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文集卷之二

译学校是王政的大端；百姓有养育而没有教化，就不能同他们谋求治理。所以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教育最为优先。教化之道实行，百姓知道致力于道德，风俗才能淳厚，人才才能兴起，治理的成效才能取得。自古以来治理天下，从未有不重视学校而能够治理成功的。我朝自祖宗时代起就崇尚并重视学校政教。皇上继承大统后，更加敦促整饬；但郡县奉行有勤谨的，也有懈怠的。因此学校的振兴有成有败。常州学宫历经数百年，屡遭兵乱，屡毁屡建。洪武初年，庙学焕然一新，比旧制更加宏丽。年代久了又衰敝，永乐初年拆除重建，规模更加超过旧制。过了二十年，庙学又渐渐毁坏；当时郡守、副职都空缺，推官杨谊从监察御史任上来到这里，独自代理郡事。他进谒先师，退到学馆，环顾四周叹息说：‘这怎么可以放在后面不管呢？’于是谋划修葺，但估算费用十分巨大。正要筹办工程时，郡中好义之人都愿意相助，拿出钱财购买材料，选择吉日开工。倒塌的扶正，倾斜的扶直，拆除土墙、清除腐朽之处，用新的材料替换。工程做得精良，既坚固又美观。庙宇从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到灵星门；学校从明伦堂、志道堂、据德堂、依仁堂、游艺堂，到斋舍、宾客之位、会馔之所，以及厨房粮仓，没有一样不完备坚固。彩绘焕然一新，却没有超过礼制的规范。这次工程没有花费公家钱财，但办理得很有方法。百姓争相劝募义款，工程始于某年某月，完成于某年某月。始终都是杨谊勤勉主持；后来知府于文从山西按察佥事任上来到这里，同知张宗琏从大理寺丞任上来到这里，志同道合地协力赞助，共同使这件事得以完成。那时大理寺卿胡公槩奉命巡抚苏州、常州诸郡，也勤勉地帮助协办。大概政事的张弛，取决于用人。郡县官吏若不知道追究治国的大体，只知遵奉上级意旨，早晚忙于琐碎事务，把办理文案、催促期限当作能干，把奔走迎送、饯行应酬当作贤能，本来就不懂养育百姓是什么事情，又怎么会知道学校教化的重要呢？这几位君子都由进士出身，知道首要事务在哪里，难怪能够共同成就这项工程。常州自太伯、延陵季子相继谦让大利以来，这里的人民直到今天仍知道捐资行义。自从子游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率领人们学习圣道以来，孔子的遗风教化仍留在乡里。何况如今这里是京畿附近的郡，受到圣人教化的浸润既深且久，兴起向善理应更为容易。今后在这里求学的人，一定会仰思圣朝的德意、诸位君子的用心以及乡人长老的辛劳，从而激发自我勉励的志向。将来可以看到教化更加盛行，贤才不再缺乏，乡里礼让之风日益兴盛，逐渐达到治平盛世的景象；这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于是府学教授余学□等谋划记载工程的完成，托江阴县学教谕陈孟旦来请我作文。能够详细说明修建学校经过的，是如今的礼部尚书、郡中人胡公。郡中帮助行义的人很多，其中有周孟敬、朱善庆。难道不是这些臣子吗？稼轩记 只求使自己舒适，却不思念天下百姓的人，不过是普通百姓罢了。士人若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的道，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却有时退居食力，求得幽静闲适、无所作为的地方来自我满足，大概是安于命运、守住义理而不选择自身处境的人所为，并不是士人的本来志向。古代君子大概也曾有这样的情形。每当与王行敏谈论《春秋》大义、当世大事时，他志向高远、才学广博，喜欢谈论当时的事情，并与人相会。王行敏发表议论，滔滔不绝；但在他看来，当今富贵有位而合乎心意的人没有几个。他评判是非高下，坚持礼义曲直，别人稍有不当，便以义理指出其过错；王行敏大多能够屈服认错，甚至照着去做，也不以此为难。若不是他内心明白，这难道只是故意自命清高吗？所以他的父亲柏□先生曾任藩宪，掌管大郡，对百姓施行惠利。他的弟弟行俭如今任翰林学士，掌管皇帝诏令，侍奉天子左右，声誉和名望都很盛。唯独王行敏安于清淡自足的家居生活，说：‘士人各有自己的命运，我只安于自己的义和命罢了。’他在城西买了百余亩田，修建了几间庐舍在田间，亲自率领童仆治理耕地和堤堰，谋求修筑塘坝以防旱灾。他用力勤劳，每年收获总是很丰厚；鸡豚等家畜日益繁殖，又兼有鱼鳖、菱角和水草等收益，日常所需全都具备。吃饱饭而无事可做时，他就在茅檐下读书，声音传到树林之外。天气晴朗温暖时，他不离开这里，或向南、或向北，在田间行走，和农人一起嬉游；有时几个月才进一次城，与平素相识的人见面交谈片刻，便摆手离去。供他宴饮休息的房屋有几间，质朴开阔明亮，题名为“稼轩”。轩前有天柱山、三顾山等群峰，苍翠而秀拔；大江横贯山下。打开北窗远望，便见武姥山险峻奇特，而官吏差役的踪迹丝毫到不了门前。