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译治理政事，在于使百姓知道行善罢了，并不是另外有什么可以劝导他们的办法。百姓有时不知道应该这样做，所以尊崇有德者、礼敬贤者，表彰友爱，褒扬忠节，都是劝导百姓所应做的事。宋代宗忠简公，他孤忠大节，正是所谓光明昭著、可以同日月争辉的人，却终于因为遭受诬陷而含愤死去。这是天下后世共同仰慕并痛惜的人。然而他的墓葬在润州，不到三百年，已经成为荒烟衰草的废墟，樵夫牧人来来往往，行路的人也不凭吊。这难道是润州人的心独独与众不同吗？宗公曾经在这里做官、居住，润州人本应比天下后世的人更加感念仰慕他的德义。我认为润州人一定比天下后世的人感受更深，为什么却独独冷漠到这个地步呢？难道不是因为治理政事的人不懂得劝导百姓的方法，即使有宗公这样的贤人，也不知道敬礼他，因而使百姓如此吗？六七年前，金华刘侯伯静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任此地太守，使政教焕然一新，各项废弛的事务都恢复起来，于是修葺宗公的祠堂，整治他的坟墓，又经营祠田，命令佛教徒主持祭祀，亲自率领博士弟子到墓下行礼，又在墓道刻石，使经过的人都知道这是宋代忠臣宗公的墓。于是润州人才开始知道有忠简公，也知道行善的人虽历久而不泯灭，而自己不可不努力行善。刘侯治理政事，可以说懂得应当致力于什么了。去年我和刘侯同在史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如今刘侯离开润州，去辅佐江右的大藩；自古以来，江右像忠简公这样具有孤忠大节的人尤其多，江右人本来不应像润州人那样冷漠。刘侯用来进一步劝勉他们的方法，还能够像治理润州时那样施行吗？题写宋谢少连赠官诰后记 建宁府照磨、临江人谢良翰拿出所收藏的先世宋嘉祐二年赠官告敕一通。这是良翰的十三世祖谢堪当时任尚书员外郎、通判衡州时，因郊祀恩典而追赠其父谢少连为殿中丞的诰敕。谢堪是天圣八年进士，与欧阳文忠、石守道同年并为友人，最终官至殿中侍御史。他历任官职很多，而所受诰敕大概屡经世变，如今只保存了这一通。上面写“员外郎知制诰绛”的，是谢希深；写“学士中书舍人□”的，是杨子奇太年弟；写“崇文院检讨公著□”的，是吕正献。只有吴奎所书的诰文写出了姓氏，当时臣下在御前书写，只写名字；遇到名字相同的人，才写姓氏加以区别。这大概从丁度、盛度开始。此诰至今已有三百七十四年，仍完好如新，也可以由此看出谢氏后世的贤德。我恭敬地作记后将它归还。《石鼓文》后记 右边是石鼓文十篇，元代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义并训释，刻印附在后面。石鼓如今在北京国子监，士大夫从北京来的人，大多得到它作为赠品。这一版本得自胡学士光大，纸张和墨色尤其好。郑夹漈认定它是秦篆，欧阳公《集古录》怀疑此文从周宣王、共和时期到宋嘉祐年间历经一千九百年，而且文字刻得细、刻痕浅，按理不应保存下来；又怀疑自汉代以来那些博古好奇的人都略过它而不加记载。我认为石鼓文决不是秦汉以下的人所能写成的。所谓文字刻得细、刻痕浅，哪里知道当时不是□刻，经历世代久远后才磨损成这样？如今保存下来的文字，估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其中不能辨识的又有三分之一，这正是年代久远的证据。荒郊野草之中，被遗弃的古物不知有多少。像金玉一类的东西，即使残毁不完整，只要被发现，哪怕是庸人小孩也知道拿走。石头虽然有文字，如果不遇到好古博雅的人，便不会为世人所知，也不会被称道，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况且三代的钟、鼎、卣、彝之类，先前未曾受到世人称道，后来农夫牧童却常常从荒野埋没之处发现它们，这种事历代都有。为什么偏偏要怀疑石鼓呢？《汉鲁相设置孔子庙卒史碑》右边是汉代鲁相设置孔子庙掌管礼器的卒史碑，是顺帝时所立，现存于曲阜。我得到它。陈思孝任掌礼器卒史，必须选择四十岁以上、通晓一门经术，并经过多项考试，能够奉行弘扬先圣之礼、为宗族所归依的人。由此可见古人对此事是如此慎重。