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第四十九

译《公孙弘传赞》。班孟坚。赞语说：公孙弘、卜式、倪宽，都凭借鸿雁渐进般的才能，却曾困顿于燕雀之间。李奇《汉书注》说：“渐”是进的意思；鸿雁一飞便能前进千里，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羽翼和才材。公孙弘等人都是先以大才受到困顿，被世俗轻视，就像燕雀不了解鸿鹄的志向。他们早年在放牧羊猪之间从事卑微工作，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呢？《汉书》说，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在海边放猪；四十多岁才学习《春秋》。武帝刚即位，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已六十岁；他以贤良文学身份被征召，回答策问后授为博士，升任丞相。又说，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他入山牧羊十多年，羊发展到一千多只。皇上任命他为中郎，升任御史大夫。韦昭《汉书注》说：“远迹”是指在远方耕作、放牧。当时汉朝兴起已经六十多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但四方夷族还没有归服，制度也有很多缺失。皇上正想任用文臣武将，寻求人才唯恐来不及，开始用蒲轮车迎接枚生，见到主父偃便感叹。《汉书》说，武帝做太子时就听说枚乘的名声；即位时枚乘已经年老，于是用安车蒲轮征召他。又说，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武帝时他进言九件事，其中八件成为律令，后来上书于宫阙之下。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入宫见皇帝。皇帝对他说：“公在哪里？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啊！”群士仰慕声名，奇异之才纷纷出现：卜式从割草放牧中被选拔出来，桑弘羊从商贾的子弟中被提拔出来。《汉书》说，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卫青从奴仆中奋起，金日磾从投降的俘虏中出身。《汉书》说，卫青的父亲郑季与阳信长公主家的童仆卫媪私通，生下卫青。卫青的姐姐和儿子进入宫中得到宠幸，皇上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又说，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休屠王投降汉朝后反悔，昆邪王杀了他，带领部众投降。金日磾因为父亲没有投降，被没入宫中，送到黄门养马。马养得肥壮优良，皇上任命他为马监。这也正如从前傅说从版筑之间被举用、宁戚喂牛而遇知的明证。《尚书序》说，高宗梦见得到傅说，便命百官到民间寻求，在傅岩找到他。《孟子》说，傅说从筑墙的劳役中被举用。《吕氏春秋》说，宁戚喂牛，住在车下，望见齐桓公，悲伤地敲击牛角而高声歌唱。汉朝得到人才，到这时最为兴盛。儒雅方面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汉书》说，倪宽研究《尚书》，担任侍御史；皇上询问《尚书》一篇的内容，提拔他为中大夫。笃实守行方面有石建、石庆。《汉书》说，石奋的长子石建、次子石庆，都因行为驯谨、孝顺谨慎而显达，官至二千石。质朴正直方面有汲黯、卜式；汲黯已见《西征赋》。《汉书》说，卜式进言：郡国认为盐铁不便利，船只还要征税，可以废除。推举贤能方面有韩安国、郑当时。《汉书》说，韩安国所推举的都是廉洁而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在梁国举荐壶遂、臧固，他们后来都成为天下名士。郑当时已见《西征赋》。制定法令方面有赵禹、张汤。《汉书》说，张汤升任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同制定各项律令。又说，赵禹是斄县人，官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方面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方面有东方朔、枚皋。《楚辞》说：“圆转滑稽，像油脂一样滑，像熟皮一样柔。”王逸说，是转圜周旋、随顺世俗的意思。《汉书》说，枚皋字少孺，不通经术，谈笑像俳优，因此得到亲近而受到戏弄。应答方面有严助、朱买臣。《汉书》说，严助担任中大夫，与朱买臣一同在皇帝身边。历法方面有唐都、落下闳。《汉书》说，制作汉代太初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都参与其中。《益部耆旧传》说，落下闳字长公，是巴郡阆中人，通晓天文地理，隐居在落亭。武帝时，他的同县友人谯隆推荐落下闳；他待诏太史，重新制作太初历，被授为侍中，却推辞不接受。《风俗通》说，姓氏中有落下，汉代有落下闳。协和音律方面有李延年。《汉书》说，李延年是中山人，因犯法受腐刑，擅长歌唱新声，担任协律都尉。筹划谋略方面有桑弘羊。《汉书》说，桑弘羊凭借心算才能担任侍中。出使方面有张骞、苏武；张骞、苏武已见《西征赋》。将帅方面有卫青、霍去病；卫青、霍去病已见《长杨赋》。接受遗诏辅政方面有霍光、金日磾。《汉书》说，武帝病重，霍光问：“如果发生不测，谁应当继承帝位？”皇上说：“立少子，你行周公的事。”霍光推让给金日磾，金日磾也说：“我不如霍光。”二人一同接受遗诏，辅佐少主。其余人才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因此汉朝兴建功业、创立制度、留下文章，后世没有能够赶上的。孝宣帝承继帝统，继续修治宏大的功业。《国语》中祭公谋父说：“依次彰明他的德行，继续修治他的事业。”孝宣帝又讲习、讨论六艺，招致选拔才华卓异的人。六艺就是六经。《汉书》记载，武帝诏书说：“察举官吏百姓中才能优异的人。”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都凭儒术进身。《汉书》说，萧望之研习《齐诗》，师事同县人后仓。又说，梁丘贺字长公，跟随京房学习《易经》；梁丘贺入宫进说，皇上认为很好，任命他为郎，后来升至少府。又说，夏侯胜跟随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官至长信少府。又说，韦贤研习《诗经》，把学问传给儿子韦玄成，后来官至丞相。又说，严彭祖字次公，与颜安乐一同师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颜氏、严氏之学，他担任太子太傅。又说，《谷梁》学派有尹更始，官为谏议大夫。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名。将相方面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汉书》说，张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后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又说，杜延年字幼公，任太仆、给事中；宣帝信任他，他便奉车驾入宫任给事中。赵充国、于定国已见《西征赋》。

译治理百姓方面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类。《汉书》说，黄霸字次公，担任扬州刺史；宣帝任命他为颍川太守。又说，王成任胶东相，政绩很有声望，宣帝最先褒奖他。又说，龚遂字少卿，宣帝任命他为渤海太守；百姓都富足充实，狱讼停止。又说，郑弘字穉卿，任淮阳相，因考绩优等入朝担任右扶风。又说，召信臣字翁卿，任南阳太守；官吏百姓亲近爱戴他，称他为召父。又说，韩延寿字长公，任东郡太守，官吏百姓敬畏并归向他，判决的案件大为减少，政绩居天下之最。又说，尹翁归字子况，授任东海太守，东海治理得非常好。又说，严延年字次卿，任涿郡太守，达到了路不拾遗。赵广汉、张敞已见《西征赋》。这些人都有功绩，后世都记载称述。把他们列入名臣之中，也属于次一等。《文选》校勘异文。注文“弘等言皆以大材”。茶陵本没有“言”字，这是正确的；袁本也多出此字。考察认为，《汉书》注文没有“言”字。注文“青姊子入宫幸”。考察认为，“子”字下应有“夫”字，袁本也脱漏。茶陵本则连“子”字也脱漏。“斯亦曩时板筑饭牛之明已”。何校说“明”字《汉书》作“朋”；陈校说“明”是“朋”的错误，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误。注文“至此皆天下名士”。袁本将“此”作“他”，这是正确的；茶陵本也误作“此”。《晋纪论晋武帝革命》。干令升。何法盛《晋书》说：干宝字令升，是新蔡人。起初以尚书郎兼领国史，升任散骑常侍，后来去世。他撰写《晋纪》，记事从宣帝到愍帝，共五十三年，评论切中事理，众人都称赞它。史官说：帝王兴起，必定要等待天命。《尚书》说：“等待上天美善的命令。”如果有朝代更替，那不是人为的事情。《淮南子》说：“二者交替更迭而错乱奔驰。”高诱说：“代，是更替；谢，是次序。”文质因时代而不同，兴建也各不相同。《春秋元命苞》说：“王者一代崇尚质朴，一代崇尚文饰，这是依据天地的规律。天体现质朴，地体现文饰。”又说：“正朔三次改变，文质两次循环。”所以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在柏皇氏、栗陆氏以前，有所作为却不据为己有，顺应事物却不向它索取，这是掌握大道的表现。《庄子》说：“难道不知道至德时代的情形吗？从前柏皇氏、栗陆氏，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那是最完善的治理。”《淮南子》说：“天地广大，成就万物却不据为己有。”《老子》说：“掌握大道，天下人都会归往。”鸿氏、黄帝的时代世代相承，是为了统一百姓；父子相承，也是为了统一百姓的心。《左氏传》中史克说：“从前帝鸿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杜预说：“帝鸿就是黄帝。”《礼记》说：“大人把世代相承作为礼制。”尧、舜在内部禅让，是体现文德；汉、魏在外部禅让，是顺应名分。谢灵运《晋书·禅位表》说：“唐、虞在内部禅让，没有兵戈之事，所以叫作文德；汉、晋在外部禅让，有攻伐之事，所以说是顺应名分。”