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译谕令各省热审时，有不是确实犯死罪的，酌量予以减等，如同在京师法司的先例。九年二月，规定军刑流刑以下已经具题但尚未奉旨发落的，都准予减等，直到十年。又规定各省罪犯在热审之前已经具题送到刑部的案件，遇上热审仍然施行减等。热审期间具题的案件，即使超过热审期限才送到刑部的，也仍然减等发落。十一年，规定免死流犯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患病、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照旗人的例子折算枷号、留下奉养双亲。

十四年九月，恢复正月停止行刑的旧例。此前顺治十七年规定正月停止行刑，康熙元年此例被停止施行，到这时给事中彭之凤又提出这项请求，皇上依从了。十一月，敕令刑部迅速审结案犯，皇上因当时正值严冬，不忍心让罪犯长期被囚禁，所以有此命令。

十七年七月，停止秋审重新提审对质的旧例。以前的规定各省秋审必定重新提审犯人家属及涉案牵连之人对质，到这时停止此例。二十年五月规定：交、六月停刑的旧例，部议是判决立即处决的犯人，请求在交六月节令时停刑。若交六月节令在五月之内，就从交节日当天起停刑；若六月才交节令，就从六月初一日起算，到立秋若在六月之内，必须等到七月初一日才准许行刑。

二十一年四月，皇上前往拜谒陵寝，尚阳堡流放犯人王廷试之子王德麟拦路叩阍，声称他父亲因窝藏逃人而被充军流放，如今年老，恳请发回原籍，愿意以自身代替父亲流放。督捕衙门议定不予准许。皇上认为情理确实可怜，命令将其一并发回原籍，同时谕令此后不得援为惯例。

二十五年五月，谕旨：枉法收受贿赂、行贿及受贿的人员，免于判处重刑，照例追缴赃款；对尚未被发觉的，一律予以宽免。

三十六年五月，给事中郑昱条奏，请求为庆贺平定噶尔丹的大典颁布诏书条款，奉谕旨说："凡颁布赦诏，都是君主的事，不是臣子应当说的。自古以来不把颁赦当作善政，是因为它便利了恶人，而对善人无益。郑昱妄自就诏书条款陈奏，念他是言官，特此从宽宽宥，命大学士严加申饬。"

三十七年七月，部议山西宁乡山贼安守荣等聚集众人五百余名，抢劫村庄。安守荣等十四名应当立即斩首示众，其余犯人一百九十四名应照例立即处斩，未捕获的犯人二百十二名严加缉拿另行结案。皇上批示：安守荣等在该地巡抚兵马到达时，即率众迎接投降，都从宽免去死罪，发往奉天安置。贺之荣等一百九十四名，都从宽免去死罪。李雾等二百十二名，都免于缉拿。

三十九年九月，部议广东巡抚萧永某题奏：强盗杨三等，不分首犯从犯，全部处斩，应当准予施行。皇上说："此案同谋的有六十多人，全部诛杀则死伤人命太多，可以将为首的人立即正法，从犯的都从宽免去死罪，发往黑龙江。"

四十一年正月，谕旨：罪犯一旦被判缓决，就都希望能够保全生命，然而长期被困于枷锁之中，滞留岁月，无法自新，朕十分怜悯他们。如今正当春天始暖，应当广施怜悯宽释的仁政。现在刑部及各直省的监禁犯人，凡是经康熙四十年秋审奉旨判为缓决的，一律予以减等。

四十五年十二月，部议凡是蒙受恩赐祭葬的功臣子孙，难以承袭出身的人，不可使宗族祭祀断绝。如审判定为死罪，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命他的妻妾入狱，与之相聚，若生有子嗣，再行正法。

五十年五月，部议福建海盗郑尽心等都拟定立即正法。皇上认为被判正法的五十余名犯人，多数是迫于饥寒而抢夺财物，并未与官兵对

译抗，而且都熟悉水性，特别谕令从宽免去死罪，发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地充当水手当差。

五十三年六月，皇上驻跸避暑山庄，惦念在京师的囚犯，恐怕盛暑导致疫病，命令加以宽待抚恤，多置备冰水以解暑热郁闷。九门锁禁的犯人，也放宽他们的锁链。枷号示众的犯人暂时释放（谨按：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六月也都有此命令）。

十二月，御史周祚显上疏说："近来京畿附近之地，旗人百姓杂居，一切斗殴、赌博、田产等细小事务，不必都送到刑部处理，应由理事同知审理，详细报告巡抚结案，以免拖累。"皇上批示："依议施行。"

雍正四年五月，谕旨：一家兄弟二人，弟弟殴打哥哥致死，而父母还健在，那么因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可以请求留养；倘若父母已经去世，而弟弟杀了他的哥哥，就没有留养的先例，一命抵一命，必然导致祖宗祭祀断绝，这一点很应当留意。如果是因争夺财产以及另有别的缘由，又当另作别论。此后应当如何定例，命九卿确切商议。不久九卿议定：除因争夺财产、蓄意谋杀、故意杀人的按律正法之外，倘若是一时争执互殴而致死同胞兄长，而父母已经去世，又没有别的兄弟，也没有承继祭祀的人，应命地方官据实查明，在取具的结案文书中声明可否照例请求恩准其承继祭祀，将该犯免除死罪，减等处理。皇上依从了此议。

六年七月，谕旨：凡各省盗贼尚未被缉拿归案的，其中为首起意及伤人的犯人，如果自己陈情投首，朕酌情认为可以原谅的，酌量从宽减罪；如果是被人诱骗胁迫跟随行盗的犯人，自己出面投首，就将他应得的罪行予以宽宥，使他能够改正旧恶，永远做良民。如果此谕旨颁布之后，盗贼不肯自首，其中已经自首免罪而又重新为盗的，加重治罪。倘若官员因盗案未能结案，贿赂收买无赖冒充盗贼自首的，将行贿的官员和冒充顶替的人一并立即正法。又奉谕旨：各省监生每逢考职之时，托付在京的亲戚朋友代为应考，而本人安坐在原籍，冒领职衔，这种陋习相沿已久。现在准许他们自行出首认罪，代为应考的人酌情从宽免罪，托人代考的人只革去监生身份，不予治罪，隐瞒不肯自首的，一经发觉，立即正法。

七年三月，奉谕旨：凡是判定罪行后潜逃的犯人，本应判绞刑的改为立即处以绞刑，本应判斩刑的改为立即处以斩刑。必须是该犯本案情节罪行确实可恶，秋审时没有可以宽缓之处，而又加上有脱逃之罪的，才改为立即正法。如果所犯情罪尚有可原谅之处，或是因愚昧无知，或是因不知道新定的条例，一时起意害怕获罪而潜逃的，仍照本罪判为监候。

