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十

译《山阴集》是清江人刘永之仲修所著。仲修研究《春秋》之学，诗文清丽古雅，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精通书法，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都有师承。曾听长者说：“仲修刚成年时，还不知道求学，后来遇到同郡的岳父练伯升。伯升是岳父的长子女婿，早已有文名。岳父家特别看重伯升，却把仲修当作平庸之人而疏远他。仲修回去后发愤求学，日夜不懈，亲近良师益友，讲论切磋，几年后学业大有长进，当时的声誉更超过伯升。因此说，士人贵在立志。”又听说仲修家中资财丰厚，放贷施舍遍及数郡，唯独仲修淡泊自守，穿着布衣，每天静处一室，以书籍和笔墨自娱。客人来了，不准备丰盛的饭菜，只饮几巡酒，谈论文辞、赋诗，焚香弹琴罢了。家中的事务从未放在心上，不是读书士人，也从不与之交谈。唉，他真可以称为幽静坚贞、超脱世俗的人了。” 《石徂徕集》宋代《石守道徂徕集》两册。守道与欧阳易文忠公同年中进士。他一生中见过欧阳公所撰的墓志，欧阳公又作有两首读《徂徕集》的诗，极力表达喜爱、推重和感慨之意，都载在这部集子的后面。我从翰林庶吉士那里得到它。我们乡里的绅士古代君子，正直自守，是非分明，无所顾忌。[缺字][缺字]读这篇文章的人，懦弱的人也可以树立志向了。《欧阳文忠公事迹》按《于役志》记载：九月壬辰日，安道被贬为筠州；甲午日，师鲁被贬为鄞州；丁酉日，我被贬为夷陵。欧阳公给高若讷的信中说：“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获罪待审，那么余尹被贬，在他们之前，已经很明显了。”欧阳公的几个儿子叙述事迹，以及韩魏公所作墓志，都认为欧阳公被贬在余尹之前。魏公偶然出现了一时的错误，或者只是根据欧阳公儿子的叙述写下，作为儿子却在考据方面如此不审慎，即使不是什么大事，难道可以草率吗？《通鉴续编》以上是《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六册，四明人陈桱，字子经所著，刻板如今在苏州府学。第一卷起自盘古，止于高[缺字]。第二卷记载契丹在唐代和五代的事情。后面二十二卷则记载宋朝三百二十年的史事。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中缺漏的文字。学者对于前代事情，只根据能够知道的来记载；对于不能知道的，空缺不记也可以。”义皇、神农以前的事情多么遥远，年代久远，原本就没有文字记载。有时在诸子百家[缺字]记中看到一些，也大多只是凭意思推说罢了。可是一定要搜集杂说来补足前史的缺漏，难道也符合孔子的意思吗？从前刘恕编作《通鉴》，司马光避开经书而专门采录诸子百家的说法。金履祥认为这样荒杂而难以核实，所以作《通鉴前编》，不再避开经书。陈桱曾经为它概括要旨，本来确实主张履祥的说法。那么，他为什么又作这部书呢？如今《宋史》很少有人能看到全书，学者凭这部编年书可以考察一个朝代的得失。我曾听说我们郡里的刘猜王也写过这部书，但没有刻印流传。前些年遇到他的孙子公潜，他说书还留在永丰，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通鉴前编举要新书》《通鉴前编举要新书》，婺地人金履祥编纂，四明人陈桱作提要。起于唐尧以下，按纲目编排。体例是编年体，所记之事依据《易》《书》《诗》《春秋》。文章则[缺字]孔子《春秋》、朱子《纲目》的体例。刻板在苏州郡学，我家藏有一册，是从中书舍人朱季宁那里抄录来的。我读它时私下有疑惑。孔子痛惜周朝东迁以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能实行，君主失去了所以成为君主的道理，臣下失去了所以成为臣下的道理，纲常败坏而天下混乱，所以作《春秋》，用来端正君臣、父子、尊卑、内外的分别，阐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假如在这二百四十二年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能够实行，《春秋》这部书就不会出现了。