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译详审真实情况，援引正确的本律。一切罗织罪名、深文周纳的做法，都应当彻底革除。又不得借口"故意放走犯人"为由，以致使罪犯漏网。务必平心静气、遵守法律，使百姓不受冤屈，以求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之治。"又恢复了秋决。

朝审的条例，八月定于直隶举行。〇秋审，派遣刑部司官会同督抚审理判决的条例。三法司确定审理，拟定死罪意见相同的，合并出具审拟意见；意见不同的，各自出具审拟意见的条例。十一年七月，

敕令各省详细勘查现审重案囚犯，将其中可怜悯、可疑之处上奏定夺。八月，命令各省刑官将已经了结和尚未了结的重大案件，年终造册呈进。十月，

谕旨：凡是重案囚犯，经三法司确定判决意见之后，议政王、贝勒大臣再进行详细商议。

　　十二年六月，

谕旨："朕阅览法司的奏章，商议决定处死的重犯，每日五六人，或十余人。想到这些愚昧百姓，在兵戈灾祸之后，又落入法网，实在深感怜悯哀伤。你们主管刑名的衙门，将现今监押尚未了结的重大案件，悉心清理，依据实情、依照法律，务求做到公平允当，但不得故意放纵以邀市恩德。仍传谕各省督抚，告诫所属官员，不得罗织罪名、苛刻严酷，辜负朕爱惜生命的至深用意。"十一月，

谕旨给三法司：核查拟定死罪，必须当面共同研审，不得只用文书往来反复来确定。凡遇到应当宽恤刑罚之年，尚未派遣官员审录的，督抚不得擅自审理判决。十三年十月，

谕旨：往年暂时停止秋决，今年朝审应当处决的人犯很多，但其中情节罪状轻重不同，或许仍有值得怜悯、值得怀疑的，应当予以减等。着多罗安郡王岳乐会同索厄、费扬古、额巴黑、蒋赫德、科尔坤、车克图、海、胡兆龙再加详细审理，分别确切商议。十五年十月，定例：各省秋审分别应决、缓决以及可矜可疑三类，于霜降前奏请

定夺，十七年十二月定例：严冬盛暑时清理刑狱案件的条例。

【臣】等谨按：刑罚，是用来爱惜百姓生命的。我

世祖章皇帝哀怜体恤各类狱案，首重百姓诉讼。因此制定的判决文书，反复再三推敲，开辟自新的道路，广泛招抚的途径。官吏没有罗织构陷之事，狱案很少牵连拖累，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达到极高的治理境界。《尚书》所说的"好生之德，深洽于民心"，在此可以看见了。

康熙元年三月，制定禁止记录口供不全、援引律法不准确的条例。四年十月，刑部议定：霜降后、冬至前陆续到达的案件，该督抚应当立即陆续审明，出具题本按例办理；如果已经过了冬至，该督抚题明情况，仍旧监候，等到明年秋审再办。七年十月，定例：

朝审的档册，法司每人一册，加以查阅，九年正月，

　　命令刑部详细勘查盗窃案件。三月，因为天旱，

谕令主管刑狱的衙门，一切诉讼案件，务求公平允当、了解实情，从速审理从速了结，不得株连无辜之人，不得长久拖延羁押。十一年六月，

命令大学士会同三法司详细审理重案囚犯【谨按：十七年五月又因天气炎热举行这一条例，二十五年六月，也是如此】十二年八月，

谕令刑部：此后朝审，商议缓决、可矜可疑的各类案件，仍然照常上奏之外，那些情节罪状属实的重犯，另用黄册汇列罪状及承办司名，以及犯人旗籍分属、佐领年貌、姓名列在前面，其情节罪状仍分别详细记载在后面。十一月，定例秋审册籍，限于七月十五日以前送到部里的条例。十四年五月，因天旱，

　　命令内大臣会同三法司详细审理重案囚犯【谨按：七年五月、八年六月都因为雨水不足，命令内大臣会同刑部详细审理重案囚犯，此后十六

译年六月、十八年四月、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六年四月都是如此】

【八年闰三月，都照这一年的条例办理】十六年七月，定例：各省秋审缮写档册送到京城复核的条例。十二月，定例：盗窃案已满三年归入秋审完结的条例。十七年，定例：秋审事件只依照原来题本所定拟处理，不得将案内牵连以及被害之人重新提审。十八年三月，详细审议自首同伙行窃而非亲手杀人者，应当依律论罪的议定意见。四月，因天旱，

命令内大臣会同三法司详细审理重案囚犯，派遣司官分别前往各直省会同巡抚、按察使审录。二十年正月，

谕令三法司：帝王用道德教化百姓，用刑罚辅助教化，必须听讼断案明白允当，拟议持平公正，才能使百姓没有冤屈，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近来阅览法司的奏章，商议判处死刑的重犯很多，有的是愚昧百姓无知，身陷法网；有的是因为教化尚未普及；有的是被饥寒所逼迫，以致民俗风气日渐浇薄，不畏惧法律。每每想到这些，深感怜悯悲伤。在外的督抚、按察使以及主管刑狱的各官，审理重大案件，有的对律例不熟悉，拟定不当，草率了结的；有的固执己见，篡改供词，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有的偏私索贿、听从嘱托徇私，颠倒是非的。若有这类情况之一，百姓的冤屈从何伸张？此后应当严加申斥，内外主管刑狱的各衙门，务必依据实情、依照法律，做到恰到好处，不得故意放纵以邀市恩，也不得苛刻严酷造成失入。用心审慎刑罚，以符合朕体恤百姓性命的用意。二十一年六月，

命令刑部清理狱中囚犯，凡应当尽快结案的事情，立即归结完成【谨按：二十五年六月，照此条例施行】二十二年三月，

谕令刑部主管刑狱的衙门，期望审理案件精详细致，判决公正允当，然后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冤屈才能全部伸张。近来见你部审理大小事件，常常草率、因循苟且、瞻前顾后，出现差错。如听讼审案之时，原告被告双方是非，本应分别定案，但因为有偏私之心，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强迫双方和解，或者逼迫撤销原状，含糊了结，以致奸猾之徒得以幸免，善良百姓蒙受冤屈。至于审案官员固执己见，判断不公，或更改口供供词，以遂私意；或恐吓犯人证人，不让其直言实供；或妄加株连，拖延时日；或懈怠疏忽，草率了事，这类弊端难以一一列举。此后堂官司官各员，都应当洗心涤虑，一切刑名事务，使情理、法律都能允当，不冤枉、不放纵，以符合委任的用意。二十三年四月，

命令大学士、尚书等审理刑部重要案犯。二十四年十一月，敕令法司详细审理秋决人犯。二十五年六月，

命令内外法司详细审理重案囚犯，果真情有可矜疑的，照例减等。七月，谕令刑部："刑狱关系百姓性命，听讼断案虽然贵在精细详审，但公文案牍务必不要积压滞留，才能使事情得以迅速办结，百姓免于株连拖累。以往凡是每月初一初二日以及斋戒日期不理刑名之事，因而案件间或有所停滞积压，恐怕听审的人犯长久等候受到拖累，覆核案件事宜迁延滋生弊端。此后遇到前述这些日期，除了照例不执行刑罚之外，其余照常章程本章事件仍旧照常审理，上奏务必期望案件没有积压拖延，案子能够早日清理，以符合朕明察慎用刑罚的至深用意。"二十七年十月，定例：御史详阅供词招状，限三日说堂的条例。三十六年十一月，高阳县百姓张三等因抢劫罪定罪。

皇上因情节有可疑之处，派官员复审，张三等确实并非真正的盗贼，将其释放。三十七年十一月，

皇上派遣内地官员教导蒙古王等，审理该处的盗窃案件，一同听审断案。并

译且

谕令：用心审讯，不得妄杀无辜之人。三十九年九月，

谕令州县官：取原供词之时，即使没有问出实情，也一定会用言辞掩饰以便呈报上级复审，然后再送到部里。即使有冤屈，部里又从何得知呢？凡是身为州县官的，遇到刑狱之事，第一次不能审出实情，等到上司驳回后审出，不妨改正。如果明知已经出错，又再加隐瞒，那就必定会导致冤屈了。又定例：部里驳回的审理案件，另委官员复审，将原审不明的官员议处治罪。条例定于四十七年二月。

皇上派遣户部侍郎穆丹审理浙江大岚山贼案，担心贼犯胡乱牵连攀扯，使

　　平民富户以及贪官奸吏借机敲诈勒索，

亲笔书写谕旨防范，命令在查审之时，不得恐吓善良百姓，以致使其流离失所。并谕令除贼犯本人之外，其余受牵连的人使用刑罚，尤其应当谨慎。南方人性情软弱，一旦遇到严刑逼供，就会立即招认，就再也无法辩解脱身了。五十年七月，刑部查审