九年六月，因久旱不雨，命令司法机关将监禁及枷号的轻罪犯人暂时保释，判处绞刑监候已满三年的盗贼犯人，酌量释放减等，同时谕令将外省轻罪犯人已经送到刑部、经审判定为徒刑杖刑而准予折价赎罪的，一律予以宽免。十二月，规定流放犯人年龄超过六十岁的，准许进入养济院，给予口粮。

十年二月，谕旨：侵吞挪用钱粮的官吏，应当加重治罪。现在施加恩典，在法外分年带征。如果有不受年限限制、提前全部完纳的，准许他们官复原职；按期限完纳的，宽免其罪。胥吏中有提前或按期限完纳的，也加恩免罪。又因天旱，命令司法机关省察释放轻重犯人。

译六月，安徽巡抚程元章上奏：殴打致死陈小厮的石兆林应判处绞刑监候，声明石兆林是寡妇的独生子，陈小厮并非独子，应请求留养。经部议驳回。皇上认为石兆林的母亲年轻守寡，苦守贞节抚养孤儿，而且死者家属也呈请免除抵命，特别加恩准许留养，仍旧追缴埋葬费用，交给死者家属。

十一年五月，司法机关核定，听从母亲之命致死胞兄的黄二，照例声请，认为情有可原，奉谕旨：黄鲁山酗酒挥霍家产，顽劣不孝，又想盗卖他母亲余氏的赡养田地。曾经余氏具状呈禀在案，这是黄鲁山忤逆之罪，无可逃脱的。黄二迫于母命，将黄鲁山打死，情有可原，从宽免除治罪，不必发遣。协助下手的何友爵、涂介文，也从宽免除流刑杖刑。此案是朕依据情理办理，将来不肖之徒，或许知道有从宽的先例，就假造捏造情节，以图开脱罪责，也未可知。此次的宽免，此后不得援为惯例。

乾隆元年七月，规定军流犯人的妻子年老患病不能随行的，听任免除同行流放。又规定军流犯人身故后妻子儿女愿意回原籍的，按路程远近，每人每天给米一升。

二年七月，部议一切应判杖刑的犯人，遇上热审，在减等之中，仍照旧打八折发落。

三年九月，因奉天所属旗人百姓交涉的案件送到刑部审判定罪，道路往返，不免牵连拖累。谕令就近旗民官员会同承审定罪，只将罪犯解送刑部复审定案，其余一切牵连对质的人，在审明当天即行释放。

四年十一月，规定奉天监狱囚犯的棉衣、煤炭、药物、棺木等项，应从赃罚各项银两中支给，解审的犯人也一体供给口粮。

五年六月，谕旨：以往九卿办理秋审、朝审的犯人，分为情实、缓决、可矜三等。而只有缓决之中，情节轻重不一。其中确实所犯重大、实在无可原谅、因为长期缓决而未能处决的，即使最终死在牢狱中，本来也不值得怜恤。其中有一线可原谅、还在矜疑之列的，九卿承审时把他们附入缓决之内，年复一年，积压的旧案日益增多，以致这些人犯长期滞留在狱底，也很可怜。如今秋审在即，九卿在秋审、朝审的名册中要详加分别，凡是缓决的案件中，确实情有可原的，都归入可矜条内，以此昭示罪疑从轻、法外施仁的深意。

七年四月，谕旨：审判案件必须依据法律，然而其中情节各不相同，又应当斟酌核定，务求公平允当。朕对刑部所奏的重犯，其中稍有一线可原之处的，或降旨从宽末减，或交九卿议定，都是在法律之外推究情理，以示怜悯体恤。但朕每日处理万机政务，恐怕批阅时一时未能周全，只是照签批发，虽说依法不算冤枉，但推究情理就显得疏漏了。此后刑部进呈的本章及秋审各案，命大学士详细审阅，其中有应当加以复核的，即刻拟写双签，并将情节说明进呈，等候朕酌情裁定，这样才能周密慎重，更能符合朕怜悯庶狱的心意。

八年七月，规定寡妇孤子犯有戏杀、误杀等案件，如果他的母亲守节已超过二十年，该督抚查明被杀之人并非独子，取具证明后声明，具题由司法机关核定请求留养。至于斗殴杀人的，审明并无预谋故意等情节，该犯的母亲守节二十年，而且年龄超过五十岁的，也准许照例声明，司法机关加签附入本章，恭候钦定；至于军刑流刑徒刑，即照例分别减等发落。

十四年十月，广东斩犯曾士标因鸭子走入缌麻服叔曾防昌的田地，被曾防昌的次子曾朝芳打

译死。因与曾防昌争论，曾士标用木棍抵挡格斗致伤，曾防昌身死。曾士标依律判处斩监候。后来曾防昌之子曾朝宗在山上砍柴，遇到曾士标的儿子曾亚二，触起先前的仇恨，用刀连砍曾亚二致死。曾朝宗也依律判处斩监候，两案都列入情实，奉谕旨："朕详细审阅名册，曾士标涉及服制关系，法律上无可宽贷；而曾朝宗则是因为报复父仇，情理似乎可以原谅。然而凶犯已经判处抵命，国法既已彰明，那么私仇便可平息。即使遇到不共戴天的曾士标，也只应任凭他伏法受刑，不得擅自杀害。何况他的儿子并非动手行凶，又没有加功助恶，是无罪之人。杀害无罪之人，就只应治他故意杀人之罪，而不应原谅他复仇的心思。假使真有心复仇，也只应在曾士标尚未判罪之前，而不应在已经判决结案之后。如果因此就从宽处理，那么曾士标父子二人的性命抵偿曾防昌一条性命，在法律上就不公平，而且开启了仇杀的先例，绝非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之道。曾朝宗也不能宽贷，但曾朝宗是因为悲痛丧父，曾士标的儿子死得无辜，各有各的情节，命都改为绞刑处决。"又谕旨：以往办理秋审朝审案件，每逢官员犯罪，总是从事宽纵，只要一次混入缓决，即成为定案，绝不再改，称之为"老缓决"。至于办理矜减，如遇赦诏以及一线可原、五次缓决之类，又绝不能蒙受恩典，年复一年，不过是让他老死狱中罢了。果真如此，那么国法所施行的，只在于乡里小民以及盗贼之辈，而官员犯罪只是虚受罪名，侥幸保全性命，这难道是国家制定刑法的本意吗？但这类犯人，经历年岁已久，有的曾经遇上大赦，不便再改判为情实。命大学士会同该部，将所查的各案再详细斟酌，应当归为可矜的即归入可矜，应当归为缓决的仍归入缓决。近年以来所定的案件，有应当改为情实的，即改为情实。至于乾隆八年以前的，既然已经漏网，也不再加以明正典刑，命改发黑龙江，交该将军严加管束，充当苦差。

