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文集卷之九

译以上诗三十六首，是从前我客居武昌时，与友人陆伯阳相互唱和的作品。伯阳去世至今已有二十年，他的儿子琇搜集编录这些诗，请我写一句题记。尊敬父亲的朋友，是父亲友爱关系的延伸，我怎么能推辞呢？只是想到我初到武昌时，与伯阳一见面便像平生好友；有时几天不见，就奔走寻找对方，各自拿出所作文章相互切磋，常常请我坐在友兰轩中，摆酒煮茶谈论，欢乐到忘记彼此的年龄和身份。有过失便相互规劝，毫不顾忌，大概相聚了七年才分别。分别一年多，又在京师相见，握手相谈多日，情意绵密不止；但仍然互相责备、勉励向善，与武昌时没有不同。分别几个月后，他寄信慰问我；我收到信三天，就听说他去世了。那天我刚刚授官，贺客满座，可悲痛从内心涌出，眼泪不停。唉，实在令人痛惜！我一生交友很多，有的已经亡故，有的散居各地，唯独伯阳直到今天还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伯阳名闿，是扬州兴化人；洪武年间出仕，任楚府伴读。他为人端正诚实、修养高洁，笃行仁义，却严守是非邪正的区别，毫不宽贷，因此很少与人合得来。整个武昌士人中，乐于与他交往的不过几人；但凡同他交往的，必定能以道义相互辅助。他的文章擅长诗歌，古体诗以魏晋、宋人为宗，近体诗以盛唐为主，也精通书法，极力学习钟元常、王逸少父子，曾说：“舍弃这些，就不是第一要务。”他画山水、木石，在当时也很受推重，真是高尚而超脱世俗的士人。这样的人世上怎么能多得呢！他去世时，琇才几岁，还不懂事。如今他身材高大，能够卓然自立，也懂得什么值得尊重。因此我叙述他父亲文章和品行的大概，使这幅卷子不至于有愧。○题写宋高宗亲手所下诏书后的文字 以上是宋思陵赐给吕忠穆公吕颐浩的一道亲笔诏书，由他的九世孙、如今任福建按察佥事的吕升收藏。吕升先前任职江西时，曾在仓促之间遗失了它。过了二十三年，才重新寻找到，偶然拿来给我看。这道诏书是绍兴五年所赐的。绍兴三年，吕公免去参知政事、尚书左仆射之职，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住在台州五年，后来起用为知潭州兼帅，这正是诏书所任命的职务。这一年夏天，岳武穆平定湖寇杨太，此诏大概就在刚刚平定杨太之后。吕公到潭州时恰逢大旱，悉心办理赈荒政务，竭力救济百姓，保全救活了很多人。第二年冬天，他便改任浙西安抚制置大使、判临安府，在潭州任职也只有一年。吕公一生爱君忧国之情如此迫切，而这道诏书的言辞深厚恳切，实在足以激励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可是吕公最大的忠诚，在于竭力排斥议和，谋求恢复失地，以雪君父之耻。当时文武大臣中，坚定地与吕公同有这一志向的，如李、张、韩、岳诸公，人数也很多。然而最终仍不能胜过一个逆臣秦桧的邪恶，导致宋朝终究不能振兴。唉！天下国家依靠众多君子兴盛，却抵不过一个小人便足以使它败亡，而且败亡还有余地。这难道就是圣人在《坤卦》初六爻中深切提出“履霜”的警戒的原因吗？我反复读诵，感慨叹息，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题欧阳文忠公诰命后的文字 这是宋庆历三年欧阳公修任知谏院时所接受的诰命。诰辞说：“孙抃任职时，欧阳公从滑州召回。这年三月，他与余靖、王公素、蔡公襄一同担任谏官，号称‘四谏’。四月，夏竦、吕夷简都被罢免，而杜、韩、范、富诸公相继进入两府。想见当时，公道光明，善类通达，天下日益走向太平，真是盛况啊！”距今已经三百八十年了，这道诰命如今由欧阳公的十四世孙齐收藏。由此又可以看出，名贤的后代能够长久保存祖先遗物。我与齐在北京偶然相遇，有幸拜观此物，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它的左边。○题写宋欧阳修所撰告身后的文字 宋代陈东、欧阳激都因进忠言而被杀。