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译中。一阳初动之处，万物尚未产生之时，就称之为始，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律数相通的角度来说，黄钟固然是始，固然是元首。不仅星象历法之家离开冬至就无法推算节气，就是音律之家如果得不到黄钟的真正度数，又怎能推知四倍律的真正度数呢？至于在敲击演奏之间，声音必须交替唱和，如车轮转动般周而复始，然后才能成乐。那么黄钟为宫，固然必须处于中中之中；即便到应钟为宫时，也未曾超出这个正中之声的限度。然而要使黄钟之声处于中中之中，若不加四倍律，又怎么能做到呢？这是几千年来沿袭的谬误，直到本朝才被纠正过来。

圣祖仁皇帝而重新开启正道的

臣等谨按，前代用乐，都是用四个半声来补足十二正律的用度。黄钟是中声，却在末尾用四个半声续接，这样一来中就失去了它的中。而自汉唐以来，竟没有人破解这个迷惑。

圣祖仁皇帝学问贯通天地枢机，特别揭示出律吕应当用倍声而不应当用半声的道理，改用四倍声，一举洗清了历来沿袭的谬误。《礼记》说："圣人制定礼乐，天地便因此昭明。"这正是本朝的乐律之所以超越千古的原因。

论五声必兼二变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五声二变篇"说："有人问变宫、变征齐备之后七声才算完整。如今还相为宫、去除多余音调的方法，用六律六吕轮流转化为变宫变征，再去除不用，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变宫变征一起去掉呢？"回答说：二变处在角、征、羽、宫之间，没有它们五声就不能轮转，有了它们五声又不能调和。等到还相为宫的时候，之前的二变都变成了正声，又另外产生出两个正声来充当二变。比如以黄钟为宫，那么蕤宾就是变征，倍无射就是变宫。等到以太蔟为宫时，之前的正征夷则又变成变征，而蕤宾这个变征则变成角。之前的正宫黄钟变成变宫，而倍无射这个变宫则变成羽。等到以姑洗为宫时，之前的正征无射变成变征，而夷则这个变征又变成角；之前的正宫太蔟变成变宫，而黄钟这个变宫又变成羽。依此类推直到以无射为宫，没有不是这样的。推及到六个阴吕，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样看来二变是交替使用的，又何尝不用呢？如今说二变不用而想去掉它们，那又将以什么来判定哪个是二变而去掉它呢？《宋史·乐志》说：仲冬之月，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闰征，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闰宫。季冬之月，以大吕为宫，夹钟为商，仲吕为角，林钟为闰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黄钟为闰宫。其余各月轮转，依此类推。虽然这种以律从吕、以吕从律的做法，本于京房，与今天的方法不同，但五声二变的道理是相同的。隋朝苏夔反驳郑译说：《月令》所记载的五音，没有提到变宫变征。七调的产生，来源不详。郑译回答说：周朝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说：天地人四时为七始。黄钟是天始，林钟是地始，太蔟是人始，姑洗为角对应春天，蕤宾为变征对应夏天，南吕为羽对应秋天，应钟为变宫对应冬天。如果不把二变列入调式，那么四时就不完备了。所以每个宫调都必须建立七调。唐朝祖孝孙、张文收等人，依据五音产生二变的道理，把变征当作正征，把变宫当作清宫。一为宫，二为商，三为角，四为变征，五为征，六为羽，七为变宫，其声从浊到清构成一均。这些都记载在《唐书》里。《乐律纂要》也说：五声得到变声之后才能构成一均，就像四时得到闰月之后才能构成一年，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便是圣人也不能随意增减。大约五年两次置闰，共六十二个月，而节气总数仍然只有一百二十个。这就好比二变处在

译角、征、羽、宫之间，共七声，轮流充当宫音，而实际仍然只有五声，这是在"不用"之中来使用，正因为有这个不用，才能交替发挥作用。这就如同置闰之法出于天然，而不是人为强加的。五年不能没有两次闰月，那么五声也不能没有二变。

