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九

译以上诗共三十六首，是我从前客居武昌时，与友人陆伯阳往来唱和的作品。伯阳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他的儿子琇收集并抄录下来，请我写几句话。尊敬父亲的朋友，就是尊敬父亲所推重的人。我怎么能推辞呢？只是想到我初到武昌时，和伯阳一见面，便亲密得如同平生旧交。有时几天见不到面，就各自奔走寻找对方，并拿出自己写的文章互相切磋。他常请我坐在友兰轩中，摆酒煮茶交谈议论，以此为乐，忘了彼此的身份。有过失便互相规劝，毫不顾忌。我们大概相聚了七年后分别，分别一年多又在京师相见，握手相谈了好几天，情意缠绵不止；但仍然像在武昌时一样互相责成对方趋善。分别几个月后，他寄信给我。我收到信第三天，就听说他去世了。那天我刚刚接受任官，贺客坐满厅堂，而悲痛却从心中涌出，眼泪不停流下。唉，真是可惜啊！我一生交友很多，有的已经亡故，有的散居各地，只有伯阳至今仍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伯阳名闓，是扬州兴化人。洪武年间出仕，任楚府伴读。他为人端正真诚、修养高洁，笃实行义；但在辨别是非邪正方面十分严格，丝毫不肯宽贷，因此很少有人同他契合。武昌士人中乐于同他交往的不过几人，而与他交往的人，必定以道义互相辅助。他的文章长于诗歌，古体诗以魏、晋、宋为宗，近体诗以盛唐为主；书法也很精通，极力学习钟元常、王逸少父子的书法。他曾说：“离开这些，就不是第一要义了。”他画山水、树木、岩石，也为当时人所看重。他大概是一个高尚而超脱世俗的士人。世间怎么能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他去世时，琇才几岁，还不懂事。如今琇已经长大挺立，知道什么值得尊重了。因此我叙述他父亲文章品行的大概，使他绘制的这卷图画不致有愧。跋宋高宗手诏后 以上是宋思陵赐给吕忠穆公吕颐浩的一道手诏，是公的九世孙、今任福建按察佥事的吕升之所收藏。吕升以前任职江西时，曾在仓促间把它遗失；过了二十三年，才又寻找到，偶然拿给我看。诏书是绍兴五年赐下的。绍兴三年，公被罢去参知政事，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住台州五年；后来起用为知潭州兼任帅，这正是诏书任命的职务。这一年夏天，岳武穆平定湖寇杨太，这道任命应当在刚刚平定杨太之后。公到潭州时，正逢大旱，专心治理荒政，竭力救济，保全救活了很多人。第二年冬天，便改任浙西安抚制置大使、判临安府，在潭州任职只满一年。像公一生那样深切地爱君忧国，而这道诏书的文辞旨意又深厚诚恳，实在是激励群臣、希望上下相交而志向相同的要旨。然而公最大的忠诚，在于竭力排斥议和，谋求恢复失地，以洗雪君父的耻辱。当时文武大臣中，坚定地与公有同样志向的，如李公、张公、韩公、岳公诸人，可以说很多。然而最终不能胜过一个逆臣秦桧的邪恶，导致宋朝终于不能振兴。唉！天下国家，众多君子可以共同使它兴盛，却抵不过一个小人的败坏，而且小人败坏它还绰绰有余。这难道就是圣人在《坤卦》初六爻中，为什么深切提出“履霜”警戒的道理吗？我反复诵读，感慨叹息，把这些话记在后面归还给他。题欧阳文忠公诰命后 这是宋庆历三年欧阳公欧阳修任知谏院时所接受的诰命。诰命由孙抃撰写并颁行，当时公从滑州被召回。这年三月，他与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一同任谏官，号称“四谏”。四月，夏竦、吕夷简都被罢免，杜、韩、范、富诸公又相继进入两府。想来当时公道昭明，善类通达，天下一天天走向治理，真是盛况啊！到现在已经三百八十年了，这道诰命如今收藏在公的十四世孙齐那里。这也可以看出名贤的后代能够长久保存先人遗物。我在北京偶然遇到齐，得以拜观此诰，谨慎地把这些话题写在它的左边。