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文集卷之十一

译洪熙改元四月望日，仁宗皇帝驾临奉天门，召少师、吏部尚书臣蹇义和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到御榻前，追述监国时期的事情，再三加以奖赏，把两幅图书拿出来赐给臣蹇义，得到“忠贞”；赐给臣士奇，得到“贞”字一幅；又加赐玺书，眷顾礼遇极其优厚。臣子侍奉君主，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哪怕只有分寸，都是职分所当然的；但圣明君主的心意，就像天地造化对待万物一样，生生之意永不止息，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蹇义敦厚质朴，历事列圣，练达而宽厚，像国家中巍然屹立的老成之臣，理应不辱没这些恩遇。回头看我是什么人，竟也滥受此恩，因此奉命之日，感激之情直逼心腹，惭愧恐惧至极，连自身都不知如何安置。不到一个月，仁宗皇帝便驾崩了，每次捧读诏书，都血泪交下。如今臣蹇义侍奉皇上，所得到的倚重和眷顾，比先朝更加隆厚，正在逐渐超过以前。皇上曾阅览他的“忠贞”图书，推求仁宗先帝的志意，特命范白金重刻，赐给内外臣民，流传颂扬这番盛美。孔子曾评论孟庄子之孝说：“其他方面或许能够做到，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事，才是难以做到的。” 孟庄子不过是诸侯国的大夫罢了，如今圣明天子亲自实行这种美德，又是多么盛大啊！这难道不是臣蹇义千载难逢的遭遇吗？君子承受这样的知遇，一定会想到诚信地实行自己的道。先儒说，竭尽自己之力叫作忠，坚贞固守叫作贞。做臣子的忠，没有比向君主陈述善道更大的；并不是一味依从。贞，没有比匡正君主更大的；并不是苟且敷衍。君子对于道，必定有终身坚持的志向。臣蹇义另行抄录玺书作为副本，间请我题记。我曾和蹇义一同做官，他给我的长久益处很多，所以不敢不以君子之道来要求自己。虽然我孱弱，也愿意自我勉励，跟随他的后面。题安福戴氏收藏的先世告身后 孟子谈论王政说：“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把这种敬爱推广到别人的老人。”就是说把爱护亲人的心推广来爱护别人的亲人。《四牡》诗说：“没有闲暇奉养父亲，没有闲暇奉养母亲；要奉养母亲，请她来告诉我。”先王把自己的心意推及臣下，就是这样，所以能够深深获得人心吧？三代以后到了宋代，每年祭祀先祖，必定普遍施恩于群臣，并且惠及他们的祖先，或许还保留着先王忠厚的遗泽。安成戴氏收藏祖先在宋代所接受的封赠父母告身三通：一通是宣和二年六月授予的，一通是建炎三年九月授予的，一通是绍兴二年十一月授予的。直到今天看见它们，仍足以感动人心。然而发布诏令的君主中，有的人不能亲自推行爱护亲人的心意，这是由于任用小人的过错，《大易》因此告诫小人不可周遍。戴氏先世在宋代所受的告敕，经过多次兵火变乱，只剩下这三通，后两通也不完整。但他们的子孙几百年来像捧着玉璧一样层层收藏，戴氏子孙如此爱重祖先，也没有辱没先人。书写《复立宗忠简公墓碑》卷后 治理政事就在于使百姓知道向善，而不是只用什么去劝导他们。百姓有时不知道该怎样做，所以尊崇有德者、礼敬贤人，表彰友爱，褒扬忠节，都是劝勉百姓的重要事务。宋代宗忠简公有孤忠大节，正是所谓光明皎洁、可以和日月争辉的人，最终却因遭受谗毁、怀着幽愤而死，是天下后世共同仰慕并痛惜的人。然而他葬在润州还不到三百年，已经成为荒烟衰草的废墟，樵夫牧童从旁经过，道路上的行人也不祭吊；难道润州人的心独独不同于天下后世的人吗？宗公曾在这里做官、居住，照理说润州人感念仰慕他的德义，应当比天下后世的人更深，为什么竟冷漠到这种地步呢？