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三

译江汉一带，民间风俗崇尚巫术。有了疾病不请医生，只奔走到巫师那里祈祷，希望侥幸治好。带着酒和牲畜，装满竹筐，前往巫师家中致谢，唯恐落后。即使没有治好，也不责怪巫师，反而一定自我反省说：“是我不够虔诚，不敢怀有丝毫怨恨，而且还担心以后有求于他。”偶尔有人知道巫术荒诞而改行求医，却又很少遇到良医。他们一向不明白阴阳、表里、脉理和治疗的学说，却把巫师称作医生的老师。所谓医生给他们治病，有时服用几十剂药也没有效果，病势反而加重。因此即使十个、百个医生中有一两个精通医术，人们也不相信他们。江夏人宋惟宪的弟弟病得将要死去。凡是与惟宪有亲疏关系的人，都强迫他去请巫师祈祷。惟宪不答应，正在广泛寻求高明的医生。有人推荐陈名道，他到后诊脉用药，十天左右病便痊愈。惟宪拜访我，请我写文章致谢。医术，是圣人的教化。圣人忧虑百姓因寒暑、饥饱、劳累和欲望而受伤，以至于夭折死亡，所以创立医术的教化，使人能够享尽天年。巫师，古代是用来奉事神灵的，并不是盗用神灵的名号来欺骗人。如今有人盗用神灵的名号欺骗人，人们也安然接受这种欺骗，即使死上百次也不悔改。唉！先王治理天下时，凡有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的，一律交给司寇处死。巫师所造成的疑惑，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所以巫师不诛，医生之道不能施行，百姓能够享尽天年，只能算是侥幸。然而假使今天相信医生的人都像惟宪，行医的人都像名道，那么巫师也就不值得诛罚了。可是只有一个惟宪、一个名道，巫术难道就会□□了吗？我为名道治病成功而高兴，又深深感叹圣人的教化。因此写下这些话。洪武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既望，庐陵杨士奇作序。《赠蒋医士序》凡是到了极严重的疾病，想要剷除它，必须经过逐渐积累才能取得功效。为什么呢？疾病严重，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去除它也不是一天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流水涨满，是由一寸一尺逐渐达到寻、仞；要决开它使水干涸，难道只需一抬手的力量吗？一定要在病患刚萌发时加以防范，在刚开始发展时加以阻止，这样才省力而见效快。我看如今的人患上疾病，接触寒暑风雨，放纵嗜好、欲望和饮食，劳损脊背、肌肉和筋骨，思虑这些事情的起初，却漠然不以为意。等到年月累积，病已经顽固而且危急了，才把它交给医生治疗；医生用药□进，见不到效果，便责骂医生庸劣浅薄，把他赶走。即使换了十几个医生，也都是这样，直到死去仍不醒悟。江夏人陈希远患病三年多，请了几名医生都没有近效，最后□去拜访蒋添祥，说：“不到六十天不能痊愈。”用针刺来攻克坚结，用艾灸来夹治会穴，用药来补充他的虚弱。到了期限便痊愈了。如今的医术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开始时便尝试，中途则审慎观察，最后竭尽力量，这大概才是通达的医术。求医的人如果确实不计较时间长短，而把病完全交给医生治疗，应该很少有不见效的。只是名义相符而实际不符的医生，不可以长期任用，却又□地迅速更换。像添祥这样的人，难道可以长期任用而不可以仓促更换吗？希远感激他的恩德，请我写文章作为报答，并且记述长期求医的道理如下。《送梅清隐游武当序》江夏人梅清隐，性情温厚，聪明敏锐，却因失明而不能施展才用。成年以后，离开家乡，在郡城东面长春山下跟随学道之人简中阳居住，学习长生久视的秘诀。他关闭门户，增高墙垣，隐藏行迹不出门，人们也很少到那里去。有时提着青囊卖药，行走在西市中。人们看见他皮肤肌肉肥厚，双颊红润有光泽；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衣袖轻轻飘动，身形无法追赶，都怀疑他有所获得。然而清隐并不是这样的人。住了不久，中阳认为学问如果不游历就不能充实，听说武当山与人世相隔遥远，里面有许多奇异之人和炼养之士，便拂衣前往游历。