十五年正月，谕旨：国家定有独子留养的条例，凡属情节轻微的，都已经蒙恩豁免。但愚民无知，轻率斗狠，不知道留养是格外的仁政，反而有的转而依恃这一条为侥幸免罪的途径，以致触犯法纪。因而在案情稍重，或是理屈寻衅、用金刃重伤人的情况下，即使经督抚声请留养，仍按原罪定判，不准留养，这本是该犯罪有应得。但声请的案件不过是寻常斗殴之类，绝不至于列入情实，白白使他淹禁在牢狱之中，不能侍奉赡养父母，而年老孤苦无依的父母无所依靠，实在令人怜悯。朕想这类罪犯，并非有预谋、故意的重情，不是常赦所不能原谅的，既然已经判决羁押过一段时间，已足以磨去他桀骜不驯的心气，应当酌量从轻末减，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去年秋审，经九卿议定矜减的，只有两起，其余仍旧监候。命该部查明各犯的祖父母、父母现在健在，确实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都以可矜减等呈请裁决发落。此后独子犯罪未曾蒙受宽减的，该督抚在秋审、朝审册内声明，九卿复核时照此办理，以昭示怜恤无告之人的心意。

十七年七月，皇上因天气炎热，热审减等，展延到处暑为止。过了十天，雨水尚未充足降下，又谕令刑部仍然施行减等，等雨水充足后再照旧办理。

十九年正月，谕旨：以前各省斗殴情罪稍重的案件，经部议定不准留养，因为这类犯人秋审时

译本来不至于列入情实。乾隆十五年特颁谕旨，命各省督抚秋审时另立册籍办理。但十五年以前，这类亲老丁单的犯人，其中有原题奏时未曾声明的，就不能一体蒙恩，情理也很可怜。命各该督抚将从前未附声明、确有成案可凭的，准许一并列入册籍，酌量从轻末减，以示钦恤。

二十五年八月，酌定斩绞监候的妇女，已经解勘一次，情罪显然无法改判的，下次即停止解审。外省定为可矜具题、经九卿会核判定绞决的，次年秋审，核定其情节没有变化的，也即停止解审，以示怜恤。

三十年三月，福清县令程廷栻误抓云和县百姓刘年学当作天台县逃犯丁钦显，蒲城县令夏秉衡误抓山西百姓张机当作江西逆犯胡中藻之子胡得玉，经审明都是误抓，分别结案。督抚苏昌、明德等请求将该县令交部议处。皇上认为州县官员能够不分辖区界限缉拿邻省逃犯，依例应当擢升议叙；如果因为偶尔的错误就因此获罪，必然都会畏惧处分，一概对邻境案件置之不理，特别降旨宽免，又谕旨说："历来所办理的盘查缉获的案件，都不曾一经拘捕就立即处以重刑。这正在于各督抚遇到这类案件时，详细追究，务必查得确实情形，使确有罪行的人不致侥幸逃脱法网，无辜的人也不至于误遭刑罚。而地方官随时用心查访，奋勉有为，不要稍有顾虑瞻前顾后，这样对吏治民生都有益处。假设有不肖州县官，用毫无根据的事情罗织平民罪名，妄图借此谋取升迁，一经查实，自取罪责。也不得以福建、陕西两省的案件作为借口。"

三十四年十月，奉皇上谕旨："今天勾决河南省情实名册中，有徐庚一犯，因为他的儿子徐国泰兴立邪教，按大逆连坐律判处斩决，改为监候。核查原案，该犯本来不知情，只是因为儿子获罪而连坐，因此停止勾决。但想到以往办理谋逆案件时，凡是连坐的各犯，秋审时经九卿三法司都照例列入情实，而朕都依据'罪人不孥'的道理，一并给予从宽免于勾决，本来就属于法外施仁。然而其中斟酌情理，也应当有所区别。比如逆犯家属中的兄弟妻子，自然应当按律连坐。至于本犯的父亲，则更与其他亲属不同。假设对于儿子肆行悖逆之事，本来是知情的，那么该犯的父亲教子不轨，就属于逆案正犯，不能称之为连坐。倘若儿子所犯之事，平时确实不知情，后来也未曾同居，无从察觉的，事发之日便因儿子而牵连父母，一概判处极刑，从情理上说已经令人怜悯，从道义上说更是有所不当。此后遇到这类逆案家属，应按大逆连坐律治罪，而该犯的父亲确实不知情的，应当如何酌量定罪，明白定为法令，使可以永远遵循。命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详细商议，具奏。"不久议定：查律条记载："谋反及大逆，凡共同谋划的，不分首犯从犯，不论已行未行，都凌迟处死。祖父、父亲、儿子、兄弟以及同居的人，不分异姓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户籍是否相同，男子十六岁以上都斩首。又母亲、女儿、妻妾、姐妹等都发给功臣之家为奴。"又律条记载："谋叛，凡共同谋划的，不分首犯从犯，都斩首。父母、祖孙、兄弟都流放二千里，安置各处。"等语。这是因为反逆正犯图谋作乱，不是一时的号召，也不是一人所为。该犯亲属无论户籍是否相同，都不能说无从察觉，所以律条内也没有知情与不知情的区分，一并处死

译，依法严惩，以此快慰人心而昭示常法。这一连坐条文，斟酌情理，法律上无可宽贷。至于比照反逆判罪的案件，其正犯也确实是狂妄悖乱不守法度，对风俗人心有害，不得不严加惩治，以警戒凶顽之徒。而审案衙门既然用比照反逆定罪，就对该犯亲属也照例连坐，这是相沿办理的缘由。如今仰赖皇上天恩，谕及大逆连坐的案件，如果该犯的父亲，平日确实不知情，并未同居，无从察觉的，事发之日，便因儿子而牵连父母，判处极刑，从情理上说已经令人怜悯，从道义上说更是有所不当，可见我皇上好生之德，在法律不可宽免之中，寓有格外矜全的心意。查考反逆正案，罪大恶极，所以在本犯凌迟之外，还定有连坐的条文。像以前办理过的谋反犯黄教、大逆犯李怀林，他们的亲属仍应照律连坐，不必另行商议。此外那些人本来愚妄，有的图谋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名目，有的因挟怨编造邪说，煽惑人心，各种不法情罪确实可恶，依律凌迟，实在不算冤枉。但终究是比照反逆定罪，与实犯反逆的有所区别。如果该犯的父亲确实不知情，并未同居，无从察觉，审有确凿证据的，应请照谋叛犯父母流放二千里的律条，酌情改为流放三千里安置。至于本犯的父母既然蒙恩减等，那么比照叛逆连坐的祖父及伯叔父，似乎也应确切审查、分别办理，也一并减为流刑，以示矜全。如蒙允准，所有徐庚一一案，即照此例办理，并载入例册，通行各督抚一体遵行。至于现在已经结案的犯人中，有类似这种情况尚未蒙恩勾决的，都命令该督抚遵照，分别办理。奉旨：依议。"