嘉宾有时到来，他穿着乡野衣服出门迎接，和客人一起坐在轩中，一定备办酒食。酒兴浓时便敲击瓦缶，歌唱古人田园诗；客人有时问他平日以谁为伴，他便指着塘下的白鸥和窗外挺立的几竿修竹说：‘哪一样不是我的同伴呢？’他大概终年悠然自得，忘却世间的荣辱。行俭在京城听说后，跃跃然生出羡慕之意。他的同僚君子听说此事，也都生出羡慕之意，便相互作了《稼轩》诗。我私下感叹说：‘士人知道安于命运而自得其乐，不是贤者做不到。然而命运难道只分为穷困与显达吗？贤者难道也会自我抛弃上天赋予自己的才干，终身不用吗？看看行敏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以及用来要求别人的标准，他难道是可以终身隐居的幽人处士吗？’ 从前也有人用“稼”给自己的轩命名了；但那个人未必有行敏一日之乐，而他拳拳关怀当世的心却从未停止。他同样不忍心抛弃上天赋予自己的才干。古今之人难道会相差很远吗？行敏难道不应回头思考，奋发而起、努力向上吗？行俭已经收集了《稼轩》诗，托人寄给行敏；若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生交游的旧友，他也不会请我把这些话写在□□之中，用来勉励行敏。滁州重建醉翁亭记

译三代以后，以仁厚治理国家的，没有超过宋朝；宋朝三百年中，百姓安享仁厚政治的时代，没有超过昭陵在位时期。当时君臣同心同德，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号称人中豪杰，都以国家和百姓为心，把实现太平当作自己的责任。直到今天，天下士大夫还在追想那个时代，称述他们的功业，景仰羡慕而不能停止。当时同朝为官的，也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不能容于小人，在朝中不能长久安处，有的暂时被贬而很快复出，有的屡次被排斥却又再次起用；他们最终能够显扬功名，是由于君主圣明。欧阳文忠公具有高深的古文和学问，直言正行，卓然特立。他那凛然的忠义之气，只知有君主，只知扶助正道，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暇顾及，哪里有空顾及小人？小人当然都不喜欢他。因此他第一次被贬到夷陵，又受到贬斥，后来被贬到滁州。重新起用以后，历任清贵显要的职位，从容处于朝廷，与诸位君子共同使国家安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由于君主圣明吗？考察欧阳公在夷陵一年多、在滁州三年多的经历，那里都没有多少征召、升迁和贬谪之意。那时他每天都在保育百姓，并且与百姓亲近相处、共同欢乐，像父子一样；这正是君子之道，无论到了哪里都能自得其乐。仁宗皇帝还在东宫时，读到欧阳公的奏议，十分喜爱器重，曾感叹生不同时，又举出欧阳公侍奉君主的事迹来勉励群臣。还说：“三代以下的文章，只有欧阳文忠公具有雍容醇厚的气象。”他亲自把欧阳公的文集全部取来，命儒臣校订刊刻。永乐庚子年，我奉召前往北京，经过滁州，登上琅琊山，询问醉翁亭所在，只见寒荒的杂草和荒废的遗址，岩石间隐约可见“醉翁亭”“二贤堂”六个字。当时滁州的守臣没有值得谈论的作为，我回头对随行臣子说：“本州先贤的遗迹竟然被弃置荒废到这种地步，由此可知他的政绩了。”于是叹息着离去。此后六年，大理寺卿赵君来到这里。赵君一向仰慕欧阳公的贤德，又知道滁州人思念欧阳公而不忘，便出面倡议他的同僚和滁州百姓，重新建造醉翁亭，刻上欧阳公所作的《醉翁亭记》放置在亭中；又在亭后建堂祭祀二贤。二贤就是王元之和欧阳公。王元之于至道二年由翰林学士出任滁州知州，他的文章和立朝大节可以与欧阳公相提并论，所以合祀二人，沿用了滁州旧制。醉翁亭前原有六一泉，又疏通水道、加以石砌；各种费用都没有出自公家，却比旧有规模有所增益。于是滁州百姓每逢岁时前来拜谒二贤，退下来歌咏欧阳公的文章，又在泉边徘徊，仿佛亲眼见到欧阳公在这里游乐，从而得以慰藉他们不忘君子的心。从前召公在南方施行政教，后人思念他，甚至不忍心伤害他曾经休息过的树木，何况欧阳公曾经在这里游乐呢？君子感动人心，本来就有不能停止的力量；但若没有贤者在上面倡导率领，也不能实现百姓的愿望，这就是滁州百姓之所以等待赵君的原因。赵君名次进，字孝礼，是天台人，由科举出身，历任显要官职，从广东布政司参政升任滁州太仆卿。他为人和易厚重，通达大体，所到之处都做应当做的事，以贤能著称。协助此事的浙江举人有太仆少卿苏实、庞埙丞、杨文达、孙暠、宋载、刘璧，主簿舒伯冶，以及滁州人褚士良等十人。工程始于洪熙元年四月，完成于宣德元年正月。到工程完成后的第二年二月甲子日，褚士良等请我作文记载年月。寿征庵记 永嘉人黄思恭先生将年满七十二岁，准备在郡城东面大罗山祖坟旁营建寿藏。他选定吉日，先生和同族姻亲中的有声望者都前往察看工程。动工前一夜，甘露降在这座山上，凝结堆积在松柏之上；有一棵大松正直对着所营寿藏的墓穴，树上的甘露积得尤其厚，遍布枝叶，洁白如霜雪。