛之上。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文徵仲凭借高龄和高尚德望，主持文坛；王禄之、陆子传诸公辞采焕发，前后相继发扬光辉。国家正当盛世相承、太平累积、文化教化大成之时，士大夫含蓄才华而挺然出生，和上天的卿云、地上的器车一样，荣光祥气彼此相应，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入仕以后，还来得及见到吴参知文仲和范学宪长倩。文仲在万历初年已经列入文人之中，温文尔雅，审慎从容，有礼让君子的风度。长倩出身高贵华美，任性流俗，晚年任视学之职，身在万里之外的滇云之乡，最终纵情山水之间而老去。两人的品第虽不同，若同前代贤哲相比，也仍像中郎将的虎贲一样。文仲本已有文集流传于世。长倩去世已经二十年，他的儿子编次遗集，嘱托我为它作序。长倩年轻时便以深沉敏捷负有声誉，治学不拘泥于一家，也不屑像世间文人那样逐字寻行、雕琢辞句，以求符合古代作者；他挥笔任意书写，文章一气呵成，嬉游放纵，落笔后自己也一笑置之，从未涂唇润舌、自以为能事。各种天赋繁多，罗树香气充满；在五十由旬之外坐在树下的人，染上香气便不能离去。雪山池中，甄陀罗女的歌声柔和清净，五百仙人都心神逸荡而不能自持。诗文的妙处，本来不必靠繁复雕琢，却能使人们口耳相传、神色飞扬而心领神会。用这一点评论长倩的文集，大概接近了。有人说，吴中的别集，从▯山以来，卷帙动辄数以百计，这些文章难道足以穷尽长倩吗？唉！这些文章固然不足以穷尽长倩，而长倩的风流也不是这些文章所能穷尽的。天平山上，房屋窗棂时隐时现，阁道曲折延伸，红色丹漆、碧色琉璃相映，吐出烟云山峦、留住月亮车驾的景象，是长倩诗歌的园苑和画笥。梨园子弟，旧舞新歌，演唱《商女》和《后庭》，哀唱龟年的《红豆》，是长倩的闲情丽曲。劈窠倒薤的书法、细密的蚕书，以及禁中匾额、树间楣额上缠绕蛟龙、飞舞▯翟的文字，是长倩的文心笔阵。陇西地区夫妻之间酬答赠诗的芳华，天水一带闺房中讨论金石之学，玉台彤管之间你唱我和的诗篇，都是长倩如鸟相和般的友声。这样看来，长倩文章遗留在天地之间的东西，本来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可是你的儿子还认为见到的太少，岂不是太过疏远了吗？徐女廉遗集序

译嘉定徐女廉先生，名允禄，比我年长十七岁，同为郡里的弟子员。郡守大规模考校士子，众多士人聚集在广场。女廉作为大司都讲，穿着宽大的深衣、方领服，叉手阔步而行，诸生都注目退让。女廉从人群中找到我，拱手作揖说：“这就是虞山的钱受之，今天终于能够相见，真是幸运！”诸生都转过来望着我，肩挨肩、脚跟脚地跟随；女廉慢慢握住我的手，把我领走。后来我们在昆山西寺结交，他按照士人相见的礼节说：“我活了四十年，才得到一个朋友，怎敢不郑重拜谢？”我们住在禅房，畅谈到天亮。我屈指列举当时的名人俊士，他都不以为然，摇手说：“即使偶尔有可以认可的人，也不过是被时论践踏罢了。”他扬起胡须环视四周，意气豁然。女廉家中贫困，妻子儿女都吃糠屑，穿破衣、着草鞋，淡泊自守；从做诸生以来，从不抱着名刺去求见权贵，有所不赞同，即使贲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吴中名士家中有丧事，大家都去吊唁。女廉说：“五十岁还没有车的人，不越过疆界去吊丧，我有自己的限制。”有一次正好遇到这样的事情。昆山人王某的母亲去世，诸生纷纷前去吊送，女廉却没有去。