三十七年二月，奉谕旨：据徐绩奏报，军犯李作良自流放地逃回利津原籍，经该犯的父亲李海到县衙首告，依例应当如同罪犯自首免罪。但该犯屡次犯有盗窃案件，在流放地又不能安分守己，实在是玩弄法纪，仍拟判处斩决等语。这类军犯逃回原籍的，本属于怙恶不改之徒，本来不值得怜惜。但现在既然经他父亲首告，在律条上既有如同罪犯自首的条文，自然可以酌量从轻末减。李作良从宽免除死罪，仍发回原流放地方。此后有这种情况的，都照此例执行。但因为首告而免除死罪，已经属于法外施仁，只能是一次。如果到达流放地后，仍不知悔改，又敢逃跑，即使有父兄首告，也不准宽减，这样于情于法更为妥当。定为法令。

四十年七月，奉谕旨：民间私藏鸟枪，虽然依例有明文禁止，但时间长了已成为相沿的具文。去年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用意在于制止暴行安定良民，因此准许在各省通行。然而这也不过是就内地而言，至于口外蒙古地方，本来就不应当在禁止之列。昨天据福隆安具奏，曾降旨将口外查禁鸟枪之事一概停止。现在想到内地的鸟枪也不必查办，比如深山防虎，村庄防盗，民间置备鸟枪备用，也不可缺少。如果一旦一概收缴禁止，那么乡里百姓顿时失去自卫的凭借，反而多有不便。而且地方官奉行起来原本也不过是有名无实，恐怕办理不善，胥吏借机为非作歹，敲诈勒索，弊端百出。这是想要安民却反而扰民，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况且去年山东逆犯王伦聚众作乱，并未持有鸟枪，可见小民是否守分，更不在于是否有鸟枪。又何必因此而施行严厉禁令呢？所有内地查禁鸟枪之事，一并不必再办理。

四十

译一年七月，奉谕旨：先前据刑部议复文绶所奏审判投首逃兵彭士仁、汪国才照例立即斩决一案，朕认为这类逃兵如果是在军务尚未完结以前听闻缉拿而投首的，这些人还知道畏惧法律；如果是在大功告成以后，明知不再用兵，才来投首，那就不能不申明军律，使营伍中人都知道儆戒，因此谕令文绶查明这两名犯人投案的日期，据实奏闻。现据回奏说查明彭士仁是在上年十月十二日在桐梁县投案，汪国才于上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巴县投案等语。这类兵丁在军营中潜逃，本属法律上无可宽贷，但既然查明这两名犯人是在军务尚未完结以前自行投首，还算得上是心存畏法，比起撤兵以后妄图侥幸免罪、才来投案的，究竟有所不同，还可以格外施恩，在万无可宽贷之中，宽免他们一死，命交刑部照以前的先例减等发落。至于大功告成以后才投首的，不得再援引此例。

四十三年九月，奉谕旨：刑部会同九卿，秋审已经完毕，应当依次缮写名册具题奏闻。今年各省情实的犯人，比上年多出一百八十余人，其中因用金刃伤人而被列入的较多，这是不是各督抚都没能深切体会朕的心意？朕去年明降谕旨，认为彼此斗殴的案件，如果死者仅被手脚所伤，而凶犯却持金刃杀伤，这类好勇斗狠之徒，不能不严加惩戒，自当列入秋审情实。但对没有教化就加以杀戮，朕仍不忍心，因此命令各督抚普遍出示告谕，使人人都能知晓，使他们各自畏惧法律、改过自新，并给予一年的期限，等到下一届秋审时才开始分别办理。如果经教化仍不听从，那就是自取其死，情理上都无可宽恕了。因而想到今年秋审的案件都发生在尚未奉谕旨之前，愚民尚未普遍知晓，如果就此予以勾决，怎能符合朕先前所说"用刑罚制止刑罚"的用意？所有今年秋审情实案件中用金刃伤人的案件，命刑部在黄册内加签声明，那些已经具题的，在进呈时交给行在刑部加签呈进，都可以扣除不予勾决。但这类案犯情节较重，即使不予勾决，也只应照情实未勾的犯人办理，不得援引寻常缓决犯人的先例、三年后就予以减等，这样在从宽之中已经寓有戒除好勇斗狠习气的用意了。恐怕偏僻乡村一时难以家喻户晓，再给予五年的期限，命各督抚将朕的谕旨明白晓谕百姓，切实劝导，务必使人人都心存儆戒，以感化他们桀骜不驯的习性，不要轻易触犯法网。如果五年之后仍然怙恶不悛，又有用金刃杀死徒手之人的，那么杀人偿命，依律应当抵命，而且屡经教训仍不悔改，法律上难以再加宽宥，就应当一概予以勾决，不再稍加怜恤。各人都应当感悟省思，不要辜负朕谆谆教诲、化民成俗的深切用意。将此通谕中外知晓。

四十四年六月，奉谕旨：据刑部奏报，杀死一家四口的凶犯余膺，判处凌迟处死；他的儿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余世荣都依照新例判处斩决。此前曾降谕旨……

译设立此律的初衷，是因为这类凶恶之徒，把人家满门杀害，实在是戾气所聚集而成，不应该再留下余孽；而且担心凶徒明知法律只惩处他本人，反正自己是一死，就更加放纵残忍，多杀人命，以断绝被害人的后嗣，而凶犯自己的妻子儿女却仍能侥幸得免，这在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自然应当改用严厉的刑律,以求用死刑来制止死刑的发生。如今这个案子，余膺杀害熊士顺一家四口性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聪等分别被处以凌迟、斩决的，一共有五名犯人，抵命的人数超过了被杀的人数，也觉得稍微过头了。余膺的儿子余世聪、余世华、余世闰，仍旧照原拟定的判处斩决；他年幼的儿子余世荣，从宽免去死罪；同案凶犯的妻子丁氏，发配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并著令刑部，此后如有杀害一家四命以上的案件，一律按照其所杀的人数,将凶犯父子照数定罪，使抵命人数与被杀人数相当；如果抵命人数超过所杀人数，或多一人，或多二人，都以其中年幼的那个照此办理（免死），并通令内外各问刑衙门知晓此例。定为法令。四十六年二月奉旨。