山西百姓陈四等聚众抢掠一案奉

旨：此案部里的议定很荒谬。陈四等供称：康熙四十四、四十五两年，因为本省歉收不能维持生计，于康熙四十六年从山西带着妇女以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逃荒到陕西。康熙四十八年到河南，由河南流转迁移到湖广、贵州。这些话，显然是欺骗诓骗之词。自从朕巡视陕西等省以来，每年都是大丰收，陈四等何曾遭遇过饥荒？如果真是流亡迁移的饥民，自然应当徒步挑担，沿途乞讨，为什么骑着骡马、手持刀枪器械，绕行各省？况且这么多人流亡数年，每日的口粮多少、喂马的草料多少，都从哪里获得？这能称得上流民吗？部议要将陈四等的妻子儿女各自发回原籍安置，他们离家多年，发回原籍也没有产业维持生计，又该拨给他们何处的地亩去耕种呢？对这些方面并没有详细审察，滥用今年四月释放监禁罪人的条例来朦混上奏，这样可以吗？随后判定陈四斩立决，从犯陈六等三十六人以及妇女三十六口分别发往伯都讷、宁古塔、墨尔根、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各该省督抚以及经过之地的各府州县官员，分别降职革职处理不等。五十三年十月，

敕令刑部：秋审的奏章，不得繁复冗长。定例秋审缓决的案件，照旧声明缓决的情由。五十五年七月，定例：会同审理八旗命案的条例。五十七年八月，定例：部驳回的审理案件，督抚徇私包庇不予改正的处分。五十九年十月，

谕旨：朝审情节属实的人犯之中，有遇到赦免的，有不应当赦免的。如果不详细查察分别处理，那么明年或许遇到赦诏，就会将他们在赦诏颁布之前混同处决，实在值得怜悯。着九卿、科道会同商议。除照常不予赦免的罪犯之外，其余的逐一详细审核，分别情况奏报。

【臣】等谨按：断案的弊端有两种，或失之过严，或失之过纵。那些酷吏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为能事，而矫枉过正的人，又刻意主张宽大处理，姑息容忍而不加深察，宽纵的危害与酷虐是同等的。百姓死于被轻慢玩忽，与死于被罗织构陷，没有什么两样。我

圣祖仁皇帝哀怜各类狱案，务求持守明察公允，不使奸猾之徒侥幸逃脱，不使善良百姓蒙受

　　冤屈，实在是以仁爱来养育百姓、以正义来匡正是非的君主啊。

　　雍正元年正月，

谕旨：各直省大小狱讼案件，关系百姓性命，国家各自设置按察使专门主管此事。一切州县申报详细情况到你司衙门而定案，凡是督抚呈报部里的题奏事件，都由你司衙门定案。这个职任难道不重大吗？国家制定法律，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不是用来虐待百姓的。因此严格制定刑律，防止百姓触犯法律。等到判决案件之时，又条分缕析，想要设法保

译全其性命。如今有的情节与律例条文相违背，却牵强附会法律条文，以致将百姓陷入法网；或者有两条律例同时可以适用，就上下其手，以谋求自己的私利。这样怎能没有冤案呢？判决案件依凭的是口供，而平反案件依凭的是案卷。如今司法官吏不求了解实情，只求了结案件。州县申报到你司衙门的案卷，多是锻炼罗织口供，附会律例，希望能免于你司衙门的驳查。你司衙门呈报督抚的案卷，督抚上报部院的案卷，又添加文饰粉饰，希望能免于三法司的驳查。口供案卷都是这样，冤屈又从何得以平反呢？这个过失在于听讼断案的初心，本来就不是要务必查明实情。如今既已革除积习旧弊，归于明察公允，就不得因循旧例，自己堕入奸邪欺瞒之中。至于收受贿赂而故意出入人罪的，在法律上尤为严重。你司衙门应当端正自身以率先垂范下属，使法律没有枉曲阻挠，才能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六月，恢复热审旧例。二年三月，

敕令部臣详细审慎刑狱之事。四月，定例：各省秋审，出具题本给法司，照朝审的条例三次复核后上奏。六月，刑部等衙门奏准：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报，生员陈为翰打死何壮深一案，拟定绞监候，秋后处决。奉

皇上谕旨：此事尚未审出实情。何壮深是给陈为翰种地交租的人，断然没有先动手打陈为翰的道理。陈为翰肯定是恶劣的生员，倚仗势力将何壮深踢死。此事着交给巡抚李绂，务必审出实情后奏报。如果审不出实情，朕一定另行派遣官员前往审理。再将陈为翰考取增生的学道官员与现管的教官一并查明奏报。以前朕因为僧人是皈依佛教、行善为本的人，怎么可以殴打他人致死？曾经特别降旨防范，规定了治罪的条例。皈依佛教之人，尚且不可任由他殴打他人致死，何况是在圣人门下读书的人呢？既然读书识字却欺凌百姓、殴打他人致死，实在大大玷污斯文之名，不能照常人的条例论处。此后凡有生员欺凌百姓、殴打他人致死的，如何加等治罪的问题，着该部会同九卿商定意见后奏报。随后经三法司奏报此案，该抚仍然照斗殴杀人的条例拟定绞监候后出具题本，应当改为斩监候奉

旨：朕驳回复审陈为翰一案，该抚审出实情后，仍旧照先前所拟出具题本，而该部又想驳回改重。朕反复筹划思考，如果依照部里驳回的意见，恐怕将来督抚等都会有意迎合上意，而事情的曲折之处未能穷尽考虑到；如果仍照该抚所议，又恐怕将来督抚等坚持自己先前的见解，不肯改正，糊里糊涂地结案。这两种做法在法理上都不能做到公平。朕慎重审理案件，期望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弊端，此案着九卿等会同详细商议。随后议定照斗殴杀人律，拟定绞监候。七月，

谕旨：此后出具题本的案件之内，有一人却犯了两个案子，前一个案子罪较轻，后一个案子审明后从重结案的，到后一案题本结案之日，仍要将前案的轻罪写入本章，然后就本案的重罪按律拟定。如果前面已经拟定重罪，后一案罪较轻，也必须将前案的重罪声明，仍旧按前案定拟。如果有涉及数个案件犯罪的，也必须将各案所拟定的罪状都简明记入，写在最后题本结案的本章之内。三年正月，

　　命令刑部清理狱中囚犯。十月，

　　命令法司详细审阅缓决人犯的招册。又

谕令刑部：今年情节属实的人犯招册，朕仔细加以阅看，将其中情节罪状有一线可以宽宥之处的，已经降旨分别处理发落。缓决人犯的招册，昨日也逐一阅看，见九卿所拟定的还有不妥之处，着将原册细心斟酌，在数日之内等候批复。十一月，

谕令：此后遇有盗窃案件，务必将案内的凶悍恶

译劣之徒、真正为盗以及被人诱骗胁迫、或迫于饥寒，并非一向以偷盗为业的情况，一一分别注明清楚写在奏疏之内，声明后等候裁定。五年六月，河南巡抚田文镜题本：胡大保强行鸡奸未遂致人死命，拟定斩立决，法司改拟监候奉

旨：不肖恶徒因鸡奸不成而将人勒死，有什么值得怜悯疑虑的地方，反而从死刑改判？如果因为没有成奸就改判监候，那就是把鸡奸看得比人命还重了，有这样的道理吗？田文镜所奏的这个案子，是经朕亲自御览的，尚且敢随意改变轻重？如果是这样，那么凡是外省咨文由部里自行定夺的，其轻重都可以随意处置，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后督抚的咨文送到部里，如果各部驳斥诘问不合情理的，准许该督抚以密折奏报。八月，

谕令刑部：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一案，如果不是你部驳回令其复审，那么凶犯李茂卿就会白白无罪脱身，而尸亲胡君星反而会被反坐以诬告罪，拟定流放。这不仅是非失实，而且冤屈也无从伸张了。如今驳回复审，该抚将一切实情审出，李茂卿拟定绞监候，才成为准确的判决。像这样起草定案的司官，如果不适当加以奖励，那么将来办事尽心尽力的官员又凭什么受到激励呢？此后这类事件，司官能细心究查核实、驳回令其复审改正的，应当酌情加以议叙奖励；如果有妄行苛刻驳回的，也应当加以惩戒。六年正月，