又过不久，清隐仰慕老师的作为，将从大别山逆流而上洞庭湖，取道荆门，望着方城、峴首而去。我听说从前列御寇喜欢游历，壶丘子说：“向外游历的人，是想从外物那里求得完备；向内观察的人，是从自身取得满足。”又说：“从自身取得满足，就是游历的最高境界。”列子相信这些话而不怀疑，清隐能够像列子那样相信这番话吗？如果不能，那么这次出行，难道不会遇到像壶丘子那样的人，使你倾心折服吗？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而被他倾倒，就应当返回来舍弃外游。我知道会有与你争席的人了。有一位士人，想在当时凭借道义施展作为，请我写在文章卷首作序。《赠曾士荣序》古人评论士人，先看德行，后看文章技艺。后世重视文章技艺，所以有些士人品行敦厚而文才较少，便被排斥弃置，不予记录。士荣在县学读书，他在家中孝顺友爱，在乡里忠诚守信，在师友那里以学问见信。今年部使者巡视郡县，勉励更新学校，考察诸生对经义的掌握；学习不好的人便罢黜，作为官吏的也加以惩戒。士荣□在遣送之列，知道士荣的人没有不为他被罢黜而惋惜的，说：“这不是世人所称道的品行敦厚之士吗？难道不能因为一尺的弯曲，便舍弃一寻的长处吗？还是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命运吗？”士□□来向我告别，我和士荣都是陈氏门生。恰逢我卧病在山中，不能前往为你饯行□吗？你去吧！做一个小吏，哪里足以辱没你？夏商周三代时，《诗》《书》和法制本来是同一个道理。后来才由学习《诗》《书》的称为儒，学习法律的称为吏。吏不以儒学为根本，有时会违背正道；儒不能通达吏事，有时会滞于实际运用。你以儒学为根本来治理吏务，推究事理而务求合宜，功业建立、声誉显扬，将不会通过做吏而增加俸禄、登上高位□吗？去吧，士荣！如今圣明的皇帝推行革新，按照古代评论士人的标准，将会有人了解你的品行，也一定有人替你申说。我果然认为做吏不足以辱没你，于是写下这些话来壮行。《送钟用之还苍溪序》

译我的朋友钟潜，字用之，以乡贡进士的身份授任保宁府苍溪县学训导。第二年请假回家省亲，过了一个多月又要出发。我们县的士人都咨嗟叹息说：“正当国家太平和洽、以儒术任用人才的时候，士人只要通晓一门技艺、拥有一种美德，没有不登上荣位、升居要职，从而施展自己所蕴蓄的才学。用之凭借博大通达的学问、勇往直前的见识、忠贞仁厚的节操，以及奇伟博赡的文章，却不能因功名显达，只能困顿地以一个学校官员的身份奔走八千里，到荒远偏僻的地方去，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用之本来就应当这样吗？”用之正忙着整理行装准备上路，脸上没有流露出一点困窘忧愁的神色。我说：“君子对于道，不选择事情才去实行，也不占卜地方才去居住。在一个乡里任职，就使道在一个乡里得到验证；在一个国家任职，就使道在一个国家得到验证；在天下任职，就使道在天下得到验证。到哪里去不能有所作为呢？从前孔夫子想居住在九夷，尚且适合做委吏、乘田这样的职务。如今苍溪虽然远离王都，却仍是王土；学校官员虽然职位卑微，却是儒官。我居住在王土，守着儒官的职位，谈论周公、仲尼的道理，来陶冶那里的人，端正当地的风俗。我的道已经实行了，我有什么困窘忧愁呢？”有人说：“用之是个孝顺笃厚的人，双亲都将近七十岁，头发已经花白，如今却离开这里到那里去，不能朝夕侍奉，谁能不在内心忧戚呢？” 我说：“贤明的父母，本来就有为儿子实行道义而感到快乐的。用之因为能够使父母以此为乐来实现他们的志愿，就可以说是孝顺了，难道一定要朝夕侍奉才算孝吗？”于是众人才都知道，用之能够亲身实行孝道中最重大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因为身居下位而困窘。大家相继作诗为他送行，我便作了这篇序。《赠谢敬常、刘彦达、彭永新赴京序》万安与泰和相距很近，是同乡。谢敬常、刘彦达、彭永新和我都是儒生，诵习经书，知道周公、孔子所行的是同一道。我们从吉水到舒州一千里，带着两辆车同行，结伴而行、相邻停宿，时时互相来往，带着酒和茶来解除旅途的寂寞，互相讲论、吟咏取乐，因为志趣相同而相亲。敬常、彦达中进士选，正要赴礼部应试；永新因学业有成，进入上游大学，接连得到升进；而我正疲于奔走，将要放下行装南归。