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集卷三十八

译书信 《答杜苍略论文书》苍略友兄执事：我性情狂放而愚钝，年轻时失学，一度困在程式文章和帖括之学的束缚中，又误入王世贞、李攀龙一派俗学的沿袭。逐字逐行读书，茫然无措，好像盲人拍打别人的肩膀。年近四十，才得以跟随两三个遗民老学者，听到先辈的绪论，懂得古人诗文的旨意和学问的根本，于是才豁然悔悟，像从梦话中推醒了瞌睡的人，不知不觉汗流浃背。世俗的罗网束缚着我，日月不断流逝，终于无法专心屏虑、溯流穷源，来穷究古代孙志、时敏之学；只得勉强应酬，支离拼缀地撰写文章。每次提笔，都又惭愧又羞怯，胸中怦怦直跳。若把文章比作笔墨相互应和，那么今天流传的《初学集》就是这种作品。我年轻时读班固、司马迁两部史书，欣然自得。戊寅年，我被关押在西曹，取出两史来读，这才稍稍知道两史的史法以及文章的路径脉络，也才叹息自己四十六岁以前虽然读过《史记》《汉书》，其实仍等于没有读过。后来再次阅读，每次都有所得。去年，我在白下屡次被囚，又重读一遍，更惭愧于过去的疏略。读古人的书尚且如此困难，何况自己写作呢？更何况还要驾驭古人，想凌驾于他们之上呢？我之所以一再自我退让、贬抑，不敢冒昧置身于著作家之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我内心还有一点不能释然，那是因为如今世俗的学问沉滞固塞，古道已经衰灭；像我这样见闻浅陋、学问很少的人，尚且还能私下听到先辈的绪论和古学的根本。倘若能有一两个雄健俊伟的君子，彼此辨析问难，叩击传递其中百分之一，就像横流中的一只渡船、昏夜中的一盏灯，怎么知道不能延续斯文将绝的一线生机，从而稍稍逃脱后死者应负的责任呢？这就是我眼睛眨动、嘴巴张开、舌头发痒、口水直流，每每想在知己面前倾吐，却顾不得世俗讥笑的原因。如今在偶然相逢之际遇到您，听您的言论，如同石头投入水中；您又加以引导、发扬、赞叹，那么我的盲说或许不至于白白提出，而承担后死者保存斯文的责任，也许不用担心没有人了。古语说：教学相长。我凭什么能使您增长呢？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都自己叙述所读的书。至于古人读书的方法，宋濂在《曾侍郎墓志》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从宋、元以上追溯到两汉和有唐，学问的条目其实只有一个。唐文之奇，没有比樊宗师更奇的；韩文公评论他的文章说：“文辞通顺、文字顺畅，正是文章的本职。”由此可知，樊宗师的文章如《绛守园池记》，今人读来诘屈聱牙、不能断句的，正是韩文公所说的文辞通顺。由此推论，扬子云的各篇赋以及古文中的奇字层出不穷，也不过是文辞通顺罢了。推究古今文章，直到商代盘庚之诰、周代的诰命，本来就不全是文辞通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可见读书作文容易得很；但我读两史，却也曾反复研读、敲打推究，到白头仍茫然无所得。由此说来，古人的书哪里容易读懂，而他们的诗文又哪里容易赶得上呢？您说我评论文章，恐怕会流于可之、鲁望、表圣这一类人的做法，以含蓄的言辞相互讽谕；这实在是高明的见解，但我本来不敢持这种看法。可之的文章出于韩愈，后来传到陆龟蒙、司空图。他们寄托的内容虽然不同，但都算是六经的后裔、《离骚》和《诗经》雅颂的远孙。他们之所以陷入短促、衰弱而不能回转，是因为生在唐朝末世，适逢未劫的时运，于是把这种情势发作在诗章中。因此我希望当世文章前进而达到元和气象，不希望退落到天复时代，这是我的愿望和祈祷，并不是专门评论他们的文章。如果因为他们的文章，就想高视阔步，把您的文章捧上高坛，反而把各位前辈排斥在坛场之外，那我也就是妄人罢了。您又为什么要这样过分看重我的话呢？信末所说的话，是千古以来的旷达见识，也是千秋之后的深切感应。将来青史有成，我当恭敬拜谢您的美意；然而鄙人也有一句自我期许的话：“往年没有死，不过是没有死罢了。今日濒临死亡却不能死，也仍然只是没有死罢了。”从今以后，我将如禽鸟般苟息、如鸟般窥视，像草木一样消亡，做笼槛中残存的生命，做圈牢中被豢养的牲畜；活着不过白白消耗粱黍，死后不过寄托在羽虫蜉蝣之中；还想刻画残生、粉饰后世，难道不是更加玷辱青史、使千古士人蒙羞吗？总而言之，死后才会确定是非。您具有穷尽尘世的见识，手持记载春秋褒贬的史册，只须从容缓慢地等待它而已。您的新诗气韵铿锵，十首咏史诗受到茂之称赞，用典、押韵都有前辈的法则，确实是西淮诸公遗留下来的规范。后生可畏，后来的成就不可诬蔑。只希望您努力自爱。我这篇狂言写满纸张，是因为不惜对知己倾吐；只请您把它收藏在箱箧中，不要拿给别人看，以免增加我衰老迟暮的羞惭；若能询问并激励我，那就幸运了。时在己丑年正月初五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再答苍略书》苍略贤良友兄执事：再次承蒙您惠赐长笺，我斐▯烂熳地读着，不能马上读懂，只好重新标注疑难处，之后才读完您的文辞。