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文集卷之一

译孔子的道来自上天，并且能够补助上天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调理成就万物、辅佐天地以及制定品级节制、防止规范的功夫，必定要依赖圣人。《尚书》说：‘只有他能够辅佐上帝，使四方获得恩宠和安宁。’ 封人说：‘上天将要把孔夫子作为木铎。’上天降生圣人，一定是要让他承担使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承担的是推行道；孔子承担的是阐明道。他所说的道，广大的方面是上天秩序的安排，细小的方面则是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此都不是需要依赖外物的。孔子既已阐明这种道理，后来若有圣贤兴起，就能凭借它来赞助上天保佑百姓的功业，使之无穷无尽。所以自周代以后，两千年来，作为君主知道崇尚仁德，作为臣子知道崇尚敬慎，父亲知道崇尚慈爱，儿子知道崇尚孝顺；夫妇、长幼、朋友也各自知道应当崇尚什么。至于知道喜爱善行、憎恶恶行，知道以王道为贵、以霸道为贱，知道尊重中原、排斥夷狄，这些也都是孔子的功劳。若没有孔子，这种道不是几乎要熄灭了吗？道熄灭了，百姓不是几乎就要变成夷狄禽兽了吗？自汉代以来，历代君主都知道尊崇孔子，厚待他的礼仪，尊重并采用他的教化。我朝国家君临天下、教化天下，一概遵循孔子的道。内至京师，外至府州县，远至边疆，都建庙祭祀孔子；孔子穿着冕服面向南方而坐，礼制同于王者，春秋祭祀同社稷一样隆重，可以说盛大了。但地方长官承接皇恩、宣扬教化，有的恭敬，有的怠慢，那么当地的治理也随之有张有弛。金华县附着于郡城之下，是吕成公、何文定、王鲁斋诸位君子的故乡。永乐壬寅年进士、番禺人郭瑛来任县令，恭敬地遵循道德教化的意旨，专心致力于教育。到第二年，士人信服他的行为，百姓感戴他的恩惠。县衙东北二里左右有学校，甲辰年夏天，巷中百姓不慎失火，火势蔓延烧毁学校房舍，逼近礼殿，风势猛烈，火势炽烈，人们都不知如何处置。郭瑛拜倒叩首，倾尽诚意祈求神灵，神灵立即回应，风向回转，火被熄灭，礼殿和东西两庑没有被烧毁，只有这些建筑完整保存下来。郭瑛巡视殿宇材料，发现因年代久远而日益破败，应该拆除更新，便向众人说明。恰好朝廷下诏令有关部门修整祭祀典礼和祠庙，乡人趋向义举，都愿意出力，于是选择日期开工。依照原有基础扩建新建大成殿和东西两庑，修饰圣贤塑像，前面建重门、讲堂、斋舍、厨房粮仓，四周修筑围墙，全部重新建造，比旧有规模更加宏大。于是县令带领学校诸生举行释菜礼，而教谕李和想使县令及乡里好义之人的功绩不致湮没，详细叙述事情始末，加以文字，托中书舍人陈景茂请求我记述工程竣工之事。尊奉先圣以整饬教化，是治理百姓的首要事务。多么幸运，能有贤明县令坚定地实行它！又多么幸运，吕成公等诸位君子的德化浸润当地人心如此深厚，以至于兴起义举、相互帮助这样容易！唉！本地才俊来到这里游览，一定会登堂入庙，内心沉静肃穆，保持面对先圣的诚敬之心，不正当的念头便不会产生；退回学校，诵读思考，保持仰望钻研的志向，进德修业的功夫不会停止。长久积累这种习惯，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学业一天比一天广博。居家时可以继承前代修身君子的光辉，出仕后可以承担国家治理太平的责任，这样或许才不辜负贤县令以及贤明父兄的一片盛意吧！这项工程由县令主持，出资相助的是本县士人朱士真等人，负责筹划的是耆民刘某。工程始于洪熙元年闰七月某日，完成于这一年某月某日。