论管弦分均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名假借篇"说："有人问：名称是依据意义而产生的。律，是一旦确定就不可改变的，所以可以用这个来推知那个，这才称之为律。如今在管乐器上，清、浊两均分开使用；在弦乐器上，清、浊两均却共同使用，那么律就不足以称为律了，岂不是失去了律的本义吗？"回答说："弦的度数并非律本身，弦上的音只是与律相应罢了。黄钟、林钟、太蔟、南吕，本来是钟的名称。吹管时对应哪个钟音，就用哪个钟的名称来命名这支管，管以黄、林、太、南来命名，本来就是一种假借。测度弦而与哪个律相协，也就用哪个钟的名称来命名弦上的那个分位，弦以黄、林、太、南来命名，则是假借之中的再假借。钟名之所以可以假借来命名管，是因为钟音本来就出自管音——伶伦吹管而得出十二声的区分，才把它们铸写在钟上以记录下来，称为黄、林、太、南等十二音。如今凤箫的十二根管子各发一音，这些音本来就是十二钟的音，那么用十二钟的音来命名它的管，本来就是吻合的。至于横笛、直笛，用一根管子开孔发声，其开孔的位置与管中容积的分度既然相协，那么也必定与十二钟之音相应，还是用十二钟的音来命名它的管音，也是吻合的。至于弦发出的声音，是由手弹拨按压而产生的，这就与管、与钟本来不同了。虽然依照管律来确定首音，但第二音以下则依次暗自移动，于是征、羽、变宫等音——弦度上得到管中阴吕分位的，其音便与阳律相应；弦度上得到管中阳律分位的，其音便与阴吕相应。所以说用钟名来命名弦音，是假借中的假借，那些所谓黄、林、太、南之类的名称，不过就像算学家用甲、乙、丙、丁来记数，近世用天、地、元、黄来编号一样。所以虽然说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阴阳交错混杂,但也并非有两种相悖的说法。至于实际用乐的时候，也并非清、浊两均同时使用。所谓黄、林、太、南，只是划分它的度数；而宫、商、角、征之类，才是它的实际音高。清浊之均取决于调弦，调成清均就是清均，调成浊均就是浊均。清弦与清管相应，浊弦与浊管相应，又哪里存在弦与管不同、而有失律本义可讥议的地方呢？"

论还宫无哑钟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还宫无哑钟篇"说："有人问：还相为宫，就不会有哑钟被讥议的问题了。但各处祭祀，有的用律，有的用吕。用律的时候，吕的那一均，仍然成了哑钟；用吕的时候，律的那一均，仍然成了哑钟。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所谓哑钟，是指只演奏一均，其余各钟永远不使用，所以称为哑钟。如今——

圜丘祭祀用黄钟为宫，那么太蔟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夷则为征，无射为羽，倍无射为变宫。而大吕这一均以及蕤宾、倍无射这两个变声，设置了却不使用。

方泽祭祀用林钟为宫，那么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倍应钟为变征，大吕为征，夹钟为羽，仲吕为变宫。而黄钟这一均以及仲吕、倍应钟这两个变声，设置了却不使用。

太庙祭祀用太蔟为宫，那么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夷则为变征，无射为征，倍无射为羽，黄钟为变宫。而大吕这一均以及黄钟、夷则这两个变声，设置了却不使用。合起来看这三大祭祀，律与吕都得到宣发，灿然大备。三大祭祀既然分别用了黄钟、林钟、太蔟—

译—

夕月坛用南吕，

帝王庙用夹钟，

先农坛用姑洗——按还宫之法，十六钟本来都用到了，哪里有所谓哑钟可讥议的呢？如果说用律时吕就成了哑钟，用吕时律就成了哑钟，那必须十六钟同时齐击才行。十六钟同时齐击，能成什么音调？况且古代的编钟有二十八件为一肆的，有五十六件为一肆的，如果一定要同时全部敲击，不但成不了律均，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演奏手法。这些道理都不需辩驳就能自然明白。况且一均虽然有七音，但变声不用，那么实际敲击的只有五个钟而已，又怎能因为本均中的这两个变声就说是哑钟呢？据《明任氏乐律志》记载：太仆丞张鹗说，古人制作十六编钟，并非只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还宫而设置的。其中下面八钟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上面八钟为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清、大吕清、太蔟清、夹钟清——这套悬钟的排列次序及还宫之法，虽然与今天的方法不符，但还宫的道理是一致的。还相为宫，那么十六钟就轮流交替使用，交替使用就不会用尽穷竭，哑钟的疑惑不就可以涣然冰释了吗？"