高宗在位后期，宋高宗对此感到悔恨。这道诰命就是褒奖、抚恤他们的诏令。起初他们被小人蒙蔽，后来追悔的言辞虽然痛切，却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前车之覆仍可作为后人的警戒。可是没过多久，胡铨、韩紃因为议论和议，何兑因为称说马伸保存赵氏的功劳，梁勋因为说金兵必然到来、应当预先防备，都被远远贬窜；他们虽没有被杀，也和死去差不多。哪里看得出他们真正吸取了教训呢？唉，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杀害进忠言的人更大的；臣子的灾祸，没有比因进忠言而被杀更惨的。这道诰命距今已经三百九十年了，即使流传千年，也不能让人读了不感到悲痛。○题写欧阳文忠公墨迹后的文字 这里有欧阳文忠公亲手写的三封书信，都是他母亲去世时所作。前后两封没有写明收信人，姓字应当是徐无□。第二封大概是写给他的第十四弟、名叫焕的人。欧阳公的母亲夫人于皇祐四年三月去世，第二年八月，他从颍州回去，把母亲安葬在吉水。葬毕后又回到颍州，前后两封都是尚未离开颍州时所作。其中“□七月行”的文字，大概是指预定出发的日期。第三封则是皇祐六年在颍州所作。欧阳公丧母一年多后，才终于能够□观，大概是为了尽合众人的心意，表达详慎之意，后来终于按照礼制自行决断此前□之事。君子对于重大事情，竟然如此不敢忽略轻率啊！○题夏少保家藏《麦丹图》前代儒者论说观察人物，应当从他的气象入手。文正公内心所存，和蔼宽厚，物我之间没有隔阂，这难道不是仁者的气象吗？忠宜大概很有父亲的遗风。麦丹这件事，只是这种品德的开端罢了。唉，假使范氏父子的志向能够在当时完全施展，那么百姓所得到的福泽，将会怎样呢？○题写吕少卿所收藏《戒石铭》后的文字 以上是宋代黄文节公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有吕忠穆公吕颐浩的题识。《戒石铭》本来是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从中摘取四句；如今天下郡县都把它刻在石碑上，放置在官署前，碑上盖着小亭，长官坐下时正面对它。这大概是高宗绍兴二年六月，朝廷重新把黄庭坚所书的摹本颁发给各郡县，命令长官刻石，放在座位右边。当时军务正繁忙，朝廷政事也应接不暇，却还能对此用心，可见君臣急于重视官吏操守，这也是民心没有离弃宋朝的原因。忠穆公前一年九月，由开府仪同三司□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的职位出任；这一年四月奉诏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在镇江开府，七月被召回。这篇题识应当是他回朝后所写。到今天已经二百九十五年了。当时郡县所刻的石碑，如今多已不存在，我还来得及见到士大夫家中收藏的建康、绍兴石刻拓本。这个拓本不知道出自何处，忠穆公九世孙、大理少卿吕升偶然拿来给我看，所以我写下这些话在后面归还给他。○题写晦庵先生墨迹后的文字

译以上是晦庵先生书写《小宛》诗中“夙兴夜寐”四个大字的墨迹，如今为兵部尚书钱唐方公所收藏。先生上承周公、孔子的道统传承，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也都以圣人经典为根本。这四个字与《易经》的“自强不息”和《尚书》的“无逸”是同一个道理。因为无论人的贵贱、大小，都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便能取得成就的。至于作为儿子、作为臣子，更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求更为迫切。所以《诗经》说：“早早起床，晚晚睡觉，不要辱没你的先人”；又说：“从早到晚不懈怠，来侍奉一个人。”