学校最初建立以及后来改迁的缘由，前面已有记载，这里不再叙述。丹桂楼记 五云洲以东，距离泰和、万安两县都一舍半路，那里叫学堂里。这个里最大的家族是萧氏，他们的先祖从吉水的虎溪迁来，世代有诗书和义行，受到乡人的敬重。虽然没有特别显赫的人物，但他们交游、通婚的对象大多是显贵之家。家中有一株丹桂树，没人能考究是谁栽种的，里中老人相传已有一百几十年。树干盘曲偃蹇，凌霄而上，仰望时苍苍然如垂天的云。秋高气爽、风露清洁时，花朵盛开，浓郁的香气十几里外都能闻到。萧氏的老人们趁闲暇时带领族人聚集在树下欢乐，老少都在，铺席摆设酒食。年轻人依次举杯祝寿，完毕后拱手侍立，听长者训诫，欢乐融洽到了极点而礼度不变。每年通常举行一两次。到了元朝末年兵乱之时，天下动荡，萧氏的老人都去世了，壮年和年轻人也都四处离散迁徙，高大的房屋荡然无存，丹桂也毁坏而死。虽然枯根还隐约存在于颓墙荒址之间，但生机已经全无，这样又过了许多年。萧氏的俊彦孟常独自深切感到复兴的念头：先人居住过的地方，我难道可以离弃而不再回来吗？于是辛勤劳作，回到旧址，除去荒草，清理碎石，建造房屋居住，在其中读书学道，并恭敬修养先人的德行。后来又建造了几楹楼房，与桂树相对；不久桂树的根部重新萌发新芽，几年间挺拔生长，郁郁葱葱。懂得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萧氏复兴的征兆，有人说这是萧氏科举显达的吉兆。于是把楼命名为丹桂楼。又过了几年，孟常考中进士，升任监察御史，声誉显赫；任职九年因政绩最优，升为浙江布政司参议，而萧氏的显达也因孟常而更加兴盛，桂树也真是灵异啊！家族的盛衰取决于气运，但也一定有人的因素。大概善德可以招来和气，凡是接近它的事物必先得到这种气，所以也随之盛衰。田氏的荆树，兄弟分家便枯萎，重新和合便恢复荣盛，这就是证明。田氏凭借友爱，萧氏凭借孝顺；孝友施行于家族，正是家族由此兴盛的原因。孟常将赴浙江任职，托我写丹桂楼记。杨士奇与萧氏旧有姻亲关系，我又同孟常做官往来十多年，所以为他写下此记；又推究萧氏兴盛的原因，来给族人子弟看，使他们都努力进取。务勤堂记

译江夏人邓真，字存诚，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历职八年，升为山东按察使；他把自己退休居住的厅堂命名为‘务勤’，因为我与他是旧交，便托我写明这样命名的缘由，用来自我警戒。他说：‘我的学问不足以穷究大道，才能不足以成就政务，只是圣明天子没有因为我不行，仍然把一方之地交给我罢了。监察御史所寄托的，是纲纪法度的重任。山东是古代齐鲁之地，凡是我所治理的守令，环绕数千里土地，地域广大、百姓众多；百姓的安危、治理的得失，都是我应当尽心研究的。我将凭什么称职地接受任用，免遭讥讽和牵累呢？只能早晚战战兢兢，以不能胜任为忧惧。又私下想：良马一天能跑千里，如果像劣马那样不停步地走，走十天也能到达。我的才能低劣，假使果真能凭借不停止的诚心坚持下去，大概也有希望成功吧？唉，存诚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坚定志向的人。你曾经观察过上天的运行吗？一天运行九十多万里而循环一周，第二天又这样运行，没有一天不是如此，因为它刚健。乾卦的象辞说：‘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强不息。’这就是效法上天的刚健，以勤勉自持。学习若不勤奋，无法达到大道；治理若不勤奋，无法成就功业。’ 所以自古以来，大臣君子爱戴君主，必定进言劝说不要贪图安逸；侍奉君主，必定亲身实行不懈怠；孔子对求问政事的学生，也有不倦怠的教诲。天下一切事情，都在于意志坚强、努力实行；它的根本，只在于先树立真诚罢了。