谢灵运的话似乎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这段文字说得详细，所以全部引用出来。若从名义上说，怎么能不僭越地称作禅代呢？汤、武发动革命，是顺应上天、回应人心。《周易》说：“汤、武革命，顺应天命而回应人心。”汉高祖、汉光武争战攻伐，是为了奠定功业。仲长子《昌言》说：“高祖、光武二位祖先的神武，若遇到时机却不能施展，就会受到限制。”《管子》说：“禹使天下得到治理，到夏桀时又使天下混乱；汤放逐桀，是为了成就禹的功业。汤使天下得到治理，到纣时又使天下混乱；武王攻伐纣，是为了成就汤的功业。各自顺应自己的时运，天下也随时代而变化；顺应时势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周易》说：“随卦，大为亨通。顺应时势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古人敬重一件事，就在开始时授予名号；如今帝王接受天命，却在事情终结时使用这个名号。《尚书》说：“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孔安国说：“舜将要即位执政，所以到文祖庙告祭。”《魏志》说：“陈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把帝位禅让给晋嗣王。”《左氏传》说：“晋侯派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皋落氏，狐突叹息说：‘时势，是事情征兆的表现。’所以，敬重一件事就在开始时授予名号；如今却在时运终结时授予名号，是把这件事隐藏起来。难道这是人为的吗？还是天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译《晋纪》总论 干令升 史官说：从前高祖宣皇帝凭借雄才大略，顺应时运而出仕。范晔《后汉书》说：“陶谦给朱儁的奏记说：‘将军既有文才又有武略，是顺应时运而出。’”正值魏太祖创建基业之初，他谋划军国大事，好的谋略屡屡奏效。干宝《晋纪》说：“魏武帝任丞相时，任命高祖为文学掾，每次和他谋议，计策都多有可取之处。”于是他驾车服事，奔走经历了三代。干宝《晋纪》说：“魏文帝即王位，任命他为丞相长史；明帝即位，升任骠骑大将军。”他性情深沉险峻，像城府一样难以窥测，却能宽宏大量地容纳他人；行事任用权术驾驭众人，同时又能识别人材、善于选拔。因此贤愚都怀有归附之心，大小官员全都竭尽力量。《尚书》中穆王说：“大小臣下，都怀有忠贞贤良之心。”《东观汉记》中太史官说：“明主劳心，忠臣尽力。”于是他从农闲中选取邓艾，从服役途中提拔州泰，文武之才都委以重任，使他们各自擅长地办事。《魏志》说：“邓艾，字士林，义阳人。原任典农纲纪、上计吏，因出使得以拜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认为他奇异，征召为属官，升任尚书郎。” 郭颁《世语》说：“起初，荆州刺史裴潜任用州泰为从事。司马宣王镇守宛城时，裴潜多次派州泰去拜见宣王，因此被宣王所知，后来历任兖州、豫州刺史。”所以他能够向西擒获孟达，向东攻取公孙渊。干宝《晋纪》说：“新城太守孟达反叛，高祖亲自征讨，攻破他的城池，斩杀孟达。”《魏志》说：“公孙渊任辽东太守，景初元年朝廷征召他，他于是发兵在辽隧迎战，自立为燕王。三年，朝廷派司马宣王征讨公孙渊，斩杀公孙渊，把首级传送到洛阳。”他在内部平定曹爽，在外部袭击王陵。干宝《晋纪》说：“高祖与曹爽一同接受遗诏辅政。曹爽日益专横放纵，高祖于是到永宁宫奏事，废黜曹爽兄弟，让他们以侯爵身份回到府第。有关官员奏报黄门张当供词，说明曹爽谋反，于是诛灭曹爽三族。”又说：“高祖向东在寿春袭击太尉王陵。起初，王陵认为魏主不是明帝亲生，而且并不贤明，便谋划改立楚王彪。王陵听说军队到来，反绑双手请求投降。高祖为他解开绑缚，换上朝服接见他，把他送往京都；王陵服毒而死。”他神机独断，征伐无不取胜。扬雄《连珠》说：“兼听而独断，是圣王的法则。”《法言》说：“汤、武威武强盛，征伐四方无不取胜。” 他统御群臣，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春秋孔演图》说：“天子掌握图谶，诸侯得到它，大权便得以形成。”他多次抵挡诸葛亮节制的军队，同时向东抵御吴人的辅车相依之势。《汉书》说：“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是进入对方境内而拥有节制之权了。”《左氏传》中宫之奇说：“俗话说，车辅与车相依，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世宗承继基业，太祖继承功业。干宝《晋纪》说：“世宗景皇帝即高祖去世后，以抚军大将军身份辅政。”又说：“太祖是文皇帝的同母弟。世宗去世后，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军队屡次出动，边境却没有损失；于是百姓与有才能的人都归附，宏大的基业开始形成。《周易》说：“人谋、鬼谋，百姓都参与并赞成。”“大象”的意思，已经见于上文。玄、丰在内部作乱，钦、诞在外部侵犯。干宝《晋纪》说：“中书令李丰与太常夏侯玄谋划废黜大将军。世宗听说后，派王羡把李丰召来，世宗责问他。李丰知道祸患将及自身，于是口出恶言，勇士筑杀了他，并诛灭三族。”又说：“扬州刺史文钦自曹爽死后，暗中怀有异志，于是伪造太后诏令，罗列世宗的罪状。世宗亲自率领中军讨伐他。文钦失败，得以逃入吴国。” 又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对我怀有二心，太祖亲自率领六军向东征讨，攻陷其城，斩下诸葛诞首级，诛灭三族。”暗中谋划虽然严密，但一有机会就必然显露征兆。淮浦再次受到骚扰，许都、洛阳却没有震动；于是把所有异谋全部黜除，以光大前人的功业。《左氏传》说：“把不正当的事全都黜除。”《尚书》中周王说：“公刘能够笃实地继承前人的功业。”然后推举钟会、邓艾，长驱直入攻取庸、蜀。干宝《晋纪》说：“景元四年，大举攻伐蜀国。太祖部署各路军队，指示作战方略，使征西将军邓艾从狄道进攻沓中的姜维，使镇西将军钟会从骆谷袭击汉中。”《汉书》中冯唐说：“上古的王者派遣将领时，跪下推车轴说：‘京城以内由寡人控制，京城以外由将军控制。’”《战国策》说：“乐毅率领轻装精锐的军队，长驱直入齐国。”《尚书》说：“以及庸、蜀人。”三关之地像闪电一样被扫荡，刘禅入朝称臣。《吴志》中贺邵说：“刘氏占据三关的险要，守着重山的坚固地势。”张莹《汉南记》说：“蜀地有阳平关、江关、白水关，这就是三关。”干宝《晋纪》说：“邓艾进军到城北，蜀主刘禅反绑双手，载着棺材，到军营门前投降。”范晔《后汉书》中阎忠劝说车骑将军皇甫嵩说：“不出十天到一个月，神奇的军队就能像闪电一样扫荡。” 天命与人事，到这时就确实可以看清了。《东观汉记》中耿纯劝皇上说：“天时人事，已经可以知道了。”开始时接受非同寻常的礼遇，最终接受完备的赏赐。干宝《晋纪》说：“天子命太祖为晋公，行九锡之礼，又把公爵进封为王。”《左氏传》中子鱼说：“器物和典册都完备。”名号器物比周公还尊崇，权力制度比伊尹还严密。到了世祖，于是享有皇极。世祖就是武帝。《尚书考灵耀》说：“建立皇极。”宋均说：“建，是建立；皇极，是大中之道。”端正君位，安居其位，言语慎重，奉行法度。《周易》说：“君子端正位置，安守本分。”《法言》说：“言语慎重，行为慎重；言语慎重就有法度，行为慎重就有德行。”以仁爱厚待下民，以节俭使财用充足。《周易》说：“山附着于地，剥卦；居上位的人应当厚待下民，使住宅安稳。”《毛诗序》说：“节俭以使财用充足，宽厚以爱护百姓。”和谐却不懈怠，宽厚却能够决断。《论语》说：“君子和谐而不苟同。”韦昭《国语注》说：“弛，是废弛。”《尚书》说：“宽厚而严谨。”断，就是决断。因此百姓歌颂一切都焕然一新，四海之内都欣悦并愿意勉力。《毛诗》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焕然一新。”《周易》说：“以喜悦来先导百姓，百姓会忘记劳苦；以喜悦来使百姓面对艰难，百姓会忘记死亡。”

译喜悦的作用如此广大，百姓怎能不受到勉励呢？继承修治祖宗的志业，想到战乱时代的苦难。《毛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承修治他们的德行。”群臣意见不一，公卿各有异议，他却独自采纳羊祜的策略，把从善作为众人共同的准则。干宝《晋纪》说：“征南大将军羊祜入朝，上疏说：‘凭借国家的强盛，面对吴国的危弱困弊，军队出动不超过一个时节，一定可以取胜。’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尚未公开宣布。”《左氏传》中栾武子说：“善行相等时，就应当听从众人的意见。善，是众人的主导；听从众人，不也是可以的吗？”所以到了咸宁末年，终于排除群臣意见，依据王浚、杜预的决断行事。干宝《晋纪》说：“咸宁五年，龙骧将军王浚上疏说：‘吴王荒淫，而且观察时运，正适合征伐。’皇上将要答应他，贾充、荀勖等人进谏，认为不可。张华坚决劝说，杜预也上疏。皇上先采纳羊祜的谋略，又加上王浚、杜预的决断，于是下诏令各方面大举进军。”让船只驶过三峡，让披甲的战马进入桂阳。《左氏传》说：“晋国饥荒，秦国运来粮食，称作泛舟之役。”刘渊林《蜀都赋注》说：“三峡在巴东永安县，那里有高山相对，百姓称为峡。”《左氏传》说：“晋国郄克与齐侯在鞍地交战，齐侯没有等战马披好铠甲就驱马出战。” 《汉书》说：“有桂阳郡，是汉高帝设置的。”战事没有超过两个时节，江、湘之地前来归附。《晋纪》说：“咸宁五年十一月，命安东将军王浑、龙骧将军王浚率领巴、蜀的军队，顺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浚击鼓呐喊进入石头城，吴主孙皓反绑双手、载着棺材向王浚投降。”《毛诗》说：“淮夷前来归附。”铲平吴、蜀的城垒，打通两地险要的关塞，收复唐、虞时代的旧有疆域，把正朔颁行到八方荒远之地。《汉书》说：“贾捐之说，尧、舜盛盛之时，土地不过方圆数千里。”《论语比考谶》说：“凡施行正朔的地方，没有不归附正义的。”《甘泉赋》说：“八方荒远之地协调，万国和谐。”太康年间，天下文字统一，车轨统一。《礼记》中孔子说：“如今天下文字相同，车轨相同。”牛马遍布田野，余粮堆在田亩，旅人住在草舍，外门不用关闭。《东观汉记》说：“建武十七年，商人携带贵重货物，乘单车露宿；牛马任其放牧，道路上没有遗失的东西。”《淮南子》说：“从前容成氏时代，把多余的粮食放在田头。”蔡邕《胡广碑》说：“余粮栖息在田沟田亩之间。”《毛诗》说：“召伯所居的草舍。”毛苌说：“茇，是草舍。”《礼记》说：“外门不关闭，这叫作大同。” 