难道不是因为治理此地的人不明白劝勉百姓的方法，虽有宗公这样的贤人，却不知道尊敬礼遇他，因而造成百姓如此吗？六七年前，金华刘侯伯静以监察御史出任此地太守，首先刷新政教，修举各项事务，使许多废弛的事情恢复；又修葺宗公祠堂，整治他的坟墓，筹办祠田，命佛教徒主持祭祀，亲自率领博士弟子到墓下行礼，又在墓道刻石，使经过的人都知道这是宋代忠臣宗公的墓。于是润州人才开始知道有忠简公，也知道行善可以长久不磨灭，因而明白自己不可不勉力向善。刘侯治理政事，可以说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去年我和刘侯同在史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如今刘侯离开润州，去辅佐江右大藩；自古以来，江右像忠简公这样具有孤忠大节的人尤其多，江右人本来不会像润州人那样冷漠，那么刘侯所用来加以劝勉的办法，还能够像治理润州时那样实行吗？书写宋代谢少连赠官诰命后 建宁府照磨、临江人谢良翰拿出所收藏的先世宋嘉祐二年赠官告敕一通。这是良翰的十三世祖谢堪任尚书员外郎、衡州通判时，因郊祀恩典赠给他的父亲少连殿中丞官职的诰敕。谢堪是天圣八年进士，与欧阳文忠、石守道同年中进士并结为朋友，最终官至殿中侍御史。他历任官职很多，所受诰敕经过多次世变，只有这一通保存下来。诰上“员外郎知制诰绛”是谢希深；“学士中书舍人□”是杨子奇太年弟；“崇文院检讨公着□”是吕正献。只有吴奎书写姓氏，因为当时臣下在御前行走，只写名字；遇到同名的人，才写姓来加以区别。这一做法大概从丁度、盛度开始。这通诰敕至今已有三百七十四年，仍完好如新，也可以由此看出谢氏后代的贤能。谨慎题记后归还给他。《石鼓文》后 右边是石鼓文十篇，元代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义，刻在后面。石鼓现在在北京国子监，士大夫从北京来的人大多得到它，拿来相互赠送。这一刻本是从胡学士光大那里得到的，纸张墨色尤其好。郑夹际把它确定为秦篆；欧阳公《集古录》怀疑这篇文字从周宣王、共和时期到宋嘉祐年间经历一千九百年，而且文字刻得细、刀痕浅，按理不应保存下来；又怀疑自汉代以来博古好奇的人都略过它而不谈。我认为石鼓文决不是秦汉以下的人能够写成的。所谓文字刻得细、刀痕浅，怎么知道当时不是□刻，经过世代久远才磨损成这样？如今保存下来的文字，估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其中不能辨认的又有三分之一，这也正是年代久远的证据。荒郊野草之中，被丢弃的古物不知有多少。假如是金玉之类，即使残破不全，只要被发现，普通人和小孩都会知道拿走。石头虽有文字，如果没有遇到爱好古物、博雅的人，就不会被世人知道，也不会受到称道，这本来是合理的。况且三代的钟、鼎、卣、彝之类，过去从未受到世人称说，后来农夫牧童却常常从荒野埋没之中发掘出来，这种事历代都有。为什么偏偏怀疑石鼓呢？

译汉代鲁相设置孔子庙卒史碑 右边是汉代鲁相设置的孔子庙掌管礼器卒史碑，是顺帝时所立，碑在曲阜。这是我得到的。掌管礼器的卒史陈思孝，必须选用四十岁以上、通晓一门经术、经过多项考察、能够奉行弘扬先圣礼制并且为宗族所归附的人；由此可见古人行事是这样慎重。《华山庙碑》右边这块《华山庙碑》是从子启学士那里得到的，是汉碑中的佳作。大概是郭香书写的。汉魏以前的碑，多不记载书写、刻碑者的姓名，唯独此碑记载得很详细，于是郭香因此在后世留下了名声。自古以来，贤德君子湮没无闻于后世的，不知有多少；有名无名又哪里值得计较呢？像李德■〈衤谷〉那样身居宰相，尚且要把自己的名字附在碑首，想借此求得不朽，所以欧阳公讥讽他近于愚蠢。《夏承碑》右边是汉代淳于长的《夏承碑》，没有书写者的姓名。中书舍人陈登思孝考定为蔡伯喈所书，字形笔画特别奇古，大概使用的是篆书笔法。