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集卷十七

译序。《梅村先生诗集序》。我年老归入佛门，不再染指声律之学，却颇能领悟诗的道理，认为作诗之道，有不用学习便能做到的，有学习了也不能做到的；有可以学习而做到的，有可以学习却不可能做到的；有学习越多便越能做到的，有越学习反而越不能做到的。这里面有天工，也有人事；懂得其中所以然，作诗就差不多可以学习了。我偶尔曾想简要讲述这些道理，但听到的人没有相信我。近来读《梅村先生诗集》，不禁长叹道：“唉，这可以证明我的说法了。” 所谓不用学习便能做到的，如三侯垓下之作、沧浪山木之歌，像天鼓在山谷中发声一样，合乎心意而自然冲口而出。所谓学习了也不能做到的，是铺陈名目、罗列六合，句子只求切合对偶，像鸟在空中乱鸣、老鼠吱叫，只能随着声音勉强迈步。这不是用来评论梅村诗的标准。梅村的诗，大概属于可以学习却不可能完全做到的那一类吧。诗有声调，宫商可以协调；有格律，声病可以考察；有体制，正体变体可以稽考；有材料，粗糙之处可以加工，这就是所谓可以学习而做到的。至于它声调铿锵，如金舂石击；气势雄健，如剑花星芒；光彩明亮，如春天浮动的花色、霞光侵入月色；情意充盈，如草木碧色、水波澄绿。戴容州说过，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只能远远望见，却不能放到眉眼之间来细看。拿这个来评论梅村的诗，是可能呢，还是不可能呢？文章繁富，气势变化；事情似近，景象却远；有时在咫尺之间转移形态，有时把千里之地缩成近处。泗水秋风，便从往日的歌唱变成今日的哭泣；寒灯之下拥髻而坐，便把生死交错成死生。可能吗？不可能吗？这就是所谓可以学习却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确实如此。但又不能说不用学习便能做到，因为他的识见情趣纯正坚定，才力宏大奔放，心地虚静明澈；天地万物的形象，阴符所含的生杀之机，古今文章的精神，经由名理的陶冶和锤炼，归于一气，全都取来作为诗的资材。善于画马的人说：天闲中的万匹马，全都是我的老师。哪有胸腹中空空如也、只会发出雷鸣般腹响和蝉蚯般微声的人，却说自己能作诗呢？黑、黄、玄、金、碧等颜色进入他的熔炉和风箱，都能炼成神丹；到了别人那里，却只是拾来的多余东西。细弦孤调经过他的织机编排，都成为活泼的句子；到了别人那里，却成为偷窃句子的愚钝贼人。人参、茯苓不能使死人复生，朱粉铅华不能装饰丑女。因此说：有学习而越学越能作诗的，也有越学习反而越不能作诗的。读梅村诗的人，也可以豁然领悟了。我私下曾说，诗人和才子都生于天地间的特殊气运，是上天派来润色这个世界的；但本朝的诗人多出于词林。可是自高青丘以来，像李宾之、杨用修这样的人，并不容易一两个数尽。丰水之滨长有芑草，人才不断产生；梅村出生在隆平之后，正是其中的杰出者。他以锦绣作为肝肠，以珠玉作为咳唾，把他置于西清、东序之间，使他发出鲸钟般铿锵、春色般绚丽的声调，成为一代人的眉目。浅薄的小才子不自量力，竟想凭烦杂的声音、急促的节拍，让漂浮嘈杂的声调在尺幅之上争相奔驰，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我略略提出学习诗歌的道理，用来引出对世事的评论，跃过短墙。[“▯甚踔短垣”疑有脱误]那些喧嚣呼喊、彼此招呼的人听到我的话，固然会相互退让离去；而我年老才尽，瞪眼口干，自我解嘲说要舞文焚笔，大概也可以算有个说法了。《季沧苇诗序》。甲午年中秋，我经过兰江，沧苇明府到我的船边拜访，谈论我所编的《列朝诗集》按部分类、依州编次，累累如贯珠；每个人都有小传，还兴致勃勃地举出其中的词句，仿佛在数一、二，我惊异而又感动。砚祥告诉我说，沧苇买到这部集子，反复翻阅，亲手摘录编缀，写成十帙大册；即使是专门研读《兔园册》的书生，也没有谁比得上他的勤奋。他公务稍有空闲，便发愤读书；丹砂、铅粉等校书用具同案牍交错在一起，半夜吟哦声和铜签的声音相互应和。他作诗用尽心思，深入肺腑，吞吐古今，一定要追配前代作者；想请夫子指正，却还不敢轻易拿出来。我向沧苇询问，他不回答。我又从砚祥那里多次索取才得到诗稿，相信沧苇在诗歌方面确实雄健出众。