百姓彼此相遇，就像亲人一样；贫乏的人，可以从道路上的人那里取得资助。《礼记》中孔子说：“从前大道实行的时候，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当时有“天下没有穷人”的谚语。《庄子》中孔子说：“处在尧、舜时代，天下没有穷人，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取得财富；处在桀、纣时代，天下没有通达之人，也不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取得财富。”虽然太平还没有完全实现，也足以说明官吏奉行法令，百姓安于生活，这是百代之中难得的一个时代。《东观汉记》中诏书说：“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本业。”《孝经援神契》说：“天下归附，人人乐于生存。”《论语》说：“百代以后的事情也可以知道。”意思是说，久远的未来也可以推知。武皇去世后，陵墓的土还没有干。《汉书》中霍禹说：“将军的坟墓还没有干。”杨骏被诛杀，太后被废黜。干宝《晋纪》说：“永平元年，诛杀太傅杨骏，把太后杨氏迁到永宁宫，下策书废为庶人，居住在金墉城。”朝廷士人和旧臣中，被诛灭的有几十族。不久又因二公和楚王的变乱而陷入祸患。干宝《晋纪》说：“太子太傅孟观知道中宫的旨意，于是诬陷二公要发动废立之事。楚王玮杀死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张华认为二公已死，楚王必定专权，便让董猛向太后进言，派谒者李云宣读诏书，免去楚王玮的职务，交给廷尉审讯。楚王玮因伪造诏书而伏法被诛。”宗室子弟没有形成保卫王室的助力，阏伯、实沈之间的仇怨却年年酿成。《毛诗》说：“怀有德行才会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城墙。”《左氏传》中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住在旷野，彼此不能相容，天天寻衅动武，互相征讨。阏伯、实沈，就是参星、商星。”太师、尹氏没有成为众人瞻仰的尊贵人物，倾覆、坠落、被杀受辱的祸患却天天发生。《毛诗》说：“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仰望着你。”最终竟改换天子，给他加上太上皇的称号，并出现“天子将被免官”的民谣。臧荣绪《晋书》说：“惠帝永宁二年，把帝位禅让给赵王伦。赵伦用军队留守卫护皇帝，给皇帝上号为太上皇，把金墉改名为永昌宫。” 中书令缪播说：“太史考察星象变化之事，认为应当有天子被免官。”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祸乱的事情。《左氏传》中卜偃说：“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杀戮。”早晨还是伊尹、周公，晚上就变成桀、跖。《庄子》说：“施政还没有达到三王的程度，天下就大为惊骇了。下有盗跖，上有曾参、史鱼。”善恶陷于成败之中，毁誉受势力和利益所胁迫。于是轻薄而触犯法纪的人，运用奸诈机巧来投奔权势，就像夜间的虫子飞向火光。范晔《后汉书》说：“李宝劝刘嘉暂且观察成败，光武帝听说后，告诉邓禹说：‘这一定是长安的轻薄小人误导了他。’”《左氏传》中季孙与臧氏结盟说：“不要有人像臧孙纥那样干犯国家法纪。”《吕氏春秋》说：“君主若能彰明自己的德行，天下士人便归附他，就像蝉飞向明亮的火光。”内外混杂，众官失去应有的人才。郑玄《毛诗笺》说：“内，指诸夏；外，指夷狄。”《尚书》说：“推举贤能，谦让职位，众官才会和谐。”名分与实际相互颠倒，天罗般的法网解开了纽结。《管子》说：“按照名分来核查实际。”：先核定实际再确定名分，名与实相互符合。国政屡次转移到乱臣手中，禁卫军又分散到四方；地方长官没有像千钧、万石那样镇守四方的力量，关隘也没有结草为固的防御。

译《汉书》说，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左氏传》说：“晋国辅氏之战时，魏颗看见一个老人结草来抵挡杜回，杜回被绊倒而跌倒。”李辰、石冰在荆州、扬州掀起祸乱。干宝《晋惠纪》说：“蜀地贼人李流攻打益州，朝廷征发勇士向西赶赴益州。士兵不愿向西征战，李辰便乘机欺骗煽动百姓，以山都人丘沈为君主。石冰响应他。石冰攻占扬州，扬州刺史苏峻投降。”刘渊、王弥又在青州、冀州扰乱局势。干宝《晋纪》说：“刘渊迁居离石，于是谋划作乱。刘渊在西河离石，攻破各郡县，自称为王。”又说：“王弥攻打东莞、东安二郡，又攻打青州。”二十多年后，黄河、洛水流域变成了废墟。戎人、羯人掌握政权，二位皇帝失去尊严，帝王陵墓也无处安置。干宝《晋怀纪》说：“贼人刘曜进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在平阳蒙受流离之辱。”又在《晋愍纪》中说：“刘曜侵犯长安，刘粲攻到城下，天子已经在平阳蒙受流离之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树立君主失去权力，托付政事没有用对人才，礼、义、廉、耻四维不能张立，而苟且敷衍的政治太多。《管子》说：“不能供奉祖先旧制，孝悌就不完备；礼、义、廉、耻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 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汉书》中王嘉上疏说：“上下彼此观望，没有人存有苟且敷衍的意图。”如果在安定时制定法令，法令的弊端尚且会导致混乱；如果在混乱时制定法令，又有谁能挽救它呢？《左氏传》说：“浑罕说：‘君子在宽缓的状态下制定法令，弊端尚且会变成贪婪；在贪婪的状态下制定法令，弊端将会怎样呢？’”所以当时天下并不是暂时衰弱，军队也并不是没有平时的训练。那刘渊，不过是离石的领兵都尉；王弥，不过是青州的散吏。干宝《晋武纪》说：“太康八年，下诏任命刘渊兼任北部都尉。”他们大概都是骑马射箭的武人、奔走服役的人，是平庸普通的人才，并没有吴国先主、诸葛孔明那样的能力。新近兴起的贼寇，不过是乌合之众，并不是吴、蜀那样的敌手。曾子说：“乌合之众，起初虽然彼此欢喜，后来一定会互相啃咬。”他们丢下农具拿起兵器，撕裂衣裳作为旗帜，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兵器。《贾谊·过秦论》说：“砍断树木作为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从下位反抗上位，也不是邻国那样的形势。然而成败所产生的结果却不同，他们扰乱天下就像驱赶羊群一样，攻取两座都城就像拾取遗失之物。孔安国《尚书传》说：“扰，是扰乱。”《淮南子》说：“用兵的策略，是乘势把它作为凭借，以清静作为常道，避开强实而攻击虚弱，就像驱赶羊群一样；这就是谈论用兵时所说的道理。” 因此，他们抵御大患却不占有功劳，防御大灾却不据有利益。《礼记》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患的，就祭祀他。”百姓都知道上位者的德行使自己得以生存，却不说上位者是榨取自己来使自己生存。《左氏传》中子产托人写信给子西，告诉宣子说：“宁可让人说您确实使我活下来，难道能让人说您是榨取我来使自己活下来吗？”杜预说：“浚，是取。”因此百姓受到感动便回应，感到喜悦便归附，就像晨风聚集在北林，龙鱼奔向深渊水泽。《毛诗》说：“那晨风聚集在北林。”荀卿子说：“河川深、水泽深，鱼鳖就归附它；刑法政治公平，百姓就归附它。”河川水泽，是龙鱼居住的地方；国家，是士人居住的地方。顺应上天而享有时运，回应人心而符合义理，然后制定礼制来治理，判定刑罚来威慑。《孝经》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毛诗序》说：“君臣上下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没有礼制。”《左氏传》中叔向送给子产的信说：“严明地判决刑罚，以威慑那些放纵邪恶的人。”谨慎地彰明好恶给他们看，审慎地说明祸福来晓谕他们。《孝经》说：“把好恶显示给百姓，百姓就懂得禁戒。”谢承《后汉书》说：“朱隽宣扬国家的威严和神圣，审慎地向人们说明祸福。” 寻求明察的人来任用为官，以深厚的慈爱来巩固政权，所以众人都知道归向的方向。《左氏传》中叔向说：“还要寻求圣明睿智的君主、明察的官员、忠信的长官、慈惠的老师。”《礼记》说：“礼乐施行，人们就归向正道。”百姓都以自己的生存为乐，以他人的死亡为哀。《鹖冠子》所说的就是：人厌恶死亡而喜爱生存。百姓喜欢他的教化，安于当地的习俗。《孟子》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施行仁政，百姓喜爱它，就像解除倒悬一样。”《老子》说：“安居于自己的住所，喜爱自己的风俗。”君子勤勉于礼，小人尽力做事。赵岐《孟子章指》说：“修养自身、勤勉于礼，是君子所能做到的。”《孔子家语》说：“子路治理蒲地，孔子说：‘这是因为他恭敬守信，所以那里的人都尽力做事。’”廉耻之心在乡里家庭中深厚，邪僻之念在胸怀中消除。“廉耻”的意思已经见于上文。《礼记》说：“懒惰傲慢、邪僻不正的气息，不应在自身礼制中出现。”所以百姓中有遇到危难就献出生命的，却不为求生而损害义。《论语》中子张说：“士人遇到危难，就应献出生命。”又说：“有志之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义。”更何况还能有人振臂高呼，聚集众人来干犯法纪、发动叛乱吗？《汉书》中淮南王刘安上疏说：“陈胜、吴广振臂高呼，天下便响应。”根基广大就难以倾覆，根系深厚就难以拔除。《文子》说：“君主拥有百姓，就像城有根基、树有根；根深树本就牢固，根基厚实，上位者就安稳。” 治理合乎节度，社会就不会混乱；关系胶结牢固，事物就不会迁移。因此，从前拥有天下的人能够长久存在，就是这个原因。难道他们没有偏邪的君主吗？只是依靠道德、典章和刑法来维持罢了。《左氏传》中韩厥说：“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能享有上天的禄命数百年。”难道没有偏邪的君王吗？只是依靠前代圣哲而得以免于败亡。《毛诗》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所以延陵季子通过聆听乐曲，能够知道诸侯国家存亡的趋势和长短的期限，大概因为百姓的情感、社会的风俗教化，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左氏传》说：“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乐。乐工为他演奏郑国乐曲，他说：‘郑国的音乐过于琐细，百姓不能承受，这个国家大概会先灭亡吧？’又为他演奏齐国乐曲，他说：‘这是表率东方大海的国家，大概是太公的后代吧？国家的前途不可估量！’”