论三大祀及常朝用律不同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三大祀篇"说："有人问：常朝的乐律还相为宫，而各坛庙的乐律却不用还相为宫，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各有各的道理。帝王统治天下，效法天道来施行治理，所以汉朝鲍邺说：'天子有进食奏乐的礼制，是用来顺应天地、涵养神明、祈求福应的。'应当依十二月分别制定音均，来迎合时令和气。《隋书·音乐志》也说：'古人君主都用当月对应的律，来取得符合时令的音律之声。'唐朝祖孝孙奏言：'朝贺宴飨，都应当随月份用相应的律为宫。'宋朝政和七年下诏，大晟府的乐律随月份用律向右旋转。明朝《大政记》记载洪武三年制定朝会宴飨乐舞的数目，凡是演奏乐曲，都依照月律。既然如此，随月用律，并非从今天才开始的。古人认为应当如此的，不止一人。那些不用此法的，是时势使然，并非道理上应当如此。再者按《月令》的文字，天子的居处、服饰，典礼的隆重、政事的繁复，无不与月律相符，所以能够召感天地的和气，协调五行的秩序。隋朝郑译、苏夔请求用十二律还相为宫，却被何妥所阻挠破坏，于是就只用黄钟一宫。致堂胡氏批评这种做法说：'五音十二律，就好比十二支配十干，之所以能变化而不穷尽。而且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如果只演奏黄钟一均，就是有君而无臣民事物，这不是太亢盛失衡了吗？'照这样说，人君效法天道刚健运行，必定应当按月生律，还相为宫。前代儒者已有定论了。至于坛庙的音乐，又怎能与此相提并论呢？《周礼》说：凡是音乐，用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在冬至那天在圜丘演奏，那么天神就可以得到礼敬了。凡是音乐，用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在夏至那天在方泽演奏，那么地祗就可以得到礼敬了。凡是音乐，用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钟为羽，在宗庙中演奏，那么人鬼就可以得到礼敬了。这是《周礼》的文字，虽然难以施行于实际，但也可以看出坛庙的音乐应当各自采用不同的宫调。"有人问："坛庙用乐各自采用不同的宫调，原本是依据《周礼》，既然如此，如今——

圜丘祭祀为什么不仿照《周礼》用圜钟，而用黄钟？

太庙祭祀为什么不仿照《周礼》用黄钟，而用太蔟？

方泽祭祀虽仿照《周礼》用了林钟，但律吕的次序又与《周礼》互相不同，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汉书

译》已经说明了，黄钟是天统，林钟是地统，太蔟是人统，所以祭天用黄钟，因为黄钟对应子位，是天之正位；祭地用林钟，因为林钟与未相冲，未对应丑，是地之正位；祭宗庙用太蔟，因为太蔟对应寅，是人之正位。唐朝祖孝孙遵从这种说法，最为接近古义，可以效法。至于隋朝奏黄钟来祭圜丘，奏太蔟来祭方泽，奏蕤宾来祭宗庙；宋朝用夹钟宫来祭祀昊天，用黄钟宫来献祭宗庙，用林钟宫来祭祀地祗，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经传，凭个人臆见而定的，用三统之义来衡量，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不能采用。至于律吕次序与《周礼》互相不同的问题，朱子说：'《周礼》所说的是降神之乐，本来是四种乐律各举其中之一来说的，注家的说法是不对的。'《隋书·音乐志》牛弘、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人也说：'后周之时用四声降神，虽然采自《周礼》，但年代久远，其法早已失传，不能依照使用。前代儒者的解释，既然莫衷一是，况且这四声本来就没有商音，又律吕次序颠倒，用来作乐，没有和谐的道理。'古今事情不同，不能照搬施行。明朝何瑭《乐律管见》说：'《周礼》"圜钟为宫"的说法，或许另有其法，如今无从考证，存疑就可以了。'既然如此，《周礼》的说法不可牵强附会，也是古人已经详细论述过的了，如今效法它的用意，不必拘泥它的文字就可以了。"有人又问："那为什么不用月律呢？"回答说："如果按月律来说，那么——

圜丘的祭祀，在建子之月，用黄钟，是不言而喻的。

方泽的祭祀，在建午之月，按法应当用蕤宾，但地属阴，而蕤宾是阳律，这不合它的本质。况且林钟本来就是蕤宾的吕音，坤位在未，这又是万古不可改变的。

太庙的祭祀，大祫祭在建丑之月，按法应当用大吕；时享在四孟之月，按法应当用太蔟、仲吕、夷则、应钟。如果与朝会用相同的道理，那么十二律吕就要缺去七个，人与神用同一套制度，已经不是尊敬神明的做法，何况还有缺失呢？所以只用太蔟一均，因为寅位是人之正位，人本源于祖先，用它来祭祀——

宗庙是适宜的。综合诸位儒者的说法，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那么坛庙用乐各自采用不同的宫调，道理十分精当。这与常朝的音乐按月律还相为宫，两者并行而不相悖，是可以的。"