《春秋》以后，降为战国，继而为秦汉，直到隋唐五代，纲常败坏和天下混乱越来越严重。朱子仿效《春秋》而作《纲目》，也是孔子的意思。假如从战国到五代，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能够实行，《纲目》这部书也不会出现。因此，《春秋》和《纲目》的写作，都是因为痛惜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能在世间实行。这部新书采用《春秋》《纲目》的方法，竟然把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拿来类比编写，果真可以吗？《纲目》是继承《春秋》而作的；把新书接在《纲目》之前，这就等于没有《春秋》了，这又可以吗？有人说：这部书简明扼要，便于学者学习。简便，是通常人的趋向；趋向那一边的人必然舍弃这一边。假如让人人都只求新书的简明便利，将会舍弃《易》《书》《春秋》而不去讲习，最终不知道圣人用来训诫人的道理，这可以吗？不可以。这些都是我的疑惑，我不能贯通理解，希望有人来质正我。《三礼考注》

译以上是抄录的《三礼考注》六册。这部书原本是吴文正公吴澄按照朱子的意思考订而成，包括《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另编为一卷。吴澄文集中的《三礼叙录》和虞文靖公的行状都是这样说的。曾听长者说，我们县的康震宗武在元朝末年战乱时向吴澄受学，这部书藏在康氏家中。战乱后，郡中晏壁彦文从康氏孙子那里求得此书，便掩饰为自己的作品。近年我在邹侍讲仲熙家见到晏壁抄录的初本，注文中称“澄曰”的地方，都改成“先君曰”；称“澄按”的地方，都改成“愚谓”，用粉涂掉旧文再写上，痕迹隐约可见。到后面的《曲礼》八篇，则完全没有涂改，和我此前听说的很相符。于是我和邹氏各抄录一部，凡是有涂改的地方都按旧文抄写，并参照《叙录》进行校订。各本篇数有增有减，不尽相同。《叙录》补入逸经八篇，即《投壶》《奔丧》《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之外，又有《中灵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说这些经文已经亡佚，篇题只见于郑玄注，凡未泯灭的片言只字，都一定搜集而不敢遗漏。如今这部书的逸礼只有六篇，而且《中灵禘于太庙》等篇的篇题全都没有著录。《叙录》记载《礼仪传》十篇，而这部书增入《服义》《丧大记》《丧义》《祭法》《祭义》五篇。《叙录》说，在正经、逸经和传之外，其余都归入《戴记》。这部书在传之后又增入《曲礼》八篇，共增十二篇。其中有些本来已经收入《礼记纂言》，不应当再次出现。篇目有这样的不同，其中还有待深入考察的地方。我又听老长者说，文正公晚年想对这部书重新考订，却来不及在临终前把意图交给孙子；孙子当当罢官闲居时，曾经替他做这件事，却没有完成。难道确实如此吗？不过，文正公把礼分为经、义、传，而如今这部书所增的内容往往把礼和义混杂在一起，没有区别。它卷首也载有《叙录》，但与卷中自有的内容不相符合，毫无疑问决不是吴澄所作。难道是[缺字]增补的吗？晏壁一向同我往来，却从未让我看过这部书。他编纂《乾[缺字]清气集》时，曾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古人的作品多处，我曾同他争辩，他都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因此可知他为人任意草率，对于这部书中自行增补的部分，我不能不怀疑。不过我既然抄录了这部书，后来没能再次见到他，无法当面质问，只好姑且记下这些，等待明白此事的人。《坛山石刻》以上是“吉日癸巳”四个篆字，是从永丰进士刘智安那里得到的。石刻如今在赞皇，题记说：“这是周穆王时期所刻，年代久远，已经无法确知；然而字形笔画精妙绝伦，决不是后人所能比得上的。” 《正祀典名号诏书》以上是洪武三年正定祀典名号的诏书。