译政理有条理、法度严明，事物就不会混乱；上下团结凝聚，就不会轻易改变。因此，古代那些拥有天下的君主之所以能够长久，难道是因为没有昏庸偏邪的君主吗？只是依靠道德和典章刑法来维系罢了。《左氏传》中，韩厥说：“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能享有数百年上天赐予的福禄。”难道三代没有昏乱的君王吗？只是依靠前代圣哲的遗法，才得以免于败亡。《毛诗》说：“虽然没有年老而有德望的贤人，尚且还有先王的典章刑法。”所以，延陵季子通过听乐来了解诸侯国家存亡的趋势和国运长短的期限，大概是因为民情与风俗教化，正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左氏传》说：“吴公子札前来聘问，请求观赏周王室的音乐。乐工为他演奏郑国的乐曲，他说：‘它表现得过于琐细柔弱，百姓不能忍受，郑国大概会最先灭亡吧？’又为他演奏齐国的乐曲，他说：‘能够成为东海一带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吧？这个国家的前途还不可估量！’” 从前周朝兴起时，后稷出生于姜嫄，天命显明；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毛诗序》说：“后稷出生于姜嫄，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诗中说：“思念有文德的后稷，他的功德足以匹配上天。”又说：“使我众多百姓得以建立，没有谁不是从你那里获得了准则。”这是《毛诗·周颂》的文字。郑玄说：“周公思念先祖中有文德的人，后稷的功业能够匹配上天；又播种繁殖百谷，众多百姓才有粮食，天下没有谁不从你那里得到适中的准则，这是说使他们返回本性。”又说：“谷穗结实饱满，黍稷成熟，于是邰地便有了家庭。”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毛苌说：“颖，是下垂的谷穗。”郑玄说：“栗，是成熟。”后稷教导世人种植黍稷，尧把他改封到邰地，使他回到自己的家室，没有改变旧处。到了公刘遭遇狄人的祸乱，离开邰地迁往豳地，亲自承担那些劳苦。所以诗中说：“于是包裹干粮，放进小袋和大袋。”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毛苌说：“小的叫槖，大的叫囊。”郑玄说：“公刘被狄人逼迫驱逐，不忍心让百姓争斗，便把粮食装入袋中，丢弃其余物资离去。‘登上小山时在那里，重新下到原野上，以安置他的百姓。’”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毛苌说：“巘，是与大山有区别的小山。” 郑玄说：“从原野登上小山，又重新下到原野，意思是反复选择适合百姓居住的地方。”后来太王被戎狄逼迫，但不忍心让百姓丧命，于是拄着杖策离开那里。《庄子》说：“太王亶父居住在豳地，狄人攻打他。太王说：‘和别人的兄长住在一起，却杀死别人的弟弟；和别人的父亲住在一起，却杀死别人的儿子，我不忍心这样做。你们都离开这里去居住吧。’于是拄着杖策离去。”所以诗中说：“清早骑马出发，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之下。”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郑玄说：“清早骑马出发，是说他及早而迅速地躲避祸患；沿着西边的水边前行，就是漆水、沮水旁边。意思是亶父躲避狄人，沿着漆、沮二水来到岐山之下。”周人思念他，说：“仁人不能失去。”于是像赶集一样跟随他而来。毛苌《诗传》说：“古公居住在豳地，狄人侵犯他，于是召集老人告诉他们说：‘我听说，君子不能因为自己养活百姓，就反过来伤害百姓。你们不必担忧没有君主。’于是离开豳地，越过梁山，在岐山下建立城邑。豳人说：‘仁德的君主不可失去。’便像赶集一样跟随他。居住一年形成城邑，两年形成都城，三年扩大到原来的五倍。”《新序》说：“太王亶父停留在岐山下，百姓扶老携幼跟随归附；一年形成城邑，两年形成都城，三年扩大到原来的五倍。” 他每次都慰劳百姓、招徕百姓，使他们安定聚集。《毛诗序》说：“万民离散，不能安居，而他能够慰劳招徕并使他们安定聚集。”所以诗中说：“于是安慰他们，于是使他们安居；于是分置在左边和右边；于是划定疆界，于是治理田地，于是安排田亩。”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毛苌说：“慰，是安定。”人心安定，于是安稳地居住；又分置在左右两边；又划定疆界、治理界限；又按时耕种田亩。郑玄说：“按时耕种叫作宣。”到了王季，能够使他的德政声誉安静和谐。《毛诗》说：“这位王季，上帝衡量他的心志，使他的德政声誉安定。”毛苌说：“内心能够裁制而合乎义叫作度。貊，是安静。”郑玄说：“德政得到应和叫作貊。”所以诗中说：“能够明察，能够效法；能够长久，能够为君；于是开始赐予他光荣。”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左传》说：“勤勉施惠而不偏私叫作类，教诲不知疲倦叫作长，施行庆赏和刑罚威严叫作君。”毛苌说：“光，是盛大。”郑玄说：“载，是开始；开始使它显明。”到了文王，完全修治旧有德行，同时使所受天命焕然一新。《毛诗》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焕然一新。”郑玄说：“太王在周地建立国家，到了文王才接受天命。说‘新’，是赞美它。”所以诗中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恭敬，明白地侍奉上帝，继承并思念许多福祉。” 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郑玄说：“小心翼翼，是恭敬顺从的样子。昭，是明白；聿，是继述；怀，是思念。意思是，他能够明白地侍奉上天，又能够继承并思念众多福祉。”由此看来，周王室世世代代积累忠厚之德，仁爱施及草木，内部和睦九族，对外尊敬侍奉年老的人，奉养老者并请他们提供意见，因此成就了自己的福禄。这是《毛诗·行苇序》的意思。其妃后亲自实行妇人四种教化。《礼记》说：“古代妇人接受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教育。”郑玄《毛诗笺》说：“法度没有比四教更大的。”她尊敬师傅，穿着洗濯过的衣服，操持繁琐劳辱的事务，以妇道教化天下。这是《毛诗·葛覃序》的意思。诗中说：“葛草蔓延啊。”毛苌说：“葛可以用来制成细葛布，这是女子所做的烦琐劳辱之事。”所以诗中说：“以礼法规范自己的妻子，推及兄弟，以此治理家族和国家。”这是《毛诗·大雅》的文字。毛苌说：“刑，是法则。”郑玄说：“御，是治理。”文王用礼法对待妻子，推及宗族，又能够端正地治理家邦。因此，汉水边的女子守护着清白的志向；树林中的士人具有纯一的德行。《毛诗》说：“汉水有出游的女子，不可求取。”郑玄说：“女子虽然出游在汉水之上，却没有人想要追求她、冒犯礼法，这也是由于她的贞洁使人如此。”

译《毛诗》说：“密密的网张设在树林中，勇武的士人是公侯的心腹。”郑玄说：“这也是说贤能。”所以说：“从《文王》到《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部，从《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部；开始于忧劳勤勉，最终达到安逸快乐。”这是《毛诗·六月序》的意思。郑玄说：“内，指诸夏；外，指夷狄。”当时天下三分之二已经归周，周却仍然服事殷；诸侯没有约定却前来会聚的有八百个，周武王仍说天命还没有到来。《论语》中孔子说：“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却仍然服事殷，周的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至德了。”《周书》说：“武王将要渡河时，没有约定，却在一天早晨同时会聚到武王郊外祭祀处的诸侯有八百个。”《史记》说：“武王到达孟津，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武王说：‘天命还没有到。’”凭借三位圣人的智慧，讨伐独夫纣，仍然先端正名分教化，说：“以反抗的方式取得天下，以顺从的方式守住天下；保全大业，完成功业，使百姓安定、众人和谐。”《琴操》说：“崇侯向纣诬陷文王说：‘西伯昌是圣人；长子发、中子旦也都是圣人。三位圣人共同谋划，将对君主不利。’”《尚书》中武王说：“独夫受大肆施行威虐。”孔安国《尚书传》说：“汤顺应天命、回应人心，以反抗的方式取得天下，以顺从的方式守住天下。” 《左氏传》中楚子说：“武王禁止暴乱、收束兵器，保全大业、完成功绩，使百姓安定、众人和谐、财物丰足。”但他仍然在《大武》的舞容中表现这些功业，孔子却说：“还没有完全达到尽善。”《论语》中孔子说：“武王的乐舞尽美了，却还没有尽善。”到了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和先公教化风俗的由来，说明王业所以艰难的原因，讲的都是农夫、女工衣食等事情。这是《毛诗·七月序》的意思。因此，从后稷开始奠定使百姓安定的基础，历经十五王，到文王才开始使百姓安定；历经十六王，到武王才开始使天下安居；历经十八王，到康王才真正能够安定天下。《国语》说：“周灵王十二年，谷水、洛水相斗，周王想堵塞它们，太子晋劝谏说：‘后稷开始奠定安民基础，经过十五王，文王才开始使天下安定；经过十八王，康王才得以安定天下，艰难就是这样。’”韦昭说：“基，是开始；静，是安定。”从后稷播种百谷、开始使百姓安定起，前后共十五王，世代修治德行，到文王才使百姓安定并接受天命。这十五王是后稷、不窟、鞠陶、公刘、庆节、皇仆、羌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组、太王、王季、文王。十八王，是在这十五王之外加上武王、成王、康王。因此，他们积累基础、培植根本，织成礼俗，调理人情，体恤隐微，关怀民事，竟是这样长期而周密。潘元茂《九锡文》说：“经纬礼制和法令。”王肃《家语注》说：“经纬，就像织布一样把它织成。”《国语》中祭公谋父说：“勤勉地体恤百姓的隐忧。”