欧阳公《集古录》中没有收录。赵明诚《金石录》说：“元祐年间，洺州因治理河道，从土中得到这块碑，刻画完好如新，正因如此欧阳公没有得到它。”近年广平府百姓又因治河得到这块碑；广平是古代洺州之地，只是不知道元祐以后又在什么时候被埋没了。如今看汉代其他碑仍然完好，事物因隐藏而得以保存，本来就是常理。这块碑是我从邹侍讲那里得到的。《孔子庙学记》右边这块《孔子庙学记》碑，是如今流行的古隶书碑。尊号碑、受禅碑和《孔子庙学记》碑三块，都是魏人书写的；至于尊号、受禅二碑，世人说出自钟繇、梁鹄之手，却始终没有恰当的考证说明。只有庙学碑，宋人认为是梁鹄所书，但碑上也没有记载。大概汉魏以前，士人多能书写，不把书法当作奇异的专门技艺，所以很少留下书写者姓名。后世能书的人少了，所以必定署上姓名来表明自己。不过，每个时代的书法必然相互近似；要讨论古代书法的体貌，考察它的时代就可以了，何必拘泥于一定出自某个人呢？《吴叚石冈纪功德碣》右边是吴孙皓天玺元年立的叚石冈纪功德碣，写的是八分书，相传出自皇象之手，极为高古；但碑文已经残缺毁坏，不能看清的部分已有三分之一。大概宋元祐年间，这块碣已经断成三段，放在天□寺门外；当时转运副使胡宗师把它迁置到漕台。如今在应天府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了。考察《吴志》，天册元年，吴郡上言掘地得到银物，上面有年月□□□。第二年为天玺元年，这一年鄱阳上言历阳山石上的纹理形成二十个字，说“楚九州岛渚，吴九州岛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从此开始。又有吴兴阳羡山出现石室的祥瑞，于是又把第二年改为天纪，以符合石上的文字。这块碑《吴志》没有记载，考察碑文有“天发神忏”等话，那么也应当是当时所谓祥瑞应验之事。然而天纪四年，王浚便攻入吴国了。《告泰华府君文》右边是唐代补阙韩赏告祭泰华府君的文章。韩择木书写道：“韩赏用来向神明盟誓的事情，是严肃的。士大夫君子立定志向、守持节操，只要内心笃定就够了，哪里一定要向神明盟誓以后才坚定呢？一定要等到向神明盟誓，大概是因为内心还不够坚定。” 《千文》右边是智永《千文》刻石，藏在西安府学。我一生得到过很多本，都被亲友拿走了，只有这一部纸墨尤其好，于是把它作为家宝。它是从江夏宋鉴惟宪那里得到的，大概是宋大观三年所刻。智永曾经书写八百本，欧阳文忠公根据《集古金石刻文》得到智永《千文》，怀疑其中有二百六十多个字笔法不像智永所写，认为是后人补写的，便删去了。这个刻本是在欧阳公去世几十年后出现的，如果让他看到，必定不会不怀疑。《千文》的起源，大概是梁武帝命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中拓取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又命周兴嗣编成押韵的文章，用来教育诸王。前代志书记载就是这样。欧阳公因为见到法帖中有汉章帝书写的“海咸河淡”等一百多个字，便认为前世已经有《千文》，并非始于王羲之。刘后村的说法也一样。我认为这百余字是在理宗淳祐七年张渊微登进士榜时授予他的。当时穆陵多次下诏选士，要求崇尚敦厚真实，戒除浮华靡丽。前一年五月，又下诏命国子监和各路郡学，因秋试临近，应当精心考校，以求得真正的人才。淳祐七年三月，任命吴潜主持贡举，皇帝把诏令交给吴潜，要求崇尚雅正、□除浮华。六月，赐张渊微等五百二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当时从春季到夏季一直没有下雨，张渊微等上书请求免去琼林宴，诏令同意了。当时□□在那里。这一年四月，郑清之再次入政府，任太傅□□□兼□□使；进越国公赵□为枢密使兼参知政率□视□□□西湖北军马□伯大；杨端明任殿学士□□枢密院□□□参知政事。