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六

译取财物、搜查等情事的，就判处充军；如果没有前述情事、只是诬指送官的，就照诬告条例，按其所诬指罪行的轻重加罪三等，分别判处枷号、杖刑、徒刑、流刑，而不涉及军遣、绞刑条例的含义。这是因为捕役捏造说其行踪可疑、素来行为不轨，妄加拿获良民，以及对已经改恶从善的旧日盗贼，仍然妄加拿获、拷打诈取、逼勒承认，苦累无辜之人，所以也照诬指良民为盗的条例，一并判处充军；但对于诬指为窃贼、诬指为强盗有无区别之处，也未曾分别说明。如今臣因办理案件，详加细究，诬良之罪，固然应当以有无拷打诈取等情事来分别轻重。但查诬告罪按被诬罪行的轻重加等治罪，最重也止于满流；即便是诬告他人至判死罪但尚未执行的，也只是判处满流；而抢劫窃盗满贯的罪最重也只是绞刑候决。诬指送官、并未拷打诈取的，照诬告他人死罪未决的条例，判处满流，也还算平允。如果诬指良民为强盗，一旦审实即行斩立决，即便没有拷打恐吓诈取等情事，但相较于诬指为窃贼的案件，两者轻重悬殊，似乎应当将前面条例中「诬指良民为盗」一句，酌情改为「诬指良民为窃」，再在本条末尾添入「如果诬指良民为强盗，即便没有拷打恐吓诈取的情事，也发往边远地方充军；如果有拷打诈取等情事的，即发往极边烟瘴地方」这几句话，并将后一条例中「都照诬良为盗例治罪」一句，改为「都照诬良为盗例，分别强盗窃贼治罪」，使诬指为强盗、诬指为窃贼两种情形轻重分明，让胥吏差役人等都知道一旦诬指他人为盗，立即判处充军，一有逼勒拷诈情事的即行发遣、发往烟瘴地方使其畏惧，边远地方戍守使其不敢轻易触犯，这样诬告陷害的风气才可以平息，缉捕的成效更加得力，江南多盗之地，也可以逐渐减少盗案了。刑部议定照此执行。

六月，刑部议定：福建巡抚温福条奏：从今以后拿获偷渡台湾的客民，如果还在陆路的客店道路上、尚未登船的，客头、船户、客民都照本条例减等发落；如果已经登船，无论大船小船、是否已经出港，将客头、船户、客民即照偷渡本条例分别判处充军或满徒，不必再区分是否已到台湾而予以宽减。至于不法的客头船户中，有惯常在沿海村镇引诱包揽、招集男女老幼达三十人以上的，无论是否已经登船，一经拿获，即将客头、船户中年力强壮、能够胜任耕作的，发遣新疆给种地的兵丁为奴；如果已经年老体衰或有残疾的，改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至于为从的以及澳甲、地保、舵工等人，都照定例分别办理。至于拿获偷渡客民，务必严格追究其在沿海陆路何处村镇客店聚集，将该处的兵役、澳甲、地保、客店逐一查究清楚，究竟是知情放纵受贿、还是只是失于查察，都照偷渡原例分别治罪。如果是巡查的兵役只是失于查察的，判杖一百；澳甲、地保、客店等人照乡保社长减本管头目约束不严条例，判杖七十；如果有贿赂放纵的弊端、计算赃款的，从重论处。如果兵役、澳甲等人能够将客店聚集偷渡客民以及首先举报偷渡客民的，即便不在本汛管辖范围内，也照拿获偷渡客民计人数给予奖赏。所需赏银仍照向例先由地方官垫付，等定案后从偷渡船只变卖入官的银两中拨还，仍咨报户部、兵部查核。如果有不肖兵役、澳甲等人将并非偷渡的人擅自妄加拿获、企图邀功领赏的，也按其妄加拿获的人数分别惩治。如果有挟嫌报复恐吓诈取的情事，仍照本条例从重论处治罪。至于拿获偷渡客民，务必严格查究出在沿海陆路何处村镇客店聚集，将该处的文武官员是知情放纵、还是仅仅失于查察，都

译照水汛失察偷渡的原例分别予以处分。其中沿海陆路的文武官员如果能够在客店聚集时予以拿获、以及首先举报偷渡客民的，即便不在本汛管辖范围内，也照拿获偷渡按人数予以奖励。如果将并非偷渡的人擅自妄加拿获、企图邀功领赏的，一经查实即从重予以处分。

三十六年七月，刑部制定，删除三条：其一，因事聚众，将本管官员及公差办理事务、催收钱粮等一切监临官员殴打绑缚的，不分首从，属于军卫的发往极边充军，属于有司的发往边外为民。如果只是殴打，为首者照前述规定处置，为从及辱骂的，武职连同总队、文职连同监生、生员、冠带官吏、典史承差都革去职务差役，依律定罪判处为民；军民人等各枷号一个月，仍照条例判处发落。其中本管及监临官员与军民人等一起饮酒、赌博、宿娼，是自取羞辱的，不在此例。查此条与现行条例中"刁民因事哄闹官署、聚众逞凶殴打官员照光棍例分别治罪"各条相同，原条例仅判处充军，与现行条例不符。至于本管及监临官员与军民饮酒赌博宿娼，另有治罪专条，此条应当删除。其二，各边镇将官及管军头目私自役使、以及军民人等私自出境钓豹、捕鹿、砍伐林木、掘取鼠类等项活动，以及把守之人知情故意放纵、该管理长、兵目、军吏包庇隐瞒的，除实犯死罪外，其余都发往烟瘴地面，民人发往为民、军人发往为军。查此条专门针对各边镇将官头目私自役使以及军民私自出境之罪，如今在私自越过边境关塞及潜逃出境的条例中都已有治罪专条，此条属于沿袭的旧例，应当删除。其三，凡是势要豪强放高利贷、勾结运粮官员倚势擅自拘拿殴打绑辱官军，强将官粮【官粮与运粮不同，官粮是指漕运运至京城上纳的正额粮米，运粮是指运费粮及行月粮】抵偿私债的，判罪，属于军卫的发往近边充军，属于有司的发往边外为民【勾结、绑打、抵粮三项如有一项符合，仍照律发落】，该管运粮官应予追究治罪。查此条所涉及的情罪，有官职的属于强横的势要官员，没有官职的属于土豪光棍，都属于极其不法的行为，遇有此类犯罪案件自当查照律例从重定拟，不宜仅判处近边充军、边外为民，原条例应当删除。修改十条：其一，应试的举人、监生、儒生以及官吏人等，如有夹带文字、银两、当场被搜出的，枷号一个月，期满后杖一……

译百，革去职役——革除其职务差役。

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或临时换卷，并用财雇请夹带传递，与夫匠军役人等受财代替夹带传递及知情不举察捉拿者，俱发近边充军——凡是跨越考舍与他人交换誊写文字，或临时调换考卷，以及用钱财雇人夹带传递者，还有工匠军役等人接受财物代人夹带传递，以及知情却不举报捉拿的人，都发配到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若计赃重于本罪者从重科断——如果计算赃款比本罪更重，则从重判罚。

官纵容者交部议处——官员纵容此事的，交部议处。

受财者以枉法论——收受财物的人以枉法论罪。

其武场有犯怀挟等弊俱照此例拟断——武科考场中如有犯夹带等弊端的，都照此条例判断。

查举监人等怀挟文字银两与越舍换写文字情罪不同——查举人监生等人夹带文字银两与跨舍换写文字，情节罪责不同。

其受财代替夹带传递与者亦应同科——那些收受财物代人夹带传递的人和给财者也应同等治罪。

原例分晰未明断狱恐致岐误——原来的条例分辨不够明晰，断案恐怕会造成偏差错误。

今拟将怀挟文字银两当场搜出者定以杖枷革去职役——现拟将怀藏夹带文字银两当场被搜出的人，判以杖刑、枷号，革去职务差役。

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或临时换卷并用财雇请夹带传递之人一体改发近边充军——那些跨舍与人交换誊写文字，或临时调换考卷，以及用钱财雇人夹带传递的人，一律改为发配到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若计赃重于本罪者从重科断——如果计算赃款比本罪更重，则从重判罚。

原例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原条例中"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将妻妾作姊妹及将亲女并姊妹嫁卖与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骗财之后设词托故公然领去者，照诓骗例治罪——一，把妻妾说成姊妹，以及把亲生女儿或姊妹以嫁卖给人做妻妾、使女的名义骗取财物之后，又编造借口公然把人领走的，照诓骗的条例治罪。

若瞰起程中途聚众行凶邀抢人财者，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俱发近边充军——如果趁人起程之机，中途聚集众人行凶拦路抢夺人财的，除确实犯死罪的以外，其余的都发配到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媒人知情罪同——媒人如知情，罪责相同。

查凡将妻妾作姊妹嫁与人律内仅止杖责——查凡是把妻妾说成姊妹嫁给别人的，律例中只判杖责。

此条系专重骗财之后公然领去与聚众抢夺之罪——此条专门针对骗取财物之后公然把人领走，以及聚众抢夺的罪行。

原例内俱分属军民但查公然领去与聚众行凶邀抢者所犯情罪轻重不同似应分别定罪以昭平允——原条例中都区分归属军籍民籍，但查公然领去与聚众行凶抢夺这两种情况，所犯情节轻重不同，似乎应当分别定罪，以示公平允当。

今酌拟如骗财之后公然领去者改照诓骗例治罪——现酌情拟定，如骗取财物之后公然把人领走的，改照诓骗条例治罪。

聚众邀抢者发近边充军——聚众拦路抢夺的，发配到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原例属军卫有司又边外为民字样删除——原条例中"属军卫、有司"以及"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凡总甲快手应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摄为由殴打平人抢夺财物者，除实犯死罪外，犯该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发边卫充军，节次抢夺笞杖以上者俱发原抢夺地方枷号两个月照前发遣，里老邻佑知而不举、所在官司纵容不问者各治以罪【里老邻佑依同行知有谋害而不救阻律杖一百，官司照故出入罪律科断】——一，凡是总甲、快手、捕役等人，借巡捕勾拿为由殴打平民、抢夺财物的，除确实犯死罪的以外，凡犯徒罪以上的，不论人多人少，如是初犯一次，发配边卫充军，多次抢夺、犯笞杖以上罪的，都发到原抢夺地方枷号两个月，然后照前发遣；里长、老人、邻居、地保知情不举报的，以及所在官府纵容不予追究的，各按罪治罪【里长、老人、邻居、地保按同行知情有谋害而不加以阻止救助律，杖一百；官府按故意出入人罪律判处】。