如今方公身为国家大臣，承受皇帝深厚的宠爱眷顾，父母双亲都健在并享受福寿，年寿达到高龄，受到天下人的羡慕仰望，却仍然诚挚地珍爱这幅墨迹，他大概是要佩带古人的格言，笃守忠孝的大节，并以此向天下做臣子、做子弟的人示范吧？这正是方公应当努力的地方。我因此拜观此卷，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题刘士皆所收藏当代贤人翰墨后的文字 士皆喜爱书法，收集当今翰林院诸公中擅长书法的人，编成一卷，请我写一句评论。我不善于书法，能说什么呢？不过我颇能懂得其中的道理。书法的法度与做人的道理相同：形体贵在端正而不放肆，韵味贵在清雅而不俗气，贵在沉着而不张扬，贵在萧散而不滞涩，贵在内心刚强而外表和缓，贵在精神完备而义理周全。随着内心的意愿挥写，却不越过古人的规矩法度，这才算好。士皆如果依此求取，就可以评论其中的高下深浅了。○题赠刘士皆诗卷后的文字 朝廷的公卿大夫作诗赠送即将出行的友人，开始见于周代的《崧高》《烝民》，都是尹吉甫所作。旧序认为这些诗是赞美周宣王的；解说者说，君主任用人才得当，僚友们作诗彼此娱乐，那么君主的美德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士皆通过科举入仕，担任执掌风纪的官职；这卷中作诗赠送他的共有十四人，作序一人，都是翰林院的名流。他们的名位大小，古今不能一概而论；诗的主旨有的举说他的职务，有的□说他的德行，以及车马随从的光彩、远行时的思念，都兼备其中。它大概可以接近《崧高》《烝民》那种宏大清正的作品吧？士皆虽然离开这些人，但带有离群的思念，时时展开欣赏，也可以借此自我安慰了。○题写陈仲易先生墨迹后的文字 以上是豫章陈仲易先生给求学者讲授的几件事情，始末有条理，精粗都讲到，以穷究义理为先，以涵养德性为要，全部源自古人的本意，并不只是用来帮助科举应试的学问。前代大儒君子施教，都是这样。如今这种方法虽然还存在，但实际奉行的人很少，士人的学习风气不像古代，难道不是因为教化之道没有得到阐明吗？士奇考察家藏文集，先祖金洲府君兄弟都出自吴文正公门下，而他们最初又都受教于陈先生。如今景陵教谕熊子维拿出这幅卷子给我看，大概是陈先生的亲笔。我们恭敬地拜读再三，肃然起敬，感慨叹息，谨抄录一份收藏在家中，并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题写诚斋杨公《易传》稿本后的文字 我乡里的杨文节公著有《易传》二十卷。宋理宗曾下诏给他家发纸，让其抄录进献，交付秘阁收藏；当时已经刻板刊行，但他的稿本一百多年后还收藏在杨氏家中。元代末年战乱，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这是小畜、同人、大有三卦的稿本，由杨公族孙黻收藏，都是杨公亲笔。其中有一两处删改后重新抄录的地方，距今二百多年，纸张墨迹仍像新的一样，实在值得珍藏。杨公曾与晦庵先生交游，从讲论中得到教益。晦庵先生平日谈论人物时，极力推重杨公，却从未提到这部书，大概是因为此书完成在先生去世以后。这部书以程子的学说为根本，论说义理精纯，同时多引用史传作为证明。程子认为《易》是讲人事的书，晦庵先生也曾论述过这一点。杨公在此书自序中只说：“只有中正，才能使天下不合中的事物归于中正；只有正道，才能使天下不正的事物归于正。中正一旦确立，万般变化就都能贯通。”说得极好了，这真是不变的言论。因为杨黻拿出此卷给我看，我拜观之后，谨把所听闻的这些话写在后面。○题写顾知州墓铭后的文字 《吉太和州知州顾侯墓志铭》，是亡友、翰林侍读兼右春坊赞善梁潜用之所作，稿本还收藏在我家。用之去世六年后，顾侯的孙女婿、刑部主事陈亢宗得到一份抄本，并题写说：“这是翰林侍读林环所作。”这是不对的。林甫田是林环的号，与我同官十多年；他与顾侯以及顾侯的儿孙大概从未有过交往，难道不是传抄记录时弄错了吗？我与用之都是太和人。顾侯任知州时，我们两人还只出生几岁。