不久，王家置办酒席招待客人，女廉坐在上座，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有人说：“从前不去吊丧，今天却来喝酒，怎么说呢？”女廉说：“吊丧就是不去，喝酒就是喝酒，这有什么妨碍？”丙午年在琐院考试，表章题目不合格式，他的姻亲谭生谋划从内闱打通关系，安排到外帘作为终试之地。女廉严肃地说：“钻营门路、破坏考场，为了得到一个举子而丧失我徐女廉这个人，我即使死了也不做。”第二天便拂袖离去。他这种孤立特行的作风，都属于这一类。女廉举止旷达，口语迟缓；谈到古今节义和军国大事，便整理衣冠，议论如蜂群般涌出。滇南王给谏仲举在白门任官，他与女廉席地而坐慨叹，女廉作《直臣篇》赠给他。仲举读后，总是流泪。天启辛酉年，我任詹端。女廉寄信给我，累积数万字，说己巳之役中，徐元玉已经看出谋划国家大局的办法，而于廷益则是孤注一掷；你们应当早早决定大计，劝请南迁，确定商王五次迁都的议论，不要说被宋代头巾式的迂腐观念耽误了。词垣诸人都惊得吐舌，不能收声；我心里并不认为他说得不对，只是不敢公开说出。甲申年三月，戎政请求皇帝亲临派遣抚军，天津巡抚急忙准备船只，海道上仓促错乱，大局因此倾覆。谁知道那种忧患将至、早作谋虑的呼号，原来早在二十年前就由一个老书生发出了。女廉已经去世了，但死后仍然仿佛在注视世间，他的精神正在这里。唉！女廉若能束身自修、磨砺自己，端正清白，完全可以成为天子的大臣。他的忠言奇谋、奋发直陈，也可以参与天下的大政议论。至于他耸肩迈步、龇牙摸颏，文章议论雄健而奇崛，虽然有时会解开佩带、拔刀便斩，或矫激而超过中道，或抗直而违背世俗，但终究可以激励衰微的风气，使昏昧的世俗震动。世上如果有了解女廉的人，摩挲他的简牍，想见他生平的须眉、肝胆和奇特郁结之气，如同听见他的谈笑，如同正在接受他的辩难，也可以说女廉没有死。女廉终身老去而不得志，两个儿子永、京都有才华和志向，却困顿于章句之学；长子已经先去世了。门人潘润暨和侄子士亮，能够在沉灰余烬、萤火燃尽、蠹虫老去之后，搜集他的遗集，写在青简上传之后世，他们的风义远远超过常人。我自知才浅年少，只是凭借晚年的交契依附于女廉；酒意酣畅之后，我们曾握手促膝交谈，正如魏武帝所记载的桥玄车过而腹痛时说的那些话，郑重叮咛，历历在耳。如今我年老又无所作为，无法接续亡友的遗志，却还凭残余生命和气息，握着枯竹，钻研旧纸，勉强为他的遗文作序。后世君子如果因此而知道我，也会为之长叹吧。徐季重《诗稿》叙 我在春秋时代，找到了两个真正懂得审辨音乐的人。延陵季子听《秦风》时说：“这叫作夏声。能够有夏声，就能盛大；达到盛大的极点了，大概是周代的旧乐吧！”师旷判断楚军时说：“我先后唱了《北风》，又唱了《南风》。《南风》不强盛，含有许多死亡的声音，楚国一定不会成功。”什么叫夏声？就是宽和充裕、圆润丰美、顺遂和谐、流动生发的声音。什么叫死声？就是怨怒、哀思、悲苦、急促、尖细、衰杀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产生于人心，体现于律吕，并显现于国家存亡兴废、军队胜败之中。《采葛伯》《越巴▯》《兴汉水》以及声调急促而隋朝灭亡、入破繁复而唐朝困窘，都是如此。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年老昏耄，多有忌讳，厌恶听人间所称引的越台、吴井以及谷音、月泉一类诗作。白杨荒凉，楚地荒废，发出呜号啁啾之声，像幽独君的孤吟，像甘棠的幽暗歌唱；我只得蒙头躲避，唯恐这些余音传入我的耳中。初秋我脚患病，恰好袁子重从鹿城来，得到徐季重的诗。我伏在枕上听诗，忽然睡去，又精神焕发地醒来。