我的著作流传极少，往年瞿稼轩为我汇集编纂，刻成一百卷，刚刻完便发生国变，书版漫漶，也没有再整理；而且我也不敢重新刊行。我不知道您所见到的是我哪一类文章，竟这样奖许劝勉。曹子桓说过：“文章的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杜陵也说：“文章是千古事业，得失只有自己内心知道。”我的才华和志向未必赶不上今人，但学问远不如古人。古人的学问，从弱冠到成家，六经三史已经烂熟于胸。写文章时，就像大匠架屋，柱子、椽子、屋檐都能随意指挥。如今我以空疏谬妄的胸襟，加上训诂和沿袭的俗学；一旦悔悟，想改换车辕向北行进，可是世故束缚，年华消耗，又常常蹉跎岁月，不能穷尽一生来钻研。尽力从事于此，便想仓促越级，在纸墨之间驾驭古人，这不是愚蠢便是狂妄罢了。这就是我深思变志、自知不如古人的原因，也正是子桓所说文章好坏自己最清楚。并不是故意自我贬损，用来附会韩退之所谓“小惭大惭”的说法。您日后自然会知道这一点，也只须把我的话保存下来罢了。

译六经，是史书的宗主和统绪。六经之中都包含史事，不只是《春秋》三传而已。六经衰降而成为两部史书，班固、司马迁的著作，难道可以说是史书中的经吗？宋人所作辨析班固、司马迁异同的书，只会牵扯字句，这是儿童和学究的见解。读班、马的书，辨论它们的异同，应当知道大的段落、大的关键从哪里来，到哪里结束；手中要有掌握全局的能力，眼中要有洞察全篇的眼光，使每个字、每句话的脉络都清楚，还应知道太史公纵横五千年、独绝古今的地方在哪里。班孟坚为什么能整齐《史记》的文辞，却只能瞠目望其后，无法接近，也在于此。《尚书》《左氏》《国策》是太史公取法的蓝本，舍弃这些去寻求，才能看见太史公的面貌，这才是真正的《史记》。天汉以前的史书，是班孟坚取法的蓝本。再从这些书去寻求，才能看见班孟坚的面貌，这才是真正的《汉书》。从两史继续探求，可以看到千古的史法，也可以看到千古的文法，宋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从文法来说，两史的文章也不过是文辞通顺罢了。我前面说商盘周诰似乎容易，而两史却难，正是由此引起您对我这番话的疑问；其实并不是有两种标准。昌黎说：“《易经》奇异而有法则，《诗经》端正而华美，商代盘庚之诰、周代诰命，诘屈聱牙。”又说：“古代的文章一定要出自自己，文辞通顺是文章的本职；降低标准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剽窃。”因此可知，昌黎所说的诘屈聱牙，并不是不文辞通顺；古今文章的法则、章法脉络、来龙去脉和结局转折，正是在文辞通顺之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我读两史，从幼年一直读到白头，却始终茫然无所得、不能不望洋长叹的原因。欧阳修，是宋代的韩愈。他的文章在五代之后崛起，表彰韩愈，成为斯文的耳目，其功劳不在韩愈之下。《五代史记》的文章，简直要把班固奉为远祖、把司马迁奉为近祖。唐代六臣、伶人、宦者各传，写得淋漓感慨，很有太史公的风格。有人说欧阳修不喜欢《史记》，这是瞎说。欧阳玄《金史》中的各篇传记，虞集《大典》中的各篇序论，难道不也是读了欧阳修的文章而受到激发吗？弘治、正德以后，剽窃抄袭的学问盛行，知道这一点的人却少了。归有光穷困老去而不得志，王世贞晚年衰颓而后悔。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整理二百多年来的历史，如果没有像欧阳修那样闻名一世的豪杰，谁能做到呢？唉，这实在难以说清。现在暂且不谈其他，仅说我圣祖开国，依据龙凤、滁阳的遗迹和子长《楚汉月表》的体例，有谁知道其中的意义？韩公的诛杀、德庆的赐死、金椟石室中的书籍，以及解、黄诸公执如椽大笔所写的东西，都昏暗不明，不能说明事实，后世哪里还会有知道的人呢？世上的通人如某某之辈，个个搜罗考订，编成一部书，俨然自命为良史，还偶尔拿出来互相商量。我对此暗自发笑，也暗自叹息，始终不敢插一句话。唉！西清、东观都已经属于前世。宫中官烛照耀的旧事，只成为往日的梦。老夫已经衰老，不能再做什么了。只希望凭余生和不被世俗所齿弃的处境，悠闲地执笔，编次旧闻，等待后世欧阳修那样的人出现，也许会有所采录。用它来充当西京的《杂记》、东都的《长编》，还可以解除被讥为消耗黍粮、吃蠹虫的耻辱，慰藉我白头编史的遗憾；这正是我暗自立志要做的事。我也深切希望同道君子能够启发、帮助我。过去谈论学问的人说，大叩就大鸣，小叩就小鸣。您虚心下问，可以说善于叩击了；而我见闻浅陋，年老健忘，就像布鼓、瓦釜一样，敲击也不能发声；即便发声，也不足以彰显幽深精微的道理，疏通积滞，也不过使善于撞击的人叹息一声罢了。东方朔和诗应制于柏梁台说：“逼迫诘屈，几乎困穷啊。”这大概正是我今天的情形吧。