回奏乐律劄子【乾隆六年，尚书臣张照奏】

恭聆

皇上垂问：古乐、今乐、雅乐、俗乐的变化从何而来？律、度、量、衡为什么会相同？"同乐"与"音乐"这两个词的本末异同是什么？编钟、倍律以及有的乐器设置了却不演奏的缘故是什么？臣是浅陋书生，不曾学习过操弄乐器，对于律吕之学，只是耳闻目见的一点皮毛，并非真正从心中有所领悟。

臣惶恐惊惧，不知从何说起。惟有古乐自周朝以来就已废弃，孔子以前，鲁国还保存着它。季札观赏音乐一事，记载在《左传》中。等到师挚出走到齐国，留在鲁国的古乐也就随之沦丧了。《论语》中的记载，正是记录古乐消亡的情形。魏文侯与子夏的问答，记载在《乐记》中，那时距师挚适齐不远，各诸侯国还留有吉光片羽般的遗存。到了七国被秦国吞并，古乐就彻底消灭殆尽了。虽然如此，看子夏所说乐与音相近却又不同，就可以知道，乐与音的关系，就像本性与识见的关系。本性不离识见，也不涉入识见；识见不等同于本性，也不悖离本性。乐不离音，也不涉入音；音不等同于乐，也不悖离乐。识见存在，本性固然没有亏损；音存在，乐也无所关涉。本性虽然没有亏损，但必定要等到空与有双双圆融，才能显现出乐；音虽然没有缺失，但必定要等到欲念澄净、理体纯粹，才能创作出乐。

译纵使搏拊考击的技法、笙镛钟鼓的形制，在今天已经泯灭不存，但宫商角征羽出自天然，并非人力所能左右，那又怎能因时代古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古乐又怎么会真的消亡呢？何况黄钟之管，曾经——

圣祖仁皇帝考订确定，而乐器的制度，散见于经史之中的，还可以顺流溯源加以考察。这一切只在于人才是否存在、政治是否举行罢了。《乐经》说："用乐德来教导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来教导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来教导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𦱸》《大夏》《大濩》《大武》。"臣听老师说："内心通达和谐，就是所谓的至德；敬业而有恒常，就是所谓的敏德；仁爱孝顺、友爱兄弟，就是所谓的孝德。"这与师氏的教导相同，是培养士人的根本。所谓"兴"，是因外物而兴起感怀；所谓"道"，是自己陈述自己的心意，也就是"诗言志"的意思。反复吟诵叫"讽"，用有节奏的声调诵读叫"诵"，也就是"歌永言"的意思。开口表达叫"言"，应答陈述叫"语"，也就是"君子在此谈论、在此追述古事"的意思。《云门》以下这些乐舞，是黄帝直到周朝历代的音乐。大抵乐德是用义理来涵养内心，乐语是用声音来涵养耳朵，乐舞是用舞蹈来涵养血脉。古人用乐来施教就是这样的，所以声音之道与政治是相通的。后世不明白乐是用来施教的事情，所以把这个职责交给有关部门去掌管而已，士大夫中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它的精微义理不再流传，人们只从铿锵节奏中去寻求，这已经不足以调和神与人了。何况太常寺的乐工只记得个大概模样，用在郊庙祭祀中的，也不过存留了千百分之一二罢了。至于施行到民间日用之中的，无不是子夏所说的"与倡优侏儒、猱杂混同的男女之乐"，那么它所教化的百姓、所形成的风俗，又该是怎样的呢？这本来就是那些肩负着教养亿万百姓之责的人，看着这个世道而深感忧虑的地方。既然如此，三代以下，并非古乐不能恢复，只是缺少能够恢复它的人罢了。得到像万宝常、蔡季通那样的臣子，又不被当时所任用。至于我朝——

列位圣主相继承传，功业成就、治道安定，恭逢——

圣祖仁皇帝心灵契合天地的奥秘，手中把握声律气数的根源，考订确定黄钟之正——

历代的讹误，则又存在——

有君而无臣的局面。至今普天之下，雅颂之声还没有兴起，而淫邪之乐、郑卫之声——

也还没有被摒弃，这正是我——

皇上抚育天下而为之慨叹的原因。追溯到列国之时，古乐既已废弃，俗乐便繁盛兴起。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流入宫廷，《左传》所说的敲钟舞女，《吴越春秋》所记载的越夫人教习舞蹈，《史记》所记载的优旃、优施之类，从朝廷直到民间闾巷，用来娱乐心志、取悦耳目的，没有不使用这些的。只有郊庙祭祀所用的音乐，还大略保存着古乐的铿锵之声，百姓不能了解它，于是就说古乐已经消亡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其实并非乐消亡了，而是乐教消亡了。假使铿锵的节奏与古代相同，就可以称之为古乐，那么孔子就不应该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演奏而已吗"！假使乐器一定要用草编的鼓槌、土制的鼓，歌曲一定要唱《鹿鸣》《四牡》，然后才能称之为古乐，那么孟子也不应该说"如今的音乐就如同古代的音乐"。孔子孟子所说的话必定是一致而没有分歧的，那么古乐存在于今天，既非真正保存也非真正消亡，这是可以确定的。等到汉高祖攻入秦地，有个叫制氏的世代掌管太常寺，记录下乐律的度数，