如今那些自称作诗的人，面貌各不相同，兴会各有差异；他们设坛分派，互相评定高下，远的追随秦地、雒地，近的跳跃奔逐于越、楚之间。即使竭尽精神才力，纵向超越、横向驰骋，也不过湮没在二百年来名人魁士沉积的深流之中，仍然只能成为今人的诗而已。《三百篇》以后，骚体和雅体都还存在。太史公说：“《国风》好色而不过度，《小雅》有怨有讥而不乱。”这是千古以来评论诗歌的根本。刘彦和大概深知这一点，所以论诗说：“高飞于诗人的后面，奋飞在词家的前面。”《三百篇》变化成为骚，骚又变化成为汉魏古诗。无论扎根于性情，包罗锤炼万物的形态，达到高天深渊，穷尽工巧、极尽变化，都不能超出太史公的这两句话。所谓两句话，就是“好色”和“怨诽”。士人互相爱慕，女子互相欢悦，直到风月婵娟、花鸟繁盛聚会，都属于好色。春日女子感伤，秋日士人悲愁，直到讽刺白驹、怨恨角弓，都属于怨诽。好色，是情感的囊袋；怨诽，是情感的深渊府库。好色不等于淫荡，怨诽不等于混乱，这就是所谓情感发于内心而止于义理。人的感情一旦真实，人与人的交往反而常常变得虚伪。真正地好色，真正地怨诽，天下才开始有真正的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钟记室评论《古诗十九首》，说它们惊心动魄，一字价值千金。太白感叹自己衰老，不能作出子美那样的诗；得失都在内心，这些事情都属于诗的材料。如今不读古人的诗，不懂得他们言志、咏言的真正血脉，却要向近代人求取老师，像跛子学习走路，像乡下人学习说话；这样不至于舌打结、脚步错乱的，实在少有。沧苇的诗，构思深刻，文脉厚重；才情如疾风般迅疾，意趣如霞光般高举。他把骏马般的才力驰骋在漫长道路上，本来可以无所不至，却又放慢缰绳、收住节拍，退下来希望把自己寄托于古人；如今世上没有真正的诗已经很久了！凭沧苇的才华，又能好学深思，精心探求古人的精神血脉，追溯《国风》《小雅》的旨趣，诗道的中兴是有希望的。我看沧苇谦恭求正的雅意，知道他不是为了当面奉承我，于是进一步申说学习古人的道理，希望能同他相合，也希望能对他有所推进。从前苏轼兄弟已经考中进士，苏轼在凤翔任官，寄诗给在长安的苏辙说：“遥知读《易》西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古人在仕途显达的开始，读书以修养志向，彼此深厚期待到这种程度；如今的君子懂得这种心意的很少了。我对沧苇的期望就是这样，希望他有所成就，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施愚山诗集序》。

译西昌陈子伯玑来告诉我说：“宛陵施愚山先生，是当今的梅圣俞。梅圣俞的诗，因得到欧阳子的文章而更加显著。如今愚山不敢自己决定诗集，还要等待夫子来衡量。冒昧请您帮助他，请夫子不要推辞。”我接受诗集并读完，诵读诗篇而评论他的时代，大概不禁三叹。从前太平兴盛的时代，东风应着律吕而来，青云千吕（原文如此），士大夫得到这个时代的太和元气吹拂滋养，因而写成诗。欧阳子称赞圣俞的诗，喧融如春，凄清如秋，同音乐一样与天地和气相通，这是宋朝初期盛世的气运所造成的，并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到的。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天下的诗更加兴盛，但总的说来，角声多而宫声少，阴律多而阳律少，尖厉、肃杀、愤怒的声音多，和顺、成功、舒缓的声音少。繁杂的声调进入破曲，君子对此忧虑不已。愚山的诗却不同，铿锵如金石相和，温润如玉声相应；击节高歌，朱弦清越，想在其中寻求衰世之音，却不可得。欧阳子说：“音乐，是天地人与和气相互接应的产物。地气不上应，叫作‘▯’；天气不下应，叫作‘雾’；天地之气不能相接，人的声音也会随之失调。”愚山处在这样的时代，能够用他的诗回转乾元之气，以方寸之管代替伶伦吹律、师文击弦，这是多么雄伟啊！《礼记》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解说《诗》的人说，《鸡鸣》《沔水》中殷切规劝的诗句，如同扁鹊医治太子；《溱洧》《桑中》中叹息哀伤的诗句，如同秦和诊视晋平公。疾病有浅有深，治疗有缓有急；诗人的志向在于救世，归根到底都以温柔敦厚为一途。