《答徐巨源书》谦益再拜致信给巨源世兄、我敬畏的朋友足下：丧乱以来，忽然又过了十二年。虽然经历刀兵遍地、血流成河，连年几乎死去万次，老师的恩情和朋友的情谊仍牢牢留在我心中。我自惟身受屈辱，残躯奄奄一息，余气仰视老师也惭愧，俯视自己更惭愧。七尺长的邮筒，往来传递书信；每次展开纸张，泪水便沾湿衣襟，汗水浸透脊背。由于声息踪迹寂然隔绝，我和巨源长期没有联系，原因就在这里。长益、伟长深知并惦念我，文孙接着又送来您的亲笔信。唉！巨源瞪眼看着我，还以为我有口有眼，能够在人群中相提并论。巨源对我情谊深厚，而我的泪水汗水连绵不断，几乎比古人因一言获罪、因受辱而死的情形还要严重。古人有不是死于千金而死于一句话，不是死于黔奴夹食而死于上尊养牛的；那么我今天应当退居草野，屏迹自处，以死来报答知己，难道还需要您来怜悯我吗？我还是收下这份情意吧，但巨源最终要让我怎样做呢？今天且暂时不谈文长的事，姑且同您谈论文章。当今的俊秀人才，声名正在各处兴起，学子们倚门求学，科举业文堆满枕席，经史和古学的复兴，正像芦苇吹奏的春风渐渐吹动了。然而其中清浊变化，朱红碧绿相互混杂，惠思一类人丛集，凭借声势占据文坛；黎丘之鬼也自称雄长于桓文之地。如果没有声名卓著、素有根基、老于文学的人为他们树立旗帜、申明誓约，辨别真伪，衡量是非，那么奔走的人都向东跑，被驱逐的人也向东跑，将让谁来裁正呢？我已经老迈将及衰朽，归心空门，重新自我荒废；当今之世，舍弃我巨源还能有谁？我曾观察古代写文章的人，经学不能兼通史学，史学不能兼通经学，左丘明不能兼通司马迁，司马迁不能兼通左丘明，韩愈不能兼通柳宗元，柳宗元不能兼通韩愈。至于诗歌，枚乘、蔡邕、曹植、刘桢、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各自从自己的机杼中织出作品，彼此陶冶，譬如春秋日月，虽然道路不同却并行不悖。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家家都想总汇群书，人人都想集古今之大成；几行之内包容古今，只言片语之中笼罩《风》《雅》。今人看待古人，也仍然像只有两只耳朵一张嘴罢了；为什么上天降下的才华，古人反而偏驳，今人却反而纯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为什么人的学术，古代偏于简约，今天偏于繁富？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文章气运，古代只是余分闰气，今天却如日月山岳浑然圆满？上下千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兼并古人还没有完，又进一步排斥攻击古人来抬高自己；衡量评论古人还没有完，又进一步教训责难古人，要他们服从自己。评论史书，就把晔、寿说成皂隶；评论诗歌，就鞭挞李白、杜甫，把长吉当作群童，夸夸其谈而不知惭愧，像中风发狂一样奔走，滔滔不止。这就是我对巨源将来所担忧的事。我私下曾说，末流学术的弊病有两种：一是被俗学蒙蔽，二是误在自以为是。九经六艺，明白如丹青；律学、数学、小学，也都有谱牒。如今不去爬梳搜剔、追溯根源，于是经学混乱于蛙鸣紫色之说，史家夹杂糠秕，众人各自指斥，百家争相发言。苍耳蒺藜，随意抓取都可以使用；刺足的鹿床、乌喙，吃下便能腐烂肠胃，至今仍成为梗阻，实在使同道烦扰，所以说是被俗学蒙蔽。把浅近的见闻当作准则，把讹误当作本性。胸中先有旧见，眼前自然生出一番光景。于是放纵臆想，没有根据而以自己的心意为师，任意解释章句，姑且先替自己评定是非。旨趣茫然，却想揭出别人的瑕疵，这便是病入膏肓，魔气进入肺腑。牛羊的眼睛，只能看见一隅；蟪蛄的叫声，终究越不过九里。孟子说：“自以为是，却不能同他一起进入尧舜之道，实在可怜。”所以说是误在自以为是。这两种弊病，在流俗之人身上前后相接；而世上那些以斯文为己任的君子，大概也未必能够免除。如今如果真想挽回风气，甄别流品，独自支撑、另立一树，建立千秋不朽的事业，那么只有返回经术罢了。什么叫返回经术？就是反求诸己罢了。我对于经学，果真能像郑玄、孔颖达那样穷究义理、剖析经义、疏通证明吗？我对于史学，果真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发明体例、创立条例，文辞直截、事实核实吗？我写文章，果真能做到文从字顺，取法韩愈、柳宗元，不违背规矩，不流于剽窃吗？我作诗，果真能缘情绮靡，飞扬于《风》《雅》之上，不沿袭浮艳声调，不堕入鬼窟吗？虚心涵养它，克制自己来磨砺它，精心选择它，静心培养它；这样一来，所谓俗学的传染和自以为是的症结，就会像镜子洁净便显出形象，水波澄清便显出清水。于是便能包涵道德，贯通文章，天如晶玉、日光明亮，地能负载、海能包容。即使有人想用萤火去烧山，用蜉蝣去撼动大树，又能把这个时代和千古怎样呢？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制定内政、寄托军令，然后才能悬车东马，斩伐令支、孤竹；这就是古人治理内部的办法。