查甲捕人等胆敢将平人殴打复行抢夺财物及节次抢夺者情罪较重仅拟近边充军及枷号一个月不足示惩——查总甲、捕役等人胆敢殴打平民又抢夺财物，以及多次抢夺的，情节罪责较重，仅判近边充军和枷号一个月，不足以示惩戒。

今酌拟加等改为边逺充军——现酌情拟定加重处罚，改为发配边远地方充军。

节次抢夺者加枷号两个月照前发遣——多次抢夺的，加枷号两个月，然后照前发遣。

原例属军卫者，发遣近边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原条例中"属军卫的，发遣近边充军；属有司的，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在内法司问发程递人犯，在外问刑衙门程递解来京及递解别省人犯，原有杻镣，照旧——一，京城内法司审问后押送发配的人犯，京城外问刑衙门押送解来京城以及押送到其他省份的人犯，原本有的杻镣，照旧使用。

外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杻镣，非法乱打，搜检财物，剥脱衣服，逼至死伤及受财故纵，并听凭狡猾之徒买求杀害者，除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充军——此外押解的差役，如果擅自加重杻镣、非法乱打人犯、搜检财物、剥夺衣服，逼得人犯致死致伤，以及收受财物故意放纵，或者听凭狡猾之徒出钱买求杀害人犯的，除确实犯死罪的以外，凡犯徒罪以上的，都枷号两个月，发配烟瘴之地充军。

查解役在途，擅敢将管解之犯凌辱殴打，搜检财物，逼至死伤及受财故纵得赃杀害，殊属凶恶，自应加等惩治——查押解差役在途中，胆敢凌辱殴打所押解的人犯，搜检财物，逼得人犯致死致伤，以及收受财物故意放纵、得赃后杀害人犯的，实在凶恶，理应加重惩治。

除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充军——除确实犯死罪的以外，犯徒罪以上的，枷号两个月，发配烟瘴之地充军。

原例属军卫者发近边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原条例中"属军卫的发近边充军，属有司的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凡蓦越赴京及赴督抚按察使官处各奏告机宻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发边逺充军——一，凡是越级直接赴京城以及到督抚、按察使官署，各自奏告机密重大之事而所奏不实，并且诬告十人以上的，发配边远地方充军。

如有干系重大事情，临时酌量办理——如遇到关系重大的事情，届时酌情量情办理。

查此条奏告机宻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仅拟近边充军，无以示惩，今酌拟发边逺充军——查此条中奏告机密重大事情而不实、并诬告十人以上的，如果仅判近边充军，不足以示惩戒，现酌情拟定改为发配边远地方充军。

如有干系重大事情，临时酌量办理——如遇到关系重大的事情，届时酌情量情办理。

原例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原条例中"属军卫、有司"以及"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凡苗人有伏草捉人，横加枷肘勒银取赎者，初犯为首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臂膊刺字——一，凡苗人有埋伏草丛中捉拿人质，横加枷锁勒索银两赎人的，初犯的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都枷号三个月，并在臂膀上刺字。

再犯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再犯的，不分首从都斩立决。

其土哨奸民勾通取利造意者，不分初犯再犯并斩立决——那些土哨、奸民勾结图利、出谋策划的人，不分初犯再犯，一并斩立决。

附和者各枷号两个月，发边逺充军——附和参与的人，各枷号两个月，发配边远地方充军。

查此条附和之犯原例拟以边外为民，今酌拟将发边外为民字样改为发边逺充军——查此条中附和的罪犯，原条例判以边外为民，现酌情拟将"发边外为民"字样改为"发边远充军"。

一：凡左道惑众之人，或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为从者发边逺充军——一，凡是用左道邪术迷惑众人的人，或者烧香聚集信徒，夜间聚集清晨散去的，为从者发配边远地方充军。

若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并军民人等不问来歴窝藏接引，或寺观住持容留披剃冠簮者，俱发近边充军——如果自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达十人以上的，以及军民等人不问其来历而窝藏接引的，或者寺观住持容留其剃度出家、加冠束发的，都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查此条所闗左道惑众为从与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并窝藏接引之人，情罪稍有区别，今拟左道惑众为从者发边逺充军，若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并窝藏接引、寺观容留簮剃等项俱发近边充军将原例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查此条所涉左道惑众的从犯，与自称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以及窝藏接引之人，情节罪责稍有区别，现拟定左道惑众的从犯发配边远地方充军，若是自称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以及窝藏接引、寺观容留其剃度出家等项，都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并将原条例中"属军卫、有司"以及"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至所称探听境内事情，另有盘诘奸细，本律其被诱军民舍给应禁铁器等项——至于所说的探听境内事情，另有盘查奸细的本律；那些被引诱的军民施舍给应禁铁器等物的规定。

查应禁铁器例内止载有人马甲火炮火筒等物，军民之家不应有此，如有藏匿私造者亦有治罪，本条均应删去——查应禁铁器条例中只记载有人马铠甲、火炮、火筒等物，军民之家不应该拥有这些，如有人藏匿或私自制造的，另有治罪条例，本条这些内容都应删除。

一凡将本状用财雇寄与人上京奏诉者，并受雇受寄之人俱发近边充军，赃重者从重论——一，凡是用钱财将本人诉状雇托他人上京奏诉的，以及受雇受托的人，都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赃款重的从重论处。

查此条将本状雇寄与人并受雇受寄之人情罪相同，均应发近边充军，将原例属军卫有司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查此条中将本状雇托他人代告的人，与受雇受托的人，情节罪责相同，都应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将原条例中"属军卫、有司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至在京匠役并因事至京人员将原籍词讼因便奏告，情节轻重不同，则问拟罪名亦异，自有妄奏诬告，本条此段应节删——至于在京的匠役，以及因事到京城的人员，趁便将原籍的诉讼奏告，情节轻重不同，判定的罪名也不同，另有妄奏诬告的条例，本条这一段应予删节。

一在外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拿送问，若干已事情及有寃者照例审断，仍治以不应重罪，其不系干已事情，别无寃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问罪发近边充军——一，在外地有刁诈之徒背着黄色包袱、头上插着黄旗，口称要奏诉，径直闯入衙门挟制官吏的，所在官府就地捉拿送官审问，如果确系与自身相关之事、又确有冤情的，照例审理判断，仍按不应重罪治罪；如果不是与自身相关之事，也别无冤枉的，一并追究主使之人，一同问罪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

查此条内照常发落四字不甚明晰，碍难援引，今拟改为照例审断，仍治以不应重罪，其不系干已事情，别无寃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发近边充军，将原例属军卫有司及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查此条内"照常发落"四字不甚明晰，难以援引判案，现拟改为"照例审断，仍治以不应重罪；其不是与自身相关之事，也别无冤枉的，一并追究主使之人，一同发配靠近边境的地方充军"，并将原条例中"属军卫、有司"以及"发边外为民"的字样删除。

一各处官吏军民僧道人等来京妄称谙晓扶乩祷圣书符咒水一切左道异端邪术煽惑人民，为从者及称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一，各地官吏、军民、僧道等人来到京城，妄称自己精通扶乩、祷圣、书符、咒水等一切左道异端邪术，煽惑人民，其从犯，以及自称能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宦人家，或擅自进入……

译皇城内钻营舞弊、谋求进用的人，发配到近边充军。如果事情关系重大，临时酌情办理。其中容留藏匿、以及推荐引用的人，邻居保甲知情不举报的，以及

皇城各门守卫官军不认真设防搜查拿获的，各自按防守失职追究治罪。查

此条所开列的，指出入内外官家，或擅自进入

皇城钻营舞弊等语，如果只是谋求进用，拟军罪已足以抵罪，倘若事关重大，自应另行办理，现拟增添「如果关系重大，临时酌情办理」一句，将原例中「属军卫有司等」字样删除。一、凡强行占种屯田五十亩以上而不缴纳籽粒的，按数追缴，缴清后发配近边充军。屯田人如将屯田典卖给他人，达到五十亩以上，与典主、买主各自不缴纳籽粒的，都照前述问罪发配。如不满此数、且上缴的籽种没有短缺，或因无人承种而侵占的，照常发落处理。管理屯田的官员不用心清查的，按失职奏请治罪。查此条本来只是一种罪行却分别军人和民人处置，现拟一律改为发配近边充军。原例中的「军字」及「民发边外为民」字样删除。三十八年三月，兵部议复甘肃按察使图桑阿奏称：「回民恃强抢夺，都比照回民行窃例，按人数多少分别判处杖徒、充军。」臣等考虑行窃与抢夺情形迥然不同，若仅比照行窃办理，判处杖徒军罪，情节重而处罚轻，似不足以抵罪。此后凡有回民匪徒抢夺案件，除依律应判斩、绞的仍照例办理外，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上的都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照例刺字。倘若逃脱，请

朝廷立即就地正法等语，应照所请办理。至于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下的，其中或有预谋持械、肆意强抢的，或一时起意、徒手抢夺的。所犯情节既有轻重之分，惩治也应分出等差。若一概判处遣戍，在情理法度上仍有不妥。此后如回民抢夺人数在三人以下，审明有纠集谋划、持械逞强情形的，即照三人以上犯窃例，发往极边烟瘴地充军，照例刺字。若是乘机徒手夺取、尚无逞凶情状的，仍照抢夺本例判处徒刑，奉

朝廷依议：四月，路南州罪犯周新茂、孙必元获准遣戍，罪犯杜成传授用药迷人取财的方法。云南巡抚李湖将周新茂、孙必元按律判处斩立决。杜成此前在文山县用药迷人被抓获，审明未曾得财，已被判处发遣。刑部查律例内，用药物迷人图财与强盗同罪。杜成此前一案虽未得财，按例判处遣戍，但他将迷人的药方传授给孙必元，导致孙必元又转传给周新茂，为害良善，祸患不小。应将杜成改判斩监候，行文黑龙江，照疯病杀人例，永远监禁。此后遇有此类案犯，都照此例办理。奉