《华山庙碑》右边是《华山庙碑》，得自子启学士，是汉碑中的佳作。这大概是郭香书写的。汉魏以前的碑，大多不记载书写、刻碑人的姓名，唯独此碑记载得详细，因此郭香的名字才流传到今天。自古以来，贤德君子湮没无闻于后世的，不知有多少；有名无名，又何足计较呢？像李德裕身为王朝宰相，还要区区把名字附刻在碑的上端，想借此求得不朽。欧阳公因此讥讽他近于愚蠢。《夏承碑》右边是汉代淳于长的《夏承碑》，没有书写者的姓名。中书舍人陈登思孝认定是蔡伯喈所书，字形笔法尤其奇古，大概使用的是篆书笔法。欧阳公《集古录》中没有这块碑。赵明诚《金石录》说：“元祐年间，洺州因治理河道，从土中挖出这块碑，刻画完好如新，因此应当是欧阳公没有得到它。”近年广平府百姓又因治理河道挖出了这块碑。广平是古代洺州之地，只是不知道元祐以后又在什么时候埋没了。如今与汉代其他碑刻相比，它还保存完好，事物因为隐没而得以保存，本来就是常理。这是我从邹侍讲那里得到的。《孔子庙学记》右边是《孔子庙学记》古隶书碑。如今流行的碑刻中，《尊号碑》《受禅碑》和《孔子庙学记》三碑都是魏人所书；但《尊号碑》《受禅碑》，世人说是钟繇、梁鹄所书，始终没有恰当的说法。只有《孔子庙学记》，宋人认为是梁鹄所书，但碑上也没有记载。大概汉魏以前，士人多能书写，并不以此为奇，所以很少写出书者姓名；后世能书的人少了，所以必定写出姓名来自我表明。然而一代的书法必定彼此相近，考察书法体势的人，只要考察时代就可以了，何必拘泥于究竟出自某一个人呢？《吴叚石冈纪功德碣》右边是吴孙皓天玺元年的《叚石冈纪功德碣》，用八分书书写，相传出自皇象，风格极其高古；但其中因残缺毁坏而无法看见的文字已经有三分之一。大概宋元祐年间，这块碣已经断成三段，放在天□寺门外；当时转运副使胡宗师把它迁置到漕台，如今在应天府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了。考察《吴志》，天册元年，吴郡上报说挖地得到银，上面有年月□□□。第二年为天玺元年，这一年鄱阳上报说历阳山上的石头纹理形成二十个字，说：“楚有九州之渚，吴有九州之都，扬州的士人将做天子，四代治理太平。”开始时又有吴兴阳羡山出现石室祥瑞，于是又改第二年的年号为天纪，以应合石上的文字。这块碑《吴志》中没有记载，考察碑文有“天发神谶”等语，那么也应当是当时祥瑞应验之事。然而到了天纪四年，王濬终于攻入吴国。《告泰华府君文》

译右边是唐代补阙韩赏所作的《告泰华府君文》。韩择木题写道：“韩赏用来向神明盟誓的事情很严肃。士大夫君子树立志向、坚守节操，只要内心笃定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向神明盟誓之后才能坚定吗？一定要等到向神明盟誓，大概是因为他的内心还不够坚定。” 《千文》右边是智永的《千文》刻石，现存于西安府学。我平生所得的版本颇多，都被亲友拿走了，只有这一版本纸墨尤其好，于是成为家藏珍宝。它得自江夏宋鉴惟宪，大概是宋大观三年所刻。智永曾经书写八百本，欧阳文忠公从《集古金石刻文》中得到智永《千文》，怀疑其中有二百六十多个字的笔法不像智永，认为是后人补写的，于是删去了。如果这块刻本出现在欧阳公去世数十年之后，假使他见到它，应当就不会再怀疑了。《千文》的起源，大概是梁武帝命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中摹拓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又命周兴嗣编成押韵的文辞，用来教诸王。前代史书记载就是这样。欧阳公因为见到法帖中有汉章帝所书“海咸河淡”等一百多个字，于是认为这些字此前已经存在，《千文》并非始于王羲之。刘后村的说法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一百多个字是宋理宗淳祐七年张渊微登进士榜时……穆陵皇帝多次下诏选士，崇尚敦厚朴实，告诫不要浮华靡丽。前一年五月，又下诏命国子监和各路郡学，因秋闱临近，应当精心考核，以求得到真正的人才。淳祐七年三月，命吴潜主持贡举，皇帝亲自□付给吴潜，令他崇尚雅正、□除浮华。