去年我替周元亮作《赖古堂文选序》，颇为涉及巨源、千子的绪论，现抄录一通奉览。斯文并没有丧失，后来者难以欺罔。在我看来，巨源只须勉力而为罢了。巨源的新文，高明广大，气格苍老，从忧患中得到的东西不少。我本来很想剖析其中的利病，以满足来信的请求，但这不是衰老昏耄之人所能做到的。《江变纪略》中所谓冒充太子的人，是一个妄男子说自己是王驸马，其实也不是。旧辅不过是腐儒。应当略加赞语，借此表彰其中的愚忠；文中书法应当隐约处理，寄寓内外之义，用来征验信史。古人合葬，题名不书妇人；今天写“暨配某”，是佛门以后才有的、不合典制的说法。佛门文字，不贯通内典便不能随意下笔。南、北二宗，是宗门的事，与教下无关；性、相二宗，是教门的事，与宗下无涉。只有清凉所谓五教，用顿教来摄取宗门；这里另有说法。如今以性宗、相宗来判分南宗、北宗，是不对的。这些本来都与文章体制无关，但也不得不略加指出，作为返回经术的一点小帮助。战乱还未平息，关山河流遥远，身在天涯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相聚？我缠绵于文章之事，代替西窗下一个晚上的谈话，这正是所谓溺水之人还要发笑罢了。其余长篇意见都写在别纸上，希望鸿雁往来不断，盼望听到你的佳音。《与严开正书》我家世代传授《春秋》，我小时候学习胡安国的传注，刚粗通句读时，已经有许多拟议，却不敢明说。长大后深入考察源流始末，才知道它是经筵进讲、针砭国政伦理的书。明初曾与张洽的传注并行，后来独行胡氏之学，是因为它尊奉周王、排斥夷狄，抒发华夏之气，可以用来支撑世运，铺陈金、元以来驱除扫荡的局势，而不只是把它当作经义。应当这样看。我私下认为，左丘明亲自从仲尼那里受学，《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都是子夏的门人。按宗法说，《左氏》是宗子，《公》《穀》是别子的后代。汉代《公羊传》盛行，《左氏传》后来出现，在刘歆时立为学官，经杜预解释，到孔颖达才完备。到了唐代，学者凭空穿凿、喜好新奇，想舍弃传注来求经义，于是互相排斥、各立门户，三传都变得茫然没有依据，《春秋》的大义更加晦暗。元末有个叫黄泽、字楚望的人，独自知道应当尊宗《左氏》来通解经义，并把他的学说传给东山赵汸。东山作文属辞，各种著作几乎高出宋元诸儒之上；可惜他所谓的《集传》仍是未完成的书，取舍虽有而详略不备。明代富顺、熊过有《春秋明志录》，援引资料广博，但也采用彭山李氏杜撰而没有根据的说法，这也是喜好新说的过错。我私心不自量，认为应当以圣人之经为经，以《左氏传》为纬，采集服虔、杜预以后直到黄泽、赵汸的疏解，疏通统一，订成一部书，并彻底扫除施丐、卢同、高阁关于三传的臆说，这样或许能使《春秋》一书不至于成为郢书燕说，使千百年来的人受到疑惑和误导。日月流逝，旧日学业荒废，心神昏闷，记忆遗忘，已经二十年了。

译我在荒村卧病，头上蒙着絮帽，门下忽然把《春秋》大声掷给我。我带着病打开书卷，只觉头目昏沉，不一会儿眼中光芒迸发，心中的文思猛然生起，好像从前丢失的东西，转眼间又找到了，记忆清楚如旧；口头无法说明，只有欢喜踊跃罢了。这部书的大旨，在于依据传注来贯通经文，依据经文来订正传注；对于文定公的传义，发明体例，分析条理，解释义理，就像秦越人诊病，洞见人的脏腑和症结，如何攻治疗救，都清楚得如同指掌。即使有两个病魔，也不能逃到膏之上、肓之下。现在略举其中要义：一是说，《春秋》托始于鲁隐公被弑，终结于请求讨伐陈恒；二是说，鲁文公以前，政权在诸侯；鲁文公以后，政权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间，只听说大夫弑杀诸侯，没有听说诸侯弑杀天子，可见这部经是替大夫作的，不是替诸侯作的。又说，齐桓公称霸诸国以后，没有一个人敢弑君，这是齐桓公杀哀姜的威势所致。楚庄王称霸后的二十多年中，天下没有弑君的祸患，是楚庄王杀征舒的威势所致。大夫的罪恶没有比赵盾更大的，而圣人所取法的又没有比楚庄王更急切的；这是《春秋》的大纲要目，明亮如日月星辰，古今却从来没有标举出来。他说，鲁隐公、鲁桓公二十年间，鲁国对外之事都以郑庄公为纲，鲁隐公半生都被郑庄公摆布。这如同老吏审理案件，追问案情而查得主犯姓名，谁也无法解脱。又说，关于会盟、修城、筑台，并没有一概讥刺的条例。母亲所生的弟弟称“弟”，是史家的常用说法；齐国纪年、郑国称谓，起初也没有贬义。这好像良吏为人平反，洗净酷吏故意入罪、罗织文辞的做法，使深文周纳的案情也无从置喙。这部书虽然专门攻击胡氏，却正如古人所谓针砭膏肓、救治废疾；表面上【缺字】，其实根据《左氏传》贯通全经。胡氏把“弃灰”当作锁法，全部加以平议，而诸儒墨守的疑城也一举摧毁；这便是尼父的功臣，不只是康侯的诤友。若不是门下具备千古的眼光、开启千秋的见识，不能随手开辟而发表这样的议论；但若不是我老眼未花，似乎也不能作出这样的赏识。最可惜的是，这本书本来是贯通经义的著述，却说成是为科举业而作。