《传》说：‘真诚没有止息；不止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取得成效。没有真诚立定，却能达到长久并取得成效的，从来没有。’ 存诚可以算是一个能够坚定志向的人吗？回想前三十年，我和存诚等三四个人在沙羡相遇，一起读书、谈论诗文之后，任意游览。有人登上大别山俯视江汉，有人驾小船在南浦、赤壁之间漂游，凭吊古人的遗迹；有人登高远望，在落霞飞鸟之外眺望洞庭、云梦，倚着长剑发出清啸，舒展胸中浩然之气。回头看他们所获得的，大概是富贵贫贱、忧患没有一样能够牵累他们的心，他们那样放达闲逸，哪里有闲暇专心于勤勉呢？如今有幸遇到（前有佚文）中书陈舍人景茂，请我写这篇记。他先在永乐四年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明察法意而操守清正凛然。仁宗皇帝在南京监国时，十分器重他；他历任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官职，都有能干的声誉。他升任江西按察使后，治理政绩尤其多；后来得到俸禄迎接母亲来奉养，爱敬之心两方面都尽到，母亲非常赞许他。陈景茂先前同我有交往。我大概知道他能够孝顺，他的作为感动我，并不只是在居丧期间。这座楼大概将要远近闻名吧？楼有若干楹，前面临着縠水，后面靠着椕峰，占据兰溪的胜景；在颜孝子群鸟助葬的地方，与楼大约相望。翠筠楼记 吉水以东、桐江之上，竹子很多；那里有个村子名叫竹溪。村中望族是罗氏，罗氏子弟中有一人名叫同伦。他尤其喜爱竹子，建造了几间楼屋，四周环植数千竿竹子。年代久了，竹子繁茂起来，便把楼命名为“翠筠”，用来表明自己的喜爱。于是通过族叔、翰林侍讲罗汝敬，请我为它作记。汝敬说：“春日景色融和晴朗，秋天气息清澄通透，八面窗户敞开，天风徐徐吹来，竹林郁然如青云，浮动仿佛苍白的积雪。俯身观看，浩浩荡荡，像翠色的波涛在鞋履下面摇荡；坐着聆听，声音嗈嗈然，像钟磬金石在席外和鸣。至于凉月当空的夜晚，竹叶如凤羽般轻盈翻飞；冰雪清晨，竹竿挺立如美玉，独自秀出，这些都是楼中的佳趣。有空登楼，大概能使人的胸襟清爽，万种忧虑都不能侵扰，超然仿佛走出尘世，站在尘埃烟氛之外。”我说：“确实值得喜爱；但若没有潇洒脱俗的资质，又哪里配谈得上这种乐趣呢？”我问同伦：“他是有脱俗资质的人吗？”高台广榭，嘉木森然罗列，鲜花灿烂，香气浓郁，管弦歌舞，天天聚集宴饮，尽情欢乐，这是豪侈之人所崇尚的，也是世俗之人所趋附的。那些人固然自以为得到快乐了，然而往往早晨还荣盛，晚上便已憔悴，连片刻也不能长久保持。至于这座楼，虽四时寒暑、凉暖各不相同，却都各有可乐之处，难道只是因为清雅与浊俗相差很远吗？同伦大概有不同于众人所崇尚的地方吧？还是君子所崇尚的事物，并不在于满足耳目的感官趣味，而在于它的品德呢？竹子内空外直，刚强而自然舒展，柔韧却不屈挠，有萧散、宁静、幽深的意味，没有华丽奇诡的外观；它经受夏日仍觉清寒，傲立严冬反而更加坚劲。这种品德正是君子所崇尚的，而同伦的志趣大概也正在这里吧？罗氏是本邑的旧家族，先从印图迁到桃林，又从桃林迁到竹溪。我听说宋代有一位号称“竹谷老人”的人，是位高尚绝俗的士人。他的儿子罗大经以及弟弟罗应雷，都是理宗朝进士。罗大经著有《鹤林玉露》，流传于世；罗氏家中代代都有足以征验的文献。总之，罗氏崇尚竹子的传统由来已久。同伦是竹谷老人的九世孙，是《鹤林玉露》作者的八世孙；他所崇尚的，难道不是有所承继吗？所以我推究本源，为他作了这篇记。退思斋记