诗中悲凉的地方像玉衣石马，欣喜的地方像樱桃杜梨，激昂奋厉的地方像笛声中的关山、兵前的草木。慢慢按辨它的音节，其中铿锵的声音，是周景王的无射钟；▯坎镗▯▯的声音，是魏献子的歌钟。诗中有夏声而没有死声，正值山崩钟应的秋天，却启发阳气，仿佛灰烬中的律管重新飞出阳声，这是什么祥瑞呢？有人说：“弘道、正德年间，李宾之论诗，以宫声为主。徐子是盛世公卿的后代，却舍弃仕途而成为遗民；丰水有芑，士人服膺旧日德行，他的诗应和宫声，不也是适宜的吗？《礼记》说师旷审辨声音，先用熏香熏他的眼睛。如今处在这个时代，人人都自以为老师；先生难道将要伏枕听诗，以代替子野用熏香熏眼吗？季札观乐回到吴国，过了多年才去世。如今先生已经老了，才开始从事采风，以徐子作为《青蘋》一诗的末篇，有什么不可以呢？”徐子的朋友归子把这些话告诉我，我说：“说得好！这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我正患幽深忧愁的疾病，不能借丝竹来陶冶抒写，姑且借徐子的诗，帮助我像携瑟鼓缶那样排遣罢了。” 陈昌箕《日记诗》叙 闽中的陈孝廉昌箕进京赴试，三次经过吴门，都派信使来通报，作诗互相赠答，却没有能够见上一面。今年落第归来，又照旧例，把所作的日记诗交给我评论审定，我作序而使它流传。

译唉！国家正当盛世相承、太平累积、开门广纳人才的时候，士人中像昌箕这样穿着短衣、急于趋赴时势的人，好比骏马迎风嘶鸣，好比雄剑出水腾跃，飞驰跳跃，只怕错过时机。我虽退居田野、已经废弃仕进，但每听到他的消息，总要在他起程前劝他出发，动容变色地告诉他，就像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看见三五个正值盛年、已经插笄求婚的女子，必定会握手拍背，谆谆慰勉，仿佛想亲自做她们的傅姆。如今昌箕考试失败而停止，停止后归来，就像随阳而飞的雁、绕树盘旋的乌鸦，形影孤单，惊飞漂泊，局促不安，仿佛这件事本来就不是自己应该做的。而我凭着残余生命和衰颓的晚景，尸居而苟且喘息，也不再知道海内故人如鹏鸟盘旋进退、近来是什么情形。读昌箕的来信和他的日记诗，追想公车往返的旧事，就像东城父老谈论开元、天宝的盛事，完全不知道那些事情已经经历了尘沙积劫。昌箕在词坛纵马驰骋，诗才日日更新而丰富，散发的文华辞藻足以沾润、施惠于作者。他诗歌的美盛，又哪里需要我的话来称说？然而我尤其喜爱他的《都下感怀》四首，缠绵悲怆，有《诗经》的风雅，也有元裕之、谢皋羽遗留下来的声调。半夜灯火将尽，我长声吟咏、暗中诵读，仿佛看见他的眉宇，仿佛听到他的叹息。这样看来，我没有见过的只是昌箕的面容罢了；如果说我还不认识昌箕，难道可以吗？我年老衰晚，心意归向佛门，不再读《内典》；世间文字，只读《楞严经》第十卷，参究其中“如鸡后鸣，顾瞻东方”的意义，而昌箕的诗恰好送来，这难道也是“鸡鸣风雨”、诗人思念君子的征兆吗？我为诗作序，姑且同他开个玩笑；昌箕回去后拿给存永、开仲看，大家共同一笑吧。陈古公《诗集》序 佛说，这个世界最初建立时，风、金、水、火四轮依次安立，所以称为“四轮持世”。四轮之上是空轮，而空轮没有所依托的东西。道书记载海内的洞天福地，其中都缺少疏朗的窗户，却有玲珑曲折、相互钩连的结构，一层又一层地遮掩，像人的肺腑；由此可以证明空轮的建立，确实不是虚妄。人的身体是一个小的有情器界，地、水、火、风与风、金四轮相应，含藏起来便成为识，开窍显露便成为心；影像落下显现，成为语言、文字、偈颂、歌词以及此方的诗，而诗正是语言中最精粹的形式。如今作诗的人夸耀声律，比较时代，见识受到封闭，学术受到堵塞，片言只句偶尔从元和、永明之间旁逸而出，便认为它们失去时机、落后节拍，援引绳墨加以批评；这样的人可以同他谈诗吗？