译叔孙通依据这个制定了汉乐。汉高祖喜欢楚地的乐声，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乐》，实际上是楚声，用在房中乐里。《安世乐》，秦朝称为《寿人》，有人说就是《关雎》的度数。到汉文帝时，用它来奉祀高祖的祠庙，于是楚声又混入古乐之中了。汉武帝任用歌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创作新曲，制定乐章，来叙述自己的功德，陈奏于宗庙之中，制成《太乙》《天马》等歌曲。汲黯劝谏，丞相公孙氏斥责汲黯诽谤，先儒们便把古乐的消亡断定为始于汉武帝之时。此后俗乐的音节尽数渗入古乐之中，就像油浸入面粉一样，时代越久就越难以考证。历代虽然都想要修明古乐，但因缺乏证据而不能取信于人，各家自说自话，无法判断谁是谁非。史家只是把用于宗庙朝廷的称为古乐、雅乐，而那些虽然用于朝廷、但本来出自民间里巷的，称为今乐、俗乐。依照古制有雅乐部、俗乐部，前明以来也有太常部、教坊部，它们的源流沿革，文字虽然繁多复杂，但也都自有条理脉络。濂溪周子说过："古乐的声音平淡而不伤情，和谐而不淫荡，传入耳中，感动内心，无不使人感到平淡而和谐。平淡就会使欲念之心平静下来，和谐就会使浮躁之心得以消解。"这几句话，描述古乐的声音特征，最为明白透彻。眼睛负责视觉，口负责味觉，凡是能使眼睛、口舌感到愉悦的事物，没有不败坏道德、损害身体的，为什么唯独耳朵会有所不同呢？所以凡是乐声激烈、慷慨、放荡、靡曼的，耳朵必定为之愉悦；如果是平淡而和谐的，又有什么可愉悦的呢？古人创作音乐，是用来涵养品德的；后人创作音乐，是用来取悦耳朵的。所以三代以下，朝廷之上，多次奋然想要匡正音乐、恢复古乐，但最终都没能成功，大概是因为违背了周子所说的道理，而未曾在这方面用心去体会吧？至于度、量、权衡，都本源于律，这是自古就有的说法。黄钟是声气的本源，是象数的根本，度、量、权衡都以此为准则来确立。度量权衡端正了，那么百姓日用的万事都能得到规范。

皇上深深思考事物的根本，而期望四海统一诚信，这是立政的关键。据《汉书》记载：律，包括分、寸、尺、丈、引。本来起于黄钟之管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黑黍子，从一粒黍子的长度开始，累积一千二百粒黍子的宽度，用黄钟管长的九十等分来度量，其中一分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各自以十进位往上推到引，这样五种长度单位就审定了。量，包括龠、合、升、斗、斛。本来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来审定它的容积，用中等大小的黑黍子，一千二百粒装满这个龠，用井水校准它的容量标准。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各自以十进位往上推到斛，这样五种容量单位就完备了。权衡，权是称重，衡是使之平衡，包括铢、两、斤、钧、石。本来起于黄钟之管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子，重十二铢，加倍则为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历代考订古代制度的儒者，都把这个奉为鼻祖。黄钟的元声，本来就存在于天地之间，但制造律管的尺度，却很难得到它的真实标准。蔡元定《律吕新书》所记载的，有周尺、汉朝刘歆的铜斛尺、蔡邕的铜龠尺、建武铜尺、魏朝杜夔尺、晋朝田父玉尺、始平古铜尺、汲冢玉律尺、刘曜土圭尺、刘宋钱乐之浑仪尺、后魏元延明尺、后周玉尺、梁景表尺、隋开皇水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朝和岘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邓保信尺、大晟乐尺，一共二十种。它们之间的异同，《宋史》中有详细记载。至于量的方面，周朝的制度见于《考工记·〇氏为量》一章；汉朝的制度见于《汉书·律历志》；到了梁陈时期，就用古代的五升作为一斗。后周得到了晋朝的古玉升，仿照它的形制颁行天下，径长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用当时的官斗来比较，多出三合四勺。隋朝开皇年间

