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第五十四

译论四。《五等论》。五等指公、侯、伯、子、男。意思是古代圣王设置五等爵位来治理天下，到了汉代分封建国却不依照古制，因此作这篇论。陆士衡。治理国家、经营四方，是先王谨慎对待的事情。《周礼》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才能治理国家、经营四方。郑玄说：“体”就是划分。《汉书》中王嘉说：君王代替上天授予人爵位，尤其应当谨慎。创立制度、奠定基业，是为了考虑使后世兴盛。《典引》说：顺应天命来创立制度。《论语比考谶》说：等待后来的圣人来奠定基业。然而，治理谋划各不相同，使国家长久存在的方法也有不同。《左氏传》中楚国芋尹无宇说：天子有治理天下的规划，这是古代的制度。又说，北宫文子说：拥有国家，就应当使美名长久流传。五等爵制开始于黄帝、唐尧时代；郡县制的治理创始于秦、汉。《汉书》说：周代有五等爵位，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太昊、黄帝之后的唐、虞时代，侯、伯的封国还存在。到了秦朝，终于兼并天下，把天下分为郡县，前代圣王的后裔，一个也没有留下。汉朝兴起，沿用秦朝制度来安抚天下。班固《汉书述》说：从前黄帝、唐尧治理万国，夏、商、周三代有所损益；到了秦、汉，革除五等爵制，建立郡县制度。得失成败，都完整地记载在典谟之中。《王命论》说：考察古今的得失，验证行事的成败。《书序》说：典、谟、训、诰。因此，其中的详细情况，是可以加以论说的。先王知道帝王的事业最为重大，天下的范围最为广大。扬雄《长杨赋》说：扩展帝王的事业。孙卿子说：国家是天下最重大的器物。“重”是责任重大。《广雅》说：“旷”是遥远、广大。天下广大，不可以偏于一方来控制；责任重大，不可以由一个人独自承担。承担重任，必须借助众人的力量；治理广大天下，最终要依靠众人。因此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是为了减轻君主的责任。《周礼》说：设置官职、分掌职务，作为百姓的准则。又同时建立五长，是为了扩大统治制度。《尚书》说：外至四海，都建立五长。于是制定封疆的典制，裁定亲疏关系的适宜程度。贾逵《国语注》说：“裁”是制裁、裁定；“裁”与“财”是古今通用字。使万国彼此维系，形成盘石般坚固的基础。《周礼》说：凡是邦国，无论大小都彼此维系。《汉书》中宋昌说：汉朝所谓盘石一样的宗室。宗族和庶民杂居，共同确定维持国家的事业。《毛诗》说：宗子是国家的城墙，不要使城墙毁坏，那就只有这种忧惧。又由此可以看出安定世道的长久统治方法，认识到人情的根本原则。“大方”就是法则。《吕氏春秋》说：各种耕作的根本法则，是有力气的人希望土地柔软。知道替别人谋划不如厚待自己，给万物利益不如谋求自身。《周易》说：使万物获利，足以调和义。《庄子》说：爱护人、使万物获利，叫作仁。《左氏传》中栾武子说：季孙为自己谋划，却没有忘记他的君主。使上位者安定，在于使下位者喜悦；为自己谋求，在于使别人获利。《孝经》说：使上位者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左氏传》中邾子说：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使他们获利；百姓已经获利了，我一定也要与他们共享。因此《易经》说：“用喜悦来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劳苦。”这是《周易·兑卦》的卦辞。孙卿说：“不先使人获利而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不如先使人获利、然后自己也获利的好处。”《孙卿子》说：不先使人获利而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不如先使人获利而后自己获利的好处；不先爱护人就役使人，不如先爱护人而后役使人的功效。使人获利之后再使自己获利，不如只使人获利而不谋求自己获利的好处；先爱护人再役使人，不如只爱护人而不役使人的功效。只使人获利而不求自己获利，只爱护人而不役使人的，是能够取得天下的人。先使人获利而后自己获利，先爱护人而后役使人的，是能够保全社稷的人。不使人获利却只谋求自己获利，不爱护人却役使人的，是危害国家的人。因此，把天下分给众人，使他们享有丰厚的快乐，自己也和他们共同忧患；把丰厚的利益给予天下，自己也和他们共同承受祸害。孟子对齐宣王说：以天下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这样还不能称王的，是从来没有的。赵岐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快乐时，就把自己的快乐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忧患时，就把天下人的忧患与自己共同承担。像这样，就没有不能称王的。郑玄《仪礼注》说：“飨”是劝勉、使人努力。利益广博，恩德就深厚；快乐传播得长远，忧患也就考虑得深远。《吕氏春秋》说：广泛分封，不是为了偏私贤人，而是为了广泛施利、广泛施义。利益广、义理广，就没有敌手。《毛诗序》说：忧患深重，思虑就深远。因此诸侯享有食禄封地的实际利益，万国接受世袭相传的福祚。杜预《左氏传注》说：“享”是接受。《礼记》说：大人以世袭相传作为礼制。郑玄说：“大人”指诸侯。这样一来，面南而立的君主各自致力于治理自己的国家。《论语》中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面南而王。包氏说：可以让他面南，意思是可以让他治理诸侯、成为君王。九服之内的百姓，都知道有确定的君主。《周书》说：于是辨明九服之国。君主对百姓像爱子一样的爱心由此产生。《周书》中周文王说：周遍地看待百姓，如同爱护子女。《礼记》说：把庶民当作子女，百姓就会受到鼓励。郑玄说：“子”就是爱。臣下对君主的体信也由此凝结。《礼记》说：先王能够修明礼制来通达义理，亲身体行诚信来通达顺从。郑玄注说：“体”就是亲近。天下太平时足以敦厚风俗，道德衰败时足以抵御暴乱。因此，强悍刚毅的国家不能独占一时的形势。《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这是另一个时候。雄才俊士没有可以寄托霸王之志的地方。《汉书》记载，汉宣帝说：“汉家本来就是把霸王之道杂糅使用的。”这样一来，国家安定就由于万国都思求治理，君主尊贵则依赖群臣共同谋求自身修养。《毛诗序》说：“《下泉》是思念治理的诗。”这就好比众多网眼共同张布成方形，那么天网自然就通达了。“目”是网眼，用来比喻诸侯；“天网”用来比喻王室；“营”是布置、分布。《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吕氏春秋》说：“一牵动网纲，万千网眼都张开。”《广雅》说：“昶，通达。”四肢辞去艰难，心腹和辅佐之臣便获得治理。“四体”也用来比喻诸侯，“心膂”也用来比喻王室。《论语》中丈人说：“四肢不参加劳动。”《尚书》中周穆王说：“成为股肱和心膂。”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也是虞、夏、商、周四代能够垂成事业的原因。《论语》中孔子说：“夏、商、周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包氏说：“三代，就是夏、商、周。”《礼记》说：“三王、四代，只有以他们为师。”郑玄说：“四代，指虞、夏、商、周。”《汉书》中汉武帝的策诏说：“承接统绪、垂成事业，废兴究竟如何？”

译盛衰兴弊，本来就是事理所固有的；教化的兴废，则取决于实行教化的人。《汉书》中韩安国说：“事物有盛就有衰，正如早晨之后必然是黄昏。”《礼记·哀公问政》中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写在典册上。实行它的人还在，政令就能施行；实行它的人不在，政令就会停止。”希望法制永远严格，明白的道理有时也会变得昏暗。这是说，法制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状态，所以有时会趋于宽薄；道理也不可能永远明白，所以有时会暂时昏暗。用这些来说明盛衰、废兴，大概只是常理罢了。孔安国《尚书传》说：“愿，就是‘娱’，音万切。”《左氏传》中浑罕说：“君子制定法度以宽薄为本，它的弊病尚且会发展成贪婪。”杜预说：“凉，就是薄。”所以，世代相传的制度，弊病在于势力强大而难以控制；这是说诸侯世袭而势力强盛，其弊病就在于权力过强、难以驾驭。《毛诗》说：“竟然这样强横难制。”使下层得到优厚待遇的制度，弊病在于末梢过大而导致根本折损。《周易》说：“削弱上层，以厚待下层，使居处安定。”《左氏传》中楚庄王问申无宇：“国家有大城，怎么样？”申无宇回答：“郑国的京、栎二城实际上杀死了曼伯，宋国的萧、亳二城实际上杀死了子游。由此看来，危害国家的是末端势力过大，根本必然折损，正如尾巴太大便不能摆动。”杜预说：“折，是折损它的根本。” 侵凌削弱王室的祸患，是从末世的三位君王那里产生的；这是说诸侯掌握权力而王室受到侵凌、逐渐衰弱，这种祸患正是从夏桀、商纣、周幽王这三个末世君王开始的。班固《异姓诸侯王表序》说：“秦国担忧周朝衰败，认为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周朝因软弱而被夺取，所以削除五等爵位。”杜预《左氏传注》说：“舋，是瑕疵和间隙。”《国语》中郭偃说：“三位末世君王导致王朝灭亡，是理所当然的。”韦昭说：“季，就是末。”三季王，指夏桀、商纣、周幽王。王室逐渐衰微的祸患，终于发展到战国七雄；这是说七雄以武力争强，王道因此逐渐衰落。《汉书》中张释之说：“秦朝逐渐衰微，到了秦二世时，天下像土崩一样瓦解。”《东京赋》说：“七雄并起争斗。”从前商汤亲自以夏后氏的覆亡为鉴，周公旦亲眼看到商人的教训；所谓夏后氏的鉴戒，就是殷鉴。《毛诗》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尚书》说：“你们这些旧臣，你们若不能远见，就应当省察自己的智慧和安定国家的责任，君王应当勤勉啊。”孔安国传说：“亲眼看见的事情，作为法戒，并且把它说明白。”文质相互补益，制度有所损益。《春秋元命苞》说：“君王一代崇尚质朴，一代崇尚文饰，这是依据天地的道理；天崇尚质朴，地崇尚文饰。”《论语》中孔子说：“商沿袭夏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可以知道；周沿袭商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也可以知道。” 这里的“物”，指礼制名物。所以五等爵位的礼制没有随着时代改变，分封疆界的制度也有相应的增崇。《吕氏春秋》说：“用等差划分田亩和疆界，是为了使它们统一。”《小雅》说：“封畛，就是疆界。”难道是玩弄夏、商二王覆亡的祸患，却昧于治理世事的谋略吗？二王，指夏、商二代；“经世”已见《李萧远运命论》。当然知道百代以后不能遥遥控制，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弊病；但侵凌削弱的耻辱，总比宗祀断绝好，土崩瓦解的困苦，也比逐渐衰微更加惨痛。《孔子家语》中孔子说：“文王、武王的祭祀，恐怕不是要断绝了吧？”《汉书》中徐乐上书说：“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百姓困苦而君主不加抚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这就叫土崩。”