六月，赐张渊微等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当时从春夏以来一直没有下雨，淵微等人上奏请求免去瓊林宴，诏令同意了。当时□□焉。这一年四月，鄭清之再次进入政府，任太傅□□□兼□□使，晋封越國公趙□为樞密使兼參知政率□，视察□□□西湖北軍馬□伯大；楊端明任殿學士□□樞密院□□□參知政事。七月，任命□之傑为參知政事，□汝□由起居郎侍講升任吏部侍郎。这大概是在五月以后。謝方叔先前□任權刑部侍郎□□給事中，趙□□由兼任吏部尚書，遂兼任戶部尚書。这年十二月，又升任端明殿學士□□戶部財用□□，曾任京尹□，太學游士因为□□□又急于谋求财利□，成为□饮之臣；小人不足以谈论，别的□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謝方叔起初在臺諫任上颇有声望，到了执政之位却不能有所作为，晚年又更加受权臣困扰，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操守。□伯大有正直宽厚的气节，汝□为人方正不屈，葵□忠于君主、捍卫国家的诚心，越老越壮盛，说他们不是光明俊伟的君子吗？鄭清之在端平年间任宰相，慨然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任用正中、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人，当时号称“小□祐”，差不多可以算是君子了吧。然而…… 到这时，□相已经衰老，不能处理政务，回到自己的宅第□世，所欠缺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些都是告内所列的执政大臣，他们的任免以及为人，大体上有可以考察的地方，因此一并记载下来。此后过了一百五十九年，到皇明永樂二年四月八日记下此文。题写戴氏所收藏的先贤遗墨后 誠齋先生父子是宋代的名贤，也是我的族祖。圭齋先生是元代的名贤，是我曾祖父的同年朋友。今天在安福戴誠問那里拜读观看这卷遗墨，实在禁不住对先代的敬意。等到诵读東山先生“难以进用，实在伟大；推荐他的奏牍没有被采用”这句话，再来观察戴誠問如今毅然决意离去的意旨，大概是旧日世家的遗风尚未消失，因此又对戴氏肃然起敬。戴誠問将要远行分别，所以记下这些话，把卷册归还给他。题跋《宋吏部侍郎龔公墓志铭》之后。右边这篇，是宋代礼部郎官、我郡中齋先生鄧公所撰写的吏部侍郎、南昌竹鄉先生龔公墓志铭一篇；进士曾先之以下九人作了挽诗廿廿首，附录在后，都是当时的亲笔手迹。这是竹鄉的七世孙、现任兵科給事中的鐩之所收藏的。他偶然拿来请我题跋。一个人在当世获得声誉并不难，在身后获得声誉却很难。因为是非邪正要到去世以后才能确定。竹鄉历任官职至大理卿，后来任吏部侍郎兼侍講，宋朝灭亡后因病死在家中。这篇铭文叙述他的历任官职和生平事迹，其中忠贞的气概、守义的节操，与曾先之等诸位君子挽诗中所称颂的，仿佛出自同一人的口中。这难道是凭声音笑貌之类所能做到的吗？自汉、唐以来，只有宋朝待士人最为优厚；宋朝灭亡时，也只有宋朝的士人多能竭尽节操，不辜负国家。文丞相和李潭州就是这方面的表率。竹鄉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二公的知遇，或者受到他们的推荐，或者同他们结交相约。国家灭亡后，他便不屈服，从而无愧于二公。世人说只有豪杰才能知晓豪杰，难道不是这样吗？中齋当时以朝散郎身份权任礼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宋朝灭亡、艰难接踵而来时，他也保全忠节而死。竹鄉一生的交游不知有多少，可是他身后为他作文的人，他的子孙并没有因为相隔十多年而另有所待，必定是有意等待中齋来写。难道不是说，除了这样，就不足以流传久远、留给后世吗？这卷文书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几经这样的变故，仍然完好如新。又若不是竹乡后世贤能，鐩能够振兴家业、考中科第吗？□侍近端重温雅谨慎自持，仿佛害怕坠失世代的德行；□曰子□□之。我又在竹乡的后世子孙中看到了这种德行。题写《欧阳临淄传》后记