追溯到上古，即使文质因时代不同，功业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安定百姓、建立政权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安民”的意思已经见于上文。《尚书》中有《立政》篇。《孟子》说：“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 如今晋朝兴起，功业超过百代，事情成就得比三代更快，大概是有意作为、努力经营才做到的。《礼记》中孔子说：“从前鲁公伯禽是有意作为而成就事业的。”宣帝、景帝遭逢多难的时候，致力于攻伐英雄，诛除众多凶桀，以便于成就事业。《左氏传》中司马侯说：“有时竟会遭遇许多灾难。”《尸子》说：“以便于办事来设置官职，以此巩固国家。”但他们没有来得及修养公刘、太王那样的仁德。接受遗诏辅政，多次遭遇废立之事，所以齐王不明，不能像太甲那样在亳地重新思考并恢复功业。《魏志》说：“齐王芳，字兰卿。明帝去世，即皇帝位。大将军司马景王奉太后诏令废黜皇帝，把芳送回齐国封地。”《尚书》说：“太甲即位后不明智，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才让他回到亳地，使他重新思考并恢复功业。”高贵乡公年少而无知，不能再让自己成为明白而有权威的君主。《魏志》说：“高贵乡公名髦，字士彦。齐王被废后，他即皇帝位。”《魏氏春秋》说：“皇帝亲自出兵讨伐，文王击响战鼓，出兵经过云龙门。贾充从外面进入，皇帝的军队溃败。骑督成倅的弟弟成济手持长矛上前，皇帝死在军中。”《尚书》说：“只有我这个年少无知的人来不及知道。”又说，周公说：“我重新让你成为明白而有权威的君主。”景帝、文帝二位祖先被迫面对禅让代替的时限，没有时间等待三分天下、八百诸侯会聚那样的时机。二祖，就是景帝、文帝。这就是他们创建根基、建立根本不同于前代的地方。《景福殿赋》说：“武帝开创最初的根基。”此外，朝廷中缺少品德纯正的士人，乡里也缺少志向不二的长者。《尚书》说：“从前君主文王、武王时，就有忠心不二的臣子。”风俗淫邪偏僻，所崇尚的廉耻失去位置；求学的人把庄子、老子作为宗旨，却排斥六经。干宝《晋纪》中刘弘的教令说：“太康以来，天下共同崇尚无为，尊贵谈论庄子、老子，很少有人谈论政事。”谈论者把空疏浅薄当作辩才，却轻视名节和节俭。王隐《晋书》说：“王衍不研治经史，只用庄子、老子的空谈迷惑众人。”刘谦《晋纪》中应瞻的上表说：“元康以来，把儒术、清廉、节俭视为世俗共同的行为。”修养自身的人把放纵浊乱当作通达，却把守节守信看得狭隘。刘谦《晋纪》中应瞻的上表说：“把宏放旷达看作平易通达。”王隐《晋书》说：“显贵游乐人家的子弟，大多以阮籍为祖法，把与禽兽相同看作通达。”傅玄上疏又说：“魏文帝仰慕通达，于是天下人轻视守节。”求仕进的人把苟且取得职位当作可贵，却鄙视居守正道。郑玄《毛诗笺》说：“以俸禄为目的而做官，只是苟且取得俸禄罢了。”《公羊传》说：“君子最重要的是居守正道。”任官的人把徒有虚名、空占位置当作高明，却讥笑勤勉谨慎的人。刘谦《晋纪》中应瞻的上表说：“元康以来，凭空署名任职，表面上显出堪任台衡的器量；考察文章、谨慎办理事务，却被看作兰花薰香般的人才。”

译因此，三公被目为萧杌一类的人，名列上等议论者被标作空谈之流。干宝《晋纪》说：“这是说君上的议论流于空谈。”萧杌，含义未详。刘颂屡屡谈论治国之道，傅咸常常纠察邪正，却都被称为俗吏。干宝《晋纪》说：“刘颂在朝中忠诚正直，才能经办政务。武帝很器重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尽心陈奏，很多意见都得到施行。”又说：“尚书郭启出城赴妹妹的葬礼，患病也没有辞谢；左丞傅咸纠劾他，尚书却没有追究。”王隐《晋书》记载，傅玄说：“谈论经礼的人，被称为俗生；讲说法理的人，被称为俗吏。那些倚仗权势、放任旷达、依附逢迎而没有主见的人，反而都在海内享有盛名。至于像文王每天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仲山甫早晚都不懈怠的人，反而被共同讥笑、贬斥得如同尘土，彼此诋毁，结果反而使真正的弊病更加严重了。”郑玄《毛诗笺》说：“这是说当时的人，骨肉之间互不诟病。”《说文》说：“诟，是羞辱。”于是，毁誉扰乱了善恶的实情，奸邪之情奔向货利欲望的道路；选官的人替人选择官职，做官的人替自己选择利益。谢承《后汉书》记载，吕强上疏说：“如果只顾宠爱所宠爱的人，私下提拔所宠幸的人，就不再替官职选择人才，反而替人选择官职了。” 而掌握国家权柄、居于中枢的士人，一个人兼任十几个官职。《毛诗》说：“执掌国家的权柄，维系四方。”桓宽《盐铁论》说：“车丞相身居中枢，处在中间，像扎紧袋口一样闭口不言。”大事极其尊贵，小事只记录其中要点；机密事务的失误，十件中常有八九件。汉书《解故》说：“机要事务所总领的，是号令发出的地方。”胡广说：“是机密之事。”而世族贵戚的子弟，凌驾他人、越级升迁，不受资历次序约束。崇让论说：“不是权势之家子弟的，大多都按照资历次序逐步进用。”悠悠四方、奔走尘俗之间的，都是争名逐利之士。孔安国《论语注》说：“悠悠，是四处周游的样子；风尘，是用来比喻污辱的。”《晋诸公赞》说：“人人都希望获得品级，求取职位的人争相奔竞。”官员列置成百上千，却没有推让贤能的举动。孙卿子说：“天子有千官，诸侯有百官。”《史记》说，司马季主道：“考察官员时不推让贤者。”刘子真著有《崇让论》，却没有人理会它。干宝《晋纪》说：“当时礼让之风还没有兴起，贤者被阻塞不通，少府刘寔著《崇让论》。”孙盛《晋阳秋》说：“刘寔，字子真，平原人。”刘子雅制定九班之制，却不能施行。王隐《晋书》说：“刘颂，字子雅，转任吏部尚书，制定九班制度，裴頠对此有所驳议。” 长虞屡次据实直书，却不能加以纠正。孙盛《晋阳秋》说：“司隶校尉傅咸刚劲正直而严厉，果断从政，先后弹劾百官，王戎却多不采纳。”妇女们梳妆、装饰、纺织、缝纫，以及女工器物，全都交给婢仆完成。《礼记》说：“妇女侍奉舅姑，应当像侍奉父母一样；鸡刚开始鸣叫，就都洗手漱口，梳头、束发、插笄。”织纴的事情，见下文。她们从来不知道纺麻绩苎的工作，也不知道准备酒食、主持家中饮食的事务。《礼记》说：“女子十岁不出闺门，执掌麻苎之事，治理丝茧，织布、织带。”《周易》说：“在主持饮食之事上，没有什么不能完成的。”《毛诗》说：“于是生下女子，不要求她有什么德行仪表，只要操办酒食。”她们过早出嫁，任凭性情行事，因此都不以淫逸的过错为耻，也不约束妒忌的恶行。有的违逆舅姑，有的颠倒刚柔之道，有的杀害妾媵，有的混乱上下尊卑。《尔雅》说：“妇女称丈夫的父亲为舅，称丈夫的母亲为姑。”《礼记》说：“妇女将要办事，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请示舅姑。”又说：“男子亲自迎娶时，男子在女子之前，这是刚柔之义。”《公羊传》说：“媵是什么？诸侯娶一国女子时，另外两国派女子随嫁，以侄女、妹妹作媵。”《礼记》说：“婚礼，上可以用来侍奉宗庙，下可以用来延续后代。” 《尚书·说命》说：“如果在祭祀上亵渎怠慢，这就叫作不敬。”父亲兄长不责罚她们，天下也没有人非难她们。更何况还要责求她们向古人学习四种教诲，在当今修养贞正柔顺的品德，用来辅佐君子呢！四教，已见上文。《列女传》中，宋鲍女宗说：“贞正柔顺，是妇女最高的德行。”《毛诗序》说：“后妃还应当辅佐君子，访求贤才，审慎任官。”礼法、刑罚和政令因此大为败坏，就像房屋已经构筑，却拆去了榫卯；又像水已经蓄积，却决开了堤防。《吕氏春秋》说：“这就像积聚大水，却失去了堤防。”又像火已经蓄积，却撤去了柴薪。国家将要灭亡时，根本一定先倾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左氏传》中，齐仲孙对齐侯说：“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根本一定先倾覆，然后枝叶也会随之倾覆。” 所以考察阮籍的行为，就能察觉礼教崩坏、松弛的缘由。干宝《晋纪》说：“阮籍宏大旷达、超逸疏远，居丧时不遵守通常的礼法。”考察庾纯与贾充的争执，就能看见师尹之官多有邪僻。干宝《晋纪》说：“贾充宴请众官，庾纯最后到达。贾充说：‘您平常总是走在人前，今天为什么落在后面？’庾纯说：‘有一点市井间的事情没有办完，所以来晚了。’世俗传说庾纯的祖父曾任五伯。又说，贾充的祖先曾是市魁，所以庾纯故意这样回答。”考察平定吴国的功劳，就知道将帅之间互不谦让。干宝《晋纪》说：“王浑惭愧自己很久才抵达长江，而王浚却先于他，于是上表说王浚违背诏令，不接受自己的节制。王浚上书自陈说：‘厌恶正直、嫉恨正道的人，实在有很多；他们想罗织罪名，织成这张诬陷之网。’”思考郭钦的谋略，就能悟知戎狄存在祸患。干宝《晋纪》记载，御史大夫郭钦上书说：“戎狄强悍蛮横，自古以来就是祸患。如今西北各郡都与戎狄杂居，百年以后，如果有战乱警报，胡骑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天就能到达盟津。”等到平定吴国声势正盛时，朝廷又出兵北地、西河、安定，收复上郡，设置冯翊、平阳，皇帝却没有听从。阅读傅玄、刘毅的言论，就能发现百官的邪曲。干宝《晋纪》记载，傅玄上书说：“从前魏氏虚无放诞的言论充斥朝廷和民间，使天下再没有清正的舆论，亡秦的弊病如今又重新发作了。”