诏书说：“这项制度并不是由臣下提出，而完全出自我太祖皇帝的圣明智慧，是他清楚看见唐虞三代圣人的本意。那些封号有的沿用，有的改革，都合乎天理人心的大公之道，并彻底革除了后来亵渎礼制、扰乱经义的弊病，作为万世拥有天下国家者的法则。这就是所谓‘大哉王言’。”诏书颁下十五年后，臣詹希原把它书写在太学的石刻上。又过了三十五年，臣士奇得到这个本子，谨慎地记录并珍藏起来。《詹孟举千文》以上是中书舍人詹希原所书的大字《千字文》，刻板在蜀中，我从礼部胡侍郎那里得到它。本朝书写大字的人，希原当属第一。他兼有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笔法，并且具有端庄尊贵、如佩玉冠冕般的风度。《滕王阁序》以上是赵孟頫书写的《滕王阁记》刻板，不知道如今在哪里。这一版本是永乐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臣士奇在文华殿侍奉时所获赐的。笔意精妙绝伦，后来得到孟頫书写这篇记的墨迹，拿来比较，远远不如这一版本。难道也是得到了善于刻碑者的帮助吗？签题是当时皇帝亲笔所书，谨慎地记录并珍重收藏。《干禄字书》以上是《颜鲁公干禄字书》，辨别字体的正体、俗体和通用体，间或也分析字义。书中说：“所谓干禄，大概是唐代以书法考试取士。”而颜公真书小字流传到后世的，也只有在这里能够见到。《戴九灵和陶诗》九灵姓戴，名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是金华人。年轻时和宋景濂、胡仲申一同学习文章，也齐名。洪武初年，九灵多次被征召而不出仕，改换姓名，隐居在四明山中二十多年。后来因受到牵连，死在京城。这部集子是我从丁鹤年那里得到的。九灵另有文集四册，我曾在赵彦如家见过。文章醇厚精粹、博雅典重，有欧阳修“六一居士”的风致，也是当时的巨擘。《王临川文》欧阳、苏轼、曾巩、王安石四家的全集，如今书坊都没有刻板。唯独北京有《荆公临川集》的刻板，在国子监旧崇文阁中，但缺少十分之一。永乐八年，我随驾在北京，印了两部，寄给我一部，共十册。补录完毕后，于是取吴草庐先生所作的序，放在各卷卷首；又取二程、朱熹、陆九渊四位先生以及司马文正等贤人评论王公安生平的文字，附在序后。天下后世凡是对王公喋喋不休的人，都只是在随声附和罢了，难道真有什么见识吗？真正有确实见解的，就是我所抄录的这些文字。《诸儒奥论》《诸儒奥论》两册，是从中书舍人、建昌人黄卓前辈那里得到的。读史必须根据人物考察其时代，根据事情来衡量其中的道理，所以各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近年来乡里的先生王子启教学生读史，每读完一篇传记就写一篇评论，这仍保存着古人读史的方法，因此我把这些评论附录下来，给后来的学者看。《唐才子传》《唐才子传》由西域人辛文房所著，共十卷，合计三百九十七人，都以诗歌闻名。当时《唐书》中已经出现的，共有一百人。大概那些行事与国家大局无关、不足以作为劝善惩恶借鉴的人，便不予收录，这是作史的体例。但读他们的诗，想要了解其为人，在辛文房所收录的材料中确实可以有所取用。然而唐代以诗取士，三百年间以诗著名的人应当不止辛文房所录的这些。如郭元振、张九龄、李邕之类，已经显名于当时，却仍然遗漏，何况地位低下的人呢？而且辛文房所录的内容，间或夹杂臆测之说，读者应当加以选择。《十史详节》《十史详节》共二百七十三卷。《史记》《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隋书》《五代史》，题作“东莱校正”；两汉史以及《唐书》，题作“诸儒校正”。我家藏有十五册。这部书[缺字][缺字]删略到有关于事情要害的内容，有时也不载；甚至删减助语词，读起来使人觉得索然无味。不过查考东莱的年谱，并没有见到他校正这部书。世人说这是东莱早年所作，后来他后悔了。刘元城说：“古人的著述多在晚年完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元代首科程文》