顾侯后来调任广东，往来经过太和时，留恋故地，不忍离去；百姓也像太和人舍不得顾侯一样舍不得他离开。因此顾侯生平事迹的始末，除了太和人没有谁能够完全知道；而这篇文章高古典雅，也不是用之就没有人能够写成。国家初步平定天下时，本州历任知州中最贤能、最辛劳的，就是吴侯去疾和顾侯。吴侯之后没有留下什么声名，顾侯却有后人在吴中和番禺，又有用之为他作传。他一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太和百姓讲述顾侯的善政，并不只限于用之所记述的内容。州治东面临近大江，有两座高阁，是顾侯闲暇时登临游赏之处。他的题咏都刻在石碑上保存下来，直到今天，父老经过那里仍徘徊不忍离去，有的甚至流泪，就像襄阳百姓面对羊叔子遗迹一样。所以用之这篇文章，太和人本来就会世代传诵，难道只是顾侯的子孙亲戚才传诵吗？如今因陈亢宗请求我题写，所以把事情说明白后归还给他。○题写沈学士所收藏胡学士草书杜诗后的文字。三十年来，士大夫中以书法著名的，光大擅长行草，民则擅长八分，都是当代独步的人物。两人当时一同在禁林任职，□彼此相互推重仰慕，曾拿出自己所有的书法作品，交换彼此没有的作品。这首诗是光大替民则所书，纵逸雄伟，是得意之作。作书一定要穷尽临池练习的功夫，但如果没有天趣自然流露，也不能达到精妙境界。二公都有萧散闲适、简淡深远的趣味，所以远远高出众多作品。光大去世已经十二年，民则偶然拿出这幅字给我看。古人有句话说：“怀念故旧，只能回想而感到凄怆。”我对于光大也是如此。○题写《伊蒿子传》后的文字

译永乐年间，朝廷刚刚营建北京、修造宫殿，各种工匠所需的费用都摊派给百姓，又分别命令京官到各郡县督办。当时奉命出行的人，能够奉公戒私、不贪污侵扰百姓的，大概十人中只有一两人；能够把这看作理所当然、不自夸、不求名誉的，大概百人中才有一两人。这不是明辨义理而且一向笃实行持的人，不能在当时做到。我所认识的刑部主事严本志道，大概就是那百人中的一两人吧？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时，奉命到太平督办的人不止一个，公馆住不下，便分住在僧寺里。住在寺中的也不止一人，但僧人唯独敬重志道，说：“这是君子啊。”有一天，百姓怀揣几十两白银来到寺中，想贿赂另一位督办，却误到了志道那里。见到志道后，百姓惊愕失措，想要离开却不能。志道询问他，他便把实情全部说了。志道当天就搬到学校去住。寺僧起初不知道原因，还以为自己有失礼之处，因而被他疏远，便恳切挽留并道歉。志道笑着说：“我只是想去和儒者谈谈罢了。” 他后来始终闭口不说这件事，因此没有人知道。志道办完事务离开后，那个携带白银的人才公开说出事情经过。全府的人都感叹说：“真是君子啊，严公！真是君子啊，严公！”当时督办工程误期，按惯例要罚款，志道却不忍心急切责罚。有人对他说：“难道不考虑罚款和误工吗？”他说：“我已经办好了。”原来他先写信给儿子，让儿子卖田来支付工程费用。后来监察御史尹崇高从太平回来，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来我几次遇到太平士人，他们谈得更加详细，我便把这些情况告诉刑部侍郎张公。张公说：“志道的言行都是儒者的言行，而且他明白法律，领会古人的精义，如今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当时我侍奉仁庙在南京监国，曾在闲暇时询问京官中哪些人贤能，我便以志道回答。等到仁庙即位，褒奖群臣，在谈到志道时说他操守品行清白，大概是皇上早已了解他的缘故。起初我想结识志道却未能如愿，来到北京后，因叚时举才得以认识他。后来彼此往来过一两次，正想寄托晚年的交谊，志道却称病南归了。偶然得到张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作的《伊蒿子传》，读后赞叹佩服不已，恭敬地把这些话附在后面，以补充传记的缺漏。○恭敬题写仁庙御制诗后的文字 永乐丁酉年，太宗皇帝再次巡幸北京，仁宗皇帝监国。