题宋欧阳修所撰告身后 宋代陈东、欧阳激都因为进忠言而被杀。宋高宗在位后期，曾对此感到后悔。这道诰命就是褒奖抚恤他们的诏令。只是起初被小人蒙蔽，后来追悔的言辞即使再恳切，也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前车之覆仍然可以用来警戒后人，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吸取教训。胡铨、韩紃谈论议和，何兑称述马伸保存赵氏的功劳，梁勋说金兵必定到来、应当预先防备，他们都被远远流放。虽然没有被杀，实际上也和死了一样。哪里看得出他们真正能够接受教训呢！唉，为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杀害忠言更大的；为臣子的灾祸，没有比因为进忠言而被杀更惨的。这道诰命距今已经三百九十年了，即使流传千年，也不能使读到它的人不悲痛。题欧阳文忠公墨迹后 题名为《欧阳文忠公手书三道》，都是他在母亲去世时所写。前后两封信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姓字应当是徐无【缺字】。第二封信大概是写给他排行第十四的弟弟、名叫煥的人。公的母亲夫人于皇祐四年三月去世，第二年八月从颍地回到吉水安葬；葬毕又返回颍地。前后两封信都是尚未离开颍地时所写，其中“【缺字】七月出行”的话，大概是预定日期的开始。第三封信则是皇祐六年在颍地所作。公服母丧超过一年，才得以【缺字】观，为了充分顺遂众人的心意，详细而谨慎地办理，最终依礼亲自裁断。前面【缺字】君子对于大事，怎么能这样轻忽草率呢！题夏少保家藏《麦丹图》先儒说，观察一个人应当看他的气象。文正公范仲淹所存的气象和蔼可亲，没有物我之间的隔阂，难道不是仁者的气象吗？忠宜大概是有父亲的遗风。麦丹的事情，只是这种遗风的开端罢了。唉！假使范氏父子的志愿能够在当时充分施行，那么百姓得到的福泽该是怎样呢？跋吕少卿所藏《戒石铭》后 以上是宋黄文节公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有吕忠穆公吕颐浩的题识。《戒石铭》本是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取其中四句，今天下各郡县都把它刻在石上，放置于官署前，石碑上盖一座小亭，长官坐下时正对着它。这大概是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重新把黄庭坚所书的摹本颁发给各郡县，命长官刻石置于座位右边。当时军务正十分繁重，朝廷忙得无暇顾及其他，却还能用心做这件事，可见君主和宰相重视的事情，也可以看出百姓之所以没有离弃宋朝。忠穆公前年九月由开府仪同三司、【缺字】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于本年四月奉诏都督江淮荆浙诸军，像在镇江开府；七月被召回，这应当是回朝后所题。到现在已经二百九十五年了。当时各郡县所刻的石碑，如今大多已经不存在，我还来得及看到士大夫家收藏的建康、绍兴石刻拓本。这一拓本无法查明出处，但忠穆公九世孙、大理少卿吕升偶然拿给我看，于是写在后面归还给他。题晦庵先生墨迹后

译以上是晦庵先生书写《小宛》诗中“夙兴夜寐”四个大字，现为兵部尚书钱唐方公所收藏。先生上承周公、孔子的道统传承，所以他的一言一语都将成为天下后世的准则，也都以圣人的经典为根本。这四个字与《易经》的“自强不息”、《尚书》的“无逸”道理相同。人无论贵贱大小，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而能够成就事业的。至于作为儿子、作为臣子，更应当在这方面加倍努力，所以说“早早起身，夜晚就寝，不要辱没你的先祖”，又说“早晚都不懈怠，以侍奉君王”。