敕令：审拟罪案，不得同时援引两条律例。九月，

命令大学士、三法司、九卿会同详细查核各省缓决的人犯，确切商议分别奏报。其中特别降旨治罪的案件，也命令详细查核商定妥当。七年五月，

谕旨：朕慎重刑狱之事，秋审、朝审都命令三次复核后上奏。如今考虑到每日呈进的本章之中，有拟定极刑以及斩立决、绞立决的罪犯，其情节罪状都属重大，依律没有可以宽宥的余地。然而朕仍然想要审慎考虑之后才将其处以死刑。此后这类本章，已经阅过并票拟签注交给本房的，着批示本官照三次复核后上奏的条例，进呈三次，等候朕再加详细审阅，然后再批发施行。八年十月，

谕令各省命案，其中应当从轻从重的，朕确实有所见解的，即降旨定夺。如果情节罪状处于疑似之间，而拟定的罪名处于可轻可重之际，朕心中不能立即确定的，才交给九卿商议定夺，以求做到公平允当。然而往往见到九卿商议，一概以减等发落，如此复奏的话，那朕又何必不直接命令减等，而必定要多经过这一番周折呢？此后务必期望权衡得当，宽严适中，以符合朕严明刑罚、敕正法律的至深用意。十一年二月，因为天旱，

谕令刑部：大小事件，应当结案的立即结案，应当改正的立即改正，各种弊端，彻底加以清理革除，务必务求正本清源，不得再因循玩忽职守。六月，定例：法

　　司亲自前往会同审理，以及

　　朝审、秋审的条例。九月，

谕令刑部说：诸位臣工所进呈的招册，都已经过仔细斟酌，拟定为情节属实。但这里面如果有一线可以生还的机会，你们也应当陈奏。在前几天拟定情节属实之时，自然是依法而行；在此刻钩到商酌之时，倘若有可以宽宥之处，又应当依据实情处理。绝对不可以因为已经拟定情节属实、想要符合先前的奏报、难以更改，就隐瞒沉默不再重新上奏。依法而行、依据实情，总归都要归于至大至公、至正之道罢了。十月，

谕令：各省秋审有不应当缓决的案件，经九卿改判为情节属实的很多。像各省督抚、按察使依法定罪，而九卿核实情节予以平反；或者九卿依法定议，而朕酌情从宽处理，像这样才符合治国之道。哪里有依法办案的官员却任意在法律之外徇私放纵的呢？如今九卿虽然进行了改正，但如果不明白晓谕督抚按察使，恐怕会以为九卿拟定

译意见务必从严苛刻，稍有迎合上意的意思，就将可矜可疑的案件，一概以情节属实上奏定案，这样的流弊就更加不堪言说了。着将改正的各个案件逐一查明，通行申斥告诫，使今后能悉心拟定，符合朕明察刑罚、体恤民命的至深用意。十二年九月，

谕旨：此后秋审案件，有应当改判却不改、以及不应当改判却妄自改判的，从重议处。如果意见有所不同，准许两种意见一并陈奏，请旨裁定。即使众人的意见都相同，而一人独持异议的，也准许陈奏。十三年闰四月，禁止革除

　　各省秋审的陋习。

【臣】等谨按：五刑的制度，合乎情理，一经确立不可轻易更改，我

世宗宪皇帝严明刑罚、敕正法律，唯求公允、唯求公平。对于淫邪凶恶之徒，就立即处以正法典刑；而其中如有一线可以宽宥之处的，就必定再三反复考虑，以期没有冤枉。不因为罪大恶极就不加审察，不因为一人异议就认为不对。整饬法度纲纪，扫除积习旧弊，其要旨总归都在于天理人情之至当罢了。九月，

　　皇上登基即位。十月，

敕令法司详细查察直隶各省的诉讼案卷，拟定罪名不妥当的，另行商议奏报。乾隆元年四月，定例：委派验看尸伤的州县官，如果确实能够亲自前往查验，却委托佐贰等属官代办的，予以议处。条例：三年三月，因天旱，

命令刑部将拘禁、枷号示众的人犯分别详细审理。四月，

命令王大臣会同刑部详细审理不予赦免的罪囚以及屡次缓决的人犯。四年八月，禁止州县诉讼词状不得随意批交乡地查覆。十月，

谕旨：河南秋审的各个案件，九卿从该抚所拟情节属实的案件中改为缓决的有十六起，从可矜可疑改入缓决的有十五起。判决案件贵在做到公平，必须符合众人内心的共同看法，才能无愧于明察公允之意。虽然其中所犯情节罪状各不相同，彼此轻重之间，也有处于疑似难辨之处的。内外大臣的见解不能完全一致，然而一个省份改轻改重的案件竟多达三十余起，那就可见并非是人心的普遍共识了。可传谕尹继善，此后办理刑名之事，必须揣度情理，务求做到恰当，以成就准确的判决。五年三月，定例：承审官员失出失入之罪，经上司驳回、依律改正的，免除对其进行纠参处分。如果固执坚持原来的拟定，另委他员复审审出问题，或者已经咨文题本结案后又复查出问题的，照例议处。如果承委官员逢迎迁就，后来被发觉的，也照例议处。九月，

谕旨：盗贼之中狡猾的人很多，平日藏匿同伙不肯据实供认，常常诬陷攀扯富裕人家以及向来有嫌隙的人，以图加害于人。而捕役索贿勒诈、各种弊端百出，纵使审出是诬陷攀扯的实情，准许予以释放，但被拘押候审的人已经不胜其扰累了。各省按察使是刑名事务的总汇之地，应当行文所属，凡是盗贼供出攀扯的同伙，必须先审讯查明有确实证据，才可以拘捕，随到随审。如果是诬陷攀扯的，立即予以释放，并将诬陷良民的盗贼先行从重惩治，以免再有诬陷攀扯的情况。七年九月，

谕旨：节烈的妇女在其乡里得到祭祀，是用来表彰善行、端正风化、树立风范声誉的。那些致使这些妇女死亡的犯法之人，没有可以

译宽恕。因此乾隆五年福建秋审萧充一案，该省巡抚拟定为情实，九卿却改为缓决，朕曾经下旨申饬告诫。这是因为烈妇之死，是由于该犯的调戏所致，如果轻易列入缓决，就不足以重视名教、端正民俗。如今正值九卿秋审之时，凡是在萧充案以前已定为缓决的案件，此次不必改为情实。凡是在乾隆五年以后的，这类案件各省大多列入情实，九卿执法自然不能轻易拟定缓决。但强奸未遂、本妇因被调戏而羞愤自尽的，其中情形各不相同，朕在办理勾到之时，自会加以权衡，如果有一线可以宽宥之处，仍应免予勾决。一旦经过一次勾到之后，第二年即可改为缓决。如果是在停止勾决之年被列入情实的，第二年不得立即改为缓决。十一月

译谕：今年朝审、秋审的情实案件，因为两年停刑，所以勾决的人数比往年多。这些都是九卿共同商议核定的定案。朕在刑部呈进招册之后，逐一详细审阅。到勾决的时候，又与大学士、刑部堂官等再三推究核实。凡是有一线生机的，姑且从缓。一定是求其生路而不可得，然后才依法处置。在朕的心中，只期望做到最恰当、最公平，并非有意从严处理。只怕外省督抚见今年勾决的人稍多，便妄自揣测朕的用意在于从严，办理刑狱时相率趋于苛刻苟核，那就大大违背了朕的本意。倘若见了这道谕旨，又认为朕的用意在于从宽，相率流于姑息，那就更不是明察公允之道了。特发此谕以为防范，晓谕各省督抚知悉。乾隆八年七月，制定了热审人犯临期喊冤，即改正另行具题、令法司再行确切勘察的条例。乾隆十二年八月。

谕：“贪婪侵吞盗窃的官员，对上侵夺国库，对下搜刮民脂民膏，实在是法律难以宽恕的。所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重罪，使众人都知道儆惕警戒。因为律例中载有‘分年减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拟监追’的话。到了秋审时，一概归入缓决，外省的督抚，朝中的法司，习以为常，起初都不计较两次限期已满。既然归入秋审，自当依照本罪拟定。犯人自己也倚仗断然不会被拟入情实，因而心中毫无顾忌。殊不知立限减等，本来就属于法外施恩；至于限满仍不缴清，那就是明知不会被处死，反而更想保全自己的身家。这类蔑视法律、寡廉鲜耻之徒，就应当照原拟明正典刑。此后凡是这类两限已满、照原拟监追的犯人，九卿在秋审时，核查其情罪应当归入情实的，就归入情实案内，以彰显国法。朕在勾决之日，再酌情裁决。”乾隆十四年十月，改定了秋审三次复奏的名录，又规定审理职官罪案要另册进呈的条例。乾隆十六年十月，九卿会同核查湖广秋审本内，斩犯滕有伯，原本拟为情实，因他救母心切，改入缓决，奉。