愚山主持学政时，斋戒祭祀鲁地伏生；表彰孙明复，刻石纪念；祭祀铁司马等七位贤人；使枯木复苏、余烬重燃，广泛振兴风教；敦厚地实践《伐木》诗中朋友相亲之义；又哭吊顾梦游的丧事，即使面对瓦灯破帷，也因时光流逝而悲伤。温柔敦厚的教化，是诗人用来救世的针药；愚山自身具备这种教化，诗中也体现这种教化。神明若听见，终将使天下和谐平正。和平而神明听闻，这是天地神人之间和气得以相接的原因。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既承接音乐，又成为诗人救世之诗。我对陈子说：“诗是音乐的后裔，这一点我听说过；审察音乐的声音来评论时代，以诗教为根本来救世。”这话真伟大！大概连欧阳子也未能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写在简册上，作为愚山诗集的序。《宋子建〈遥和集〉序》宋子子建把六代、三唐的诗全都取来，逐句推敲、逐字编次，继承声调相互唱和，题名为《遥和集》，请我作序。唱和诗而依照原诗韵脚，是古代没有的；依韵唱和而把古人的诗全部模仿一遍，就更不是古法了。本朝初年沿袭元末的余风，高▯秉、张楷一类人遍和《鼓吹》三体；《瀛奎》诸集浩大铺陈，装满箱笥、充塞屋宇。直到今天，邯郸学步的路已经走尽，兔园册也被有识之士遇见就斜眼不看。子建又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我私下认为，和作古人的诗有三难：包罗古今，穷尽万物，沿流溯源，文辞顺畅，这是古人的学问。没有这种学问，只是拾取、拉扯、割裂、剽窃，勉强支应，就像穷人做小买卖，贫女缝补破衣，只能算鄙陋。分辨风雅，区别伪体，标举兴会，萌发时代气运，这是古人的见识。没有这种见识，只会模仿偷窃、追逐声响，拍着别人肩膀跟随道路，就像水母借助虾的眼睛，又像屈虫沿着枝条爬行，只能算愚昧。摆脱世俗牵累，遥望古人，汲取咸池之水，濯足东海，这是古人的志向。没有这种志向，只会像梦呓般喧嚷，唱哭不已，狂乱叫嚣，就像猪腹胀满，又像蝇声喧沸，只能算妄诞。子建天资敏捷，学问积累深厚；他的见识和志向又足以发挥出来，于是终年屏息用力，在文坛上纵马驰骋，终于能够含咀百家、笼罩千古，上下驰骋，而不陷入上述三种弊病，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古代唱和诗的人，没有比江淹更好的。江淹说：“蛾眉岂是容貌相同，却都能感动人的魂魄；芳草哪里有共同的气息，却都能使人的精神喜悦。”谈论诗歌而达到感动魂魄、悦人精神的境界，精微极了。推而广之，《三百篇》《离骚》以及《雅》诗，直到唐代以后诗人的作品，全都是古人的魂魄。千秋已经过去，尘世无穷无尽；一篇诗染入精神，一个词刺入骨髓，发扬它便神采飞扬，沉潜其中便心如死灰，这不是外在形魄，而是内在魂魄。钟嵘称《古诗十九首》能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正是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玄黄、律吕、金碧、浮沉都只是外在物象，都是死水。即使辞藻像并蒂花、华丽的叶子，余波流丽，也终将变成陈羹剩饭，更何况那些琐碎浅薄的作品呢？子建所唱和的诗，都是有魂魄的诗，并且有灵魂贯注其中。其经营构思、迎合照应，意匠恍惚深微，正是所谓动魄悦魂。江淹能够说出这个道理，子建能够真正懂得；后来的唱和诗人，都可以把他作为标准了。我这里只是大略举出子建诗歌的趣旨，不能详尽说明，姑且叙述我听来的见闻来质正他，并且告诉学习作诗的人。有人说：“从前陈思王游鱼山，半夜听到凄清哀惋的天乐，把它记录下来传为梵音，流传到中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唱和诗中最精妙的。宋子仰慕陈思王的才华，于是与他同用‘子建’这个字。从前陈思王所唱和的，是梵天之乐；如今宋子建所唱和的，是人世之音。现在不去思考陈思王的深意，却把他同高、张等人比较，为什么这样斤斤计较呢？”我猛然起身说：“确实如此！”于是把这件事一并写下，作为序言。《宋玉叔〈安雅堂集〉序》莱阳宋先之同我是布衣交往的朋友。先之称说，他家世代有两位才子，玉叔尤其雄健俊逸。随着陵谷变迁，宋氏的长辈相继凋零，玉叔于是凭借文章和气节义谊，成为当世的表率。辛丑年夏天，我经过武林，俯仰今昔，凄然产生了雍门琴师般的悲感。后来得以把他的诗文全部读完，玉叔便请我为他的文集作序。