这就是我们出处不同的地方。万安虽然是小县，士人生长在那里，多数敦厚明秀，沐浴教育的恩泽，唱着《鹿鸣》而兴起的人，在内有词林、谏台的职位，在外有郡守、县令的任用，当时有许多声誉显著的人。如今三位积累学问、坚守德行，志向笃定而见识深远，才华优良而务求通达，相继凭□而进，又遇上国家求贤若渴的时代，难道不会都成为当时有声誉的人吗？如果这样，即使我处在原地，也将与你们一起在蓬蒿之下分享光荣，哪里会因为彼此有所不同而感到遗憾呢？所以写下这些话赠别。《送刘仲珩诗序》我的朋友刘仲珩，正值盛年，仍然坚持博学笃志。从前他被授任重庆郡学训导，年中遭逢母亲丧事，离职守制；如今服丧期满，调任巴县。巴县是重庆府附郭之县。看他的行装，简朴而神态安适。买船载着妻子儿女和书籍，沿着万里险途前行，去领取微薄的俸禄，却没有一点不快的意思。我听说蜀中的山川瑰丽雄伟奇特壮观，天下第一。班孟坚称道那里土地肥美，有江水灌溉的沃野、山林竹木，以及蔬菜果实的丰饶；而且那里扶舆清□之气，聚集在人身上，文章方面有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苏明允父子；操行方面有严君平、辅相；事业方面有范蜀公、张魏公、虞彬甫；明白圣贤道学的，有大南轩先生。四方闻名的人物和大官，出游或任官于此，建立政绩、播扬声誉的，就更多了。士人得到一项任命而来到这里，如果能够专心于内在修养，那么对于山川的胜景、前贤的遗迹，一定会油然而然地有所体会。这次出行，我为仲珩庆贺，但也愿借此寄托一点意思。从前蜀人还不知道学习，文翁诱导他们进学，却很难取得□。于是选取十多个小吏，亲自整饬勉励他们，派往京师，向博士□省少府学习；用钱帛购买蜀地物产，交给计吏带去赠送博士，可以说是辛劳□□。一年后蜀地学生学成返回，按照次序察举任用，官职有做到郡守、刺史的□□，这实在是荣耀。如今有幸遇上圣□文明的时代，蜀地子弟求学不必走出本乡，教师、资助和廪饩都由朝廷供给，没有劳苦和费用。学成后授官，从郡守一直到藩翰、六卿，蜀地士人往往可以和齐、鲁相提并论；这样的荣耀，是国家给予的厚重恩赐。接受厚赐却不知道勉励自己，建立功业以图报答，绝不是君子的心愿。因此借仲珩把这些话告诉巴县的学者。士友中有人作诗赠给仲珩，我便为这些诗写在卷首的序。《送杨仲宜诗序》皇上用文教治理天下，特别厚待儒者，选拔德行、义理和文学方面的人才，置于翰林，任命他们从事考究古代、编纂著述的工作，并以隆重的礼节待遇他们。凡是翰林职务中由五人担任的，礼遇尤其隆重。他们自身的荣耀已经达到极盛，连同他们家中的父子兄弟以及受到这种荣耀的人，也达到极点。这五人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永嘉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我的同郡胡广；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倚□、建安杨荣；翰林侍讲清江金幼孜；不肖的士奇我，也辱列其中。这五人常常一起感激陛下的圣德，认为这是千万年才遇到一次的机会，怎么可以苟且敷衍而不思报答呢？我们认为，勤于职守的人一定谨慎修身；谨慎修身的人一定端正内心；内心端正以后，思想才会表现出来，言语行动常常合于善，而不合于不善。五人都能把彼此看作一体，互相警戒、启发，没有什么违逆之处。又不只是彼此警戒启发自身，对于各自家中的兄弟子侄，也无不如此。他们互相补益的□□，又如此周全，大概近于古人所说益友的意义了。今年杨君的弟弟仲宜来京师探望兄长，得以和我们相见。他为人恭谨谦逊，没过多久将要回去，便向我请求说：“希望您有所教诲。”于是我把我们五人互相补益的做法告诉他。告诉他本来是希望他不辱没自己所受的宠荣，来光耀并辅助他的兄长杨君。于是黄君、胡君、金君接着我作诗赠给他；与杨君交好而且有诗才的人，也相继作诗。《寿尹先生七十诗序》