因此，开始谋划时要权衡多取福祉，考虑结局时要尽量少招祸患。《毛诗》说：“开始营建灵台。”《吴越春秋》说：“大夫文种善于谋划开始，范蠡善于考虑结局。”贾逵《国语注》说：“权，就是权衡。”《尸子》说：“圣人权衡福祉，就取重大的；权衡祸患，就取轻微的。”这并不是说侯伯制度没有可能造成动乱的征兆，也不是说郡县制度不是达到治理的工具。所以，国家有忧患时要依赖诸侯放下权位来解除，君主势力弱小时要凭借诸侯的辅翼拥戴。《左氏传》中王子朝告知诸侯说：“君王居住在彘地，诸侯放下职守，以便干预王室政事。” 叔向又对宣子说：“周文王是诸侯之伯，他辅翼、拥戴天子，并且以恭敬相加。”到了承接衰微、积累弊病的时候，王室于是变得卑弱。《新序》说：“到了周定王时，王室于是更加卑弱。”但仍然能够保全名位，使福禄延续到后代。《左氏传》说：“名位各不相同。”班固《汉书序》说：“后代承接次序，以扩大亲亲之恩。”皇统虽然幽暗，却没有中断；国家神器虽然处于否塞状态，却终究得以保存，难道不是因为安排形势使它如此吗？《东京赋》说：“怨恨皇统被取代。”郑玄《论语注》说：“辍，就是停止。”《老子》说：“天下是神圣的器物，不可以任意作为；任意作为，就会失败。” 到了秦朝灭亡的时候，抛弃正道而专任权术。《史记》记载，商鞅见秦孝公，对景监说：“我用帝王之道游说君主，君主说：‘我不能等待那么久。’我用富国强兵的权术游说君主，君主非常高兴。”秦国以周朝的失败为戒，自以为取得了正确的方法；这是说秦国以周朝因软弱而被夺取为戒，又自夸凭借武力灭亡了周朝。秦国刚开始砍伐自己的庇护者，制定国家制度时却不明白应当削弱下层；削弱下层的办法，是前代君王所抛弃的，秦国却认为正确，所以说它昧于此理。《左氏传》中宋昭公将要除掉群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根本就没有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够庇护自己的根本，所以君子拿它作比，何况国君呢？”这就是所谓受到庇护却放纵斧头砍伐的道理。贾逵《国语注》说：“寻，就是使用。”国家的喜庆只有自己享受其利益，君主的忧患却没有人和他共同承担。《国语》说：“晋国有喜庆时，我从来没有不喜悦的。”《史记》中范雎说：“君主忧患，臣下就感到耻辱。”即使导致迅速灭亡、趋向动乱，也未必只有一种途径；《毛苌诗传》说：“速，就是招致。”颠覆流离的祸患，实际是由孤立造成的。《毛诗》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颠覆流离而暴露根本。”毛苌说：“颠，是跌倒；沛，是拔出；揭，是显露根部的样子。”《汉书》说：“汉朝兴起，是吸取秦朝实行孤立政策而失败的教训。” 这大概是只顾五等爵位的微小怨恨，而忘记万国所受的大恩。《毛诗》说：“忘记我的大德，只想着我的小怨。”他们知道王室逐渐衰微值得忧虑，却不明白土崩瓦解才是最痛苦的。周朝不能振兴，原来早已有其原因。《左氏传》中郑国的石说对子囊说：“如今楚国确实不能振作，出使的人有什么罪呢？”又有记载，叔孙说：“叔先出任，季后居处，这是由来已久的。”国家缺少贤明君主，已经十多个世代了。《左氏传》中治区夫说：“这是由于缺少贤明君主。”扬雄《连珠》说：“古代贤明的君主用来统摄天下的道理，并不遥远。”《尔雅》说：“令，就是善。”然而，只要有一句话能够勤勉王室，诸侯就一定响应。《论语》中孔子说：“片言可以断狱。”《左氏传》中狐偃对晋文公说：“要召集诸侯，没有比勤王更好的办法。”一旦有一天稍稍振作、自负起来，远方的国家就会先行叛乱。《公羊传》记载，葵丘会盟时，齐桓公震耀威势而自负，叛乱的有九国。什么叫“震”？就是振振然。什么叫“矜”？就是自以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何休说：“震矜，是神色自以为美好的样子。”所以，强大的晋国收敛了请求开辟隧道安葬的企图，暴横的楚国也顿挫了窥伺九鼎、问鼎天下的志向。《左氏传》记载，晋侯朝见周王，周王设醴酒宴请他，命他宽赦罪人；晋侯请求开辟隧道，周王不答应，说：“这是王室的章法。还没有取代先王德业的人，却有两个君王，这是叔父所厌恶的。”

译《左氏传》又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随后到达雒地，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杜预说：“这是表示想要逼迫周王、夺取天下。”难道会像刘邦、项羽那样能够窥伺函谷关，像陈胜、吴广那样敢在大泽乡起兵号召吗？《汉书》记载，沛公从武关进入秦地。又记载，项羽到达函谷关，派当阳君攻打关门，项羽进入后到达戏地。还记载，陈胜、吴广原来是屯长，行军到蕲县以西的大泽乡，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假使秦人因循周朝的制度，即使政治无道，也还有人和它共同承担弊病，那么覆灭的祸患难道会在从前那样早就发生吗？这里的“从前”，指土崩瓦解的祸患发生之时。汉朝纠正秦朝的偏失，大规模分封侯王。班固《汉书表》说：“藩国大的，夸大一州而兼有数郡，可以说是纠正弯曲反而超过了正直。”《毛诗》说：“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封国境土过度扩张，不遵守旧有典章。《东京赋》说：“规划制度超过了限度。”《尚书》说：“以旧有典章为法式。”所以贾谊忧虑它的危险，晁错痛惜它造成的动乱。《汉书》记载，贾谊说：“分封诸侯，必然形成彼此疑忌的形势；下层屡次因此遭受祸患，上层屡次因此感到忧虑，这绝不是使上层安定、使下层保全的办法。”又记载，晁错说：“请把诸侯的罪过归罪于他们，削减他们的支郡；不这样做，宗庙就不得安宁。”因此，诸侯依恃国家的富强，凭借士民的力量；“阻”就是依恃。势力足够强的反而很快发动叛乱，土地狭小的反而叛乱较迟。六位宗室诸侯侵犯了脆弱的纲纪，七位诸侯从网的漏洞中横行而出。《汉书》中贾谊说：“大体上，势力强的先反叛。淮阴王韩信封楚王时势力最强，于是先反叛；韩信依靠匈奴，又反叛；贯高凭借赵王的资助，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依靠梁地，又反叛；黥布依靠淮南，又反叛；卢绾最弱，所以最后反叛。”但贾谊说有八人，而这里说六人，是因为贯高不是五等爵位的诸侯，卢绾逃入匈奴，所以不计入。《汉书》记载：汉景帝即位，晁错劝说皇上下令削减吴国的封地。诏书送到后，吴王起兵，声称要诛杀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也都反叛了。汉高祖受到黔首叛军的伤害，西汉又因东帝而困苦。“皇祖”指汉高祖。《南都赋》说：“皇祖曾停留在那里。”《史记》记载，淮南王黥布反叛，汉高祖亲自前往讨伐，黥布逃走。高祖当时被流箭射中，行军途中患病。《史记》记载，荆王刘贾是高祖的从兄，高祖封刘贾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叛，向东攻打荆国。刘贾与他交战，不能取胜，逃到富陵，被黥布军队杀死。此处正文说“黔徒”，注中却说“黥徒”；应当以“黔”为正文，“黥布”为人名。《楚汉春秋》中下蔡亭长骂淮南王说：“封给你的爵位足以乘千辆车，东南方太阳所照之地都给你，还不足以满足你这个黔首群盗吗？你为什么还要反叛？”但其中的“黔”应当是“黥”。《汉书》记载，吴王刘濞反叛，汉景帝削减吴国的会稽、豫章二郡；诏书送到后，吴王便起兵反叛。朝廷任命袁盎为太常，派他出使吴国。吴王听说袁盎来了，知道他想劝说自己，便笑着回答：“我已经做了东帝，还要向谁下拜？”于是拒绝接见袁盎。这大概是纠正偏失却超过正当限度所造成的灾祸，而不是分封诸侯本身的过失。“纠正弯曲反而超过正直”一语，已经见于上文。《周易》说：“适宜于分封诸侯，出兵作战。”然而，吕氏家族造成的灾难发生时，朝廷士大夫还在向外观望；宋昌为汉文帝制定策略时，却一定要称说诸侯。《汉书》记载，吕产、吕禄知道自己违背了高祖的约定，便乘机作乱。朱虚侯派人告诉他的兄长齐王，命令他发兵西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作为内应，准备诛灭吕氏，齐王于是发兵。又记载，吕后死后，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张武说：“以迎接大王为名义，实际上不能前往。”宋昌说：“群臣的意见不对。朝廷内部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外部又畏惧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国的强大，所以才迎接大王，大王不必怀疑。”到了中期，朝廷害怕诸侯失去节制，便削减宗室诸侯的封地，使他们有名无实；天下又变得空虚，重新沿袭秦朝灭亡的道路。《汉书》记载，诸侯小的荒淫昏乱、逾越法令，大的离群孤立、横暴悖逆，以至于伤害自身、丧失国家。因此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国、赵国，汉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吴国、楚国。所以，五侯作威作福而不顾万国，新都侯王莽袭取汉朝，竟容易得如拾取遗物。《尚书》说：“臣下自己制造福祉、自己施加威势，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受凶祸。” 《汉书》记载：封王莽为新都侯。“袭”就是取。梅福《上书》说：“从前汉高祖举起秦朝就像举鸿毛一样容易，夺取楚国就像拾取遗物一样容易。”光武帝中兴汉朝，继续发展皇统，却仍然遵循前车倾覆留下的旧轨迹，养成了丧失国家的长期弊病；这是说光武帝仍然沿袭前汉失败的教训。《晏子春秋》中的谚语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应当引以为戒。”《尚书》说：“卿士只要有一项过错在身，家族就一定会丧亡。”仅仅经过几代，奸邪之徒便充斥各处。《尚书》说：“盗贼和奸邪。”其中“轨”与“宄”是古代通用字。《左氏传》中士文伯责备子产说：“由于政令、刑法没有修明，盗贼充斥。”最终如果有强臣专擅朝政，天下就会像草木随风倒伏一样。《楚辞》说：“世人顺从习俗而变化，随风倒伏而形成行列。”一个人纵横恣意而行，城池就会自行毁坏，难道不危险吗？这里的“一夫”，指董卓。《汉书》说：“纵，是任意；衡，是‘横’的古字。” 周朝衰微时，王室难以兴盛，放纵违背王命的有七位臣子，干求王位的有三个公子。《左氏传》记载：当初，王姚受到周庄王宠爱，生下子颓；子颓也得到宠爱，蒍国做他的老师。周惠王即位后，夺取蒍国的园圃作为苑囿。边伯的宫室靠近王宫，周惠王又夺取了它。周惠王夺取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又收回膳夫的俸禄。因此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依靠苏氏。秋季，五位大夫拥立子颓攻打周王，不能取胜，逃奔到温地。苏子奉子颓逃奔到卫国。卫军、燕军进攻周朝。冬季，拥立子颓为王。杜预说：石速是士，不在五位大夫之列。又记载：当初，甘昭公受到惠后的宠爱，惠后准备立他为王，但尚未实现就去世了。昭公逃奔齐国，周襄王又让他回来。后来周襄王又与隗氏私通，废黜隗氏。颓叔桃子说：“我确实能够使狄人出兵。”于是拥立太叔，借狄军攻打周朝，大败周军。周襄王出逃到郑国，居住在汜地。杜预说：甘昭公，就是王子太叔带。又记载：王子朝、宾起受到周景王宠爱；周景王死后，王子朝利用旧官吏和百工因丧失官职、俸禄而产生的不满，联合灵王、景王的族人发动叛乱。

