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第四十五

译《答客难》东方曼倩。《汉书》说：东方朔上书陈述使农业和战争足以强国的策略，推演其意旨而放言无忌，始终没有被采用，于是撰写文章，假设有客人来诘难自己，以官位低微来安慰和开导自己。客人诘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旦面对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就能身居卿相的职位。张揖说：“都”是居处的意思。他们的恩泽流传到后世。如今您学习先贤的学术，仰慕圣人的道义，讽诵《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多得无法记数；把它们写在竹帛上，直到嘴唇腐烂、牙齿脱落，仍铭记在心而不能放下。《礼记》说：颜回做人，得到一点善行，就牢牢记在心中而不失掉。您勤学好道的成效，已经非常明显，自己认为才智在海内无双，那么可以说是博闻强辩、智慧过人了。然而竭尽力量、奉献忠诚来侍奉圣明的皇帝，长年累月，积累数十年，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戟郎。《史记》中韩信说：我侍奉项王，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戟。难道您还有被遗弃的品行吗？“遗行”上文已经解释过。同胞兄弟一类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处，这是什么缘故呢？”苏林说：这个“胞”字音义同胞胎的“胞”，说的是亲兄弟。东方先生长长地叹息，抬头回答说：“所以这不是您所能完全了解的。那是一个时候，这是另一个时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孟子》中孟子对充虞说：那是一个时候，这是另一个时候。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大为衰败，诸侯不来朝见，各自凭武力争夺权力，互相用军队擒杀。《慎子》说：从前周室衰微时，厉王扰乱天下，诸侯以武力相争，人们想独自行动来兼并他国。合并为十二个国家，还没有分出雌雄。张晏说：周朝原有一千八百个国家，到这时尚存十二国，指鲁、卫、齐、宋、楚、郑、燕、赵、韩、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图》说：天运每三百年变化一次，强弱胜负交替兴起。得到士人就强盛，失去士人就灭亡，所以他们的游说能够施行。他们身处尊贵地位，珍宝充满内府，外有粮仓，蔡邕《月令章句》说：储藏谷物叫仓，储藏米叫廪。恩泽流传后世，子孙长久享有。如今却不是这样。圣明皇帝的德泽流布天下，诸侯震惧服从，连四海之外也连接起来成为衣带，天下安定得如同倒扣的盂。《韩诗外传》说：君子居处安定，如同倒扣的盂。“盂”与“杅”相同，音为“于”。天下平等均一，合成一家；一举一动，都如同运转手掌那样容易。贤能与不肖之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列子》说：杨朱见梁惠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礼记》中孔子说：道理不能发扬光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做得过头，不肖的人又达不到。遵循上天的法则，顺应大地的规律，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因此，安抚他们，他们就安定；驱使他们，他们就困苦；尊重他们，他们就成为将领；轻视他们，他们就成为俘虏；扶持他们，他们就处在青云之上；压抑他们，他们就落入深渊之下；任用他们，他们就成为猛虎；不用他们，他们就成为老鼠。即使想竭尽节操、表达真情，又怎么知道前途和后果呢？天地这样广大，士人百姓这样众多，竭尽精力、奔驰游说，同时前来如车辐聚集般进用的人，多得数不清。《文子》说：群臣像车辐一样聚集。大家都竭尽力量仰慕求进，却困顿于衣食，有的甚至失去门户。这里是说上书触犯皇帝旨意，有的因此被诛杀。假使苏秦、张仪同我一起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连掌故这样的职位都得不到，哪里敢奢望做侍郎呢！应劭《汉书注》说：掌故是俸禄百石的官吏，主管旧事。《传》说：“天下没有祸患，即使有圣人也无从施展才能；上下和睦，即使有贤人也无从建立功业。”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韩非子说：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丧失了国家，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即使如此，怎么可以不致力于修养自身呢？《诗经》说：‘宫中敲响钟声，声音传到外面。’‘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这是《毛诗·小雅》的文字。毛苌说：内心有所存蓄，一定会显现在外表上。又说：皋，是水泽。假如能够修养自身，又何必担心不能获得荣誉呢？太公践行仁义，到了七十二岁，才被文王、武王任用；他的主张得到信任，被封在齐国，七百年而没有断绝。《说苑》中邹子游说梁王说：太公七十岁时辅佐周王，九十岁时被封在齐国。这就是士人日夜勤勉不懈、修习学问、努力践行而不敢懈怠的原因。《孟子》说：鸡鸣时就起身，勤勉不懈地行善，是舜一类的人。譬如鹡鸰，边飞边鸣。《毛诗》说：看那鹡鸰，边飞边鸣。毛苌说：“题”是看的意思。

译《传》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季；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阻，就停止其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喧闹纷扰，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天有恒常的法度，地有恒常的形态，君子有恒常的操守；君子阐明这种恒常之道，小人只计较功利。”《诗经》说：“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这些都是孙卿子的文章。“水太清澈就没有鱼，人太苛察就没有同伴；帽子前面垂下冕旒，是为了遮蔽视线；黄色丝绵制成的丸状物充塞耳旁，是为了不听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都是《大戴礼记》中孔子的话。薛综在《东京赋注》中说：“黈纩，是用黄色丝绵做成丸状，悬在冠帽两侧，正对耳朵，不想听不紧要的话。”眼睛有意不看某些事，耳朵有意不听某些话，举用大德之人，宽赦小过失，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备，这就是其中的道理。《论语》说：仲弓做季氏的家宰，询问政事。孔子说：“先任用主管官吏，宽赦小过失，选拔贤能的人才。”《尚书》说：“对待别人不要要求事事完备，检点自身要像唯恐赶不上那样。”使弯曲的变直，却让他自己获得正直；宽厚温和地对待他，使他自己寻求合宜之处；衡量、推度其法则来启发他，使他自己探索而得到答案。这些都是《大戴礼记》中孔子的话，《孔子家语》也相同。王肃说：即使应当纠正弯曲，也要从容地使他自己领会；宽厚温和地对待他，使他自己寻求合宜之处；衡量、推度其中的法则来启发他，使他自己探索而有所收获。赵岐在《孟子注》中说：使他自己获得本有的善性。这大概就是圣人的教化方式，目的在于使他自己有所领悟；自己领悟了，就会聪敏而且见识广博。“如今世上的处士，时运即使不被任用，也孤独无伴，空旷地独自居处；向上观察许由，向下考察接舆，谋略同于范蠡，忠诚合于伍子胥。《史记》说：勾践困守会稽时，范蠡让他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送给吴王。后来想要讨伐吴国，勾践又询问范蠡，范蠡说：‘可以了。’于是终于灭掉了吴国。天下太平，和义理相互扶助，朋友少、门徒少，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您又为什么怀疑我呢？至于燕国任用乐毅，秦国任用李斯，郦食其使齐国降服，《史记》说：乐毅离开赵国前往魏国，听说燕昭王喜爱贤才，乐毅便以魏昭王使者的身份出使燕国。燕国当时以礼相待，于是乐毅献身为臣。又说：秦国终于采用李斯的谋略，终于兼并天下，任命李斯为丞相。《汉书》说，郦食其对高祖说：‘我劝说齐王，使他归附汉朝并自称东方藩属。’高祖说：‘好。’郦食其于是去劝说齐王。齐王田广认为有道理，便停止了历下守战的准备。他的说辞推行起来像流水一样顺畅，齐王曲意顺从如圆环转动，所希望的都能得到，功劳像山丘一样高大；海内安定，国家安宁，这是因为遇到了适合自己的时势，您又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俗话说：‘用竹管窥看天空，用瓠瓢测量大海，用细竹竿撞击钟’，哪里能够通晓事物的条理，考察文章的义理，发出它的声音呢！” 服虔说：“筦”的读音是“管”。张晏说：蠡，是瓠瓜做的瓢。文颖说：“筳”的读音是“庭”。《庄子》说：魏牟对公孙龙说：“你竟拘拘地以细察来求取它，以辩说来索求它，这正是用竹管窥看天空，用锥子指点大地，不是太狭小了吗？”《说苑》说：赵襄子对子路说：“我曾经问孔子：‘先生侍奉过七十位君主，难道没有明君吗？’孔子没有回答。为什么还说他贤呢？”子路说：“铸造一口响彻天下的大钟，用细竹竿去撞它，难道能发出它的声音吗？”照这样看来，这就好比鼱鼩去袭击狗，孤独的小猪去咬虎，到了跟前就会被击溃罢了，有什么功劳可言？如淳说：“鼱”的读音是“精”。服虔说：“鼩”的读音是“劬”。李巡《尔雅注》说：鼱鼩，另一个名称是奚鼠。应劭《风俗通》说：按《方言》，豚就是小猪。如今人们互相辱骂时说“孤豚之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文》说：“靡”是腐烂，读“亡皮”切。“靡”和“糜”是古今通用字。如今以下愚之人而非处士，即使想不使他困窘，也本来就做不到。这恰好足以说明他不知道权变，最终反而迷惑于大道。” 《文选考异》注文“推意放荡”：何焯校改“推”为“指”，陈景云也这样认为，这是对的。各本都错了。《汉书》可以作为证据。“尚有遗行邪”：袁本、茶陵本说“邪”字，善本作“也”。考察可知，如今《汉书》也作“邪”，尤延之据此校改。考察古书，“也”和“邪”二字通用。袁本、茶陵本所见自然没有错，尤延之改作“也”是不恰当的。“相擒以兵”：何焯校改“擒”为“禽”。考察可知，所改是对的。《汉书》作“禽”。按照袁本、茶陵本其他篇目的校语惯例，大致善本作“禽”、五臣本作“擒”，这里是用五臣本扰乱了善本。“外有仓廪”：考察可知，“仓廪”应当作“廪仓”。袁本、茶陵本说善本作“仓廪”，与此本一样，都是传抄倒置。《汉书》作“廪仓”，“仓”字押韵。“天下平均”：茶陵本作“平均”，并有校语说善本作“均平”。袁本作“均平”，没有校语。考察可知，《汉书》没有这一句，注文也没有明确文字，无法确定善本究竟作什么。“传曰天下无害”：袁本、茶陵本在“害”字下有“菑”字。袁本有校语说善本没有，茶陵本没有校语。考察可知，各本所见都有错误。“菑”字押韵，与下文“才”字相协，大概善本应作“天下无菑”。又考察可知，陈景云说“传曰”以下七句，《汉书》没有。凡是其他书中有的文字，与本篇或许相同、或许不同，只能借来作证，不能竟然依据它来校改本篇，这就是应遵守的原则。注文“燕时以礼待之遂委质为臣下”：陈景云说：“时”字是“王”字的错误，“礼”字上脱漏了“客”字，“下”字多余，这些说法是对的。这是所引《乐毅传》的文字。注文“竞幷天下”：考察可知，“竞”应当作“竟”。各本都讹误了。注文“服虔曰筦音管”：这六个字袁本、茶陵本没有。考察可知，二本因为这是善本的音注而误删了。下面“文颖曰筳音庭”，以及“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也都是如此。凡善本音注被二本误删、而此本仍保存的，不再一一列出。注文“说文曰靡”：考察可知，“靡”应当作“糜”。各本都错了。