如今方公作为国家大臣，承受皇上的深厚宠爱，父母双亲都健在而共享福庆，登上高寿之年，受到天下人的羡慕仰望，却仍然恳切珍藏这幅书迹，他难道是要铭记古人的格言，笃守忠孝的大节，并以此向天下为臣为子的人成为示范吗？这正是方公应当努力的地方。我因拜观此卷，谨慎地题写在后面归还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题刘士皆所藏当代贤人翰墨后 士皆喜爱书法，收集当今翰林院诸公中擅长书法的人，汇成一卷，请我写一句评价。我不擅长书法，能说什么呢？但我颇懂得其中的道理。书法所取的法则与做人的道理相同：笔势贵在端正而不放肆，韵味贵在清雅而不庸俗，贵在沉着而不张扬，贵在疏朗而不滞涩，贵在内心刚健而外表和顺，贵在精神完足而义理周备。随着自己的心意运笔，却不超越古人的规矩尺度，这才是好的书法。士皆若以此为标准来考察这些作品，那么它们的高下深浅就可以评说了。题赠刘士皆诗卷后 朝廷的公卿大夫作诗赠送将要出行的朋友，最早见于《诗经》的《崧高》《烝民》，都是尹吉甫所作。旧序认为这是赞美周宣王的诗，解说者说，君主委任而得到贤能之人，僚友又作诗相互娱乐，那么君主的美德也可以由此看出来。士皆由科举出身，任御史之职；这卷中作诗赠送他的共有十四人，开头作序的一人，共十五人，都是翰林院的名流。他们的【缺字】姓名、地位大小，古今不能一概而论；诗的旨意有的称举他的职务，有的【缺字】赞美他的德行，也写到车马侍从的光彩、远行时的思念，兼具各种内容。这大概可以接近《孔硕》那种歌咏清风的作品吧？士皆虽然离开这里，心中有离群的感受，但时常展开观赏，也可以借此自我慰藉。题陈仲易先生墨迹后 以上是豫章陈仲易先生向求学者讲授的几件事，始末有条理，精细粗略都涉及，以穷究义理为先，以涵养德性为要，都是本于古人的旨意，并不只是用来资助科举应试的学问。前辈大儒君子施教，都是这样。如今这种方法虽然还存在，但从事实行的人很少，士人的习气不如古人，难道不是因为教化之道没有得到阐明吗？我考察家集，先祖金洲府君兄弟都出自吴文正公门下，而他们最初都是从陈先生学习的。如今景陵教谕熊子维拿出这卷书，大概是先生的亲笔。我拜了两拜，端正地诵读，既起敬意又生感叹，谨抄录一份收藏在家中，并把这些话题写在后面归还给他。题诚斋杨公《易传》稿后 我的同乡杨文节公著有《易传》二十卷。宋理宗曾下诏给他家发纸札，抄录进呈，交付秘阁收藏。当时已经刻板刊行，但他的原稿在一百多年后仍收藏于杨氏家中。元朝末年的战乱中，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这三卦，即《小畜》《同人》《大有》，是公的族孙黻所收藏的，全是公的亲笔。其中有一两处删改后重新抄录的地方。距今二百多年，纸张墨迹仍像新的一样，实在值得珍藏。公与晦庵先生交游，得到过讲论的益处。晦庵先生平日谈论人物时，极力推重公，却从未提到这部书，大概是因为此书成于先生去世之后。这部书本于程子的学说，论理精纯，并且多引用史传作为证明。程子把《易》看作讲人事的书，晦庵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一点。而公在此书自序中说：“只有中正，才能使天下不合于中的归于中正；只有正，才能使天下不正的归于正。中正树立起来，万般变化就能贯通。”这真是最高明、不可改变的话啊！我因黻拿出此卷给我看，拜观之后，谨把所听闻的内容记在后面。题顾知州墓铭后 《吉太和州知州顾侯墓志铭》，是已故友人、翰林侍读兼右春坊赞善梁潜用之所作。原稿还收藏在我家中。用之去世六年后，顾侯的孙女婿、刑部主事陈亢宗得到一个抄录本，在上面题写说：“翰林侍读林环所作。”这是不对的。林甫田是江西人，和我同朝为官十多年，他与顾侯以及顾侯的儿子、孙子，大概从未听闻彼此的姓名，难道不是传抄时弄错了吗？我和用之都是太和人，顾侯任知州时，我们两人还只有几岁。顾侯后来升任广东官职，往来经过太和，总是恋恋不舍，不忍离去；太和百姓也像太和不忍顾侯离去一样，不忍他离开。因而顾侯的始末，除了太和人没有谁能够全部了解；而这篇文章高古典雅，也不是用之便无人能够写成。