译少师、吏部尚书、蜀郡人蹇公，把自己燕居的书斋命名为“退思”。有人说：“蹇公历经几朝辅佐，骤然显贵而居一品，俸禄丰厚、地位尊崇。天下士人奔走在他的门下，仰望他的余光，远得不可企及，哪里还用得着退居思考呢？”唉！这正是君子所应思考的地方。君子思考的是尽到自己职责之内的事，哪里在于外物呢？蹇公以进士身份侍奉太祖皇帝，早晚近侍十多年；后来始终侍奉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位居六卿之首，进而成为三孤之一。三位圣君在上，对他了解深、信任厚、任用专。如今又遇到明圣之君，像三位圣君一样信任任用他，而天下人也都对他寄予希望。如今士大夫贤与不肖的鉴别，以及主管官员能否任用、进退，都由蹇公掌管。国家的大政大议，凡关系宗庙社稷和百姓生民安危的，都要由蹇公参与，务求办到完善。不思考，能够做到吗？古代的大臣君子如禹、稷、皋陶、伊尹、周公，他们思考的，上则是为君主分忧，下则是为百姓谋利，都是大臣的职责。蹇公难道能独自没有所思吗？退居时思考治道，入朝后将它施行于政事，务必使君主的职责没有缺失，百官没有旷废，五典得到修明，百事各有条理，阴阳调和，时序顺畅，四海和乐安宁，没有一物不能遂其所愿；这样或许才能尽到我的职责，并用来符合明主的德意和天下人的期望吧？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有一件事没有做到，便是我的职责没有尽到。因此，即使在燕居独处时，仍急切地从内心寻求对策，连片刻闲暇也没有；大臣君子就是这样以自身承担天下事务的。宋代鲁简肃任执政时，曾把自己的私室题名为“退思岩”，他的志向大概与蹇公相同。当时人称赞鲁简肃正直，又称许他的忠实足以担任大事，这一点也与蹇公相同。若论遭逢圣主、享有长久而丰盛的俸禄，便是蹇公所有而鲁简肃未能及的。蹇公应当更加忧勤恳切，不能在心中停止吧？蹇公自初次做官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专心竭虑于自己的职务，常怕有所不及；他主持议论、秉持约束，仍恭谨如布衣之时，地位越进，德行越厚，声名越重。如今有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正是国家的幸事，足以成为百官卿大夫所承受效法的榜样。士奇在朝中任职，位居蹇公之后，了解蹇公的心意，偶然承受蹇公之命作此记；写完复命，又把它写下来用以自我勉励。朴斋记 永嘉人郭文通精通绘画，侍奉太宗文皇帝，曾蒙赐给名田。郭纯纯拜受诏命后，退居下来，把所居之处命名为“朴斋”。大概“朴”接近于“纯”：纯是从内在言说，朴是从质实言说；由朴而归于纯，正是相通的。绘画之事从唐虞时代便见于经书，大概是完备地施用五彩，是技艺中极其文饰的一种。一色不杂叫作纯；在人来说，就是最为真诚的德性。圣明之意，难道是想约束人们，使他们恢复太古时代的淳朴无事吗？三皇五帝以前，人们断绝智巧；到了夏、殷，仍崇尚忠厚质朴；到了成周，文饰才盛大起来。这大概是形势所趋，圣人难道不想长久实行古道吗？孔子说：“如果要任用我，我就跟从先进。”其中的意思是可以看出的。这也像百姓初生时，赤子之心纯真无伪；长大后欲望发动，私意日益滋长，原先纯真无伪的本性便日益丧失。所以孔子的教化，也不过是使人恢复本初罢了。“纯”这一命名，与《论语》所说“绘事后素”的旨意相同；文皇帝的心意，也就是孔子的心意。他本来希望天下都形成纯朴的风俗，百姓都有诚实笃厚的行为，何况身边供奉的臣子呢？郭纯纯能够敬承圣训，用“纯”来命名自己的居处，大概也希望自己早晚起居都体现在真实诚笃的行为中，不使一息之间有所间断，一件事情有所违失，以此仰承并符合文皇帝的心意，不辱没“纯”这个名字；他是有这样的志向的吧？要使“朴”成为斋名，必定应以忠信为根基，以安静贞正为屋宇，以淡泊为门扉，以简约为窗牖；摒弃浮华靡丽的玩好，谢绝矫饰虚伪的交游，抛开卖弄智巧的事务，守住诚实，专一不二，顺任自然；这样就可以了。