朝廷依议，十二月，江西省流犯罗亚二因求奸未遂，持刀砍伤傅氏五处，未致死。江西巡抚海成认为，律内规定已被判流刑而又犯罪的，依律定罪，且不属于从重论处的情形，但该犯淫邪凶恶，实属怙恶不悛。若仅按刃伤本律判处徒刑，那么初犯杀人已经获得减刑，而再犯伤人罪却只加徒刑，况且用其他器物殴人致人废疾、笃疾，在平民百姓身上罪至满流的，也不过徒役四年，这实在不符合禁暴止凶的本意。请此后凡因命案获减为流刑的罪犯，若在戍所又犯奸淫杀人及殴人致废疾以上的，都发往黑龙江分别充当差役或为奴，使他们受到驱使折磨，以挫其凶焰。刑部议复认为，该巡抚所请，固然是出于禁绝凶恶的用意，但查在戍所再犯案件情形多种多样，不只

译是奸淫、凶斗、殴人致笃疾这一两种情形应当加重惩处，而且免死、减等的人犯中，还有判处充军、遣戍以及改发新疆为奴等类别，这些人原本所犯罪行都比减为流刑的人犯更重。现在如果单独对减为流刑的人犯规定发往黑龙江的条例，那么原本罪行重于流刑而又再犯上述罪行的人，反而无法加重处理，这也不足以显示公平允当。此后凡免死、减等各类人犯，在戍所再犯其他罪行的，除寻常案件仍照律例判决外，其中情节凶恶、非现有条例所能涵盖的，即照比照加减之例，随时议定判决，以使情罪相称，不必另立专门条例。所有罗亚二砍伤傅氏一案，等该巡抚审明后妥善定罪，咨报刑部复核办理。又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奏称，例载犯罪尚未被发觉而自首的免罪，知道他人将要告发而自首的减罪二等定罪。这是因为尚未被发觉便自行出首，是出于悔过畏法的本心；即便知道他人要告发，毕竟还未真正告发，虽然事情有将要败露的迹象，仍属未发之前，所以一经出首，都可以分别减免。若是听闻官府缉拿才前来投首，则事情已经败露，本来就应当严加缉拿的罪犯，与尚未败露而想到自首的情节不同。但查未曾伤人的强盗为首者，能在事情未败露时自首的，发往近边充军。至于听闻缉拿而投首与悔过自首的情形不同，照情有可原之例，发遣窝藏之家、通风报信者，如有自首及听闻缉拿而投首的，也照未伤人的盗首例分别判处充军、发遣。又同伙强盗行劫两次以上，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照未伤人盗首事未发自首之例，发往近边充军；若是听闻缉拿而投首的，也照未伤人盗首听闻缉拿投首之例，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这样看来，听闻缉拿投首的条例所载各条，都专指强盗案件而言，其余情况因例无明文规定，向来照知道他人要告发而自首之律，减罪二等定罪。查听闻缉拿而投首的人虽无悔过之心，尚存畏法之念，固然与事未败露以及知道他人要告发而自首的人不同，但终究与狡猾逃遁的匪徒有区别。请此后凡有听闻缉拿而投首的罪犯，除律例不准自首及盗案按律分别查办外，其余的都照应得之罪减一等。这样，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免罪，知道他人要告发而自首的减罪二等，听闻缉拿而投首的减罪一等，如此层层递减，或减或免各有专门条款，恰好与其人的主动程度相称。刑部议复照准。又山东巡抚徐绩审理乐陵县临时行强、行窃案件，其中在逃的丁直安将行劫寿光县的同伙强盗张公培捕获并自行投首一案，将张公培依律判处斩立决，丁直安比照条例判处遣戍。刑部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大理寺共同议定：丁直安行窃时事主呼喊，他便起意行强，用言语恐吓看更人、追捕，又用木杆打伤对方后脱逃，因听闻山东省严厉缉拿的消息，希图通过捕获同伙来投首赎罪，恰好遇到张公培，明知他是行劫的强盗，便将他诓骗到沧州捕获投首。查例载：强盗为首伤人、伤者已痊愈而自行投首的，判处斩监候；又例载：强盗除杀死人命罪行深重不准自首外，其余虽曾伤人但随即痊愈的，也姑且准予自首，照凶徒持凶器伤人例，判处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又律载：强盗、窃盗如能捕获同伙解交官府的，免罪，依照常人一样给予奖赏，等等。臣等认为，例中所载各项犯罪自首条款，本是给人悔悟自新的机会，而能捕获同伙解交官府的还可以免罪并获

译奖赏，是想以此激励匪徒共同归于善良。至于伤人的强盗自首、又捕获另案强盗解交官府的应如何治罪，律例虽无明文，但查捕获同伙与捕获另案强盗情形相同，自应一并处理。只是丁直安曾经拒捕伤人，如果因他自首又捕获他人便照捕获同伙例一律免罪，又似乎与并未伤人的罪犯没有区别。臣等仔细斟酌，伤人已痊愈的罪犯，既然姑且准许自首减等判处充军，那么伤人后自首又能捕获他人强盗的，自然应再从宽酌减。丁直安应改照伤人自首判处充军之例，酌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这样既不埋没他捕获他盗的功劳，又仍惩处他伤人的罪行，似乎在情理法度上较为公允。并请此后遇到此类案件，都照此案酌情核实办理。奉

朝廷依议，三十九年七月，四川民人何腾相踢伤董聨珩致死，四川总督文绶将何腾相依斗殴律判处绞刑，并声明该犯双目均已失明，已成笃疾，照律奏请刑部议决，得到照准。又重申笃疾犯人奏请的条例，本是

国家法外施恩，但案情轻重各有不同。如果是笃疾之人，并非有意逞凶，或是被人欺凌，或是一时冲突，恰好犯下斗杀等案，情节本来较轻，原可以怜悯他的残疾，酌情从宽处理。如果是蓄意谋害、有心故意杀人，这类凶恶顽劣之徒，在法理上实在无可宽宥。若因其笃疾便一概奏请从宽，不仅等级差别荡然无存，而且恐怕会有人倚仗自己是笃疾而放纵杀人，这尤其不符合以刑止刑的本意。此后笃疾杀人案件，应判死罪的，只有确属斗殴致死及戏杀、误杀的，才准依律奏请。

　　听候

　　皇上裁决，奉

朝廷依议，九月，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宽奏称：「查教唆词讼，律例有专门条款；对失察讼师，例有明文禁止。而教唆诉讼的案件中，赴京揑造控告的，情节尤其严重。查各省」

钦差奉命审理的案件，近年较多，其中诬告反坐的，也屡屡出现。一经审明是虚假的，只治原告的罪，而讼师却在案卷中没有留名，被查办的很少。请此后遇到奏请审理的重大案件，如果查明确属虚假诬告，即交原审大臣将有无教唆帮助的情节严加追查，按律判罪，以警戒教唆诉讼之风。若确实没有此类情弊，也应随案声明。至于外省的讼师，尤其是在繁华热闹之地容易藏匿作奸，此后

钦部案件中查出讼师，审明其潜藏之处后，即将该地方官照寻常失察讼师之例，分别从重议处，仍命督抚大员平时督率所属查访拿获，以肃清积弊，这样诬告之风可渐渐平息，越级申诉的案件也可稍加清理，这也算是除恶安良的一个途径，刑部议复照准。又刑部议：服制图载有生有子女的父亲之妾，称为庶母，嫡子、众子为她服齐衰杖期。律注说：虽有期年之服，但不列入期亲尊长之列。又律载：正妻所生之子殴伤父亲的妾，比殴伤平民加一等治罪；妾所生之子殴伤父亲的妾，再加二等。又例载：正妻所生之子殴伤生有子女的庶母致死的，判处斩监候；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也判处斩监候。秋审时酌量情节罪行分别定拟等语。这确实是因为庶母的期年之服本就不同于期亲尊长，所以服制只涉及嫡子、众子，律例中也只提到嫡子、庶子，并未涉及孙辈。现在礼部新定庶祖母的服制，议定为小功五月，那么刑律条例自然不便与常人同等论处。只是查庶祖母与庶母名分虽然相当，但庶祖母既已定为小功服，就与庶母的杖期服有所区别

译，依据情理制定法律，自然应当分出等差。此后如有嫡孙、庶孙殴伤生有子女的庶祖母的，都照殴伤庶母之例减一等定罪；致死的判处绞监候，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判处斩监候。其中所犯情节或有不同，一并在秋审时酌情办理。若是庶祖母殴死嫡孙、庶孙的，仍按常人论处，这样法制不致混淆，情理法度都归于公允，奉

朝廷依议，十一月，大学士舒赫德奏：查民间私铸鸟枪，向来触犯例禁，而乡村百姓往往假托为抵御外侮、猎取禽兽之用，至于商贾保护镖行货物，尤其不能不借此自卫，民间制造的鸟枪于是日渐增多。遇到好勇斗狠之徒，不顾例禁，小则因斗殴细故动辄用火器伤人，大则持械行凶，更加肆无忌惮。就如这次寿张逆犯王伦一案，虽然满汉官兵奋勇争先，得以及早剿灭，但也是因为贼人没有鸟枪，搜捕起来较为容易。由此可知民间私藏鸟枪关系重大，如果不切实查禁，恐怕日久会滋生事端。臣请求，凡商民为防御盗贼猛兽而应用鸟枪、呈报官府制造的条例，永远停止施行。竹铳、铁铳之类，也一概不许私自制造。民间现在存藏的，请立定期限，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期不缴以及地方官不能查察的，请

皇上敕令刑部严定条例，以示惩戒。随后兵部议：鸟枪是军营中的利器，民间私铸，例有明文禁止。因例内载有商民为防御盗贼准许制造、报官编号的条款，所以商民便得以借口制造，而对失察者的处分，例中只是罚俸，往往被视为一纸空文，并不切实查禁，以致民间私藏鸟枪以及竹铳、铁铳之类。小则因斗殴细故动辄用火器伤人，大则持械行凶，更加肆无忌惮。确实不可不严定条例，以防患于未然。应照所奏，严定条例以示惩戒。如逾期不缴的，即视为有意藏匿，应从重判杖一百、徒三年。此后如有私自制造的，判杖一百、流二千里，每多造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不切实查禁的专管文武官员，应比照旧例加重处分，改为降一级留任；至于兼辖、统辖的文武官员，向来没有议处规定，应定为罚俸一年。奉