译《解嘲》及序 杨子云 哀帝时，丁傅、董贤掌握权势。《汉书》说：定陶丁姬是哀帝的母亲，她的哥哥丁明任大司马。又说：孝哀傅皇后在哀帝即位后，封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往往从平民起家做到二千石官。汉书音义引《庄子》说：“附离不以胶漆。”当时扬雄正在草创《太玄》，有所守持，淡泊自守。有人嘲笑扬雄，说《太玄》崇尚白色；服虔说：“玄本应当是黑色，却崇尚白色，恐怕没有什么用处。”扬雄加以解释，题名为《解嘲》。文章说：客人嘲笑杨子说：“我听说上古的士人，维系人伦纲纪，不生则已；《尚书》说：‘先王开始修治人伦纲纪。’孔安国说：修治就是建立人的纲常。 《孔丛子》中子鱼说：‘大丈夫不出生则已，出生就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出生后一定要上能尊崇君主，下能荣耀父母，分取别人的圭玉，担受别人的爵位，怀揣别人的符信，分得别人的俸禄。《说文》说：“儋”是肩负。应劭说：文帝开始给诸侯王发放竹制使者符信。身上系着青色、拖着紫色的绶带，把车毂涂成朱红色。《东观汉记》说：印绶按汉朝制度，公侯用紫绶，九卿用青绶。《汉书》说：二千石官员乘朱色双轓车。如今您幸运地遇上光明昌盛的时代，身处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和群贤一同行走，出入金马门、登上玉堂已经指日可待了。应劭说：金门就是金马门，等待诏命之处。晋灼说：《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可是您竟不能提出一个奇特的见解，献出一条策略；上不能取悦君主，下不能与公卿谈论。眼睛像闪耀的星星，舌头像闪电一样明亮，纵横议论，辩者没有谁能抵挡；却只是沉默地写作《太玄》五千篇，枝叶纷披，独自阐说数十余万字——这是以树来比喻文章。《说文》说：“扶疎”是向四面分布。” 深的可以深入黄泉，高的可以伸出苍天，大的可以包容元气，细的可以进入无间。《春秋命历序》说：元气纯正，天地八卦就会繁衍。无间，是说达到极其细微之处。《淮南子》说：出入没有间隙。然而您的官位不过侍郎，升迁才做到给事黄门。苏林说：升迁后才做到给事黄门，并没有长期任职。难道《太玄》果真因为崇尚白色而不得志吗？为什么做官如此寥落而不合时宜呢？”“拓落”，就是寥落、不与人相合的意思。杨子笑着回答说：“客人只是想把我的车毂涂成朱红色，却不知道一旦跌倒，就会使我的宗族都被诛灭。 《广雅》说：“跌”是差错。 “赤”是说诛灭。从前周朝的纲纪解体，群鹿争相逃逸；天下分裂成十二国，后来合为六国和七国。十二国一事，上文已经说过。张晏说：六国是齐、燕、楚、韩、赵、魏，连同秦国就是七国。天下四分五裂，合并成战国。晋灼说：这里只是说明分离的意思。邹阳传说：济北是四分五裂的国家。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得到士人就富强，失去士人就贫弱。《春秋保干图》说：得到士人就安定，失去士人就危险。士人振翅奋飞，任意施展自己的志向，所以有的士人自我显扬，带着橐囊出仕；有的凿穿墙壁逃遁。服虔说：范雎进入秦国时藏在橐中。《史记》说：王稽辞别魏国离去，暗中把范雎载入秦国。到了湖地，看见车骑，问道：‘为谁？’王稽说：‘是穰侯。’范雎说：‘这恐怕会使我受辱，我宁可藏在车中。’过了一会儿，穰侯经过。《淮南子》说：颜阖，鲁君想任用他为相，他不肯，鲁君先派人带着币帛去见他，他便凿穿墙壁逃走。 “坏”读“普来”切。因此，邹衍凭借奇异高远的言论取得世俗的资助；应劭说：邹衍是齐国人，他所著书多谈大事，所以齐人称他为“谈天邹衍”，在齐国做官做到卿。苏林说：“颉”的读音同“提挈”的“挈”。“颉颃”是奇异怪诞的言辞。邹衍著书虽然奇异怪诞，尚且能够取得世俗的资助，并以此成为自己的老师。这里是说凭借资助来避开下文。 “颃”读“苦浪”切。孟轲虽然言语艰涩不顺，仍然做了大国君主的老师。苏林说：“连蹇”是说言语不流利。赵岐《孟子章指》说：滕文公尊敬孟子，如同弟子向老师请教。“如今大汉，东边以东海为左界，应劭说：是会稽、东海。西边以渠搜为右界，服虔说：是相连的西戎国家。应劭说：《禹贡》中，析支、渠搜属于雍州，在金城、河关以西。南边以番禺为前界，应劭说：是南海郡。张晏说：是南越王的都城。苏林说：“番”读“潘”。北边以椒涂为后界。应劭说：在渔阳的北界。东南有一名尉，如淳说：《地理志》说在会稽。西北有一名候。如淳说：《地理志》说龙勒、玉门、阳关都有候官。用绳索来纠缚，用铁刑具来制裁。服虔说：“制”是捆缚。应劭说：用绳子束缚，绳徽就是弩上的徽。 《说文》说：“纠”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又说：“墨”是绳索。《公羊传》说：不忍心加以斧钺刑具。何休注说：这是腰斩之刑，“鈇”读“质”。用礼乐使人散逸，用《诗经》《尚书》教化，用岁月使人宽缓，用倚庐使人收束身心。应劭说：汉律认为，亲自服三年丧的人不得参与选举；结居倚庐，是为了收束他的心志。《左氏传》说：齐国晏桓子去世，晏婴穿粗麻丧服，居住在倚庐。天下的士人如雷声震动、如云气聚合，像鱼鳞一样杂沓而来，全都聚集在八方之地。《史记》中蒯通说：天下的士人如云聚雾集，如鱼鳞般杂沓。” “杂沓”的“沓”读“徒合”切。家家都自以为是稷、契，人人都自以为是皋陶。《尚书》中帝说：“好，来吧，禹！你平治水土，正应当努力啊！”禹把功劳让给稷、契和皋陶。戴着縰，垂着缨带，而谈论政事的人都自比于阿衡。郑玄《仪礼注》说：纚和縰相同；縰读“所氏”切。《诗经》说：“实在只有阿衡，辅佐商王。”毛苌说：阿衡就是伊尹。五尺高的童子，也以同晏婴、管夷吾相提并论为羞耻。孙卿子说：仲尼门下，五尺高的小孩子都以谈论五霸为羞耻。得势当权的人升上青云，失势失意的人被弃置在沟渠；早晨掌握权力就成为卿相，晚上失去势力就变成平民。譬如江湖的岸边、渤澥的岛屿，成群的雁飞来并不会因此显得更多，两只野鸭飞去也不会因此显得更少。《方言》说：飞鸟成群称“双”，四只雁称“乘”。从前三位仁人离去，殷朝便成为废墟；两位老人归附，周朝便兴盛。三仁是微子、箕子、比干。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便说：“何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两位老人，是天下最年长贤德的人。伍子胥死后吴国灭亡，文种、范蠡保全而越国称霸。《史记》说：吴国诛杀伍子胥后，便讨伐齐国；越王勾践袭击杀死吴太子。吴王听说后，便回国与越国讲和，越王勾践终于灭掉吴国。”