译单穆公在庄宫迎接悼王回来。杜预说：子朝是周景王的长庶子；悼王就是子猛。班固《汉书述》说：“汉景帝治理国政时，诸侯正在放纵违命。”韦昭说：“方，是放弃王命，不接受天子的制度。”七位臣子是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以及颓叔、桃子、宾起。“王命论”说：“昏暗地干求天子的职位。”《尔雅》说：“干，是求取。”三个公子，是子颓、叔带、子朝。继承王位的君王丢弃九鼎，凶恶的宗族占据天子的都城。继承王位的君王，指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凶恶的宗族，指这三个公子。《史记》说：“秦国夺取了周朝的九鼎和宝器。”《尚书》说：“所以我敢在商都向你求取。”钟鼓、征鼓和鼙鼓在宫门内外震响，刀锋箭镞遍布绛色宫阙。《傅玄正都赋》说：“巍峨高大的绛色宫阙。”然而祸患只止于王畿之内，危害没有蔓延到远方。《毛诗》说：“蔓延直到鬼方。”毛苌说：“覃，是延伸。”天下安然无事，以治理的状态等待动乱。《汉书》中难蜀父老说：“等到大功告成，天下就安宁了。”《淮南子》说：“用安静来调和躁动，用治理来等待动乱。”因此周宣王在共和时期之后兴起，周襄王、周惠王依靠晋国、郑国的力量振兴。《史记》记载：周人共同叛乱袭击周厉王，厉王逃奔到彘地；召公、周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周厉王死在彘地，两位宰相于是共同拥立周宣王。又记载：周惠王即位后，卫军、燕军攻打周朝，拥立子颓。郑伯见虢叔说：“何不迎接周王回来呢？”虢公说：“这是我的愿望。”于是共同攻打王城，郑伯将周王从圉门迎入，虢叔从北门进入，杀死王子颓和五位大夫。又记载：周天王出居郑国，是为了躲避同母弟的祸难。晋侯辞谢秦军，在阳樊驻军，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周王。周王进入王城。晋军从温地擒获太叔，将他杀死。杜预说：叔带是周襄王的同母弟。哪里像东汉、西汉那样，只是宫廷门内暂时受到扰乱，四海便已经沸腾？这里的“阶闼暂扰”，指王莽篡汉。“孽臣”一进朝廷，九州就连夕之间陷入混乱吗？这里的“孽臣”，指董卓。范晔《后汉书》说：何进私下召董卓入朝，用来胁迫太后；董卓到达后，便废少帝为弘农王。回想远古王莽篡逆的事情，近来考察董卓专擅权力的时期，亿万百姓无不痛心，愚者和智者同样悲痛。《左氏传》中薳启强说：“我和几位大臣痛心而失去谋划。”然而周朝凭借什么得以保存，汉朝又凭借什么走向灭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当时缺少从前那样的大臣，士人没有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志向吗？《圣主得贤臣颂》说：“齐侯设下庭燎的礼仪，所以取得了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功业。”《论语》中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天下得到匡正。”又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大概是因为长远的功业受制于时代不同，雄心又被卑弱的形势挫败了。《左氏传》中刘子对赵孟说：“您大概也希望远远建立像禹那样的功业，大大庇护百姓吧？”阮瑀《与孙权书》说：“大丈夫的雄心，怎么能不愤发振作呢？”所以壮烈之士扼腕叹息，最终却落入仇敌手中。《汉书》说：“燕、齐之间，方士瞪眼扼腕。”普通人改变节操，反而帮助了暴虐国家中的桀纣之徒。《汉书》中张博的书信说：“公卿改变节操。”《史记》中王歜对燕将说：“如今替您做将领，是在帮助桀行暴政。”即使有时聚集志同道合的人，谋划匡救王室，《汉书》记载，王莽居摄时，翟义内心憎恶他，于是与刘宇、刘璜结谋，发动义兵。《范晔后汉书》记载，董卓任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韩馥等人到任后，各自发动义兵讨伐董卓。然而上面并没有深沉英明的君主，下面的人也都是像市井之人一样的庸众。《汉书》记载，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左氏传》说，蔡公召见子干、子晢，准备拥立他们；子干回国后，韩宣子问叔向：“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很难。恭王有宠爱的儿子，国内又有深谋的君主。”《吕氏春秋》说：“驱使市井之人去作战，也可以战胜经过训练的士卒。”军队没有预先确定的编制，君臣没有彼此保全的意志。因此，义兵像云一样聚集起来，却不能挽救劫持、杀害君主的灾祸。《范晔后汉书》说，董卓听说刘馥等人起兵，于是毒杀弘农王。《文子》说：“用兵有五种目的，诛讨暴虐、拯救弱者，叫作义兵。”《汉书》中班彪说：“假借名号的人像云一样聚集。”民众的拥护还没有改变，却已经看见大汉灭亡了。《汉书》记载，王莽听说翟义起兵，便任命王邑为虎牙将军去攻打翟义，王邑击败了他。于是王莽自以为得到了上天和人的大力帮助，便正式即位称帝。《汉书》中陈涉假称自己是公子扶苏，是为了顺应民众的愿望。有人认为诸侯世袭爵位，不一定能够永远保全。《公羊传》说：“诸侯世袭爵位，所以国君和国家合为一体。”其中“全”字或作“今”，不是。昏庸的君主和暴虐的君主有时会相互类似，所以五等爵位制度常常引发动乱。唐子说：“暴虐的君主、昏暗的君主，不能任意决定他们的生死。”《范晔后汉书》中孔融推荐谢该说：“谢该确实卓异出众，可以和前代贤人相提并论。”如今的郡守、县令，都凭借官府所任用的平庸才能办事；即使偶有失误，所得的成效终究较多，所以郡县制度容易用来治理。德行美善光明，罢黜和升迁每天都在实行。《左氏传》中王孙满说：“德行的美善光明。”《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的、升用贤明的。”长官统领下属官员，属官都履行各自的职责。《礼记》说：“千里以外设置方伯，五国作为一属，一属有属长；十国作为一连，一连有连帅。”《尚书大传》说：“古代诸侯对于天子，五年朝见一次，叫作述职。所谓述职，就是陈述自己所任的职务。”而荒淫昏乱的君主，不容许臣下有过失。《左氏传》中宋国的子鱼说：“又任用了那些荒淫昏乱的鬼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能治理国家。所以前代有凭借这种制度而兴盛的。假如国家衰败，百官制度自然混乱。《尚书》说：“不役使耳目，百种制度都保持正当。”如果主管卖官，用财货来衡量才能，那么贪婪残暴的萌芽就会像群臣一样遍布。怎能不发生动乱呢？所以后代君王也有因此而废亡的。简要说来，五等爵位的君主是为自己考虑治理国家；百姓安定，自己就享受其利益，所以说是“为己”。

译郡县的长官则是为了谋求利益、图取财物。财物能够使自己获利，才开始谋取它，所以说是“为利”。凭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大概急于求取功名、谋求进用，是做官读书人的通常志向；这种急于求进，便形成奔走竞争以求博取声誉的行为。《礼记》说：“没有达到的，就踮起脚来达到它。”《史记》中苏秦游说燕王说：“忠信，是用来为自己的；求取进用，是用来为别人服务的。”修养自己、安定百姓，是贤良之士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修养自己、安定百姓，是积累德行以厚待下民。《论语》中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使百姓安定。”《尚书》中咎繇说：“在于安定百姓。”孔安国《论语注》说：“希，就是少。”求取功名的心情急切，而安定百姓所获得的声誉来得迟缓。因此，侵害百姓来使自己获利，是在位官员所不怕的；安民的声誉来得慢，不如侵害百姓以谋求自己的利益。郑玄《论语注》说：“惮，就是困难、畏惧。”损害实际政务来养成名声，是官长从早到晚都在做的事。因为求取功名见效快，所以损害实际政务来谋求名声。《列子》说：“范氏有个儿子叫子华，善于经营个人的名声。”君主没有长久谋划到终年的打算，臣下却怀抱只求一时的志向。五等爵位的君主则不是这样，他们知道国家就是自己的土地，众人都是自己的百姓；百姓安定，自己就享受其利益，国家受伤，家族也会承受它的祸患。《说文》说：“婴，就是缠绕。”所以前代君主希望把事业传给后代，后代子孙也会思念继承祖先的基业。《尚书》说：“父亲建造房屋，儿子如果连堂基都不肯建造，何况肯建屋顶呢？”在上位的人没有苟且偷安的心思，群臣百姓就知道事业必须牢固。《汉书》中王嘉上书说：“汉文帝时期，在官任职的官吏有的能够任职到子孙之后；这样上下相互期望，都没有苟且偷安的念头。”《庄子》说：“必须依靠胶漆才能牢固的东西，是损害其本性的。”《范晔后汉书》中郑泰说：“凭借团结牢固的众人，来抵挡离散瓦解的形势。”假使八代都由贤能的人共同居治，功业也会有厚薄之分；这是说，夏、商、周以前八代都实行五等爵位制度，但兴废成败的迹象各不相同，正如贤能者共同治理时，功业也有优劣。两个愚昧的人处在动乱之中，过错也会有深浅之别；这是说，秦、汉同样建立郡县制度，但国运长短不同，正如两个愚昧的人处在乱世中，过错有轻重。这样看来，八代的制度大概可以用一个道理贯通；八代，指五帝、三王。不过，这里所说的八代与《辩亡论》中的说法不同，各自都是观察文势而建立义理。崔寔《政论》说：“如今既然不能完全效法八代，所以应当参用霸道政治。”《论语》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秦、汉的制度，大概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论语》中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 孔安国《尚书传》说：“蔽，就是断定、概括。” 《文选考异》。“夫体国经野”：袁本、茶陵本的“经野”作“营治”。考察可知，两个版本是对的。《晋书》作“经野”，尤本依据《晋书》改动，这是错误的。注文“而独斯畏”：何焯校改“而”为“无”，陈本也这样改，这是对的。各本都误作“而”。“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袁本说善本没有“也”字，茶陵本说五臣本有“也”字。考察可知，这大概只是所见版本不同，或许是尤本校改造成这样的。《晋书》有“也”字。又考察，五臣本、《晋书》不重复“之”字，是错误的。现在《荀子·富国篇》也没有错误。凡是五臣本虽与《晋书》相同，但仍以善本为正确、以《晋书》为错误的地方，现今不再全部列出。注文“言王诸侯治之也”：袁本、茶陵本的“王”作“任”，这是对的。考察可知，“治之”应当作“之治”，各本都把次序倒置了。注文从“汉书徐乐上书曰”到“此之谓土崩”：袁本、茶陵本把这段放在“家语孔子曰云云”之前。考察可知，按照善本的体例，本来应当写作“土崩已见上文”，大概后来改成重复出现，又误把位置倒置了。尤本顺着正文把次序改正，仍然没有得到善本原来的旧貌。注：“向诸侯宣告说：‘王住在彘地，诸侯便离开职位。’”袁本、茶陵本没有“曰王居于彘诸侯”七字。“国庆独飨其利”：袁本在“独”字下有校语，说善本作“犹”；茶陵本没有校语。考察可知，两个版本所载五臣本李善注说“这是说秦国独自享有天下的利益”，所以善本作“独”。尤本和茶陵本大概是用五臣本扰乱了善本。《晋书》作“独”。又，本篇“忘万国之大德”一句，袁本“万”作“经”，并说善本作“万”，茶陵本作“经”，仍然没有注明校语。又“愿法期于必凉”一句，袁本、茶陵本的“凉”作“谅”，其实善本作“凉”，五臣本作“谅”，两个版本没有注明校语。