先用科举文章的标题开头，接着另列经义，先声称后取笑，曲终而奏雅。高明的人一看见讲章的面目，不等读完一卷，已经欠身想睡了。比如隋侯之珠的光可以照亮车乘，昆山人却拿它来弹鸟；又像圭璋、谷璧裹在破棉絮中，天吴、紫凤颠倒穿着粗布短衣，物品失去合宜的位置，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先宫保把《春秋》授给我，为我抄录疑难训释，说这是晋江赵恒□先生所著。先生著这部书时，专心屏息，用绵絮塞住耳朵，然后执笔；书写成后，取下绵絮，两耳已经聋了。前辈专心勤苦到这种程度，虽值得敬重，也令人发笑。如今门下所撰述，纵横贯通千古，可以使卜商、子游废口，可以停下竹简去吃赵国之食，却偏偏沿袭流俗，夹杂讲章，只成为赵先生塞耳的东西，难道不可叹息吗？倘若门下不嫌弃我的瞎说，慨然改正删削，裁去芜杂，整理成一部书，那么我虽已老迈，还应当温习旧闻，尽心替它作序。如果不这样，终究以科举业为主、经义为客，那么我这些话，或许可以命侍史抄写，放在书末，使世上的君子有读过而不想读完的，或许会因此睁大眼睛、拭目而待，突然奋起。丙申年五月五日，某恭敬拜上。《与吴江潘力田书》春天承蒙你屈驾来访，深深慰藉了久别之情。我这个老人衰病在身，头脑昏沉，来不及挽留你住上两夜。那天叩问你的学术见解，分别后想起来，越发觉得后悔。我恭读《国史考异》，援引材料周详，辨析细密，不偏主一家，也不偏执一见。反复思考，知道史事必定能够成书，而且成书之后必定可信、可传。我在史局任一官职，半生从事编纂，头发白了而史册仍未完成，没想到老眼还能见到这样的盛事。天启乙丑年，我暂任右坊官，想抄录《昭示奸党诸录》，却突然下达削职夺官的命令。我踉跄走出都门，嘱托门下中书代为抄写邮寄。当时党禁戒备森严，标题中有“奸党”二字，抄写的人拿笔时都指手发抖；他们早晚出入阁门，只好把抄本夹在裤裆里，才侥幸免祸。又因为梁国公胡显的错误，取证于楚昭王的行实，嘱托游侍郎肩生从楚王府找到原本。楚藩秘密嘱咐不要让别人知道，可见访求掌故的困难就是这样。癸未年，《国初及群雄事略》已经删定成稿，瞿稼轩刻印《初学集》，选取其中略成篇章的文字，编成《太祖实录辨证》一卷，分作【缺字】卷；其实那是初稿尚未完成的书，缺漏错误很多。后来又在丧乱中保存经籍，南北羁囚，而编纂之事从未停止；增删刊正以后，便同初稿大不相同。又过了八年，遭遇劫火，终于化为灰烬，初稿和后稿的异同，也不再记得。如今《列朝诗集》记载刘基、刘三吾以及朝鲜陪臣诸事，都出自《辨证》初稿以后，因此这份稿子不值得作为依据，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得到足下的《考异》，从头厘清订正，使后人不至于把郢书燕说当作依据而受到误导，那么我所受的恩赐就多了。《辨证》与《考异》相抵触的地方，不妨逐一驳正。只有廖永忠一事，按我的愚见，终究应以《通鉴》的广博论证为是。因为这部书是宁王权奉太祖之命编辑的，编成后有表章，进呈御览，刻本收藏在内府，最为郑重；可是从头到尾，记载都很平常。历朝故事中，唯独在至正二十六年特意记载廖永忠把韩林儿沉于爪步，难道不是圣祖特别标出这一段，以垂示千万世吗？庚申年，外史因为北方人记述南方之事，多有未经核实的地方，所谓风浪覆舟，不过是沉杀韩林儿的托词，所谓“君其问之水滨”罢了。庚午诏书说党附杨宪，纪纲的狱词则说：“僭用龙凤，服伏诛。”这些也都是后来替他编造的说辞，并非事实。至于其中缘故，又不是臣子所应当全部说尽的，只能意会。

译国初的事情，只有元、宋交替之际最值得留心。我在《群雄录》中立有《元宋之际月表》，序文见于《初学集》。高明不嫌弃我的浅见，请在年表中仿照编制。这也是东汉张衡不抹去更始帝的遗意，并不是鄙人创立的例子。老人健忘，比师丹还严重；又因为翻阅佛教内典，课诵十分严紧，世间文字一概不再料理。足下不忘记我这匹老马，虚心下来询问，我姑且把其中一二告诉你。墙角的残书，或许还可以资助长编，应当全部搜寻出来，以备采择。西洋朝贡典录，请仍然简还给我，我偶尔想考察一下西洋的故事。请代我向赤溟同志说明，我不再裁定书信，希望他知道我的意思。《复方密之馆丈》大法将要衰微，法幢也倒下了；如果有人能在这样的时代应缘而出，像獐子独自跳跃，像麒麟现出一角，眼光照破四天下，大声作狮子吼，使这个时代的野干销声、狐猩绝迹，才不辜负转轮圣王留下的遗嘱。茫茫世界共同处在黑暗的墨穴中，如果不趁此时安置日月、布列星辰，使我们这些愚钝众生在昏天黑地中度过漫漫长夜，岂不可悲？残年暮齿日益逼近，西方衰微的教义又简略疏漏，修持日渐颓堕；每当想到憨大师摩顶授记，便再次惊心入骨，半夜流泪，发誓要以文字结下修习的因缘，回向佛法，销归教海。希望凭借一知半解，稍有发明，使本师的智灯、心镜默默传下一线，这就是船子和尚翻身入水的时刻。钝根肉眼钻研文字，正如诵帚比丘，诵帚便忘了扫，诵扫又忘了帚；又像佛忏所说，正法灭后，比丘把这部大经前后抄乱：抄前面接后面，抄后面接前面，前后接中间，中间接前后；又如《佛顶经》，一部经抄成五番，断简残篇，茫然没有头绪，却也一点不知悔改。