译“又说：越王勾践返回越国，把国政托付给大夫文种，却派范蠡和成成为人质到吴国。后来越国大败吴国。五羖进入秦国，秦穆公便很高兴；乐毅离开燕国，燕国便感到恐惧。《史记》说：百里奚逃离秦国，到了宛地。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想用重金赎回他，又怕楚国不答应，便请以五张黑公羊皮赎取，楚人答应了。秦穆公同他谈论国事，大为高兴。又说：乐毅讨伐齐国并击破齐国，燕昭王去世，其子继位为燕惠王，于是派骑劫代替乐毅统兵，并召回乐毅。乐毅害怕被诛杀，便向西逃奔赵国。燕惠王担心赵国任用乐毅来攻打燕国。范雎凭借折折之言使穰侯陷入危境；“危穰侯”一事，已见《李斯上书》；“折折”一事，已见《邹阳上书》。晋灼说：“折”是古代“拉”字，读“力答”切。蔡泽凭借噤吟之言使唐举失笑。《史记》说：唐举见到蔡泽，仔细端详后笑道：‘我听说圣人不能为人相面，难道就是先生吗？’韦昭说：“噤”读“欺禀”切，“吟”读“疑甚”切。因此，在有事变的时候，如果不是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樊哙、霍去病这样的人，就不能使天下安定；在没有事变的时候，那些只会讲章句的人相互坐着守成，也没有什么忧患。所以世道混乱时，圣人贤哲奔走驰骋仍嫌不足；世道太平时，庸人也能高枕无忧而绰绰有余。” 《说苑》说：管仲不过是个庸人，齐桓公得到他，便尊他为仲父。《汉书》中贾谊说：“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始终不会有崤山以东的忧患。”《楚辞》说：“尧、舜都有所举用和任命，所以能够高枕无忧而自得其乐。” “上古的士人，有的解开囚缚后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后做了太傅。《左氏传》说：齐国鲍叔率军来传话说：‘子纠是亲属，请君主讨伐他；管仲、召忽是仇敌，请把他们交给我处置，我甘心情愿。’于是齐桓公在生窦杀死子纠，召忽为子纠而死。管仲请求囚禁，鲍叔接受了他；到了堂阜，便把他释放，回来告诉齐桓公说：‘管夷吾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可以让他做相国。’齐桓公听从了。墨子说：傅说穿着粗布衣服、腰系绳索，在傅岩做苦工，武丁得到他，举用他做三公。有的倚靠夷门而笑。应劭说：这是侯嬴。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魏国求救，魏无忌带一百多人前往，路过侯嬴处，侯嬴没有告诫他。魏无忌回头再去见侯嬴，侯嬴笑他不了解自己，并把计谋告诉了魏无忌。韦昭说：这是笑魏无忌不知道自己。有的横渡江潭捕鱼。服虔说：是渔父。有的游说七十次仍未遇合。应劭说：是孔丘，已见《东方朔答客难》。有的站着交谈片刻便封侯。《史记》说：虞卿游说赵孝成王，两次会见便做了赵国上卿，所以号为虞卿。谯周说：他的食邑在虞。有的使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屈尊到狭陋的巷子里求见。《吕氏春秋》说：齐桓公会见小臣稷，一天三次前往都没能见到。随从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去见平民士人，一天三次前往还见不到，也可以停止了。” 齐桓公说：“不是这样。士人如果傲视爵禄，本来就会轻视君主；君主如果傲视成就霸业的人，也会轻视士人。既然先生能傲视爵禄，我怎么敢傲视成就霸业的人呢？”有的让人拿着扫帚在前面开路。拿扫帚的人是邹衍。《七略》说：方士传说邹子在燕国时出游，诸侯都害怕他，纷纷到郊外拿着扫帚迎接。因此士人颇能相信自己的言辞，奋力挥写文章，堵塞缝隙、踏入瑕疵而无所屈服。李奇说：君臣上下之间出现瑕疵、嫌隙和关系乖离的征兆，就可以乘隙进取。 “窒”读“竹栗”切。如今县令不聘请士人，郡守不迎接老师，群卿不向宾客作揖，将相不低头屈尊；言论奇特的人反而受到怀疑，行为不同寻常的人遭受罪罚。意思是世人崇尚相同而厌恶不同。《尔雅》说：“辟”是罪。 “行”是步行，读“胡庚”切。因此想说话的人闭住舌头，与别人发出同样的声音；想行动的人比量着脚步，跟随别人的足迹。意思是不敢表现得奇异。想说话的人闭舌不言，等别人先开口再附和其声；想行动的人比量着脚步不前进，等别人行动后再跟随其足迹。《周易》说：“孔子说：同样的声音相互应和。”《庄子》说：“许多事物将要前往，跟随足迹的人很多。”假使上古的士人处在当今世代，谋略不列入甲科，行为不列入孝廉，举荐不列入方正，只能够上书直谏，时时议论是非；往上则等待诏命，往下则触犯皇帝而被听闻后罢免，又怎么能够得到青、紫色绶带呢？意思是说，上书直谏而有所触犯的人，皇帝以“已听闻”为答复而罢免他，表示不予任用。“况且我听说，炽烈的东西终将熄灭，隆盛的东西终将断绝；观看雷声和火光，便会知道盈满和充实的事理。如淳说：《周易》说雷雨发动而充满盈盛。满，是水；雷声达到极点就化为水，火光炽烈也不能长久，长久之后同样会消灭，成为灰炭之类的实物。上天收敛它的声响，大地收藏它的热气。显贵人家，鬼神会窥伺其家。李奇说：鬼神会使盈满者受害，使谦逊者得福。强行攫取的人会灭亡，默默自守的人能够保存；地位达到极点的人处于高危之中，能够自我守持的人才能保全自身。因此，懂得玄理、懂得沉默，是守道的最高境界。《淮南子》说：天道幽玄沉默，不受任何形式和法则拘束。清静啊，清静啊，这是神游的境界。《老子》说：知晓清明，守持宁静，就能成为天下的正道。寂静而淡泊，是守护德性的居所。《庄子》说：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这就是道德的本质。世道不同，事情变化，但人所遵循的道理并没有改变；假如彼此交换时势，不知会是什么情形。李奇说：或许就能胜过对方。如今您竟拿鸱枭来嘲笑凤凰，拿蝘蜓来讥笑龟龙，不也太可悲了吗！孙卿《云赋》说：把龟龙看作蝘蜓，把鸱枭看作凤凰。《说文》说：在墙上的叫蝘蜓，在草中的叫蜥蜴。“蝘”读“乌典”切，“蜓”读“徒显”切。您嘲笑我的《太玄》崇尚白色，我也笑您病得太重，只是没有遇到俞跗和扁鹊罢了，可悲啊！” 《史记》说，中庶子对扁鹊说：我听说上古时候有一位医生叫俞跗，治病不用汤剂。“跗”读“附”。《法言》说：扁鹊是卢地人，擅长医术。客人说：“这样说来，不依靠《太玄》就没有可以成就名声的事情了吗？《论语》说：君子离开仁德，还到哪里去成就名声？范雎、蔡泽以下的人，难道一定要依靠《太玄》吗？”

译杨子说：“范雎是魏国的亡命之徒，肋骨和胯骨都被折断，才从绳索束缚中逃脱；《埤苍》说：髂是腰骨，读“口亚”切。他缩着肩、弓着背，匍匐着钻进橐中。《孟子》说：耸起肩膀，谄媚地笑。刘熙说：胁肩就是惊恐地收缩身体。入橐一事已见上文。他激怒大国君主，离间泾阳君，使穰侯遭到侧击而取代他，正是因为时势适宜。如淳说：激卬就是激怒。善注引《史记》说：范雎到秦国上书，因而激怒秦昭王，秦昭王于是罢免相国，把泾阳君驱逐到函谷关以外。又说：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长弟叫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叫泾阳君。苏林说：介，是离间他们兄弟，使关系疏远。《说文》说：扺是从旁攻击，读“纸”。蔡泽是崤山以东的平民，面颊下垂，鼻梁折断，涕泪唾沫流淌；他向西拜见强秦的相国，扼住他的咽喉，抬高自己的气势，挤掉他而夺取相位，也是因为时势适宜。韦昭说：顩是向上弯曲，读“欺甚”切。《史记》说：蔡泽听说应侯内心惭愧，便向西进入秦国。应侯派人召蔡泽，蔡泽进去后向应侯作揖，应侯请他入内就坐。几天后，蔡泽对秦昭王说：有个从崤山以东来的人叫蔡泽，是个善辩之士。” 昭王同他交谈，对他很满意。应侯请求交还相印，于是秦昭王任命蔡泽为相国。《说文》说：頞是鼻梁，读“于达”切；沬是洒在脸上的水，读“呼愦”切。《广雅》说：咽就是嗌，读“一千”切；嗌读“益”。天下已经安定，兵器和铠甲已经平息，国都建在洛阳。《礼记》中子夏说：三年丧服期满并哭祭结束，遇到战争之事也不必回避，这合乎礼吗？《汉书》说：高祖在洛阳建立西都。娄敬丢下车辕，解开挽车的绳索，凭三寸不烂之舌，提出不可动摇的策略，建议把中原迁到长安，这是合乎时宜的。《汉书》说：娄敬戍守陇西，经过洛阳，当时高帝正在那里。娄敬解下挽车之物说：我希望拜见皇上，谈谈有利的事情。又劝高祖说：陛下把都城建在洛阳不便利，不如进入函谷关，凭借秦地的险固。当天车驾便向西迁都长安。应劭说：辂，是用木头横在胸前来挽车。 《论语摘辅象》说：子贡凭三寸之舌，在四海之内活动。五帝留下典章，三王传承礼制，百世不变；叔孙通从击鼓作战之间起身，解下铠甲、丢下戈，终于制定君臣朝见的礼仪，这是适宜的。 《左氏传》说：拿起鼓槌击鼓。 《汉书》中叔孙通说：我希望征召鲁国的儒生弟子，共同制定朝廷礼仪。吕刑所处的时代衰败凋敝，秦法又残酷暴烈。《尚书·吕刑》序说：周穆王训示夏代赎刑之法。” 《礼记》说：国家衰败凋敝。邓展说：“靡”读“縻”。圣汉根据时势制定制度，而萧何创制律令，这是合宜的。《汉书》说：相国萧何搜集秦朝法令，取其中适合当时的部分，制定《九章律》。所以，如果在唐虞时代制定萧何的律令，就是正确的；[原文此处有缺字]，仍然把叔孙通的朝仪制定在夏、殷时代，就是迷惑；把娄敬的策略用于成周时代，就是违背时宜。《左氏传》说：召公在成周纠合宗族。如果在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史高之间谈论范雎、蔡泽的学说，就是狂妄。萧何制定规矩，曹参遵循不变；留侯谋划策略，陈平出奇制胜，功劳像泰山一样高，声势像坻隤崩落一样响。应劭说：天水有一座大坂，名叫陇坻。山旁的堆积物崩落时发出声响，数百里外都能听见，所以叫坻隤。“坻”读“丁礼”切。韦昭认为坻的读音近似“是”。《字书》说：巴蜀把名山旁的土堆崩落叫坻。韩非子说：泰山般的功劳长久建立在国家之中，日月般的声名长久显著于天地之间。这固然取决于那些人的胆略和智慧，也取决于是否恰逢时势可以有所作为。因此，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做可以做的事，就会顺利；在不可以作为的时候做不可以做的事，就会遭遇凶祸。至于蔺相如在章台取得功名，晋灼说：相如就是在这座台上献璧；四皓在南山取得荣名，四皓一事已见上文，“采荣”是取得荣誉；公孙弘在金马门开创功业，骠骑将军在祁连山显露功名。孟康说：公孙弘在金马门应对策问。《史记》说：公孙弘到太常那里应对策问，名列第一，被任命为博士。又说：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到达祁连山，俘获了很多首领和士卒。司马长卿曾暗中取用卓氏的钱财，东方朔从细君那里分割肉食。《史记》说：卓文君夜里逃走，投奔司马相如；卓王孙迫不得已，分给文君僮仆一百人、钱一百万，使她成为富有人家。 《汉书》说：伏日，皇帝下诏赏赐随从官员肉。太官丞到天晚还没有来，东方朔独自拔剑割肉，立即把肉藏在怀里带走。太官上奏此事，皇帝说：‘先生起来责备自己吧。’东方朔说：‘接受赏赐却不等诏命，怎么能说没有礼节呢？拔剑割肉，多么壮烈！割得不多，又多么廉洁！带回去送给细君，又多么仁爱！’皇帝笑道：‘本来是让先生自己责备，反倒变成了自我称誉。’又赐给他酒一石、肉一百斤，让他带回去送给细君。“割名”是损害自己的名声。我实在不能同这几个人并列，所以默默地独自守持我的《太玄》。” 《文选考异》“时雄方草创太玄”：何焯校删“创”字，说《汉书》没有。考察可知，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济注作“草创”，说明其底本有此字，恐怕各本所见是以五臣本扰乱善本，而又遗漏了校语。“独说数十余万言”：考察可知，《汉书》没有“数”字，此处不应有。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向注有此字，说明其底本误增，后来又以此扰乱善本。“客徒朱丹吾毂”：何焯在“徒”字下增“欲”字。袁本、茶陵本说善本没有“欲”字。考察可知，《汉书》有此字。这里是传抄脱漏，校语不对。注文“故齐人号谈天邹衍”：考察可知，“邹”字不应有，各本都误增了。颜师古注引用时没有“邹”字，可以证明这一点。注文“在金城河间之西”：何焯把“间”改为“关”，陈景云也这样认为，这是对的。各本都错了。“后椒涂”：袁本、茶陵本作“陶”，并说善本作“椒”。何焯说“椒”字《汉书》作“陶”，颜师古说：“有作椒的，是流俗所改。”陈景云也同意。如今考察可知，何焯、陈景云的校改不对，颜师古本作“陶”，其注文中有完整说明。善本这里引用应劭说“在渔阳的北界”，与颜师古的解释很不相同，大概应劭所据《汉书》作“椒”，颜师古不采用，而善本的意思是从应劭说。若据颜师古本改正，便不妥当。总之，《文选》中的文字，说它一定与其他书不同不对，说它一定相同也不对，例子就是如此。注文“以为亲行三年服”：茶陵本“以”作“不”，这是对的；袁本也作“以”。《汉书》注文引用时“以”“不”两种都有，二者都不可靠。