译傅玄又上书，皇帝回头问刘毅说：“我和汉代哪一个皇帝相当？”刘毅回答：“桓帝、灵帝。”皇帝说：“我虽然比不上古代贤君，但还能够克制自己来治理国家；拿我同桓帝、灵帝相比，不是过分严重了吗？”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钱还进入官府；陛下卖官，钱却进入私人之家。这样说来，恐怕还不如他们。”考察傅咸的奏疏和《钱神论》，就能看见受宠和行贿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干宝《晋纪》记载，司隶校尉傅咸上书说：“臣认为货赂流行，是应当深切禁绝的。”又说：“鲁襃，字元道，南阳人，著有《钱神论》。”《左氏传》说：“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臧哀伯进谏说：‘官府失去德行，是由于受宠者和贿赂显扬。’”民风和国势到了这种地步，即使让具有中庸才能的人、让遵守旧法的君主来治理它，也……《贾谊过秦篇》说：“陈涉的才干能力比不上中等资质的人。”《论语》说：“中庸作为一种德行，大概是最高的了吧！这种德行在人们中间已经很少长久存在了！”何晏说：“庸，就是平常；中和，是可以经常实行的德行。”《公羊传》说：“继承文王的事业，遵守文王的法度。”何休说：“引用文王，是因为文王开始接受天命并建立制度。”辛有一定会从祭祀中看出这种征兆，季札一定会从音乐中听出这种征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这说明礼制已经先行灭亡了。又说：季札出使聘问，请求观赏音乐，乐工为他演奏《陈风》，他便说：“国家没有君主，怎么能够长久呢？”范燮一定会为此请求死去，贾谊一定会为此痛哭。《左氏传》说：“当初，范燮从鄢陵之战返回，让他的祝宗祈求死亡，说：‘君主没有礼义却能战胜敌人，上天反而会加重他的疾病。爱护我的人，只有祝宗；请让他赶快死去，不要等到灾难临头，这是范氏的福气。’”《汉书》记载，贾谊上疏说：“值得为之痛哭的事情，这是第一件。”更何况让汉惠帝以广大盛大的德行君临天下呢！惠帝的事，已见《西征赋》。《毛诗》说：“广大无边的上帝，是下民的君主。”因此，贾后在六宫中肆意作恶，韩午在宫内宫外助成乱事；这种局面是逐渐形成的，难道只是由于一个妇人的罪恶吗？干宝《晋纪》说：“贾庶人被赐死。”当初，武帝为太子迎娶皇后，皇后在宫中不恭敬谦逊而且极其嫉妒，有孕的妃嫔她就杀掉其孩子，有时用手戟刺入，孩子便随着刀刃坠落。又说：“韩寿的妻子贾午，实际上首先助成了乱事。”怀帝是在动乱之后取得帝位的，受制于强臣。干宝《晋怀纪》说：“太傅东海王越总领军队，辅佐朝政。”愍帝是在流离奔逃之后即位的，只是徒然占有皇帝的虚名。干宝《晋纪》说：“洛阳京城倾覆，秦王司马业为避难秘密向南逃走，赶往许、颍；豫州刺史阎鼎认为天下没有君主，便有扶立新君的谋划。” 天下的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不是应时而出的雄杰，就不能把它重新夺回来。《孟子》说：“每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兴起，在这期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物。”《广雅》说：“命，就是名。”然而，怀帝即位初年，南昌出现了嘉禾。徐广《晋纪》说：“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怀帝出生。”《毛诗》说：“文王即位之初，上天使美好的婚配形成。”载，犹如出生。观望云气的人又说豫章有天子气。干宝《晋纪》说：“当初，望气者说豫章、广陵有天子气。”到了国家多难之时，宗室接连兴起。《毛诗》说：“我这个小子，不能承受国家众多的灾难。”《史记》中太史公说：“有的接连兴起，有的接连衰亡，能干的人掌握政权。”然而，愍怀太子的正统、淮南王的壮烈、成都王的功劳、长沙王的权势，最终都归于覆灭。王隐《晋书》说：“愍怀太子司马遹，被立为皇太子。贾后没有儿子，嫉妒加剧，便把太子废为庶人，送到许昌宫的别馆，假传诏令让小黄门孙宪杀害太子。赵王司马伦毒杀贾后，皇帝下诏追谥司马遹为愍怀皇太子。”又说：“武皇帝的儿子司马允，字钦度，封淮南王，兼领中护军。孙秀已经杀害石崇等人来威吓司马允，司马允于是进兵包围相府；相国赵王司马伦闭门拒守，司马允的军队屡战屡胜，攻陷府第，无人能挡。” 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度假称有诏书来帮助淮南王。淮南王下车接受诏书，于是被杀害。又说：司马颖，字章度，封成都王，任越骑校尉。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司马颖谋划起兵迎接天子。司马伦死后，废黜太子司马覃，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张方废黜司马颖，使他回到封国，又派田徽在邺地杀了他。又说：司马乂，字士度，封长沙王，任步兵校尉。齐王司马冏与他相攻，司马冏失败后被捆到皇帝面前，司马乂叱令左右将他斩杀。河间王司马颙想废掉太子、改立成都王，想先杀司马乂，于是出兵征讨，接连作战失败逃走，司马乂也因此被杀。而怀帝以豫章王的身份登上帝位。干宝《晋惠纪》说：“下诏封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皇帝死后，皇太弟即位。”皇帝死后，谥号为孝怀皇帝。《尚书》说：“天子的地位真是艰难啊！”刘向的谶语说，灭亡以后，有一位名字中带有“少”而又带有“水”义的人取得天下；起事的人占据秦川，西南方才得到他的同党。考察愍帝，大概就是秦王的儿子，在长安取得帝位；长安本来就是秦地。干宝《晋怀纪》说：“关中拥立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司马业本是吴孝王的儿子，后来出继为秦献王之后。皇帝死后，太子在长安即位；死后，谥为愍皇帝。” 西面以南阳王为右丞相，东面以琅邪王为左丞相。干宝《晋纪》记载，愍帝诏告琅邪王司马睿说：“现在任命王为侍中、左丞相，督领陕东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督领陕右诸军事。”臧荣绪《晋书》说：“南阳王司马保，字景度，是太尉司马模的世子；有人把南阳王说成秦王，这是不对的。”皇帝名讳为司马业，所以把邺改称临漳。漳，是水名。由此推论，也确实有征兆，只是皇极没有建立，灾祸和耻辱反而降临自身。皇极，已见上文。难道是上帝临视我们时改变了心意吗？《毛诗》说：“上帝正在临视你，不要改变你的心志。”还是因为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吗？淳厚光明的功业没有改变，所以天命又重新集中到中宗元皇帝身上。《晋中兴》说：“中宗元皇帝，名讳司马睿，字景文，承袭为琅邪王。愍帝在平阳去世后，他登上皇帝之位。”《国语》中史伯说：“黎是高辛氏的火正，因为淳厚光明而盛大，光辉照耀四海。”成就天地大功的人，他的子孙没有不显赫的。韦昭说：“淳，是大；耀，是明。” 《文选》校勘记 “于是趁邓艾农闲之时把他取来。”考：据《晋书·怀愍帝纪》所载，“隙”作“琐”。大概各本因传写错误而作“隙”，与《典引》中的“微何琐”相近。“从外面袭击王陵。”陈说：“陵”是“凌”的误字，注文也相同，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误作“陵”。《晋书》所载作“凌”。

译“世宗承继基业，太祖继承事业。”袁本、茶陵本把这两句放在“大象始构矣”之下。袁本有校语说，善本在“军旅屡动”之上。茶陵本漏记校语，但详看注文中的次序，所见与袁本、尤本没有不同。何校改换了次序，陈校也相同。考察文义，确实如此。各本所见，大概是连同注文一起误将一节倒置了。《晋书》所载正在下文。注文“世宗景皇”。考：“皇”字下面应当有“帝”字，各本都脱漏了。注文“太祖文皇帝的同母弟”。考：“母”字上面应当有“景皇帝”三字，各本都脱漏了。“天符人事。”袁本、茶陵本作“符”，善本作“府”。考：这是尤延之校改订正的。“于是排斥众议。”袁本、茶陵本作“排”，善本作“非”。考：这是尤延之校改订正的。《晋书》没有记载这句。注文“吴王荒淫”。考：“王”应当作“主”，各本都讹误了。注文“贾充、荀勖等陈谏”。袁本、茶陵本的“陈”作“毕”，是正确的。注文“居旷壄不相能”。陈说：“壄”是“林”的误字，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误。考：“居”字下面原本有“于”字，“能”字下面原本有“也”字，大概是引用不完整。注文“惠帝永宁二年”。袁本、茶陵本的“宁”作“康”。考：二本正确。查《晋书·惠帝纪》，永康元年正月初一改元；第二年正月赵王伦篡位，这年四月皇帝车驾复归正位，于是改元才开始称为永宁。这样看来，事情发生在尚未改为永宁以前，正是永康二年正月。因此臧荣绪的书依据当时的称谓，后来的校者误改了。注文“鹖冠子”。考：“子”字下面应当有“曰”字，各本都脱漏了。注文“小的叫橐，大的叫囊”。袁本、茶陵本没有“曰”字和“大”字。考：这是尤校改订正的。“承受赐予的光荣。”袁本在此句下有校语说，善本有“也”字；“以御于家邦”下面的校语也相同。茶陵本都没有校语。考：袁本所见不对。注文“灵王十二年”。袁本、茶陵本的“十二”作“二十”。考：各本都不对，应当作“二十二”。韦昭的注文可以证明。“诛杀庶民中的桀骜者，以便处理事务。”何校说，《晋书》“桀”作“孽”。陈校说作“孽”是正确的。考：善本注文没有明确文字。五臣本作“桀”，济注说：“桀，傲慢。”现在无法考定。注文“以巩固他的国家”。何校把这四字改放在上文“或乃多难”之下，陈校也相同，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误。注文“太康以来”。何校把“太”改为“元”，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误。“却鄙视名声而崇尚俭约。”袁本、茶陵本的“俭”作“检”，并说善本作“俭”。何校说《晋书》作“俭”。考：“检”字是正确的。各本所见的“俭”字，是传写错误。注文“应瞻表”中的“俭”字，也应是“检”的讹误。那篇表把“清检”同“容放”相对而言，意义上并不取“俭约”；而今本《晋书·应瞻传》写作“俭”字，恐怕不对。况且善本引用刘谦《晋纪》，本来不必与《晋书》相同。注文“以宏放作为夷达”。袁本、茶陵本的“宏”作“容”。考：“容”字是正确的。今本《晋书·应传》作“宏”，尤校依从它而改，但善本本来不必与该书相同。注文“《汉书解故》说”。考：“书”应当作“官”，各本都误。“考察庾纯与贾充的事情。”何校把“事”改为“争”。茶陵本说五臣本作“争”，袁本说善本作“事”。考：《晋书》所载作“争”。“知道将帅不肯谦让。”何校在“知”字上增加“而”字。袁本、茶陵本说善本没有“而”字。考：《晋书》所载有“而”字。“怀帝在动乱之后取得帝位。”茶陵本说五臣本没有“之后”二字，袁本说善本有“之后”。今考：有这两个字是传写衍文。《晋书》所载没有。注文“《晋中兴》说”。陈说：“兴”字下面脱漏了“书”字。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脱漏。