我知道自己多生以来习气深重，一向粗疏浮泛，正想借此钝愚来刮磨折服自己。从今以后，生生世世都长久愚钝，毫无知解，宁可到三家村中拖绳拽草，做一个牧牛汉；宁可在断脚的铁锅旁挑柴送饭，做一个哑羊僧，也决不肯扬眉瞪眼，斤斤计较，把【缺字】头禅说成过头话，与世间的骷髅、盛粪之流一起成为佛法门中的狮子虫。中年归依佛门，晚年自我策励，老老大大地摸索出这几句没有志气的话；只是头脑已经正不堪用了，若有人登上狮子座，不过像一棒把山赶走罢了。少年时读《易》，还算不上读；如今则连读的工夫也没有了。每次读清凉、永明的书，看到他们判定《易》有太极、一阴一阳，认为这属于外道，便不敢相信；但为什么不可信，我却不知道。又读张无尽、洪觉范以后，知道禅宗会通的两家学说，实在不敢不信；但为什么不得不信，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关键处仍然茫然，完全没有把柄，岂敢像矮人看戏一样，随着别人说长道短呢？阳符三极，是一家秘传，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心《易》；学《易》的人从这里求取，已经足够了。至于古今学《易》的人，其精微旨意没有超过王辅嗣、韩康伯一流的。宋人一概抹杀他们，那是过错。编纂汇集之人，远的有李鼎祚，近的有俞琰、熊迥。近代谈《易》的人，除了李卓吾、管东翁以外，似乎都不免成为时人的讲章、兔园册子。如果想一个个取来研究，恐怕尼父的韦编也有不胜断绝的时候，金属的槌子也有不胜折断的时候。素伯不以向我请教为耻，请赶快举出这些问题告诉我；想来你在过庭时听到，也会笑这个老狂人越老越狂。山川阻隔，无法握手相见，只能随笔写下这些话，姑且当作一夜面谈。战乱后我成了废人，恩情交谊久已断绝；想到墓草宿陈，徒然泪下。《复徐巨源书》近来我不顾自己狂妄鄙陋，拿文字抵触争辩，叫嚣冲撞，完全没有条理；巨源不但没有把我摔在地上，反而敞开胸襟采纳，又郑重地奖许我，开导指引，胸怀竟如此宽广，我感叹不尽。巨源说：“处在虞山这个时代，还没有以斯文自任的人。”巨源是深知虞山的人。然而巨源了解虞山，终究不如虞山自知。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上下考察古今，内心受到的磨砺，也不止于三次折断手臂那样多。晚年遍览中原，徘徊四顾，远远地自我引退；但想把这件事推给巨源，当然也有我的说法。我私下观察古人的文章，辞采华美而内容充实，鲜明地达到不朽；无论源头还是流派，都有根底。韩愈、柳宗元所读的书，常常在文章中一一陈述。宋濂替曾侍郎作墓志，叙述古人读书求学的次第，这是唐宋以来高明前辈的规矩。宋人传述朱熹、真德秀分年读书的方法，大概从八岁进入小学，到二十四五岁，经学、史学首尾贯通；若有错过时机、次序不当的地方，再延长二三年，那么三十岁以前就完成了。此后，学问积蓄完备，遇到源头便能尽情应付，日益丰富更新，只需拿来施行罢了。眉山苏氏兄弟出蜀应试时，大概已经在学业完成以后；方孝孺早年背着书箱到潜溪求学，前后六年，学业才大成，也都是这个方法。距离古人越远，学习的方法越荒废。从少年到壮年，本是最聪明敏锐、朝气充沛的岁月，却消耗在科举制艺和帖括之中；年岁流逝，彼此交臂而过，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反想凭余下的光阴和残存的日子，一下子取得古人分年课程的功力，即使上等的哲人也有所不能，何况我这样的人呢？我壮年时漂泊，泛泛学习俗学，渐渐到了四十岁，借耳朵听、靠眼睛看，才稍微知道古学的由来，于是慨然有改弦更张的志向；这样不能赶上古人，也已经明白了。学业赶不上古人却自己不知道，这是愚蠢；明知赶不上古人却不肯自己承认，这是妄诞。古语说：“文章好坏，我自己能够知道。”又说：“后生可畏，后来者难以欺骗。”既然已经知道自己赶不上古人，却又承认这一点；有时却舍弃自己的判断，借用别人对我的判断来蒙蔽自己，甚至夺去自己承认不足的判断，迎合别人对我的看法来蒙蔽世人，愚蠢和妄诞一起发生，是非黑白颠倒；回头想来，又茫然若失。

译我在丧乱中苟活下来，讨论旧学，搜集明代文史，按州编次、按部门归类，逐渐动笔，却在一夜之间毁于劫火，仿佛上天又假借这件事来告诉我，斯文不过如此。残灰余烬显现出过去的因缘；水涸山枯，我把心回向佛法。回头看世间的语言文字，如空中的花，如咀嚼蜡，如虫蛀木，如印泥上的印迹；对于那些沉溺于空寂、谨守旁行四句之典的人来说，马、班二史和唐宋八大家，都像梦中之物、梦呓之语。如今还想在这种时候校点文章诗韵，主持文坛，把缘影雕刻成文章的边界，把虚空作为坛场，岂不荒诞？岂不荒唐？我对此自知很清楚。抚心问影，动辄自我揣量，不敢以斯文自任，正是这个缘故。唉！巨源说了解我，不能说不深了；但凭巨源对我的了解，却不再仔细审察我自己所知道的情形，譬如水母把虾当作眼睛，忽然失去了虾所在，惊诧地说：“我的眼睛在哪里，它要到哪里去？”