译注文“孙卿子曰仲尼之门五尺竖子羞言五伯”：袁本没有这十六个字，而有“‘五尺童子’已见《李令伯表》”十字，这是对的。茶陵本又把这十六字列出，是错误的。注文“秦穆公闻百里奚”：陈景云说“奚”字下脱漏“贤”字，这是对的，各本都脱漏了。注文“则可抵而取之”：袁本在此下有“善曰尔雅曰窒塞也”八字，这是对的；茶陵本没有，也是脱漏。“处乎今世”：考察可知，《汉书》没有“世”字，此处不应有，各本都误增了。“位极者高危”：何焯把“高”改为“宗”。袁本说善本作“高”，茶陵本说五臣本作“宗”。考察可知，《汉书》作“宗”，“宗”字是对的，“高”字是传抄错误。“抵穰侯而代之”：考察可知，“抵”应当作“扺”。注文引用《说文》说“扺，侧击也，音纸”，说明善本作“扺”。颜师古注引用苏林说“扺音纸”，也应作“扺”。今本《汉书》作“抵”，与此处一样都是错误。上文引用李奇注文“则可扺而取之”，各本都作“抵”，这两个字经常混用。“顩颐折頞”：考察可知，《汉书》作“颔”。颜师古说：“颔，是弯曲的下巴，读‘钦’。”善本引用韦昭说：“向上弯曲叫顩，读‘钦甚’切。”怀疑正文和注文中的两个“顩”字都应作“顉”。“顉”和“颔”是同一个字，所以颜师古读“钦”，韦昭读“欺甚”。袁本、茶陵本在正文下的音注作“绮险”，这是五臣本作“顩”的证据，各本以五臣本扰乱善本。其实按照韦昭的读音，应当从“金”旁作“顉”，不应作“顩”。不过各类字书多半同时收录“顉”“颔”“顩”，大概《汉书》另有版本作“顩”，所以五臣本据此改动善本。注文“三年之丧卒”：考察可知，“卒”字下应有“哭”字，各本都脱漏了。注文“左氏传曰召公”：何焯在“召”字下增“穆”字，这是对的，各本都脱漏了。“响若坻隤”：考察可知，“坻”应当作“坁”。应劭本《汉书》作“坻”，读“丁礼”切；韦昭本《汉书》作“坁”，读“是”。善本的意思是遵从韦昭，所以又引用《字书》说：“巴蜀把名山旁土堆崩落叫坁。”各本正文依据应劭本，注文中也一概作“坻”，都是错误，应当订正。颜师古注《汉书》作“●”，说“●读氏，巴蜀人称山旁土堆将要坠落为●”。应劭把它解释为天水的陇氐，是错误的。氐读“丁礼”切，所说更加明显易懂。《说文》“氏”字下的文字，就是《字书》所依据的内容；引用这里作“氏”，与韦昭本相合。《吴都赋》刘渊林注引用这里作“坻”，与应劭本相合。彼此不能互相证明，这正是读古书的通常情况。“虽其人之胆智哉”：袁本、茶陵本“胆”作“赡”，并说善本作“胆”。陈景云说《汉书》作“赡”。又《东方朔赞》有“赡智宏才”，善注仍引用这篇文字，所以“胆”字是传抄错误。考察可知，所校是对的。又《马汧督诔》有“才博智赡”，注文引用时相同，也可以证明。“东方朔割炙于细君”：考察可知，“炙”应当作“名”。注文说“割名，是损害自己的名声”。如今正文和注文中的两个“名”字也都误作“炙”。《汉书》作“名”，颜师古注说：“割，是损害。意思是把肉带回去送给细君，这是损害自己的名声。”大概只有东方朔传记说“割肉”，而扬雄称作“割名”，所以需要这样的注文。如果像今本那样作“割炙”，注文却说“割炙，是损害他的炙肉”，完全不合注文的体例。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良注说：“炙，也是肉。”说明其底本作“炙”，又附会解释为“也是肉”；各本都以此扰乱善本，又遗漏了校语，后来连注文中的字也改成“炙”，使读者不知道善本原来作“名”。现在特意订正。

译《答宾戏》及序 班孟坚 永平年间任郎官，掌管校勘秘书，专心致志于儒学，把著述作为事业。有人讥笑他没有功业。项岱说：有人讥笑班固虽然专心好学、博学多闻，却没有对当时建立功劳，做官也没有得到富贵。他又感慨东方朔、杨雄以自己作比，因为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竟然不以正道折服他们，说明君子所应守持的道义，所以姑且再次作答。文章说：宾客嘲笑主人说：“我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论断，刚烈之士有不可改变的操守。项岱说：指伏羲、尧、舜、文王、周公、孔子。论，是论述道德教化；确定地建立五经，流传给万世，后人不能改易。分，是决断，指许由、巢父、伯成子高、伯夷、叔齐、吴札对自然之道的决断，不可改变。善注说：《淮南子》说：士人有确定的论断，女子有不可改变的操行。也就是说不过是看重名声罢了。如淳说：只是贵在取得名声。因此，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这是《左氏传》中叔孙豹的话。德行不能只在身后才特别显盛，功业也不能违背时势而独自显赫。意思是德行用来润泽自身，功业用来救济世道，所以德行不能等到身后才特别兴盛，功业也不能违背时势而独自彰显；可贵的是在自己生前和适当时势中实现。因此圣人贤哲治理天下时，总是忙碌奔走、不得安闲；这是因为重视及时建立功业，所以不避忙乱奔波的劳苦。“栖遑”是不安定居处的意思。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还没有熏黑。韦昭说：[原文缺字]，是温暖的意思，表示坐下还没有使席子暖热。 《文子》说：墨子家的烟囱没有熏黑，孔子的席子没有坐暖，并不是因为贪图俸禄、羡慕官位，而是想兴起天下的利益，消除万民的祸害。” 《小雅》说：“黔”是黑色，读“巨炎”切。由此说来，取舍是古人的首要大事，著述只是前列事务之外的余事罢了。刘德说：取，是施行道德；舍，是守持宁静、无为而治。如今您幸运地生活在帝王的时代，亲身穿着系绶带、戴冕冠的服饰。颜师古说：带，是大带；冕，是冠。项岱说：冕服是三公、卿、大夫所穿的服饰。您浮游于帝王德行的英华之中，沉浸于道德之内；英华本指草木的精美，所以用来比喻帝王的德行。浮沉，是说德泽洋溢，足以游泳。《礼斗威仪》说：帝王的德行表现为英华。“湛”是古代“沈”字，有的字本作“耽”，意义虽然相同，却不是古文字。您披着龙虎纹饰的衣服，这种文章光彩已经很久了。孟康说：矕，是披着。苏林说：指穿着龙虎纹饰的衣服。《易经》说：大人如虎变化，纹彩鲜明。这里说文章盛美已久。“矕”读“莫版”切。然而您终究不能舒展龙的头尾、奋张龙的翼鳞，振拔于污泥之中，跨越腾跃于风云之上，使看见您的人即使只见影子也惊骇，使听到您的人即使只闻声响也震恐。意思是惊惧到了极点，不必等到看见形体、听到声音。《苍颉篇》说：“骇”是惊惧。《尔雅》说：“震”是恐惧。您只是乐于枕藉经书典籍，委身于简陋的门第；向上没有所凭借，向下没有所扎根。韦昭说：“蔕”读“都计”切。您只是把心意舒展到宇宙之外，把锐利的思绪深入毫毛尖端之内。项岱说：毫是毛，芒是毛的尖端。您潜心凝神，默默记诵，终年不止。如淳说：“緪”读音同“亘古”的“亘”。《方言》说：“緪”是穷尽、终竟，读“古邓”切。晋灼说：用“亘”作为“緪”。然而您的才能在当世无人估价，作用也不能在一代之中见效。刘德说：“贾”是估价、评价，读“古”。即使您的辩才如涛波奔涌，文辞如春花绽放。 如淳说：激荡的潮水叫涛波。韦昭说：“摛”是铺陈，读“勑施”切；藻是有文采的水草。《盐铁论》说：文学繁盛如春花。可是仍然不能给国家的功绩评定高下。汉书音义说：上等功劳叫“最”，下等功劳叫“殿”。我想，何不暂且筹划朝夕之间的策略，制定联合会合的计谋，使活着的人有显赫的名号，死去的人有美好的谥号，这不是更好吗？” 主人悠然一笑，说：“像宾客您所说的，正是所谓只看见世俗利益的浮华，却昧于道德的实际；守在幽暗角落的一点微光之下，还没有抬头望见天庭和白日。王涂从前荒芜污秽，周王失去了驾驭天下的能力；侯伯们并驾争驰，战国诸侯纵横驰骋。于是七雄怒吼争斗，分裂诸夏，像龙争虎斗。游说之士如疾风骤雨、闪电激发，一齐起来挽救时局；其余像野火飞腾、日影相附，在其中闪耀的人，更是多得无法计数。” “在这个时候，即使拿着弯曲的朽木去摩擦钝器，铅制的刀也都能一斩而断。因此鲁仲连飞出一箭，便使千金之赏落空；虞卿只回顾一眼，便舍弃了相印。像啾啾之声投合曲调，虽合乎音律节拍，却淫邪而不可听，不是韶乐、夏乐那样的雅乐。顺应形势、调和变化，迎合时机而暂时得以容身；风俗迁移、社会改变，乖违而不可沟通，也不是君子的法则。到了纵横家合纵离间之时……”