译我读《诗经》读到“南山有台”时，没有一次不赞叹古人善于祝愿。我希望对方得到福，就用德行来勉励他；希望他承受福，就用长寿来祝愿他。这两方面反复咏叹之后，又把祝愿延伸到他的后人，以表达无穷的愿望，并不只是希望他一身而已。古代诗人忠厚的心意，可以说周全了。西昌人尹务厚先生，今年春天因担任上海教谕九年考核成绩优良，留在京师三个月。壬子日正是他□初度之日，他乡里的门人学生以及交游家的子弟互相说：“先生今年已经经历四百二十个甲子了。”于是大家相继带着酒，列队行拜礼为他祝寿，又各自作诗，表达庆贺和祝愿，希望近于古代诗人的心意。先生饮酒诵诗，十分高兴，拿出诗篇命我作序。我认为先生敦厚正直方正，在家有孝、悌、慈、俭的节操，在乡里有仁义忠信的行为；学问施用于时世，资益于他人，而平生同辈如今都已湮没，唯独先生像松柏一样卓然挺立，在冰霜和岁寒之后仍然茂盛可悦。做官二十多年，始终坦荡如一日。有两个儿子，都恭谨而能明□续文；孙子们也茂盛如兰苗，可以使他志意快乐。《洪范》所列皇极之福，先生兼而有之了。这些诗的写作，可以说是记录事实，哪里只是像古代诗人那样祝愿未来呢！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诗卷的开头。《送王澄渊序》澄渊起初考中进士，来到京师，留在太学。我当时也被征召来到京师，闲暇时常常互相往来。澄渊意志坚定，气充神足，容貌温和，文章充沛。不久被擢升为梓潼知县。梓潼距京师八千里，道路险峻，山势奔突，河川有不可测的危险，进入幽深的乡闾□之地。百姓质朴，政务简约，没有太多劳心忧虑，更能把心志用在自己所崇尚的事业上。过了几年，他又回来，考察自己所蕴蓄的才学，大概已经更加进步深厚了。后来升任祿劝知州。祿劝距京师万里，道路更加遥远险恶，那里地势和风俗的鄙陋，也都比梓潼加倍。过了几年，他又回来考察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学业和德行又更加深厚。士人如果专一志向于内心，不被外物牵累，那么道业一天天进步，德行一天天修养，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澄渊任祿劝三年，百姓喜爱他、安于他的治理。天官考核他的政绩为最优，这不正是当今的循吏吗？古代的循吏，有的离开州县而突然升入清要之职，成为辅臣；道行于当时，声誉流传后世，而他们都从州县做起。像澄渊这样的人，我知道祿劝不足以长期留住他。虽然如此，《诗经》不是说过“没有什么事不是有个开头”吗？古代君子都在结局上格外谨慎。请让我写下这些话，作为他再次赴任的赠言。《送鲍教授诗序》武昌人鲍崇礼，字礼夫，任瑞州教授时，瑞州人士以及知州、通判以下的官员和经过此地的贤能使客，都称赞礼夫善于教导、善于兴办学校。如今他调任吉安，吉安距瑞州数百里。凡是在两个郡任职的人，他们贤能或不肖、才干是否受到称誉，往往彼此都能听到，不能掩盖。因此礼夫得到吉安的任命后，在京师的吉安人士都高兴地互相说：“本乡学校今后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加盛大吧！”大家相继作诗为他送行。进士陈赏曾向礼夫学习经学，嘱托我作序。瑞州本来民众秀美、风俗淳厚，自从礼夫担任教授，早晚尽心奖勉率导、训诫诱导，此后瑞州的学者知道自我勉励，宾兴科举从未缺少人才。礼夫离开瑞州几年后，继任者不能完全履行职责，学生也玩忽苟且，很少取得成效。这样看来，学校的兴废，能说不取决于任职的人吗？吉安的民风比瑞州更好，学校学生参加岁试大比、宾兴选拔，往往在江以西名列第一。然而十多年来任教者，能像礼夫这样尽心奖勉率导、训诫诱导的，大概很少。吉安人得到礼夫，怎么能不高兴呢？然而学校教育，是用来成就德行、培育人才，以作为治理太平的资助、改变风俗的根本，不只是训练言语文字而已。做老师的人如果确实能端正自身，并把这种端正表现在行事上，从而感发人心，使学生振作起来，进一步走上正道，在家可以修养自身，在乡里可以树立表率；做官以后，可以辅佐君主、施恩百姓。这样的功效，难道不重大而且深远吗？凭礼夫的贤能，一定不会遗漏这些事情吧？虽然我过去不曾与礼夫相识，但一向听闻他的声名，所以对他这次出行有所期待。《鲁林怀思图诗后序》