朝廷依议：四十年十一月，青田县民人赵岁印失手碰撞小功服兄长赵长松，致其跌倒气闭身死。浙江巡抚三宝认为，赵歳印正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起初并无害人之意，却偶然致人杀伤"的律注相符。查乾隆十五年刑部议定：亲属之间过失杀伤，凡是律内未载明的，都以常人论处。又查卑幼过失杀死小功尊长，律内没有明文规定。如今已故的赵长松是赵歳印的小功堂兄，律内既没有载明过失杀的条款，自然应当以常人论处。赵歳印应依照过失杀人比照斗杀罪、依律收赎的规定，追缴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予被杀之家用于安葬。刑部查过失杀死大功以下尊长，律内虽无明文，但过失杀死期亲尊长依律应减本罪二等判处徒刑，不在收赎之列。现在赵歳印过失杀死小功堂兄，如果仅与常人过失杀人一样收赎处理，终究不够妥当。应将赵歳印比照过失杀死期亲尊长律，酌量减为杖一百、折责发落，仍追缴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予被杀之家用于安葬。又刑部拟议杨玉等人抢劫郭全家一案，钦奉

皇上谕旨将告知郭全家有钱、指引道路并分得赃物的刘四改判斩立决，另行缮写奏折粘签具奏。随后议定此后凡强盗引路带路的案件，除盗首事先已立意要抢劫某家、仅仅只是引领道路的，仍照旧例以从犯论罪外，如有为

译首的盗犯本无立意要抢劫某家，而事主姓名及行劫道路，都是由引路人指出的，又分得赃物的，即与盗首一并同等定罪，即使未曾同行，也不得以情有可原为由奏请从宽，奉

　　朝廷依议，四十一年六月奉

皇上谕旨：据御史李廷钦奏，已革职的英山县知县倪存谟审理僧人广明因奸致死杜得正一案，不能审出实情，反而对尸主之子杜如意反复严厉审讯，以致他因畏惧刑罚而屈打成招，几乎酿成冤案，仅仅革职处分，实在是处罚轻于罪行。请此后凡属大逆极刑并须立即处决、不必等待复核的案件，如有随意颠倒、草率用刑逼供的官员，除严加参劾革职外，即照诬告他人死罪而尚未处决的律例定罪。所奏也是有道理的。地方官承审命案，如故意错判他人死罪且已执行的，就以其所判之罪治其本人之罪，以此来警戒酷吏并重视人命。定例不能说不严格，但错判他人罪名而经上司审明改正的，向来因为囚犯尚未处决，只按草率定案的条例参劾革职。但遇到关系人伦重大的逆案，如此案中尸主之子因畏刑而屈打成招，本应寸磔处死。若不是该巡抚等审出实情，几乎酿成沉冤莫雪的惨剧，这自然不是寻常无心错判他人罪行的情形可比。仅仅革职，实在不足以抵罪。但所冤之人终究没有被处决，此事应如何酌定条例，交刑部详细议定具奏。刑部议：此后凡州县承审罪属凌迟的重案，虽尚未招解，已经定供通详，经上司提审平反、囚犯尚未处决的案件，故意错判的判处满徒，无心错判的判处徒刑一年，奉

朝廷依议。七月，大理寺卿江兰条陈奏议：此后州县自行审理的词讼案件，除责成道员按例稽查外，仍令该管知府、直隶州知州按月提取号簿查核督促，务必依限完结。此中如有须提取人犯、勘察情形而不能依限完结的，该知府、知州应根据案情摘要详报上级道员转报督抚查核，准予展期。倘若并非难以了结的事件而超过期限未结的，该州县或有混填号簿、匿不登记未结案件、揑报已结等弊端，经该知府、知州详报道员转奏参劾的，知府、知州免于议处。若该知府、知州漫不经心不加查催，等到查出后仍隐匿不报该道，一并揭发上报督抚题参。如州县依例应降一级调用的，将该管知府、知州议处降一级留任；州县依例应革职的，该管知府、知州议处降三级调用。刑部议复照准。九月，云南按察使汪圻奏：云南省秋审人犯中，有距省城三十余站远的各处，请求仍专门责成道员详慎审录，以免疏漏。此前乾隆三十三年，前任河南巡抚阿思哈奏请停止解送刑部议决，责成道府在冬季巡历时亲临所属地逐一复核勘验。本年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又奏请仍旧提取犯人到省城会审勘验。现在云南又因该省地域辽阔，如迤西的永昌、顺宁、丽江，迤南的普洱，迤东的广南、昭通等府，距离省城路程从九百里到一千三四百里不等，其间并无城池监狱的有十余处。永昌到省城途中，丽江、顺宁、云州、景东等府所押解的人犯届期汇集一并解送，尤其纷扰拥挤。即使有专门委派的官员，但山高路远，管押难以周全，沿途驿站兵役需求很多，或有狡猾之徒贿赂嘱托而松懈疏忽，难以避免。请求将永昌、顺宁、丽江、昭通、广南、普洱等六府所属秋审人犯，仍专门责成各该巡道在冬季巡历时亲自审讯，不必会同该府共同审理。迤西的景东、永北两厅人犯，命迤南道在巡录所属人犯之便时亲自审讯。迤南的镇沅直隶州

译及所属恩乐县人犯，命迤西道也在巡录之便时亲自审讯，都要核明情罪允当，造册加具意见，移报布政使、按察使汇总核查。若有冤屈申诉的，立即悉心查审，另行缮写案册，将人犯证人委派官员解送省城复审。倘若该道不亲自勘验审理，仅凭册结了事，或有冤屈而不予申雪，或故意翻案作异的，一经发觉，立即严加查办治罪。其余云南曲靖等八府及距省城不远的直隶四厅州人犯，都仍照旧解送人犯到省城会审。

皇上准如所请。又刑部议云南按察使徳文奏称：斗殴造成伤害，律例分曲直。致死则以人命为重，虽是理直一方也判处绞刑。然而秋审时原本考察情由，曲直自在其中。惟有余人这一名目，共同谋划一起殴打，律内规定动手致命者判处绞监候。原来的主谋不问是否参与共同殴打，判杖一百、流三千里。既未曾动手，又不是主谋的，称为余人，各判杖一百。注文说各字兼指人数多少及伤情轻重而言。这样余人不论多少，自己没有伤人的，即便是寻常金刃伤人，一概判杖一百。在一时冲突、共同谋划殴打，致毙一命的情形中，称为余人，判满杖自然是公允的。但若纠集众人泄愤、持械互殴，导致伤亡两三命的，虽然判处正凶抵命，曲直轻重，秋审时自然分出缓决实决。而伙同帮殴的人，都是明知情况而助纣为虐，与一时冲突偶然在场帮助的人，轻重悬殊，一概称为余人同样判满杖，似乎还没有区别。请求将纠集众人互殴、人数在五人以上、致毙二命三命的案件中，涉案余人，其中持械未伤人以及伤人未持械、理直的，在满杖基础上加等，判杖六十、徒一年；理曲的，判杖七十、徒一年半。如既持械又伤人的，理直的不论伤情轻重，都照福建省械斗伤人例，判杖八十、徒二年；理曲的判处满徒。寻常互殴只毙一命以及互殴之际偶然遇到在场帮殴的余人，审明并非纠约、也非商同谋殴的，或顺手使用金刃他物、并非预先持械的，都依余人本律办理。臣等查律内纠集五人以上致毙二命三命的案件，向来没有另行治罪的条文，这类助威凶徒，自应明立条款，从严惩治。况且律载被殴致死，以人命为重，曲直不予论及，一律判处抵命。既然正凶不分理直理曲，却单独为余人区分曲直，不仅与律例本意稍有不合，而且恐怕会开启案犯趋利避害、狡狯钻营的先例，承审官员也容易有轻重不一的偏差。请此后纠集五人以上致毙二命三命的案件，其中助势、依例只判满杖的余人，如有辗转纠集他人以及持金刃器械伤人的，即依原谋满流律，按从犯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不得一概照余人本律。其余互斗仅判满杖、只毙一命以及偶然遇到在场帮殴、审明并非预先纠集持械斗殴、以及凶器金刃伤人等案件，仍照旧例办理。至于该按察使奏称：斗殴故意致人死命以及格杀奸盗后惧罪私自埋藏的案件，听从帮助抬运掩埋的人，律例没有治罪的明文。历来都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之律，判杖八十。如共同殴打有伤的，即略去私埋情节，按余人满杖论处，向来没有分别治罪。深夜格杀及追捕格毙的案件，正犯本不应判抵命，帮同私埋的人，判杖八十，已属公允。若是斗殴故意杀人的案件，凶犯起意埋藏灭迹，挖坑弃井，情形不一，但总须捆裹搬抬，形势并非一人所能完成，如果让同伙知道有严厉惩罚，不肯相帮，自然会立即被发觉，死者可以免受剖验的惨况，凶徒也

译不致有漏网之虞。请求将听从抬运埋藏的罪犯，审明确系在场帮殴有伤、依律应判满杖的，照残毁他人尸体律满流之刑减一等，判杖一百、徒三年；未曾伤人的，照里长地邻弃尸水中为首律，判杖六十、徒一年。其中不知情而受雇的，以及因格捕奸盗致死而私埋、依例不必抵命等案件，仍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而擅自埋藏律，判杖八十。臣等查残毁死尸减一等罪，应判满徒；弃尸不为首的本律，也是满徒。请求此后毙命埋尸案件中听从抬埋的罪犯，如审明确系在场帮殴有伤、依律应判满杖的，即照弃尸不为首本律，判杖一百、徒三年，比起照残毁死尸律减等判满徒，罪责相当，而援引更为贴切。若只是抬埋而并未伤人的，应照所奏，照里长地邻弃尸为首律办理。其中不知情而受雇，以及因格捕奸盗致死而私埋、依例不必抵命等案件，仍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府而擅自埋藏律办理。奉