译（谕：以前进剿金川时，从各省调来的绿营官兵中曾有在军前潜逃的，即已通行降旨，命令各省督抚严加拿获，奏请正法，用以严明军法、警戒将来。现据文绶奏报，四川省尚未抓获的逃兵还有七百二十一名之多。但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一旦抓获就要全部处死，朕心中也有所不忍。现特别网开一面，此后这些未获逃兵，如有自行投案自首的，加恩免其死罪，发遣伊犁等地，这实在是朕法外施恩。如果仍有潜逃隐匿、不肯投案自首的，一经地方官查获，仍应立即正法，绝不能稍加宽减。各该督抚等务必都要体会朕的用意，明白晓谕，按照路途远近分别限定期限，务必使穷乡僻壤家家户户都知晓，以不负朕仁义兼尽的至意。五十年六月奉。）

谕：向来刑部定律，凡是私自阉割身体的人犯，都判处斩监候。因为想到这类人犯，大多是因为贫穷所导致的，所以加恩释放，发往热河当差。现有太监王成一名，朕当面加以询问，他是直隶安肃县的百姓，原来上报今年十六岁，实际年龄才十三岁。前年因为家中贫苦，父母为他阉割净身，被判处斩罪，在县里监禁了一年，去年才发往热河当差。当初第一次报县时，该县的胥吏差役因向他父亲王二格勒索未能得逞，曾把他父亲一并收监关押了四十多天，后来因为穷得拿不出钱，才把王二格释放，于是就捏造填报王成年十五岁，据此定案上报，等语。这件事经朕亲自当面询问，并且看他身躯幼小，应对也很明白，确实没有虚假之言。知县身为亲民之官，虽不至于昧着良心为图这点微利而故意舞弊，但这必定是胥吏乡约等人，因为私自净身犯有例禁，企图借此讹诈，又因为索诈未能得逞，就替他增加年龄以便定他的罪，并且把他父亲无辜长期关押，听闻此事实在觉得可怜。而该县知县竟然毫无察觉，任凭胥吏等人勒索捏报，种种弊端混乱，也难辞其咎。现在因为各处当差的太监人手缺乏，正在晓谕招募，况且照向来惯例，太监在投充当差时，只赏给银五两，每月所得的份例也不过一二两。如果在还未投充之前，吏胥又向他索要钱财，那就是得不偿失，还有谁肯让自己的子弟去当太监呢？近日宫中太监短缺的缘故，一定就是由此而来。况且王成净身时实际年龄不过十一岁，必定是因为他父母穷苦无奈，才把他阉割，这与他本人有什么相干，竟然要判他死罪，又滋生胥吏借机索诈捏造年龄的弊端呢？此案着令刘峩详细查明妥善处理奏报。因而想到私自净身的人犯，律例判处斩监候的，虽然是出于慎重人身伤害的考虑，然而一旦被阉割，便成了残废之人，如果不是实在穷苦，谁肯甘心这样做？如今因为有这条律例，反而致使胥吏借机勒索，甚至增加年龄以故意加重定罪。况且这些人从事奔走洒扫的差役，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是宫中所必需的，反而对他们治以死罪，从前定这条律例本来就不妥当。所有私自净身应判斩监候这一条，应当删除，并着令直隶总督、顺天府尹严格饬令所属州县，此后如有并无其他缘故而自行净身的，准许他们投充内务府派拨当差，照例查验。如有其他缘故的，由内务府大臣再行文询问，地方官不得随意拘押他的家属，以免滋生扰累。倘若有从前曾勒索滋扰的官吏，就把该州县等如实查明奏报。目前私自净身、判处斩监候、尚未招供解审以及在监关押的犯人，查明后一律释放，解送内务府，分别当差。

囚系

【臣】

译等谨按：关押囚犯的多少，关系到治道的盛衰。我朝在东土奠基之初，风俗淳厚，牢狱只是画地为牢罢了。后来才设立了内外监、女监，规制齐备，但主管官吏稽查不够周密，以致有病的囚犯难免有弊病情事。此后经列祖以及我皇上整顿革除奸弊欺诈，严格禁止超过期限，因而案犯很少有死在狱中的；设立登记囚犯的簿册，因而滥行关押不至于波及平民。那些悬案待质的犯人，按时开释，因而牢狱为之一空。然而对于劫狱夺犯、疏于防范贿赂纵放这类事，则以严法治理，使其不能漏网；宽严得当，核查务求真实，不追慕纵囚泣罪那种虚有其表的做法，而牢狱能够肃清，实在是前古所未有的。天聪三年五月，因派遣追捕投奔土默特部落的逃人，众大臣中有不发给马匹以及未到公署集合的。命令画地为牢，禁止饮食三日。

顺治三年二月，规定死囚关在内监，军流以下的罪犯关在外监。妇女犯罪应当关押的，另置一室，称为女监。十二年八月，规定地方官擅自提取在押囚犯用刑致死的，按谋杀人律，判处斩刑；狱官、禁卒听从指使动手的，按从犯加功律，判处绞刑。十月谕：每年六月内审定应立即处决的重犯，等到七月上奏题请正法，永远定为成例。

康熙二年五月，御史姚延启上奏：江浙等省有狱卒苛刻勒索不能得逞，就制造木笼，上下分为数层，把囚犯关在里面，不能伸屈身体。天气炎热时，秽气熏蒸，转而酿成瘟疫，多导致囚犯死在狱中，请求敕令刑部严加禁止，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九年六月谕刑部：在押囚犯超过期限不能迅速结案，以致死在狱中的很多。各犯自有应得的罪，还没有依法处死，就先死在牢狱之中，这实在不是慎重用刑的本意。此事应当如何严加议处，详细议定条例，具奏。随后议定：凡是承办审案的官员，如果已将正犯全部审得口供，在限期内死在狱中的，免于议处；如果虽在限期之内，却并未审理取得口供，拖延一案之中导致一二人到三四人死在狱中的，罚俸不等；死五六人的，降一级留任；死七八人的，降二级调用；死九人以上的，革职。牵连无干的人死在狱中一二人的，罚俸一年；三人的，降一级留任；四人的，降二级调用；五人的，革职。如果上司不据实上奏的，降二级调用。至于已取得口供而超过期限不能结案，以致正犯死在狱中的，照限内不取口供致死的条例处分。牵连无干的人死在狱中一人的，降一级调用；二人的，降二级调用；三人以上的，革职。上司不据实上奏的，降二级调用。如果限期内不能完结，再行展限，仍照限内狱中死人的条例处分。如在展限之外死亡的，也照超过期限的条例处分。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二十八年十一月谕：流放及从犯人犯，如果遇到有势力的，往往关押得不严格，等到发遣时，又辗转拖延；那些贫苦无力打点的，就肆意凌虐，几乎濒于死亡。着令户部、刑部堂官稽查，如有上述弊端，从重治罪。