译我本来并不懂得谈论诗歌，到了壮年以后，接受乡里先生长者的教诲，听到临川、公安一派的余论，对于诗歌的源流和利弊，所知不能说不正确。我家世代同▯州交游友好，深知他晚年的追悔，因此替他标举、整理遗文，探求其旨要，并不敢凭臆见作高下评判。如今那些结党交游、群聚喧嚷的人，承袭▯州早年的学说，拾取他呕吐残余的东西，互相吹捧。俗话说：“海母把虾当作眼睛。”二百年来，俗学没有眼光，把严羽卿、高廷礼两家的盲说奉为虾眼；到了后来，人们又相互把俗学当作眼光。从通达的人看来，实在可悲可怜。这种说法，就像孩子们关于冰雹的争论。孩子们不认识珍珠，看见冰雹，便以为是珍珠，捧起来收藏，不久冰雹融化，便什么也没有了。有位大长者拥有许多珍珠，孩子们一起喧嚷说：“这是冰雹，不是珍珠。”便杂乱地把它们推开丢弃。聪明些的孩子又叫道：“果然是珍珠。怎么知道我们从前认为的冰雹，不是长者的珍珠呢？”长者心中和眼中都十分明白，自信那就是珍珠。孩子们把冰雹说成珍珠，把珍珠说成冰雹，吵闹得震耳，长者只是一笑置之。玉叔的诗，就是长者的珍珠。有人把它看作隋侯珠，有人把它看作泉客珠；它的光可以照亮车乘，剩余的还可以用来弹射喜鹊。它究竟是珍珠而不是冰雹，并不必等有眼光的人出现后才知道。然而孩子们关于冰雹的喧论天天不停；他们固然不能指着冰雹来扰乱珍珠，却还想借长者的珍珠来掩盖冰雹。玉叔虽然自信自己的诗是珍珠，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吴门叶襄，字圣野，是我们这些人中懂得正确评论的人。他为玉叔的诗集作序说：“天才俊朗，逸思精美，风格气力既劲健，文采更加润泽；陶冶抒写性情，寄托幽深愤懑；声音合于宫商，感情兼有雅颂，这真是诗人中的雄杰吧。”圣野的赞语，使玉叔可以说确实有根据了。玉叔珍藏长者的珍珠，慨然自信，登上文坛树立旗帜，横扫孩子们关于冰雹的议论；在沧海横流的时代，大概还会有辨别是非的人吧？但这话是我先说出来的，别人会认为我想要更换将帅，使他们的壁垒空虚。这样一来，他们的喧嚷会更加厉害；而我所引用的叶先生，年老穷困，墓木已经合抱，不如那些涂脂抹舌的人能够帮助我。这也只是希望玉叔自信罢了。士人本来没有不自信的，但能够独自出众、独树一帜、卓然立于古今的人，实在不多。《王贻上诗集序》神宗万历庚戌年，我同我一起参加南宫会试的人，有关西文太清、新城王季木、竟陵钟伯敬，都是雄健俊逸的君子，在文坛上纵马驰骋。太清博大而深奥，季木丰赡而奔放，文思激越，放言高论。太清赠诗给季木说：“元美是我兼爱的老师，空同却是你独自师法的人。”大概他们的宗旨法度就是这样。钟伯敬则以幽闲含蓄、隐秀深远的情致，标举《诗归》，改易当时人的耳目。直到今天，才力浅薄而夸夸其谈的人，搬弄雕琢，无不援引钟、谭以及王、李、徐、袁，分封地盘、设置旗帜；而关西、新城的文集却只在秦、齐一带流传，江南人士没有经过询问它们的。三人的才力其实不相上下，但身后的声名却一升一沉、相差悬绝，大概也是有幸与不幸之别。千秋万岁以后，古人正是因此深深感叹寂寞。季木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从孙贻上又凭诗名声鹊起。闽人林古度编次他的诗集，推尊季木为源头，认为家学门风自有渊源。新城一派的文坛声势，在声名销歇、遗作如灰烬之后重新振作；而竟陵的光焰却已经熄灭。我因此抚卷长叹，知道文苑的兴衰，除了劫运交错其中，也可以由此观察天意的微妙。唉！诗道沉沦，浮华虚伪一齐兴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习古人却流于赝品，掠取沧溟、▯山的残余语句，逐字模仿，正如跛足小虫只沿枝条爬行而忘了树干。另一种是任性妄作，为纠正《品汇》《诗归》一类的弊病而眩惑炫耀、轻浮跳脱，正如牛羊的眼睛只能看见一角。此两种人的主张虽有区别，却不知道古学的来由，勇于自以为是，轻率侮慢古人，最终也同样归于狂乱。贻上的诗，文辞繁富而义理充实，含华佩实。感时之作，有杜陵的悲恻；缘情之诗，有义山的缠绵。他谈论诗艺，用四个字概括：典、远、谐、则。