刮取下来食用，甘甜如饴蜜。他的姻亲王止中说：‘这是国家奉养老人的祥瑞，大概是先生长寿的征兆吧？’有人说：‘《瑞图》不是说，年长者得到敬重，松柏就会承受甘露吗？或许国家将要向先生致以礼遇吧？’王止中于是作了一首七言长律，作为给先生的寿诗。寿藏建成三年后，先生的儿子黄淮当时任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蒙太宗皇帝恩典，封先生为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学士。又过了十三年，黄淮累官至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又蒙仁宗皇帝恩典，用他所受的散官以及三种官职封赠先生，并且按照黄淮的奏请，以少保的俸禄让先生归家奉养。此时先生九十三岁，身体康健和乐，耳聪□不衰，所谓奉养和尊敬都具备了。于是乡里人又欣喜又感叹，都说王止中和那位人的话，确实明验而且应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凡是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出于人的，可以凭力量取得；唯独出于上天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求得。上天大概可以用诚心感动。人的长寿、富裕、健康、安宁等福分，都出于上天，而能集中具备在一个人身上的，很少见。人的寿命达到耄期的，一百人中只有一两个；到了耄期而又兼有富裕、健康、安宁的，大概千人中只有一两个。再加上两朝的荣誉诏命，皇帝的诏书褒奖，年老仍享一品官的荣宠，穿朱衣、系玉带，安坐享有丰厚俸禄的奉养，成为天下人羡慕的对象，这样的福分万中求一也很难得到，而黄先生全都具备了，这是多么盛大的福气啊！《易经》说：‘观察人的行为，考察他的吉祥。’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好义的诚心，是不是长久不止呢？《诗经》说：‘永远赐给你福禄，时时万亿。’又由此可以看出，福分对于善人，难道不是早已预定的吗？黄氏的祥瑞已经可以验证了。寿藏旁边建了几间新屋，是先生平日游息之处。他曾取王止中的话，把其中的正屋命名为“寿征之庵”。黄淮嘱托士奇记载年月。士奇与黄淮同朝任官，把先生看作父辈，私下很高兴听到寿征的事情，恭敬地为此作记。甘露降于永乐庚寅年十月己未日，庵建于次年辛卯七月甲戌日，记文作于宣德丁未年七月甲午日。竹林清隐后记

译士人如果能够安守内心，不被外物所动，那么无论自身处在富贵还是贫贱、平坦还是险阻的境地，都能有所收获。像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观察明审、素来涵养而意志坚定，是做不到的。西昌陈一敬君，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吧！陈君性情疏朗通达，神采奕奕，耿介而有气节义气。他在幼年时父亲便去世了，却已经立志向学修业；每天都带着书册跟随先生和学士听讲，同时学习写文章、传述道理。二十岁时出任乡塾教师，以所得的资财奉养母亲。他居住在县城东面，那里有数万竿竹子，竹林中建有一座小轩，作为藏书修学、宴饮游乐的地方。然而他很少与人交往，唯独与县中的陈孟省深厚交好。孟省为人狷介严厉，学问上尤其憎恶流俗之人，不把他们当作人看，仿佛魑魅鬼魊；却唯独与陈君交往，彼此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两人有时一天不见面，心里便不能安宁。当时孟省的祖父海乘先生，因为道德高尚而受到江以西学者的尊敬，也非常爱重陈君。他常到陈家，留在小轩中，替他们讲解性命之道；有时煮茶，有时取酒相互斟酌为乐，于是把陈君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田竹林清隐。海乘先生已经撰文记述此事。陈君居住了十多年，平川大夫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担任学博士，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到他家请他出仕。西昌的大夫听说平川的使者来了，说：『本县的贤才，我不能荐举，却让他被外县的大夫荐举，我还有什么资格做本县的大夫！』于是亲自到陈家，请求看他的品行义行，便荐送朝廷，最终任命他为荔波县丞，后来又改任贺县县丞。这两个县都在广右，百姓中杂有夷獠，并不完全驯服，陈君安抚他们，都能得到他们的心意。直到今天，百姓心中偶有不安，就叹息着思念说：『哪里还能再见到陈侠来安抚我们呢！』陈君出仕以后，承担了百姓和社稷的寄托，有俸禄可食，出入有车马和台隶跟随，但他自处淡泊，和当年居住在竹林时没有不同。