雍正五年闰三月，部议：在押犯人病死，向来惯例不分本犯情罪轻重，司狱官一律处分，实在不妥当。此后应将死罪、军流以及杖徒以下分为三等，按照死在狱中的人数分别议处，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七年九月，规定劫狱罪：不论是否已劫得囚犯、是否伤人，将为首之人判处斩立决；有伤人的，同伙也一并判处斩立决。如有杀人的，将杀人同伙及为首之犯都判处斩刑，枭首示众，其余从犯，未曾杀

译伤人的，依律判处斩监候。在中途劫夺囚犯因而杀人的，将为首者判处斩立决，动手致人死命的判处绞立决，其余仍照律分别定罪。

乾隆元年十月，部议：此后各省各府设立循环监簿，饬令所属州县将每日进出监狱的犯人姓名登记，按月申报送该府逐一查阅。有不应收监而滥行关押以及挟私仇故意关押平民的，都照律定罪。虽是应当收监的人犯，如果有吏卒借机勒索的，以枉法论处从重治罪。该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赃条例议处，故意纵容的照纵役犯赃条例革职。十八年二月，规定应判斩绞的重犯在监行凶致人死命的，照前后所犯斩绞罪名从重判处立决。十月，河南巡抚蒋炳上奏，密县禁卒受贿放纵重犯越狱，审拟绞监候，奏报皇上。谕：禁卒看守监狱，竟对判处斩绞的重犯受贿而故意放纵，这不是寻常因事受贿可比的，自然应当按照本律与囚犯同罪。但则例中又载有判绞刑缓决，等候逃囚捕获后审明豁免的条文，未免使法律容易被人轻视触犯。此后监犯脱逃，如审出禁卒受贿的情节，就按照所纵放囚犯的全部罪名科断。如本犯应列入秋审情实的，也一并列入情实；应判绞立决的，也判处绞立决；应判斩立决以上的，也判处斩立决，定为成例。二十五年四月，规定押解人役开放锁枷以致重犯脱逃未能抓获的，就将押解人役追究审明定罪，严加关押，等到抓获逃犯之日，查明受贿放纵的情节，就照本犯的罪名一律全部科断。如果确实只是疏忽脱漏，并无其他缘故，仍照旧例发落。五月，部议：押解斩绞重犯，除受贿故意放纵依新例办理外，其他违例雇人顶替、借故私自返回、无故先后分散行走、只留一人押解的，改照故意放纵律与囚犯同罪，不准照旧例减囚罪二等定罪。如果确实是依法看管押解偶然导致疏忽脱漏，审有确实证据的，除依律治罪外，仍限期缉拿，即使是他人抓获的，也不准宽免，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六月，规定囚犯衣制：凡斩绞军流重犯在监关押以及解审发遣的，都发给赭色布衣，与锁枷相互作为标志。二十九年三月，部议：禁卒把斩绞重犯的刑具松放导致脱逃的，将该禁卒严加关押，等到抓获正犯之日，查明确系受贿放纵，照律全部科断。如审明并无受贿放纵的情弊，或是徇情，或是借故擅自离开，或是雇人代为看守以致犯人潜逃的，也照故意放纵律治罪，不准照旧例减囚罪二等定罪。五月，规定秋审临近期限时，督抚饬令各属酌量所属人犯的数目，选派一二名干练的佐杂官员，督率差役将重犯押解到省城候审。审理完毕后，仍由原来委派的官员差役押解回去收监。倘若有人犯疏忽脱逃以及押解人役以别人顶替、人数短少等弊端，就将该委派官员治罪。又，滁州押解人役魏荣等押解遣犯经过定远县池河司地方，该巡检署没有监狱，命令原押解人员押着犯人住在饭店，第二天查点押送，因而脱逃。安徽巡抚托庸奏闻，钦奉二十七年上谕：此后凡解送发往回城的罪犯人等，如有中途脱逃的，除严拿逃犯外，将押解官兵人役判处死罪，以此等候缉获逃犯；如果已抓获的，再行释放押解人役，治他应得的罪；如果经年都不能抓获，就将押解人员正法之事奏闻请旨，即定为成例。遵照条例把押解人役判处绞监候，刑部依从了这个议案，并议定了押解人犯防范之事。那些向来没有设置监狱的地方，尤其应当加倍谨慎，倘若有疏漏，该管官必定要严加惩处。

臣等查明，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内，遣犯张四等在巨流河脱逃一案，

译钦奉谕旨：将因天色已晚难以辨认年貌为借口，推诿不肯收接，命解犯住宿在店房，以致犯人脱逃的官员，郎中杨海严加治罪。该地方官等，都已从重议处，记录在案。如今安徽省又发生此类事情，恐怕各省也有类似这种并无监狱的地方，该管官推诿贻误公事，也未可知，请敕令各直省严格饬令所属，此后如有借词推诿、不收人犯以致疏忽脱逃的，该督抚就立即严加查处，照巨流河一案交部从重议处。