沿着水流追溯源头，是平原先生遗留下来的法则；截断众流，是杼山先生的微言；辨别伪体、广泛师法，则是草堂的金丹大药。他平心静气，专心思考并广泛求证，深知古学的来由；对于前面所说两种人的作为，都能淘汰其症结，清除其嘈杂。他的思虑深远啊！这就是《小雅》重新兴起了。没有这样的人，我将同谁一道呢？贻上把我看作孤竹国老人的老马，经过我这里来询问古道，于是我择要举出其中质实的话，写成这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从前我曾同太青、季木在东阙下谈论文艺，劝他们追溯古学，不要在今学中来回徘徊而不知道返回。太青叹息着对季木说：“虞山的话是对的，只是我老了，不能实行罢了。”如今两人的墓木已经合抱，声名踪迹都已微不可闻。我八十岁，昏聩健忘，正逢贻上继承前人、兴起文坛的时候；从前我用古学磨砺知己、加以劝勉，如今能够亲眼看到它实现，难道不是很大的幸运吗？把这些写下来，以庆贺我所遭逢的际遇。《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癸巳年春天，我游历武林，得到元亮的《清漳城上》四章，读后感叹说：“我同元亮分别八年了，久未见到他的诗，没想到笔力竟已老练苍劲，感情激越，气势悲壮，达到这样的境地。”今年在吴门相遇，才全部见到他《赖古堂》的各种刻本。作品情感深厚而文辞明白，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包涵典雅古意，荡涤尘俗，卓然以古人为归依，却不坠入古人的兔径和近世的鼠穴，元亮确实是诗中的雄杰。

译有人说：“您推许评论元亮，主旨要点可以让我听听吗？”我告诉他说：“是有根本的。”古代作诗的人都有根本。《国风》的好色，《小雅》的怨刺，《离骚》的疾痛呼号，都根结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并在身世逼迫、时运艰难之时发作；梦中惊恐，生病呻吟，舂米时歌唱，溺水时大笑，都是这种情形，所以说‘有本’。唐代的李白、杜甫，光焰万丈，人人都知道。放纵而成为韩愈，通达而成为白居易，华美而成为李商隐，奇诡而成为李贺，困穷而成为罗隐，诡怪奇崛而成为卢仝、刘叉，无不心中有所积蓄。它们高大耿介，像木刺一样横亘肺腑，冲撞胸臆，所以说出来不惭愧，流传下来即使历经劫难也不朽。如今作诗，没有根本，只在尺幅之间比较词章声病，像春花灿烂开放，像秋水按时而来；风怒霜杀之后，便索然无物，而全天下都以此互相夸耀、互相教诲，岂不是只重末流吗！元亮为人，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对朋友笃厚真挚，是巍然如巨人的有大德者。汴水城被攻破时，张林宗抱着他的诗文，同两个儿子一起沉入水中；元亮和兄弟们四处寻找张林宗的小儿子，把他载回家。服役回来后，又亲自送他回中牟。他守卫漳州时，故交和门客被困在重重包围之中，大家一起登上城墙赋诗，慷慨陈词，同日抗敌，没有一个人想逃脱求免。胸中蕴含义理而生发风骨，因真情而借助境遇；如圭璋相合，金声舂击、玉声相应，这就是元亮作诗的原因，难道只是徒然写作吗？元亮近来住在樵川，痛惜诗道荒芜，刻印严羽的《诗话》来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主张。沧浪谈论诗歌，自称像那吒太子一样，拆骨还给父亲，拆肉还给母亲，却没有深入探究‘有本’。他说诗家玲珑透彻的领悟独归于盛唐，那么他所夸耀的妙悟，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我担心世上学习诗歌的人把沧浪当作标准，所以借为元亮诗集作序，概略提到这一点。至于他论诗的错误，等以后夜里点灯、剪韭饮酒时，再拍掌畅谈；这里本来不能全部说尽。《赖古堂文选序》己丑年春天，我从南囚获释回乡，把本朝所藏的书全部取出，汇辑史籍，得到数百帙；选编古文，得到六十多帙；按州分类、按部归属，搜集遗文、补正缺漏，废寝忘食，经过整整一年才完成。庚寅年孟冬，没有防备而遭遇火灾，我为新宫失火哭了三天，知道上天不肯把这种文章留给我。于是息心栖禅，皈依佛教经典，世间文字在我看来已经像积劫尘沙一样微小了。