尤本都校改为正确的字。注文“班固汉书表曰”：袁本、茶陵本的“表”作“赞”。考察可知，这是尤本校改的。“皇祖沦落到受黥刑的徒众之中。”考察：“黥”应当作“黔”。《晋书》正作“黔”，最为准确而没有错误。此注说“不过‘黔’应当作‘黥’”，只是因为正文使用了“黔首”一词，而注中用了“黥布”的“黥”字，所以善注才这样说。一定是五臣根据这条注把“黔”改成了“黥”，后来各本又据此扰乱善注，因而失去了校勘语。况且这条注也有许多错误，见下文。注中从“尚未足黔徒羣盗所耶”到“盖别有所见”为止的文字，袁本、茶陵本没有这五十九字。考察：两本最为正确。这不知是什么人驳斥善注的话，一定是另一本书有人记在旁边，却又被错误地抄取来增入正文了。注：“还不足以供黔徒群盗所用吗？”考察：“黔”应当作“黥”，各本都错了，说明见下文。注：“不过‘黥’应当作‘黔’。”考察：“黥”“黔”二字应当互换。这是因为正文既已改作“黥”，与注不相应，于是又改动注语来迁就正文。考察《史记》《汉书》都写作“黥布”，显然不能说“应当作黔”。其他书中也没有再见到写作“黔”的，上一条所引《楚汉春秋》也无疑是被错误改写了。注：“纵恣意。”陈说：“纵”字下面脱漏了“横”字，这是正确的。各本都脱漏了。注：“生子颓，子颓有宠。”袁本、茶陵本不重复“子颓”二字。注：“我确实能使狄人……”考察：“能”字不应有，各本都衍误。注：“称号叫作共和，共和十四年……”袁本、茶陵本不重复“共和”二字。注：“郑伯将从王圉门进入，虢叔从北门进入。”袁本、茶陵本没有这十四字。注：“驻扎在阳樊。”袁本、茶陵本没有这四字。注：“恭王有宠爱的儿子。”袁本、茶陵本没有“王”字，这是正确的。“贤能之士很少能赶得上他。”考察：应当依照《晋书》删去“之”字，各本都衍有此字。《辩命论》并序。《刘璠梁典》说：峻，字孝标。《辩命论》大概是用来比喻自己的处境的。刘孝标，孝标在淄水以西扎下根基，后来流寓魏国朝廷，冒着艰难危险跋涉，才勉强到了江左。他自负才华，又夸耀门第，自以为可以安坐而达到云霄。哪里料到徘徊了十年，荣耀却只相当于获得一个低微的官位。因此写下这篇论，所用言辞多有愤激之意；虽然义理超越了典谟之文，却足以堵塞浮薄竞进的风气。

译梁武帝曾经和各位名士谈话时谈到管辂。这里的“主上”，指梁武帝。《魏志》说：管辂，字公明，是平原人。被举荐为秀才。他的弟弟管辰对管辂说：“大将军待你的情意很厚，希望你将来富贵吗？”管辂长叹说：“天既然给了我才华，却没有给我明察事理的长寿命运，恐怕在四十七、八岁之间，就看不见女儿出嫁、儿子娶妻了。”这一年八月，他任少府丞；第二年二月去世，享年四十八岁。人们叹惜他有奇异的才华，却没有得到与之相称的官位。当时有个人在宫殿赤色台阶之下，预先听到了这番议论，回来把它告诉了我。《汉书》中梅福上书说：“希望走过赤墀之路。”《说文》说：“墀，就是涂饰的地面。”《礼记》说：“天子的台阶涂成赤色。”我认为，士人的困厄或显达，没有不是命运决定的。《庄子》说，孔子对仲由说：“圣人知道困穷有命，知道通达有时；面对大难而不恐惧，这是圣人的勇气。”所以我谨慎地叙述上天的旨意，因而谈论管辂命运的由来。《郑玄〈礼记〉注》说：“致，就是到的意思。” 我看管辂，天赋才华杰出宏伟，像珪璋一样特别秀异。郭璞说：《孙子荆上品状王武子》中称王武子“天才英博，明亮超拔而不同凡俗”。《抱朴子》说：“从前侍郎周生恭远，是杰出的名儒。”《礼记》说：“珪璋能特别显达。”《抱朴子》又说：“陆士龙、陆士衡，才华旷世而特别秀异，超越古人，远胜今人。”他实在是天下闻名的杰出人物，难道只是占卜者和巫祝一类的人吗？《墨子》说：墨子向北到齐国，路过一个占卜者。占卜者说：“天帝今天要在北方杀死黑龙，先生的脸色发黑，不可以向北走。”墨子没有听从。《史记》中有《日者列传》。这样看来，推算时日、占候吉凶的人，就称为“日者”。司马迁的书信说：“我的先人从事文史星历，接近卜祝一类。”然而管辂的官职只做到少府丞，年仅四十八岁便去世了，上天给予的报答施予为什么这样少呢？《史记》说：“司马迁说：上天报答善人的情形究竟怎样呢？”这样看来，有高才却没有显贵的仕途，贪婪暴食的人却居于高位，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叹息的，难道只有公明一人如此吗？《左氏传》中楚国叔伯说：“有大功却没有显贵的仕途，这样的人能够安定国家的，又有几个呢？”《左氏传》又说：“缙云氏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贪恋饮食，冒险贪求财货，天下人把他比作三凶，称他为饕餮。” 所以，性命的道理和困穷、通达的命数，或早夭、受阻，或纷杂交错，没有人知道怎样辨别。《孔子家语》中，鲁哀公问孔子说：“人的命和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从大道那里分得来的，叫作命；在一体之中形成的，叫作性。”王肃说：“从大道那里分得来，开始获得做人的资格；每个人各自接受阴阳刚柔的禀性，所以说是在一体之中形成的。”《庄子》说：“风的积聚不够厚，鸟儿承载巨大翅膀就没有力量；所以飞到九万里时，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才凭借风力而行，背负青天，没有什么能够折断、阻止它。”司马彪说：“夭，是折断；阏，是阻止。意思是没有什么能够折断、阻止它，使它不能通达。”《封禅书》说：“纷纭繁盛，草木茂盛。”《郑玄〈仪礼〉注》说：“辨，就是区别。”王充字仲任，遮蔽了它的根源；司马迁字子长，阐明了其中的疑惑。《范晔〈后汉书〉》说：“王充，字仲任。”《郑玄〈论语〉注》说：“蔽，就是堵塞。”《论衡》说：“凡人都有生死、长寿、夭折的命，也有贵贱、贫富的命。命中注定贫贱，即使使他富贵，他仍会遭遇祸患，失去富贵；命中注定富贵，即使使他贫贱，他仍会遇到福善，脱离贫贱。如今说命运随着操行而来，这是说命在末，而不在本。”司马迁字子长。《苍颉篇》说：“阐，就是开启。” 《史记》说：有人说“天道无所偏爱，常常帮助善人”。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却饿死了。七十位弟子中，孔子唯独称赞颜渊好学，可是颜渊却早早夭亡。盗跖每天杀害无辜，吃人的肝肉，最终却长寿而死。这些是其中的大概情形，我对此非常困惑。至于像鹖冠子那样住在瓮窗陋室中的人，就一定说命运悬系于上天，早已有所规定；而显贵于高门、位居鼎贵的人，则说一切只由人自己招致。《七略》说，鹖冠子大概是楚国人，常住在深山中，用鹖鸟的羽毛做帽子，所以称为鹖冠。《礼记》中孔子说：“儒者住在蓬草做的门户、瓮做的窗户之中。”《论衡》说：“人的命运悬系于上天，吉凶取决于时运。”《吴都赋》说：“高门鼎贵。”《汉书》中贾捐之说：“石显正处在鼎贵的地位。”又记于公说：“稍稍增高大门，使它能够容纳四匹马拉的高盖车。”《左传》中闵子骞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只是由人自己招致。”于是争辩喧嚷、互相叫嚣，各种异端说法由此兴起。《蜀志》说：孟光喜好《公羊春秋》，却讥讽诋毁《左氏》，每次都和来敏争论这两种义理，常常争吵喧嚷。《裴松之》说：“譊，音奴交切；讙，音诩袁切；咋，音祖格切。”《论语》中孔子说：“要研究异端。”萧远论述了根本，却没有阐明它的流变；子玄谈论了流变，却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根本。李萧远作《运命论》，认为国家的治乱在于上天，所以说他“论述了根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认为吉凶由自己造成，所以说他“谈论了流变”。现在姑且试着说明这一点。《庄子》说：“请让我试着说明它。”上天无所作为，却因此清明；大地无所作为，却因此安宁。《杜预〈左氏传〉注》说：“尝，就是试。”能够贯通而产生万物的，就称为“道”；万物产生却没有主宰，就称为“自然”。《老子》说：“大道广泛流行，万物得到它而生长，它不推辞；功业成就却不据为己有，爱护养育万物却不做它们的主宰。”王弼说：“万物都得到道而产生。”《管子》说：“万物因此产生，万物因此成就，把它称作道。”《老子》说：“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所谓自然，就是万物显现为那样，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万物同样得到它，却不知道凭什么得到它。《庄子》说：孔子观看吕梁，见到一个男子。男子对孔子说：“我生长于水中，安居于水中，这是我的本性；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命。”张湛说：“本来如此的道理，不是凭智慧能够知晓的；知道它是不可知的，所以称为命。”《庄子》说：“天下万物纷纷生长，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同样获得生命，却不知道凭什么获得。”天地鼓动变化、陶铸万物，却不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功劳；各类万物混合生成，也并不是凭借它自身的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译《周易》说：“鼓动天下万物的力量，存于言辞。”韩康伯说：“这是爻辞。爻辞用来鼓动事物，效法天下万物的运动。”《庄子》中，肩吾对连叔说：“藐姑射山上住着神人，他还能陶铸尧、舜那样的人，哪里肯把外物当作自己的事业？”《典引》说：“沉浮交错，各类事物混杂而成。使万物生长，并没有毒害它们的心；使万物死亡，难道是存有残杀它们的意图吗？”《老子》说：“使它们成形，使它们成熟，覆盖它们，保护它们。”王弼说：“亭，是使它们各具形体；毒，是使它们形成实质。”《左氏传》中吕相说：“铲除我们的农事，残杀我们的边疆。”这里的“虔刘”是杀戮的意思。把它们坠入深渊泉水，并不是因为天在发怒；把它们升上云霄，也不是因为天在喜悦。坠入深渊泉水的是鳞类，升上云霄的是鸟类。这是说万物禀性不同，并不是上天有喜怒之情。《淮南子》说：“鸟和鱼生于阴而归属于阳，所以鱼在水中游，鸟在云中飞。鸟排开虚空飞行，兽脚踏实地奔走，蛟龙居于水中，虎豹处在山里，这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广大啊，宏伟啊，万物因此而化生；坚实啊，纯粹啊，一经化生便不会改变。”《庄子》说：“形体没有道就不能产生，生命没有德就不能明达；它浩荡广大，忽然出现，蓬勃发动，万物都随之而生。”又说：“道，是覆盖并承载万物的东西，广大无边，真是伟大啊。” 庚桑楚说：“春气发生，百草便生长；到了秋季，万物便成熟。”楚国狂人接舆又对肩吾说：“圣人治理天下，先从端正外在事物入手，然后才施行治理；不过是坚守不变、能够把事情做好罢了。”司马彪说：“坚实而不改变。”又说：“道流行而不显明，纯厚恒常，便近于狂妄。”又说：“我一旦接受了既成的形体，就不再变化，等待生命终结。”又说：“本性不能改变，命运不能变更。发生变化而又不可改变的，就称为命。命，就是上天所命定的。”《吕氏春秋》说：“正如命运不可改变。”《春秋元命苞》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是从天帝那里接受而来的；行为端正而不过分，便能获得寿命。它在幽冥的征兆中已经确定，最终也不会改变。”祖台谈论命运说：“人的存亡、寿夭，全都在幽冥之初已经确定。”魏文帝《典论》说：“生命必然死亡，这是天地也不能改变的。”鬼神不能预先知道，圣贤不能谋划。《西征赋》说：“生命有长短的命定，地位有通达或困顿的遭遇；鬼神不能预知，圣贤也不能预先料定。”即使有触山的力量也无法抗拒，即使有倒转太阳的诚意也不能感动上天。