三十三年九月，湖南巡抚方世儁奏称：条例记载，内外判处斩绞监候的犯人，每逢秋审时，责令狱官监督剃发一次；又秋审解省的人犯，等到审毕发回后才许剃发等语。这是因为秋审都在夏季，正值酷热之时，准许剃发以示体恤。如今新例改为命令道府官员在冬春之间亲临勘审，此时尚未炎热，似乎不必拘泥于旧例。请此后在押犯人照热审的日期，每年在小满后十天，命该州县率领狱官监督剃发一次，具文通报备核，以体恤囚犯而符合条例本意，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又奉上谕：向来各省应列入秋审的官犯，都在各州县监狱中关押，勾决本章一到，就转行该地方正法办理，还不够妥善。此后各官犯在定案时，就在按察使衙门收监，既与普通百姓犯罪的稍有区别，而按察司狱中的稽查更加周密，也可以避免疏忽脱逃、替代等弊端，在防微杜渐之中，仍寓含仁至义尽的意思。秋审这一大典，更能够彰显慎重。至于勾决本章到省之后，也着令照刑部处决囚犯的条例，将情实的官犯全部绑赴市曹，命按察使监督行刑，接到谕旨后当场宣读，按照被勾决的犯人查验明确后处决，这样在体例上既统一，而在省城之地也能共见共闻。这样立法森严，也可以使各级官员共知警惕。将此通谕知晓，定为成例。十月奉上谕：钱度上奏贺县疏忽放纵逃军熊俊越狱脱逃一案，请求将典史谢霖革职拿问，而对知县郑之翀请求革职留任，实在不妥当。该县在押犯人脱逃，既未能妥善办理，又未能严密巡查防范，以致要犯连夜逃脱，不是寻常疏忽放纵囚犯可比的，自然应当将该县知县立即革职，仍留在该处协助缉拿，才算妥当。如今钱度刚到广西，就心存宽纵，请求让该县知县留任，使得庸碌怠惰的官员仍能优游度日、恋栈不去，怎么足以示以惩戒警诫？这明显是钱度有意沽名，沾染了外省的恶习，不知悔改，钱度着交部严加议处，郑之翀着革职，仍留在该地方协助缉拿。此后有类似情形的，都照此办理，定为成例。至于改发新疆的积匪猾贼在配所以及中途脱逃，情罪十分可恶，一经抓获，就应立即依法处决，又何必查核原案，往返耗费时日，以致使匪犯在狱中日久，能够乘机潜逃，办理方式本属不妥。将来各省如查获这类要犯，审讯查明确实后，就立即正法，不要耽误时机贻误公事。将此通谕各督抚知晓。三十五年三月奉上谕：据熊学鹏奏报，应发往新疆改发烟瘴之地的窃犯陆贵珑，在按察司监狱收禁，越狱脱逃，现已抓获正法，请求将管狱官分别革职议处一折。司狱华灿对于司监所关押的要犯，任其乘机脱逃，实在有失职守，罪应革职，这自不待言。至于按察使身为全省刑狱的总负责人，凡所属的监狱，都应当申明严加防范，不能稍有疏漏，才算不辜负他的职责。如今对专门管理的司监毫无防范，以致发生越狱之事，还成何体统？那么他

译平日懈怠玩忽公事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了。曾曰理向来担任知府、道员时还知道勤勉尽力，自从升任按察使以来，就心存满足，不肯实心用力办事。听说他近来办事的声名十分平常，如今又发生这起越狱案件，不是寻常疏忽防范可比的。曾曰理着立即革职，熊学鹏等着交部分别议处。至于折子内对禁卒定罪一节，援引狱卒不觉察失囚律中有在限期内能自行捕获以及他人捕获的都可免罪之语，这实在不妥当。禁卒拘管囚犯，理应严密防守，竟然毫无约束，以致在押犯人能够乘机潜逃，看守的职责何在？即使审明并无受贿放纵之事，但他藐视法纪、贻误公事，罪责已经难以推脱。假设是在限期内自行捕获，还可以说情有可原；如果是他人抓获的犯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也竟然能够获得宽免，凭什么杜绝弊端、惩戒顽劣之人？以前因为解役中途丢失枷锁一案，经地方官抓获盗贼后，解役即被予以官复原职的旧例，这本来就不公允。曾谕令吏部改议此事，这条狱卒失囚律中他人捕得即可免罪的规定，与解役开复的旧例有什么不同之处？着刑部另行核改后具奏。此案禁卒等即照新条例办理。至于海宁县知县曾一贯对司监越狱的犯人立即缉获归案，自然应当酌情给予奖叙，该巡抚折子内竟未加以说明，也属疏漏，一并着该部议奏。随后议定：此后如是他人捕获及囚犯已死、自首等情形，均仍依律减囚罪二等治罪，不准宽免；其中在押解途中不觉察失囚的，如有他人捕获及自首等情形，也仍照本律定罪，不准宽免。三十八年九月，顺天府尹奏准：此后凡是各省递回的人犯，无论是初次还是第二次，即交原籍地方官逐一登记造册收管，仍每月初一、十五按册点验；如有临点不到、私自出境的，随时申报该管衙门及原犯事地方查拿。倘若递解后再次出境，该地方官并不申报，或被原犯事之处查获，或又在他处犯案，除将本犯治罪外，原籍不申报的地方官，也一并议处。十月奉上谕：本日据萨哈岱、钟音奏报，抓获分发为奴脱逃的俄罗斯犯人费约多尔等三人，因八月是停刑之月，饬交该县严加关押，于九月初四日正法一折，固然属于照例办理。但这类脱逃的要犯，自然应当不待时日立即处决，怎能拘泥于常规？况且停止行刑的月日，本来是指寻常案犯而言，如果遇到重大要犯应当审讯处决的，都应当随时审理办理。假使拘泥于旧文规定，长期关在狱中，难保没有防守懈弛、乘机越狱、自杀等事发生，以致让犯人侥幸逃脱法网，实在关系重大。朕在审理案件用刑时权衡审慎，极为慎重，如果遇到罪无可赦的，即使偶然遇到节庆之日，也谕令法司按律审讯处治，从不因忌讳而稍有回避。而外省督抚等，因为向来有违例行刑的处分，惧怕触犯吏部的议处规定，岂不是不明白事情轻重的道理吗？此后除寻常案件仍照定例的月日停止行刑外，其中凶犯盗贼、逆犯、关涉军机应当立即处决以及应当加刑审讯的，都应当随时办理，声明后咨报刑部，不得拘泥旧例，定为成例。四十五年规定：各州县如有离省城遥远的，遇到秋审情实人犯在监病故的，命管狱官立即通报详情给该督抚，在接到公文之日先行题报该管道府；据报后一面立即派遣邻近的官员前往验讯明确，详细奏请咨报刑部，总以一个月为限。四十六年六月奉上谕：向来刑部及各省监狱，凡在押囚犯有夜间发给灯油的惯例，这实在没有必要。这些身