七月，以□之杰为参知政事，□汝□由起居郎、侍讲升任吏部侍郎，大概在五月以后。谢方叔先□权刑部侍郎□□给事中，赵□□由兼吏部尚书，遂兼任户部尚书。这年十二月，又升任端明殿学士□□户部财用□□，曾任京尹□，太学游士以□□□，又急于财利□为□饮之臣，小人不足道，别之□也没有什么可取。谢方叔起初在台谏中有声望，后来做到执政，却不能有所作为，晚年又受权臣困厄，终于丧失了自己的操守；□伯大有正直宽厚的节操，汝□为人方正不屈，葵忠君卫国的诚心，越老越壮，说他们不是光明俊伟的君子吗？清之在端平年间任宰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任用正中、真德秀、魏了翁十多人，当时号称小□佑，差不多都是君子了。然而…… 到了这时，□相年老衰弱，不能处理政务，回到自己的府第□。世人对此感到遗憾。这些都是诰命中所列的执政大臣，他们的任免以及为人大概都有可以考察之处，所以一并记下。再过一百五十九年，即皇明永乐二年四月八日记。题戴氏收藏的先贤遗墨后 诚斋先生父子是宋代名贤，也是我的族祖。圭斋先生是元代名贤，是我曾祖父的同年朋友。如今在安福戴诚问那里拜观此卷，实在抑制不住对先代的敬意。等到诵读东山先生所说“难于出仕，十分伟大；推荐的文书没有被采用”的话，便可以看出诚问如今决意离去的心情。大概旧家族的遗风还没有泯灭，因此我又对戴氏肃然起敬。诚问将要远行，所以题记后归还给他。题宋代吏部侍郎龚公墓志铭后

译右边是宋代礼部郎官、我们郡中斋先生邓公所撰写的吏部侍郎南昌竹乡先生龚公墓志铭一通；进士曾先之以下九人作挽诗二十首，附录在后，都是当时的亲笔。竹乡的七世孙、现任兵科给事中的鐩收藏此物，偶尔请我题写。一个人在当世有声誉，并不难；死后仍有声誉，才难。因为是非邪正，要到身后才能确定。竹乡历任官职，做到大理卿，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宋亡以后，因病死在家中。这篇墓志铭叙述他的历任官职和所作所为，以及忠诚大义、节操义行，与曾先之等君子挽诗所称颂的完全一致。这难道是声音相貌所能造作出来的吗？自汉唐以来，只有宋朝对待士人最为优厚；宋朝灭亡时，也只有宋代士人多能竭尽节操，不辜负国家。文丞相和李、潭州等人，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竹乡在这个时代，得到文丞相二人的知遇，有时相互推荐，有时相互交结约定。国家灭亡后，他立即不屈服，因此没有愧对二位公。世人说只有豪杰才能认识豪杰，难道不是这样吗？中斋当时以朝散郎权任礼部郎官，兼任学士院权直；宋朝灭亡后，艰难困苦接连而来，也保全忠节而终。竹乡一生交游的人何止无数，但他死后的文章，他的子孙没有因为十多年时间已久，便一定要等待中斋来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难道不是说，除了舍弃此物，就不足以传之久远、留给后世吗？这卷书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几经此[缺字]，仍完好如新。又若不是竹乡后世的贤者，不能[缺字]起家于科第，[缺字]侍近端重、温雅谨慎、自我持守，仿佛唯恐坠失祖先的德业，便会说：子[缺字][缺字]。我又在竹乡后世中看到了这样的人。○书写《欧阳临淄传》后 欧阳日新先生，是西昌前辈中的杰出人物。士奇出生得晚，没能认识他。[缺字]我记得童年时，听族亲中的老辈讲述先生的事迹，其中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这样的：先生十多岁时，跟随陈海桒在清节书院学习，在众人同处时专心读书写字，心思不向外驰散。诸生用各种事情百般挑逗他，他从未看一眼。