　　朝廷依议，四十二年八月奉

皇上谕旨，刑部核拟直隶省王锦毒死继母王苗氏之母苗赵氏一案，声明该犯与苗赵氏并无服制关系，改判斩监候，并援引例载「母党有犯，除亲生母、嫡母、本生母的母党仍照服制定罪外，其余均按常人论处」等语，这样判定实在不够妥当。作为过继给他人为后嗣的人，为所继承的父母服三年之丧，而对本生父母则降为服期年之丧，那么服制的确立也是以所继承的一方为准而推及，对本生一方都降低一等。这样看来，所继承一方的亲属服制都比本生一方为重，为何唯独所继承一方的外姻反而不能比照本生一方之有服呢？如果担忧所继承一方的外姻尊长对甥男及外孙，认为不是自己亲生的，因而加以凌虐或至于置人于死，自然可以权衡曲直，以法律加以约束，何必削去他们的服制来防范呢？况且如本宗尊长无理谋杀卑幼的，其恩义已经断绝，即照常人判处抵命，那么外姻尊长也可以照此判例，并不必区分是所继承的还是本生的。若卑幼胆敢谋杀外姻尊长的，这本身就是触犯名分伦理，自然应当一律定罪，又怎可勉强分别，而对所继承一方的外姻反而比本生一方从轻处理呢？况且此案中王锦因觊觎继母苗氏改嫁能得到花费家财的机会，却因外祖母苗赵氏从中阻止而恼怒，于是心怀愤恨谋杀，道理上既然十分理亏，性情又极其凶顽，其情节实在可恶。刑部竟因他与死者无服制关系而轻易改判，这岂是情理法度的公平？朕方才询问刑部堂官，此例是乾隆二十一年所定，看这条例本来就是拘泥于文义，而衡诸天理人情都不妥当，这又怎么符合明刑弼教的本意？着刑部将此例悉心斟酌重新修订，所有王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判定，具奏。随后刑部议：查《仪礼》记载，为人后嗣者，传文说："对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汉代经学家郑康成说："如同儿子，就是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钦定义疏说：所继承一方的，妻子的父母、兄弟，对于为后嗣者而言，就是外祖父母，若他们在世的以他们为主，并从而为其母党服丧，若已出继他家的则不必服丧。若有继母，则为继母服丧，并从而为继母之母党服丧。又说：从服，随着本人亡故就终止。因此，为人后嗣者，对所继承之母的父母，本来就有服制关系，而条例中却把这种情况归入按

译常人论处之列，衡诸情理，实在不妥。现在经

皇上圣明指出、

训示周详，这实在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臣等又查《礼经》小功

五月服制内，列有为外祖父母服丧的条文。

钦定义疏说：「外祖父母应当服丧的情形有六种：其一，儿子为亲生母亲的父母服丧；其二，被出的母亲改嫁，为继母的父母服丧；其三，庶子在嫡母尚在世时，为嫡母的父母服丧；其四，庶子为继母的父母服丧；其五，庶子若不是继承父亲之后嗣的，为自己生母的父母服丧；其六，为人后嗣者为所继承之母的父母服丧。」又说：「继母有多种情形，在世的继母之母党，直到为人后嗣者为本生母的父母服丧。礼制中有对本生亲属降一等的规定，所以不与前面六种情形同列于小功五月之列。」乾隆二十一年所定条例中所载：「对于母党有犯罪的，除亲生母、嫡母、本生母的母党仍照服制定罪外，其余均按常人论处」等语，这样在应当服丧的各类外祖父母中，只列出亲生母、嫡母两项，而将本生外祖父母本应降等服丧的，反而列入正服之中，这种说法不符合经典依据，实在多有疏漏。现在恭敬地体会

皇上谕旨中关于衡情定制的深意，

圣虑精详，最为恰当。核之礼经，正相吻合。臣等衡情核实：凡是为人后嗣者，对本生亲属既已降等服丧，那么对所继承之母的父母，自应与亲生母的父母一样，服小功五月之丧。此外，为继母的父母等项，应请一并按照

钦定《仪礼义疏》，将应服丧的六种情形一并增入服制图。如遇有触犯的情形，即照卑幼冒犯本宗小功尊属律，殴杀、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均判处斩立决。谋杀已经实施、已经伤及或殴伤的，都各自照服制关系分别定罪。其余为继母的父母等项，也都照对所继承之母的父母一样处理。至于亲生母的父母，血脉相连、一脉相承，恩义实在尤其深重，触犯他们的罪行仍应照本律，殴死外祖父母的判处斩刑，蓄意谋杀、故意杀害的判处凌迟处死。再者，为人后嗣者，为本生母的父母服丧，虽然降为小功一等，但恩情也较重，其触犯之罪也应与触犯小功尊属者同等治罪。以此类推各项舅甥等服制关系，都按照前述条款增入服制图，照外姻尊卑长幼治罪。若有子女并非自己亲生的外孙及外甥，故意加以凌虐或置于死地的，届时权衡曲直，按情节治罪，不必以服制为限。臣部现值编纂律例之时，即将服制图例文一并增改颁行，并移文告知礼部遵照办理。所有从前原定的除亲生母、嫡母、本生母党外均按常人论处的条例，应予删除。直隶王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定拟具奏。再者，查亲生母即"因母"，嫡母即"君母"的含义，恐怕民间未能普遍知晓，应在服制图内改为"亲生母、嫡母"。又近来休妻后再娶的情形较少，而妻子亡故后续娶的情形较多，应将"母亲被出、为继母的父母服丧"一项，依《仪礼义疏》……

译在丧服图内，将"在堂继母之父"改为"在堂继母之父母"，以便通俗引用施行。

依照原议，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两江总督高晋奏称查得：

四十一年八月，兵部侍郎高朴曾奏称：送部的揭帖中，虽已将供词内容抄录记叙，但案犯当堂画押的原始供词，按照惯例向来都不咨送（上级），（州县官员）往往借此肆意篡改；

而愚昧的百姓犯案后，不反思罪孽是自己造成的，反而借口供词被篡改，越级向上司申诉，甚至进京控告。

（高朴因此）请求将案犯画押的原始供词一并申送上司审转，随案咨报刑部。此议经刑部议准，通行各省。

臣查犯人到案后的原始供词随时呈送刑部，固然是为了审案慎重；但外省办理人命、盗窃等重案，必须检核详文册籍，查核全案人犯、证人的供词，才能查明案情的虚实真伪，并非仅凭一两名要犯的供词就可轻信而仓促定案。

这实在是因为各州县官员贤愚不一，案情变化无穷，常因案件疑难，有的官员碍于缉捕期限，胡乱拘拿无辜之人，用刑逼供，使人屈打成招，甚至串通供词、栽赃嫁祸以坐实案情；更有狡诈之徒，用财物贿嘱他人顶替真凶，这类情形下也未尝没有画押的原始供词。

所以有的案子刚录取供词、通报上级，一察看情节便支离破碎，就必须委派官员彻底查究；也有已经定案拟罪、解送上级，一经上司提审，全案供词全部翻供的；还有已经审理拟罪、具题上奏，经刑部驳回，查出另有隐情的。

由此可见，案犯最初的供词都难以尽信，全靠问刑官悉心体察、细致推勘入微，如此情节与罪责自然归于允当。

州县官若真有滥用刑罚逼供、篡改口供、捏造详文的情形，本就应当据实严加查防，并不会因为没有画押的原始供词，就无凭无据、无从查核。

如果一定要顾虑州县官删改讳饰、捏造案情，以及罪犯借口狡辩翻供，从而以要犯的画押供词送部作为凭证，那么命案、盗案中的重犯大半都是愚昧无知的百姓，其中还有不识字的人。

即使官吏擅自篡改供词，再让他画押，他也无法仔细审阅其中情节（辨别真伪）。

臣现在查察这些画押供单，全都与招详相符，看来不过是在审定成招之后，由书吏依照详文中所叙述的口供，另外抄录一份交给犯人，让他或画一个花押，或写一个"十"字，或涂一个圆圈，甚至还有代为画押的，随详文一并附送，实在是无益的具文空文，不足以作为定案的确凿依据。

更担心上司见识拘泥，因为有画押供单送验，便深信不疑，或只图附和原供，即便遇到被牵连之人极力喊冤，也不虚心推究审问，便严刑逼令认罪，草率转呈详文，致使冤情得不到昭雪。

臣秉承……

译圣明的皇上审慎用刑，这一深意（此前）未敢因部里大臣的议奏就准予通行。若不据实陈奏，应请将案犯画押的供单申送上司审转后，随案送部的旧例予以停止。奉

硃批：所奏是，依议执行。

三月，祥符县百姓潘培图谋奸污王氏未遂，告知了王氏的婆婆及丈夫，（他们）劝王氏忍耐下来，后来潘培又去调戏她，因潘培狡辩抵赖，此事也就平息了。到后来，王氏的婆婆因别的事斥责她，并骂她不知道躲避避嫌，被人调戏丢了脸面，王氏气忿怨恨因此自缢身死。河南巡抚认为：调戏奸污未遂之妇，起初并无必死之心，后来因别的缘故自尽的，调戏之人，律例并没有明文规定应如何治罪。潘培的情形与因奸致使本妇羞愤自缢的条例不相符，不便依例判绞刑。但王氏之死，终究是由潘培起的祸端，也不便从轻结案。将潘培在绞监候的量刑上减一等，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部议同意此案办理。

又，部议：御史李孔扬奏请秋审情实重犯病故的，除了咨报、题报外，一并咨报都察院、大理寺知照，以示详审慎重。查向来各省判斩、绞的犯人病故，经该省督抚题咨到刑部后，刑部即刻知会都察院、大理寺，在秋审招册内予以开除，可是都察院、大理寺衙门并没有该省的案卷备查，实在无从查核。如今该御史奏称：各直省情实重犯遇到病故的，令各督抚一并知照法司衙门，互相核对，不致有讹误遗漏，办理起来更为周详。而且各省命案原本的题揭帖，本就兼咨都察院、大理寺，那么重犯病故也应当一律咨报开除。应依照该御史所奏，此后凡直省情实重犯遇有病故的，一并知照都察院、大理寺衙门存案。刑部仍照旧例，在题咨到的当日移会法司查照核对，这样才不致有差错。奉

依议：闰六月，余杭县百姓沈名望撞见他母亲沈郁氏的奸夫张姜北，睡在其母床上，将其勒死，并与他母亲商量后把尸体丢弃。浙江巡抚认为：儿子捉住母亲的奸情，律无治罪的明文。但律文记载，本夫的有服亲属都允许捉奸，那么奸妇的儿子似乎也在准许捉奸之列。沈名望应当依照有服亲属都允许捉奸、若当场杀死奸夫的条例，并依照"夤夜无故闯入他人家中已被拘执而擅自杀死"律定罪，杖一百，徒三年。沈郁氏商量弃尸，不便单独治她儿子的罪，应依照弃尸未失（原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杖罪当场执行，其余罪行收赎。部议同意此案办理。