译元代延祐乙卯年廷试录一册。这大概是先待制登第的那一年，距今已经一百零二年了。我最近才得到它。此前任山东按察使的郭俨，字彦庄，元代科举取士在这一科有所帮助，而历次科举所得人才，也没有比这一科更盛的。左右榜共五十六人。这部录本所刊载的对策分为四卷，共五十三人，先待制的文章也在其中。而五十六人的家状及他们最初授予的官职，也都完整具备。《养蒙大训》以上是《养蒙大训》，由豫章人熊大年汇集《陈氏经学启蒙》《初学经训》《小学礼诗》《王氏伊洛精义》《饶氏性理字训》《训蒙理诗》《程氏毓蒙明训》《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十部书编成。从三言、四言到七言，最后以《孝经》结束，非常适合教导儿童，是端正根本、追溯源头的书。然而《字训》本是程达原所作，只是因袭程正思的旧本而增广，这里却说是饶氏辑录，是没有考察清楚的错误。《说文字原》以上是《说文字原》一册，元代周伯琦所著。伯琦字伯温，曾听前辈说：“元至正年间，刚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朝臣都说一定要由巙巙书写匾额。当时伯温虽然在馆阁任职，精通篆书，却还没有被皇上知晓。巙说：‘如今要写宣文阁匾额的篆书十多张，周伯温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一天，皇帝下旨命巙书写宣文阁匾额，巙说：‘臣所能写的是真书，若论古雅，没有比篆书更合适的。朝廷宣文阁用篆书才合乎体制。’周伯温的篆书如今世上无人超过，皇帝听从了他的话，召周伯琦用小楷书写，合乎圣意。由此更加受到赏识和任用。前辈们临事时明白大体，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且这样委婉周全地引荐和成就人才，都是后人无法相比的。因此得到伯琦所著的书，便把这段旧闻附记在卷末。《六书正讹》以上是《六书正讹》一册，元代鄱阳人周伯琦所著。周伯琦任翰林待制，是南翁的儿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代士大夫中以篆书著名的人，都推重周伯琦。他所著的书还有《说文字原》。书前序文说：“《字原》用来叙述文字制作的全貌，《正讹》用来刊正传写中的错误。不只是研究篆书的人不可缺少它；对于使学者明白古人造字的本意、不被俗体所迷惑，也不是没有帮助。” 《新唐书》《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欧阳文忠公撰写本纪、表、志，宋景文公撰写列传。当时认为景文所写的文辞过于繁复，而且一部书出自两个人之手，于是命文忠公审阅，改成同一体例。文忠公说：“每个人的见解不同，而且宋公是前辈，既然已经依旧例修撰史书，那么只让官位较高的人一人书写职名。”当时宋景文任郑州知州，官位在文忠公之下。文忠公说：“宋公用刀刻得既久又深，怎么能掩盖呢！”于是就在各自所撰的部分分别署名。古代君子存心极其公正，不存有压过他人的欲望，就是这样。我家藏有《唐书》五十四册，刻板在福州府学，是从那里得到的。现任翰林学士杨公勉仁说也是如此。《五代史》《五代史》七十四卷，共十册。我们郡的欧阳文忠公所著，刻板在太学前。史书文章卓越突出、远远超出常作、足以成为世人师法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前汉书》和欧阳公的这部书而已。至于义例的精密，《史记》和《汉书》还比不上它。《丁鹤年诗》丁鹤年的祖先是西域人。西域人多以丁为名，进入中国以后，便以丁为姓，所以鹤年也姓丁。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元朝做官，两个哥哥都考中进士，做了显要官员。唯独鹤年淡泊自守，只是一个穿布衣的寒士。元朝灭亡后，他回到四明，和戴叔能交好，崇尚节操，孝行卓著。叔能曾替他作传。后来他隐居在武昌山中，我在武昌遇到他，彼此十分投合。当时他已经老了，分别几年后去世。这部诗集大概是他去世后，我从武昌的邓存诚那里得到的。《安雅堂》《安雅堂文集》，由闽地陈旅、字众仲所著。刻板在福州府学，我家藏有两册，是从翰林庶吉士洪遵道那里得到的。闽地以古文著名的人，众仲是其中的巨擘。我曾经喜爱闽地善于写文章的两个人：唐代的欧阳詹和众仲。他们都出自莆田，常衮在闽地最早发现欧阳詹。