国家刚刚平定天下时，我州历任守官中最贤能而劳苦的，只有吴侯去疾和顾侯。吴侯后来没有留下什么声名，顾侯则有后人在吴中和番禺，又有用之替他作传，他一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太和人谈论顾侯的善政，并不只限于用之所写的内容。州治东面濒临大江，有两座高阁，是顾侯闲暇时登临游览的地方；他的题咏都刻在石上保存下来。直到现在，父老经过那里，仍徘徊不忍离去，有的甚至流泪，就像襄阳百姓面对羊叔子那样。所以，用之的这篇文章，太和人本来就会世代传诵，难道只是顾侯的子孙亲戚才会传诵吗？因亢宗请求我题写，所以把事实说明白后归还给他。题沈学士所藏胡学士草书杜诗后 三十年来，以书法著名的上大夫中，光大的行书、草书和民则的八分书，都独步当世。两人当时同在翰林院，彼此【缺字】互相推重仰慕。曾经各自拿出自己所有的作品，交换自己没有的作品。这首诗是光大为民则所书，笔势跌宕雄伟，是得意之作。写字必须把临池的功夫完全发挥出来，但如果没有天然的情趣和自得的神韵，也不能达到精妙的境界。两位先生都有萧散闲适、简淡深远的情趣，所以远远高出众作。光大去世已经十二年，民则偶然拿出这幅字给我看。古人说：“怀念旧人，只会顾念得令人悲痛。”我对于光大也正是这样。书《伊蒿子传》后

译永乐年间，朝廷刚刚营建北京，修建宫殿，百工所需的物资全部向百姓征取，又分别命令京官到各郡县督办。当时奉命出行的人，能够公正办事、戒除私心，不贪污扰民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能够把这看作理所当然、不自我夸耀名誉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这不是明辨义理并且一向笃实行事的人，不能在当时做到。我认为刑部主事严本、字志道，大概就是那百分之一二的人吧。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时，奉命到太平督办的人不止一个，公馆容纳不下，便分别住在僧寺里。住在寺中的也不止一人，但僧人唯独敬重志道，说：“这是君子。”一天，有百姓怀揣几十两白金到寺中，想贿赂其他督办者，却误到了志道那里。见到志道后，那百姓惊愕失措，想离开却不能。志道询问他，他便把实情全部说出。志道当天就搬到学舍居住。寺僧起初不知道原因，以为自己有失礼之处而被疏远，便恳切挽留并道歉。志道笑着说：“我只是想去和读书人谈谈罢了。” 志道后来闭口不提此事，别人也没有谁知道。志道办完事务离开后，那个携带白金的人才公开说出这件事。全府的人都叹道：“真是君子啊，严君！真是君子啊，严君！”当时督办者如果工程延期，按惯例要处罚工匠；志道不忍心急切责罚。有人说：“难道不考虑工匠会受罚吗？”他说：“我已经办理了。”原来他先寄信给自己的儿子，让儿子卖田来支付工匠的费用。后来监察御史尹崇高从太平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后来几次遇到太平士人，他们说得更加详细，我便把这件事告诉刑部侍郎张公。张公说：“志道的言行都是儒者的言行，而且他通晓法律，领会了古人的精义，如今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当时我在仁宗监国南京时侍奉左右，曾在闲暇时被召去询问京官中的贤者，我便以志道回答。等到仁宗即位，褒奖群臣，在志道的诏书中有“操守品行纯洁”的话，大概皇上早就了解他了。起初我想求见志道而没有成功，来到北京后，因段时举才认识他。后来一再往来，正想托付晚年的交谊，志道却称病南归了。偶然得到张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作的《伊蒿子传》，读后赞叹佩服不已，谨把这些话附在后面，以补足传记的缺漏。