谕：滕有伯用棍棒殴打致死大功服兄，从前三法司依律拟斩立决，经朕降旨改为监候，这是因为该犯救母心切的情节，已经蒙受格外的宽典了。若在秋审时又拟为缓决，那就只是虚设重罪之名，久而久之还会归入轻减之列，这实在是轻视伦常纲纪，岂是明刑弼教的本意？此例一开，将使挟嫌报复者反而借父母作为寻衅的由头，得以肆行毒手，愚民更加无所畏惧。此后凡由立决改拟监候的人犯，一概归入情实。勾决之时，即便按情理免予勾决，下次也应仍归入情实；或者情节确实较轻、免勾数次之后，遇上特恩宽减，才可以从宽。乾隆十七年二月，广东巡抚苏昌审理具题曲江县民陈茂昌打伤小功服叔陈丙林致死，拟斩立决，声明该犯是救母心切以致伤及服叔，刑部依例夹签请示，奉。

谕：陈茂昌应即处斩。此案陈丙林与陈氏互相殴打，已经受了多处伤，该犯情势并非危急，却假托救母之名，就将服叔打死。此前已经降旨，认为父亲殴打叔叔而儿子帮助父亲打死叔叔，不能称作救父；这正是母亲殴打叔叔而儿子帮助母亲打死叔叔，同样不能称作救母。苏昌轻率地为其陈述开脱，着交部审察议处。又刑部查明奏报，命案盗案等因赃证不明、监候待质的案件共五十七件，奉

谕：此后内外问刑衙门各自应当迅速办理，应缉拿的立即缉拿，应定拟的立即定拟，不要让案件日积月累。若本来不是难以了结的案件，承审各官不能审出实情，只是以监候待质作为拖延时日的办法，并且希望借此获免处分、得到录用叙

译功，该管堂官督抚查出后，即应严加处分。九月

谕：各省由立决改为监候的人犯，都是关乎服制伦常的，改拟监候已经是按情理酌加减等，如果秋审时又归入缓决，那就是减了又减，实在不是慎重伦常、明刑弼教的本意。因此上年已降旨，令一概归入情实。但这其中情节多种多样，只是分散在各省的招册中，有的被勾决，有的未被勾决，或许不清楚朕权衡轻重的用意，反而滋生疑议。着该部将这类案犯汇编为一册，提前进呈以候勾决，其中有应当宽宥的，也可以立即予以减等发落。乾隆十八年五月

敕令法司审理案件，遇到迹象似是而非的，不妨各自陈述意见，等候朕酌情裁定。九月

命大学士会同刑部复核历次秋审情实未勾决的案情。十月

谕：向来外省办理刑事案件，往往存有姑息的心理，即便涉及伦常，也多加迁就。动辄说是死者先起衅端，或说凶徒是无心失手，或说是双方互相争斗、用力过猛，这是妇人之仁。追究到最后转呈刑部，仍旧要归到按律定拟。就如山西省陆三杰，因为分得的田宅已经卖尽无余，趁父亲病重垂危，仍要索取分田地。他的叔叔陆应唐愤而责骂，用小刀刺伤陆三杰的额头。陆三杰夺过刀反刺，致使亲叔陆应唐死亡。悖逆伦常，灭绝天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可是该巡抚本内所叙述的案情，却说陆三杰用刀恐吓陆应唐，陆应唐抢刀势猛，以致被刺死等语，这样陆应唐反倒成了该死之人了。承办此案的府县臬司以及该巡抚，难道不知道陆三杰罪不可赦，却因习惯成自然，以书吏取供的老套路当作理所当然，不知道改正？那么真正有可怜情节的案件，将会与之混淆不清。着严加申饬，此后如仍有类似情况的，从重议处。

【臣】等谨按：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何况是人伦中最重大的事呢？如果借口救母情急之说，就能获得末减，确实如圣谕所说，此例一开，将使挟嫌报复者反而借父母作为寻衅的由头，得以肆行毒手，愚民更加无所畏惧了。我皇上维护风化，凡是涉及伦常的案件，如果借口巧饰，如十七年陈丙林一案，就立即正法；也有涉及情急救母的，如十六年滕有伯一案，就改为缓决而归入秋审情实。又因为这其中情节多种多样，散见于各省招册中，有的予以勾决，有的停止勾决，恐怕不清楚权衡轻重的用意，反而滋生疑惑。特谕令部臣在秋审时，将各省类似的案件，汇编成一册，提前进呈以候勾决，其中有可以宽宥的，就减等发落。到这时，又敕谕中外，严禁迁就回护、处分不当、书吏取供的老套路，对于端正人心风俗的根源、辅助教化明察刑罚的用意，实在是详尽周备了。

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制定重罪案犯未经部里核覆、一律归入秋审的条例。又两广总督班第上奏拟定，私自刻雕假印的犯人，照光棍为首例拟斩立决。奉

谕：私自刻雕假印，固然是蔑视法律，但所犯的罪行只限于诈骗财物，按律拟斩监候，已经足以抵罪，却照光棍为首例拟斩立决，是存心观望取巧，大大失去了轻重适宜的分寸，着严加申饬。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谕：律例规定斗殴杀人一律应当拟绞，但案情轻重却大不相同。如果是双方互相斗殴致死的，正与斗殴律例的本意相符；若是那人并未反殴，而是逞凶肆意殴打以致殒命，那就与故杀相差不远了。就如刑部审理拟定李四殴伤张氏致死一案，因张氏索要欠债而詈骂，该犯拳打将其打倒在地，又连续踢打重伤致死。张氏索债不成而骂人是人之常情，并未与其对殴，而李四竟然不肯偿还所欠债务，凶狠殴打致人死命，这就是所谓一时起衅、并非蓄意谋害吗？此后如遇有这类情节较重的案件，秋审时都应当归入情实；或者有类似而情节较轻的，可以酌情从宽，也只能归入缓决，绝不应当列入可矜可疑之例，这样凶徒才知道儆戒，正是以正典刑来遏止犯罪的用意。九月

谕：此后官员犯罪，无论情实、缓决，一概粘签声明。

译十二月，部议官犯李春明因买地〇亲，发掘他人祖坟，应拟绞监候，补入本年秋审情实，奉。

谕：情实官犯令补入本年秋审，这专指贪婪残酷、败坏检点、侵吞亏空、狼藉不堪，以及有心狡诈、未尽臣职的人而言。若是这类寻常的私罪，并非法所难容、不能宽待的，不能与李春明相比，应监候等待明年秋审。此后有类似情况的，该部照此办理，定为条例。乾隆二十五年五月，部议核覆江苏巡抚陈宏谋审拟故意杀害小功服母姨的蒋汝才拟斩监候，认为不足以抵罪，并未将该抚原拟驳回另行审理，就径直改拟斩立决完结，奉。

谕：朕记得此前因法司改轻改重的条例，曾经分别降旨，该部对于此案的处理，实在不合条例。前面的旨意说：督抚等所拟罪名过轻，而部议应当从重的，自然应当驳令再审。如今该部认为该犯既然偷了死者的衣服，又害了他的性命，与窃贼临时杀死事主的情形相同，应当拟斩立决，而该抚只拟斩监候，认为不足以抵罪，这正与由轻改重应当驳回再审的旨意完全相符。至于后面所说：如果原拟罪名过重，而部议从轻的，若情节明显，该部所见已经确凿，就可以改拟核覆，不必驳回再审，这是专指由重改轻而言。假使其中有情节尚未明了的，本来就应当驳回另行审理，况且这也不是谋逆大案，不属于不能等待的案件，即便等到另行审理核覆，也不算迟。此案应当照例驳回再审。十月。

谕：秋审情实招册内有的案犯定案时已经超过该省热审的期限，而九卿秋审就将其提入本年册内请求勾决，这类案犯虽然情罪重大、于法不能宽缓，但朕详细阅看招册，见其中情罪等次尚有应当加以区别的地方。比如一人连杀二命，以及妖言惑众、传习符咒，还有官员侵吞挪用库款、勒索敛取民财这类，不是残忍至极，就是关系到民俗官方，自然不能不早日正法，以此昭示警戒。至于寻常的谋杀故杀等案件，定案期限恰好在秋审之后，这也是时机偶然如此，自然可以让他侥幸多活一年，何必急于处置呢？朕处理各项政务，从不预先存有成见，只是斟酌情理，期望做到适当合于中正之道罢了。十一月，酌情规定秋审缓决人犯经过两次解审之后，如果情罪没有可以更改的，只需叙明缘由详细报告并具题，不必再次提审。其中曾经拟为情实、未经勾决的犯人，以及先前拟为情实并缓决人犯中情有可矜可疑的，仍照例三次提解到省审理。乾隆二十六年九月，法司会审广西省命案犯陈布统案内的从犯陈父悔，部议改归情实。副都御史窦光鼐认为陈父悔殴伤邓亚弄，实际上并非有心致死，多次签商反驳，并且想要将故意杀人的陈布统改入缓决。刑部因为双方立意不同，经大学士遵旨详加核实、秉公定拟具奏，得旨。