欧阳詹到了京师，声名尤其显著，韩吏部对他更是特别厚待[缺字][缺字]。后来国子四门助教马伯庸到闽地，最早发现了众仲。众[缺字]到了京师，诸公都主动同他结交，而虞学士尤其厚待他，官至国子监丞。他们的事迹也很相似，不过欧阳詹的文章深切峻拔，众仲的文章优美柔和、端正厚重，这就是两人的不同。题写《黄少保省愆集》后 我把朋友少保黄公在永乐年间所作的《省愆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痛苦平复后又追思痛苦的程度，面对往事不能不长叹流泪。当初，太宗皇帝将要巡幸北京，召见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告诉他们说：“留守京城的事情重大，如今从文臣中选留你们四人，辅导并监护国政。过去唐太宗选择辅佐监国的人，必定交给房玄龄，你们应当明白我的用意，恭敬共事，不可懈怠。”四位大臣都拜谢叩头接受命令。此后凡是下发玺书、谕示政务，也必定让四位大臣参与。此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对四位大臣礼遇非常优厚；但有些支庶宗室留在京城府邸，暗中图谋夺取太子之位，日夜窥伺机会，趁机制造虚假言论，妄称监国有过错，又勾结受宠近臣在宫中相助，幸亏皇上圣明，最终没有被迷惑。然而担任官职的大臣个个都战战兢兢、处境不安，多次被赞颂、拘系，即使四位大臣也不能免除，有的持续十天，有的延续数月，只有黄淮一人滞留了十年。这大概就是邹孟氏所说的“没有人招致它，它却自己到来”。既然是没有人招致却自己到来，君子岂能对此存有私心？也只能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这就是《省愆》用来表明心志的原因。唉！四位大臣中，如今蹇公、黄公和我士奇幸而还在，已经离开险境而进入平坦之地，这都是两位圣主的恩赐；而古人居安不忘危的告诫、君子反躬自省的诚心，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不可有一天忽略。因此谨慎地写在诗集后面，归还给黄公，也用来警醒自己罢了。题写刘仲修所书虞、揭诗后

译以上是元代揭文安公《忆昔诗》四首、虞文靖公寄给文安的一首绝句，由清江刘仲修先生书写，如今为翰林侍讲金幼孜所收藏。幼孜把它给我看。世间传说，文安对“三朝新妇”的评论有所不满，曾在半夜去拜访文靖，因为一句话不合，便拂袖匆匆离去。文靖寄来这首诗，也是借此寄托遗憾。又有人摘取世间流传的刻本中“寄语傍人休大笑”这句话，说它是针对文安所作《范先生诗序》而发，并援引旁证，似乎确有根据。然而我的意思是，当时文安没有停留而匆匆离去，或许是受人事牵累、不得已而为之，也未可知。至于所说“三朝新妇也评之云耳”，难道一定是在贬低他吗？是否贬低，暂且不论。贤人君子彼此相处，在言语文字之间，有时互相推让，有时相互辨论，有时相互评论品评，都出于极其公正的心，难道会像如今那些无知而自鸣得意、自以为高明的人一样吗？我曾看过二位公的文章，他们彼此辨论的地方很多，却从未听说因此产生遗憾，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件事上怏怏不平呢？这难道不是和议论杜少陵“莫倚善题鸚鹉赋”的人相类似吗？如今看了刘先生的书写，更加知道世俗传说不可信。刘先生曾亲自接受二位公的教诲，如果事情果真像世俗所说的那样，他为什么抄写这首诗时一句也没有提到呢？如果认为他是不想记载杨前辈的过错，那么二位公其他可以流传的诗文很多，又何必偏偏抄写这首呢？刘先生书写文靖这首诗时，把“第三句说与傍人堪大哎”写成这样，与刻本不同，共有两个字。仔细体会这一点，更足以看出二位公相互投契的深厚感情，充分流露在言辞语气之外。刻本的错误，正好给了俗人欺骗世人的议论以借口，不可不辨明。因此写在后面，并且拿它来向金君质证。《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以上是《元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大概就是先待制登第的那一年。这块碑由赵文敏公书写，刻石在北京国子监。