译欧阳日新先生，是西昌前辈中的杰出人物。士奇出生较晚，来不及认识他。□记得我幼年时，曾听族亲中的老人讲述先生的事迹，其中有一件教诲我至今不忘：“先生十多岁时跟随陈海桑在清节书院学习，处在众人中读书写字，心思从不向外驰散。众生以各种事情百般挑逗他，他从未看一眼。傍晚回去时夹着书册独自行走在路上，脚步缓慢，神情仿佛有所思考。路旁观看的人啧啧称叹，指着他对自己的子弟说：‘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稍稍长大后，他每天都拿所学的文章到我家来请教。面对平洲诸位老先生，他天分极其突出，诸位老人都乐于为他倾尽所知。每次来都不曾因为事情而停止讲论，往往直到傍晚，甚至点完两支蜡烛，才送他出去。康山长宗武急切地把成就后学当作职责，聘请先生到家塾，命自己的几个儿子跟随他学习，并亲自与先生相互讲论，切磋琢磨。于是先生的学问造诣便充分发展起来了。一时同辈中有志于学习的人，大多来向先生请教自己的学业。至正丙申年，江西行省按照乡试选拔士人，我们州举荐刘子高和先生，杨氏诸位老先生以及康山长在快阁上为他们饯行。当时刘先生的声名已经蓬勃显露，江右人士都期望说：‘两位贤人都能得到荐举，而日新应当名列前茅。’” 同山长告别后，我私下叹息说：“可惜啊！日新天资非常清明，但将来远大的成就不如子高。”后来所说的事情，都是元末天兵刚刚攻下江西时发生的。吴去疾替我们州称许先生是第一流人物，首先向朝廷推荐他。我们州的士人出仕于新朝，是从先生开始的。士奇十二三岁时学习写举子程文，先伯吏部公喜欢我而教导我，多次说：“假如你能让欧阳日新做老师，取得一次科第就会低头得到，并不困难。”从此我天天访求先生的文章来读，但他的文集屡经兵乱，无法得到，只得到他应试时所作的《诗经》义以及序、记、书、辞数篇。他的议论有根有据，精辟明朗，反复诵读吟咏，使人产生手舞足蹈的兴奋之情。这就是士奇因为生得晚、不能跟随他学习道理并接受他教诲而感到遗憾的地方□。当时怀有这种生晚遗憾的人，难道只有士奇吗？这篇传记记载他的历任官职和事迹很详细，因此把我所听闻的一两件事附在后面，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 恭敬地题写赐给都御史虞谦的《兰亭》墨本后记 右边是唐代褚遂良临摹王羲之的《兰亭禊帖》。永乐八年，皇上在春宫得到墨本，命工匠刻在石上。当时大臣和近臣中侍奉监国者各自得到摹本，得到它的只有六七个人。不是恭谨慎重、端正敦厚而又有文学修养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可见对它的珍视。这个本子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谦所受赐的，皇上命我士奇在后面作记。我侍奉皇上最久，曾经私下听到赐帖的旨意，皇上不只是珍重书法，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奖励获得它的人。虞谦起初任大理少卿，皇上赞赏他儒雅，而且明正、宽厚，心怀泽及万物的志向，具有大臣的气度，特意奏请太宗皇帝任命他为右副都御史。不久，又命他代理刑部尚书，并对他说：“我知道你不会辱没这个职位。”皇上继承大统后，朝廷大臣虽有升官的，但都兼任原职；唯独要平定天下刑狱，非虞谦不可，于是改任大理卿。虞谦感激知遇之恩，勤勉尽心，就像宋代欧阳观在死囚案件中设法求得生路一样，虞谦大概也有这样的作为。凡是受到他审理而获罪的人，往往心悦诚服，没有遗憾。如今皇上日夜忧勤，谋求施行好生之德，使它润泽百姓。虞谦也谋求善始善终，以永远彰显皇上知人之明，不辜负明君贤臣千载难逢的际遇。那么，把这幅字帖收藏在家中，本来就是子孙万世的珍宝。唉，还是应当恭敬珍视它啊！恭敬地题写《崇恩堂》卷后记 右边是鲁王殿下为衍圣公孔彦缙大字书写“崇恩”二字，又在后面详细书写仁宗皇帝临朝时宠爱优待孔彦缙的情况。孔彦缙如今把它拿给我士奇看，这时仁宗皇帝已经像鼎湖乘龙一样远去了，我拜伏在地庄重诵读，禁不住血泪横流。臣士奇在春宫侍奉仁宗皇帝二十年，他继承大位后，又把我提拔安置在身边。