当时留在身边侍奉监国的臣子，都是精心选取的敦厚恭谨之人。文臣中参与机密政务的有三人：使部尚书兼詹事蹇义，翰林学士兼谕德杨士奇，翰林侍读兼赞善梁潜。仁庙喜爱文学、尊重士人，乐于行善而真诚；时常在节日宴请群臣，赐诗嘉奖，而三人得到的尤其多。以上两首诗，前一首赐给臣士奇、臣梁潜，共写在两张纸上，都钤有东宫图书，然后分别赐给二人，大概是同席侍宴时所得。后一首也钤有东宫图书，专门赐给梁潜；一首署侍读，一首署赞善，不过是文字从略而彼此可以相互说明。由这些诗可以看出，皇上为什么重视梁潜，以及梁潜为什么侍奉皇上，君臣交往都合乎正道。第二年梁潜去世，当时身边没有强壮的子弟，他所得的嘉奖诗文被好事者知道是珍宝，往往拿走。他的儿子楘能够记住其中两首，后来请求善于书法的人抄录成卷；因为臣士奇是先朝旧臣，又是他父亲的同僚，所以请求我题记。臣侍奉仁庙监国时间最长，仰视体察圣心，大概没有一天不想到君父、百姓，不想到求取治道而咨询贤能之士。仁明的德行，自古以来很少有可与之相比的。梁潜去世七年后，皇上的车驾已经升天归宾，□可见明君良臣神灵相感相会，如今他已经在三光之外侍奉龙驾，而臣年老多病，只剩残息，徒然□地哭号而来悲恸。如今有幸看到这卷诗，拜伏再三，老泪纵横，谨慎地把年月写在左边。○题写朱文公墨迹后的文字 古人为墓铭、碑志作传，即使细微的事情也很谨慎；然而要记述名臣□公的事迹，做到没有一点小错误也很难。韩忠献为欧阳文忠写墓志铭，其中序文记载欧阳文忠与尹师鲁、余安道坐论范文正公被贬的事情，与欧阳文忠自己所作的墓志先后不相符合，大概是因为欧阳文忠功绩繁多重大，当时只依据他的家人子弟所述，写作时来不及详细考证。韩、欧同朝为官时间最长，彼此最为了解，尚且不能避免这种错误，何况文公是张公的后辈，在追述张公时难道能免除所有小错误吗？而文公常常以此为惭愧，这正是大贤君子的心胸。以文公的学问和见识，撰写一部书，经过十多年，义例才确定下来，却仍然急切地向别人求正，这些都是后学应当师法的地方。我在京口何彦澄那里拜观此书，因此恭敬地题写在后面，又抄录一份收藏在家中。○题写萧氏《瑞芝诗文》后的文字

译桃源萧惪聚带着运赋来到京师，将要回去时，拿着乡先生所作、关于他家瑞芝的诗文十首，请我为它们题写后记。原来的简册年代久远，已经不存；其中九首是他的父亲安正凭记忆写出的。最前面一篇《瑞芝记》，是他的伯祖主簿公所作，是我从家藏文集中抄录出来交给他的。元代末年战乱、天下四方涂炭之时，安正的父亲斯和富裕而好礼，能够积蓄财富又乐于施舍，坚定地把保护乡里作为自己的责任；最终，他所在的乡里没有遭受盗贼攻掠，父子夫妇彼此保全聚居，和往常一样。这就是灵芝降生、呈现祥瑞的原因；乡先生和君子们于是写作文章，反复补充、歌咏、赞叹，盛况就是如此。它的光彩流传久远，并且足以取信后世，难道会有穷尽吗？事情因文章而显明，文章又因作者而流传；不了解作者，却读着他的文章还想相信它，实在很难不产生疑问。当时，江西一带的文物之盛，成就于我们州里的诸位先生君子之手。他们有的做官后已经退隐，有的隐居而尚未出仕，而且多半聚居在一起，彼此切磋砥砺，所建立的事业都不肯草率，都不愿处在古人之下。姑且就这部文集中保存的内容，略加叙述。康先生，字宗武，曾跟随吴文正公学习，是吴公的高弟；他的学问品行醇厚笃实，任庆洲书院山长，齐鲁、关中、陕地的士人很多跟随他游学，传承他学问的人往往考取高第而成为显官，学者称他为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是前待制的嫡长子，学者称他为望之先生。他当时的文章学问很高，古朴的操守又严峻清白，在乡里显然无人能与他相比。在朝廷中，像虞文靖公、欧阳楚文公、参政相台许公，都十分推重他。自刘先生以下，直到皇明统一天下之后，才开始出仕。刘先生，字子高，后来改名为崧，起初任职方郎中，后来升至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退休后又起用为国子司业。