译“纵横家拆散诸侯，辅佐秦国。逃亡之人漂泊游说，羁旅之臣纵情辞辩。商鞅带着王道、霸道、富国、强兵等策略去游说孝公，李斯奋力陈说当时六国互相攻伐、争当霸主的时务，以求取悦始皇。他们都乘着风尘际会，踏着颠沛动荡的形势，凭借侥幸、利用邪僻，以求一日之间获得富贵；早晨还享有荣华，晚上便可能覆败。福分还没有盈满眼前，灾祸却已经溢出世间。连凶恶之人尚且因此悔恨，何况君子怎能依赖这种道路？功业不能凭空成就，声名不能靠虚伪树立。韩非用辩说激发秦君，吕不韦用欺诈谋求秦国的利益。” “韩非在始皇面前陈说辩术；吕不韦扶立子楚，以此谋取秦国的利益。《说难》写成后，韩非本人却被囚禁；秦国的财货虽因此增贵，秦王宗族也随之覆亡。正因为如此，孔子树立了如浮云般的志向，孟轲培养了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洁白明朗，如同天上的气象。他们难道喜欢故意迂远空疏吗？因为道是不能有二心的。君子从一开始就端正履行志向，到最后归结于成就；应当比照圣人的道路，岂能像商鞅、韩非、吕不韦之流那样采取两种相反的行径？如今大汉扫除群聚的污秽，铲平险阻，芟除荒芜，拓展帝王的疆域，振兴皇家的纲纪；根基比伏羲、神农时代更隆盛，规模比黄帝、唐尧时代更宏大。它统治天下，光明如太阳，威严如神明，包容如大海，养育如春天。因此六合之内，没有不同源共流的；都沐浴于深厚的德泽之中，承受并仰赖太和之气。” “枝条依附、叶子附着，好比草木栽植在山林，鸟鱼繁育在川泽；得到时气的就繁盛滋长，失去时机的就凋零衰败。这是说，得到仕进机会的人昌盛，未逢时机的人衰败，就像天地间万物一样。与天地共同参与施行教化，难道能说只是人为的厚薄吗？如今您身处皇帝的时代，却议论战国；炫耀自己的见闻，却怀疑眼前所见，想凭小丘上的土堆去测量泰山之高，怀抱浅水去测量重重深渊，也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宾客说：“像商鞅、李斯这一类人，是周室衰微时的凶恶之人，这些我已经听明白了。敢问上古的士人，立身行道、辅佐社会、成就声名，足以流传后世的，难道都只能默默无闻吗？” 主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咎繇为虞舜谋划，箕子向周武王陈说；他们沟通帝王之道，谋略与神圣相合。殷高宗的梦在傅岩应验，周文王的征兆在渭水之滨出现；齐国的宁戚在大路上激昂歌唱，汉代的张良在邳水岸边接受黄石老人传书。他们都等待天命而与神明相交，不是言辞本身所能取信于人的，所以能够制定必然成功的策略，建立无穷的功勋。近世陆贾悠游不仕，撰写《新语》以兴起思想；董仲舒闭门授徒，文采发扬于儒林；刘向掌管书籍，辨别整理旧闻；扬雄潜心思考，撰成《法言》《太玄》。他们都适逢当代君主的宫门，探究先圣深奥的道理，优游于学术技艺的场所，休息于典籍的园囿，使内在资质得到保全、外在文采得以发扬，用来归入圣德，使功业光耀于后人，这难道不是相近的例子吗？”

译“《史记》说，汉高帝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对他说：‘试替我写出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我为什么得到天下。’陆贾于是追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写成十二篇，书名叫《新语》。又说，董仲舒因为治《春秋》而任博士，放下帷幕讲诵，弟子有时连他的面也见不到。刘向掌管典籍，辨明编次旧日文献；扬雄沉思研究，撰成《法言》《太玄》。他们都及时进入君主的宫门，穷究先圣深奥的道理，徜徉于术艺的领域，休息于篇籍的园囿，以保全自己的本质并发挥自己的文采，用来承纳圣德，使功业光照后人，这难道不是同一类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十二卷〕 “至于伯夷在首阳山坚持高尚操守，柳下惠降低志向而屈身仕辱，颜回安于箪食瓢饮，孔子终于在西狩获麟之事中完成《春秋》；他们的声名充满天地、贯通深渊，真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况且我听说：一阴一阳，是天地运行的常道；有时崇尚文，有时崇尚质，是王道的纲要；有同有异，是圣哲的常规。因此说：谨慎修养自己的志向，守持你的天命符契，把命运交给天而保全自身，品味大道的精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道的精美，就是道的甘美。神明若听见并鉴察这些，难道会舍弃他们吗？一定会赐给他们福禄。宾客，您又没有听说和氏之璧藏在荆山璞石中、隋侯之珠藏在蚌蛤之中吗？历经世代无人看见，不知它们将含藏光辉、吐露精华，经历千年而流传光彩。应龙潜藏在低洼污水中，鱼鳖轻慢它，没有看见它奋发神灵之德、会合风云、飞跃荒远而踏上苍天。” “所以，盘曲在泥中而后飞上天空，是应龙的神异；先卑贱而后尊贵，是和氏璧、隋侯珠的珍贵；一时晦暗而久后显明，是君子的真实品德。至于伯牙、师旷，使耳朵清明于管弦之声；离娄使眼睛明察到毫厘之末；逢蒙在弓箭上发挥绝技；公输般在斧斤上专擅巧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步〕 “王良、伯乐在驾驭和相马方面超过常人，乌获以力量抗举千钧；和、鹊在针石医术上发挥精妙，研、桑在心算谋略上达到无边境界。我没有能力厕身于他们那样的行列，所以只能安静地以这些文章自我娱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斤、三万斤、一斤〕 《文选》考异 “躬带绂冕之服”：按，《汉书》没有“绂”字，详细考察李善注也没有涉及“绂”，一定是各版本传抄时误增了这个字。注“师古曰带大带冕冠也项岱曰”：袁本、茶陵本的这十二字作“项岱曰带大带也”七字，这是对的；尤本误用今本颜注来校改。又按：凡是引用颜注并以《长杨赋》注为证时，李善自称“颜监”。如今其他篇中写作“颜师古”的，是后人改的。本处写作“师古”，更是错误中的错误。注“翼鳞皆谓飞龙”：袁本“翼”字上有“善曰”二字，这是对的，前文已经详说。茶陵本删去这一段注释，不对。