译用古代的三升作为一升，大业年间又恢复古升，此后史书就没有相关记载了。至于权衡，《汉书》虽然记载详细，但不知道它的器具是什么样子。石勒十八年建造建德殿，得到一个圆形石器，上面刻有铭文说："律权石，重四钧，与律度量衡相同。"又，后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一枚石制铜权，上面刻有铭文二十七十九字（原文如此）。识别者说，这些都是王莽所制造的。梁陈以前，还依照汉代的古称制度。北齐以晋宋时期一斤八两作为一斤，隋开皇时期以三斤作为一斤，大业年间又恢复古称。唐贞观年间铸造的铜斛，与古玉尺、玉斗完全相符，玉尺、玉斗收藏在大乐署中，武后时期遗失了。宋朝淳化年间下诏，用黑黍依照古法校定权衡，史书称赞这个制度精密完备，颁行天下，使奸邪弊端无从施展。元明两朝就没有听说这方面的事情了。我——

圣祖仁皇帝心灵通晓天地法度，学问贯通神明枢机，既用斗、尺、称的标准，制成马式颁行天下，又规定凡是省府州县，都设有铁斛来收粮放饷，一律以此为准，违反的就要治罪。又担心法度久了容易湮灭失传，况且古法是靠累积黍粒来确定度量的，度确立了，量与权衡才能有所依据。度一旦不整齐，黍子的数目就不相符了。

亲自累积黍粒、推算演算而得出，如今的尺长八寸一分，恰好符合一千二百粒黍子的分数，符合天数九九的道理，用它来确定黄钟的律。尺既然已经确定了，又担心不寄托在具体的器物上，那么这个法度就不能明白显现，于是在——

御定《数理精蕴》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方法，用金银制成正方形的样本，标明它的轻重，于是度量与权衡的标准，就都清清楚楚了。雍正九年，把这些制成表格，载入——

《大清会典》颁行天下，这实在是百世之后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有疑惑的事情。我皇上认为天下的度量权衡还有不统一的地方，恳切地垂问，可以看出想要使四海平均统一的至诚心意。臣以为，如今并非法度没有建立，而是在于奉行执行得还不够，请求——

命令有关部门按照表格制作尺、秤、法码、斗斛，颁行天下。再重申申明违反制度的禁令，务必使天下统一，并让各省将会典中的权量表刊刻颁布，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这或许也是使天下统一的一个办法。天下五方的风气本来就不一致，百姓的习俗所便利的地方也各有不同。然而在官府方面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能用我方最为齐整划一的标准，去统一那些不齐整的地方，而那些不齐整的地方也能因此而统一起来它们各自的不齐整，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臣从前听——

圣祖仁皇帝说过这样的话，如今——

圣上又有谕旨说："虞舜巡视四方，统一律、度、量、衡。正因为当时有不统一的情况，所以才要去统一它。如果本来都统一了，又何须去统一呢？然而在我这里的标准，又怎能不统一呢？"这话说得极为深刻！

圣人的教诲确实如此，前代的圣人与后代的圣人，道理是一致的。

译一也。臣又认为，立法固然应当深入讲求，但用法关键还在于得人。度量权衡的标准虽然相同，可官府衙门使用起来，收入时就往重里算，支出时就往轻里算，

以此中饱私囊，其中更为鄙陋的，反倒把这当作国家的利益。譬如平粜，本是因为谷价贵，所以平抑其价格。可从前有司却就着民间的高价，略减五分来出卖官米，再加上银色、法马等使费的名目，算下来必定反比现在的高价还要贵。于是米价本因平粜而应当平抑，结果反倒更贵了，那些鄙陋之见却说：这正是国家的利益。要不然就说：这样做才可以说自己没有罪过。这岂不是与平粜的本意恰恰相反吗？在上位的人这样施行,百姓极为愚昧,必然会以为这就是度量权衡的常法。

译国家本来没有固定的准则，渐渐地民间各自形成自己的制度，渐渐地官府又反过来顺从民间的制度以求方便，这就是历代度量衡权衡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要期望民间恪守法度，须先从官府自身恪守法度开始。这是臣的浅见，恭候圣上训示。