这一抄本是已故太学士胡文穆公赠给我的。虞文靖公说：“这一科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从前有人曾为记载先友而作此文，是为了彰显一时交游的盛况，也让后人懂得珍重世代的友好。我得到此碑后，又得到当时诸公参加考试时的家状，以及他们最初授官的情况和所选刻的廷对文章，便附录在后面。此外，这一科的监试、读卷等官员，以及进士中有传记载于国史的人，也一并附录。希望借此考察他们一生的品行、义理和政绩；以后若能得到他们的墓志、墓碑、行状，也都抄录附在碑的背面。即使其中有些已经见于史书，而墓志等文章再次收录也不嫌重复，因为史书所记通常比较简略。永乐己亥年正月壬子，曾孙士奇谨慎记下。《张文昌诗》唐代张籍，字文昌，史书称他是[缺字][缺字][缺字]乌江人。宋代汤季庸考定他为吴郡人。考察韩愈《张中丞传》和汤季庸的说法相同。文昌在贞元十五年中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他的诗和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并称为元和体。文昌尤其擅长乐府。《文献通考》说他的集子有三卷，又说张洎编的是十二卷，还有汤季庸编的八卷。我家所藏的是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以及乐府，共五卷，不知道是谁编的。抄录《楚辞》以上是《楚辞》一册，是德安副守罗先生亲手抄写的。先生在元朝末年战乱之际求学，没有书可读，即使在崎岖奔逃之中，也常常日夜抄录来阅读。如今的学者有幸遇到太平无事的时代，得到书很容易，却往往不努力学习，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后人比不上前辈啊。《刘职方诗》以上是《槎翁先生诗》，从鹄举的儿子刘镃那里得到。曾听长者说：先生八岁就能作诗。成年以后遭遇战乱，即使逃窜在荒野山谷、处于崎岖困苦和无聊的境地，每天也一定作一首诗，从不停止。遇到朋友同伴聚集，或者有所感发，便接连不断地作诗而不厌倦。他爱好学习，大概就是这样专心。然而先生对于通晓经书和古文，尤其勤学爱好，诗歌只是他的余事罢了。先生的德行义理为人所知，政绩行为见于史书。我因这部诗集，特别记下他勤学的一件事，用来给后人看。《刘文房诗》唐代随州刺史刘长卿，字文房，和高适同[缺字]；杨伯谦编选[缺字]音，把他列入中唐。他的诗清婉而富有意趣，但多次遭受废黜，所以多有忧愁困穷、沉郁的意味。我所抄录的本子流传于江夏蒋立恭家。曾见阁本，诗后有序、记、碑、铭等文章；这里特意只抄录诗篇，而五言古体尤其少。杨伯谦选唐代五言古体诗，从陈子昂、薛嗣通、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之外一篇也不取。这部诗录难道和伯谦的意见相同吗？而且篇目次序也和阁本不同。《三苏文选》《三苏文选》一册十二卷，由东莱选编，建安人蔡文子作注。所选都是关于治理之道的文章，便于科举应试使用。虽然不可能篇篇都纯正，但阅读它可以开拓增益胸襟，触发笔端文思，也未必没有帮助。题写曾氏冠辞后 士大夫家实行四种礼仪，以冠礼为首。古代礼制已经废弃，后世想要恢复它，冠礼算是比较容易实行的，却仍很少见到。一百多年前，南北统一，儒学先辈君子布[缺字]中朝时，我们郡的曾巽申公任应奉翰林，唯独按照古礼为儿子举行冠礼，于是受到诸位公卿的称赞。由此可以看出世风。近二三十年来，朝廷中学士大夫之家大多实行冠礼。举行冠礼而不用礼制，大家就都视为草率简陋；世道大概正在逐渐恢复古风吧？这一卷卷首载有应奉的训辞，冠辞则是吴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和州判许公的亲笔。元朝末年战乱时，它流落到别姓人家。应奉的曾孙、少詹事[缺字]，寻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近来有人把它带到北京。詹事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积恰好来到北京，立即拿出厚重的资财把它买下。