从前我在南京侍奉监国时，孔彦缙每年□□朝，所以皇帝设宴慰劳、赐予赏物一定很丰厚；他将要回去时，必定命朝廷大臣前往为他饯行。大概这种礼遇由来已久，并不是从皇帝临朝时才开始的。凡是孔氏后人因名望上达而被举荐的，大多亲自擢用为清贵显要的职位，并且厚加礼遇，也不只是对孔彦缙这样。皇帝曾经对我士奇说：“国家对于普通士人中有能够奉行孔子之道的人，尚且重视他们的俸禄和职位，厚待他们的礼遇，何况是孔子的后代呢？”又说：“在汉、唐、宋三代，孔子的后代往往在史册中留有声名，从今以后，一定还会有继承前代而兴起的人吗？”唉！圣明皇帝如此殷切地崇尚儒术、尊重先师的心意，真可以说是千年难逢的际遇了。因此把我亲自从见闻中得到的情况，恭谨地附记在卷末，希望孔彦缙以及所有孔氏后代都能设法不忘此意而更加自我勉励。《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右边是汉代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汉熹平二年建立，唐太和三年重刻。碑字虽然剥蚀，但能够辨认的地方，浑然保有汉代意趣，这一点确实还在。此碑如今在韶州府治。我的先师海桑陈先生记载它的来历始末，非常详细。我在南京时，寻找这块碑很久都没有得到。永乐己亥年，子启学士随驾来到这里，竟把这个拓本寄给我，我才知道事物常常出现在聚集它们的地方，起初并不取决于地域的远近。《清节书院记》元朝末年书院毁于兵火，这块碑幸而保存下来。士郁的儿子朴担心它不能幸免，便把它藏在自己居所的后面，并且秘而不宣。过了五十多年，朴已经去世，于是再也没有人知道它了。永乐癸巳年，朴的子孙家人都患了瘟疫，巫者说：“居所后面有宝物，不应当长期秘藏。”他指示了地点，挖出来的就是这块碑。不久患病的人全都痊愈了，也真是灵异啊。碑缺了一角，是当时挖掘的人损坏的。当时我在京城，如今任翰林修撰的陈德遵在县学读书，赶快写信向我索求，于是得到两本；拿出一本分给黄学士宗豫，另一本文表装饰后收藏在家中。这是我们西昌先代盛德的事迹，而欧阳楚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通过先叔祖平洲先生得到的。王至刚题写在碑阴的文字，又是先师海桑先生所书，理应作为珍宝收藏。永乐戊戌年六月三日。题写范危墨迹后记

译虞、范、揭、杨四位先生都同我的先曾祖有交往友好，我还来得及看到先世收藏的诸公往来书信。危公曾和我祖父兄弟一同在吴文正公门下游学。往年在南京，周恂如随驾北来，得到危公所作悼念先曾祖的一首七言唐律诗，送给我；虽只是一张纸，却是亲笔所写，已经装潢好放在家中□里。周恂如说这是出自危公全集，那部集子已经散失，张叔豫得到的最多；当时叔豫已经去世，书籍全都归到永新，我来不及看到。后来我来到北京，喜欢寻求元代旧时的遗墨断简，往往有所收获。最初从太医院判蒋用文那里得到危公诗文五十七首，大概和所得悼念先公的诗同出一集。后来又从民间得到范公杂文十七首，都是两位公亲笔书写的，于是装成一卷。范公是前辈，所以列在卷首。我曾听说范公的著作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江夏稿》《候官稿》《百文稿》，这些必定出自《燕然稿》或《东方稿》。危公的著作有《云林集》《说学斋集》，我还见过《云林集》，这篇也许出自《说学斋集》，但不能确定。前辈写文章，大多自己珍重，写成以后都亲自抄录下来留给后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我见过揭公的几部诗文集和危公的《云林集》，都是亲自书写后刻印的，不只是我所得的这些。我的珍藏此卷，不仅是看重他们的文章和书法，更尤其看重先世之间的交谊。至于两位公的行事，在吴文正公、宋学士所作的墓志中都有详细记载，不是后生小子所能妄加评论的。题写松雪所书《邓文原文》后记 文肃当时自有能书之名，号称文敏；这幅字尤其得意，有翩翩飞行于云海之间的鲲鹏之势。不过学习书法的人，常常应该向它的源流上溯求取。题写唐代诰身后记 右边是唐代弘文生邓自勉授任德州平原县尉的一通告身，是开元二十四年颁给的。