四十四年十月，宿州百姓孙二是行劫伤人的伙盗，闻讯被追捕即前往投案自首，依例免死发遣，后又逃脱又被捕获。安徽巡抚认为：孙二先前的案子与聚众抢夺而比照免死发遣的固然不同，但该犯毕竟是闻讯投案自首的伙盗，与比照未伤人的盗首闻讯投案发遣、以及确实未伤人的盗首闻讯投案发遣的犯人略有不同。而从前湖北巡抚请示的案子内，只有未伤人的盗首以及伙盗行劫两次以上闻讯投案发遣、脱逃被抓获即行正法（的规定），至于伤人的伙盗闻讯投案发遣、脱逃被抓获应如何治罪没有列入其中，是否应当照未伤人的盗首闻讯投案发遣脱逃之犯，一面正法一面上奏，闻讯投案，请部里指示。查条例记载：免死发遣的盗犯在戍所脱逃的，无论是否有行凶为匪的行为，一律照新疆遣犯脱逃的条例，请

即行正法。又条例记载：未伤人的盗首闻讯投案，照情有可原

译之例发遣。又：伙盗虽曾伤人，若随即痊愈的，也姑且准予自首发往边远充军。孙二是伙盗伤人闻讯投案的罪犯，先前据该巡抚原奏声明，该犯是闻讯投案，不便照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条例判军罪，请从重比照未伤人的盗首闻讯投案的，照情有可原之例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如今孙二脱逃被抓获，核查其治罪，原案虽是比照条例发遣，与确实未伤人的盗首略有不同，但伤人的伙盗本属法无可宽贷，若不是闻讯投案，本就应当判斩立决，核查与未伤人的盗首以及行劫两次以上的伙盗闻讯投案者情罪相当，自然不便照普通军遣脱逃之例办理，应将孙二一犯请

即行正法。再查定例：未伤人的盗首，能在案发之前自首的，判军罪；如果是闻讯投案的，照情有可原之例，发遣。至于伤人的伙盗条例内，只记载"姑准自首"一语，没有把事情未败露而自首以及闻讯投案的处分分别注明，恐怕各省援引时，容易产生歧义误解。请此后伤人伙盗自首的，即照未伤人盗首自首的条例，如果事情未败露而自首的，仍照本例判军罪；遇有脱逃的，加等发遣。若是闻讯投案的，都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遇有脱逃的，请

即行正法。奉

依议：四十五年十月，湖北百姓许添佩与向万友的寡嫂私通，向万友邀约张安邦等人捉拿并杀死了他。巡抚将主犯判绞刑，而一起殴打的其余人判杖徒刑。广东百姓王文哲与陈万财的妻子私通，陈万财邀约黄殿才等人捉拿并杀死了他。巡抚也将陈万财判绞刑，而对一起殴打的其余人照普通人谋杀加功律，也判绞刑。上奏给刑部后，刑部认为两案互相核对，轻重差异很大，没有做到统一。而律例中并没有治罪的明文规定，以致（判案时）时轻时重。随即议定：查杀奸的案子，有的是纠集约定前往，情节接近于谋杀；有的是气忿到极点而致人于死，事情接近于故杀。而条例准许捉奸的人都略去他们谋杀、故杀的情节，而以擅杀罪人论处判绞刑。因为死者是罪人，杀人出于义愤，所以不加谋杀、故杀的罪名，这是为了惩戒淫恶而伸张义愤。至于擅杀的主犯，既然以斗杀论罪，那么听从而下手的从犯，自然应当按一起殴打的其余人定罪，不便以两人抵一个罪人的性命。而且主犯的定罪，既然已经隐含了怜恤宽宥之意，给予他擅杀罪人的轻罪，可是从犯反倒被判入谋杀加功的重罪，于情理、法律都不够公平。请此后凡是奸情确凿、本夫及应许捉奸的亲属起意杀死奸夫的案子内，无论是应许捉奸的亲属还是不应捉奸的外人，如果确实是激于义愤，听从而加功的，都照一起殴打其余人的律条，杖一百。如果有挟嫌妒忌、假借奸情谋杀故杀而怀有别的用意，乘机杀死、企图发泄私愤的，仍照谋杀、故杀本律判罪。奉

依议：十二月，部议：条例记载，原来殴伤较轻不至于死的，过了几天后因伤风而身死的，将殴打的人免除其抵命，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洗冤录》记载，致命的伤，当以必死的期限不超过十天为准；如果是在致命之处而伤势较轻，或者伤势极重却不在致命之处，即使死于限期之内，也应当推断有其他情由，不可一概判死罪。仔细分析条文与《洗冤录》所记，凡是问刑衙门遇到因伤风而身死的案子，自然应当先辨明是否致命伤及伤痕的轻重，其次核查受伤到身死之间相隔天数的远近，这样办理才不致参差不齐，命案也才没有出入。近来查各省审拟因伤风致死的案件，有的原殴打是致命伤，其死亡也未超过十天却声请免抵改判流刑的；也有伤虽是致命处但本不算重，其死亡已超过十天却声称即使不是因伤风也足以致命，仍照条例判处抵命的。这都是因为条例内所说的"伤轻"之处没有分别清楚，而"数日"二字也含糊笼统没有定准，于是导致无所依循。请此后因伤风身死的案子，除原来殴打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仍照旧例办理外，如果是当致命之处而伤势较轻，或者极重之伤而不在致命之处，一律应当以《洗冤录》所记为准，其因伤风身死也就以十天为固定期限：凡是致命伤较轻、死亡在十天以外的，才准予声请依例改判流刑；如果伤是致命处而且伤势重，或者不在致命处但导致骨断骨损的，即使身死在十天之外，也都不得援引因伤风身死的条例，仍应依律判绞刑抵命。奉

依议：四十六年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哈福纳奏称：窃思命案定罪，全凭验伤为依据，而若以本地方官吏、仵作来验办本地方官衙役所犯的命案，难免有徇庇的情弊。如今刑部主稿审理西城吏目衙门革

译职差役吴四殴伤韩大致死一案，查究出吴四及他父亲现任吏目衙门捕役吴成美等，嘱托本城正指挥沈超带去验尸的书吏赵文焕、仵作陈琏等，隐匿伤痕，避重就轻，（应）分别从重治罪。这案子的原因，究其根本在于本城指挥衙门的官吏、仵作去验办本城吏目衙门革役所犯的命案，因为书吏、仵作都是素来熟识之人，容易被嘱托，而同僚相互回护的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况且正指挥衙门听差的捕役、仵作，也就是副指挥、吏目衙门的捕役、仵作，声气还是相通的。何况官员患病请假调理，尚且要委派不同城不同乡的官员前往验看，那么民命所关，立法更应当详细周密。请此后除了寻常军民命案仍照旧例令本地方官验办外，如果遇到本城书吏、衙役所犯的命案，就应当一律令本城官员回避，由该巡城御史迅速咨调别城正指挥带领所管的书吏、仵作等前往相验办理，这样该犯既没有熟识之人从中周旋，必然难以嘱托，而受委验案的官员也不肯有所徇隐回护。以此类推，各省州县如果有本州县书吏、衙役所犯的命案，似乎也应照此迅速就近禀请上司，另委别的州县带领所管的书吏、仵作等前往验办，这样才能避免徇庇之弊，而罪名也不至于有出入了。奉

依议：十月，饶平县百姓周阿防协同周阿通等人殴伤盗贼致死，又协同将尸体抬去丢弃。广东巡抚将周阿通判处抵命，周阿防判处徒刑。部议：条例记载，殴杀、故杀人的案子里，起意的凶犯藏匿尸迹，其听从抬埋的人，如果查明是在场帮同殴打并且致伤、依律应判满杖的，照弃尸未失律判杖一百徒三年；那种在场并未伤人、只是听从抬埋的，照里长地邻弃尸为首律判杖六十徒一年。又，律文记载：地界内有死人，里长、地邻不报官府检验，而擅自移到别处的，判杖八十。这个听从抬埋分别判徒刑的条例，原本是因为凶犯担心事情败露，就将尸身埋藏匿迹，企图逃脱法网，所以案子内听从抬埋的人，按他们在场是否曾帮同行殴分别判处徒刑。如果只是听从移动尸体而并未埋藏，即使在场帮同殴打致伤，自有关于余人的本律，不得一概援引此例，以致造成混淆。如今周阿防因周阿通起意移尸，邀约该犯等人抬到石塘山丢弃，并未埋藏藏匿踪迹，该巡抚将周阿防等人分别判处徒刑，核查与定例不符。周阿防协同周阿通用棍棒殴伤林水养的左臀，除移尸判杖八十的轻罪不予论及外，应依共殴余人律判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同意此案办理。

又，黄冈县百姓曾荣怀诬指他人偷窃并拷打致徐起才身死，湖北巡抚将曾荣怀比照捕役诬指偷窃为盗而拷打致死之例判斩监候。部议：条例记载，诬指良民为窃贼并捉拿拷打，除犯了实犯死罪的以外，其余不分首从，发往边远充军。条例内所说的"实犯死罪"一语，凡是重到应判斩、应判绞的都包括在内。如果诬良为窃是用恐吓、逼供的方式使人认罪从而致死的，就应当照诬告致死律判绞监候；如果是拷打致死的，就应当照故杀律判斩监候。那么诬良为窃拷打致死的案子，自然应当照本例中"实犯死罪"的规定判处，不必与诬指偷窃为盗的条例相混淆。可是历来各督抚遇到这类案子，都援引捕役诬指偷窃为盗拷打致死照故杀律判斩监候的条例来办理。查诬指偷窃为盗，是以轻罪诬指为重罪；如果此人本是良民，却擅自诬指其偷

译窃并拷打致死，这是以无罪之人诬指为有罪。如今该巡抚对曾荣怀不援引诬良为窃的条文，而比照诬窃为盗的条例，这是把良民等同于有罪之人，既与案情不符，也是引用失当。曾荣怀应改依诬良为窃、拷打致死、实犯死罪，照故杀斩监候律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并请此后遇到诬良为窃、拷打致死的案子，都照此引用。奉

依议：十一月，部议：查历来办理独子留养的案子，如果是戏杀、误杀，依例应当随案取具结状后声请（留养）。至于斗殴杀人的案子，如果查明与留养条例相符的，原奏声明在秋审时另外取具结状核办，依例应当等到秋审时办理。只是杀人情节重大的案子，各该督抚因其情节较重，虽然叙明了亲老丁单应侍奉的缘由，却又声明不准留养。又如条例记载不准留养的案子，该督抚既已查明与条例不符，可原奏仍然叙述这些理由；或者在秋审时，该督抚已将该犯列入情实，可是"其父母老疾应行留养"等字样，仍不删除。本部屡次当面接受