他竭尽忠诚恭敬侍奉皇上，谨慎履行职务而能把握大体；他去世时，高庙还亲自撰文祭奠他。两位王先生实际是兄弟。王沂，字子与，曾因善于讲说经书而被征召，授任福建盐运司同知，尚未赴任，便因年老辞官归乡。他仪度严肃，言辞气质温雅，学者敬重而亲近他，称为竹亭先生。王佑，字子启，起初任监察御史，升广西按察佥事、崇庆州知州，所到之处都铲除奸邪、培植善行，风采气概令人凛然。欧阳先生，字日新，任临淄县令，政务宽简而重视礼教，有古代循吏的风范。杨先生，字自立；罗先生，字子理；邓先生，字崇志。三位先生在平民时期就是金石般坚固的朋友，当时称作“杨罗邓”；他们相互砥砺，卓绝超群，冰孽不超过他们的将…… 做官时，大家共同约定说：“我们这些人有幸得以侍奉大中，到了十月，大中被罢免知处州，鼎也接着被罢免，改任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极力论说和议不利，请求斩杀秦桧等人，于是被远远流放。侍郎曾开也因论说和议而被贬黜；刑部尚书胡交修此前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这些事都发生在绍兴八年。以鼎为首的这些贤人，是当时国家所倚赖、视为元气的人，却在一旦之间全被驱逐了。大概从此以后和议终于确定，天下的事情也就变了。”后面两通文书都不完整，有月日而没有年号纪年。第二通记为左宣教郎、充光州学教授。考察起来，应当是绍兴十六年；因为前一年十月，枢密都承旨兼侍读李若谷以佥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任职，绍兴十七年正月罢去佥书枢密院之职，正式任参政。第三通记为权通判均州，转任左承议郎；当时所授的官职应当是绍兴二十三年，因为绍兴二十二年十月才任命御史中丞宋朴为佥书枢密院事，第二年十月便罢免了他。到此时，天下的事情就更加变化了。李若谷和宋朴都是柔弱谄佞之人，秦桧把他们提拔到闲散职位，正是因为容易控制。两个人在职位上拱手沉默，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林一飞兄弟结党依附秦桧，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周三畏亲自辅佐秦桧杀害岳飞，是小人中尤其无所顾忌的，而这些人都被任用掌权。贤人如吴表臣，正直而敢于进言，与赵鼎、陈橐、薛徽言志向相同，都因反对和议而受到秦桧嫉恨，任用不久便总是遭到斥退。唉！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宋朝不能再次振兴，难道还要等到后来才看得出来吗？这就是我深为感慨的原因。然而在秦桧势焰显赫的时候，奸邪阿附之徒只要说一句话偶然迎合他的心意，就能从散职冗官中超升到显要职位，像郑仲熊一类的人很多。黄公在绍兴壬子年参加张九成榜进士考试，和郑仲熊同年中第；历任官职二十多年，仍然卑微地以权知州判转任承议郎，终身不过做到检法官。检法官在御史台，与主簿一样都是从七品；不是黄公自重而难以进取，怎么会如此呢？从绍兴二十二年到现在，已经二百六十一年了。他性情恭谨，笃实守行，以承继家业、启迪后人为职责。凭借淮贵的功名，封为奉议大夫、右春坊大学士。淮从科举出身而登上清华显位，渐渐荣显，前途不可估量。贤人必定有后代，我抚着这卷文书叹息三声，于是为它题写了这些话。恭敬地题写在国史院编修官廖赐所接受的敕命之后。明朝初年沿袭元朝旧制，翰林院设有国史院，院中设编修官，品阶为九品而没有固定员额，多时甚至达到五六十人。翰林学士、待制以及其他官员兼任史事的，便在官衔中加写“兼修国史”。后来又重新制定官制，撤销国史院，不再设置编修官，而把修撰、编修、检讨专门作为史官，隶属于翰林院。翰林院自侍读、侍讲以下都是属官，官名虽然不同，实际上并不分掌职务。史官都参与讲读，讲读官也参与史事；所兼任、参与的职务，并不写入文书。近年任翰林官的人，大多沿用国初制度，在文书中写“兼修国史”；更有编修已经升为七品正员，却仍写作“国史院编修官”，也有人写作“经筵检讨官”，大概都是沿袭旧制的缘故。廖赐是我乡里的前辈先生，字伯先，考中明经后被擢升为此官；这就是他所接受的敕命。国朝以来，西昌士人进入翰林院，从先生开始；但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改任五河县主簿，死在任上。五十年后，他的从曾孙谟成为翰林庶吉士，拿着这份敕命来请我题写，我恭敬地拜手题写在后面。题写胡学士的遗墨