他历任两县佐官，职务一旦罢免，罢免后便又复任；穷困归家时，看到自家空寂萧然，便拿起畚箕和锄头治理园田，穿布衣、吃粗食，有空就取古人的书诗沉潜涵泳其中，安闲自得、心满意足。他看乡里那些仕途显达者所得到的东西，并不认为比这更多。能够不因显达而奢侈，也就不会因穷困而忧戚。世人一有所得或有所失，忽然像老虎，忽然像老鼠，内心不能不被外物所动，根本都是因为没有见识；即使有所见识，有时又没有涵养，或者涵养不够长久而不能坚定。内心坚定而安定，那么凡是外界触动他的事物，都不足以扰乱内心。像陈一敬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受扰动的人了吧！陈君曾经与我交往，他姐姐的儿子、翰林庶吉士余学夔告诉我说：『舅父的立身存心就是这样，难道不可以把它写下来吗？』所以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写下，附在《陈先生记竹林清隐》之后。樵雪斋记 樵雪斋，是我县王伯彰读书修业的地方。读书修业之所却命名为樵雪，是为了表明他的志向。他说：『人活在世上，都各有自己的职业。农人从事耕种，希望获得厚收和丰足的积蓄，使自身穿暖、家庭富足；士人从事学习，希望修养德行而有所通达，使声誉流传、爵位显赫。推及其他职业，也无不希望充分得到各自所追求的东西。然而耕种有水旱灾害的忧虑，富贵也有忧患侵扰。至于百姓从事的职业，只能随着自己的力量做到哪里；既没有大的收获，也没有大的失去，早晨起身，晚上休息，没有水旱和忧患的忧虑，超然独自快乐的，大概只有樵夫吧？所以，砍柴是我乐意从事的事。我又以世人沉溺于污浊之中、混浊自身而受辱，却不知道还自以为得意为可耻，因此私下仰慕那些守持贞洁质朴、清正节操的人，只是常常难以遇到。我居住的地方，在澄江以东约一舍，梅花冈山麓。每年岁末有闲暇时，空山降下大雪，上下洁白一色，我独自处在斋中，安静地欣赏它，认为天下最洁净清明的景象，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这大概是因为它与我的心意相契合。这就是把我的书斋命名为樵雪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我的志向。天下的事情，只要处理时不违背道，不受外物役使，就没有什么不能使自身安定、使内心舒适的。』 然而，士人中那些践行高尚、心怀清洁的人，往往收敛自己所积蓄的才德，处在众人所抛弃的境地，却安然自足，把众人所趋赴追逐的东西看得不只是像一根秋毫那样轻。这虽然未必合于大中之道，但他们所自认为尊贵的，确实远远胜过那些轻薄之物。我私下认为，那些对时世毫无补益、又辱没自己而枉曲道义的行为，最终都会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它们之间的差距难道只是两倍、五倍、十倍、百倍吗？孟子说过：『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那么世上想要简拔、求取贤才来任用的人，必须在这里用心，而不在于那一边。伯彰为人磊落，有气节，广泛涉猎书史，颇有才干，尤其擅长诗歌；难道他果真会长久处在下位吗？伯彰名叫某，王氏在梅冈居住了若干代，大概是本县的著姓。石冈书院记

译我县萧自诚先生来到京师，托我为他的石冈书院作记。我与先生的儿子、翰林庶吉士萧省身交往，曾听他说过书院兴废的始末。石冈在县城东南约半舍，仙槎江西岸。梁朝萧子云的第十七代孙、名逊的人，最初从峡江迁居这里。萧逊的第七代孙、名仪凤的人，宋代考中漕贡，才在居所附近建起书院，聚集宗族和乡人的子弟来教导他们。仪凤的儿子子安，任王府掌计，跟随文丞相起兵举义，事败后家产被抄没，书院也废弃了。掌计的侄孙福可，通晓经学，擅长古文诗赋，又重建书院。后来书院又在元末的战乱中废弃。国朝统一天下后，福可的孙子则善又接着重建，并隐居在其中教授学生，这大概就是萧先生的父亲。我曾私下说，我郡的风俗有值得看重之处，是其他郡所不能相比的：百姓致力于义、修习礼仪，崇尚气节；即使极其贫困，也不肯抛弃诗书；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也能诵读《孝经》《论语》，明白其中的大义。凡是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没有没有学校的。富贵人家遇到儒生，必定恭敬礼待，不敢怠慢轻视，尤其看重世族。如果一个世族后来衰微，即使有人变得富贵显盛，人们本来就不愿与他并列交往，而他也不敢凭借自己的富贵显盛凌驾于人。我乡的风俗，我凭什么知道它值得看重呢？我曾经乘船沿彭蠡下行，渡过大江和洞庭湖，游历楚地郢地之间，又经过淮地、舒地向东，往来数千余里；有时走了几天也听不到弦歌诵读之声，观察当地人所从事的事情，朴实的人从事渔业和农耕，聪明的人奔走经商贩卖，追逐什一之利；通常以资财雄厚、势力强大者为首领，却不致力于诗书礼义，也不尊重儒生，更不辨别世族。