译太常寺丞孔克准，是宣圣的第五十五代孙。他的祖先是宋代衍圣□端友，跟随高宗南渡，定居于衢州，到现在将近十代。克准北望□山水草木，从未忘记追念本源。偶然把他的《鲁林怀思图》以及所得翰林诸公的诗文交给我，请我写几句话加以叙述。唉，克准的用心真是孝啊！如今天下众多的人，谁不是古代圣神的后裔？唯独孔子的后代，世代至今都得到朝廷加以宠遇，明载在法令典章中。下至公卿大夫以及平民士人，遇到孔子的后代，也无不厚加敬爱地相待，不敢把他们视作普通人。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孔子阐明帝王之道，为后世留下规范，使太平开创于无穷吗？既然接受了他的恩赐，就应当尊敬他、亲近他，不敢忘记，因而也推及他的后人。这样，那么对于孔子生前居住的地方、死后安葬的地方，以及子孙族姓聚居的地方，谁不想前往，以满足自己平生仰慕的心愿呢？何况是孔子的后代呢？这就是克准念念不忘的事情。我听说元朝拥有天下后，下诏寻找曲阜孔氏后代，准备任命为衍圣公，主持孔林祭祀，议论很久未能决定。有人说衢州孔氏是过去的嫡系，于是征召他前往；他极力推辞说：“先人已经葬在衢州好几代了，不能离开。” 有人请求授任曲阜那一支年长的人。元君说：“宁可违背荣宠，也不违背道义，真是圣人的后代啊。”于是顺从他的志愿，任命他为国子祭酒。大概君子有不得已而离开先人故乡的时候，若年代已经久远，势力又不能恢复，那么就修习先人的道，诵读他们的话，考察他们的行为，铭记于心并奉行，以求不辱没先人。果真这样，即使离开先人千里之远、百世之久，也可以称为孝。否则，只是诵读先人的话，却不知道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的行为，却不知道遵循实行，那么即使早晚不离开先人的故乡，人人都愿意亲自到那里观看，路过那里的人也一定不会因为事务而放弃游览。然而那里连接雍、汴，接近广、蜀，是江淮交通汇聚之处，湘、汉又邻近夷獠冥顽不驯的地区，所以历代都驻扎重兵镇守。因而历代在这里做官的士人，公务繁忙，连睡觉吃饭都没有空暇，凡是前面所说本地的胜景，常常几年也不能去一次，难道是他们的志趣不崇尚这些吗？就是这个缘故！大同人萧秉文任武昌左卫幕职六年，卫所政务无论大小轻重，都由幕府办理，所以他的劳绩比卫所其他官员更大；而本地的胜景，他六年之间有的只去过一两次，有的从旁经过却相距不远，连十几步也没有走进去，有的只能从远处观看。偶然请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些景物绘成十景，又请善于作赋的人为它们吟咏，再请我作序。这样，他将在退食闲暇时，时时自己观看，以求得到适意。我听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只有张弛而没有放松，文武之道就不能施行。处理繁杂政务、剧烈事务之余，能够有一些事情使性情得到舒展，确实是合宜的。但士君子一看一听之间，也一定有所鉴戒反省，又不只是为了自我适意。秉文从容公务结束后展开图卷，产生联想，如同看见大别山，便想到大禹辛劳为民；看见南浦，便想到屈原忠诚于君；看见黄盖故垒，便想到建功立业的人应当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看见祢氏的丘墓，便想到任用人的才干贵在宽容，使用自己的才干贵在自重；看到灵竹，便想到应当敦厚孝诚；看到庚楼倾覆的遗址，便想到清谈不能掩盖实际应对的污秽；看到形似的假托，便想到追逐虚名并没有益处；看到仙佛的学说，便想到圣人关于民生实用的教化究竟怎样。凡是放眼游览的时候，内心有所触动，无不是为了修养自己。那么自己所存的心志以及施行政务、侍奉君上、驾驭下属的道理，难道不会有所补益吗？哪里只是使性情得到舒适而已。《郭氏续谱序》西昌城北的郭氏，祖先是河南人，出自宋代签书枢密院事郭逵。郭逵的儿子是忠孝，忠孝的儿子是雍，迁居峡州。雍的曾孙原吉，又迁居临湘。原吉的小儿子汇任袁州司户，为躲避宋末战乱来到西昌，于是成为西昌人。传到第四代敬守，才开始编写族谱；又传两代到公绪，编写续谱。某人请我作序。宋史记载，忠孝向程伊川学习《易经》和《中庸》，号称兼山先生。靖康初年，金兵侵犯京城，他极力陈述追击的策略，又陈述战守利弊等十多件事。后来任永兴军路提点刑狱，与金兵交战，死在城下，追赠太中大夫。雍继承父亲的学问，放浪于峡州长阳山谷之间，号白云先生。张孝祥向朝廷推荐他，征召而不出，赐号冲晦处士。宋孝宗知道他的贤能，命州郡每年按时致送礼物慰问，又加封为颐正先生。雍对于《易经》的阐发精深周到，郭氏的祖先可以说十分兴盛了。他们迁到西昌以北以后，三代都隐居不仕。本朝才有做官的人，敬守、庆宜、雨先生都研究《尚书》。