译《后汉书·皇后纪》论 范蔚宗 夏、殷以前，后妃制度的文字记载很简略。《周礼》说，天子立后，设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用来完备宫内的职务。王后端正地处在宫闱之中，与天王同体。夫人坐而论定妇女之礼，九嫔掌管教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世妇主管丧事、祭祀、宾客，女御依次进入君王燕居的寝宫。分布官职、划分事务，各有掌管之人。《礼记》说：“舜葬在苍梧的野外，大概三位妃子没有随从他。”郑玄说：“帝喾立四位妃子，用来象征后妃四颗星；其中一颗明亮的为正妃，其余三颗较小的为次妃。帝尧沿用了这一制度。到了舜，没有告知父母就娶妻，也没有立正妃，只立了三位妃子而已。夏后氏增加三三之数，共九人，合计十二人。《春秋说》说：天子娶十二人，就是夏代的制度。按照虞、夏和周代的制度推算，殷人又增加三九二十七人，共三十九人。周人向上仿效帝喾，立正妃，又有九妃，并增加三九二十七人，共八十一人，合计一百二十一人。她们的位次有后、夫人、世妇、嫔、女御五种，彼此参差排列，以确定尊卑。《周礼》说：“九嫔掌管妇学的法则，教导九御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自统率所属人员，并按时侍奉君王，依次进入君王所在之处。” 世妇掌管祭祀、宾客、丧事的事务。女御掌管按次序进入君王的燕寝，并在每年相应的时节献上所完成的功事。女史掌管王后的礼仪，主管宫内政务的辅助工作，用来告诉王后如何治理内政。女史执掌红色的管笔，记录功劳，书写过失。《毛诗》说：“娴静的女子多么美好，赠给我红色的管笔。”毛苌说：“古时候，后妃一定有女史执掌红管记录功过的制度。”女史如果不记录她的过失，就要杀死她。她平时有保姆、傅母的训导，行动时有玉佩玉环的声响。《列女传》说：“齐孝公的孟姬，是华氏的长女，齐孝公的夫人。孝公游历琅邪，华姬随从。后来车子奔驰，孟姬从车上跌下，车子破碎；孝公让四匹马拉车载她回去。孟姬说：‘我听说，妃后越过门槛时，一定要乘坐安车辎軿；下堂时一定要有傅母、保阿陪同；进退时就要使玉佩玉环发出声响。如今这是立车，没有辎軿，我不敢接受命令。’曹大家说：“玉环佩，就是佩玉上有玉环。”选进贤才来辅佐君子，怜惜美好娴静的女子，却不因她的美色而放纵。毛诗序说：“《关雎》是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才而不沉溺于女色，怜惜女子的美好娴静，思求贤才。”所以能够宣扬阴柔教化，修成内在的法则。魏文帝《典论》说：“想要纳入两位女子，充实六宫，辅助宣扬阴教，继续修明古代的义理。” 《礼记》中又有《内则》篇。闺房之内庄严和谐，是因为不让险邪的请托私谒得以实行。《毛诗序》说：“王姬尚且遵守妇道，以成就庄严和谐的德行。”又说：“后妃在内心有进用贤才的志向，却没有险邪偏私、私下请托的心思。”所以周康王晚于早朝，便有《关雎》来讽谏；周宣王晚起，姜后便请求认罪。《列女传》说，曲沃负对她的儿子如耳说：“周康王早晨迟迟不上朝，《关雎》已经预先出现来讽谏他了。”虞贞节说：“他的夫人早晨迟出，所以作《关雎》之歌来感化规诲他。”《列女传》说：“姜后是齐侯的女儿，周宣王的王后。宣王曾经夜里就寝而早晨迟起，王后和夫人便不出房门。姜后出来后，脱下簪子和耳饰，到永巷等待治罪，说：‘我没有才能，我的淫逸之心已经显露出来了，以至于使君王失礼、晚于早朝。’到了周王室东迁以后，礼仪次序衰败残缺。诸侯僭越放纵，制度没有章法。司马迁《史记》说：“周平王向东迁到雒邑，周王室衰微，诸侯凭借强大兼并弱小。”齐桓公有如夫人六人。《左氏传》说：“齐侯有三位夫人：王姬、徐嬴、蔡姬，都没有儿子。齐侯喜欢女色，内宫中宠幸众多，像夫人一样受宠的有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 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齐桓公与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他为太子。雍巫受到卫恭姬的宠爱，便通过寺人貂向齐桓公进献食物，因此也得到宠幸；齐桓公答应立武孟为太子。管仲死后，五位公子都争求继承君位。齐桓公死后，易牙入宫，与寺人貂凭借宠幸杀害群臣，拥立公子无亏，孝公逃往宋国。晋献公把戎族女子骊姬升为元妃。《左氏传》说：“当初，晋侯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龟兆不吉，筮法却说吉。晋公说：‘听从筮法。’于是立她为夫人，生下奚齐；她的妹妹生下卓子。等到将要立奚齐时，晋公已经同大夫谋划妥当，骊姬对太子说：‘君王梦见齐姜，应该赶快祭祀她。’太子在曲沃祭祀，把祭肉送回给晋公。晋公出猎，骊姬把祭肉放在宫中六天；晋公回来后，她把毒肉献上。晋公先把祭肉祭于地上，地面隆起；拿给狗吃，狗死了；拿给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泣说：‘祸害是太子造成的。’太子逃到新城，自缢而死。最后五位公子作乱，嫡长子遭遇灾难。五位公子，就是齐国的武孟等人；嫡长子，就是晋国太子。到了战国时期，风俗法度更加衰薄，任凭情欲，颠倒衣裳。《毛诗》说：“上衣是绿色的啊，下裳也是绿色的啊；本应是绿色上衣、黄色下裳。” 郑玄说：“如今把黑色穿作上衣，把黄色穿作下裳，是用来比喻嫡妾之礼混乱。”以至于亡国丧身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这本来就是轻视礼法、放松防范，把女色放在前面、把德行放在后面的结果。秦国兼并天下后，许多人更加骄傲自大，官制完备地设置了七国的制度，爵位排列为八等。秦代当时共有七国，秦兼并了其中六国。因此，宫内职官全都设置齐备，爵位也排列为八等。《汉书》说：“汉朝兴起，沿用了秦朝的称号，嫡妻正名为皇后，妾都称夫人，另外还有美人、良人、八子、长使、少使等称号。”汉朝兴起后沿袭这些称号，妇女制度却没有得到整理。孔安国《尚书传》说：“厘，是治理；读音为力之切。”汉高祖帷帐内外的男女关系没有整饬，汉孝文帝的寝席之间也没有区别。《汉书》说：“高祖得到戚姬，宠爱她，她常常跟随在身边；吕后年长，常常留守，很少被召见。”《大戴礼》说：“古代大臣如果因为男女淫乱、内外没有分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汉书》说，孝文帝的窦皇后是景帝的母亲。文帝到上林苑游幸，皇后和慎夫人随从；在宫禁之中，她们常常同席而坐。桓谭《新论》说：“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因而扰乱了尊卑秩序。”郑玄《周礼注》说：“衽席，就是单席。”然而，选取纳入妃嫔尚且比较简约，装饰玩物华美的东西也少。自汉武帝元鼎以后，世代逐渐增加淫靡奢费，甚至达到后宫三千人，等级增加到十四等。班固《汉书赞》说：“汉朝兴起，沿用秦朝称号；到武帝时设置婕妤，元帝又增加昭仪的称号，共有十四等。” 以妖媚得宠而败坏政事的征兆，以及外戚姻亲扰乱国家的迹象，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

译到了光武帝中兴汉朝，便砍削繁饰而归于质朴。《汉书》中班固说：“汉朝兴起，打破有棱角的器物使它变圆，砍削雕饰使它归于朴素。”六宫妃嫔的称号，只有皇后和贵人，使用金印紫绶，俸禄不过粟数十斛。又设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都没有爵位俸秩，只在一年四时给予赏赐供给而已。汉朝的制度通常在八月计算百姓户口时，派中大夫、掖庭丞和相工，到洛阳乡中察看良家童女；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正美丽、符合相貌标准的，就用车载回后宫，再考察是否适用，然后选来侍奉皇帝。这样是为了慎重明察选纳，详细求取贤淑聪慧的女子。应劭《风俗通》说：“采女。考察：采，就是选择。每年八月，洛阳百姓计算户口时，派中大夫、掖庭丞和相工察看童女；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材健壮、容貌姣洁而有合宜相貌的，就载入后宫。”明帝恭敬地遵循先帝旨意，宫廷教化颇为修明；选立嫔妃皇后，一定先看德行；宫内没有传出闺门以内的话，权力上也没有因私情溺爱而授予职位，可以说纠正了从前的弊病。《礼记》说：“外面的言语不进入闺门，里面的言语不传出闺门。”假如当时进一步设置外戚禁令，编入甲令之中，如淳《汉书注》说：“甲令，就是前代皇帝的第一道令。” 改正后妃制度，留给后世，这难道不是美善的事吗！《毛诗》说：“把谋略留给他的子孙。”虽然约束自身已经有一定法度，但防范和约束还不够严密。《毛诗序》说：“鲁桓公不能防范约束文姜。”所以从孝章帝以后，逐渐凭借女色授予恩宠。范晔《后汉书》说：“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显宗的第五个儿子。炟，读作丁达反切。”恩宠深厚，爱好相合，终于忘记了●蠹。自古以来，即使君主年幼、时局艰难，王室内部多有祸乱，也都是把政事托付给冢宰，简择任用忠贞之臣，从来没有专门任用妇人、让她们裁断国家重器的。重器，就是神器。只有秦国的芈太后开始摄理政事，因此穰侯的权势重于秦昭王，家产也比嬴氏王室富有。《史记》说：“秦武王娶魏国女子为王后，没有儿子，便立同父异母的弟弟为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又说：“穰侯的富有超过了王室。”魏国人范雎游说秦昭王，说穰侯在诸侯之间擅自掌权。汉朝沿袭了这种错误，明知祸患却不改。东汉的皇统多次断绝，权力归于女主；从外部拥立了四位皇帝，临朝称制的有六位皇后。范晔《后汉书》说：“孝安皇帝名佑，是清河孝王庆的儿子。殇帝死后，邓太后与兄长邓骘在宫禁中定策，拥立他为帝。”又说：“安帝死后，阎太后与兄长阎显拥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懿。”又说：“桓帝名志，父亲是蠡吾侯。质帝死后，梁太后与兄长梁冀拥立他。”又说：“灵帝名宏，父亲是解渎亭侯刘苌。桓帝死后，窦太后与父亲窦武拥立他。”又说：“章德窦皇后，和帝即位后，太后临朝称制；和熹邓皇后拥立殇帝，太后临朝称制。” 安思阎皇后拥立少帝，太后临朝称制；顺烈梁皇后拥立冲帝，太后临朝称制；桓思窦皇后拥立灵帝，太后临朝称制。曹节等人把太后迁徙到南宫云台，把她的家属迁到比景。又说：“灵思何皇后，皇帝死后，皇子刘辩即位，太后临朝称制；董卓把她迁到永安宫。”没有一个不是在帷帐之中定策，把政事委托给父亲、兄长；贪恋幼童年少，以便长久掌握政权；压制贤明之臣，以便专擅威势。所承担的责任越重，道路越遥远；所获的利益越深，灾祸来得越快；本人在云台之上遭受雾露侵袭，家属在监狱之下被套上枷锁。《范晔后汉书》记载，谢弼上封事说：“窦太后被幽闭隔绝在空宫之中，如果染上雾露之疾，陛下将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论语》中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身在拘禁之中，却不是他的罪过。”《毛诗》说：“有牢狱，有监狱。”灾祸湮灭接连而来，倾覆的车子前后相继。《运命论》说：“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倾覆的车辆沿着旧轨相继而来。”王隐《晋书》说：“刘胤贩运货物接连不断。”然而，人们仍不断奔赴践踏，最终必然焦烂。嵇康《与山巨源书》说：“禽兽长大以后而被拘禁，就会奔赴践踏汤火。”