恭敬题写仁宗皇帝御制诗后 永乐丁酉年，太宗皇帝再次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监国。当时留在监国身边侍奉的大臣，全都挑选敦厚恭谨的人。其中参与机密事务的文臣有三人：兵部尚书兼詹事蹇义，翰林学士兼谕德杨士奇，翰林侍读兼赞善梁潜。仁宗喜爱文章、敬重士人，乐于行善而真诚；时常在节日宴请群臣，赐诗褒奖训谕，三人所得尤其多。以上两首诗，是先赐给臣杨士奇、臣梁潜的，共写在两张纸上，都盖有东宫图书印，然后分别赐给二人，大概是一起侍宴时所赐。后面一首也盖有东宫图书印，但专门赐给梁潜；诗中一首署侍读，一首署赞善，是从略书写而彼此可以参见。由这些诗可以看出仁宗为什么器重梁潜，也可以看出梁潜侍奉皇上时确实得到了正确的方法。第二年梁潜去世，当时身边没有强壮的子弟，他所得的奖谕诗文，被好事者知道珍贵，纷纷拿走。他的儿子楘能够记住这两首诗，后来寻找善于书写的人抄录成卷；又因为臣杨士奇是先朝旧臣，并且与他的父亲同朝为官，便请我题记。我侍奉仁宗监国的时间最长，仰望体察圣心，大概没有一天不是想着君父、想着百姓、想着求道并咨询贤能之人。仁宗圣明仁厚的德行，自古以来也很少有能相比的。【缺字】梁潜去世七年后，仁宗皇帝驾崩，宫车上宾，【缺字】可见明君贤臣神灵相感、彼此会合；如今他在三光之外侍奉皇帝，而我衰老多病，只剩残息，徒然【缺字】像乌鸦哀鸣般前来悲痛。我有幸看到这卷诗，拜伏叩首，反复诵读，老泪纵横，谨把年月题写在左边。题朱文公墨迹后 古人对于墓铭碑志，即使是细小的事情也必定谨慎记载；然而记述名臣【缺字】公的事情，要做到毫无小的错误也很难。韩忠献为欧阳文忠撰写墓志，其中序文记载欧阳文忠与尹师鲁、余安道共同议论范文正公被贬之事，与文忠自己所作的志文前后不相符合。大概是功绩繁多重大，当时只依据他家子弟的叙述来写，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韩公、欧阳公同朝最久，也最了解彼此，尚且免不了这种错误，何况文公是张公的后辈，在追述张公事迹时，怎么能保证没有小的错误呢？而文公常常以此为惭愧，这正是大贤君子的心胸。以文公的学问和见识，撰写一部书历时十多年，义例才确定下来，却仍然急切地向别人求正；这些都是后学应当学习的地方。我因在京口何彦澄那里拜观此书，恭敬地题写在后面，又抄录一份收藏在家中。题萧氏瑞芝诗文后

译桃源人萧惪聚带着运赋来到京师，将要回去时，拿着乡先生为他家瑞芝所作的十首诗文，请我题写在卷末。原来的简册年代久远，已经不存在了，其中九首出自他父亲安正的记忆。瑞芝记一篇，是我的先伯祖主簿公所作；这正是我从诸家文集中抄录出来交给他的。当元朝末年战乱、四方百姓陷于苦难之时，安正的父亲斯和家境富裕而爱好礼义，积累财富却能够施舍，毅然把保护乡里作为自己的责任，最终使乡里没有遭受盗贼攻掠，父子夫妇相互保全聚居，像平常一样。这就是灵芝降生以示祥瑞的原因，也是先生君子们写文章加以补叙、反复歌咏赞叹的原因，其盛况如此。它的光彩流传久远并取信于后世，难道会有穷尽吗？事情凭文章显扬，文章凭人流传；如果不了解作者，读他的文章而想完全相信它，也很难。当时江右的文物事业在我们州的诸位先生君子手中兴盛起来，有的做官后已经退隐，有的隐居尚未出仕，而且不约而同地聚居在一起，互相磨砺切磋，各自建立的事业都不肯苟且处在古人之下。姑且就这部集子中保存的内容，略作疏说。康先生字宗武，曾跟随吴文正公游学，是高足弟子；学问品行醇厚踏实，任庆洲书院山长，齐、鲁、关中、陕地的士人多跟随他学习，传承他学说的人往往考中高等科第，成为显贵官员，学者称他为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是先待制的嫡长子，学者称他为望之先生。当时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古朴操守又严峻清洁，显然是乡邦中无人能比的。在朝廷中，虞文靖公、欧阳楚文公、参政相台许公等人都非常推重他。