《淮南子》说：“从前共工凭借怒气撞倒不周山，使大地向东南倾斜，又和高辛争夺帝位。”许慎说：“从前的共工，是古代诸侯中强大的一位。” 不周山，是西北方的山。陆机《吊魏武文》说：“即使有回天倒日的力量，也不能振救形骸之中的生命。”生命短促，不能用一寸光阴来延缓；生命长久，也不能用箭漏来催促。《淮南子》说：“圣人不看重尺长的璧玉，却重视一寸的光阴。”《汉书》说：“漏刻以一百二十刻为标准。”韦昭说：“旧制漏刻昼夜共一百刻，哀帝有短命的期限，所以想增加刻数。”即使有最高的德行也不能超越命运，即使有最高的智慧也不能避免它。《孝经》说：“先王具有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论语》中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不会改变。”魏文帝《典论》说：“生命必然死亡，即使贤人圣人也不能避免。”因此，在帝尧放勋的时代，洪水浩大，漫上山陵；在天乙成汤的时代，旱灾使金属熔化、石头流动。《尚书》说：“放勋恭敬而明察。”又说：“洪水浩浩荡荡，正泛滥为灾；水势广大，包围山陵，浩浩荡荡直冲上天。”《史记》说，天乙即位，称为成汤。《吕氏春秋》说：“成汤时发生旱灾，沙子被煎得滚热，石头被烧得熔烂。”《楚辞》说：“十个太阳一同出现，金属熔化，石头销蚀。”周文王姬昌的后代周公旦尚且有困厄，孔宣尼尚且断绝粮食。傅玄说：“周文王的儿子公旦有圣德，谥号为文。”《毛诗》说：“狼踩着下巴的垂肉，走路时又绊到了自己的尾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毛苌说：“疐，是跌倒、绊倒的意思，音读为‘致’。《汉书·平帝纪》说：追赠孔子谥号为宣尼公。《论语》说：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都病倒了，不能起身。颜回毁败了丛生的兰草，冉耕吟唱着芣苢。”《孔子家语》说：“颜回二十九岁时头发就白了，三十二岁便早死。”《文子》说：“太阳和月亮想要明亮，浮云却遮蔽它们；丛兰想要茂盛，秋风却使它们衰败。”《孔子家语》说：“冉耕是鲁国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却患有恶疾。”《韩诗》说：“采，是为有恶疾的人而感伤。”诗中说：“一把一把地采芣苢，慢慢地采吧。”薛君说：“芣苢，是泽泻。芣苢是有臭味的恶菜。诗人哀伤自己的君子患有恶疾、仕途不通，求进不得，因而发愤作诗；借芣苢起兴说：它虽然臭恶，我仍不断地采摘，以此比喻君子虽然有恶疾，我仍然守护他而不离去。”伯夷、叔齐因贤德之人的言语而困毙，子舆又被臧仓的谗诉所困。崔玮《七蠲》说：“三王推行教化时，伯夷、叔齐隐居了。”《古史考》说：“伯夷、叔齐是殷朝末年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野外有个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以义为原则，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可薇草也是周朝的草木啊。” 于是他们饿死了。曹植《与杨修书》说：“有南威那样的容貌，才可以谈论美好的女子。”傅玄说：“从前仲尼去世后，仲弓等弟子追述、讨论孔子的言论，称作《论语》。后来邹国的君子孟子舆仿照它的体例写成七篇，称作《孟子》；子舆是孟子的字。”《孟子》说：“鲁平公将要出行，宠臣臧仓说：有关官员还不知道您要去哪里，请允许我冒昧询问。鲁平公说：我要去见孟子。臧仓说：为什么呢？孟子后母的丧礼超过了前母的丧礼，您不应该去见他。鲁平公说：好吧。乐正子春见孟子说：我已经把情况告诉君主了，君主将要来见您。有个宠臣叫臧仓，他阻止君主，因此君主最终没有来。孟子说：我不能受到鲁侯礼遇，是天意。臧氏的儿子，哪里能使我不能受到礼遇呢？”圣贤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人呢？《大戴礼》中孔子说：“所谓庸人，就是嘴里不能说出善言，心志也不能坚定自守，这可以称为庸人。”冯衍《显志赋》说：“独自慷慨而远望啊，这不是平庸之人所能认识的。”至于伍员的尸体漂浮在江流中，三闾大夫屈原的尸骸沉没在湘水洲渚。 《史记》说：“伍子胥自杀而死，吴王便取出伍子胥的尸体，装在鸱夷皮袋里，漂浮在江中。”

译《楚辞》中，渔父见到屈原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汉书》说：“贾谊渡过湘水，作赋凭吊屈原。”扬雄《反骚》说：“恭敬地凭吊楚国沉湘的屈原。”音义说：“各种不是因罪而死的人，称为累。屈原投湘水而死，所以称为湘累。”贾谊在长沙使志意受挫，冯唐在郎官署中白了头发。《汉书》说：“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因被贬谪离开京城，心情很不得意。”又说：“冯唐因孝行著名，任郎中署长，侍奉文帝。文帝乘车经过，问他说：老人家为什么还在做郎官？”君山桓谭像鸿雁逐渐升高那样，本应高飞，却在高云之上损伤了作为羽仪的羽翼；敬通冯衍像凤凰奋飞而起，却在风穴中摧折了迅疾的翅膀。这难道是才华不足、品行又有缺失吗？《东观汉记》说：“桓谭，字君山，年轻时爱好学习，遍治五经。光武帝即位，任命他为议郎。皇帝下诏在云台议论谶书，问桓谭：我依据谶书来决断事情，怎么样？桓谭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才说：臣一生不读谶书。皇帝问原因，桓谭对谶书颇有非议。皇帝大怒说：桓谭诽谤正法，把他带出去斩了。桓谭叩头流血，才得到赦免。因而违背皇帝旨意，最终不再升迁。出京补任六安太守丞，到任途中心情不乐，病死在路上。《周易》说：鸿雁渐渐飞到陆地上，它的羽毛可以用作仪饰。” 许慎在《淮南子》注中说：“铩羽，是残破的羽毛。”应璩《与从弟书》说：“射下高云中的鸟。”《东观汉记》说：“冯敬通年轻时有卓异豪放的志向，明帝认为冯衍的才能超过了实际，压抑而不任用他；于是冯衍困顿失意，最后在家中终老。”《淮南子》说：“凤凰飞翔，是最高的德行；在弱水洗濯羽毛，傍晚栖宿于风穴。”许慎说：“风穴，是风所从中吹出的地方。”《韩诗外传》说：“子路对孔子说：先生难道还有遗留下来的品行吗？为什么把它隐而不说呢？” 近世有沛国的刘瓛，刘瓛的弟弟刘琎，他们都是当时杰出的士人。萧子显《齐书》说：“刘瓛，字子珪，沛国人。宋大明四年被举为秀才，年轻时专心好学，博通五经，任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后来免官，此后不再做官。永明初年，因病去世。刘瓛的弟弟刘琎，字子璥，行为端正正直。文惠太子召刘琎入东宫侍奉，每次上奏事情，总是先删改草稿；不久任射声校尉，死于任上。《吕氏春秋》说：“舜在历山耕作，杰出之士都跟随他。”璥，音切为君影。刘瓛就是所谓关西孔子，通晓六经，善于循循诱导，始终奉行儒者的品行。《范晔后汉书》说：“杨震，字伯起，经学明通、博览群书，没有什么不深入研究的。各位儒者称誉他说：关西孔子杨伯起。”《论语》中颜渊说：“老师善于循循善诱。”《礼记》说：“颜回的为人，得到一点善行，就诚恳地牢记在心，始终不忘。”《礼记》中又有《儒行》篇。刘琎则志气像秋霜一样刚烈，心地像昆仑美玉一样坚贞，身姿挺立高耸，不沾染世俗尘垢。《范晔后汉书·孔融传论》说：“凛然可敬，洁白无瑕，可以说他的品格与秋霜、昆玉相同。”《西京赋》说：“形状挺立，高峻耸拔。” 郭璞《游仙诗》说：“高高地超脱于尘世之外。”他们都在简陋的门庭中培育德行，又都使声名传遍天地。《周易》说：“君子因此振救百姓，培育德行。”《毛诗》说：“横木为门的简陋居所之下，也可以安闲居处。”然而他们的官职还低于侍郎，地位还不及执戟郎，接连死去，宗庙祭祀也没有享用他们的祭献。《答客难》说：“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戟郎。”《尚书》说：“帝于是死亡。”孔安国说：“殂落，就是死亡。”由这两位贤人来谈古代，那么从前那些玉质金相、英俊杰出、才智通达的人，《毛诗》说：“反复雕琢使文采彰显，质地如金玉。”毛苌说：“相，是质地；髦，是俊秀。”却都在当时受到排斥，怀藏奇才而无人任用。司马彪在《庄子》注中说：“摈，是抛弃。”马融在《论语》注中说：“韫，是收藏。”他们只能等候草木一同凋零，和麋鹿一同死去。《楚辞》说：“希望侥幸而有所等待啊，最终与宿莽、野草一同死亡。”王逸说：“将要与百草一同凋落。”《论衡》说：“自身与草木一同腐朽。”《楚辞》说：“死亡的日子将要到来啊，与麋鹿同葬一坑。”尸骨涂满平原，脂膏填塞山川沟谷，湮没而无人知晓的人，哪里数得清呢？《檄蜀文》说：“肝脑涂满中原，脂膏滋润野草。” 《封禅书》说：“湮灭而不被称述的人，多得数不清。”这就像宰相和奴隶的差别，容成公、彭祖和早夭的孩子的差别。《尚书》说：“冢宰掌管国家政务。”《毛诗》说：“确实是阿衡，辅佐商王。”《左氏传》说：“人有十个等级：士统属皁，皁统属舆，舆统属隶。”《列仙传》说：“容成公自称是黄帝的老师，曾见周穆王，擅长调养导引之术；头发白了又变黑，牙齿掉了又重新生出，所行之事与老子相同，也有人说老子是他的老师。”又说：“彭祖是殷朝的贤大夫，经历夏朝直到商朝末年，号称活了七百岁。”《庄子》中南郭子綦说：“天下没有比秋毫末端更大的东西，却把泰山看成小；没有比早夭孩子更长寿的，却把彭祖看成短命。”猗顿和黔娄、阳文和敦洽，也是如此。猗顿的事已见《过秦论》。《皇甫谧高士传》说：“黔娄先生修养清白的节操，不求在诸侯那里求取进身之路。到他死时，曾参来吊唁，问：应当给他什么谥号？他的妻子说：给康作为谥号。曾子说：先生活着时，食物不能填饱肚子，衣服不能遮盖身体；死后手足也不能收敛，身旁没有酒肉，这样有什么值得安乐的，竟称为康呢？”《淮南子》说：“不凭脂粉修饰的，是西施、阳文。”许慎说：“阳文，是楚国的美女。” 《吕氏春秋》说：“陈国有一个丑人，名叫敦洽雠麋。他额头突兀，脸面宽大，肤色像漆和赭石，头发下垂到鼻子，手肘长而弯曲；陈侯见到他却非常喜欢。”高诱说：“虽然丑陋，却有德行。”这些人的一切都得自自然，不借助才智而成。所以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论语》中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译然而命运的本体周流不息，变化并不只有一种：有的先号哭后欢笑，有的开始吉利最终凶险，有的不用召唤便自行到来，有的要借助他人才能成功。《周易》说：“与人同心，先号哭而后欢笑。”《老子》说：“不召唤它，它也会自行到来。”傅玄说：“古人知道上下相接容易，所以借助一个人来招致另一个人。”各种因素交错纠缠，循环往复，祸福相依，不能用一个道理来验证，也不能用一条途径来考察。但它的规律幽深微妙，寂静空旷而恍惚，无形可见，无声可闻。《子虚赋》说：“交错纠纷。”《鹖冠子》说：“祸是福所依凭的地方，福是祸所潜伏的地方。”《思玄赋》说：“北方老翁很懂得祸福相依的道理。”《抱朴子》说：“驽马和良马不能不经过实际检验，筝琴也不能用胶把弦柱固定死后调音。”《鬼谷子》说：“想要闭藏，贵在严密；严密，贵在细微。”《西征赋》说：“空旷而恍惚。”《文子》说：“道以无有为本体，看它看不见形状，听它听不到声音，这叫幽冥。”《吕氏春秋》说：“所谓道，看不见，听不到，也不能用形状来表现。”《管子》说：“看不见它的形状，听不到它的声音，却能使万物有次序地生成，这就叫道。”它必定要驾驭万物来显示神妙，也要凭借人才能形成具体的形象；就像天子的冕旒，要依靠百官各司其职。” 这是说，性命的规律虽然系于上天，但它到来时，也必定要凭借人来驾驭万物。譬如天子戴着冕旒、掌握符契，也必须依靠百官各司其职，才能建立政治秩序。