这难道不可一笑吗？如今在劫波、墨穴之中，没有谁能够轻易自称高明。又倚仗巨源，把过去的名手和有力者像车子一样载来，强行号令天下。趁着空隙和漏洞，以余分占据闰位；江淮的朱弓赤矢，南越的黄屋左纛，唐公已经被推举出来，谁还能禁止呢？我本来就知道这样不行，臣下尚且知道，何况君主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譬喻。巨源反复谆谆教诲，希望我弘扬长久的风流，鼓吹大雅，又引荐同道，如濮阳、长汀的一二位俊杰来相助，那么我私下也就有了自处的办法。若把我当作北斗的斗柄、帝车，认为我光芒寒冽、颜色端正，杰然出世吗？那我一定会趋奉风声、望着尘影，拖着脚跟退避。或者认为我只是熟闻朴学、承受师说，粗略知道古学的源流、文章的体制，以及近代俗学如何违背规矩；若让我背后随行、清除道路，称足前驱，那么我当然不能推辞。养由基射穿杨柳叶，在百步之外射它，发箭没有不中的；楚国人看了说：“可以教人射箭。”西方有讥讽别人说法的人说：“卖针的小孩偏要到针师门前卖针吗？”以我的固陋，如果不被世上君子嫌弃，得到称誉，就算是楚人所说的可教射箭；受到嘲笑，就算是西方人所说的卖针，也不过各自尽力罢了。这里的道理在于老马能够识路。放马自行识路，是老马的智慧；悬车束马、伐令支、斩孤竹，则是齐桓公和管仲所做的事，不是老马的能力。我如今把自己比作老马，拉着车辕长鸣，等待悬车束马的差使，难道不可以吗？巨源引用子美的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认为爱古人容易，不轻薄今人困难；他知道我的话是在牵绳披根、厚重地自我批评，依照这一原则实行，应该从亲近之处开始；这便是尤其轻薄今日之人的说法。巨源莫非要替我张目吗？在西方教法衰微的岁月里，我把心交付给佛门。删落浮华，销归真实；汗青留名、白发衰老，都已经交给前生。至于甲乙丹铅的校订，还要烦劳后来的贤哲。如果还要张扬涂抹，长期借用而不归还，不只是贪图聪明而多类比，仍然会结下余因。我只担心外在的议论成为虚词，最后得到空果，所以说出这些真话，借以忏悔内心；这属于表外之言，也是通达之人所能明白的。老人不懂事，说话不由衷，并非敢于矫饰志意、故意谦恭。书信文字和山岳日月仍然如故，丹青也还没有完成；遇到应当承担的事，巨源要尽力而为，不必谦让。若说先河后海、后来的光辉超过前人的光辉，如欧阳修对于苏轼，所谓把斯文托付给他，我当然不敢因此轻视巨源，但这也不是巨源用来自我期许的道路。山川阻隔，无法同席而坐；振兴废学、启发蒙昧，谨等待你下一步的命令。《答王于一秀才论文》谦益告白足下：你学习古道，慨然想要兴复古文，因为以礼先来拜访我，把我看作认识道路的老马，再三叩问，希望我指出利弊，以求达到古人立言的境界。我老而且疲倦，归心佛门，喉咙发痒，牙齿格格作响，禁不住口中葭灰将要吹散、冰鱼将要融化的冲动。看到徐巨源《与陈伯玑书》，评论我晚年的文章专门喜欢骂人，并传话劝戒，使我连日来惊讶吐舌、心急如杵捣心。现在如果默默学习呢，就辜负足下离席请教的诚意；如果想进言呢，又违背徐巨源这番劝戒，显得扭捏迟疑，也不知是否可以。昨天巨源回信，大力推许我主持文坛、鼓吹《大雅》，不应逃避空谈空理，坐视蒙昧盲目之人。如今又这样对伯玑说，岂不是厌恶鹦鹉能说话，却反而割断它的舌头；厌恶猩猩善笑，却反而灌醉它的酒吗？我又怎么能够退避？只是深思平生性情刚直，妨害自身，喜欢叫嚷，向来只凭文字骂人，自认为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乙未年冬天，我替周元亮作《赖古堂文选序》，列举俗学流派，揭出病根，批驳了许多地方。巨源所指责的，大概就在这里。俗学不过是谬种和赝品。文章仿造秦汉，诗歌仿造汉魏盛唐，史学仿造左丘明、司马迁，典故仿造郑玄、司马贞，议论仿造温陵，编纂仿造毗陵，以至于禅宗仿造五叶，西学仿造四韦陀，长篇笺注仿造三仓；邪伪相互蒙蔽，接踵而来。一旦张眼振臂，区分稂莠，占据一乡之地，却要成为四面受敌的国家；布置方寸之地的箭靶，却招来千人射击，实在既可气又可恨，叫喊着自己寡助，万物没有同党，伤害却纷纷到来，岂不危险万分吗？巨源是爱护我的人，忧虑我陷入危难；只是忌惮我的狂放易怒，便委婉措辞，姑且用隐微的话来劝我，难道是要借圣人之言来规劝我吗？