从刘先生以下，直到大明统一天下，才开始出仕。刘先生字子高，后来改名崧，起初任职方郎中，后来升到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退休后又起用为国子司业。他竭尽诚敬侍奉君上，谨慎办理职务，务求符合大体；去世时，太祖高皇帝亲自撰文祭奠他。两位王先生是兄弟。王沂字子与，曾因讲书被征召，授同知福建盐运司，尚未赴任，便因年老罢归；他规矩严肃，言辞神态温和，学者敬重并亲近他，称为竹亭先生。王佑字子启，起初任监察御史，升任广西按察佥事、知崇庆州，所到之处铲除奸邪、培植善类，风采气概令人敬畏。欧阳先生字日新，任临淄县令，政事宽简而重视礼教，有古代循吏的风范。杨先生字自立，罗先生字子理，邓先生字崇志，三位先生在平民时期便是坚如金石的朋友，当时称为杨、罗、邓三人互相砥砺，才能卓绝，冰雪般清白，世间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出仕后，他们彼此约定说：“我们这些人有幸得以侍奉大中年间的皇帝。”十月，罢免知处州，鼎也接着被罢免，任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极力论说议和不利，请求斩杀秦桧等人，于是被远远流放。侍郎曾开也因论议和而被贬，刑部尚书胡交脩此前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绍兴八年。以鼎为首的这些贤人，当时是国家所依赖的元气，却一下子全被驱逐了。大概从此议和便确定下来，天下的事情也因此改变了。后面两道文书都不完整，有月日而没有年号。第二道改任左宣教郎，充任光州学教授。考察下来应当是绍兴十六年，因为绍兴十五年十月，李若谷以枢密都承旨兼侍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绍兴十七年正月，才罢去签书枢密院而正式任参政。第三道任权通判均州，转为左承议郎；当时授职应当是绍兴二十三年，因为绍兴二十二年十月才任命御史中丞宋朴签书枢密院事，第二年十月便罢免。到了这时，天下的事情更加变化了。李若谷和宋朴柔顺奸佞，秦桧把他们从重要职位提拔到闲散之地，取的是他们容易控制。两人默默端坐在职位上，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林一飞兄弟结党依附秦桧，什么坏事都做。周三畏亲自协助秦桧杀害岳飞，是小人中最无所顾忌的一类，而这些人都被任用掌权。贤者如吴表臣正直敢言，志向与赵鼎、陈橐、薛徽言相同，都因为不赞成议和而受到秦桧嫉恨，任用不久便被斥退。唉！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宋朝不能再振兴，难道还要等到后来才看出来吗？这就是我深为慨叹的原因。然而在秦桧权势显赫的时候，奸邪阿附之徒只要说一句迎合的话，便能从散闲冗员中超越升迁，进入显要职位，像郑仲熊一类人很多。黄公以绍兴壬子年张九成榜进士及第，与郑仲熊同年考中；历任官职二十多年，仍然只由权州判转为承议郎，终身不过任检法官。检法官在御史台，与主簿一样都是从七品；如果不是黄公自重而难以升进，难道会这样吗？从绍兴二十二年到现在已经二百六十一年了。黄公性情恭谨，笃实守行，以承继家业、启迪后人为职责。如今凭借淮贵而获封奉议大夫、右春坊大学士；淮贵由科举出身，进入清贵显要之地，前途光荣不可估量。贤者一定会有后代，抚卷三叹，于是为他题写这些话。恭敬题写国史院编修官廖赐所接受的敕命后 建国初年沿用元朝旧制，翰林院设国史院，院中有编修官，品阶为九品而没有固定员额，多时可达到五六十人。翰林学士、待制以及其他官员兼任史事的，便带有“兼修国史”的名衔。后来重新制定官制，撤销国史院，不再设置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任史官，隶属于翰林院。