《文子》说：“德、仁、义、礼四者，是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工具。”可是有些人看见成汤、武王如龙腾跃，便认为平定祸乱全靠神奇功业；听说孔子、墨子挺然而生，便认为英明睿智只在他们身上显现。成汤、武王的事，《周易》说：“龙出现在田野。”又说：“龙有时跃入深渊。”《墨子》说：“夏桀时，上天在镳宫命令成汤，有神来告诉他说：夏朝的德政已经大乱，你去攻伐它，我一定使你大大平定它。商王纣时，周武王见到三位神明，神明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溺于酒的败德之中，你去攻伐他，我一定使你大大平定他。”孔，指孔子；墨，指墨翟。蔡邕《陈太丘碑》说：“元方、季方，都是应时而生的杰出人物，承受天命而特别授予才德。”有人看见彭越、韩信如豹子蜕变，便认为他们凭勇猛而取得人爵；看见张禹、桓荣佩朱绂，便认为他们因通晓经学而获得青紫官服。彭，指彭越；韩，指韩信。《易》说：“君子的变化如豹子蜕变，文采灿然。”《礼记》说：“猛禽猛兽搏击，不以勇力来衡量。”郑玄说：“鸷虫，是猛兽。”《孟子》说：“有天爵，有人爵。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这是天爵。” 公卿大夫，是人爵。《汉书》说：“张禹，字子文，善于讲解《论语》。朝廷命张禹教授太子，升任光禄大夫，赐予关内侯爵位。”《范晔后汉书》说：“桓荣研习欧阳《尚书》，教授太子，任太子少傅，封为关内侯。”《礼记》说：“诸侯佩戴山玄玉，系着朱色丝带和绶带。”《苍颉篇》说：“绶，就是绂。”《汉书》中夏侯胜说：“士人所担心的是不明白经学；如果经术确实明白，取得青紫官印就像俯身拾取地上的小草。”难道他们知道有力量的人在暗中推动他们，使他们趋向那里吗？《庄子》说：“把船藏在山谷，把山藏在湖泽，以为这就稳固了；然而半夜有大力士把它背走，昏昧的人却不知道。”所以说，认为一切只是言语而不是命运，便有六种蔽障罢了。《论语》中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言语和六种蔽障吗？”不过，虽然文字出自这里，所说的蔽障含义却不同。请让我陈述大概：《东京赋》说：“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有的容貌柔美、肌肤细腻，有的张口歪嘴；原文“哆咴许为顣子六頞乌割”等字句有疑误，似乎是在说面貌形体的差异。《楚辞》说：“容颜柔美，肌理细腻，留下含情的目光。”王逸说：“靡，是美好；腻，是光滑。”《淮南子》说：“哆咴、蘧蒢、戚施，都是丑陋的样子。”《说文》说：“哆，是张开嘴，音读为‘侈’。”《通俗文》说：“咴，是嘴形不端正，音切为去皮。”《史记》中唐举见蔡泽说：“先生面貌突兀，额头紧蹙。”有的朝生夕死，有的龟鹤活到千岁，这是年寿的差别。《淮南子》说：“朝生虫不知道晦朔。”许慎说：“朝秀是早晨出生、傍晚死亡的虫，生长在水面上，像蚕蛾。”《养生要》说：“龟和鹤的寿命可达千百岁，是天性长寿的动物。”有的人听到话就立即回应，有的人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这是神智辨别能力的差别。《史记》说：“淳于髡向邹忌说完话，快步走出去，说：这个人，我用隐微的话试探了他五次，他回应我，就像回声回应声音一样；这个人不久一定会被封爵。”《左氏传》说：“程滑杀死厉公，荀罃、士鲂到京师迎接周子并拥立他。周子有哥哥却没有恩惠，连豆子和麦子都不能辨别，所以不能拥立。”杜预说：“菽，是大豆。豆子和麦子形状不同，很容易辨别，因此用来作为痴愚者的标志。”既然知道这三种情况都是造化所决定的荣辱境遇，却偏偏说是由人造成的，就像只知道二和五而还不认识十。这是他的第一种蔽障。《淮南子》说：“大丈夫安然自得、无所作为，与天地造化一同逍遥。”高诱说：“造化，就是天地。”《庄子》说：“应当认清内在与外在的分别，辨明荣辱的界限。”《左氏传》中叔兴说：“吉凶由人。”《史记》说，齐威王派人游说越国：“晋、楚交战，越国的军队却不出动；这就像只知道二和五，却不知道十。” 龙形额骨、犀角骨和太阳骨，是帝王的相貌特征。朱建平《相书》说：“额头有龙犀骨直入发际，左角像太阳，右角像月亮，这样的人将统治天下。”眼睛像河流深长，额头有龟形纹理，是公侯的相貌。 《孔丛子》说：“孔子到周地，见到苌弘。苌弘对刘文公说：孔仲尼有圣人的相貌，眼睛像河目，额头高隆，这是黄帝的形貌。”王肃在《孔子家语》注中说：“河目，是上下眼眶平整而眼形长。”《范晔后汉书》说：“李固相貌有奇异的特征，额角如鼎，隐藏着犀骨，脚下有龟形纹理。”后来他做了太尉。蜀地张裕每次抚镜照面，都知道自己将因刑罚而死，常常把镜子摔在地上。《左氏传》说：“当初，楚恭王没有嫡长子，只有五个受宠的儿子，没有确定继承人。于是大规模祭祀群望之神并祈祷说：请神明在这五人中选择一人主持国家。便把玉璧遍示群望之神，说：对着玉璧行拜礼的人，就是神明所立的国君。楚王又秘密把玉璧埋在太室庭院中，让五人来拜。康王跨过了它，灵王用肘碰到了它，子干、子皙都离它很远。平王年幼，被人抱进来，两次拜下，都压住了系璧的纽带。”星辰、彩虹、北斗枢纽和闪电，是昭示圣德的符瑞；夜里哭声响起、云气聚集，是王业兴盛的吉兆。

译《春秋元命苞》说：“大星像彩虹一样，从天上流下光华到华渚；女节梦见神意，感应而生朱宣。”宋均说：“华渚，是水洲的名称；朱宣，是少昊氏。”《诗含神务》说：“大电环绕北斗枢纽，照耀郊野；感应符瑞珍宝，生下黄帝。”《汉高祖功臣颂》说：“红云白天聚集，白帝之灵夜间哭泣。”《国语》说：“兴起的君王奖赏进谏的大臣。”这些事情都在预先显露征兆，后来才在后世充分应验。《周易》说：“涣散地发布重大号令。”涣，就是散开。如果说是驱使貔虎般的军队，奋力挥动三尺宝剑，进入紫微宫，登上帝王之道，那么仍未通达幽深冥暗的实情，也未能测知神明的规律。这是他的第二种蔽障。《尚书》中武王说：“像虎，像貔，像熊，像罴，进军商郊。”孔安国说：“貔，是勇猛的虎类动物。”《史记》中汉高祖说：“我提着三尺剑取得天下，难道这不是天命吗？”薛综在《西京赋》注中说：“天上有紫微宫，帝王取法于它，称为紫微宫。”《淮南子》说：“探究道的人，测量幽深冥暗的深度。”《吕氏春秋》说：“幽深昏暗，没有人知道它的实情。”《王命论》说：“神明所赐的福祚，难道可以妄自安置吗？” 空桑的地方变成了洪水大川，历阳的城邑化成了湖中的鱼。《吕氏春秋》说：“有莘氏的女子采桑，在空桑中得到一个婴儿，献给国君。国君命令庖人抚养他，并查考他为何会在那里。有人说：他的母亲住在伊水之上，怀孕时梦见神人告诉她：石臼中涌出水来后就向东跑，不要回头看。第二天，她看见石臼出水，告诉邻人，向东跑了十里，回头看她的城邑，城邑已经全部变成水；她自身于是化作空桑。因此给这个孩子命名为伊尹。”《淮南子》说：“历阳，是淮南的县名，今属九江郡。历阳城中有一位老妇人，常常施行仁义。有两个读书人经过她那里，告诉她说：这个国家将要沉没成为湖泊；如果你看见东城门的门槛上有血，就赶快上山，不要回头。从此老妇人多次去看门槛，守门官询问原因，老妇人便照实回答。东门守吏杀鸡把血涂在门槛上。第二天老妇人早早去看，见门槛上有血，便跑上山，国家果然沉没成湖。”楚军屠杀汉军，睢水被尸体堵塞而不能流动；秦人活埋赵国士卒，沸腾的哭喊声像雷震。《汉书》说：“项羽早晨攻击汉军，在彭城灵辟以东的睢水边大战，大败汉军，杀死许多士卒，睢水因此不能流动。”《战国策》中蔡泽对应侯说：“白起率领数万军队，越过韩、魏而击败强大的赵国，在北面活埋马服君赵奢的军队，屠杀四十多万人，血流成河，沸腾的声音如同雷鸣。” 这使秦国建立帝业，正是白起造成的声势。《论衡》说：“主张命运的人说：天下这样广大，人民这样众多，一个历阳城、一个长平坑中同样因命运而死去，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命中注定要溺死，所以聚集在历阳；命中注定要被压死，所以聚集在长平。”火焰烧遍昆仑山，砾石和美玉一同焚毁；严霜在夜间降落，蒿草和芝兰一同凋尽。《尚书》说：“火烧昆冈，玉石一同焚毁。”又说：“大璧和琬琰陈列在西厢。”傅玄《鹰赋》说：“秋霜一下，兰草和艾草全都凋落。”毛苌《诗传》说：“萧，是蒿草。”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即使有伊尹、颜回那样近乎完美的人，又怎么能够抗拒命运呢？这是他的第三种蔽障。《史记》说：“言偃是吴国人，字子游。”夏，是子夏。伊，是伊尹。颜，是颜回。《孟子》说：“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而教育他们。”《易》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王弼说：“接近于能够知晓事物先兆。” 有人说：“明月珠不能没有瑕疵，夏后氏的璜玉不能没有不平。”《淮南子》说：“夏后氏的璜玉不能没有不平，明月珠不能没有瑕疵。”高诱说：“考，是不平；颣，是瑕疵。”所以亭伯死在长岑县长任上，相如死在孝文园令任上。《范晔后汉书》说：“崔骃，字亭伯。窦宪任车骑将军时，征召崔骃为属官，考察崔骃名列高等，出任长岑县长。崔骃自认为远离京城，很不得意，于是没有赴任，回到家中，死在那里。”《汉书》说：“司马相如被任命为孝文园令，后来因病免官，居住在茂陵家中而死。”他的才华并不是不杰出，君主也不是不贤明，然而结绿美玉的光辉被损毁，悬黎宝玉的夜光被残害，难道是尺的尺度本身有长短吗？《战国策》中应侯对秦王说：“魏国有悬黎，宋国有结绿，都是天下闻名的宝器。”《楚辞》中郑詹尹说：“尺有它的短处，寸有它的长处。”如果这样，那么主父偃、公孙弘当初参加对策不能取得名次，四处游说却不被采纳，公孙弘只能在淄川放猪，被州郡抛弃。假使他们忽然如白驹过隙般迅速发达，又突然在霜露中死去，他们所受的诟辱，难道能和崔骃、司马相如一类人相比吗？等到他们打开东阁，陈列五鼎，声势如闪电照耀、风行迅疾，声名传遍海外，难道可以说他们先前愚昧、后来聪明，先前错误、最终正确吗？” 《汉书》说，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家境贫穷，借贷也没有人给他，于是向北游历燕、赵、中山，这些地方都不能厚待宾客。他极其困窘，便到宫阙之下上书，被任命为郎，后来做到中大夫。主父偃说：“大丈夫活着不能享用五鼎之食，死后就应当受到五鼎烹煮。”又说：“公孙弘是淄川人，家境贫穷，在海边放猪。”太常向皇帝推荐儒生参加对策，太常上奏说公孙弘的对策名次在下等。天子却提拔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后来他做到丞相。于是他建起宾客馆舍，开设东阁，用来招纳贤士。《庄子》说：“宾客被乡里排斥，被州郡驱逐。”又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白马飞过缝隙一样短暂。”《楚辞》说：“我宁愿突然死去、流亡，也不忍做出这种姿态。”《汉书》中诏书说：“公孙弘不幸患了霜露之疾。”《说文》说：“诟，是耻辱。”《范晔后汉书》说，吴汉对臧宫说：“将军先前经过敌城之下，威势震动四方，像风行电照一样，遍及九州。”阎忠劝说皇甫嵩：“如今将军的威德震动朝廷，声名像风一样传遍海外。”荣枯自有一定的命数，天命也有它的极限，却把美丑错误地归因于人的因素。这是他的第四种蔽障。应璩《与曹元长书》说：“春天生长的草木繁茂，秋天荣盛的草木凋零，这是自然的规律，难道有什么可怨恨的吗？” 孙楚《陟阳侯诗》说：“三种命运都有各自的极限。”