这个世界的山河大地，都是唯识之中所变现的相分，而我们作诗时，山川、草木、水陆、空行、有情、器界、依止、尘沙、法界，都在诗中包含并流动变化。唯识所显现的见分，大概没有比诗更亲切的了。如今不了解空有的妙理，反而把那些被知见、学识、封闭和堵塞限制住的东西当作诗，那么也就几乎不成其为诗了。我曾说陶渊明、谢康乐、王摩诘的诗，都可以看作偈颂；而寒山子的诗，则非李太白不能作。佛在鹿苑讲说四谛之后，第三时借维摩诘加以弹斥，第四时用般若真空淘汰净化，然后再以大乘圆顿、甘露般的滋味滋润众生。如今既不知道弹斥，也不知道淘汰，只取已经煮烂的水乳来充作醍醐，这就是所谓低劣的诗魔进入人的心腑。唉！将让谁来纠正它呢？陈古公自评他的诗说：“穷尽一切无句可成，空掉一切有闻可得的人，都是把我的话说得太远了。” 我独自取出这句话加以证明，认为如今称得上诗、可以同人谈论弹斥与淘汰旨趣的，一定就是古公。古公的诗，登临虚空、践履幽玄，思想如霞光般绚丽、如天际般高远，没有盐梅芍药那种世俗滋味，却有空青金碧般的气象，世上的人无法给它命名。从前有人称赞西方佛土赞颂的诗，说在凝寒静夜、明月长宵之中，烟雾停息，帷幕中的灯光静静照耀，能使听到的人情怀舒畅喜悦，又使恐惧的泪水交相流下。古公的诗大概接近这种境界。李邺侯居住在衡山，听到残师半夜的梵唱，先感到凄清悲惋，后来又感到欣喜欢悦，由此知道那是被贬谪堕落的人。我到今天才真正懂得古公啊。胡致果诗序 孟子说：“《诗》亡之后，《春秋》才产生。”《春秋》产生以前的诗，都是国史。人们知道孔子删定《诗经》，却不知道他是在整理确定史书；人们知道孔子作《春秋》，却不知道他是在续接《诗经》。《诗经》《尚书》《春秋》首尾相连，本来是一部书，只是分成三部罢了。三代以后，史自为史，诗自为诗，但诗的意义不能不以史为根本。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刘琨的《扶风歌》、张载的《七哀诗》，千古兴亡升降、感叹悲愤，都在诗中抒发出来。直到杜少陵，诗中的历史才完备，天下称它为“诗史”。唐代诗歌进入宋代后衰落。宋朝灭亡时，诗歌反而盛极一时。谢皋羽在西台痛哭，汪元量在玉泉悲悼竺国，水云的苕歌，谷音的越吟，就像穷冬严寒、风高气冷，悲叹怒号，各种声音混杂而作。古今诗歌，没有比这个时代变化更大的，也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盛的。直到今天，新史盛行；空坑、▯山的故事，和遗民故老一样都将灰飞烟灭，但考察当时的诗，那些人物仿佛仍在，那些事情仿佛仍存。若说诗不足以续接历史，难道不是欺罔吗？自从经历劫灰之后，我不再作诗，看到别人的诗，也不忍心读完。在金陵遇到胡致果，读到他近来的诗，感到其思绪庄重，其文辞幽静，令人忧愁而悠远，使人因此欷歔、心烦意乱、徘徊不安，仿佛听雍门周弹琴，听庄舄吟唱，又按着蔡女的节拍。致果自己确定他的诗旨，把它归结到“微”这个字上，思想深远啊！其中大概有忧患吧。《左传》说：《春秋》有变例，定公、哀公时多用含蓄的微言。史书的大义，从来没有不以“微”为主的。《大雅》《小雅》的变调，到了“赫赫宗周，瞻乌爰止”，诗歌立言从来没有不显明的。把它扬显出来，未必就是显明；把它压低含蓄，也未必就是幽微。显与微，只是修辞的枝叶，并不是作诗的根本。学问积累深厚以加强根基，涵养气质以充实志向，发扬忠孝恻隐之心，陶冶于温柔敦厚的教化；它的征兆在性情和学问，而根本则在天地运行、世道变化、阴阳消长反复的微妙契机。微妙啊，微妙，达到这样，才可以同人谈诗了。