译“徒乐枕经籍书”：按，“籍”应依《汉书》作“藉”，各本都讹误了。注“晋灼曰以亘为緪”：陈氏说“曰”字是衍文，这是对的，各本都有此衍字。又按，据此看来，正文似应作“亘”，上注应作“亘音亘竟之亘”。如今都作“緪”，是依晋灼改动而造成的错误。茶陵本校语说五臣作“亘”，袁本说李善本作“緪”；其实李善本也作“亘”。《西都赋》“亘长乐”可作为班孟坚使用“亘”字的证据。《汉书》及颜师古引用如淳说作“恒”。“恒”“亘”是同一个字，或许师古读那篇赋时也读作“恒”吧？注“读作攸”：袁本、茶陵本的“作”字作“若”，这是对的。注“上书既终而为李斯所疾”：袁本没有“上书既终”四字，把“而”作“然”。按，袁本是最正确的；这四字是五臣向注。五臣把“遒”解释为“终”，所以这样说。李善引用应劭解释为“好”，不应有这四字。茶陵本把李善注并入五臣注，此处沿袭而误增。“秦货既贵，厥宗亦坠”：袁本有校语说“既”字，李善本作“其”；“亦”字，李善本作“乃”。茶陵本没有校语。按，这是所见的异本；《汉书》作“既”、作“亦”。注“故云厥宗亦坠”：袁本没有这六字。按，没有这六字才是正确的。茶陵本把五臣注并入李善注，此处沿袭而误增。“孟轲养浩然之气”：按，“浩”应作“皓”。李善引用项岱注说“皓，白也，如天之气皓然”，清楚表明李善本作“皓”而不作“浩”。五臣本作“浩”，袁本、茶陵本所载吕向注说“浩然自放逸”，正可证明。各本所见都是以五臣本扰乱李善本，并且漏掉校语，不对。李善所引《孟子》中的两个“浩”字，也应作“皓”，这样才与项岱注相合。大概《孟子》另有版本如此，所以《雪赋》“纵心皓然”也引用它作为注文。颜师古《汉书》注写作“浩”，与五臣相合而与李善不合，这是异本难以互证的情况。异本的例子，如上文“风飑”，“飑”字颜注作“扬”字，就是明显的证据。注“纮张也”：陈氏说“纮”是“恢”字误写，这是对的，各本都误。注“史记太公曰”：陈氏说“公”字上脱漏了“史”字，这是对的，各本都脱漏。“谋合神圣”：按，“神圣”二字，《汉书》作“圣神”。详察本句中“神”字与下文“滨”“垠”等字押韵，不应倒置。怀疑李善本原作“圣神”，只是五臣铣注先解释“神”后解释“圣”，所以五臣本作“神圣”，各本又以五臣本扰乱李善本。注“郑玄曰优游”：按，“玄”应作“氏”，各本都误，《汉书》注正作“氏”。注“陆生乃祖述存亡之征”：陈氏说“祖”是“粗”字误写，这是对的，各本都讹误。“杨雄谭思”：何氏校改“谭”为“覃”，陈氏说“潭”字误。按，各本都是“谭”字，李善本究竟作什么，无法考知。《汉书》作“覃”。“柳惠降志于辱仕”：袁本、茶陵本的“于”作“而”。按，《汉书》作“于”，是尤本校改的。又按，袁本在此句下有注“项岱曰柳下惠”六字，这是最正确的。由此看来，李善正文也应作“夷抗行”，没有“伯”字；作“惠降志”，没有“柳”字。这与五臣本及《汉书》不同；上句还有注文，只是不完整。各本传抄时误把注文添入正文，不对。茶陵本和尤本又删去了此句注文，更不对。“颜潜乐于箪瓢”：茶陵本“潜”作“渊”，并说五臣本作“潜”；袁本说李善本作“渊”。按，这是尤延之采用五臣本校改的。《汉书》作“耽”。注“曰正朔三”：茶陵本“曰”字上有“又”字，这是对的；袁本也脱漏了。“委命供己”：按，“供”字，《汉书》作“共”，颜注读作“恭”。袁本、茶陵本所载五臣向注说“供犹全也”，可见五臣本作“供”，但这样解释难以通顺。李善没有明文说明，恐怕未必与向注相同；也许李善本作“共”，只是漏掉了校语。“神之听之”：袁本有校语说“听”字，李善本作“圣”。按，这是所见有误。茶陵本没有校语，与本处都没有错误。注“式谷与汝”：茶陵本“与”作“以”，这是对的；袁本也误作“与”。注“服虔曰左氏传注曰”：陈氏说“虔”字下多了一个“曰”字，这是对的，各本都有此衍字。注“谓之足戟持之”：陈氏说上面的“之”字是“以”字误写，各本都误。注“陈章曰”：按，“章”应作“音”，各本都讹误。辞 《秋风辞》并序 汉武帝 汉武帝上行幸河东，祭祀后土，回望帝京，心中欣喜；在河流中央与群臣宴饮，兴致极高，于是亲自作《秋风辞》说：秋风吹起啊白云飞扬，草木变黄凋落啊大雁向南归。兰花吐秀啊菊花飘香，携着佳人啊却不能忘怀。泛舟楼船啊渡过汾河，横在河流中央啊扬起白色的波浪。箫声鼓声鸣响啊船桨歌声发出，欢乐到了极点啊悲哀的情绪反而更多。青春少壮还能有多少时候啊，面对衰老又能怎么办！

译《归去来辞》并序 陶渊明 序说：我家境贫寒，又从心里害怕到远方服役；彭泽县离家一百里，所以就请求担任那里。任职没几天，便产生了眷恋故园、想要归去的心情，于是辞去官职。事情使心意顺遂，便命名这篇文章为《归去来》。回去吧，回去吧！田园就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归去？既然自己的心已经被形体役使，为什么还要惆怅而独自悲伤？醒悟到过去的错误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确实误入歧途还不算太远，觉察到今天是对的而昨天是错的。船行缓慢而轻轻扬波，风悠悠吹动衣裳。询问行人前面的道路，只恨晨光还微弱。于是看见横木为门的家屋，一边欣喜一边奔跑。僮仆欢喜地迎接，幼子在门口等候。庭院中的三条小路已经荒芜，松树和菊花却还留存。带着幼子进入室内，酒已经装满酒樽。拿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斜看庭院里的树木来使面容愉悦。倚着南窗寄托傲然之情，深知狭小的容膝之地也容易使人安适。园中每天走走便渐渐形成乐趣，门虽然设置着却常常关闭。拄着手杖随意漫步休息，时时抬头远望。云无心地从山穴飘出，鸟飞累了便知道返回。日光昏暗将要落山，抚摸着孤松徘徊不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回去吧，请让我停止同外界交往，断绝游乐。世俗与我彼此遗弃，还要驾车出游去寻求什么呢？我喜欢亲戚间亲切的谈话，乐于弹琴读书来消除忧愁。农人把春天的消息告诉我，将要在西边的田地里从事农作。有时命人驾着巾车，有时划一叶孤舟。既探寻幽深的山谷，也经过崎岖的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涓涓开始流淌。赞叹万物顺应时节而获得生长，感叹我的一生将要走到尽头！算了吧！寄托形体在天地之间还能有多少时候？为什么不随心所愿，任凭去留呢？为什么还要匆忙不安，又想要到哪里去？富贵不是我的愿望，帝乡也不可期待。怀着美好的时辰独自前往，有时拄着手杖除草培土。登上东边的高地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水流作诗。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走到生命尽头，乐于承受上天的命运，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家语》说，孔子说：由阴阳变化，形成形体而显现出来，叫作生；变化到了尽头、气数耗尽，叫作死。《孟子》说：生命有它萌发的地方，死亡有它归返的地方。《周易》说：以天道为乐而知晓天命，所以不忧愁。《文选》考异 注“序曰”：袁本“序”字上有“归去来”三字，茶陵本没有。“园日涉以成趣”：按，“趣”应作“趋”。李善引用《尔雅》“叫作趋”作注，又说“趋，避声，七喻切”，清楚表明他的版本作“趋”。如果作“趣”，这一段注文就全无所依附了。五臣吕向注说“自然形成佳趣”，所以作“趣”。各本都是以五臣本扰乱李善本，并漏掉校语。注“玩琴书以涤畅”：陈氏说“涤”是“条”字误写，这是对的，各本都误。“农人告余以春兮”：袁本、茶陵本没有“兮”字。按，这是尤本校改时添入的。序上

译《毛诗序》卜子夏《家语》说：卜商，字子夏，是卫国人。郑氏笺 《关雎》说的是后妃的德行，是《国风》的开端，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妻关系。所以乡人用它，诸侯国家也用它。“风”就是讽喻、教化；用讽喻来触动人，用教化来改变人。《诗》是心志所趋向的表现；藏在心里叫志，发之于言叫诗。感情从内心发动而显现在语言上，语言不足以表达，就发出叹息；叹息还不足以表达，就长声歌唱；长歌还不足以表达，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感情发为声音，声音形成文理叫作音。声音，是宫、商、角、徵、羽五声；声音形成文理，是宫商等声调上下相互应和。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因为政治和谐；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因为政治乖乱；亡国的音乐哀伤而忧思，因为人民困苦。所以，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比诗更接近的。先王因此用诗规范夫妻关系，成就孝敬，厚重人伦，美化教化，移易风俗。因此《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人用风教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用风讽刺上面的人；以文辞为主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所以叫作“风”。风化、风刺，都是用譬喻，不直接斥责。以文为主，是使文辞与乐律的宫商相应；委婉劝谏，是歌咏时依违曲折，不直截进谏。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常、各国政治不同、各家风俗有别时，变风、变雅就产生了。国史明白得失的事迹，伤痛人伦废坏，哀叹刑政苛酷，吟咏人的性情，用风谏上层，通达于时事变化，同时怀念旧日风俗。因此变风发于真情，而止于礼义。发于真情，是百姓的本性；止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所以，一国的事情联系着一个人的根本，叫作风；说天下的事情，表现四方的风俗，叫作雅。雅就是正，说明王政由此兴盛或衰败。政治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大雅。颂，是赞美盛德的形貌，把成功之事告诉神明。这叫作“四始”，是《诗》的志意。“始”是指王道兴衰的由来。既然这样，那么《关雎》《麟趾》的教化属于王者之风，所以归属于周公；“南”是说教化由北向南传播。《鹊巢》《驺虞》的德行属于诸侯之风，是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自”就是从；从北向南，是说教化从岐周覆盖到长江、汉水流域。先王，指太王、王季、文王。《周南》《召南》是端正开端的道理，是王者教化的根基。因此，《关雎》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人，并不沉溺于美色；为窈窕淑女而忧思，是思念贤才，并没有伤害善意的心，这就是《关雎》的意义。“哀”大概是字误，应当作“衷”，是说内心怀念并体恤她；所谓“没有伤害善意的心”，是说喜爱良配。《文选》考异 “所以风天下”：茶陵本“风”字下有“化”字，袁本没有。按，茶陵本所用的是李善本，袁本所用的是五臣本；一有一无，旧来已有两种传本，正义中可以见到。李善本必定与正义所谓俗本相同，五臣本以定本为据删去了它。尤本依今本《毛诗序》校删，而五臣本又扰乱李善本，两个版本都没有记载校语，也不对。“厚人伦”：按，“厚”应作“序”。袁本有校语说“厚”字，李善本作“序”；茶陵本作“厚”，没有校语。《释文》说“厚，音后”，另有版本作“序”，并非如此。这也是两种传本并行，李善本自己作“序”，只有袁本所见正确。又按，《求通亲亲表》引用这里作“叙人伦”，也应当是“序”。如今作“厚”不对。王元长《曲水诗序》“厚伦”的注文引用这里作“厚”，这是与《文选》不同、各自依所用版本引用的例子。“闻之者足以戒”：袁本、茶陵本“以”字下面有“自”字。按，这也是正义所见的两种传本之一，尤本依今本《毛诗序》校删，看似正确，实际上不对。“诗之志也”：袁本说李善本作“志”；茶陵本作“至”，没有校语。按，此事无法考定，只应各自保留旧本。茶陵本不对。注“斥太王王季文王也”：按，“文王也”三字如今的笺文没有，详细考察其意义也不应有，或许是传抄时衍出的。注“谓中心念恕之也”：陈氏说，按《释文》，“恕”字另有版本作“念”，那么“念”字下面不应再有“恕”字，这是对的，各本都多出了这个字。按，这大概是有人把“念”校改为“恕”，后来误将二字并存。