愿郭纯纯努力做到名实相称。郭纯纯为人和厚聪敏，自永乐初年以后，被提升为营缮所丞；皇上继承大统初年，又升任阁门官。洪熙元年三月记。永思堂记 永乐甲午年冬天，我和王邦彦司直、张伯原、刘允恭两位司谏，从北京返回。傍晚出文明门，经由通州登舟。当时北风凛冽，天气严寒，我们几人并马缓行。张伯原的侄子时贵骑着一匹马，带着四五个童仆，装载着丰盛的食物和酒，追上我们后，就在路旁百姓家中设宴饯行。大家斟满酒痛饮，时贵侍奉他的叔父和宾客，十分和悦恭敬，只怕不能让大家尽兴。第二天出发时，河面已经结冰，于是商议改走陆路。时贵留下侍奉几天，为我们准备行装器具。我们三人此前都不认识时贵，突然相遇而彼此爱敬，大概是因为敬爱他的叔父，进而推及他。等到他与叔父分别时，那种依恋不舍的情意感动了身边的人。我们都私下赞叹此事。由他侍奉叔父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侍奉父母的情形了。后来听说他家有一座永思堂，张伯原对我说：时贵刚十三岁，他的父亲应当戍守辽东，年老多病不能成行，时贵便奋身请求代替父亲。出发时，路旁观看的人怜悯叹息，说这个孩子如此孱弱年幼，却要冒着艰辛随军远行万里到海外，哪里知道他能否在那里立足呢？到了那里，环顾四周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得勉力自立；但他胸襟开阔磊落，不肯局促卑屈地落在人后。成年以后，他身边的上下级都爱护敬重他，唯独他的心没有一天不在父母身边。后来调入淮阳，每天都盼望能够回去省亲。不久，又调到常山护卫，如今父母都已去世，他只能抱持无边的哀痛。这就是堂名“永思”的由来。我愿意为他写下这篇记。父子之间是天性，父母在世时极尽爱敬，去世后极尽思念，这是常情所同有的。《春秋》对于常规之事往往不记载，然而后世有人不能侍奉父母，又有人放纵自己、违背道义而使父母陷于危险。因此，时贵的事值得记载。唉！时贵如今再也无法奉养父母了。只是现在还能做的，是持身谨慎、行为端正，以求不负父母；这正是孝道的大节。时贵，努力吧！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张氏世代居住在□□广济，时贵如今寄居北京。这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记。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

译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朝廷考试进士，录取马愉等一百零一人。本朝廷试时，天子亲临正朝，亲自出题策问。评定名次高下后，第二天陈列卤簿，举行传胪仪式。天子穿皮弁、绛纱袍，临御正朝；文武群臣穿朝服，分东西两列站立。传胪仪式结束后，群臣上前祝贺，贺词说：“上天开启了文运，贤能俊才登朝任用，士人能够参与其中，这是多么荣耀啊！” 自从设置科举兼取南北士人以来，前十□□科中，南方士人往往是北方士人的数倍。皇上即位执掌大统之初，下诏礼部规定科举每年录取一百人，南方士人占十分之六，北方士人占十分之四，把它确定为制度。这是简约而合理地选用人才、使南北人才一同进用、为天下公正的办法。此次合并前科尚未廷试的一人，而第一名出自山东。在此前南北士人合试时，从未有北方士人取得首选；有北士居首，确实从这次开始。礼部尚书臣濙说：“按照旧例，应当在太学刻石题名，何况如今是皇帝登基后的第一科，更应当留下制度以示后世。”于是命臣士奇撰写文章。