过了五年，到甲午年，我在吴门遇见周子元亮，他拿出《赖古堂文选》请我校正，并且请我作序。序说：近代的文章，像黄河决堤、鱼肉腐烂一样，败坏到不可挽救；总的说来，是一百多年来学问中的错误种子逐渐浸入世运，熏染凝结在人心，反复沿袭、酝酿发作，终于到了这种极端。经学的错误有三种：第一是解释经书的错误。凭主观臆见考订《诗》《书》，任意杜撰来窜改《三传》，凿空妄说，以会稽季氏为首。第二是扰乱经书的错误。把石经托说成贾逵所作，把《诗传》冒称为子贡所作，虚构欺骗、扰乱真相，以四明丰氏坊为首。第三是侮慢经书的错误。斥责《虞书》为俳谐偶语，摘取《雅》《颂》说成重复，背离圣人、无法无据，以余姚孙氏矿为首。史学的错误也有三种：第一是读史的错误。只凭眼见耳闻、道听途说，沿袭温陵卓吾的论断，却完全没有折中判断。第二是汇集史料的错误。攘取遗文、拾掇沉埋之事，仿效毗陵荆川的汇录，却茫然没有贯串考索。第三是撰写史书的错误。不编立长编，不制定凡例，不熟悉典章要义；在南城的《皇明书》中显得腐朽，在南浔的《大政记》中显得芜杂，在晋江的《名山藏》中显得驳杂，以至于盲目妄作、僭越混乱，像蟪虫之声、蚋虫之鸣一样的作品，都是如此。《说文长笺》流行以后，文字学便发生错误；《几何原本》流行以后，历法学便发生错误；“冬瓜瓠子”的禅法流行以后，禅学便发生错误。所有这些错误，病根都已深入膏肓和腠理，症结的传变，也全都显现在文章中。文章的败坏，开始于拾掇琐碎、剽窃古人，发展到骄横放肆、背离规矩。星移物换，霜降水干，而《赖古堂文选》才得以问世。这部选本追溯古学，搜寻错误的源流，穷尽雅正古意；对经史辨析流别，对文字删削枝叶，铲除杂草败苗，谨慎忧惧，唯恐有所遗漏；又深沉悠远，似乎有无穷的思考。我读后翻然欣喜，退下来却又忧虑。忧虑什么呢？忧虑学问中的错误种子确实难以清除，而文章盛衰升降的关头，也不是一人之力容易挽回的。近来云间才士兴起，吹嘘李、王的文焰；西江的古学家公开加以辟斥。辟斥本来是对的，但有人概括他们的主张，认为他们敢于评论古人，却轻易褒许今人。抹杀《文选》，诋毁《文赋》，难道还不算大胆吗？说某人的诗逼近太白，某人的文章超过昌黎，难道还不算轻易吗？心存这种胆量来评论古人，正说明他们对古人认识浅薄。心存轻易之意来褒许今人，也说明他们对今人的爱护浅薄。涂车、刍灵，是模拟物象；耳、目、鼻、口，是模拟人的形貌。真正有造化之功、有神妙义理，并不在于外形的模拟。规模韩愈、柳宗元，仿拟欧阳修、曾巩；以雒、闽为宗师，以郑玄、孔颖达为旁祧；尊武夷而宾礼鹅湖；刻画他们的衣冠，增高他们的门庭，庞然自立为某位先生的学说，却不免只是外在物象、人物形貌的相似，那么也不过是前面所说错误种子的传变，只是症候不同而病根相同罢了。唉！眼睫之间的见识，距离真正的判断并不远；口耳之间的传闻，又相差多少呢？我的忧虑也是元亮的忧虑，也是西江诸君子的忧虑。徐巨源是我世交家的小弟。他来信同我反复讨论，巨源并不认为我的话不对。艾千子不远二千里，为母亲请求墓铭，来同我商议这件事，恰逢我赴急征而返回。日月流逝，生者死者相隔遥远；因此借元亮请我作序的机会，发抒这些狂言，也仍是过去对巨源、千子的思考，再次告诉各位君子。我老了，把这篇文章托付给元亮；有元亮在，从今以后共同努力于古学，使它发扬光大、荡涤更新，焕然同唐宋文章一脉相承。我能够执持这些话的余绪，自比为老马识途，也算参与其中、有所贡献吧！《申比部诗序》

译申长公维志，是故少师文定公的长孙，任南比部。执政者罗织党羽，毒害善类，传达示意，他屹然不为所动，于是受到谴责贬斥而离去。我听说后十分赞赏他。他归来后闭门谢客，不问外界事务，名节品行更加修养，学问积累更加深厚，诗歌声律也更加精工。吴地士友相继为他编定诗集，共四卷，请我作序。我当初进入史馆时，曾到文定公乡里的宅第拜见他，接受他的训诲，正是所谓“从前我有先正之臣，他的言语明白而清正”。晚年我又在馆阁中采录诗歌。万历年间，以文定公为首，追念太平时代；这位风流宰相的一觞一咏、翰墨游戏，全都承载着国家的元气，流传下来的风流余韵足以泽被百世，更何况他的孙子呢！比部的诗，铿锵如珠玉圆润，浑厚如璧玉相合，像玉瓒盛着黄流美酒，是当世所珍重的；我能够知道并说明它的源流出自文定公。从前欧阳永叔为洛阳的花作谱，说花美到了极点，同瘿木臃肿丑恶到了极点，虽然美丑不同，但都是得到偏颇之气，成为元气的病，二者相同。