真可以说是失而复得，积也可以称得上孝顺了。不过，积的先祖以及吴、虞、揭、许诸公的言论，都寄寓着至理。积如果能把这些道理明白于心、践行于身，那才是最大的孝。积还应当勉励自己。《元史》这部书把元朝一百多年间的事情记载得很完备，但在亡国之际，忠[缺字]的事迹有的简略，有的又与故老相传的说法相抵触。大概当时急于成书，没有时间广泛访问并详细考核。《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以上是《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由宋代礼部侍郎、权知学士院的我们郡人邓光荐撰写。光荐字中甫，学者称他为中齐先生。[缺字]丞相和他同朝为官，这部传记多依据丞相亲自叙述的内容，所以特别详细真实。后来撰写《宋史》，也多依据这部传记。《孔子家语》

译《孔子家语》一册，是我在江夏时从南昌得到的。龙参参博学多才，擅长诗歌，有清新深远的情思，喜欢取法盛唐。我的朋友夏仲达特别喜爱推重他。龙参重视情谊，但不能选择朋友。湘中有一位善于作诗的道士，龙参南游时和他交情深厚。后来道士因为符咒之事败露而获罪，官府还逮捕了他的家人。道士的父亲逃跑后藏在龙参的船里，龙参的弟弟劝他不要收留。龙参叹息说：“哪里有朋友的父亲遇到急难，却不容留他的道理？”弟弟跑去告诉仲达。仲达私下对龙参说：“你不忍心拒绝朋友的父亲，难道也不想想我有父亲吗？”龙参虽然醒悟过来，最终却不肯明说让老人离开。道士的父亲心里明白了他的意思，离开后躲藏到旭某处。几天后，官府[缺字]捕获了他。藏匿他的人同罪，家属全都被迁往边地。龙参虽然侥幸免罪，也因此耗尽了全部财产。《易经》说：“亲近不应亲近的人。”说的就是龙参这种情况。若不是仲达采用了从窗户委婉进言的方法吗？我亲眼见过这件事，所以因这部书想起这个人，并把它记下来作为警戒。题跋张旭草书 张旭的书法雄健遒劲、飞动活泼，神妙莫测；但法度规矩本来就在其中。如今凡是仰慕张旭的人，不免犯了效法杜季良那样的弊病。题跋怀素 张旭的书法纵情豪放，变化迅疾而突然，如同健鹏掠过旷野，怒马挣脱缰绳。怀素得到张旭的笔法，却写得清劲精丽，合乎规矩法度。这就像鲁国男子学习柳下惠，所以足以受到推重。《东里文集》第十卷 ●《东里文集》第十一卷 题跋 ◆题跋 题写《赤壁图》题写《黄母刘传》后 恭敬题写《仁庙玺书录》本 题写安福戴氏收藏的先世告身后 书写《复立宗忠简公墓碑》卷后 书写宋代谢少连赠官诰命后 《石鼓文》后 汉代鲁相设置孔子庙卒史碑 《华山庙碑》《夏承碑》《孔子庙学记》吴叚石冈纪功德碣 《告泰华府君文》《千文》题写戴氏所收藏的先贤遗墨后记 题写宋吏部侍郎龚公墓志铭后记 题写《欧阳临淄传》后记 恭敬地题写“赐给都御史虞谦的《兰亭》墨本后记”。恭敬地题写《崇恩堂》卷后记 汉代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 《清节书院记》题写范危墨迹后记 题写松雪所书《邓文原文》后记 题写唐代诰身后记 题写胡氏先世两篇记文后记 题写《赤壁图》后记 苏文忠公以诚意和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却被李定、舒亶之流诋毁。黄州士人君子的心地高尚正大、光明磊落，无论到哪里不能自得其乐呢？何况苏公的文章，譬如景星庆云，随着所写之事显现出来，光辉照耀万物。假如苏公没有遭受贬斥，那么区区齐安的山川风物，哪里会有这种光彩流布在宇宙之间呢？题写《黄母刘传》后记 晋代屠岸贾杀害赵朔时，准备把他的遗孤也一并杀掉。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程婴谋划说：“扶立遗孤和死去，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难？”程婴说：“死很容易，扶立遗孤才难。”公孙杵臼便把困难的事情让给程婴，自己自杀了。扶立遗孤，是古代刚烈大丈夫所认为困难的事情。看苏平仲所作的传记，永嘉黄母刘氏保护遗孤的事情，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赵氏是在国家的乱臣手中遭祸，黄氏则是在家中的盗贼手中遭祸。