袁崧《后汉书》记载，朱穆上疏说：“把鱼养在沸腾的鼎中，把鸟栖息在烈火之上，使用它们不得其时，必然会焦烂。” 最终大运衰败，神圣的国宝沦亡。《汉书》中张释之说：“秦国渐渐衰败，直到秦二世时，天下像土崩一样。”《史记》作“陵迟”。《汉书》记载，哀帝诏书说：“《尚书》说‘考终命’，是说大运一旦终结。”《诗经》《尚书》所感叹的事情，大致相同。 《毛诗》说：“显赫的周宗室，被褒姒灭亡。”毛苌说：“烕，就是灭亡。”《尚书》说：“古人有话说，母鸡在早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衰败。”因此考察历代皇后的行迹，把它们编为《皇后本纪》。虽然成败各不相同，但凡是共同居于正统皇后名号的人，都并列写在本篇中。那些因私人恩情而追尊、并非当时天下所奉行的，就随着其他事情附带记出。亲属的其他事情，各依照相关列传记载。其余没有可考见事迹的，就附系在本纪之中，用来承接西京时期外戚的记载而已。所谓私人恩情，是指桓帝、顺帝从外部拥立即位后，出于私人恩情尊奉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像这种情况，就随其他事情附带记出，不列入本篇。《文选》校勘记 注文“帝喾立四以”。袁本、茶陵本的“以”作“矣”。考：二本正确。“矣”字断句。注文“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考：“正”字下和“三”字下的两个“九”字都不应有，各本都是衍文。应当把“立正妃”读作一句，把“三二十七”读作一句。注文“妇也嫔也”。考：应当作“嫔也，世妇也”，各本都误。注文“女御书叙于王之燕寝”。考：“书”应当作“掌御”二字，各本都误。注文“齐侯好内多宠”。考：“多”字下面应当有“内”字，各本都脱漏了。注文“与貂因宠”。何校在“因”字下面增添“内”字，陈校相同；各本都脱漏了。注文“又有美人、良人、八子”。考：“子”字下面应当有“七子”二字。外戚传的文字可以证明，章怀注所引用的文字也可以证明。“华美的装饰玩物很少。”何校说，《后汉书》作“少华”。袁本说善本作“华少”，茶陵本说五臣本作“少华”。考：各本所见大概都是传写时颠倒了。“只有皇后、贵人使用金印紫绶。”何校说，《后汉书》又出现“贵人”二字；陈校说重复出现是正确的。考：这种校改是对的，各本大概都脱漏了。皇后自然同乘天子的车舆。又考《舆服志》说“天子的贵人用赤绶，与诸侯王相同”，与这里不合。也许光武帝时用紫绶，后来才改为赤绶。注文“以岁八月雒阳民”。陈说：“月”字下面脱漏了“筭”字，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脱漏。注文“长壮妖絜”。考：“妖”应当作“姣”，各本都讹误了。

译注文“家属徙北景”。考：“北”应当作“比”，各本都讹误了。《范书·皇后纪》《续汉书·郡国志》《前书·地理志》都可以证明。《文选》卷第五十 史论下，史述赞 史论下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范蔚宗 论说：中兴时期的二十八位将领，前代认为他们在天上对应二十八宿，但这种说法我没有详细考察。所谓中兴，是说汉朝被王莽篡位以后，光武帝重新兴起汉室，因而称为中兴。天上有二十八宿，将领则用来辅佐君主、协调教化。然而这些人都能感应风云、把握时机，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勇武。《周易》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史记》中太史公说：“相如处在智勇方面，可以说兼而有之。”称作辅佐天命、建立功业的人，也都是各自有志向、有才能的士人。李陵书说：“其余辅佐天命、建立功勋的人。” 议论者多责怪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重要职务，以至于他们英姿勃发、功绩盛大，却被弃置而不任用。谢承《后汉书序》说：“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杨诔》说：“功绩盛大而美好。”然而推究其深远谋划和长远计算，本来必定有这样做的理由。至于王道已经衰微、下降到霸主之德的时代，还能授予和接受官职只看功劳，让有功者和贤能者同时得到任用，像管仲、隰朋在齐桓公时代交替升用，先轸、赵衰在晋文公朝廷同列，可以说是兼顾周全了。《左氏传》记载，寺人披说：“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让管仲担任相国。”又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宠爱，有鲍叔牙、隰朋辅佐。”又说：“晋国在被卢举行大搜，任命赵衰为卿；赵衰把职位让给先轸。”杜预说：“先轸，就是晋国下军的佐将原轸。”从秦、汉以后，世代凭借战功起家；至于辅翼扶持王室的人，也都是武人突然崛起。也有贩卖丝绢、以屠狗为业的轻薄狡猾之徒。《汉书》说：“灌婴是睢阳贩卖丝绸的人。高祖做沛公时，他以中涓身份跟随，后来剖符封爵，食邑于颍阴，最终做到丞相。”又说：“樊哙是沛县人，以屠狗为业。高祖做沛公时，他以舍人身份跟随，后来封为舞阳侯。”有的以连城之地的赏赐来尊崇，有的任用为阿衡那样的重臣。班固《汉书赞》说：“大的藩国跨越州郡，拥有数十座相连的城池。” 《毛诗》说：“确实只有阿衡，辅佐商王。”毛苌说：“阿衡，就是伊尹。”所以权势相互猜疑，嫌隙就会产生；力量相当，祸乱就会兴起。萧何、樊哙尚且还被拘系，韩信、英布最终也遭遇剁碎醢杀，不正是这样吗！《李陵书》说：“从前萧何、樊哙被囚禁，韩信、彭越被剁碎醢杀。”从此以后，直到孝武帝，历经五代，宰辅没有不是公侯的。于是使士大夫仕进的道路闭塞，贤能之士受到蒙蔽和阻塞。《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因而杂取缙绅先生的谋略。”臣瓒说：“缙，是赤白色；绅，是大带。”朝廷中有世代承袭爵位的私情，下面的人多有充任守门小吏的怨恨。《礼记》说：“大人以世代相承为礼。”《汉书》说：萧望之被任命为小苑东门候，王仲翁对望之说：“你不肯碌碌无为，反而要去做守门官吗？”那些怀抱道义却默默无闻、委身于民间草野的人，又哪里能数得清呢？《论语》中，阳货对孔子说：“怀藏自己的才能，却使国家迷乱。”《淮南子》说：“如今至德之人生在乱世，含藏德行、怀抱道义而死去的人很多，天下没有人知道他们，反而以他们不说话为可贵。”所以光武帝鉴察前代的过失，存有纠正偏枉的志向。班固《汉书赞》说：“汉朝兴起，惩戒强秦失败的教训，大规模分封九国，可以说是纠正弯曲却超过了正直。”即使是寇恂、邓禹的高大功勋，耿弇、贾复的宏伟功业，分封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也只是特进、朝请而已。范晔《后汉书》说：寇恂，字子翼，被封为雍奴侯，食邑万户，任执金吾。邓禹，字仲华，任大司徒，被封为高密侯，食邑四县。耿弇，字伯昭，被封为好畤侯，食邑二县，以列侯身份奉朝请。贾复，字君文，被封为胶东侯，食邑六县，以列侯身份加特进之位。蔡邕《独断》说：诸侯功德特别显著、为朝廷所区别对待的，赐予特进之位，地位在三公之下。孟康《汉书注》说：按照法令，春季称“朝”，秋季称“请”。观察他们治理太平、临朝处理政务、考核职责并追究过失，莫非就是所谓“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吗？《论语》中孔子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 如果用同一标准去衡量功臣，他们受到的伤害就太重了。为什么呢？用正直的法度约束他们，就会损害旧日的恩情；迁就人情，又会违背、废弃禁令和典章。范晔《后汉书》中，第五伦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给贵戚封侯使他们富贵，却不应当让他们担任职事。为什么呢？用法令约束他们，就会伤害恩情；因亲近而徇私，就会违背法典。”如果选用德行，功劳未必深厚；推举劳绩，人未必贤能；两者参杂任用，众人的心意难以满足；同时并列任用，弊端离现在并不远。这里说，选德而舍功，任用参差混杂，怨望必然很多，所以说“难以满足”；如果论功而舍德，把他们同时列在朝廷，剁碎醢杀就会接连发生，所以说“离现在不远”。不能不比较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就具体事情相互权衡。意思是尊重功劳而不尊重德行，就是以功劳权衡德行；任用德行而不任用功劳，就是以德行权衡功劳。《汉书》说：“衡量资质的弊病，权衡轻重，于是有时以母权衡子而行，有时以子权衡母而行。”韦昭说：“重的是母，轻的是子。衡，就是平。”因此，对高品秩者给予优厚礼遇，确实用来酬答首要功勋；制定严峻的条文、深严的法典，用来责成官吏尽职。《汉书》说：“翟方进任丞相时，严峻的法条和深严的法典，使受到中伤的人尤其多。”建武年间，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受封为侯的有一百多人；至于那几位功臣，则参与国家大政的议论，平均分担福祸，其余的人都优厚地采用宽缓的科条，保全他们的封爵和俸禄，没有不是最终以功名著称、把福庆延续给后代的。范晔《后汉书》中，郎顗上疏说：“消除灾祸，延续福庆，号令天下。”从前留侯认为，高祖把萧何、曹参等旧日故人全部任用；郭伋也议论南阳人中有许多显贵；郑兴又告诫不要专门任用功臣。《汉书》说：皇帝远远看见诸将常常几个人聚在一起交谈，便问：“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这是在谋反。”陛下出身平民，和这些人一起取得天下，已经成为天子，可是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的故人，所诛杀的都是平生的仇怨，所以他们聚集起来谋反。范晔《后汉书》说：光武帝任郭伋为并州牧，经过京师前来谢恩，皇帝立即召见他。郭伋于是说：“选拔补任各职，应当选取天下的贤能俊杰，不应专门任用南阳人。”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说：郑兴，字少赣，河南人，被征召为太中大夫，上疏说：“道路上的流言都说，朝廷想任用功臣；功臣一旦被任用，人的职位就会错乱。过分施加恩宠而偏私授官，容易开启私情溺爱的过失；如果至公无私、平均施恩，必定能广泛开辟招纳贤才的道路，想来不正是这样吗！”班固《汉书》引文说：“崇尚恩德来安抚海内。”仲长子《昌言》说：“君主以至公之心面对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