我很不赞同。造化的吉祥之气同国家太平清明的气运相互弥漫凝结，聚集美好气质于人物之中，其中必然会出现奇异卓绝的人物。草木的花，也是中和之气的一种分化，怎么能说是病呢？《卷阿》第九章说凤凰鸣叫，必定说“在那高冈”；说梧桐生长，必定说“在那向阳之地”。解说《诗》的人认为，“高冈”是凤凰集止的地方，用来比喻国家；阳光承受温暖仁厚的气，也象征君主的德行。说天地的正气不应受限制、不能私自占有，也未免过头了。文定公侍奉我神祖，好比《卷阿》中的凤凰；比部则是那只长离▯▯。如今来歌唱、陈述真实声音，经过两代而他的诗更加昌盛；说他是草木之花，也确实更加繁茂了。由此更能知道欧阳永叔的说法并非通论。唉！国家二百多年，世代形成平和安康、正直端方的习俗，人人受到温柔敦厚的教化。比部的诗大多写于《黍离》之后，却没有《雍》《颂》的典雅，也没有尖厉肃杀的声音；梧桐的茂盛、凤凰的和鸣，仿佛仍然存在于尺幅之间。周王朝忠厚仁慈，仁德遍及草木，这正是孔夫子感叹丰芑的原因。编次评论比部的诗，并把根本推到文定公那里，可以使人兴发感动，可以使人观察世道。苏轼说：“使天下人共同努力做到忠厚，以做刻薄寡恩为可耻。”或许正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的志向。《江田陈氏家集序》我近来编纂《列朝诗集》，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并作序说：遗山的《中州集》止于“癸”，“癸”有归终之意。我编纂列朝诗止于“丁”，“丁”表示万物都已壮大成熟，盛极于丁。大概我私下取用了删诗的意义，只是同遗山不同在这里。闽中孝廉陈昌箕拿《江田诗乘》给我，请我作序。我看陈氏家集，其中江山公伯康在洪武年间任江山县令，属于甲集中的人物；赞善公陈完、中书公陈登任侍讲学士，陈全登朝在永乐、宣德年间，属于乙集中的人物；布政公陈崇德、教谕公陈良贵在成化年间，属于丙集中的人物；太常少卿陈联芳、兵部侍郎陈省在嘉靖、万历年间，属于丁集中的人物。陈氏一门延续三百年，簪缨不断，子孙如兰玉相望，又能以诗歌世代传家；即使是金日磾、张汤的旧业，七代世袭汉貂，也要在陈氏面前自觉惭愧。班固说过：国家凭借十代积累的根基，家族承接百年的事业；士人享用祖先积累的德行和名望，农人耕种祖先留下的田地，商人遵循族姓世代经营的行业，工匠使用高祖、曾祖传下的规矩。当国家达到极盛的太平治理，超过汉唐，长久施行教化而成功，人文更加繁茂，灿然同三代风气一致。拿陈氏一家来验证，难道不确实吗？昌箕编纂此集，不只是歌颂祖先事业、夸耀门第，徘徊感叹于《黍离》《麦秀》的衰乱之秋，更是要阐明、弘扬《菁莪》《丰芑》所象征的盛美，这一用意尤其值得感动并传扬。我采录闽地诗歌时，没有得到这部集子，因此遗漏很多；借昌箕索要序文的机会，很高兴能够把名字附在集子之后，不敢以年老为辞。《诗》说：“从前我有先正之臣，他的言语明白而清正。”从丁集以上，江山诸公足以当之。又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并继续发扬它。”从丁集以下，难道不是昌箕的责任吗？万物在丙时旺盛，在丁时成熟，在戊时繁茂。丁在四时中属夏，夏有盛大之义；在人来说，相当于四十岁达到壮年、可以出仕，年又有干的意义。从江山诸公到昌箕，在时序上正当夏，在干支上正当丁。光明宏朗、庄严厚重，日新月异；丁已成熟而戊将繁茂，大概就在这里了。《诗》说：“丰水边有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才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以安乐辅佐后代。”这是传之百世的仁德。这又是我私下取用删《诗》之义，恭敬地告诉江田陈氏后人的原因。《叶九来〈锄经堂诗〉序》我年老归入佛门，疏远了翰墨。归子玄恭来访，惊叹说：“鹿城、娄水才士纷纷兴起，把探珠采玉作为本领；《苇萧》诗中所说的贤者已经出现了，难道最终还会像骊龙一样沉睡吗？”我笑而不答。近来他把赏花诸记和呼子得的断句诗给我看；我在禅诵之余挑灯长吟，觉得心中痒痒，几乎不能自禁，过了很久才停下。少年时的叶九来把新刻的诗送给我，打开卷册便看到呼子得的序，读后叹息：这不就是昆山人拿玉去换喜鹊的人吗？玄恭责备我，是很恰当的。