我没有遍历天下，但齐、鲁古来被称为诗书礼义之国，如今听说那里的风俗也仍然不像古代了。这样看来，评论风俗的善恶，必定取决于教育的兴废。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总是切切然在家塾、党庠、术序兴办学校，并且各有制度。石冈书院本来就是古人家塾、党庠的制度；考察它创建以来，虽然屡次废弃，却也随即有贤者兴起而恢复它，没有让它最终废绝。我郡不废弃学业，也与此相似；所以这里的风俗之所以值得看重，是有原因的。唉！一郡一邑之中尚且不废弃学业，使两地的风俗都有值得看重之处，何况天下之中有人这样切切致力于教育呢？这件事不能不记下来。齐寿堂记 齐寿堂，是翰林庶吉士欧阳俊为他的祖父三峯先生和祖母韦孺人奉养、祝寿的堂屋。三峯先生生于元皇庆元年，到现在九十八岁；韦孺人生于元延祐六年，到现在八十九岁。两人的耳目都聪敏清明，身体健康，心情安适。孙子曾孙环绕膝下，又多次受到国家赐养老人的恩泽，光荣极其盛大，这就是此堂命名为齐寿堂的原因。欧阳俊考中进士、授官后，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之后向朝廷请求，获准回乡省亲。临行时，求我作记。他的堂兄、国子监助教欧阳贤又对我说了三峯先生和韦孺人的善行，说：『应该为他们作记。』欧阳氏居住在泰和西部、蜀江之畔，他们的先祖与宋少保文忠公同出于吉州刺史琮。欧阳氏居住在蜀江十多代，积累善行、累积仁德；族姓繁衍，积蓄财产，学习诗书礼义的风气，也越传越盛。到了三峯先生，为人旷达、廉正而持重，言语行动一概依循礼法，并以忠厚为根本。他常常告诫子孙和族人说：『一定要端正行为，做一个儒者，不要辱没我们欧阳氏。处在乡人之间，必须以忠信为根本。』大概欧阳氏一族有了三峯先生以后，更加敦厚于德行义理和文学；乡人有了三峯先生以后，也更加受到善行的劝勉。县里的长官每年荐举乡饮酒礼的宾客时，必定提到三峯先生。韦孺人嫁入欧阳氏七十六年，以孝敬侍奉公婆，以勤俭辅佐丈夫，以和睦对待宗族姻亲，以仁慈善良教导子孙。这大概就是她长寿健康的原因吧？《洪范》所说的五福，以长寿为首。礼书说：『八十九十岁称为耄，百岁称为期。』这都是长寿的极限。在方圆百里之内，有一个人达到耄期，已经被认为是极其罕见的事，很少能同时见到两个人。即使有，也不一定出自同一乡里，更何况出自一家之中，又是共同进食、合卺成婚的夫妻呢？考察他们出生之初，正处在天下太平的时代，他们禀受的根本已经清明、安宁、纯厚、坚固。成年而尚未老时，又遇到我国家太平和洽的时运，淳厚而灵长的气息施加于人物之上，本来就应当光润绵延、长久不衰。而三峯先生夫妇又以和平贞静、宽厚安乐、乐于行善来承受这种福气，因此独自得到深厚的福泽，越长寿越康健，在晚年共同享有美好的荣誉，永远沐浴在上天无穷的恩泽之中。这虽然是先生夫妇同德同庆，大概也是国家的恩泽。先生字以忠，三峯是他的别号。颜乐堂记

译庐陵人胡则颜，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颜乐堂。他的志向，确实是希望达到大贤君子的境界吧？他偶然请求我作记。唉，这件事哪里可以轻易说清呢？颜回的快乐，是他的学问所达到的极致：内心与道合一，在出仕或退处、行动或静止之间，都从容安适，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有所获得，这才是他所谓的快乐。哪里可以轻易说清呢？然而颜回虽然快乐，他心中所存，却未曾有一天忘记使百姓获利。孟子称禹、稷、颜子同道，道就在这里，心也就在这里；能够得到他们的心，然后才可以谈论他们的快乐。胡则颜出自诗书世家，为人敦厚周详谨慎，外表和顺而内心平和，志向在于利人，并且擅长医术。听说有人遇到急难，即使风雨寒暑、天黑夜晚，也奔赴前往，唯恐赶不上。近来他以名医身份被征召到京师，京师士大夫家听说则颜擅长医术，奔走迎接请他诊治，没有一天空闲。则颜行医不局限于一个专科，所治疗的病没有不收到良好效果的。他有时只看一眼便说：『这个病不能治。』于是便不再治疗而离开；即使换别的良医医治，最终也不能治好。翰林沈修撰有一个弟弟，非常疼爱他，忽然患了眼病，便请专科医生来诊治。有一位医生说：『病根已经很深了，不能要求近期见效；服药半年，或许还有希望。』 另一位医生说：『应当使用峻猛的药物，不花五百缗钱就不能说已经治好。』两位医生最终都离开而不再过问。沈修撰四处寻访名医，找到了则颜。则颜看了病人说：『这是风毒侵入所致。』立即治疗，不过五天便痊愈，服药五天就好了。胡学士姐姐的丈夫患伤寒，当时病在丹田，请别的医生前去治疗。医生询问病情，听说后说：『这人大概快死了。』不肯前往。胡公想尽办法强请他，又约定给丰厚的酬谢，他才去。第二天回来报告说：『果然死了。』于是再去请则颜。则颜前往切脉，说：『这个病将要解除。』施用两剂药便痊愈。后来又复发，服了几剂药也治好了。司纯芮洗马患眼病，严重程度和沈家那位一样，前去请则颜。