旨：陈布统虽因偷窃引起争端，但一听黄父也说要放火烧村的话，便有意连续行刺致死，实属故意杀人，其应当归入情实，还有什么疑问？至于陈父悔加以殴打邓亚弄致其骨折，那伤虽重，但并非有心致死，即便改归情实，朕也不会立即予以勾决。刑部所议原本未免过于严苛，可是窦光鼐因为想要争一个缓决，就辗转自生枝节，对于秋审这样重大的典章制度，不肯平心商榷，只是耍笔杆逞口舌互相攻讦，任意谩骂，这不仅有违政体，而且这种分门立派、树立门户的风气，尤其不能不防微杜渐。着交部严加查察议奏，刑部堂官也应一并查察议处。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

敕令问刑衙门处理案件时要详细审察案情，不要逞一己

译之见，随意增改旧有的章程。十月，谕：今日勾决河南省情实招册内，有智洪义因父亲智顺被赵二殴打致死、赵二已拟绞监候一案，智洪义借口报仇，就杀死了赵二的儿子赵仓，依律拟斩监候。九卿及内阁大臣以赵二已经减为流刑，将智洪义可否改入缓决之处，用夹签声明。用意虽然近似有理，但对于事理还没有剖析清楚。至于儒生们拘泥于《春秋》复仇之说，如唐代陈子昂，甚至想把一时的旌表和诛杀并行，本来就荒诞不经。即便韩愈、柳宗元号称善于驳议，大体上也不超出以其父是否死于国法这一点来断案。殊不知其父如果已经死于国法，那本来就没有可以再报的仇；即便不是死于国法，也必定是相互斗殴而致死的，那种情形固然值得怜悯，但被杀者的死也是无可宽恕的，同样没有可以再报的仇。可是他的儿子仍然把刀刃刺向仇人的胸膛，这难道是《春秋》之法所应当赞许的吗？这种情形在唐代刑罚政令松懈的时候，那种说法尚且不能没有〇。何况我朝一百多年来明定刑罚、敕正法度，审慎周详，岂能使生杀之权不由司法审理决定，而任由一介不逞之徒径自私下报复，这怎么可以呢？况且智洪义谋杀赵仓的时候，殴死他父亲的赵二尚且按律抵罪还关在监中，那时智洪义还不能有复仇之说。以谋杀核定拟为情实，本是以正典刑来遏止犯罪的用意，只是通盘核查前后的缘由。智顺既然被赵二殴死，而智洪义又要抵偿赵仓一命，那么就是智家两条人命，赵家只一条人命，就事理权衡而言，稍稍觉得情理上有所不平。朕因此悉心研究，将该犯停止勾决。然而如果径直改入缓决，那就无法杜绝私自报复的根源，而且与谋杀本律也大相背离。该犯本年虽然已经停止勾决，下次秋审仍应归入情实，等到将来年久，或遇到恩例减等的机会，再酌情办理。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湖北归州民李作椇家中遭盗，知州赵泰抓获了赃盗张洪顺。臬司沈作朋根据犯人狡辩的供词，将该犯释放，承办官员则以诬告良民罪结案。不久，州民赵启贤家又遭盗，知州秦鑅抓获了赃盗张洪贵以及前案释放的张洪顺。沈作朋升任藩司返回，想消弭前案又想消弭后案，督抚等人相互勾结包庇，隐匿不报，事情

被上闻，特派大臣前往详细勘查，昭雪冤情，将前后两案承办各官一并逮捕押解来京治罪，奉

谕：沈作朋实属罪魁祸首，立即处死。爱必逹办案有失防范，并非有意欺骗；周琬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本来均应处死，但因案中尚未冤枉致人性命，所以从宽改为监候。乾隆二十九年四月。

谕：此前已降旨，各省遇有子孙悖逆伦常的重案，命令各该督抚在审拟定案后，一面奏报，一面正法，原因是该犯情罪重大，不使刑罚稍有延缓。但事关重大刑案，其中情伪多端，也不应轻率了结。就如广东遂溪县监生梁举朝殴死陈国英之母张氏一案，起初经该县知县管惟木错误判断，误信尸子陈国英的供词并详细报告；等到该总督苏昌委派官员复审，才查出是梁举朝自行殴死张氏，狡辩说是陈国英打死的，实情幸而没有酿成冤狱枉法的结果。假使不是悉心审讯，仓促将其处以极刑，即便事后另经查访出真相，而人已经遭受极刑，岂不是白白蒙受奇冤而无处申诉吗？此后如遇这类重案，不可不加倍详审慎重。该督抚等务必亲自提审人犯，再三确实审问，以形成确凿的定案，不得仅凭州县的供词详报，以致造成冤枉压抑。十月，申明规定民

译间词讼案件，州县审断后又赴上司衙门再行控告的，不得仍令原审官员办理的条例。乾隆三十年四月，广宁县令奎福素来患痰疾，到府城赴任时，知府富察善听闻他亏欠甚多，不让他管理仓库。奎福回衙署后旧病发作，自杀身亡，奉天府府尹耀海担心富察善没有逼迫的责任，请求与富察善一同验尸报告。锦县知县哲成额解任后审理得知，

批文准许照办，过了半个月而奎福的伤痕已经平复，又重新自杀身亡。耀海接着查明知府是否有意逼迫，请求交部严加审讯。

皇上认为奎福已经在官府中看管，伤痕已经平复，又自寻短见，这并非

因为富察善逼迫致死的情况已经明白，因而

下令富察善、哲成额仍旧照旧任职，其失察及看守不严的罪责，交部议处。十月，改定云南景东、蒙化两府同知以及浙江玉环同知承办命案盗案等，照各省直隶州解送上级道员复核的条例。乾隆三十一年四月，苏州府同知段成功在山西阳曲县任内亏空库款巨万，巡抚和其〇收受贿赂后予以卓异保荐，并且在他升迁时嘱咐属员代为弥补亏空。到这时，段成功因为纵容家人书役借查办水利之机贪赃扰民，被巡抚庄有恭弹劾时，庄有恭正蒙

皇恩擢升尚书协办大学士，即将离任，新任巡抚明徳是和其〇的兄弟。庄有恭顾及明徳的情面，对亲族之事含糊其辞，据实上题。

皇上阅览奏疏，其中有"该县抱病受蒙骗"的字样，察知实情，罢免了庄有恭的官职，

派遣侍郎会同总督髙晋详细审查得实：段成功拟斩立决，和其〇秋后处决，庄有恭拟斩监候，其余人等降职革职以示惩戒。六月，山西百姓雷正宇与雷士俊酒后争吵，拾起碎瓷盘投掷击打，误中雷宗干致其殒命。雷正宇与他父亲雷令仁商议捏造说是雷士俊用刀刺死的，仵作也用刀伤的说法混报了。经平遥知县李玳馨根据伤口参差不齐查出实情，删去了捏造的供词，如实申报定案。巡抚彰寳认为该犯审解时屡次狡辩，是因为李玳馨删改供词所致，请求将其革职。

谕曰：地方官办理案卷，对于紧要情节，自然不容许妄加增删，以致滋生疑窦。但这类凶犯狡辩抵赖的供词，在定案时删去以省去繁琐混乱，自然与妄改原始供词大不相同，怎么可以过于苛求，不分是非曲直呢？着从宽处理。九月。

谕：此前勾决秋审情实官犯名单内，湖南省饶佺，因他回护属员的情况已经过去，已经予以勾决。后来因为阅看浙江省招册内诸暨县书吏侵吞粮款一案，知县黄汝亮当即正法，知府髙象震因回护属员，侍郎四逹等审拟发往军台效力。因而想到两案情事相类，却同罪异罚，不足以昭示公平，特命速谕该抚，将饶佺暂停处决，一面令刑部详查髙象震的供词，与饶佺的案情逐一核对比较，再行降旨。如今据奏报，髙象震因生员陈驹控告书吏侵吞粮款，经巡抚批交亲自审理，却并未详细追根究底，随即转呈详文；又因钱名标等人都未到案，心存成见，一时回护先前的详文，就将原告陈驹申详请求革除功名。至于饶佺，则明知印册较之册籍浮多，恐怕连累自己因失察而受处分，想要回护属员，便授意知县改换印册，以符合征收的数额，以致重犯漏网，实属枉法欺蒙。这样看来，髙象震和饶佺虽然都是回护属员，但情罪迥然不同。髙象震审理时受人蒙蔽，未能审出实情，后来又固执己见，仍照先前的详文草率结案，是昏愦无能，尚属无心之过，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足以