洪武年间，敬守先生屡次升官，任登州府学教授，毅然以师道自重。庆宜先生由广东按察试佥事改任湖州府经历，以廉洁厚道的节操受到吏民敬爱，这也是郭氏的一种盛况。后来彦铉屡次升官，任顺德府学教授后退休；彦迁最终任琼州府推官。公绪考中进士，历任陕西、浙江、广西、贵州按察佥事。郭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停止。根基深厚而支流长远，可以从中看出他们世代的德行。我□家与郭氏同乡，敬守、庆宜、雨先生年轻时都曾与光祖兄弟交游，并且与先父是莫逆之交。我成了孤儿后，两位先生希望我不辱没先世，总是勉励、奖掖、诱导和扶持，仿佛还嫌做得不够；只要发现我有一丝一毫的进步，便满脸喜悦。唉，如今哪里还能再有像两位郭先生这样忠厚、不遗忘故交的人家呢？彦思、彦铉、彦常、彦迁也都待我深厚；有善处便互相辅助，有过失便互相规劝。如今只有彦铉和我还在，但都已白首，只能各自在数千里之外怀抱离隔之念。公绪凭借才能应当担任显要职务，卓然有光大宗族的志向。因此我借这部族谱推考他祖先的盛德来告诉他；俯仰今昔，不禁感慨万分。《桂岩集序》

译襄府纪善、三衢人江秉心记录了江氏先世的科举功名、所受赐诗以及生平事迹和遗文，并附录当时名胜中与江氏有关的文章，编成一大册，名为《桂岩集》。桂岩，是江氏世代居住的地方。他请我为此作序。我接过来读后说：“唉，江氏的盛大真是如此啊！从前江氏世代都有闻名之人：瑕丘的经学，次翁的极端孝行，应元、文通的文章，都显赫著称。近数百年来，江氏的文献尤其见于衢州、睦州之间：民表以正直的言论和正道震动当世，子远凭文学和德望位居宰相，死于国难，都竭尽忠心奉事国家，光耀史册。江氏族人自宋代以来，由正科登第的有七十七人，其他途径出仕的不计在内；做官而佩金紫、银青服饰的有七十八人，低于此等品秩的不计在内，这是多么兴盛啊！大概我正是由此感念他们的先人。钱氏全部占有吴越时，江氏的先人名叫汉臣，确实侍奉吴越。吴越的习俗奢侈靡费，开支没有限度，仅仅增加取自百姓的赋税还嫌不够，于是田赋、市租以及山林川泽的税额增加了数倍。宋朝平定诸国以后，赋税仍照旧制，登记钱氏赋税收入归朝廷时，汉臣把原有的赋税簿册上交。汉臣担心旧簿册会无休止地加害百姓，便把它沉入河中，以此自我牺牲。” 宋太宗大怒，想杀掉他，后来又赦免了他。凡是随钱氏归顺朝廷的人都得到了官职，唯独汉臣因被废黜斥退而死去。后来朝廷命右补阙王永重新核定吴越田税。钱氏旧制每亩纳五斗，王永改定为一斗，□上奏后，太宗不高兴。王永说：“每亩纳一斗，是天下最为适中的税额，使新归附的百姓蒙受朝廷的仁恩，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太宗采纳了王永所定的税额。王永的曾孙王珪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封岐国公，世人都认为这是王永积下阴德的报应，此事见于史传。王永减税，本源于汉臣沉毁赋税簿册；二人的德行相同，他们后世的光荣盛大也没有差别。唉，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取得民心，所以《春秋》有讥刺按田亩征税的记载，《国风》保存了《硕鼠》的讽刺诗，而□讙替孟尝君烧毁债券，史书又记载尹铎为晋阳减少户数。仁者辅佐人家和国家，总是致力于舍弃利益以取得民心。德行使上位者受益，恩惠使下位者受益；天道使善人得福，即使相隔久远也不会有差错。既然如此，江氏的兴盛，我怎么能不追溯到他们的先人呢！秉心上距汉臣十五世，距子远五世，起初凭文学被选为司经正字，与我共事。仁宗皇帝在春官任上时，秉心特别受到知遇，后来升任纪善。” 江氏的福泽，难道还没有止境吗！难道还没有止境吗！《送陈叔振序》。我居住在京师二十多年，四方贤能的大夫和士人中在朝廷任职的，都得以相识。其中尤其贤能的，能够彼此往来交游，更是一件快乐的事。临安是宋朝旧都，它的山水秀丽，灵秀之气集中于人，因此多有俊秀爽朗、明达通晓而适合当世任用的人。然而他们沉溺于当地习俗，大多致力于外在而忽视内在，追逐外物、迎合时势的人，有的流转下去而不能回头；修饰行为和文章的人，有的矫饰自高。至于和厚端正、守节自持，志向专注于内在而不受外物役使的人，大概并不多见。