唐代选官制度是先考试，再由铨选部门铨定，铨定后唱名，集合众人的告身，然后按类别编为甲等，呈给仆射；再送到门下省，由给事中诵读，侍郎审察，侍中复核；不合适的驳回。审核完毕后再上奏，听候主管者接受诏旨施行；各人都发给凭证，称为告身。这份告身没有写仆射，是因为开元年间把仆射改称为丞相。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学生共三十人。当时考生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以《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易》《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考试弘文生，考一部大经、一部小经，或两部中经；或者考《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部；或者考时务策五道，而经史也都以策问考试。这里所列的嵩，是萧瑀的从曾孙；暠，是淮安王李神通的玄孙；豫，是席豫；宽，是裴漼的堂弟；景融，是陆象先的弟弟；以及韦恒、裴耀卿、苗晋卿，《唐书》都有传记，并且有值得称道之处。只有陈希烈列在奸臣传中。其余拟授官职的二十二人，没有可以考查的资料。世上流传的盛唐诗人中有常建，也不知道是否就是此人。这份告身的书法以及署名的笔意都很好，距今七百年，仍完整如新。我得到它后，先奉和如今的吴埜考订并作了题识。题写胡氏先世两篇记文后记 翰林编修萧镒带着他妻子的弟弟胡重宣来拜访我，并且拿出胡氏先世所得到的杨文节公所作《福荣堂记》、滕学士所作《后荣堂记》。我接过来读后，叹息说：像这样有文献足以考证的故家世族，实在很少了。我从这件事中看到有值得颂扬的地方，也有值得敬重的地方。宋光宗因为庆贺自己的亲人而向天下奉养父母的人普施恩泽，这就是邹孟氏所说的“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推及别人的老人”，值得颂扬。胡氏从金陵迁到吉州，后来分为三支：长房居住在庐陵的值夏，忠简公胡铨是其后代；二房居住在泰和的南冈，庆历进士、朝奉大夫胡衍是其后代；三房居住在泰和的黄漕，南城县丞胡箋是其后代。凡是族人繁盛的家族必定会分支，分支以后，盛衰、愚贤、善恶必定不能完全相同。胡氏三族，诗书相互辉映，士大夫不断，这是值得敬重的地方。杨文节的记文是为南城所作，到今天已有二百四十六年；滕公的记文是为南城的后代南叔所作，到今天已有一百一十六年。南城的后代中有人迁到了社溪，但子孙直到今天仍珍藏这两篇文章，没有失传，也值得敬重。然而还有值得叹息的地方。迁到社溪的第四代传到文可，号可山，是南叔的父亲。文丞相文天祥以礼作为上宾，跟随勤王军到海上，直到元朝完全取得宋朝天下。可山的小弟弟，号静山，发誓不辜负宋朝，最终因不肯屈服而被杀。我小时候，乡里的老人几乎都能讲述这件事，情形历历在目。元代忌讳谈论此事，所以故家的族谱不记载，□志不□，史书也没有记录，终于没有向世人昭明。唉，这难道不是尤其值得敬重、又尤其令人叹息吗？谨把他的事情附记在两篇记文之后。□退之说：“难道也要使他没有流传吗？” 《东里文集》卷十一 《东里文集》卷十二 神道碑 神道碑 故推诚辅运宣忠效力武臣、柱国、后军都督府左都督、西宁侯宋公神道碑铭。故怀远将军、成都右卫指挥同知、追赠平江伯陈公神道碑铭。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追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少保、户部尚书、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靖夏公神道碑铭。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阳武侯、追封鄞国公、谥忠武薛公神道碑铭。故推诚辅运宣忠效力武臣、柱国、后军都督府左都督、西宁侯宋公神道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