谕旨的教诲告诫，认为这类案犯，有的是条例规定不准留养的，有的是应当列入情实的，可是原奏仍说应侍奉的缘由，实在是繁冗，应当通行各省。此后凡是独子留养的案子，查明确实与条例相符、应准留养的犯人，原奏取具父母年岁、邻族的结状，随案声明，等到秋审时再取具结状送部核办；此外，凡是依例不准留养以及杀人情节重大、并且应当列入情实的犯人，原奏尽可不必叙述应侍奉的缘由，以精简案牍。

四十七年二月，新昌县百姓吴全英等，因为看守稻田怀疑有贼而喝骂，并声称要放枪，导致梁元凑等人殴打并夺去了鸟枪。第二天纠集吴佛贵等人到梁祖义家中吵骂、毁坏财物，躺在床上装病耍赖，以致梁王氏气愤至极自缢身死。该巡抚依照因事威逼致死律，将吴全英判杖一百，因其情节格外凶横，加枷号两个月。吴佛贵等人照不应重律判枷号、杖刑。部议：查条例记载，凶恶棍徒生事行凶、无故骚扰残害良民的，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此案吴全英因与梁元凑争索鸟枪的细故，纠约多人登门吵骂、打毁器物，致使梁元凑的父亲梁祖义畏惧凶恶而躲避，竟又假称受伤卧床讹诈耍赖，以致梁祖义的妻子梁王氏被逼得难以忍受，当即投缳身亡。核查其情节实在不法，如果只照威逼律判处杖责、枷号，似乎情节重而处罚轻。吴全英应当从重改照凶恶棍徒无故骚扰残害良民之例，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仍照条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当苦差，脸上刺字改为"烟瘴"二字。吴佛贵听从吴全英打毁器物，也属滋事，仅照不应重律判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尚不足以示儆戒，应加枷号三个月，其余照该巡抚所判定案。

四月，山西百姓妇人赵张氏因出嫁的女儿张赵氏聚众赌博、泼辣蛮横，不守妇道，她的女婿张翔鹄坚决要休弃她，（赵张氏）随即起意将其勒死。山西巡抚雅德认为：张翔鹄协助勒死自己的妻子，虽然是从犯，但条例中没有听从他人谋杀、故杀妻子可以从轻减刑的明文，自然应当仍按本律定罪，将张翔鹄依律判绞监候，赵张氏判杖徒。部议：查律文记载，尊长谋杀卑幼的依故杀之法论处，故杀子孙的判杖六十徒一年。又，律文记载，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的判绞监候，故杀的也判绞刑。又，律文记载：谋杀人，主谋起意的判斩监候，跟从加功的判绞

译监候。这是说殴妻致死的，无论是谋杀还是故杀，罪止于绞监候，是指本夫自己起意杀妻而言。至于听从他人杀妻，既与本夫自行杀妻不同，又与普通人谋杀加功的情形也有区别。向来因为这类案情极少，所以条例内并没有听从他人谋杀、故杀妻子应如何治罪的明文。此案张翔鹄因妻子赵氏不守妇道，前往岳母赵张氏处诉说，想要休弃赵氏。赵张氏随即前往训斥，因赵氏更加放肆辱骂，心生忿恨，起意将其致死。可见赵氏之死，实在是由她母亲赵张氏起意谋划勒死所致。除赵张氏不应像该巡抚所奏，依子孙违犯教令、父母非理殴杀律判处，应改依尊长谋杀卑幼、依故杀之法、故杀子孙判杖六十徒一年，律应判杖六十徒一年，因是妇人照例收赎外，至于张翔鹄勒死妻子性命，是听从而加功之人，该巡抚以律无明文为由，仍将张翔鹄依杀妻本律定罪判绞监候，这不但与本夫自行谋杀、故杀妻子的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人听从加功谋害人命判绞的条文相混淆，衡量情理与法律，都不够公平。而此案本没有现成的律条可以遵循，查三十七年四川总督奏叙，永防（地方）李如榜殴打妻子杨氏，伤势严重濒危，估计不能活命，听从义父傅天成的主意，假装是自缢，企图逃脱罪责，即取来麻绳递给傅天成，将杨氏挂在房梁上，悬吊致死。该总督将主谋傅天成依谋杀人造意律判斩监候，李如榜照尊长谋杀卑幼、在绞罪上减一等，判杖一百流三千里。经刑部核准照办。如今张翔鹄听从岳母赵张氏将他妻子赵氏谋勒致死，与李如榜听从义父傅天成将他妻子杨氏悬吊致死，事情如出一辙，似乎可以援照定罪，应将张翔鹄照李如榜的先例办理。奉

依议：九月，广西巡抚朱椿奏：查条例记载，抢夺伤人，下手行凶的从犯，以及所伤不是用金刃、又伤势轻并已痊愈的首犯，都改发边远充军。又条例记载，盗窃当场拒捕，所伤不是用金刃、又伤势轻已痊愈的首犯，改发边远充军。后经部议，将抢夺伤人的从犯，以及盗窃当场拒捕、所伤不是金刃、伤轻已痊愈这两项，都改判发往新疆，交给该地都统酌情拨给种地当差。奉

依议在案，只是抢夺伤人不用金刃、又伤轻已痊愈的首犯，并未改由新疆改发内地，未曾议及，仍照旧例发边远充军。较之抢夺下手为从、以及盗窃当场拒捕伤非金刃又伤轻痊愈的首犯，罪名反而轻了。查抢夺本比盗窃重，因为盗窃一旦拒捕，与抢夺没有区别，所以不论是抢夺还是盗窃，只要伤非金刃、又伤轻痊愈的，都发边远充军。如今盗窃伤人的已改发新疆，而抢夺伤人的仍发边远，似乎不够公平。应请将抢夺伤非金刃、又伤轻痊愈的首犯，比照盗窃当场拒捕伤非金刃、又伤轻痊愈的首犯，也改为发往新疆，交由该地都统酌情拨给种地当差。部议同意此案办理。

四十八年五月，部议：现奉新例，旗人犯了应刺字之罪即销除旗籍档案，以民人身份定罪。除了仅仅是抢窃、并没有逃亡之罪的，自然可以遵照新例办理外，其余逃亡与窃盗并发的案子，核查其窃盗之罪仅止于徒、杖、轻于逃亡之罪的，该犯是刺字销籍之人，既不便照两罪并发以重罪论处的律文，仍将该犯依旗人逃走之例发往当差；如果略去他逃亡之罪、以民人条例计算赃物数额治罪，而该犯所犯抢窃之罪只止于徒、杖的，反而能免除他的发遣，又显得处罚过轻。臣等私下想，正身旗人本应守法当差，顾惜廉耻，竟敢在

译逃亡之后抢窃、以及抢窃之后又逃走，这是他重叠犯罪，自然应当一律从重办理，以示惩戒。应请此后满洲、蒙古正身旗人逃亡后又犯抢窃、或犯抢窃后又私自逃亡、二者同时并发的，核查其抢窃赃物数额，罪在流、徒以下、依律应刺字的，无论逃亡在一个月以内还是以外，都照在京旗人逃走发遣当差、在戍所怙恶不悛的条例，改发云贵两广边远地方，令地方官与民人一体严加约束。至于汉军正身旗人，只要犯了应刺字之罪的，也照新例削除旗籍档案，其逃亡窃盗治罪之处另有专门条文，仍照汉军本例定罪。这样酌定条例，才能使旗人知道立法极严，各自知道检点约束，不敢轻易触犯法网，而刑部办理逃旗并犯抢窃的案子，也可以统一遵循。奉

依议：十月，陕西按察使王昶奏：查命案重犯脱逃的，所有承办追缉的州县，先在本境内切实查拿，并询问明白踪迹，无论隔府隔省，差役携带通关文书秘密侦缉。等到最初的缉捕期限届满而没有抓获的时候，造具年貌事由清册，分别咨报各省通缉，由近及远，办理确实周备。但是要向邻省通缉，必须先询问明白该犯是否有亲戚可以依靠，或者是从前有过来往，才可以派差役前往通缉。可是凶徒既然已经逃逸，凡是可以潜藏的地方，亲邻保甲未必都知道，就无从通缉。查命案最初的缉捕期限以六个月为限，届时才造具年貌事由清册，申报督抚，转咨各省。恐怕顽劣狡猾之徒早已趁机远逃，可是他省未接到通行咨文，该犯等人往来道路，从何进行盘查？而且限期长达半年，时间已久，该犯等人远走他方，也就能够从容藏匿。等到邻省接到咨文进行缉捕，可是该犯藏身之处已经稳固，更加难以搜获。所以虽然有通缉之名，却没有通缉之实，就是这个缘故。臣详细体察，凶犯畏罪潜逃，其形迹诡秘，无所不至，岂能再论地方远近？况且各省地方官虽然偶尔有留心缉捕、未奉通行咨文却破获重案的，但也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设立通缉制度，是为了断绝他们逃亡的道路。但同样是分咨各省，与其在事后咨缉而导致辗转潜逃，何如提前咨缉而使其能在限期内被擒获？请此后命案内遇到凶犯脱逃的，该州县审明属实后，在最初上报时一面在本地缉拿，一面造具年貌事由清册，立即详请飞咨各省协同缉捕，不必再等到六个月最初缉捕期限届满之后才通缉。这样立即四面查拿，不论哪里的道路关津，都有捕役稽查。凶犯如果胆敢往来行走，既不难被捕获，而且能使凶恶之徒明知各处都有截留，无处容身，更不敢任意逃亡，自然可以早日擒获。再查三十七年湖北按察使刘秉愉条奏盗犯脱逃，应当立即飞咨邻省协同缉捕。经部议奏，认为邻省通缉文檄常常多被视为具文，而本境承办缉捕的官员因为有邻省的责任分担，或者会导致心存懈怠。臣以为，地方遇到重大案件，虽然飞咨各省，但承办缉捕的期限规定极严，如果超过期限仍未抓获，本地方官应得的处分断难宽免，自然不敢因为详请通缉而稍稍放松查拿的责任。如果盗案内有罪应处重刑的，照此办理，才能使缉捕之法更加周密。部议同意此案办理。