译老虎一声长啸，风便奔驰而来；蛟龙一飞腾，云气便聚集。《淮南子》说：“老虎长啸，山谷的风就到来；蛟龙腾起，景云就聚集。”《四子讲德论》说：“风驰而来，雨聚而至。”所以重华舜帝即位，八恺、八元等贤才便得到升用；辛受纣王出生，飞廉、恶来等奸邪便得到进用。《史记》说：“虞舜名叫重华。”《左氏传》中季孙行父说：“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舜辅佐尧时，举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后土；举用八元，让他们向四方传播五种教化。”《史记》说：“帝乙死后，他的儿子辛即位，称为帝辛，天下人叫他纣。”《尚书》说：“祖伊害怕，奔跑去告诉受。”孔安国说：“受就是纣，只是音相近而混用。”《史记》说：“仲矞生了飞廉，飞廉生了恶来；父子二人都凭才力侍奉殷纣。”这样看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昏暗的君主多、明智的君主少。《庄子》说：“天下善人少，不善之人多。”《法言》说：“圣明的君主少，平庸的君主多。”杜笃《吊比干文》说：“昏暗的君主处在上位，难道会谋求忠臣进谏吗？” 而且熏草和莸草不会放在同一器物中，枭鸟和鸾凤不会并翼而飞。《孔子家语》中颜回说：“我听说熏草和莸草不会放在同一器物中收藏，尧和桀不会共同治理一个国家，这是因为它们的类别不同。”孙盛《晋阳秋》中王夷甫的议论说：“芝兰不与荆棘一同栽植，鸾凤不与枭鸮同处栖息，这是天理本来如此，很容易明白。”《西都赋》说：“并翼而飞，侧足而立。”这就使浑敦、梼杌在云台之上接续登位，使仲容、庭坚只能在岩石之下耕种。《左氏传》中太史克说：“从前帝鸿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掩盖仁义、隐藏奸贼，喜欢施行凶恶的德行，与丑类恶物为伍，顽固愚蠢而不友善，同党结交，天下人称他为浑敦。颛顼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诲，不懂好话，告诫他就顽固，放任他就奸佞，傲慢凶狠，违背光明的德行，扰乱上天的常理，天下人称他为梼杌。”《楚辞》说：“忽然奔走在前后，追随着先王的足迹。”《东观汉记》说：“皇帝诏令贾逵入南宫云台讲解，使他讲述《左氏》的大义。”仲容、庭坚是八恺中的两人，前面的注释已经说过。《法言》说：“谷口的郑子真不屈服于自己的节操，而在岩石之下耕种。”横向看来，这就是说兴衰废立在于人，而不受上天支配。这是他的第五种蔽障。《汉书》中董仲舒对策说：“天下的治乱兴废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命令，就不可改变。” 那些戎狄之人，长着人的面孔却有野兽的心肠；贪图安逸就像饮鸩毒。戎狄，指魏国。班固《汉书赞》说：“夷狄之人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长着人的面孔却有野兽的心肠。”《左氏传》中管敬仲说：“贪图安逸就像鸩毒，不能留恋。”他们把诛杀当作道德，把父辈与后母、晚辈与长辈之间的淫乱当作仁义。《汉书》说：“匈奴的习俗是，形势宽松时便随着牲畜迁徙，以田猎禽兽为生；形势紧急时便人人习惯作战攻伐，以侵略为事，这是他们的天性。父亲死后，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后，也都娶他的妻子为妻。”《小雅》说：“上对下的淫乱叫蒸，下对上的淫乱叫报。”即使大风在青丘兴风作害，凿齿在华野挥动凶威，用来比拟狼戾之徒，又哪里足以说明其凶暴呢？《淮南子》说：“尧的时代，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豕、修蛇都成为祸害。尧于是派羿在畴华之泽诛杀凿齿，在凶水之上杀死九婴，在青丘之野射下大风；向上射落十个太阳，向下杀死窫窳；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封豕。”高诱说：“畴华，是南方的地方；九婴，是以水火为害的怪物，凶水在北狄之地；大风，是凶猛的鸟；青丘在东方；封豕，是大野猪；桑林，是成汤祈祷旱灾的地方。”《战国策》中张仪说：“赵王像狼一样凶狠残暴，没有亲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自从晋的国运不再强盛，天地动荡，左衽之人和满口胡言的异族乘机如闪电般发动进攻。金行，指晋。干宝《搜神记》说：“程猗向石图解释说：金是晋所对应的五行。”《左氏传》中师旷说：“我先后唱北风、南风，南风的声势却不强盛。”《毛诗》说：“上帝反复无常。”毛苌说，板音读为“杯晚切”。又说：“上帝广大无边。”郑玄说：“荡荡，是法度废坏的样子。”左带，就是左衽。《尚书》说：“四方夷人衣襟向左开，没有不蒙受其利的。”王融《劝给虏书启》说：“让满口胡言之人在桑墟止息。”不过齐、梁之间通常把虏人称为“沸唇”。《魏志》中诏书说：“刘备、孙权乘机作乱。”《辨亡论》说：“像闪电一样在荆南发动。”于是覆没瀍水、洛水一带，倾覆五座都城。《东京赋》说：“逆洛水而上，背靠黄河，左边是伊水，右边是瀍水。”干宝《晋纪》记愍帝诏书说：“群邪作逆，使五都倾覆荡尽。”他们占据先王的桑梓故土，在中原窃取帝王名号。《毛诗》说：“桑树和梓树，见到它们就一定要恭敬。”《汉书·高帝纪》诏书说：“秦朝把中原的百姓迁徙到南方三郡。”他们想同三皇争夺百姓，同五帝争夺疆域。韦昭《汉书》注说：“萌，是百姓。”孔安国《尚书传》说：“黎，是众人。” 《东京赋》说：“天下疆域安定。”他们的部落繁多兴盛，充满神州大地。《范晔后汉书》说：“梁商上表说：匈奴的种类繁多兴盛，不能穷尽。”《子虚赋》说：“充满其中，不能全部记载。”《河图》说：“昆仑山的东南方，土地方圆千里，名叫神州。”唉！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空话罢了！《尚书》中成汤说：“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恶人受祸；它把灾害降给夏朝，用来彰明夏朝的罪过。”难道不是否泰互相倾覆，盈亏交替运行，却把人的命运搅乱了吗？这是他的第六种蔽障。《周易》说：“泰是通达，但事物不可能永远通达，所以泰卦之后接着是否卦。”《老子》说：“高低互相倾斜。”《淮南子》说：“孟春开始增长，孟秋开始收缩。”高诱说：“嬴，是增长；缩，是减短。”孔安国《尚书传》说：“汩，是扰乱。”

译然而所谓命，包括死生、贵贱、贫富、治乱、祸福。这十件事，是上天赋予人的。死生有命，前文已经说过。《论衡》说：“凡人都有死、生、夭、寿的命，也有贵、贱、贫、富的命。”《墨子》说：“贫富、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可增减改变。”《吕氏春秋》说：“祸福从哪里来，众人都认为是命运，哪里知道它们由什么产生呢？”愚昧、聪明、善良、邪恶这四种情况，是人自身行为造成的。桓范《世要论》说：“是否遇合，是命；善不善，是人。”神明并不都是舜、禹，心性也不同于丹朱、商均；才能若处在中等水平，就取决于所受的习染。舜、禹是两位帝王。《淮南子》说：“性命本来就能说明，不用学习便能合于道的，是尧、舜、文王；不能用道教导、不能用德晓谕的，是丹朱、商均。”上不及尧、舜，下不如丹朱、商均，这正是可以通过教训改变的范围。高诱说：“丹朱是尧的儿子，商均是舜的儿子。”《广雅》说：“絓，是停止，音切为胡卦。”贾谊《过秦论》说：“陈涉的才能不及中等人。”《论衡》说：“普通人的本性取决于所受习染，学习善就成为善，学习恶就成为恶。”因此，洁白的丝没有固定颜色，黑、黄等颜色交替出现；鲍鱼和芳兰放入其中，时间久了也会自行改变。” 这是说人的变化取决于所受的习染。《淮南子》说：“墨子看见白绢便哭泣，因为白绢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高诱说：“他是怜悯它会发生改变。”《大戴礼》说：“同君子交游，就像进入种有兰芷的房间，久而久之闻不到香味，便已经受到它的熏染；同小人交游，就像进入鲍鱼店，久而久之闻不到臭味，便已经受到它的熏染。因此君子谨慎选择亲近和远离的人。”所以子路向孔子学习，养成了像风霜一样严厉坚贞的节操。《尸子》说：“子路原是东方边鄙的乡野之人，孔子教导他成为贤士。”王隐《晋书》说：“应瞻任太守时，百姓歌颂他说：威严像风霜，恩惠像父母。”楚穆王听信潘崇的谋划，造成杀死逆子的祸患。《左氏传》说：“楚王想立王子职而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听说后，告诉他的老师潘崇：能侍奉他吗？潘崇说：不能。商臣又问：能做大事吗？潘崇说：能。于是商臣率宫甲包围成王，成王自缢，穆王即位。潘崇是太子的老师。”然而商臣的恶行却使他的后代事业兴盛光大；仲由的善行却不能使他免于结缨而死。楚国后来的事业，都由商臣的子孙继承。《周易》说：“盛大的德行和宏大的事业，达到极点了啊！”《尚书》说：“在今后的继承王位者身上。”《左氏传》说：“卫国的浑良夫和太子进入孔氏宅外的园圃，想劫持孔悝并迎纳太子。” 季子说：“太子没有勇气，只要焚烧高台的一半，他一定会舍弃孔叔。”太子听到后害怕了，便召来石乞、盂●等人去攻击子路，用戈击打他，割断了他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即使死去，帽子也不能脱落。”于是系好帽带而死。杜预说：“季子，就是子路。”这说明邪与正取决于人，吉与凶则在于命。有人认为，鬼神会使盈满者受害，皇天会辅佑有德者。《周易》说：“鬼神使盈满者受害，却使谦虚者得福。”《尚书》说：“皇天并不偏爱亲近谁，只辅佑有德之人。”所以，宋景公说了一句话，法星就三次移开了。《吕氏春秋》说：宋景公患病，司马子韦说：“荧惑星停留在心宿，心宿是宋国的分野，君王应当把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我的股肱，除掉心腹的疾病而把它放到股肱上，可以吗？”子韦说：“可以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没有百姓，我凭什么做君王？”子韦说：“可以转移给年成。”景公说：“年成用来养活百姓，年成不好，又凭什么养活百姓？”子韦说：“君王说了三句善言，荧惑星一定会退后三舍，可以延长君王二十一年的寿命。”观察它，果然如此。《广雅》说：荧惑又叫罚星，有时也叫执法星。殷帝亲自剪发，千里之外的云都聚集而来。《吕氏春秋》说：商汤战胜夏朝后第四年，天下大旱，商汤于是到桑林祈祷，把自己的头发剪掉，磨伤自己的手，把自己当作祭牲，向上帝祈求福佑，雨便下得很大。《淮南子》说：商汤时代大旱七年，商汤在桑林祭祀时以自身祈祷，于是四海的云都聚集而来，千里之外的大雨降下。假如善恶没有征验，这些道理就不能圆满成立。由此说来，鬼神使盈满者受害、皇天辅佑有德，其关系就像影随形、响随声一样；如果善恶仍然像命运一样毫无征验，那么这些道理就不能圆满成立。毛苌《诗传》说：“洽”就是相合。况且于公修筑高大的门第等待封侯，严延年的母亲扫除墓地等待儿子丧亡。《汉书》说：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他家的里门坏了，乡里的老人正一起修理。于公对他们说：“把里门修得稍微高大些，使它能容下四匹马拉的高盖车。我审理案件时积有许多阴德，从未冤枉过人，我的子孙一定会有兴盛的。”后来于定国做了丞相，封侯的爵位世代相传。又说：严延年升任河南太守，他的母亲从东海来，想跟随严延年过腊节。到了雒阳，正好看见有人来报告处决囚犯，母亲大为震惊。腊祭完毕后，她对严延年说：“天道神明，人不能专擅杀人。我没想到自己年老时竟会看见壮年的儿子被刑杀。走吧，离开你，我只回东边去扫除墓地了。”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败亡。这就是君子用来不断自我勉励的道理。意思是说善恶都有征验，所以君子希望能够不断地自我勉励而不停止。