译抵罪。若是饶佺，则是有意授意改换印册，是因袒护属员而故意曲从纵容，是有心欺蒙，于法实在不可宽恕。着该抚仍将饶佺立即处决。秋审是彰明刑罚的重大典章，朕披阅招册，必定再三详细审慎，以求符合最公正中和之法，从不预先存有成见，一切轻重全都取决于其人自身的作为。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奉

上谕：阿思哈奏请各省秋审，仿照京师按册复核审理的办法，停止提解人犯到省的一折，所见很有道理。但其中还有考虑得不够周全的地方。大凡这类罪犯，案情早已经督抚、臬司确实核定，到秋审的时候，不过是照例沿用旧案，就招册分别归入情实、缓决、可矜三类，而在省城过堂审理，从没有听说有申诉冤屈得以平反的事，只是白白让人犯辗转提解，自然应当酌情议定停止，以省去这一形式。但各属的成案相当繁多，研究务必要详细审慎。若一概免去提解，而执法的官司只知道抱着案卷照本宣科，对于详细稽核、审慎听审的用意，还是有所欠缺。朕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巡按各地、审录囚犯，原本就有旧有的典章制度，督抚统辖全省，臬司也是刑名总汇的机关，势必难以亲自到每个州县逐一审问。至于本管道员和知府，职责既然专一，所分辖的地方也不算太遥远。如果让他们在每年审录之前，巡视所属各州县，逐案审勘，如果情罪确实相符、毫无疑议的，自然可以汇编成册申报上司。偶尔遇有定案后仍不心服、临时呼冤的犯人，也不过是十之一二，仍应据实另行编造招册，将本案的犯人证人一并解送司院复核审讯。这样做，既减除了陋习，又兼含慎重详审刑案的用意，立法应当算是尽善尽美了。至于道员、知府录报的各种案册，无论罪名与原案有没有异同，都应让他们加具意见备案，以杜绝徇私袒护属员以及有心翻案驳斥的种种弊端，对责任归属尤其要有专门的规定。至于应当如何酌情制定条例，着该部详细议定。不久部议：此后道员巡视，都以冬季为期，对所属地区已经定案、应当归入秋审的人犯，即率同府州县逐一研讯，详加复核勘察。其中定案是在该道巡视之后应当续行归入的，每年也没有多少，仍令该道员在秋审之前率同知府就案按期审勘。各犯的情节，如果审理结果与定案时并无差异，就加具意见申送督抚、臬司查核。若有情罪不符、临时呼冤的犯人，审讯后并非捏词翻供的，就另行编造招册，将本案的犯人证人派委妥当差役解送司院等候复审。该道、府也要出具印结备案。如果确有冤枉却袒护属员不为辨明，以及案情本无疑问却有心翻案的，一经该督抚查出即严加议处；如果该督抚未加察觉，被另行发觉的，一并议处。至于本管道员如另有紧要事务办理，不能分身亲自前往的，令该督抚酌情调拨盐粮道等其他道员或别的属地事务较简的道员前往代为审录，出具切实印结，申报。至于各省的直隶州知州以及没有知府统辖的官员，也照知府的办法办理，只是直隶本州的案件，应当专门听从本管道员复核勘察。六月，贵州按察使髙积奏称：黔省距京城遥远，审理具题事件大约需要半年才能接到部里的咨文。道员巡视所属地区，是在每年冬季，距离秋审的期限相当遥远。计算巡视之后，陆续接到部里咨文的还有很多，逐一核办知晓后再补行前往勘察，那么道所辖的州县多少远近不一，前一案件刚办完，后一案件又接踵而至，不但往返繁多，而且恐怕临期草率。臣想，案

译件经巡抚核定具题后，什么时候能获准接到部咨，本可以按照期限大略推算，预先让道、府复核勘察。请此后凡是经巡抚审理具题、估计到次年四月初旬以前可以接到部咨的案件，由臬司查明，在每年十月内开列名单，转发该道、府，在各季巡视之时逐一加以研讯，编造名册申报督抚、臬司。仍由臬司核明，如果预先审讯的各案中间有未接到部咨以及被部里驳回重审的，都照例扣除，知会道、府，归入下一年秋审。部里同意其所请，并且对于其他偏远省份如有情形相似的，也准许一体照此办理。至于距京城较近的省份，文书往来迅速，就当年正、二月核准具题的案件，尚可在年内接到部里复文，归入秋审，势必不能都在年前十月巡视时预先扣除计算，应当仍照原奏遵行办理。又该按察使称：黔省所属唯独遵义府没有直辖地方，其余贵阳等十二府都有属府分管的地方，一切案件都是知府自行承审，与直隶州没有区别。若仍令他们随同道员复核勘察，难免有回护属员之嫌。请将贵阳等十二府直辖地方应归入秋审的各案，比照直隶知州的办法，专门听从道员按期审理研讯，不必再让知府参与审理。部里也同意其所请。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广西百姓卢将聘娶黄宁嫜为妻，尚未成婚，卢将捉奸，将奸夫殴打致死。广西巡抚认为黄宁嫜虽然是卢将聘定的妻子，但终究没有过门，婚配律例中并没有未婚夫婿允许捉奸的条文。卢将因为捕捉未婚妻的奸夫致其死亡，不便照本夫捉奸致死奸夫律定罪，将卢将照罪人不拒捕而擅自杀害律拟绞监候。刑部认为已经聘定即有夫妻的名分，奸情允许以捉获为凭证。如果本夫听闻聘定的妻子与人通奸，若不是当场捉获，那么此事就无凭无据，控告既然难以查清真相，当官休弃妻子，又无法使妻族信服。因此未婚的丈夫听闻奸情前去捉拿，本来就是形势所不得已，也是情理所应当。然而假使奸夫已经逃脱，或者已经被擒获，却又逞凶将其殴打致死，那自然难以宽恕其擅自杀人之罪。而事情如果是当场殴打、由追逐所致的，这类情形，即便是允许捉奸的其他亲属，尚且可以援引捉奸各条款问拟；而已经聘定的丈夫竟然与普通人同样论处，实在有失公允。条例中并没有已经聘定尚未过门成亲的妻子，本夫捉奸将奸夫杀死应如何处理的明文规定，导致外省问拟容易参差不一。请此后凡是有聘定未婚妻与人通奸，本夫得知后前去捉拿将奸夫杀死的，审明奸情属实，除了已经离开奸所、并非当场杀死不拒捕的奸夫仍照例拟绞外，其中当场杀死以及当场追逐至门外杀死的，照依本夫杀死已就拘执之奸夫，引用"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律拟徒刑的条例。至于虽然在奸所捉获但并非当场杀死的，就照本夫杀死已就拘执之奸夫，满徒条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奸夫逞凶拒捕，被本夫格杀，照应捕之人擒拿罪人相斗致死者律，可以不予追究。如今卢将应改照本夫杀死已就拘执之奸夫，引用"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律拟徒之例，杖一百，徒三年，奉

旨：依议。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奉

上谕：据巴彦弼等奏报，乌噜木齐佣工人杨奉隆与铁铺伙匠杨元戏耍，误将铁锉划伤李刚，过了一天李刚身死。将杨奉隆依因戏耍误杀旁人，照因斗殴而误杀旁人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折虽然是按照条例定拟，但朕想戏杀与斗杀所因起虽然不同，但至于误杀旁人，则情罪本来没有区别。如今斗殴误杀的条例既然拟绞监候，而因戏耍误杀

译的为什么却能单独减等拟流？从前制定的条例本来就不妥当。要知道戏杀虽然属于无心，但既然已经因为嬉戏而害了他人的性命，就不能不比照条例拟定抵罪，这正是为了看重民命、慎重狱情的用意。况且以寻常情理而论，甲和别人相戏本来与乙无关，可是既然导致误杀，那甲和乙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果多出一条误杀旁人可以减等的条例，这是对凶犯过于姑息，而死者却不能复生，按情理来衡量，怎么能算是公平呢？况且这类案犯秋审时断然不至于归入情实，等到几次缓决之后，本来就可以蒙恩减等，何妨照斗殴律问拟抵罪，暂时关押在牢狱之中，而何必立即开脱呢？着刑部另行改拟具奏，以昭示公平。所有此类应当定罪的案犯，即照新的条例办理。五月，奉