傍晚回去时，他夹着书册独自走在路上，步履徐缓，神情仿佛在思考什么。路旁观看的人啧啧称奇，指给自己的子弟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稍稍长大后，他每天把所学的文章拿到我家来请教。平洲诸位老先生一望见他，都认为他的天分远远超出常人，大家都乐意为他倾尽所知。每次来，从不因为有事而停止讲论，往往直到傍晚，甚至烧尽两支蜡烛，才送他出去。康山长宗武急切地把成就后学当作自己的职责，请先生到家塾中，让自己的几个儿子跟随他学习，并且亲自同先生讲论切磋。于是先生的学问造诣大为精进。一时间，同辈中有志于学的人，大都来向先生请教所学。至正丙申年，江西行省按照乡举选拔士人，我们州推举刘子高和先生。杨氏诸位老先生以及康山长在快阁上为他们饯行。当时刘先生的声望已经蓬勃兴起，江右人士都说：‘两位贤者都能获得荐举，而日新应当名列前茅。’ 同山长分别后，我私下叹息说：‘可惜啊！日新的禀赋十分清纯，只是将来远大的成就恐怕不如子高。’后来所说的这些都应验了。天兵刚刚攻下江西时，吴去疾替我们州称誉先生为第一流人物，首先向朝廷推荐。我们州的士人做官于天朝，是从先生开始的。士奇十二三岁时学习写举子程文，先伯吏部公喜爱并教导我，多次说：‘假使你能得到欧阳日新做老师，考中一第便俯首可取，并不困难。’从此我每天访求先生的文章来读，只是几经兵乱始终无法得到，仅仅得到他应试所作的《诗经》义以及序、记、书、辞数篇。他的论议有根据，精采而奔放，反复诵读吟咏，使人产生手舞足蹈的兴奋之感。这就是士奇遗憾出生太晚，不能跟随先生求道、执业到最后的原因[缺字]。当时怀有生晚之恨的，难道只有士奇吗？这篇传记记载他历任官职和所作所为颇为详细，我便把自己听到的一两件事附在后面，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恭敬题写赐给都御史虞谦的《兰亭》墨本后 右边这件是唐代褚遂良临摹王羲之的《兰亭禊帖》。永乐八年，皇上在春宫时得到墨本，命工匠刻在石上。当时大臣和近臣中侍奉监国者，各自得到摹本，所得不过六七人。不是恭敬谨慎、端厚而有文学修养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因为这是极为珍贵看重的赏赐。此本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谦所受赐的，问[缺字]命臣士奇在后面题识。臣侍奉皇上最久，曾私下听闻赐帖的旨意，不只是为了珍重法书，关键还在于奖励受赐之人。虞谦起初任大理少卿，皇上赞赏他儒雅，而且明正宽厚，立志施惠于民，有大臣的气度，特意奏请太宗皇帝任命他为右副都御史。不久又命他代理刑部尚书，并对他说：‘我知道卿不会辜负任用。’皇上继承大统后，朝廷大臣虽有人升官，却都兼任原职；唯独认为掌理大理寺、平决天下刑狱非虞谦不可，于是改任他为大理卿。虞谦感激皇上知遇之恩，勤勉尽心，像宋代欧阳观那样，在死囚案件中寻求使人得以生存的办法，虞谦大概也做到了这一点。凡是被判罪[缺字]的人，往往内心诚服而没有遗憾。如今皇上日夜殷切思虑，希望发扬好生之德，使它普遍施及百姓；虞谦也谋求善始善终，以永远彰显皇上知人善任的明察，不辜负千载难逢的君臣际遇。那么，这件法帖就应当作为家中收藏之物，实在是子孙万世的珍宝。唉，应当永远恭敬珍重它啊！○恭敬题写《崇恩堂卷》后 右边这幅是鲁王殿下为衍圣公孔彦缙大书‘崇恩’二字，又在后面详细写下仁宗皇帝临朝时宠爱优待彦缙的缘由。彦缙如今把它给臣士奇看。此时鼎湖之龙已经远去，我跪拜庄重地诵读，禁不住眼泪纵横。臣士奇在春宫侍奉仁宗皇帝二十年，皇帝继承大位后，又把我提拔安置在身边。往年我在南京侍奉监国时，彦缙每年[缺字]朝，所以皇帝宴请慰劳、赏赐他的礼物必定丰厚；他将要回去时，皇帝必定命朝廷大臣前往饯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并不是从登临帝位时才开始的。