则颜说：『这个病三天可以治好。』服药三天便痊愈。翰林周编修患严重的痿病，起初朝廷命蒋御医治疗，不久蒋御医奉使命出外，其他医生无法接续治疗。则颜接手，最终治愈。后来周家的人都患病，其他医生都认为难治，请则颜来，则颜把他们全都治好了。庶吉士刘孟铎突然患重病，病势危急，平常与他来往亲密的人都围着看他，十分惊恐。则颜一向与孟铎交情深厚，替他切脉后摇手说：『容易得很，不必惊怪。』 施用几剂药便痊愈。进士曾用常两脚浮肿，则颜说：『应当赶快扶助元气，浮肿不值得治疗。』其他医生说：『应当赶快治疗浮肿。』曾用常听信了其他医生的话，则颜争辩也无济于事，几天后便死了。翰林庶吉士陈孟京刚患病时，则颜看了他，悲伤地说：『来不及了！』众人不相信，便奔走请来几位医生，治疗终究没有治好。我在京师亲眼看见他的医治效果，确实如此显著。他每治好一种病，总是自己高兴，却不计较病人是否感激他。即使知道病不能治，忧愁也总会显现在脸上；由此可知他心中所存。一个人心中所存的东西，与他所仰慕的志向如果不相违背，又能依此勤勉修养自己，积累诚意而不停止，那么大贤君子的境界，没有不能接近达到的。孟子说：『颜回是什么样的人？胡则颜回去追求他就可以了。』胡则颜与我是同郡人，所以我为他记下这些医术和内心存养之处，用来勉励他。江阴县先圣庙学重建记

译太祖高皇帝正大统三年，下诏规定岳镇海渎的封号依照古制，以山水本名称呼；忠臣烈士的称号则依照当时的制度。起初历代加封的名号，一律废除。孔子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以此惠及后世，不是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可以相比的。他的封爵应当依照历代所尊崇的制度，写入法令典章，流传千万年。建国定都之初，首先在京师建立学校、修建孔庙，皇帝亲临举行释奠礼；又下诏让郡县普遍祭祀孔子；又下诏罢除那些不合孔氏本意的从祀者。这些举措，是为了权衡前代圣人的大中之道，并为万代留下显著的法则。孔子的道，就是上天的道；国家和百姓一日也不能没有它。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在上位推行这一道，孔子在下位阐明这一道，他们都是圣人。而后世继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位的人能够推行这一道，是孔子的功劳。论定他的功绩而隆重他的礼制，是彰明圣人本心的做法。历代圣人相继承续，对此越来越敬重、越来越周至；因此从京师直到海边的郡县，都有孔庙和学校，人人都知道孔子的道尊贵而广大。何况这里属于京畿，又是延陵采邑，先贤礼让的教化还没有泯灭，这里人心向往仰慕、奋发兴起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江阴县学年久破败，侍郎周忱巡抚经过这里，感慨叹息说：『庙宇不整修，凭什么使圣明的神灵安妥、表达诚敬？学校不整修，凭什么兴起教化、造就贤才？我恭敬地奉行朝廷命令来办理政务，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于是下令整修并使它焕然一新。县令听说后惊惧地说：『这是我的职责，怎敢不敬奉承办！』乡中老人听说后，欣然说：『这是为了使我们的百姓向善，我们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于是共同商议，雇用工匠，购买材料，改旧建新。建造大成殿十六楹，前面建东西两庑各若干楹，殿后建明伦堂若干楹，左右建两斋各若干楹，厨房、粮仓、门墙一应俱全，坚固、高敞、宏伟、华丽都超过旧制。于是县里的正副长官、学官和诸生，每年春秋在庙庭行礼，严肃地面对圣人，恭敬虔诚地办理祭祀，以符合朝廷尊崇祭祀先师的心意。诸生退下后便到学校，恭敬修习所学，希望不辱没古代圣贤；对上可以光大国家任用人才的事业，对下可以厚植地方的风俗，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训导严顾来信请求我记述庙学建成的事情。他受命担任政教之职，能够懂得根本源流，有人倡导，有人响应，齐心尽力，不耗费公家财物，也不劳累百姓，终于共同成就此事，可以说没有辱没所受使命。百姓中的父老兄长也都为了义举奋起奔赴，完全符合应有的情形。这又可以看出人的本性是善的，以及王道教化的影响，这些都值得记载。发起这件事的人是周忱，名忱，永乐甲申进士，历任官职至工部右侍郎。他巡抚江南各郡时，正赶上灾荒歉收，费尽心力赈济抚恤，百姓依赖他而得以渡过难关。他所到之处又勤于兴办学校。协助发起此事的，是知县朱应祖；主持某事的是胡忠，而胡忠自始至终都尽力效劳。乡中老人周孟敬、朱善庆等，都捐助资金。曹宏、黄惇等，分别负责督办工程。工程始于宣德六年二月，完成于第二年六月。此记写于宣德十年十一月。唉！后来在这里担任政教职务、在这里做百姓父母官的人，都可以以此为鉴。