十一月，部议：查秋审窃盗满贯一条规定：凡是窃盗官署、仓库、军饷军械箱、军装以及焚烧、沉溺本章公文的，乘人遭遇风灾火灾而肆意行窃的，蓄谋放火窃财的，结伙入室肆行窃夺的，考棚丢包设骗的，积匪滑贼多次犯窃的，一夜连窃数家的，奴仆忘恩负义勾引外贼、以及婢女合伙窃取主人财物的，窃盗军流犯人在戍所脱逃后肆行窃盗的，僧道喇嘛、回民、番民结伙肆行窃盗的，店家、船户、车夫、雇夫钻舱等贼，惯于为匪、危害行旅的，蓄意谋窃官员客商、沿途潜行伺机窃取的，犯案被抓获后挣脱枷锁逃窜再肆行窃盗的，屡次抢窃赃物均满贯的——这些贼匪一旦得财在一百二十两以上的，都属情节较重，历年都照例判入情实；其余寻常小偷小摸、情

译节较轻的，判入缓决。如今乾隆四十八年秋审、

朝审内窃盗满贯而缓决的犯人，与窃盗三次以上赃物达五十两以上而缓决的犯人，应照例减等发遣。查本年各省秋审内，这两项贼犯共五十二名，

朝审内两名，都已奉

旨缓决在案，相应恭折具奏。奉

依议：五十年二月，部议：向来的条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犯流、徒罪的，都分别折成枷号、鞭责结案。到三十九年，直隶总督周元理奏审拟船户刘治偷卖漕米一案，奉

上谕：据周元理审拟刘治偷卖漕米、发烟瘴充军，从犯分别判徒刑一折，已批交该部核议了。其从犯方天秃声明是旗人，应折成枷号鞭责结案等语，固然是照例办理，但同是旗人，其间也各有区别。如果是居住在京城、食朝廷俸饷当差、在官府任职的人，本人犯了徒、流等罪的，原本可以折成枷号结案；如果是在屯庄居住、以及各处庄头，与民人混杂居住已久，就与民人没有区别了，那么犯法也应当与民人同样论处。此后除了京城的满洲、蒙古、汉军现食朝廷钱粮当差服役的人、以及外省驻防现食粮当差的人，如果犯了徒流等罪，仍照旧例鞭责发落外，其余住在屯庄的旗人以及各处庄头、并驻防中没有差使的人，其流、徒罪名都照民人一例发遣，定为条例。当即通行各省以及

盛京、吉林等处。查自四十年起到四十九年止，盛京各处判军流发遣的共二十二案，判实徒的共十六案。查

盛京各处旗人与京城本来不同，京城中旗人住在城里的多、住在屯庄的少，当差的多、闲居的少，所以虽定有实发的条例，可实际犯罪的人不多；至于盛京、吉林等处旗人，都分散居住在四乡，而住在城里的不到十分之一，况且差使限于固定名额，不能人人都能挑补，所以住在屯庄没有差使的人，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并非游手好闲、偷懒安逸的人可比。（他们）偶尔犯法，就与民人一样一律实发，这样会使旗人混入军流民籍的日渐增多。而且犯罪各有轻重，如果让寻常犯罪的与寡廉鲜耻、有玷辱旗籍的人一律发遣，也觉得毫无区别。请此后旗人犯罪，除了在京八旗屯居的以及附近京城各处庄头没有差使的人，其所犯军、流、徒罪名都照民人一例发遣外，至于东三省旗人有寡廉鲜耻、玷辱旗籍行为的，才照例实发，其住屯没有差使的，仍照旧例分别折成枷号鞭责结案。奉

依议：三月，部议：据代理四川总督保宁咨报：蒲江县百姓曹履洁，因大功服的弟弟曹富洁图谋奸污他的儿媳杜氏未遂，该犯闻声呼喊，将曹富洁捕获送官。曹富洁竟说送官也不至于死罪，将来一定要报复杀害他，该犯气愤他的凶恶，用绳子缠绕其颈项，用力拉扯将其勒死。该总督将曹富洁依照"罪人已被拘捕而擅自杀死、以斗杀论"、"殴杀同堂大功弟弟"律，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咨报刑部。又，安徽巡抚书麟题奏：太和县百姓杨心悦，因期亲服的弟弟杨永振图谋奸污大功寡嫂祝氏未遂，祝氏哭诉此事经过，该犯理论斥责杨永振不服，杨永振反而持刀要杀他，该犯一时忿激，捡起斧头将其砍死。该巡抚将杨心悦依砍杀亲弟弟的条例，判绞监候。这两个案子都是尊长因卑幼图谋奸污而起衅，有心致其死，情节相同，可是办理并不统一。查尊长因图谋财产、图谋奸污、挟嫌逞凶而杀害卑幼的，就按律

译判绞刑，秋审时列入情实；如果尊长图奸卑幼时反被卑幼杀死尊长的，附签声请

请皇上下交九卿再议，酌量给予末等减刑。这是因为律法重视伦常，法律又宽宥义愤，都有成例可以遵循。可是尊长杀死卑幼的，律无明文，所以各省办理不能统一。臣等以为，尊长对于卑幼，情分亲近、地位尊贵，负有管教的责任。如果卑幼不顾伦理，竟图谋奸污有服亲属，亵渎人伦、伤风败俗，已经触犯了十恶中"内乱"的条文。尊长训责他不服，一时义愤因而致他死亡，如果也照普通谋杀、故杀一律全部治罪，反而把乱伦之罪置之不问，这样杀人出于义愤的尊长，与寻常故意杀害卑幼的尊长就没有区别了。请此后凡是卑幼仅仅是为非作歹不法、以及一切寻常触犯的，或者尊长另外怀有私怨、乘机杀害的，仍照谋杀、故杀本律各按服制办理外；如果有卑幼图谋奸污有服亲属、被尊长激愤致死、审查有确凿证据的，一律照"罪人已被拘执"及"不拒捕而擅自杀死"律，无论谋杀、故杀，各按服制，一律以斗杀定罪。其中在场帮同殴打并致伤的犯人，除了死者是有服卑幼的、仍以谋杀、故杀本律按服制论断外，其……

译我除普通人、尊长外，一律按照斗杀他人的罪名定罪。奉

依照九月协办大学士和珅等人所奏查明：按照惯例，流放罪犯如果中途在配所脱逃，被抓获后改发的，都按照他现在所在配所的地方计算路程改发；又免死减等的流犯脱逃被抓获的，也按照他原来配所的地方计算路程改发；至于附近改发到近边、近边改发到远边、远边改发到极边的，应由配所来确定发配地点，这一点条例中没有明文规定，应当将军罪脱逃改发的人犯，都按照流罪脱逃就配所改发的条例，由配所确定发配地点，交刑部登记入册。如果现在配所应当改发的地方，正是与原籍相近之处，而该地又处于边境，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改发的，仍按照原籍改发；倘若原籍改发的地方比现在配所更近，则依照抓获地方来改发。这样才能与五军三流道里表所规定的远近里数都不相违背，不至于出现该远反近的弊病。奉

译防依议

皇朝通典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刑【八】

宽恕

【臣】等谨按：国家有常法，罪行有疑处便从轻处理，所谓宽恕，是随时随案，在法律之外施行仁政。我朝自列祖以来，以仁义教化、大德恩泽润泽百姓，到我皇上体察上天好生之心以为己心，秉承列圣辅助教化的治理之道以为治国之道，崇尚德教，放缓刑罚已一百多年，如同一日。总而言之，不以曲解法律来迎合私情为贵，而以推究情理来确定法律为贵。情理有可原谅之处，即使是因饥寒而抢盗的人也可以免罪；谋逆之犯因连坐而牵连的家属若确实不知情，也可免于诛杀。何况罪不至死的，更可以酌情从轻处理。关键在于用心审核，务必查明实情，因此。

恩赦的颁布，有的人身受其惠，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斟酌情理、依情理定罪，实在是慎重用刑应有的做法。这与曲解法律来买好邀恩的做法相比，怜悯体恤本来无所不周，法典条例又足以作为典范，这就是所谓像上天的德行，普施万物却不言语的道理。至于热审、停刑、缓决、减等以及留养、自首各条，施行已久，保全的人实在很多。又有衣物、煤炭、药物、食品等格外的仁政，所以冤屈很少听闻，牵连案件极少，百姓生活在教化之中，安居乐业，祥和的刑法真是美好啊！这是盛德达到极致的表现。

天聪元年六月，当时因年成饥荒，盗贼抢劫杀人，各地多有发生，众大臣请求依律严惩。皇上悲悯地说："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做盗贼罢了，抓获后鞭打释放即可。"于是命令这一年判案姑且从宽处理。

顺治八年三月，皇上谕旨说："天气渐热，连日风沙而不下雨。前代常有热审的先例，刑部可以全面审查案件。五城司坊、顺天府、京县各自审查监狱中没有牵连关系的犯人，即日释放。笞、杖、徒、流刑依次减免，情罪有可怜悯疑虑之处的，请呈报裁定。"十年十月，朝审罪犯张学，因伤人应当抵命。他的儿子张玉儿哭泣请求代父受死，司法机关将此事奏闻。皇上怜悯这份孝心，特别赦免死罪，改为流放辽阳，同时谕令此后不得援引为惯例。

十二年七月，规定审录罪囚，有死罪可怜悯疑虑及事情没有证据佐证可以结案的，具奏处理。流刑徒刑以下减等发落，充军的犯人，除已经发遣的以外，其余不论是否已经详细审批以及虽已定卫但尚未起解的，逐一转送审录。其中有应当释放、应当减罪的，会同巡抚酌情发落。又有军罪案件中有不依据完整律条、摘引例文以及不分首犯从犯滥加论罪的，如果尚未发遣，即附入矜疑疏中题请开释。杂犯死罪按律准予徒刑五年的，以及已经服徒刑又犯徒罪、合计徒刑四年的，各减一半，依例应当枷号示众后就近释放。其余流刑徒刑等罪各减等发落，笞罪一律放免。其中赃罪，除侵吞盗窃官银五十两、粮食一百石以上的，仍照旧监禁追赃。如果应归还官银不满五十两，以及归入官府、给还失主共计一百两以上的各类赃款，监禁追赃至五年为止。如果正犯已经身故，追究到子孙，查明确无家产的，奏请豁免。各处盘查坐赃追赔的银两、草料，也一并听候查勘。正犯是死是活、家产有无，都要具奏裁决。

十七年七月规定：正月是万物萌发的开始，停止执行死刑。

康熙七年五月，因天旱，敕令内外刑官，除重犯以外，其余轻罪犯人即行保释。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