译九来还是童子时，就能背诵《覆局赋》并作诗，惊动长辈。长大后学问更加丰富，才力更加老练，织造性情，贯通风雅，爬梳世情物理的变化；七言歌诗尤其劲健激越，像驾驭中的骏马，步步疾驰而不能停下。总的说来，他天才激越，胸中郁积着秀美之气，能够剔除剽窃古人、佣俗贩夫式的弊病，合乎自然。呼、葛二位先生的序，差不多说到了这一点。皇甫持正称赞顾逋翁的诗，说吴中的太湖奇石、洞庭的朱实、华亭的鹤鸣，以及虎丘、天竺的佛寺，秀美绝异都聚集在其中；它们以轻清为性，以鲜荣为辞，所以不是寻常作品所能比。昆山一峰秀出海上，奇石凌空，玲珑剔透。文人才子吸收它轻清、鲜荣的气息，仿佛玉膏从金壶中涌出笔端，穿透天心，从月胁间迸出；确实如持正所说：“这个时代那些割裂拼凑、剪纸作花、描画死水的人，理应每天同他相差更远，不能有些许赶上。”元朝末年，杨廉夫以风流儒雅主持江左文坛；昆山杰出的人物郭翼羲仲、袁华子英、吕诚敬夫都出自他的门下，于是铁▯一派的文道更加受到尊崇。我昏聩健忘，荒废学业，九来却以礼相待，先请我吃饭，又让我为他的诗作序，我对此深感惭愧。然而铁翁年老而不懂世故，酒后耳热，涂抹膏墨，仍想同诸位才子在文坛上纵马决胜。我如今已经是哑羊僧，只能扶轼观看这场文章之战；风帆如阵，战马如云，鲸跃鳖掷，仿佛斋钟佛火，隔日直到日昃还歌唱，姑且用来消磨晚年；这种闲适远远超过廉夫。写下这些话为九来的诗集作序，私下以此为幸，玄恭又怎么会责备我呢？《金尔宗〈诒翼堂诗草〉序》嘉定有一位怀抱文才、质朴端正、温恭大雅的君子，名叫金先生子鱼。他的儿子名德开，字尔宗，以文章使家族世代传续。尔宗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儿子熊士刻印遗诗三卷，请我作序。从前我有幸结交子鱼，尔宗把我当作执友侍奉，提起衣襟、捧着我的手；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敢前进，恭敬谨慎就是这样。子鱼去世后，尔宗请我为他撰写墓志，对我更加恭敬。如今尔宗不幸早逝，他的儿子起士，字怀节，遭逢国难，早晚呼号愤懑，最终因过度悲愤而死。他的歌诗被人传抄，列在殷代遗民、周代黎民之间。大概我同金氏交往已有三代；那些小时候头发初生、乳齿未换、穿着粗布衣来拜见我的孩子，如今都已化为古人，而我还执笔为他的诗作序，怎能不令人感叹！嘉定是吴下的县邑，偏处东海，当地有许多老成的老师和宿儒，出自归太仆门下，传习他的学说。当地士大夫相互督课诗书，敦励名节，遵行父兄的训诲和师友的提点，全都以夸夸其谈而学问浅薄、背叛道义和德行为可耻。尔宗是子鱼的儿子，承受前人的光辉，得以侍奉乡里的孝子贤人，如唐叔达、娄子柔、程孟阳，受到他们风尚的熏染，浸润于他们的议论。因而他的学问并不只是来自家庭应答、几席杖函之间；他的谈论和诵习，已经超然拔出于俗学之上。他作诗从不炫耀辨析、广博猎奇和新奇诡异，不求用这些使自己异于常人；只是感情真挚，辞藻婉转，兼有雍颂的和雅、讽叹的深意，行止安详而节奏和谐，远处不违背唐人的声律，近处不失乡里名家和平深稳的规矩。譬如王、谢家的子弟，风流吐纳，一望便知道不是俗人，本来不必等到他们拖着长裙、踩着高屐、靠奇异服饰来夸耀本领。唉！世上的俊秀才子、含蓄而卓然挺立的人，都是天地间的元气。世道兴盛时，天地精英之气蕴结而成为昆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浑厚圆满，光辉照耀泽薮山川。子鱼之后有尔宗，不就是这样吗？等到这种精气稍稍下降，天地精英之气便雕琢显露而成为赤堇之铜、都山之铁，光芒腾起冲上星辰，煮沸江水。尔宗之后又有怀节，不也是这样吗？嘉定有这么多君子，读书修行，涵养积蓄，经过一百多年，风流弘长；残余的精气和余分旁流弥漫，仍然能够发扬成就尔宗父子。自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君子的恩泽难道可以歪曲吗？后世阅读这部诗集的人，希望还会考察我的话；如果有人因感受到老成典范，如孔北海见到虎贲那样受到触动，也一定会为之慨然流泪。《有学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