上谕：阿尔泰题奏茂州知州张龄度对于张元珑缢死一案验报不实一折，已降旨革职发交审理。此案张元珑自缢，是由杨焯等人捆绑拴系所致。张龄度检验时既没有查得实情，而且对长随衙役等人滋事的情况一概没有查出，以致被死者之弟控告。经知府刘建吉、知州黄叔显复审，才将拘禁、锁系、移尸等各种情节逐一审问出来，据实详细报告，实在值得嘉奖。各省委派官员查办审理案件，那种因挟嫌报复、遇事苛刻求全的人还比较少，而对于原审官员本来交好、曲意袒护、颠倒是非的人则相当不少。即便平日毫无关联，却拘泥于官官相护的成见，摇摆不定、企图调停了事的，就更是比比皆是，是吏治和民生最大的祸害。刘建吉等人独能力破这种恶习，使案内的真实情况全部得以揭露，自然应当予以奖励表彰，用以宣扬风气、鼓励后来者。向来刑部司员对于外省具题结案的审理案件，如果能够驳正得当，就交部议叙。至于各省派委复审的官员，如果确实能够秉公持正、不徇私情，查得实情的，尚未定有奖励录用的条例，也应当酌情仿照其意，使人知道有所激励。至于应当如何酌情给予奖励，着该部详细制定条例具奏。所有刘建吉、黄叔显应即照新条例办理。不久部议：此后各省案件经督抚两司派员复审，除了细微小事以及原审官所定罪名相差不大的不必议处外，如果原审官员将案外无辜之人罗织成狱，或者本案的重犯竟被放走漏网，或者罪应处斩、绞而轻议为发配以下的罪名，或者原本罪行只应处以军流刑却径直拟定为重罪，出入相差悬殊，生死判定失当，经复审官员悉心研讯，查出实情，按律加以更正的，应令该督抚将是哪位官员如实驳正的情况随案一并声明，申报——

译议叙。本部比照刑部司员的成例，准予各记录一次。至于该管道、府及直隶州知州本来就负有审转之责的，就不必一概请予议叙。倘若该委员等因为有议叙这一条规定而借机附会粉饰，以致故意苛刻挑剔，仍要责令该督抚查明后据实题报。又或者案件重大、委派多名官员会审的，也应仿照刑部的做法，只将主驳（主持驳正）的官员声请议叙记录,其余人员不必滥行列入,以免开启侥幸邀求议叙的先例。此案潼川府知府刘建吉、绵州知州黄叔显覆审茂州命案,不徇私情面,将前审官员未曾审出的拘押、上锁、移尸等各项情节,逐一审讯查出,据实详细上报,应即依照此例,各准予记录一次,奉旨。

译防依据议定，闰五月奉上谕：据德福奏报审理拟定安仁县仓房书吏刘本忠等人盗用空白印文捏造款项、诬告揭发一案，将该犯刘本忠拟定绞刑，德福请求立即处以死刑。这一拟定未免过重。刘本忠因与同房书吏差役都被该县长随斥骂侮辱，向来有嫌隙，便利用印纸捏造款项、编造详文诬告本官，情节本属可恶。但这类胥吏作奸犯科，自应依律判处，本非亲身犯下叛逆罪恶以及强盗光棍等罪犯，不属于不容片刻延缓、必须立即处决示众的一类。即使是隐匿文书、告发别人罪状的人，也定拟绞监候，因为事理较重，列入本年秋审情实，已足以示以惩戒。若此案也判处立决，在情理与法律上都未能公允得当，且恐怕内外掌管刑名的衙门因此妄自揣摩上意，转相援引比附，很不符合辅助教化、执法适中的本意。此案着交刑部，等该巡抚的题本奏疏送到后再另行改拟具奏，并将此事通谕中外知晓。

六月奉上谕：刑部等衙门会同议覆西安巡抚文绶审理拟定焦喜财听从老赵氏教唆致王磨折儿死亡一案，将焦喜财拟定凌迟处死，老赵氏拟定杖刑徒刑，不准收赎。这一本奏疏，朕最初阅览时，认为焦喜财致王磨折儿死亡是听从老赵氏主使，事由祖母逼迫，形势由不得自己，其罪或许可以酌情从轻减等。等到核查案情，发现焦喜财是因为老赵氏将使女张女子许配给他为妻，便哄骗诱使王磨折儿掉入井中，又用石块将其砸死，可见其幼主王磨折儿之死，实在是因该犯贪图娶妻所致。依律按雇工人谋杀家长论处，凌迟处死，实在是情实罪当，于法无可宽宥。至于老赵氏被拟判杖刑徒刑，法司议定不准收赎，虽然已比该巡抚原来的拟定加重，但按其本情定罪，终究不足以抵偿其罪过。大凡定例中祖父母故意杀害子孙，原本是因为子孙先有违犯尊长的情事，或子孙不肖，或一时激怒，所以照律科断。如今王磨折儿年幼，并无过犯，而老赵氏偏爱自己的女儿，图谋分占财产，将寡媳小赵氏捆绑殴打囚于空屋，想要断绝口粮将其饿死，因王磨折儿咬断绳索潜逃脱身，情状十分可怜。老赵氏转而担心他记恨报复，便起意将其致死，不惜断绝自己丈夫和儿子的血脉，永绝宗嗣，这种狠心残忍的程度，岂能再用寻常尊长的律条判定？像这种关系到伦常风化的事情，如果不加以惩处警戒，那么彰明刑罚以辅助教化的用意又体现在哪里？焦喜财着即依议凌迟处死，老赵氏着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其余依议办理，并将此案情节及改定罪名之处，通谕中外知晓。

三十六年八月奉上谕：永德奏报，监生段兴邦逼迫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投塘服毒身死，按例拟定发配边卫充军，请求将田亩分出一半判给周德先的孙子，这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了。段兴邦因为田土上的小事，便捏造言辞控告佃户，又用言语恐吓，致使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后自尽，实在是豪强凶恶，仅拟定军罪，怎能抵偿其罪过？据说现已咨送刑部核办结案，刑部是如何核议的？是准许还是驳回，是否已经咨复完结？而以往遇到威逼致一家三命的案子，部里是如何定拟的？有没有分别另行办理？如果都以军罪判处，于情理岂能算公平？着传谕大学士刘统勋等，立即查明后覆奏。至于永德明知段兴邦情罪较重，仍照常拟定充军、咨部完结，反而将断给田产这种细枝末节之事专折陈奏，貌似严惩，实则存心从轻宽纵，未免近于取巧，

译这难道是封疆大臣切实办事的态度？永德着传旨申饬。

十二月奉上谕：刑部等衙门会同议覆河南巡抚何煟审理拟定林朱氏与林朝富通奸、商议毒死自己儿媳黄氏一案，将林朝富照该巡抚所拟定为斩监候，属于按律定拟。至于林朱氏被拟定发往伊犁等处赏给厄鲁特兵丁为奴之处，虽然比该巡抚原来拟定发往驻防兵丁为奴稍重一些，但核查其情节实在不足以抵偿其罪过。凡是故意杀害子孙的，定例本是因为子孙先有违犯行为，或因其不肖而一时忿激所致，所以照例科断。若其中另有因事起意致死、情节较重的情况，就不能再援用寻常尊卑长幼的律条定罪。以前因此改拟发遣为奴，成案俱在。像林朱氏这样因与林朝富通奸，被儿媳黄氏撞见，起初想玷污她以堵住她的口，黄氏不从，又担心她碍眼，便商议用毒药害死她，其廉耻丧尽、居心狠毒，婆媳之情到此已经断绝，不仅没有长幼名分可言，又怎能仅仅照发遣了案，让她厚颜活命，使伦常风化的大防不知惩戒，而坚贞的烈妇却无人抵命，含冤于地下，那么彰明刑罚辅助教化的意义又何在？此后凡是遇到尊长故意杀害卑幼的案件中，有像这样败坏伦理伤风化、恩义已绝的罪犯，即使不至于立即处决，也应照平常人谋杀的律条判定监候，秋审时列入情实，以警戒不良之徒并彰明法纪。着将此事通谕中外知晓。所有林朱氏一案，即着三法司照此改拟具题完结。

三十七年九月奉上谕：「刑部奏报河南罗山县百姓潘九思与王李氏通奸，主使王李氏勒死自己儿子王孟隆一案，该巡抚何煟将王李氏照平人谋杀加功律拟定绞监候，在情理上不妥，请求改发伊犁为奴一折，部里驳回得很对。去年河南省林朱氏因奸情图谋玷污自己儿媳黄氏，不成后用毒药毒死她一案，其处心积虑之毒辣异乎寻常，婆媳之恩已经断绝，所以降旨照平人谋杀的律条定拟，以此警戒淫乱凶恶伤风败俗之人。至于此案王李氏听从奸夫谋杀自己的儿子，她的淫贱残忍固然不能算人类，但母子是天性之亲，与婆媳这种以人力结成的关系本有差别。如果因为儿子死亡的缘故，就要她的母亲自缢抵命，在情理上终究不顺。何煟援引林朱氏因奸杀媳的成案来判处，未免拘泥失当。刑部议定照鲍杨氏谋杀自己儿子一案拟定发往伊犁赏给兵丁为奴，自然是妥当的。着照部议完结，并通谕中外知晓。」