臣士奇拜受诏命后，仰思国家取士不止一条途径，而士人一定把科第看作荣耀，是因为由天子亲自选拔。如今朝廷尊宠科第，廷试有名录以示中外，题名有碑石以传永久。难道只是为了显扬他们的姓名吗？本来是希望他们成为当世的有用之才，成为缔造太平的工具。士人平日勤苦学习，难道也只是借此求取名声吗？本来是要把所学真正施用于功业，推及天下。姓名被刻在这里，后人看到它，便会思考这些人建立了什么事业，心生羡慕爱慕而不能停止，这是最大的荣耀。否则，庸庸碌碌而无所称述，或者实际所做并非所学，后世便会有人指着他的姓名加以诋议。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立定志向。唉，难道可以不自我勉励吗？因此，朝廷的美好制度应当记录，士人的立志也应当受到劝勉。我恭敬地拜手叩首，把这篇文章写在题名碑的前面。当时奉命读卷以及担任执事的诸位大臣，姓名列在碑的背面。宾壶堂记 翰林检讨、莆田人黄行中对我说，他的乡里有徐氏，世代本是读诗书的人家，居住在壶山山麓东陇之中，已经很多代了。到徐士德时，才迁居黄石，大约离壶山山麓十里左右。士德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叫孟博，没有忘记祖先原来的居处，便和两个弟弟在父亲所建房屋的前面，面向壶山建堂，把它命名为“宾壶”，请我作记。我从未认识孟博兄弟，但黄行中为人端庄稳重、谨慎诚信，不轻易与人交往，由此可以知道孟博兄弟的为人了。“宾”就是以敬意接待；父亲，是我自身所由来的；祖父，又是我父亲所由来的；再往上都是我的祖先，也都是我自身所由来的。先儒论礼，说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所谓始祖，是最初生人的祖先；所谓先祖，是初祖以下、高祖以上的祖先。冬至是一阳开始，立春是万物生长的开始，都是取其同类的象征而祭祀。既然因象征同类而产生表达爱敬的礼，那么面对祖先曾居住的地方，也自然会产生爱敬；这是天理在人心中，自有不能停止之处。若祖先的形象巍然立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的起居出入没有一样不映入眼中；既然映入眼中，就会触动内心，惊惕而生感动，肃然起敬，自然没有一天一夜会间断，哪里一定要先有象征同类的事物才会这样呢？从徐氏这座堂，我大概可以知道孟博兄弟重视根本、敬奉祖先的拳拳之心了。唉！普通人知道爱敬父亲，对祖父就有所间隔，何况再往上的祖先呢？懂得尊重祖先的人，他一定也懂得尊重自身；由此又可以推知孟博兄弟是善于为善的人吗？我又听说壶山是莆田最优美的地方，是隐士所喜爱的所在，神人仙子也常常在其中出没。徐氏的祖先若有灵，一定不会离开这里；祖孙精神相互感应，气类彼此相通，他一定能感受到子孙的爱敬并降福吧？堂共有若干楹，建于某年某月。孟博的弟弟仲名某，季名某，都可以称为徐氏的孝孙。思政堂记 处理政事之后，把堂命名为“思政”，是为了求得完善的政务。治理政事有一定的道理；尚未得到这种道理时，必须从内心寻求。正当清静无事、不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心灵澄湛空明，道无不存；一个念头兴起，道也随之而来。所以官府都设有退居休息的处所，难道只是为了消除劳累、使疲倦得到安逸吗？也是为了专一心志，从而达到无穷的道理。广德州以及所辖建平县，百姓户数有几万几千多户，田地每年的赋税有几万几千多，况且又在京畿之内。要做这里的知州而使政务完善，岂不是很难吗？庐陵人罗坤泰任知州时，勤勉处理政事，爱民如子，早晚察看百姓的好恶，尽心尽力为他们办事。