仓促之间又值深夜，变故发生在内室之中，即使勇敢而有智谋的人，有时也未必能够抵御，何况是柔弱的妇女呢？刘氏的志节，正是所谓可以同日月争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刘氏去世至今已有六十年，她的曾孙淮荣承受皇命，追赠刘氏一品的尊贵封号，这大概是上天用来报答刘氏的方式，也使司马子长所写的《赵客事》在天地之间光明显赫、流传无穷。平仲就是当代的子长，他将刘氏的事迹昭示于后世，哪里会有穷尽呢？哪里会有穷尽呢？恭敬地题写仁宗皇帝玺书录本 洪熙改元四月十五日，仁宗皇帝驾临奉天门，召少师、吏部尚书臣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到御榻前，追述讨论监国时的政事，再三加以褒奖，拿出图书两件赐给臣蹇义，所得的是“忠贞”；赐给臣杨士奇的，是“贞一”。又加赐玺书，眷顾优待极其厚重。臣子侍奉君主，能够尽到分内的一点责任，都是职分上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圣明之心对于万物，正如造化生育万物一样，生意不息，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蹇义敦厚质朴，历事列位圣君，练达而宽厚，巍然是国家的老成之臣，理应不会辱没这份恩遇。只是臣是什么人，竟也滥受此恩，因此在奉命之日，感激之情直达内心，而惭愧惊惧至极，不知如何安置自己。不到一个月，仁宗皇帝升遐了，每当捧读诏书，血泪交相流下。如今臣蹇义恭敬地侍奉皇上，所受到的倚重和眷待，比先朝又日益增加。皇上曾经阅览他的“忠贞”图书，推阐扩充先帝的志意，特意命人范铸白金，重新刻印，赐给朝廷内外，使之传播流布，歌颂盛美。孔子曾评论孟庄子的孝行说：“其他事情还可以做到，唯独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事，是难以做到的。”孟庄子不过是列国的大夫罢了。如今圣明的天子亲自实行这一点，又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这难道不是臣蹇义千载难逢的际遇吗？君子承受这样的际遇，一定会想到诚信地实行自己的道义。先儒说，竭尽自己的力量叫作忠，守正坚定叫作贞。做臣子的忠，没有比向君主陈说善道更大的了，而不是一味依附随从；贞，没有比匡正君主更大的了，而不是苟且敷衍。君子对于道，必定有终身坚持的志向。臣蹇义把玺书另行录写一份，偶然嘱托我为它作记。我曾经和蹇义一同做官，他给我的长久益处很多，所以不敢不以君子的道义来勉励他。即使我羸弱，也愿意自我勉励，跟随他的后面。恭敬地题写安福戴氏所收藏的先世诰身后记 孟子谈论王政说：“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把这种敬爱推及别人的老人。”意思是推开爱护自己亲人的心，来爱护别人的亲人。《四牡》诗说：“没有闲暇奉养父亲，又说没有闲暇奉养母亲；又说要奉养母亲，请她来训诲我。”先王把对自己的体恤推及臣下，正是这样，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吗？三代以后直到宋代，每年举行礼仪祭祀祖先，必定推恩于群臣，并且推及他们的祖先，差不多还留有先王忠厚的恩泽。安成戴氏收藏着先世接受宋朝封赠父母诰身三通：一通是宣和二年六月授予的，一通是建炎三年九月授予的，一通是绍兴二年十一月授予的。直到今天阅览它们，仍足以感动人心。然而发布诏令的君主，有不能亲自表达爱亲之心的，这是由于任用小人的过错。《大易》因此告诫小人不要结党周比。戴氏先世在宋朝接受的诰敕还很多，屡经兵火，只有这三通保存下来，后两通也已经残缺不全了。但是他们的子孙数百年来像捧着拱璧一样层层收藏它们；戴氏子孙这样珍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没有辱没他们了。题写《重立宗忠简公墓碑》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