至于十二律、五声、工尺乐字的异同，臣谨与和硕庄亲王一同校订声律。谨按《孟子》说："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由此可知六律六吕是用来规范五声的准则。凡是物体发出的声音，有低有高，低的可以低到几乎听不见，高的可以高到如雷震一般，这些都是声音，但都不能作为音乐。所以要用六律六吕来规范它，去掉两端而取用中间的部分，这样声音才能形成条理。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声成文，谓之音"。音有清有浊，越浊就越低，越清就越高。把高低划分为五等，称为宫商角徵羽。然而天数是五，地数是五，五音之间必定各有半声，这是自然的道理。《尔雅》说："宫又叫重，商又叫敏，角又叫经，徵又叫迭，羽又叫柳。"这就是半声。有律就必定有吕。而且这五音必定有余分闰位，而余分闰位必定在阴阳交替之处，所以又必定有二变，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合五音与二变称为七音,这就是《国语》所说的"以七同其数"。然而《国语》所说的"七同"，是指从子到午共七律都是阳律，而从午到子也有七律。所以倍五为十，加上二变为十二，六律六吕就齐备了。二变又各有阴阳，那么二乘七就是十四。十四个位次形成之后，阳律有七，阴律有七，就可以配合声音来演奏音乐了。这就是《乐记》所说的"比音而乐之，谓之乐"。黄钟是宫，而大吕就是清宫。太蔟是商，而夹钟就是清商。姑洗是角，而仲吕就是清角。到了蕤宾，一阴已生，此时正当五月，阴气在午时中尽而复生于午，所以蕤宾为变徵，林钟则为清变徵。夷则是徵，无射是吕，而应钟就是清羽。十月阳气已尽，但阳气没有断绝的道理，所以从应钟到黄钟交接之处，又有半黄钟、半大吕的位置，作为变宫、清变宫。这样声音才能循环旋转不穷尽，与造化同步，这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自然的道理。从黄钟到半黄钟，称为律。从大吕到半大吕，称为吕。从宫与清宫到变宫、变清宫，这些都是音的名称。律用来规范音，音用来协调律。虽然说它们的名称不同，但论其实质是相同的。乐工记录音数时不便于使用，就用与其声音相似、而且笔画少易于标识的字，替换为十四个字。其中"工"字，就是宫、黄钟。"仜"字，就是清宫、大吕。"凡"字，就是商、太蔟。"〇"字，就是清商、夹钟。"合"字，就是角、姑洗。"六"字，就是清角、仲吕。"四"字，就是变徵、蕤宾。"五"字，就是清变徵、林钟。"乙"字，就是徵、夷则。"亿"字，就是清徵、南吕。"上"字，就是羽、无射。"仩"字，就是清羽、应钟。"尺"字，就是变宫、半黄钟。"伬"字，就是清变宫、半大吕。查考〇字、仜字、亿字、仩字、伬字、五字，本来都没有这些正字，可见它们只是用来记数的

译，实际就是黄钟等律、宫商等音，并非真有这些字、另有别的意义体例，这一点也可以明白了。然而这种用法由来已久。《楚辞·大招》说："四上竞气，极声变只"，可见周朝末年就已经有了。《上声歌》注说："或用一调，或用无调，'一'就是乙字，'无'就是五字"，可见梁朝时也有例证。但这十四个位次虽然存在，而阳七、阴七，阳自成阳，阴自成阴，互不相混杂，所以虽名为十四，实际仍只是七。而且七音必须循环轮流作为宫调，才能转调，又必须除去两个变音，才能成调，所以七音其实仍然只是五音。既然如此，虽然加二变成为七，实质上仍归于五；虽然倍五成为十，而阳自为阳、阴自为阴，实质上也仍归于五。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层是阳律，下层是阴律，历来敲击的规矩是：

南郊、宗庙祭祀、临朝大典都用黄钟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时，就只敲上层钟，不敲下层钟；用大吕为宫时，就只敲下层钟，不敲上层钟。到时候要把下层钟换到上面的位置来敲，并非下面八个钟都不敲。掌仪司向来没有敲击下层钟的典章，因此不知道下层钟也有需要敲击的时候；至于太常寺乐工则是知道的。然而其中所以如此的缘故，双方却都不能明白。至于上层八个钟中又有三个钟不敲，是因为八个钟本来只有七音，黄钟为宫时应当以倍夷则起调作为上字调，倍无射、蕤宾、夷则三钟不在调内，无从敲击，因此不敲。将来元旦节，如果用太蔟为宫，那么这三个钟都应当敲击，而黄钟、夷则、无射三个钟又应当不敲了。可见上层这三个钟也有不敲的情况，是因为历来都以黄钟为宫，所以是敲击时用不到的，而并非设置了却不使用。儒生们不懂音律，说黄钟是声气的本源，万物的根本，郊祀、宗庙、朝廷必须用黄钟为宫，否则就有妨碍。他们不知道黄钟作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了徵不入调之外，商、角、羽声必定要交替使用。如果声声都是黄钟，那就是晏子所说的"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且大武之乐正是以无射为宫，记载在《国语》中，无射是阳律的极限，而周武王用它作宫，可见十二月各以其本律为宫，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一点也很清楚了。况且明代及我朝圣祖仁皇帝在考订黄钟之前，都统称以黄钟为宫；等到考定之后，才知道一向误以太蔟为宫。而明代的盛衰并不一致，我朝隆盛至此，可见迂腐儒生的论说不足采信，这一点更加明白。但是从黄钟以上，音必定逐渐升高；从黄钟以下，音必定逐渐降低。其中八音是否谐和，非经历实际试验不能明白。请容臣等详细查考办理，再行请示。谨先将来龙去脉陈述如上，恭候圣上训示。