州治后面有一座堂，已经坍毁很久了，于是依照旧址修葺，并加以扩建，使它开阔明亮、幽静深邃，喧嚣的声音和尘杂的痕迹都不能到达这里，可以疏解烦闷郁结，澄澈心神，启发灵智。公事闲暇时，罗坤泰便在此用心思考尚未做到的政务，把它命名为“思政堂”，请我作记。君子居官，根本在于修持自身，对上在于侍奉君主，对下在于治理百姓，这五方面是要务。必须端正自身，努力尽臣子的职责，不使有所未尽；要使百姓生活富足，不使他们有所不足。想要做到这样，难道有不经过思考就能得到的方法吗？各种事务纷纷聚集在面前，而人的情形不同，时势和适宜的办法也不同。想要随着事情斟酌实情、权衡适宜之策，却不经过思考，行得通吗？突然有了过失的举动，能够不远即改，也未必不是由于思考。入内思考，出外实行，政务就不会有不善之处了。罗坤泰可以说是得到了为政的道理吗？坤泰是永乐戊戌年进士，由庶吉士升任现职；他性情和厚、聪敏而有志向。任广德知州不到一年，吏部尚书蹇公奉诏巡抚经过此地，百余名民间老人到蹇公那里称说知州贤能仁爱。罗坤泰得到百姓拥戴到这种程度，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为政之道吗？如果他求道不止，百姓对他的拥戴难道会有尽头吗？况且以后继承坤泰任职的人将无穷无尽，如果都能不断寻求为政之道，百姓对他们的拥戴又会有尽头吗？因此我把这些话写进坤泰的记文，并一同告诫后来任职的人。东畊记

译有位客人来访，谈到东畊子的事情，对我说：“他住在吴淞江上游、九峰三泖之滨。他为人质朴诚实，没有声色享乐，只勤于农事。每年春耕开始以后，每天早晨都带领子弟装载耒耜、畚箕、铁锹前往田间，料理播种，直到傍晚才休息。有时中午亲自担任送饭的人；若有空闲且天气晴和，就拄杖在田间行走，查看自己没有顾及的地方。到了夏季锄草，他的勤劳也是这样；秋季收获，也同样勤劳。一年春夏秋三季，计算日子，大约十分之六七在田里，年年以此为常。有人爱惜他说：‘何不稍微让自己安逸一些？’他回答：‘我只是百姓罢了，除了勤劳，没有其他才能可以补益时政；如果连自己也不出力来养活自己，难道还想仰赖别人供养吗？’他家中积蓄有余，遇到官府下达徭役赋税的命令，一定先去办理。他说：‘凡是我们百姓能够安居田里、衣食充足，没有强者凌辱众人、暴虐百姓的忧患，并且有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快乐，都是上面的恩赐。我既然没有办法报答这深厚的恩德，又不在这些事情上尽力，凭什么做人呢？’”我听了客人的话，感叹道：“唉！世上大概也有不靠自己劳动便不肯吃饭的人。像这样拳拳不忘君上的大德，若不是懂得根本的人，能够做到吗？假如世上做百姓的都存有这样的心，风俗就会日益淳厚，刑罚也可以不用了。” 客人听了我的话说：“希望您把这件事写下来。”于是我为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东畊子》的本名是潘民，字大本，东畊是他的号。我从未认识东畊子，这些事情都是从客人那里听来的。客人是中书舍人潘谦，大概是他的兄长。梅溪书室记 梅溪人罗宗智，字甫惇，品德敦厚、学问广博，藏书非常丰富。从伏羲直到文王、武王，从周公、孔子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从经史诸子到稗官小说，他大多收藏齐备。既用这些书作为自我修养的凭借，又推广它们来教育子孙以及乡里的优秀子弟，并把收藏书籍、施行教化的居所命名为“梅溪书室”。他偶尔命令儿子罗敬来到京师，请我为书室作记。道源自天命之性，实行于日常伦理生活之中；道所以如此的道理，都完备地记载在圣贤的书中。