译陷囹圄的人，都是犯法之人，罪由自取。如果是重囚，给予衣食，是因为他们的案卷已经定案，必须依法正式处决，不应再让他们冻饿而死，这已经是国家法外的仁慈了。至于灯油这一项，并不能与衣食相比。罪囚在狱，夜间本来不需要灯火，况且普通百姓平常一到夜晚就多半熄灯就寝，哪有犯罪在押的人，反而彻夜为他们点灯照明的道理？虽是出于体恤，也不应当做到这个地步，并且恐怕奸恶之徒因为有灯火，或者趁机放火图谋越狱，这尤其不是慎重看管监狱的做法。至于狱官禁卒稽查监中人数，本来可以各自携带灯火照看，并不需要借助囚犯的灯火。着传谕刑部堂官，查明这项灯油因何发给，必定是多年沿袭下来的陋规。如果是禁卒坐监看守，自然应当酌情发给灯油；至于狱囚，则绝不应当给予灯火。着即妥善议定后具奏。随后议定革除此项惯例。四十八年，刑部议复陕西按察使王昶的条陈：凡是外省的命案盗案，州县官一经定案，照例应当逐一解送到省城，等候按察使、督抚复审后具题上报。其中有情罪重大、在秋审时应当列入情实的，该督抚在成招定罪时，便可以预先判定这类人犯。与其把他们发回本县监禁，等到秋审时又要重新解省审勘，导致多次往返，并有意外疏忽脱逃的隐患，不如在招解到省定案之后，就应当留禁在省城，由按察司、首府、首县均匀分派关押。等到勾决本章到部之日，就在省城处决。其中或许偶尔有九卿改列为情实的，为数不多，仍命各督抚饬令各州县照旧办理；或者有九卿由情实改为缓决的，就解回本县监禁。随后奉上谕：情实人犯，如谋杀故杀、行凶重犯以及盗案，自然应当留在省城；至于奸妇谋杀亲夫以及寻常斗殴等案，情节虽然重大，尚不至于有挣脱刑具脱逃之事，仍解回本州县，等到部文到达之日，在该处正法示众，使人知道畏惧。此后经刑部分别区分行凶重犯及窃赃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三十四条，在犯案招解到省时，就留禁在省城监狱；其余属于服制缘坐、奸窃拐骗、寻常斗殴、共同殴打及妇女老幼的犯人，容易防范的，仍发回各州县监禁。奉旨允准施行。五十年二月，部议：向来命案盗案各案，其中间或有正犯已经抓获而赃证尚未查明的，恐怕有冤枉；或者正犯在逃，只凭余犯的一面之词，恐怕有疏忽放纵，不得不将到案的各犯关押，等到抓获要犯审讯查明后，才判定发落。其中军流杖徒以下的，也间或有正犯在逃而暂行关押的。只是正犯脱逃，虽屡经行文缉拿，而抓获遥遥无期，监候待质的犯人有关押十几年到二三十年不等的，悬案未能了结。其中情罪重大的，既不免长期拖延显戮；而罪行较轻的，也不免长期关在牢狱之中。乾隆十九年特奉上谕查办：自康熙年间以后，凡监候待质的犯人共五十七案，其中斩绞重犯分别列入情实、缓决，军流徒罪以下的一律照原判发落，奏明后通行在案。如今臣部办理去年三项缓决减等之后，本年减等的各案，检查历年现审案件，尚有朱依仁、李四、阎德俊、唐老四案，都是因为正犯未获，案情涉及疑点，处于监候待质。这些犯人所犯的罪都在年限以下，此外并无斩绞待质的犯人。随即查明各犯关押或十六七年，或二十五六年不等，因案情未明，虽屡经恩赦仍不便处理，臣等共同商议酌定。如果正犯抓获无期，一直让人关押，悬案不结，似乎不是切实办公的做

译法。查各原案都在军流徒杖以下，逐一核拟，分别发落保释，这样各犯就不至于安坐牢狱，而各类刑狱也更加得到清理。再查自乾隆十七年以后，各省这类监禁待质的犯人也不在少数，应当命该督抚查明监禁候质已超过十年、正犯抓获无期的案件，分别办理，以清理刑狱，奏闻皇上。奉旨：依议。

皇朝通典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通典卷八十八

刑【九】

考讯

【臣】等谨按：断案的公平，始于审讯听讼，所以审讯所关涉的事，极为重大，用来使五听精审而成为可信的判决。倘若滥用刑罚不加禁止，那么被诬陷屈招的人就会很多；或者案件迟迟没有了结的期限，必定会牵连众多的人。我朝对刑具的轻重严立章程，对案情的缓急颁布固定的格式，规定了限期，不等到上奏定谳完成，早已肃清了各种弊端。我皇上慎重对待狱情，至公至当，还担心奉行法令的官员或有徇私偏袒的情形，特意谕令直省督抚，遇到重大案件要亲自审理，不得假手于下属官员，责任专一而审断也就更加公平允当了。

顺治元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上疏请求：文职官员犯罪的，先交吏部核议，如果所犯罪行重大，必须请旨革职，然后再送交刑部审理判定；武官隶属兵部的，也照此办理。府州县各官被参劾革职、应当逮捕审问的，行文该抚按就近提审，审结后将案卷报送法司复核。但对于案卷的覆核，不必径直传唤犯人到部；凡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如果不是极大的冤枉，不得再滋生株连牵累；民间妇女动辄被拘传到公堂审讯，也有伤风化廉耻，恳请一并严加禁止，全都依照所议通行办理。

二年十二月谕：此后民间的词讼，在外由抚按监司管理，在内由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及五城管理。如有冤屈之事，可以到通政司投递诉状，查明审理后送部审理判定；刑部不许滥收词讼案件。八年七月申明规定：职官如有犯罪，未奉旨革职的，不得径行提审。八月，增设刑部理事官十四员。十年三月规定：宗室如有犯罪的，除大罪须请旨裁定外，其余都酌情斟酌轻重处理，永远废除鞭责枷锁的旧禁。十七年七月，严禁审案官员滥用夹讯，凡是没有确实的赃物证据以及户婚田土等小事，一概不许轻易使用夹讯。

十八年二月，圣祖仁皇帝即位，本月规定禁止对牵连的校尉卫士词讼不服而随意拘提，谕令此后校尉卫士如有犯罪的，先拿获定议罪名，然后再移文銮仪卫。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兵部题奏：内外满汉文武问刑衙门，除夹棍拶指外，如有别用非法刑具的，吏部、兵部、刑部三部的处分条例轻重不一。查吏部条例，不论是否致人死亡，都革职提问；兵部、刑部条例，未曾致死的，降级调用。如今应当统一定立条例，凡满汉文武官员使用非法刑具的，都革职，免其提问，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二十年谕刑部：犯人各有应得的罪，如今听说尔部所用的枷孔大小不一，枷板有厚有薄，收受贿赂嘱托的枷板薄而孔大，否则枷板厚而孔小，所带的项锁也有轻重之分，这类弊端情事，尔部要严加查察禁止。三十七年谕：各监狱中有一种刑具叫大镣，与匣床没有区别，又有短夹棍只长一尺左右，大枷重达一百二十斤，以及瓦样的重板，这些都是酷虐的刑具，应当严令禁止。三十九年十二月申明滥用夹棍的禁令，凡内外问刑官滥用夹棍致人死命的，严加治罪；学政、盐院以及佐贰官不许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