陈镛，字叔振，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院任职，和我相处了六年，大概就是所谓和厚端正、既不自矜也不屈服的人，岂不是临安人中特别杰出的吗？后来我和他先后到了北京，我调任春坊，叔振也升任礼部主事，有空闲时便又来拜访我，大概是因为他有志于内在修养。如今叔振调任南京礼部，我们相隔更加遥远，彼此交往的快乐也更加稀少了。君子求学，不因困穷或显达、年轻或年老而稍有懈怠。如今南京各部门的事务，比往年少了十分之一，而各种典籍汇聚于此，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多的地方了。如果真能利用余暇探究正确的义理，以穷究圣贤的用心，并卓然实行，那么无论到哪里，难道仅仅能成为一个邹某那样的人吗？” 邹孟氏说：“推究评论古人，古人凭叔振这样的资质和志向，没有什么境界是达不到的。”叔振，努力吧！丰城有史志静，我曾经同他交往，但彼此离隔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和叔振同为官员，也请叔振替我转达这番微薄的心意。《送余侍讲序》。□□五年春，翰林院进呈《两朝实录》，朝廷赐宴并赏赐财物。后来□□奉敕编修，参与此事的下至官员和士大夫，都欣喜地仰承皇帝的恩德。侍讲余学夔没有等吏部覆奏，也没有同宰相商议，便上疏自陈：“臣年近六十，虽然还未老，但疾病缠身，不能胜任各种事务。幸蒙天地般的大德垂怜，使臣能够归隐田园以终老。那么臣没有死去以前的岁月，都是陛下赐给臣的。”皇上察知他的诚意，命他退休。不久吏部上奏，参与编修以下的官员都晋升一阶。当时一同办事的人大多自己思量所出的劳力，认为没有给学夔晋升，自己却冒领了宠荣，因此感到惭愧，旁观者也为之叹息。学夔参与编修的劳绩很多，本来应当晋升并获得荣誉，却毅然辞去官职。这一点，他的志向又高过常人。学夔说：“我能够以荣誉归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立即前往谢恩辞职，便启程离开。士奇与学夔交往超过三十年，同在京城二十五六年，志趣相同、道义相合，正可以朝夕相互慰藉。眼看着他离去，怎么能没有感情呢？学夔通晓经学、博览古籍，胸怀刚直之气，遇到事情总是直言发表意见，不肯苟且阿谀顺从。他身居显贵却能安于贫寒，凡是不合于义的利益一概不取；而面对患难，就像饥渴时面对饮食一样主动，具有如岁寒后仍不改节操的品格。如今西昌前辈的道德风范已经相距遥远，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日益沉陷于污浊卑下之中，不知道自我拔出。幸好有学夔回去作为仪表，振兴一番衰颓的风气，以恢复往昔，这也是士奇的希望。于是我在他出行时写下这些话赠别。《泰和王氏族谱序》。

译我们泰和的旧家，唐宋以来有文献流传、族谱记载的，不下数十姓。其中从金陵□县迁来的七姓，论七姓根源和家世的盛大，没有超过王氏的。大概是因为司徒王导的功德、声誉和声望，是晋朝的重要人物。泰和三百年前，凭诗书学问达到显贵，兴起声名光辉的，也没有超过王氏的。大概就是户部侍郎、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贽爱，都是宋仁宗时的人。侍郎以后，在宋代接连有人取得科举功名。元朝兴盛时，王以道是乡里的大儒，受到赏赐后出游汴京。当时仁宗在汴京，平章李孟偶然遇见他，认为他非同寻常，坚决邀请他入朝拜见。以道辞谢说：“我只是奉父母之命来游汴京而已。”于是返回。到了本朝统一天下，乡里的儒学宗师和老成宿儒在世的已没有几人，而以道的儿子子与、子启两位先生，在乡邦中仍然巍然成为重要人物。子与凝重厚实、明达纯粹，子启严肃方正，求学者大概把他们比作河南二程。子与曾因讲解经书被征召入朝，向皇上上书论事，被授为福建盐运副使，因年老辞任。子启考中学官，历任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佥事、崇庆知州。子启没有子嗣，子与的儿子伯贞先生因征召聘用而任广东按察佥事、工部主事，后任琼州、肇庆两府知府。伯贞在肇庆生有两个儿子，名叫行敏、行俭。