文丞相祠重修记 孟子说：“我能辨明言论，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就是竭尽心力、认识人的本性，并能够穷究天下的道理。浩然之气，就是天地间的正气，具备于我的身心之中，极其广大而不可屈服动摇。认识道理达到极致，涵养正气充足，然后才足以承担天下的大事。”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君主和父亲更重大的了。文丞相刚成年便接受廷对，立即极力陈说国家的大计。不久，元兵渡过长江，他又上书□□□近之主迁辛议者，以一人之心安定国家，确实已经□尽□下了。此后他始终坚定不移，竭尽力量、耗尽谋略，扶救颠危，把兴复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遭遇险阻艰难，受到百般挫折，也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不幸国家灭亡、本人被捕，而他所坚持的大义反而更加彰明。大概文公志向正大，才识广博，见识深远而器量□大，以浩然之气作为根本，最终志向没有实现，大概是因为天命已经离弃宋朝了。虽然天命离弃宋朝，但天理仍在文公身上，必定不可废止。因此宋朝灭亡后，它的臣子中杀身成仁的不少，而评论者一定把文公列为首要称颂的人。文公的事迹见于《宋史》；他的同乡刘岳申又抚辑文公所著的《日录》《呤啸集》《指南录》《集杜二百首》，以及宋礼部郎官邓光荐所述的《替府忠义传》，用来撰成文公的传记，比《宋史》记载得更加详细真实。京城有文公祠，是洪武九年由前北平按察副使刘崧首先在教忠坊修建的，地点就在今天顺天府学的右边，并塑造了文公的像。永乐六年，太常博士刘履节奉命整顿祭祀典章，官府才开始在春秋两季祭祀文公，每年由顺天府尹主持祭礼。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刚到任，便前往文公祠拜谒；他环视祠宇，见其破旧简陋，很不相称，于是遵照诏旨修缮更新，凡是祭祀神灵所需的器物，无不准备齐全。他又寻求刘岳申的传记，刻在石上，想使世间每一个做臣子的都知道：文公光明震动、光辉炽烈。唉！忠孝是做人最大的节操，是治理教化首先要重视的；尊崇礼敬先贤、表彰激励后人，尤其是地方长官的紧要职责。李庸大概已经通晓了为政的根本吧？李庸字执中，是保定唐县人，为人宽厚而聪敏。从太学生被授任工科给事中，皇上亲自擢升他为顺天府尹。他怀有爱护百姓的心，又有处理繁杂政务的才干，上下都称赞他。他还尽心兴办学校，敬重贤能、崇尚德行，像整修昌平的狄梁公祠、刘谏议祠，并严肃办理祭祀事务这一类事情，都是他懂得抓住根本的表现，都值得记载。因此一并写下来，给后人看。《杨氏祠堂复建记》。

译士奇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后来依靠祖父母的保佑，没有失去长辈的抚养和教诲，才得以成长成人。然而家境一向贫困，成年做官以后，积攒俸禄收入，才开始□置办田地房屋。原来的住宅全都毁于元末的战乱，旧址在县学宫北面；几位伯叔兄长因为贫困，已经把它卖给别人了。仁宗皇帝即位后，给士奇晋升官秩，增加俸禄赏赐，他才得以用五十多年寝食不忘的心愿，以原来卖价的五倍赎回旧址，于是命令士稷在那里修建住宅。住宅右边原来有祠堂，也毁于战乱，只剩下几间破败的屋子，族中贫困的父辈便借住其中，已经历经三代了。族父的祖先原来在县城西面有一处旧宅基地，长期被蛮横的百姓占据，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收回。到这时，士奇代替那位出重金购得此地的人，把旧址收回，并让他的孙子回去修治住宅。于是又命令士稷依照旧址重新□建祠堂。古代懂礼的君子营建住宅，一定先建祠堂□□。士奇不能把被别人占去的地方全部恢复，只能分先后办理。我的高祖以前住在县城东面的清溪之上，到曾祖时才迁到县学宫北面，住宅和祠堂一同建成。建成四十年后毁于战乱，又过了二十年沦入异姓之手，再过五十多年，我才终于能够把它恢复。既已失去而又得到，既已毁坏而又修完，虽然靠的是辛苦经营、逐渐积累，但如果不是祖宗仁厚的恩泽，又凭什么能够做到呢？祠堂建成后，祭祀杨氏四代祖先；每年按时举行祭礼，全部遵循朱氏的礼制。杨氏从吉水迁徙到泰和，清正的德行和端正的学业，世世代代都有继承发扬。到了我的曾祖杨发，德业更加弘大，有恩惠施及百姓，事迹载在史书中。从祖父、父亲以来，有的人做官，有的人居家，都践行正道，保持清白的节操，从未间断。这种德泽又覆盖到我身上，使我早晚都害怕德业荒废坠落；如今我已经七十岁了。回头看我的儿子和孙子，难道可以有一□忽然忘记先人的德行而不去谋求继承吗？只应当恭敬地承继它啊！承继先人事业的道路，以仁和义为要旨。用学习来明白它，用诚心来实行它，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像这样做，难道只是不会辱没祭祀，还将获得福佑吗？