译这是一首立友赠给礼部尚书文穆胡公的诗。胡公任翰林学士时，送给进士刘咸士；两人后来都任四川佥宪。这是一首近体诗。忠诚和爱护的心意洋溢在言辞之外，气韵也表现在文字之中；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应该如此。言辞称说仁义的人，是要把有益的话赠给别人；如果话不是出于忠诚和爱护，能够算仁吗？胡公为人简朴严肃，不随便交朋友；他和我同郡，又和我一同在翰林院十七年，交情最为深厚。我年纪比他小，但我有过失之举，胡公没有一次不指出来；我有时向他进言，他也没有一次不欣然接受。我们两人一向因此相互亲近。大概胡公与人交往，必定希望彼此相互补益，所以写文章也总是致力于引导别人走向善道。他曾说：“我不能像世俗之人那样做损友了。”我和胡公永别至今已经四年，反复诵读这首诗，追念往日，不觉泪流满面。士人都把这首诗珍藏起来，他们爱护、敬重胡公的心意，本来和我相同。既然敬重他这个人，又不违背他的话，或许才可以算作阴阳两界的良友吧。题写《绛帖》之后 右边这部法帖共十卷。第一卷是帝王的书法，第二至第四卷是秦、汉、晋、唐人的书法，第五至第七卷是王羲之的书法，第八至第十卷是王献之的书法。刻石在绛州，所以世人称为《绛帖》。宋太宗搜求古代法书，刻成木板收藏在禁中，大臣中升任二府者可以得到墨本。我们郡的刘□曾经□任宰相，凭借赐本摹刻，流传于世。从此士大夫又有摹刻来传播它。南渡以前有六种刻本，《绛帖》就在其中。后来摹刻流传的更多，三十年前还存世的只有《潭帖》《绛帖》《泉帖》《汝帖》四种。《泉帖》《汝帖》比不上《潭帖》《绛帖》。如今《潭帖》已经毁失，《泉帖》归入秘府。这部帖虽然在太原，也已经不容易得到。行人史常家中收藏着这一本，实在值得珍藏。不过有志于书法学的人，还应当依据宋代南宫黄伯思的论述来考察。《东里文集》卷之九 ●《东里文集》卷之十 题跋 ◆题跋 《泷冈阡表》《李靖西岳书》《胡忠简公封事稿》《右军十七帖》《七姬厝志》《王荆公诗》《杨文川诗》《文山集杜句》《刘山阴集》《石徂徕集》《欧阳文忠公事迹》《通鉴续编》《通鉴前编举要新书》《三礼考注》《坛山石刻》《正祀典名号诏书》《詹孟举千文》《滕王阁序》《干禄字书》《戴九灵和陶诗》《王临川文》《诸儒奥论》《唐才子传》《十史详节》《元首科程文》《养蒙大训》《说文字原》《六书正讹》《新唐书》《五代史》《丁鹤年诗》《安雅堂》《题黄少保省愆集后》《题刘仲修书虞揭诗后》《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张文昌诗》《录楚辞》《刘职方诗》《刘文房诗》《三苏文选》《题曾氏冠辞后》《元史》《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孔子家语》《跋张旭草书》《跋怀素》《泷冈阡表》《泷冈阡表》是我从子启学士的碑上得到的，不记载是谁书写的。我猜想是欧阳公亲自书写，字体结构非常□。当时这篇文章刚传出来，宋景文就取来寻求其中的意思，却没有能够得到。这样看来，活着的人和我都没有遗憾了；我写下这几句话来使自己反省。那么，世上审理案件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件事吗？《李靖西岳书》右边是唐代李卫公在平民时期上给西岳的书信。