译胡先生勤勉地从古籍中汲取知识，努力学习，内心深厚而见闻广博；他的诗经过剪裁锤炼、陶洗净化，删去凡俗浅近之处。此后若能继续深入造诣而自有所得，使后世评论诗史的人说：唐代天宝以后，又看到了《昭陵》《北征》这样的篇章，岂不是美好吗？我虽然年老昏耄，仍然能够磨砺自己来等待这一天。李黼臣《甲申诗》序 元人张子长为胡师古的诗作序说：“古代作诗，能够卓然奋发，继承《三百篇》之后的作品，其意旨没有不深厚的，辞藻没有不盛大的。意旨深厚，那么感发人的力量就深；辞藻盛大，那么流传感染的范围就远。古代圣贤的诗，本旨都在于此；至于清越幽微的奇趣、抑扬顿挫而刚健有力的节奏，则又是诗的车舆、卫士和鼓吹，用来调和愉悦、安排先后的手段。深厚与盛大，是诗的根本宗旨。古人的诗，意趣和构思相合，情感如绿意般浓密、辞采如锦绣般绮丽，像雷雨充盈天地，像膏液在脉络中流动；即使只是清声低唱，意味也更加深厚；即使只有片言短咏，气势也更加盛大。如今人的气魄不足以承载志向，言辞不足以表达思想，即使极力铺陈扬厉，精心织饰，也只会造成浅薄衰弱罢了。” 我曾经为黼臣的诗作序，把它比作甓湖的珍珠、宝应的美玉。近来读到他的甲申诗，觉得又有进步。以一个年轻书生，处在天崩地裂的时代，自认为承受国恩、怀抱国耻，禁不住枕戈待旦、跃马杀敌的思绪；他的志气本已愤懑充盈、喷薄而出，无法遏止。发而为诗，像子长所说的那样深厚而盛大，是应当的。珍珠产于甓社，宝玉降于帝廷，它们的气象洋洋，光芒熊熊，近处可以照耀山川，远处可以镇定宇宙，哪有不深厚而盛大的呢？黼臣作诗的道路还没有走到尽头；回去向甓社的珍珠、宝应的美玉求取教益，他已经有足够的老师了。” 《湖外野吟序》我起初为素臣的诗作序，说它像策马登上骏马，驰骋在漫长山坡上，花朵簇拥如锦，像春日夭桃和流莺一样明丽。后来，我再次为素臣的诗作序，说它像在龙湖凭吊，仰望乌屋，风势紧急、云色清淡，像秋虫在寒冷中低鸣。又过了十多年，我在八宝见到他；素臣年纪日长，学问积累深厚，品行修养高尚，已经卓然成为劳苦之人中的贤士；江淮之间诗坛耸立，没有人不捧盘执酒，推举他为祭酒。素臣整理衣襟、收敛神色，谦卑地下拜，拿出他所作的《湖外野吟》来请我指正，恭谨得像唯恐有所失误。素臣说：“诗这种道术，能够感动天地，陶冶性情，包罗万物，穷尽神妙的道路。人从童年开始学习它，和声成韵，到白头仍吟诵不已，却连片言只韵的形态也不能掌握，似乎实在很难。我并不是专门偏爱今人；即使我睁眼跳跃、放纵奔腾，也不能超越今人的踪迹，难道敢诋毁今人来抬高自己吗？我并不是不想轻视古人；即使竭尽我的刻画探究，也不能窥见古人的一丝一毫，难道敢评判古人来树立自己吗？萌发于骄傲，开始于轻易，蒙蔽于昏昧，毁坏于欺诈，这四者只要有一个，低劣的诗魔就会进入心腹，牛鬼蛇神飞腾作怪、说法惑人，我哪里敢这样做呢？从童年学诗，头发已经一根根变白，到如今才知道它的艰难，那么究竟应当从哪里做起才可以呢？”我说：“有人照镜子却迷失了自己的头，狂奔着去寻找；又有人面对镜子厌恶自己的面容，打碎镜子。这两个人，互相指责，也互相讥笑。试着与您一起让心神清明，早晨拿镜子照自己，仿佛面对静止的水，仿佛见到古人。回头看那两个人的行为，哪有不恍然失笑的呢？如今以诗著称的人，主持诗坛、设立盟约，彼此争斗较量，而您独自保持心神清明，深自收敛隐藏，这也正是早晨拿镜子照自己的时候了。” 大腿折断三次，便知道他是良医；您能够知道作诗的艰难，那么您从诗中得到的东西就不会浅薄了。我将再替您按年代编排诗作，来观察您的成就。” ●《有学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