古代的教法必定先要求致知，深入钻研而不停止，这样才能明白性德体用的全貌，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逐渐达到至大至善的境界。所以求学一定以读书为根本，而书本来就不易得到，何况身处山林偏远幽深的地方呢？能够得到书来阅读，又能得到老师教导，像梅溪书室这样，难道不是求学者的幸运吗？推究根本，这不正是由于宗智甫的仁心吗？梅溪在泰和东南约二舍之远，山水环绕，明丽秀美；原野田地宽广平衍，放眼望去全是肥沃的土地。居住在那里的人，都足以使生活富厚、心情舒适，没有仰慕外物的牵累；加上当地人多有秀敏敦厚的资质，那么他们求学就应当容易成功了。前二百年，梅溪东边曾有秀峰先生，以清正的文章和精粹的德行在乡里教授学生，文天祥确实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文丞相不止一位老师，但曾氏在乡里的学校中教导他，究其浸润熏陶，影响一定很深。如今罗氏积聚书籍来教育后人，难道不会有继承古人而兴起的人吗？罗氏一族出自清湖，是庐陵的旧世家，宋代曾有人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从罗氏兄长迁居梅溪到宗智甫，已经大约七代了。《东里文集》卷之一 《东里文集》卷之二 记 记 石里茅屋记 常州府庙学重修记 稼轩记 滁州重建辞翁亭记 寿征庵记 竹林清隐后记 樵雪斋记 石冈书院记 齐寿堂记 颜乐堂记 江阴县先圣庙学重建记 文丞相祠重修记 杨氏祠堂复建记 石里茅屋记 石田茅屋，是刑部尚书太梁赵公给自己宴居休息的住所所取的名称。士人有了道，不会因为富贵或贫贱而改变自己的操守；道属于内在，贵富贫贱属于外在。内在的主宰一旦确定，外在的一切就都不足以夺走它，所以困穷不会使它减损，显达也不会使它增加。颜子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假使得到时机而施行，他的心志本来不会改变，即使处于箪食瓢饮、居陋巷的境况；孟子也称赞柳下惠不肯用三公之位换取自己的操守。这大概是因为内心所守坚定不可动摇，有机会就可以建立功业，没有机会也可以自得其乐；不是以道为志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赵公年轻时曾以耕田读书为乐，并有志于为世所用。考中科举出身后，侍奉太祖皇帝，任夏官属官，越级升为浙江参政。太宗皇帝临朝后，征召他任少秋官，改任冬官，又改任春官，于是升为大宗伯，再改任大司马。仁宗皇帝继位，重视慎用刑罚，又改任大司寇。遭逢列位圣主，在中央和地方历任官职三十多年，参与重大议论，辅佐重大政务，地位尊高而俸禄丰厚。按常情来看，他从前作为平民所喜爱的耕读生活，哪里还会有一丝留在心中呢？然而赵公不能这样议论。赵公学问广博、见识深远，志向高远、才干宏大；推究他的心意，大概只是希望天下安宁，朝廷尊严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边境没有战事，这就是赵公的快乐。何况如今圣明之君在位，正图谋任用老成之臣，赵公应当更加施展美好的谋略来辅助建立太平，哪里能留恋过去而违背当前的职责呢？但他平日没有忘记田间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并没有沉溺于富贵；这种风范能够使贪婪者知廉、使刻薄者变得敦厚，对士人风俗也有警戒作用。士奇与赵公同在朝廷二十多年，彼此相知，是旧交；赵公偶尔嘱托我记述他的石田茅屋，我看重其中可以警醒人的意义，于是作了这篇记。常州府庙学重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