他大概是因为隋朝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怀有□□□的志向，奋发而想有所作为，于是向神明询问的言辞。士人贵在树立志向、培养气节；卫公这封信中，志向已经先行确定，而气概大概已经充塞天下，所以最终能够辅佐明主、建立功业。这封书法也很好，石刻在广西，是我从佥事刘长吾那里得到的。《胡忠简公封事稿》右边是我们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密封奏章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忠简公的孙子搢把它刻在□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后，把它送给了我。忠简公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本性彼此契合。揭文安公说，这封书信原本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浚、字舜文所写，准备奏上，用来给忠简公看。忠简公说：“把奏章写好上奏，就免不了被贬往南方；您有□母亲，不能因此连累母亲。”我却把它上奏了，于是便有了新州的任命。我最近在内府查阅志书，看见《丰水志》记载范浚□说：“我任户部检详时，想要和胡铨相继论奏和议，胡铨首先推举范浚的奏章，实际上是从史书那里得到的。胡铨被逐时，我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从来没有说过这封书是范浚所作。”《丰水志》作于宋室南渡以后，应当得自实情；不知道文安公为什么会这样说。然而文安公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因此把他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份帖子的后面。《右军十七帖》黄长睿说：“右军的草书《十七帖》最值得学习，这是书法中的龙。”张彦远《法书要录》说：“唐太宗搜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右军草书有三千纸，便取其字迹，按类别归拢，大致每一丈二尺编成一卷。”这部帖的文字长二尺，共一百零七行，九百二十三字。如今世上已经不再见到古帖，只有泉州有石刻，但已经归入内府，民间也再不能得到。这一本是我最近从长史杨耀宗那里得到的。《七姬厝志》《七姬厝志》由张来仪撰文，宋克温书写。我从姑苏的王汝那里得到它。王氏的七位姬妾都是潘氏的妾，不辜负主人，在同一天内一起死去，可以说是刚烈了。它的文章和书法，也都很奇异。《王荆公诗》王荆公和他的弟弟平甫所作《此君堂咏竹诗》二首，传说都是王荆公亲自书写的。石刻如今在应天府学。王荆公的书法气韵飘逸，笔势仿佛率意而成，却始终有从容整暇的意味，也自成一家。前人评论王荆公的书法，认为类似□时所作，这种说法不对。不过学习书法的人不能把它作为法则。《杨文川诗》杨文川，名中，字伯允，是吉水人。他是宋忠襄公的后裔，早年跟随范文白公德机学习，因此以诗闻名。揭文安公所说的“得到范氏的骨力”的人，就是他。他的诗在战乱以后没有流传下来，我偶尔向他的孙子黻求取，只见到这几篇。然而景星、威凤一出现，人们就知道是祥瑞之物，难道一定要让它多次出现才算珍贵吗？《文山集杜句》右边是《信国文公集杜句》二百首，都是在□□所作，每首都有文公亲自写的序。后来邓中齐撰写《督府忠义传》，刘申齐撰写文公传记，都从这里得到帮助。当初，文公死后，吉水士人张弘毅【就是序中所称的于藏心】从燕地带着文公的爪发和遗文回来，这些诗也在其中。乡郡过去曾经刻印文公遗文，战乱后刻板毁坏，现在士大夫家中偶尔还保存着原本。永乐丙申年，我在京师遇到这些诗和《督府忠义传》，于是抄录收藏起来。《刘山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