凡孔氏后代中以名声上达朝廷的，大都亲自擢用为清贵显要之职，并且厚加礼遇，也不只是对彦缙如此。皇上曾对臣士奇说：‘国家对于普通士人中有能够奉行孔子之道的人，尚且重视他们的俸禄官位，厚待他们的礼遇，何况是孔子的后代呢？’又说：‘在汉、唐、宋三代，孔子的后代往往在史册中留下声名，今后一定会有继承前人而兴起的吗？’唉！圣明的皇帝这样殷切地尊崇儒术、尊重先师，真可以说是千年难遇的盛事了。因此我把亲自见闻所得的事情谨慎地附记在卷末，希望彦缙以及所有孔氏后代都能设法不忘此意，并且更加自我勉励。○汉代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

译右边这块是汉代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建于汉熹平二年，唐太和三年重刻。碑字虽然剥蚀，但凡是能够辨认的地方，都浑然保有汉代的意味，这一点确实还在。此碑如今在韶州府治。先师陈海桒先生记载过它的始末，十分详尽。我在南京时，寻找这块碑很久却没有得到。永乐己亥年，子启学士随从皇帝来到这里，寄给我这个拓本，我才知道，物品常常出现在聚集之处，起初并不取决于所在地的远近。○《清节书院记》元代末年，书院毁于战乱，这块碑幸而保存下来。士郁的儿子朴担心它也不能幸免，便把它藏在自己居所的后面，而且秘密不说。五十多年过去，朴已经死了，于是再没有人知道。永乐癸巳年，朴的子孙家人都染上疫病，巫觋说：‘居所后面有宝物，不应当长久隐藏。’他指示了地点，如今挖出来，原来就是这块碑。不久病人全都痊愈了，真是灵异啊！碑缺了一角，是当时挖地的人损坏的。当时我在京城，现任翰林修撰的陈德遵正在县学读书，急忙写信向我求取碑本，得到两份，我把一份分送给黄学士宗豫，一份表装起来收藏在家中。这是我们西昌先代盛德之事，而欧阳楚公的这篇文章，实在是先叔祖平洲先生得到的。王至刚所题的碑阴文字，又是先师海桒先生所书，都应当珍藏。永乐戊戌年六月三日。○题写范危墨迹后 虞、范、揭、杨四位先生都同先曾祖有交往友好，我还来得及看见先世收藏的诸公往来书信。危公曾同先祖兄弟一起在吴文正公门下游学。往年我在南京时，周恂如随从皇帝北上，得到危公所作悼念先曾祖的一首七言唐律，送给我。虽然只是一张纸，但亲笔已经用黄绫装饰，放在家[缺字]中。周恂如说这篇诗出自危公全集，而他的文集已经散失；张叔豫得到的最多，但当时叔豫已经去世，书籍全都归于永新，我没能看到。我来到北京后，喜欢搜求元代旧时遗留下来的墨迹断简，往往有所收获。最初从太医院判蒋用文那里得到危公诗文五十七首，大概与所得到的悼念先公的诗出自同一部集子。后来又从民间得到范公杂文十七首，都是两位公亲笔书写的，于是装订成一卷。范公前辈所以列在卷首。我曾听说范公著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江夏稿》《候官稿》《百文藁》，这些作品一定出自《燕然》或《东方藁》。危公著有《云林集》《说学斋集》，我还见过《云林集》，这些或许出自《说学斋》，但不能确定。前辈写文章，大都十分珍重，写成后都亲自抄录留给后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见过揭公的几部诗文集和危公的《云林集》，全都是亲自书写后刊刻的，并不只是我所得的这些。我的珍藏此卷，不只是看重他们的文章和书法，尤其是看重先世之间的交情。至于两位公的行事，在吴文正公、宋学士所作的墓志中都有详尽记载，不是后生小子所能妄加议论的。○题写松雪所书邓文原文后 文肃当时本来就有善于书法的名声，号称文敏；这件书法尤其得意，有翩翩鹍鹏飞翔于云海之间的气势。