译前些日子《答巨源书》中极力说我年老，余下的光阴不应参与斯文之事，言辞确凿，都在旧信里。不久二三位士友从中挑引，只讨论诗家的弊病，把罪责归给严仪、刘义庆、孟昶；又对本朝的高柄抬头扬角，于是再次造成喧闹。譬如谷阳竖饮酒、左阿起舞，劳歌梦呓，渐渐浸染发作；这正是佛所说的习气种子。今后，对于绮语恶舌，我将奉持木义，戒律从文字开始；文字有源流，文章有体要，我所知道的不过是皮毛。年老而多忘，这些事宛如旧梦；足下学问积累丰富，笔力强劲，又有良友平正衡量、切磋讲论，何必还等待我的话？如果再倾囊倒出狂妄的言论，对别人没有一捧土那么大的益处，对自己却有堵塞河流的损害。足下幸而因我老迈而放弃我，不要再考验我的声音、拿破鼓求雨、用土龙求雨了。虽然如此，我还有几句余论，敢于告诉足下：巨源的先人与你的先人，都是我的师友；邹忠介、刘文端也在师友之间；李忠文，是我的长兄。墓木已经合抱，汗青遥远，责任在于后来死去的人，所以我已经在心中答应了这件事。这几位君子，名声在北斗，命运却落在磨蝎之中。那些举手抗拒、排挤他人的人，是进入城邑的老虎、守在门口的恶犬；那些追逐声势、依附权贵的人，是背负污泥的猪、黎丘的鬼。邪正相互对立，是非错乱，我还没有立即填入沟壑，偶然有空便奋笔疾书，哪里能借谁的手呢？如果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把泾水和渭水混成一流，把忠直和奸谀一同归入墨穴，那么就可以说我不骂人了；但腐朽的骨头又凭什么存在呢？骂人便产生仇怨，不骂便欺负死者。良知没有死去，仍有鬼神居中主持；祈求免除责任，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过去关门之战时，旧经略曾议论放弃关门以外八百里的土地，高阳出来担任督师，收复了百里土地。后来有人磨破嘴唇、擦破舌头，极力诬陷高阳。我替他写行状，根据事实直书，旧经略愤怒地把它掷回，但最终也无法以事实为难我。老虎尾巴不能摸，鸡肋又有多少滋味？如今看来，不是狂妄，就是诽谤。年事已高，只想把心寄托在佛法中，安息度日，哪里还有闲暇舞文弄墨、争论长短，替别人擦鼻涕？如果史册还没有穷尽，褒贬自有人主持，我便收束书籍、搁下笔墨，谨慎遵守巨源的良好规劝；这样在冥冥与明白之间，也算对得起几位君子了。你惠爱而且喜欢我，确实与我同心；疏通证明的工作，正在足下。韩愈说过：“后生可畏。”我知道这句话不在足下身上，便希望足下努力。《与吉水李文孙书》忠文公神道碑的文章，去年已经约定日期下笔。偶然游历陪京，看到一两种野史杂记，记载甲申年议论南迁的事情，却没有考核忠文建议固守、分封的始末，反而把他和仓皇避敌、抛弃宗庙社稷的人列为同类。它们所援引的资料，不过是一时的私家撰录。关于起居、召对的文字，暗中推托、明面附和，巧妙借助山斗般的巨公来张扬眼目；那些浅薄的儒生，不能通晓国家大计和大臣元老谋划建置、复兴的根本计划，只是以别人的眼睛作自己的眼睛，以听来的话当作亲闻，把萧、兰看作同心，把香草臭草混在一个器皿里。讹误流传下去，将使百世以后丹青失去依据、泾渭无法分辨，实在可叹，也实在可忧。反复阅读行状，文章直截、事实核实，大大发明其中安定哀悼的微言，洗尽史书春秋笔法的曲笔。幸而忠文有后人，我可以借此完成告成之事了。然而下笔的日期之所以拖延到改年，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写作绝非草率之事。既要用它证明信史、刊定国论，考订便不能不详尽，叙述也不能不谨慎。行状所载监抚两道奏疏已经齐备，只是还不详知第一疏在哪月哪日，第二疏在哪一日；词臣关于南迁的奏疏，相隔又有几天。这是大事，必须采用史家以日系月、以事系日的体例，把时日分明、奏封区隔开来；这样，同堂共事、异口同声的心迹，便不用辨说也能明白。龙胡已经逝去，螭头也不存在了；当面膝前的谈话、凭几而说的话，经过个人增删、家族粉饰，如今应当根据那些记注，确实写成笺疏，不要在暗中摸索，移头换面。即使是弘光诏书中的罪状和光时亨的话，也从来没有把南迁一议概括指向两家，可以反复查考。光时亨胁迫皇上的奏疏，有的说传旨斥责南迁，有的说同时攻击监抚；当日的简牍都在，不能任意歪曲，这也是与时事相关的内容，应当一并分条剖析。唉！一代的表率、千秋的知己，忠文已经逝去；难道有这样的人七尺之身尚未亡、三寸之舌还在，却因为有所顾忌，气焰回旋，害怕黎丘之鬼，把语笑迎合之类的念头聚集起来，借用形影，逐渐导致孔子、墨子并驾齐驱，老子、非子合传？千秋青史如果被我搅乱，怎么能逃脱韩愈所说的人祸、天刑之责呢？古人作史，期望直书事实；文章必须先以年为经、以月为纬。巧伪越多，众口越多而我的声音越少，或许会有遗漏，反而留下口实。因此面对文字时常怀恐惧，提笔而不敢轻率放下。希望你替我再次考察掌故，重新核查缺漏，在十天到一个月之间详细写来告知；请把发出信函的日子作为交付书简的日期，使我能够勉励衰老迟暮的身体，振作笔墨，抒发肺腑中郁结的情感，清除史籍中的灾害和污垢；这样或许托付金石而不愧对后来死去的人，也可以对史册有所交代。又如皖城之战，单骑进入左营，保全东南半壁江山，这件事尤其奇伟；当时的奏报、书信、处分条画的详细情形，还希望更加详尽地访求，以供撰述。古人如司马迁、韩愈、欧阳修论述这类事情，必须曲折详尽地描写，使百世以后，人的眉目、咳嗽谈吐都历历如见，不能草率下笔。希望足下重新谋划此事。我今年余下的灾祸还没有完，长孙夭折，一切世事都像冰消灰冷，唯独这件事还不能忘情。这篇文章，是我余生尚未了结的一桩公案。孟昶的邮筒，往来多有便利，希望不要吝惜你的佳音。某再拜。●《有学集》卷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