《周易·象传》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假如行仁而没有报应，那为什么还要修养善行、树立名声呢？这只是径廷之论罢了。如果一定说行仁而没有报应，那为什么还要修善立名？由此可知，事情并不完全由命运决定。有人提出这种说法，这不过是径廷之言而已。《庄子》说：肩吾问连叔：“大概是径廷之言，不近人情。” 司马彪说：“径廷，是激烈而过分的言辞。” 圣人的言论，有时显明却又隐晦，精微而又婉转，幽深遥远而难以听闻，广大得像银河而不可测量。这是在解释圣人的言论为什么显明、隐晦而难以测度。《左氏传》说，君子评论道：“《春秋》的称述，精微却显明，记事却隐晦，婉转而能成章。”《庄子》说：市南宜僚拜见鲁侯，说：“南越有一座城邑，名叫建德之国。那里的君主说：‘他们的道幽深遥远而没有人能够理解。’”又说：肩吾问连叔：“我从接舆那里听到一种说法，宏大却没有实质，传出去就不回头。我听了感到惊恐，它像银河一样浩大而没有尽头。”司马彪说：“极，就是边际。”意思是说它广大得像银河，没有边际。有人建立教化来勉励平庸懒惰的人，有人谈论命运来穷究人的本性和精神，这就是各种说法产生差异的原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建立教化；“凤凰不来”是谈论命运。《周易》说：“积累善行的家庭，一定会有多余的福庆。”徐干《中论》说：北海孙翶说：“积善余庆，不过是诱导百姓走向善道罢了。”《论语》说，孔子道：“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已经完了吧！”如今只拿其中片言来辨析它的要旨，和根据“早晨听道，晚上死也甘心”这一类话来评论《春秋》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呢？毛苌《诗传》说：“蜉蝣，就是渠略，早晨出生、晚上死亡。”《庄子》说：“蟪蛄不知道春秋。”况且楚昭王德音流布，丹色的云也不收卷；

译周宣王祈求降雨，祭祀用的圭璧都耗尽了。《左氏传》说：有云彩像成群的红鸟，夹着太阳飞行了三天。楚王派人去询问周太史，太史说：“它大概会降临到君王自身吧？如果举行禳祭，可以把灾祸转移给令尹或司马。”楚王说：“除掉腹心的疾病而把它放到股肱身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犯什么大过错，难道上天要夭折我吗？有罪就接受惩罚，又怎么能把它转移呢！”于是没有举行禳祭。《毛诗序》说：《云汉》是仍叔赞美周宣王的诗。《毛诗》说：“圭璧已经用尽，难道没有人听我吗？”于公种植德行，却比不上勋、华那样高大；严延年残暴凶狠，却还没有东陵侯那样酷烈。勋、华的事已经见于上文。《说文》说：“犷”是不可亲近，古猛切。《庄子》说：伯夷、叔齐为名节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利益死在东陵之上。同样是行善，同样是作恶，但祸福的流向不同，兴亡的迹象也不同；广大无边的上帝，难道竟是这样吗？《毛诗》说：“广大无边的上帝，是下民的君主。”《诗经》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声却不停。”这是在说明君子为什么要自强。《毛诗》所引属于《郑风》。郑玄笺说：这是比喻君子即使处在乱世，也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所以善人总是行善，哪里会停息呢？《尚书》说：“吉善的人行善，只嫌每天时间不够。” 《孔子家语》说，孔子道：“侍奉君主是很难的，怎么可以停息呢？” 吃稻米和粱米，进食牲畜肉，穿狐皮貉皮，披着冰纨，观赏幽美奇异的舞蹈，聆听云和所制的琴瑟，这是活着的人所急需的，并不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 《论语》说，孔子道：“吃那稻米。”《韩诗外传》说，田饶对鲁哀公说：“黄鹄啄食君王的稻粱。”《国语》说：“刍豢有多少。”《论语》说，孔子道：“穿狐貉厚皮来居住。”《汉书》说：齐地织造冰纨。《长杨赋》说：“厌恶听郑、卫幽美的声音。”阮籍《咏怀诗》说：“北里有许多奇异的舞蹈。”《周礼》说：“有孤竹制作的管，有云和制作的琴瑟。”修养道德，学习仁义，厚行孝悌，树立忠贞，逐渐浸润于礼乐的丰厚滋养之中，践行先王的盛大法则，这是君子所急切追求的，并不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既然如此，君子安居正道、体察大道，以顺应天命为乐、知晓命运而不忧。《公羊传》说：“君子最重大的事情是居于正道。”《庄子》说，弇堈吊道：“能够体悟大道的人，是天下的君子。”郭象说：这是说体悟大道的人，是人的宗主。《周易》说：“以顺应天命为乐而知晓命运，所以不忧愁。”这是明白事情有不可奈何之处，知道不是凭智慧和力量所能改变的。《庄子》说：“知道事情不可奈何，却能安然顺受如同命运，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王命论》说：“不知道神器有命，就不可以凭智慧和力量求取。” 事情过去了也不召唤它回来，事情到来了也不拒绝它；生存了不因此欣喜，死亡了也不因此忧戚。《庄子》说：“我哪里知道喜爱生命也许是错误的呢？我哪里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幼年失散、流落异乡而不知道回家的人呢？”瑶台和高大的夏屋，也不能使他的精神喜悦。《尸子》说：人们所说的统治天下的人，是拥有九层瑶台的，而尧却住在白屋里。《楚辞》说：“冬天有高大的房屋。”王逸说：“夏，就是大屋。”《毛诗》说：“对于我来说，高大的房屋多么宽敞。”土屋和编扎的蓬草，也不足以使他的思虑忧愁。土屋编蓬的说法，已经见于《非有先生论》“不因富贵而困顿，不为欲求而惶遽”。《礼记》说，孔子道：“儒者不因贫贱而失意，也不因富贵而困屈。”皇甫谧《高士传》说，黔娄先生的妻子对曾子说：“先生不因贫贱而忧戚，也不因富贵而惶遽。”《论语》说：“富贵，是人所希望得到的。”难道会有司马迁所作《悲不遇赋》和董仲舒所作《士不遇赋》那样的文章吗？司马迁担任太史公，所以称为史公。司马迁的文集中有《悲不遇赋》。《法言》说：“灾异，董相。”李轨说：“董相，就是江都相董仲舒。”董仲舒的文集中有《士不遇赋》。《文选考异》。注文“峻字孝标辨命论”：袁本、茶陵本没有“峻字”二字。考察来看，没有这两个字的版本是对的。下面五个字应当作为一句。注文“郭璞曰孙子荆”：考察来看，这里有错误。“璞”疑当作“子”。《郭子》三卷，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小说类。注文“然则占候时日”：考察来看，“则”字不应有。各本都衍有此字，善本体例中没有它。注文“这就是其中大致显著的方面”。袁本、茶陵本在“大”字后还有“彰”字。注文“闵子骞曰”：考察来看，“骞”应当作“马”。各本都错了。“夫通生万物”：茶陵本“通”作“道”。袁本没有“夫通”二字。考察来看，两个版本都没有注明校语，因此无法知道善本究竟作什么。梁书作“夫通”。考察《文选》和本传一向并不完全相同，只能作为互相参证的材料，难以把它作为唯一依据。何校在这一篇中多有改动，但《文选》未必不对，本传也未必正确，所以现在一概不采纳。注文“犹陶铸尧舜也”：袁本、茶陵本在“犹”字上有“将”字。注文“言杀也”：袁本、茶陵本没有这三个字。注文“载疐其尾毛苌曰疐”：袁本中两个“疐”字写作“□”。茶陵本作“疐”。考察来看，“□”字是正确的。正文善本作“□”，梁书也相同，所以改正“疐”字后引用它。注文“家语曰颜回”至“薄言采之”：袁本、茶陵本把这七十六字并入五臣注，这是不对的。尤本所见没有错误。注文“追述孔夫子所说的话”。袁本、茶陵本在“言”字上方还有“之”字。注文“乐正子春见孟子曰”：袁本、茶陵本没有“春”字。考察来看，有“春”字的版本不对。注文“状亭亭以岧岧”：考察来看，“岧岧”应当作“苕苕”。各本都错了。“徼草木以共雕”：袁本、茶陵本“徼”作“候”，这是对的。梁书作“候”。注文“黥娄先生”：袁本、茶陵本“黥”作“黔”，这是对的。注文“垂发临鼻长肘而盭”：袁本、茶陵本“发”作“眼”，“盭”字下面有“股”字。考察来看，今本《吕氏春秋》作“眼”，其“盭”字下面仍没有“股”字，或许是尤本删去了它。注文“吕氏春秋曰道也者”至“不可为壮”：袁本、茶陵本没有这二十个字。注文“彭彭越韩韩信”：袁本、茶陵本没有这六个字。考察来看，这是因为与五臣翰注相同而删去的。尤本所见是对的。注文“淮南子曰哆咴蘧蒢戚施丑也”：考察来看，这里有错误。所引《脩務訓》的文字，“哆”字上有“□”二字，没有“醜也”二字。高诱注说：“□哆噅、蘧蒢、戚施，都是丑陋的样子。”也许“醜也”是许慎的话。尚不清楚善本是兼引正文和注文，还是只引注文，因此无法据此补正。注文“涣散也”：袁本、茶陵本没有这三个字。注文“貔挚夷”：何校把“挚”改为“执”，陈本相同，这是对的。各本都有讹误。

译注文“淮南子曰历阳”：考察来看，这里有错误。以下直到“国没为湖”都是注文，不能说是“《淮南子》说”，但不知道中间脱去了什么文字。注文“有两诸生告过之谓曰”：何校删去“告”字，这是对的。各本都多出此字。注文“太常上对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何校在“策”字下面增补“奏”字，陈本也相同。考察来看，这里有错误。《汉书》说“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又说“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一定是善本把这两处连引在一起了。注文“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虵”：袁本、茶陵本“猰貐”作“窫窳”，“狶”作“豕”，“凿齿”二字放在“修虵”上面。考察来看，这是尤本校改的。下面高诱的注文仍作“窫窳”“豕”，所以尤本的改动并不正确。注文“毛苌曰杯晚切”：陈氏说，“曰”字下面脱了“板板反也”四个字，这是对的。各本都有脱文。注文“司马子韦曰”：考察来看，“马”应当作“星”，《思玄赋》注可以证明。又考察，袁本、茶陵本把这一节注文并入五臣注，这是不对的。尤本所见没有错误。注文“磨其手”：考察来看，“磨”应当作“磿”。各本都有讹误。《与广川长岑文瑜书》引作“□”，说“□音郦”，可以证明。考察《吕氏春秋》也作“□”，“□”与“磿”是同一个字；“磿”讹写成“磨”，正如《颜氏家训》所说“容成造磿”中的“磿”被误解为碓磨的“磨”一样，所以“□”如今也讹作“□”。这些都应当订正。注文“如果把善恶仍然归之于命运”。袁本、茶陵本将“犹命”二字改作“之理无征”四字，这才是正确的版本。“且于公高门以待封”：袁本说善本作“门高”。茶陵本说五臣本作“高门”。考察来看，两个版本所见都是传抄时颠倒了，并不是这样。这也是尤本校正过的。梁书作“高门”。注文“激遏之辞也”：袁本“遏”作“过”，这是对的。茶陵本也误作“遏”。《庄子释文》李氏说“谓激过也”，可以作为旁证。注文“黄鹄啄君稻梁”：考察来看，“梁”应当作“粱”，各本都错了。注文“予恶乎知说生之或非邪”：考察来看，“或非”应当作“非惑”。各本都颠倒错写了。注文“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袁本、茶陵本把“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九个字作“或是邪”三个字。考察来看，这是尤本校正过的。《文选》第五十五卷。《论五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