不过学习书法的人，常常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源流来求取。○题跋唐代诰书 右边这是一通唐代弘文生邓自勉被授予德州平原县尉的告身，乃开元二十四年颁给。唐代选官制度，是考试后铨选，铨选后注拟，注拟后唱名，集合众人宣告，然后分类列为甲等上报仆射，再上报门下省；给事中宣读，侍郎审阅，侍中复核，不合适的驳回。复核后再上报皇帝，主管官员接受诏旨奉行，并各自发给凭证，称为告身。这里没有称仆射，是因为开元年间把仆射改称为丞相。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学生共三十人。当时考试者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以《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易》《书》《春秋》以及《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考试弘文生时，考一部大经、一部小经，或两部中经；也有各考《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一篇的，或考时务策五道的，而经书和史书都用策问考试。这里的嵩，是萧瑀的从曾孙；暠，是淮安王神通的玄孙；豫，是席豫；宽，是裴漼的从弟；景融，是陆象先的弟弟；以及韦恒、裴耀卿、苗晋卿，《唐书》中都有传记，都是值得称道的人。只有陈希烈列在《奸臣传》中。其中拟授官职的二十二人，没有资料可以考查。世间所传盛唐诗人中有常建，也不知道是不是此人。这通告身的书写以及署名的笔意都很好，历经七百年，仍完整如新。我得到它，是从前奉和如今的吴埜那里得到的，于是考订后题识于此。○题写胡氏先世两篇记文后 翰林编修萧镃带他的妻弟胡重宣来见我，并且拿出胡氏先世所得的杨文节公所作《福荣堂记》和滕学士所作《后荣堂记》。我接受后读了它们，感叹说：‘像这样有文献可以征信的故家世族，实在少见。我对此有值得称颂的地方，也有值得敬重的地方。’宋光宗因为庆贺自己的亲人而把恩泽广施于天下所有奉养老人的人，这正是邹孟氏所说的“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把这种敬爱推广到别人老人的身上”，这是值得称颂的地方。胡氏从金陵迁到吉安，分为三支：长支居住在庐陵的值夏，忠简公胡铨是他们的后代；仲支居住在泰和的南冈，庆历进士、朝奉大夫胡衍是他们的后代；季支居住在泰和的黄漕，南城县丞胡笺是他们的后代。凡是族人繁盛的家族必然会分支，分支以后，盛衰、愚贤不可能完全相同。胡氏三族，诗书相互辉映，仕宦人物不断，这是值得敬重的地方。文节公的记文是为南城所作的，到现在已有二百四十六年；滕公的记文是为南城的后代南叔所作的，到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六年。南城的后代后来又有迁居社溪的，但子孙至今仍珍藏这篇文章，没有失传，这又是值得敬重的地方。然而也有令人叹息的地方。迁到社溪的第四代是文可，号可山，他是南叔的父亲。文丞相文天祥以礼被奉为上宾，跟随勤王之师来到海上，直到元朝最终取得宋朝的天下。可山的小弟弟号静山，发誓不辜负宋朝，最终因为不肯屈服而被杀。我小时候，乡里的长者大都能讲述他的事，清清楚楚。当时元朝忌讳谈论此事，所以故家族谱没有记载，[缺字]志没有[缺字]，史书也没有记录，最终不能向世人昭白。唉，这难道不是更加值得敬重、也更加令人叹惜吗？谨慎地把这件事附记在两篇记文之后。[缺字]韩愈说：‘难道也要使他无所流传吗？’ 《东里文集》卷之十一 ●《东里文集》卷之十二 神道碑 ◆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