译《尚书序》孔安国《汉书》说：孔安国因为研究《尚书》而任汉武帝的博士，后来任临淮太守。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制造文字和契刻，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事，于是文献典籍产生了。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讲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叫作《五典》，讲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书，虽然设置教化各不相同，但雅正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归宿却是一致的。因此历代都珍视它们，把它们作为重大的教诫。八卦的学说叫作《八索》，是为了探求其中的意义。九州的记志叫作《九丘》；“丘”就是聚集的意思，是说九州所有的土地、物产和适宜的风气，都聚集在这部书中。《春秋左氏传》说，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说他能读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 先师孔子生于周代末年，看到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览者不能得到一致的理解，于是订定礼乐，阐明旧有典章，删定《诗经》为三百篇，约取史书记载而编修《春秋》，赞明《易》的道理而排斥《八索》，记述职方之书而删去《九丘》。他研讨三坟五典等古籍，从唐虞以来断定到周代，削除繁杂混乱，删截浮华辞句，提出大纲，撮取要旨，足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这一类文辞，共一百篇，是用来弘扬最高的道理、给君主显示法度的。帝王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举而实行。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到了秦始皇毁灭前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的学者逃难离散。我的先祖于是把家藏的书藏在住宅墙壁中。汉朝兴起后，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博学儒者，以阐明宏大的治道。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经书，只能口头传授，勉强传下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那一百篇的义理，世人没有能够听闻。后来鲁共王喜好营造宫室，毁坏孔子的旧宅来扩建自己的住所，在墙壁中发现先祖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以及《论语》《孝经》的传本，全都是蝌蚪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讲堂，听到钟磬琴瑟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住宅，把书全部归还孔氏。蝌蚪文字废弃已久，当时人没有能认识的，便用所听到的伏生传书来考订文字义理，把能够辨认的确定为隶书字体的古文；又用竹简抄写下来，因此比伏生所传增加了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入《尧典》，把《益稷》合入《皋陶谟》，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合入《顾命》。后来又发现这些篇章及其序，共五十九篇，编为四十六卷。其余篇章错乱、磨灭，无法再辨认，便全部送交官府，收藏在国家书库中，以等待有能力的人考订。我奉诏为五十九篇撰写传，于是专心致志、深入思考，广泛考察经籍，采集众说，用来建立训释和传文；约略文字而申明义理，铺陈阐发其中旨意，希望对后世有所补益。《书序》是说明作者作书意图的，意义显明、义理可见，应当与正文相互接近，所以把它们分别引在各篇篇首。五十八篇确定完毕之时，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事件，经籍之道停止，便没有再把此事上奏，把传文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世。如果有爱好古学、博雅的君子与我志趣相同，我也不会有所隐瞒。《文选》校勘异文 “担心阅览它的人不能得到一致理解”：何焯校语说，《匡谬正俗》记载，晋、宋时代的书都写作“阅览者不能得到一致理解”。考察各本都写作“之者”，还不清楚善本是否与颜师古所说相同。

译《春秋左氏传序》杜预：《臧荣绪晋书》说：杜预，字元凯，是京兆人。初任官为尚书郎，逐渐升至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定吴国后，加授特进，去世。《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的办法，是以事件联系日期，以日期联系月份，以月份联系季节，以季节联系年份，用来记载时间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必定标明年份来开头记事；一年有四时，因此交错举用四时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周代设有史官，掌管各诸侯国和四方的事务，通达四方的意愿。诸侯也各自有本国史官，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写在简牍上而已。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朝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周王室的德行衰落以后，官职失去了原有的职守，居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记载明白显著，诸侯报告事情的策书以及各种记载注释，大多违背旧有典章。孔仲尼依据鲁国史书策书已经写成的文字，考察真伪，记载典章礼制；对上用来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对下用来阐明后世的法则。凡是教化所保存、文字所损害的，就删正它，用来表示劝善惩恶。其余部分都直接采用旧史；史书文字有质朴和文饰之别，辞句有详略之分，不一定改动。所以《左传》说：“记载了它的善。”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大概周公的意旨，是孔仲尼继承而使之明白。左丘明从孔仲尼那里接受经文，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因此《传》有时先于经文来开始叙述事件，有时后于经文来终结义理，有时依照经文来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来会合异同，随着义理发明其凡例所重视的内容。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不能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订经书的要点。左丘明亲任国史，亲自阅览载籍，必定广泛记载而详细叙述。它的文字舒缓，旨意深远，是要使学习者推究事情的起始和终结，寻求枝叶，穷究其所归；使他们从容柔和地理解，让他们自己去探求；使他们充分饱览，让他们自己趋向道理。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疑惑涣然如冰消解，心情怡然、事理顺畅，这样才算真正得到理解。《春秋》说明凡例、阐述书法的内容，都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周公传下的法则和史书的旧有章法，仲尼依循这些加以修订，从而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例。其中使隐微显明、使幽深彰显、裁定义理类别的地方，都依据旧例发明义理，并指明历史行为来确定褒贬。凡是称作“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这一类说法，都是为了标明新旧、阐发大义，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没有记载，正是用不记载来表达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不说“凡”，而曲折地把它阐发出来。经文没有义例，只因事件而发论，《传》便直说它的归趣而已，不属于凡例。因此，发明《传》的体例有三种，而成为凡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隐微而显明：文字出现在这里，而义理在另一处兴起，如称说族姓以尊重君命，舍弃族姓以尊重夫人，以及“梁亡”“城缘陵”等类。第二，记载而含蓄：用简约的文字显示制度，推究它来了解凡例，如“参会不地”“与谋曰及”等类。第三，委婉而成章：曲折遵从义理训释，以显示最大的顺理，包括各种避讳，以及“璧假许田”等类。第四，详尽而不污损：直书事实，文字完备而意义显现，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等类。第五，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追求名位却因此灭亡，想要掩盖却反而彰显，如记载“齐豹盗”和写出“三叛人”的姓名等类。推究这五种体例来探寻经文和《传》，触类旁通、逐步扩展，附合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件，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都完备了。有人说：《春秋》用错综的文字显示义理，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经文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相应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都必须用几句话才能形成完整的意思，并不像八卦的爻，可以错综排列成六十四卦，所以本来就应当依据《传》来作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如今还能见到遗文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互承袭；向前不能编成错综经文来穷尽它的变化，向后又不能谨守丘明的《传》。对于丘明《传》中不能通晓的地方，他们都隐没不说，反而牵强引用《公羊》《谷梁》，正好足以使自己更加混乱。我现在之所以另有不同，专门整理丘明的《传》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必定出自《传》，《传》的义例总归于各项凡例。推究变例来确定褒贬，删略二传而排除异端，这大概就是丘明的意旨。遇到文字有疑似错乱的地方，就详加讨论而暂缺不定，以等待后世贤者。然而刘子骏创始贯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杰出的人；末世有颖子严，虽然浅近，也还是一家之学。因此特别列举刘、贾、许、颖四家不同的地方，以显示异同；把经文的年份和《传》的年份编排相附，比较它们的义理类别，分别加以解释，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凡例，以及地名、谱系、历法等，分别编为各部，共四十部、十五卷；全都显明它们的异同，并依此解释，名为《释例》。这是要让学习者观察所汇聚的异同之说，而《释例》对这些会更加详细。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文说明；议论者认为，孔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建立“素王”之名，丘明则成为“素臣”。谈论《公羊传》的人也说，孔子贬黜周而以鲁为王，以危险的行为和谦逊的言辞来躲避当时的祸害，所以使文字隐微、义理隐藏。《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结束于孔丘去世，请问哪一种说法正确？回答说：这与我所听闻的不同。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周文难道不在我这里吗？”这正是他制作经书的根本意图。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大概是为当时君王的政治而感伤。麟、凤以及其他五种灵物，是王者的吉祥征兆；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然显现征兆而失去了它应有的归宿，这就是圣人感伤的原因。在“获麟”这一句话处绝笔，是由感伤而起笔，本来就应当以此结束。