回奏丹陛乐、导引乐用鼓起音札子【乾隆六年十一月尚书臣张照奏】

本月初十日臣等奉上谕：如今按中和乐及坛庙所用的音乐，都是柷起而敔止，用鼓来节制。唯独丹陛乐和导引之乐，是用鼓来起音。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尚书》说"下管鼗鼓"，说的是堂下之乐。丹陛乐、导引乐都属于堂下

译之乐，是不是因此乐工等人误用鼓来起音呢？现今民间俗乐也都是用鼓起音，可以仔细查考其来龙去脉。钦此。

臣等谨按：查考典章，中和韶乐的乐器图中有柷敔，丹陛乐器图中没有柷敔。音乐必定有起止的节度，柷用来起乐，敔用来止乐。如今丹陛乐没有柷敔，所以用鼓来作为起止之用。丹陛乐之所以没有柷敔，是因为明代就没有，如今是沿袭下来的。明代之所以没有柷敔，是因为古时堂上堂下都有柷敔，到隋朝时因为四厢乐的柷敔同时并奏，反而变得喧闹嘈杂，于是废弃不用。唐末连堂上的柷敔也一并废除，宋仁宗因王珪的建议，交礼官商议，才重新设置堂上柷敔，而堂下仍然没有。四厢乐就如同现今的丹陛乐，也就是所谓堂下之乐。所以丹陛乐没有柷敔，这个做法一直沿袭到今天。至于不用柷敔，而以鼓来引领众音的做法，是因为鼓本是众音的统帅，这由来已久。《周礼》记载太师在大祭祀时率领瞽者登歌，命令奏击拊。注解说："击拊，瞽者才能歌唱。拊的形状像鼓，用皮革制成，里面装着糠。"又说："下管播放乐器，命令奏鼓〇。"注解说："鼓〇，管乐才开始演奏。〇，是小鼓。"《汉书·风俗通》说："鼓，就是郭的意思，是春分时节的声音。万物剥离外皮而生出，所以称为鼓。"又《汉书·白虎通》说："鼓，是震动之音。万物满盈、震动而生，其根本大概就在万物之始吧？所以称为鼓。"由此可知鼓是众音的统帅。《学记》说："鼓不专属于五声之中的哪一声，但五声没有它就不和谐，就好比五官之中的比学，五服之中的师。"既然如此，用鼓来作起止之用、节奏之用，是合适的。《国语》说："革木一声。"汉、宋各家儒者都说，金石丝竹匏土八音都各有五音，而革与木这两类却只有一种声音而已。所以八音的次序中，革木排在最末，然而高由低而起，宏大由细微而生，文采以质朴为根本，万物以一为母。革制的乐器是鼓，是五音节奏所在；木制的乐器是柷敔，是五音起止所在。没有柷敔时用鼓来替代，也是自然的次序。至于拊鼓，就相当于古乐中的拍板，用来断句乐句。拍板是木音。堂下之乐及现今的俗乐，用拍板来代替古乐中柷的作用，正如用鼓来代替古乐中柷敔的作用，都是源于"革木一声"的道理。

皇朝通典卷六十七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皇朝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通典卷六十八

兵【一】

臣等谨按，历代设置兵制，各有沿革增减，唯有唐朝的府兵制较为完善，我朝八旗之制——

开国之初，先编立四旗，用来统辖民众。不久因归附的远近之人日益增多，扩建为八旗。然而当时仍统辖满洲、蒙古、汉军的众人，合并为一体。此后户口日益繁多，又编立蒙古八旗，设官与满洲相同；编立汉军八旗，设官与满洲、蒙古相同，合共二十四旗。以旗来统辖人户，也就以旗来统辖军队。凡是隶属于旗的人，都可以充当兵丁，不像历代那样需要签派、招募、补充等繁琐手续，然后才能供兵之用。到国祚归属既定、中外统一之后，又设立绿旗营来统辖汉兵。大概本朝建立旗色，用五色相胜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