十月奉上谕：本日三法司核覆熊学鹏审理拟定管理织造事务的寅保家人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该巡抚原来拟定高尚德逞凶踢死平民，拟绞立即处决。经法司核查，高尚德是因徐二漏税发生争执而被踢身死，与无故殴死平民不同，应仍照斗杀律判定绞监候。所驳回的意见很对，已经依议执行了。高尚德踢死人命，自然有应得的罪名，但徐二本是漏税之人，因不服而争执被脚踢致死，与倚仗权势逞凶殴死平民有所不同。按斗杀本律判定已足以抵罪，熊学鹏并不细核案情，拟定立决，实在过重。立决不待时的罪犯，本是因为罪恶重大，法律难以宽容延迟，如强盗罪无可原谅以及谋反大逆和邪教妖言之类，自然不容片刻延缓明正典刑。至于像近日钱度一案，因大员败坏操守贪污赃款数逾万两，远远超出情理之外，若不依法严惩不足以示惩戒。高尚德所犯的罪与这几类绝不相同，何至于遽然拟定立决？看来该巡抚是因为先前奏报未能将寅保是否知情故意纵容，或者是

译失于觉察这方面的处分分别叙明，曾经降旨令他悉心研审，因而体察揣度出了错误。难道不知道封疆大吏对于刑名案件，竟不衡量事理的轻重，率意用私意揣测，以致援引断案失误，这样可以吗？熊学鹏着交部议处。朕对于一切审判案卷都虚心公正地审理拟定，应当宽或应当严，本不预先存有成见。其中如果原拟过轻，便由朕敕令部里另行商议；如果原拟过重，又驳回令其改议的，都是就案犯的真实情况反复推究，务求件件公允妥当，都随各人自己的行为而定。这正如明镜高悬、天平持衡，事物来时顺其自然应对，本来就没有预先存有的倾向，那么各督抚又从何去揣摩上意呢？况且一旦涉及揣摩，那么事理已经不能公平，又怎能称得上辅助教化、执法适中的用意呢？各该督抚等只应就案情的本来实情，尽量摒除私心迁就的想法，使各类案件都能归于明察审慎，以不辜负朝廷的委任。将此事通谕知晓。

三十八年十二月奉。上谕：昨天据刑部题覆巴延三审理拟定李治国用刀扎伤石通致死一案，因该犯救母心切，照例两次请求减等，并声明他是独子，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按例可以留养。核查其情节，李治国是因为自己的母亲高氏被同母异父的兄弟石通拉扯，擦伤了手腕脊背，李治国担心母亲年老受伤严重，用刀恐吓扎人，以致石通丧命，实在是救母情急，已经照议减等发落了。例文中记载救亲情切一条，原本是因为父母被人殴打，情势危急，儿子听到呼救声前去搭救，实在有迫不得已的情状，因而致人受伤，其情有可原谅之处，所以以往按例在疏文中声明可两次请求宽宥。如果是父母与人寻衅斗殴，儿子随后赶到跟着帮忙殴打致人死命，那是父子逞凶共同殴打，并非情急救护，怎能不严查实情，照律定罪抵命？如果再巧妙援引条例开脱，竟使助恶的凶犯侥幸逃脱法网，又怎能彰明法律的严正呢？又独子养亲这一条，定例必须先查明死者并非独子，而凶犯确实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才准许申请，还必须核查其情节本来较轻，又毫无其他缘故，才可以照例援引申请。至于其中案情稍重、虽经申请但不准留养的，先前朕因为这类案件尚非蓄意谋杀的重情，即使常赦也不能宽宥，曾降旨等他被拘系经年之后，磨去其桀骜之气，酌情从轻减等，也不必在定案时就将命案正犯遽然开释，这是在明察审慎用刑之中，更寓有法外施仁的用意。只怕愚昧的百姓无知，仗着有留养的条例，凡是独子，动辄轻率争强斗狠，容易触犯法网，如果每案都按留养办理，不但无益，反而是害了他们。与其急于纵放而使百姓轻易犯法，何如稍加慎重反而能保全更多人呢？此后遇到这两类案情，务必确实核查罪由，审酌恰当，妥善办理，不得存有姑息之心，以符合明察公允、执法适中的用意。将此事通谕知晓。

三十九年正月奉。上谕李侍尧查奏揭阳县贼匪爬城起衅缘由一案，据说该县先有陈阿高等人聚众结盟，经巡抚徳保核查审理，拟定绞监候，发回监禁。匪徒林阿裕等与陈阿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纠集匪党，暗中图谋劫狱放人，趁该署理知县交接卸任之机，约定日期起事，潜伏隐匿在城外。恰好遇到百姓洪阿四携带家眷探亲，看见后受惊而散，幼子落在后面，于是被杀死。匪众连夜爬城，听到地保呼喊，才逃走等情。林阿裕等人竟敢暗中图谋劫狱，

译情罪实在可恶，已经交李侍尧立即严加审讯，从重定拟了。此案都是由于陈阿高被拟罪过轻，匪徒见他长期关押在监狱中，于是便暗中图谋滋事，结果都身遭重刑。假使陈阿高犯案时就立即处决，林阿裕等人便无隙可乘，反而能杜绝他们的奸谋，也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所谓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用意正是如此。等到核查原案，才发现陈阿高被拟定绞监候，尚且是徳保比照条例加重的结果，可见这是旧定的条例，本就不够妥当。以插血歃血结盟来定罪，说不分人数多寡一概而论，实在颟顸失当，哪有人数从十人上下到多至四五十人，可以毫无区别地一概而论呢？就像陈阿高一案，结盟人数多达四十余人，又是该犯起意聚众，况且陈阿高年仅二十二岁，涉案人中年纪比他大的还有很多，而众人都推举他为首，这就属于匪党的首魁，更不是按年齿排序结拜的兄弟可比，自应另定条例以示惩戒。所有陈阿高的罪名，已经谕令李侍尧归入林阿裕等案内，从重定拟。至于此后遇到这类案件如何另行定拟之处，着刑部详细妥善议定后具奏。随后刑部议定，此后凡是异姓之人只要有插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照谋叛未行律，为首的拟定绞监候，为从的减一等。如果聚众达到二十人以上，为首的拟定绞立决，为从的发配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如果没有插血盟誓、焚表这类情事，只是按年齿排序结拜弟兄，聚众达到四十人以上，为首的拟定绞监候，为从的减一等。如果年少者居于首位，并非按年齿排序，那就属于匪党首魁，拟定绞立决，为从的发配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如果是按年齿排序结拜，人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不满二十人的，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的各减一等。奉

防依议，十一月奉

防失察逆匪王伦等邪教聚众谋反不轨地方的文武各员之中，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作为全省大吏，不能及时预先查察，以致逆匪不法滋事，其罪责固然无可推辞，但毕竟是统辖官员与直接管辖的道府有所区别，布政使国泰、按察使孙廷槐着加恩从宽革职留任。兖沂曹道松龄、兖州府知府福森、济东泰武道宋文锦、东昌府知府季世法、同知钟翔凤、前任东昌府知府胡徳琳，都是专责管辖的大员。王伦从三四月间就已经有谋逆的迹象，而这些人都毫无觉察，实在有负职守。除胡徳琳已经因另案革职外，松龄等着照部议革职，仍着该部带领引见。至于阳谷县知县张克绅是守土之官，不是典史这样的微末小官可比，贼人攻至竟不能保卫城池，居然像置身事外一样，应当与把总孙云龙等同罪，仅拟定发配边远充军，这是前明部臣袒护文官的旧习，断不可再沿用。张克绅着改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律拟定斩监候，以示公平，仍着该部明白回奏。其余依议办理。朕办理功罪赏罚，一律秉持大公无私，从不肯有丝毫偏袒。像游击赵福杀贼阵亡，知县沈齐义等人骂贼殉节，即予以表彰；而张克绅失守城池苟且偷生，也不能曲意宽贷，都要看各人的自身行为而定，其中没有丝毫成见。将此事通谕中外知晓。

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皇朝通典>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通典卷八十四

刑【五】

详谳

乾隆四十年四月奉

防王法司核覆僧人悟明用刀扎伤行济致死一本，因案发在保辜期限之外，照例减等杖流，所拟并不妥当。悟明先用刀扎伤行宽及行济，行济闻听呼喊赶去，悟明又持刀连续扎行济的顶心、肩背、脖颈、咽喉，左右多处受伤。行济随后因咽喉溃烂而死。他的死既然是由于致命重伤所致，且超过保辜期限仅四天，不便照常从轻减等处理。况且悟明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