行俭考中进士，任翰林修撰，升任侍读，又升任右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学士，再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任学士。行俭的儿子■〈禾资〉任泰和县学训导，父子二人同日接受任命，京城的人都以此为荣。古人所说的庞大显赫的宗族，是指学问、品行和门第资历世代相继；即使年代久远，不能没有兴衰隆替的差异，但归根到底，以德行善举为根本这一点始终存在。我在王氏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王氏旧族谱因世事变迁而不复存在，行俭如今访求资料重新编成，保存□，确实对缺失之处存疑，完全出于仁人君子的心意，大概经过多年才完成，谨慎到了极点。如今行俭把族谱交给■〈禾资〉带回去，嘱托□为它作序。杨氏居住泰和已有四百年，两家的门第相当，世代有交游和婚姻的情谊。我年轻时曾受到子与先生兄弟以及肇庆公的教诲，如今虽然老了，始终记得而不忘。我和行俭都在年轻时贫困而求学，如今一同在朝廷任官已有二十七年，也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一天懈怠放纵，以免辱没先人。既然如此，我对于这部族谱难道可以不说些什么吗？谨为■〈禾资〉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写下这些话，愿他们世世代代都努力自勉。《东里文集》卷之三。《东里文集》卷之四。序。序。《胡延平诗序》。《送胡永齐诗序》。《送林教谕致仕诗序》。《送徐理问诗序》。《沙羡稿引》。《五台稿引》。《长林书屋图诗序》。《蔡氏族谱序》。《送蔡孟恺永州教授序》。《送萧善本序》。《赠萧照磨序》。《万木图序》。《南窗吟稿后序》。《康氏族谱序》。《送欧阳允宣序》《送礼部侍郎仪公致仕序》《陈氏族谱序》○《胡延平诗序》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圣文武，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当时魁伟豪杰、贤能才俊和有声望的人士，如云附日影般纷纷归从，各自施展才用，以建立统一天下的功业。等到天下大定，便大力兴办文治，广泛推行德教，征召任用儒术之士，以恢复上古帝王时代的盛况。天下那些怀抱道德、积蓄才器、声名远播而博学雅正的士人，庆幸自己有幸逢遇明主，成群而来，大概可以与《尚书》所说的郊野没有遗贤，以及《大雅·棫朴》的诗咏相比。当时，庐陵胡子祺先生因经学和德行义举被征召到京师，与他一同入朝进见的有十八人。这一天，太史奏报出现文明兴盛的祥瑞，皇上大为喜悦，众人都被授任为监察御史。先生后来升任广西按察佥事，又升任彭州知州，任期届满后升任延平知府，一年多以后死于任上。先生任风纪官时，秉持正直的节操，致力于把握大局；任郡守时，推行敦厚和乐的政行，并修明实际惠民的政事，充分表现出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心，以及怜悯百姓、忧劳勤勉、救济人民的心意。彭州、延平的百姓直到今天仍然思念仰慕他而不忘，难道不就是汉宣帝所说的“与我共同拥有这样一位贤能的二千石官”吗？先生有诗若干卷，他的儿子、今任翰林学士的胡广嘱托我为之作序。诗歌虽然只是先生余暇之事，但其中明白正大的言辞、宽裕和平的气象、忠厚恻隐的心情，践履仁义并有助于世间教化，都是他内心所存、所由以发出的表现。从前朱子论说诗歌，必定以人的性情、言语和行为为根本，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诗道的意义真是宏大啊！大概自汉代以来论说诗歌的人，没有比朱子更深刻的；而胡忠简公曾经因此推荐他，所以论说朱子诗歌的人，也没有比忠简先生更深入的。忠简先生的第十代孙子作诗，想来确实得到了家学的传授吧？如今学士又逢圣明之世，承担起斯文的责任，家学更加显著。《诗经》不是说过：“周朝的士人，既显赫又世代相传”吗？由此又可以看出，国家得到贤才的人数众多，士大夫沐浴浸润于圣明的恩泽之中，世代显达，这些都足以与周朝盛时相同。○《送胡永齐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