翰林院从侍读、侍讲以下都是属官，官名虽然不同，实际上并不分工。史官都参与讲读，讲读官也参与史事，所兼任、参与的职务并不按照名册严格区分。近年来任翰林官的人，多沿用建国初年的制度，在文书上写“兼修国史”。更有甚者，编修官已经升为七品正式官员，却仍然署名“国史院编修官”；也有人署名“经筵检讨官”，大概都是沿袭旧制的缘故。廖赐是我的同乡前辈，字伯先，以明经科中举，提拔为此官；这就是他所接受的敕命。大明开国以来，西昌士人进入翰林院，以先生为第一人；然而仅仅一年多，就改任五河县主簿，死在任上。五十年后，他的从曾孙廖谟成为翰林庶吉士，拿出这道敕命请我题写，我谨拜手恭敬地题写在后面。题胡学士遗墨

译这是胡立友赠送给礼部尚书、文穆公胡公的诗。胡公任翰林学士时，送给进士刘咸士；两人都是四川按察佥事。这是一首近体诗。忠诚爱护之意充溢在文辞和气概之中，君子对待别人，本来就应当这样。言语中称说仁义，赠送别人以言辞；如果言辞不是出于忠诚爱护，能够算仁吗？胡公为人简朴严肃，不随便与人交往；他与我是同郡，又同在翰林院十七年，交情最深厚。我年纪比他小些，但我有过错时，公没有一次不指出来；我有时对公提出意见，他也没有一次不欣然接受。我们两人总是因此彼此亲近，大概公与人交往，必定希望彼此互相匡正，所以写文章也务求使人进入善道。他曾说：“我不能像世俗之人那样做损友。”我与公永别至今四年，反复诵读这首诗，追念往昔，不觉眼泪交颊而下。士皆珍藏这首诗，他敬爱看重胡公的心意，本来与我相同。既然敬重其人，又不违背他的言语，大概可以算作阴阳两界的真正朋友了吧。题《绛帖》后 以上法帖十卷。第一卷是帝王书法，第二至第四卷是秦、汉、晋、唐间人的书法，第五至第七卷是王羲之的书法，第八至第十卷是王献之的书法。它刻石于绛州，就是世人所称的《绛帖》。宋太宗搜求古代法书，刻板收藏在宫禁之中，大臣升任两府者才能得到墨本。我郡的刘【缺字】曾经【缺字】任宰相，便依据所赐墨本摹刻，流传于世。从此士大夫又有摹刻以流传的。南渡以前有六种版本，绛本就在其中；后来摹刻流传的更多了。前三十年还存在的，只有潭、绛、泉、汝四帖，其中泉帖、汝帖不及潭帖、绛帖。如今潭帖已经毁坏，泉帖归入秘府。这部帖虽然在太原，也不容易得到。行人史常家中收藏此本，实在值得珍藏。然而有志于书法学问的人，还应当拿宋代南宫黄伯思的论述来考订它。《东里文集》第九卷 ●《东里文集》第十卷 题跋 ◆题跋 《泷冈阡表》《李靖西岳书》《胡忠简公封事稿》《右军十七帖》《七姬厝志》《王荆公诗》《杨文川诗》《文山集杜句》《刘山阴集》《石徂徕集》《欧阳文忠公事迹》《通鉴续编》《通鉴前编举要新书》《三礼考注》《坛山石刻》《正祀典名号诏书》《詹孟举千文》《滕王阁序》《干禄字书》《戴九灵和陶诗》《王临川文》《诸儒奥论》《唐才子传》《十史详节》《元首科程文》《养蒙大训》《说文字原》《六书正讹》《新唐书》《五代史》《丁鹤年诗》《安雅堂》题《黄少保省愆集》后 题刘仲脩书《虞揭诗》后 《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张文昌诗》《录楚辞》《刘职方诗》《刘文房诗》《三苏文选》题《曾氏冠辞》后 《元史》《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孔子家语》题跋张旭草书 题跋怀素书法 《泷冈阡表》《泷冈阡表》，我是从学士子启的碑刻中得到的，碑上没有记载是谁书写的。我猜想这大概是欧阳公亲自书写的，字的结构很[缺字]。当时这篇文章刚传出来，宋景文立即拿去查求它所记的生卒情况，却没有查到。这样看来，死者和我都没有什么遗憾了，特意写下几句话来警醒自己。既然如此，那么世上审理案件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些吗？《李靖西岳书》以上是唐代李卫公在平民身份时献给西岳的书信。这篇文字大概是因为隋朝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怀有[缺字][缺字][缺字]的志向，奋发而想有所作为，于是向神明祷告陈词。