彰明德行，是感通神明的途径。父子、祖孙本来同属一气，幽冥与显明相互贯通，并不彼此违背。后人施恩于祖先，神灵便欣喜而降福；后人违背祖德，神灵便不降福；这一切在日常生活之间都被神灵暗中鉴察、默默观察，并不只是在祭奠、荐献、灌酒献礼的时候。凡是后来在这座祠堂中办理祭祀事务的人，难道可以不低头思考并切实实行吗？所以我记载复建祠堂的缘由，同时又记载感通神明的道理，用来告示我的后人。祠堂没有改变旧有的规制，于宣德八年正月开始营建，在这一年八月建成；第二年正月壬午谨慎记载。《东里文集》卷二。《东里文集》卷三。序。序。《赠医士陈名道序》。《赠蒋医士序》。《送梅清隐游武当序》。《赠曾士荣序》。《送钟用之还苍溪序》。《赠谢敬常、刘彦达、彭永新赴京序》。《送刘仲珩诗序》。《送杨仲宜诗序》。《寿尹先生七十诗序》。《送王澄渊序》。《送鲍教授诗序》。《鲁林怀思图诗后序》。《郭氏续谱序》。《桂岩集序》。《送陈叔振序》。《送余侍讲序》。《泰和王氏族谱序》。《赠医士陈名道序》。江汉一带，民间习俗崇尚巫术。有了疾病不去请医生，只是奔走求巫祈祷，希望侥幸治愈。他们带着酒和牲畜，装满竹筐前往巫师家中致谢，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即使没有治好，也不责怪巫师，必定反省说：“是我不够虔诚，不敢怀有丝毫怨恨，而且还担心将来再有求助的时候。”偶尔有人知道巫术荒诞而改去求医，却又很少遇到良医。他们平素不明白阴阳、表里和脉理医治的学说，却自称是医生的老师。所谓医生的老师，有时治疗投下几十剂药也不见效，病情反而加重。因此，即使十人百人中再有一两个精通医术的人，百姓也不相信他们了。江夏人宋惟宪的弟弟病得将要死去。凡是同宋惟宪有亲戚或交情的人，都强迫他去向巫师祈祷。惟宪没有答应，正在广泛寻访医术高明的人。有人推荐陈名道，陈名道到来后，为病人诊脉并用药治疗，十多天便痊愈了。惟宪拜访我，请我写文章致谢。医术，是圣人的教导。圣人忧虑百姓因寒暑、饥饱、劳累和欲望而受伤，以至于夭折死亡，所以创立医学的教导，使人能够享尽天年。巫师在古代是用来事奉神明的，并不是借盗用神明名义来欺骗别人。如今巫师盗用神明的名义欺骗人，百姓也安然接受这种欺骗，即使死上百次也不悔改。唉！先王治理天下时，对于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的人，一概交司寇处死。巫师所造成的迷惑，不是已经太严重了吗？所以巫师不被诛除，医生又不能施行医术，百姓能够享尽天年，只能算是侥幸。然而假使如今信任医生的人都像惟宪一样，行医的人都像陈名道一样，巫师即使不值得诛杀，但只要有一个惟宪、一个名道，巫师就会□□了吧？我为名道取得成功而高兴，又深深感叹圣人的教导。因此写下这些话。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庐陵杨士奇作序。《赠蒋医士序》。凡是极其严重的疾病，想要削除而彻底去掉它，必须逐渐积累功效。为什么呢？疾病之所以严重，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去除它也不是一天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流水逐渐充盈，是由一寸一尺慢慢增加到寻、仞那么深；要把水决开使它干涸，难道只需一举手的力量吗？一定要在祸患刚开始萌发时加以防闲，在刚开始通达时加以堵截，这样才能省力而见效迅速。我看如今的人染上疾病，接触寒暑风雨，放纵嗜好、欲望和饮食，劳损肌肉、筋骨，追想疾病开始的时候，却漠然置之，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等到年年累积、月月增加，病已经顽固而且危急，才把它交给医生治疗；药物□进而没有效果，便辱骂医生庸碌浅陋，把他赶走。即使更换十多个医生，也都如此，最终死去而不醒悟的人很多。江夏人陈希远病了三年，拜访数名医生，都没有取得近效。最后□拜访蒋添祥，说：“不满六十天，不能痊愈。”蒋添祥用针砭来攻伐病邪的坚结，用艾灸来夹治经脉会聚之处，用药来补益他的虚弱。到了六十日期限，病便痊愈了。如今的医生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开始时便试治，中间审察病情，最后尽力施治，这大概才是通达的医术。求医的人如果确实不计较时间长短，而把治疗完全交给医生，取得成功，应该很少有无效的。只是那些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的人，不能长久任用，却应当迅速更换。像蒋添祥这样的人，难道可以长期任用，却不可以迅速更换吗？陈希远感念蒋添祥的恩德，请我写文章来报答他，并且附论《久征之说》。《送梅清隐游武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