译又问：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君王，隐公是谦让国君的贤君。考察时代，两者前后相接；论其地位，都是列国之君；追溯其起始，都是周公功业的后裔。如果平王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继承并开创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事业，使王室光大兴盛，那么西周的美政便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事迹也不会坠失。因此依据年代，附着历史事件，采择周代旧制，用来会合成王之义，为后世垂示法则。经文所书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有所谓贬周而以鲁为王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字，是用来彰明过去、考察未来的，感情显现在辞句中；言语越高远，旨意越深远，辞句越简约，义理越隐微，这是事理的常态，不是故意隐瞒。圣人已经把周密的防范包含在自身，成书以后才又隐讳以躲避祸患，这不是我所听闻的。子路让弟子们以臣下礼节侍奉自己，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说法。先儒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字完成时麒麟出现；这既荒诞，又引用经文一直说到仲尼去世，也近于诬妄。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中的“小邾射”不在三叛之人的数目中，所以我认为孔子因感于麒麟而作《春秋》；既然起笔于获麟，文字就应当止于所起之事，这才符合事实。至于说孔子反袖拭面、称“我的道已经穷尽”，也没有可取之处。《文选》校勘异文 “杜预”：袁本、茶陵本作“杜元凯”，这是正确的。“各种避讳”：袁本、茶陵本说善本作“避讳”。考察今本《左传》作“讳避”，是尤袤校改的。下面两条也相同。“如果像所说的那样”：袁本、茶陵本说“如”字善本作“此”。“有不能通晓的地方”：袁本、茶陵本说“有”字善本作“其”。《三都赋序》。《臧荣绪晋书》说：左思创作《三都赋》，世人并不重视。皇甫谧在当时享有盛名，左思于是写成后拿给他看，皇甫谧称赞写得好，并为它作了序。皇甫士安。《臧荣绪晋书》说：皇甫谧，字士安，是安定朝那人。二十岁时才开始读书，得了风痹病，手仍不停地翻卷读书。被举荐为孝廉，他不去；又被征召为著作郎，他也不应召，最后死在家中。玄晏先生说：皇甫谧自序说：我开始立志求学，便自号玄晏先生。“玄”是幽静，“晏”是安宁，“先生”是对学人的通称。古人称不歌唱而诵述的文辞为赋。《汉书》说：传文说，不歌唱而诵述的叫赋。这样说来，赋就是因外物开端，铺陈弘大而阐明事理，使人无法再增饰它。又《汉书》说：“登高能够作赋，就可以做大夫。”意思是感受外物而发端，才智深厚美善，可以列为大夫。《释名》说：“赋”就是铺陈，铺布它的义理叫作赋。由此引申，所以文辞必定极其美好；触类旁通、推演扩展，所以言辞必定极其华丽。《周易》说：“引申开来，触类旁通，天下的能事就全了。”这样说来，美丽的文章就是赋的创作。《法言》说：“辞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则。”古代作文的人并不是只徒然崇尚辞藻。《法言》说：“有人问：君子崇尚文辞吗？回答说：君子崇尚的是以文辞办事。”这是要用文辞联系王道教化，以劝善惩恶为根本。自夏、殷以前，文章已经隐没，无法详细了解。夏代有《五子之歌》，殷代有《汤颂》。周代以夏、殷二代为鉴，文质两种体制，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论语》说，孔子说：“周代借鉴夏、商二代，文采多么盛美啊！我遵从周代。”又说：“将来或许有继承周代的，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所以孔子采集各国的风诗，订正《雅》《颂》的名称，汇集起来称为《诗经》。《汉书》说：古代设有采诗的官，王者借此观察风俗，了解政治得失，自己考察并加以匡正。孔子专门取用周诗。诗人的作品中杂有赋的体制。子夏《诗序》说：“一是风，二是赋。”因此可知，赋是古诗的流派。《两都赋序》说：“赋是古诗的流派。” 到了战国，王道衰败，风雅逐渐衰落，于是贤人失意，辞赋兴起。《汉书》说：《春秋》以后，周道逐渐败坏，于是有贤人因失意而作的赋。孙卿、屈原之类的遗文光彩显著，辞义值得观览。其作品保存了他们的感受，都有古诗的意味，借文章寄托内心，寄托道理以完成文体，这是赋的开端。《汉书》说：大儒孙卿和楚国臣子屈原，遭受谗毁、忧虑国家，都作赋来讽谏，含有古诗恻隐的意义。班固《汉书述》说：他们成为辞赋宗师，是赋颂的开端。到了宋玉等人，文辞放纵淫靡，言语超过事实，夸张竞尚之风兴起，文体逐渐失去规范，于是背离了风雅的法则。《汉书》说：后来宋玉、唐勒竞相创作铺张华丽、宏大繁衍的辞句，淹没了讽谕的意义。《法言》说：辞人的赋华丽而淫靡。到了汉代贾谊，才稍稍用礼法节制它。此后缀辑文章的文士，不遵循经典言辞，都致力于夸大铺张，文章广博而荒诞，空有类别。大的厅堂连接着屋檐，也容纳不下这些文章。其中尤其高超的，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广成赋》、王延寿的《灵光殿赋》。范晔《后汉书》说：马融任校书郎时，正值邓太后临朝，于是停止了巡行狩猎的礼制，奸猾盗贼纵横。马融认为文王、武王的道统和圣贤的事业不能坠失，便献上《广成颂》来讽谏。作品开头极尽宏大奢侈的辞句，结尾却以简约的制度收束，文采灿然，篇章密集，都是近代辞赋中的杰作。《论语》中孔子说：“尧作为君主，伟大啊！他的文章多么灿烂！”《周易》说：“君子像豹一样变化，他的文采繁盛。”《难蜀父老》说：“像鱼鳞一样聚集，仰望流泽。”至于土地有固定的物产，风俗有旧日的传统，事物因同类而聚集，也因类别而分开。《周易》说：“事物因类别而聚集，因群类而分别，吉凶就由此产生。”然而司马相如一类人，却把不合宜的事物夸大，寄托到中原，凭空铺张异类，把不存在的说成存在。祖述构撰的文士彼此雷同、影从相附，放荡流离而忘记返回，这种情况并非只有一个时代。徐广《史记注》说：“祖”就是宗奉学习的意思。蔡邕《郭有道碑》说：“望见形貌表象便如影子般依附。”谢承《后汉书序》说：“士人和庶民流离放荡，到了其他州郡异地。”

译从前汉王室内部崩溃，天下四方破裂。孙氏、刘氏二家割据并占有交州、益州；魏武帝平定乱局，拥据中原。作者先替吴、蜀两位客人作辞，极力称颂他们本土的险阻奇异，认为可以据一方称王；《埤苍》说：“瓌玮就是珍奇。”随后又替魏主叙述他的都城地域，广大开阔、丰饶华丽，具有全部占有中原诸州的气势。意思是把吴、蜀被擒灭比作亡国，把魏受禅让比作唐虞，既彰明了逆顺，也把它作为鉴戒。《汉书》说：“很能诱导人明白逆顺的道理。”《西京赋》说：“以唐代诗篇为鉴戒。”大概蜀国拥有梁、岷的资源，吴国割据荆南的财富，魏国跨有中原的丰饶；考察各地星次分野的多少，计算物产繁殖的多寡——星次是分野，物是生长繁殖。《周礼》说：“根据星土辨别九州土地封域。”又说：“动物适宜生长毛类，植物适宜生长皂类。”比较风俗的清浊，考核士人的优劣，也不能放在同一年里相提并论。《过秦论》说：“便不能放在同一年里相提并论。”两国的士人各自沐浴于自己所听闻的教化中。《史记》说，太史公说：“成王作颂，沐浴膏泽。”家家都以为本土安乐，人人都以为本国百姓贤良，这些都不是通达事理的说法。作者又借助客人与主人之间的言辞，用魏都来加以纠正，用王道来折服他们；各地物产，可以展开地图来核对。左氏传中宾媚人说：“治理天下，要考察各地物产的适宜性。”杜预说：“各种播种繁殖的物产，都各自依从土地的适宜条件。”至于治理国家的制度，也可以按记载来验证，难道是欺骗吗？《周礼》说：“只有王建立国都，分划国家、治理郊野。”郑玄说：“体，和分的意思相同。” 《文选》校勘异文 注“《西都赋序》说”：考察“西”应当作“两”。各本都讹误。注“《孔安国尚书大传》说”：考察“大”字不应有，各本都衍出。注“《谢承后汉书序》说”：袁本、茶陵本的“承”作“沈”，这是正确的。“说吴、蜀被擒灭”：考察“擒”应当作“禽”。茶陵本说五臣本作“禽”，袁本说善本作“擒”，两种说法所见都不对。注“很能诱导人明白逆的道理”：陈说，“诱”是“誖”的误字；“逆”字下面脱漏了“顺”字，这种校改是对的。各本都误。注“《过秦论》说”：袁本、茶陵本没有“论”字，这是正确的。《思归引序》石季伦 我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才气超过世俗之人；二十岁便入朝做官。《臧荣绪晋书》说：石崇早有才智，二十多岁时任修武令，以能干著名。范晔《后汉书》中马援说：我的堂弟少游，悲悯我意气慷慨而有远大志向。《礼记》说：不随从世俗。班固《汉书述》说：贾谊才华出众，二十岁便入朝。历任官职二十五年，五十岁时因事离职。《臧荣绪晋书》说：石崇任大司农时，因未接到诏书便擅自离职而被免官。晚年更加喜好放纵闲适，特别喜爱山林。《魏太祖祭乔玄文》说：如果不是至亲而深厚地喜爱，哪里肯写这样的辞文呢？于是隐退到河阳的别墅。《周易》说：“肥遁，没有不利。”他营造住宅时，后面靠着长堤，前面临近清渠，四周各种树木将近一万株，流水环绕在屋舍下面。《楚辞》说：“水流环绕堂下。”有楼观亭阁、池塘沼泽，养了许多鱼鸟。家中一向熟习音乐，颇能演奏秦、赵之声。班固《汉书》中杨恽给孙会宗的信说：家族本是秦人，能演奏秦声。他的妻子是赵国女子，素来很善于弹瑟。出门便以游览观赏、射猎垂钓为乐，回家便享受琴书之娱。《楚辞》说：“忽然回头纵目远望。”刘歆《遂初赋》说：“以琴书自娱，使情志条达舒畅。” 我又喜欢服食药物、吞咽吐纳之气，志在追求长生不朽。《古诗》说：“服食以求神仙。”我傲然具有凌云的操守。《汉书》说：司马相如进献《大人赋》后，天子说：“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仲长子《昌言》说：“节操凌驾高云。”忽然又不再被牵制，长期羁身于九卿之列；困顿于人世的烦扰污浊，常常思归而长声叹息。贾逵《国语注》说：“黩”是轻慢污秽。毛诗说：“因此长久叹息。”不久前我读到乐府篇章，其中有《思归引》；《琴操》说，《思归》是卫国女子创作的。她想归去却不能归，内心悲忧伤痛，拿琴弹奏并歌唱，作成《思归引》。或许古人的感情与今人相同，所以我制作这支曲子。这支曲子有弦乐而没有歌唱，现今替它创作歌词，用来抒写我的胸怀。遗憾当时没有知音，于是让人创制新的声调，传播到丝竹乐器上。《周礼》说：“用八音来传播它。” 《文选》校勘异文 “各种树木将近一万株”：袁本、茶陵本的“百”作“柏”。考察这里必定是善本作“百”、五臣本作“柏”，但两本漏记校语，尤袤所见的本子反而没有错。详细考察文意，“百”正确，“柏”不对。“养了许多鱼鸟”：袁本、茶陵本作“鸟鱼”。考察这可能也是善本和五臣本的异文。注“班固《汉书》”：袁本、茶陵本没有这四个字。考察没有的本子是正确的；理由前面已经说过。这类文字如今各本多已不是旧貌，不能全部列出。《文选》第四十六卷 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