士人最重视立志和涵养气概，卫公在这封信中，志向已经先行确定，而气概大概已经充塞宇内了。因此最终能够辅佐明主，建立功业。这封信本身也写得很好，石刻在广西，我是听刘长吾僉事说起才得到它的。《胡忠简公封事稿》以上是我们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密奏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忠简的孙子胡搢刻在[缺字]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后，把它赠给了我。忠简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契。揭文安公说，这封书稿本来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浚舜文所写，准备上奏，以此表示支持忠简。忠简说：“这份奏疏一上去，我就免不了被贬往南方；你还有[缺字]母亲，不能连累母亲。”我还是把它上奏了，于是便有了被任命前往新州的结果。近来我在内府查阅志书，看见《丰水志》记载范浚[缺字]说：“当时任户部检详，正想和胡铨相继论奏和议之事。胡铨首先递上奏章，范浚实际上跟随史实而论。胡铨被逐后，我又为他送行，从未说过这封书稿是范浚所写。”《丰水志》作于宋室南渡以后，应当得到了事实真相；不知道文安公是从哪里听来、为何这样说。不过文安公又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把我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帖之后。” 《右军十七帖》黄长睿说：“右军的草书《十七帖》，最值得师法，是书法中的龙。”张彦远《法书要录》说：“唐太宗搜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右军草书有三千纸，取其墨迹按类别编排，大约每一丈二尺编成一卷。这一帖的文字长二尺，共一百零七行，九百二十三字。如今世上已经看不到古帖了，只有泉州还有石刻，但已经归入内府，民间也再无法得到。”这一刻本是我近来从长史杨耀宗那里得到的。《七姬厝志》《七姬厝志》由张来仪撰文，宋克温书写。我从姑苏王汝那里得到它。王氏的七位姬妾都是潘氏的妾，她们没有背弃主人，同在一天之内死去，可以说是贞烈了。它的文章和书法，也都很奇特。《王荆公诗》王荆公和他的弟弟平甫所作《此君堂咏竹诗》二首，传说都出自荆公手书。石刻如今在应天府学。荆公的书法气韵飘逸，笔势仿佛率意而成，却始终不失从容整暇之意，也自成一家。过去有人评论荆公书法类似于[缺字]时所作，这种说法不对。不过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把它当作法式。《杨文川诗》杨文川，名中，字伯允，是吉水人。宋忠襄公的后裔，早年跟随范文白公德机学习，有诗名。揭文安公所说的“得到范氏诗骨”的人，就是他。他的诗在战乱后没有流传下来，我偶尔向他的孙子杨黻求取，只见到这几篇。不过，景星和威凤一出现，人们就知道它们是祥瑞之物，难道一定要让它们多出现才行吗？《文山集杜句》以上是《信国文公集杜句二百首》，都是在[缺字][缺字]所作，每首都有文公亲自写的序。后来邓中齐撰写《督府忠义传》，刘申齐撰写文公传记，都从这里得到不少帮助。当初，文公死后，吉水士人张弘毅【就是序中所说的于藏心】从燕地带着文公的爪发和遗文归来，这些诗也在其中。乡郡过去曾刻印文公遗文，战乱后刻板毁坏，如今士大夫家中还偶有存本。永乐丙申年，我在京师得到这些诗和《督府忠义传》，于是抄录收藏起来。《刘山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