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文集卷之十

译《山阴集》，是清江人刘永之、字仲修所著。仲修研究《春秋》之学，诗文清丽古雅，受到当时人的推重。他精通书法，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都有师承。我曾听长者说：“仲修刚成年时，还不知道学习，后来遇到同郡的岳父练伯升。练伯升的长子是女婿，早已有文名。岳父家特别看重伯升，却把仲修看得疏远平常。仲修回来后发愤求学，日夜不懈，亲近良师益友，讲论切磋，几年之间学业大为长进，当时的声誉更超过伯升。因此士人贵在立定志向。”我又听说，仲修家里资财很富，赊贷施舍遍及数郡；唯独仲修淡泊朴素，每天静处一室，以书籍笔墨自娱。客人来时不准备丰盛的饭菜，只饮几巡酒，谈论文章、赋诗、焚香、弹琴而已；家中的事务从来不放在心上，不是读书士人，也从来不接谈。啊，这真可以称为幽静贞洁、超脱世俗的人了。《石徂徕集》这是宋代《石守道徂徕集》二册。石守道与欧阳文忠公同年中第；他一生中见过欧阳公撰写的墓志，欧阳公又作有《读徂徕集》二首，极力表达对他的爱重和悲叹之情，都载在这部集子的后面。我从翰林庶吉士吾绅那里得到它。古代君子以正直自守，是非分明而无所顾忌。□□这样一来，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懦弱的人也可以立定志向了。《欧阳文忠公事迹》据《于役志》记载，九月壬辰日，安道被贬为筠州；甲午日，师鲁被贬为鄞州；丁酉日，我被贬为夷陵。欧阳公给高若讷的信中说：“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那么余尹被贬在他们之前，是很明显的。”欧阳公的几个儿子叙述事迹，以及韩魏公撰写墓志，都认为欧阳公被贬在余尹之前。魏公偶然犯了一时的错误，或者只是根据欧阳公儿子的叙述写下此事，却像儿子履行职责那样在考据上如此不谨慎。即使不是什么重大关系，也可以这样草率吗？《通鉴续编》右边是《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六册，四明人陈桱、字子经所著，刻板如今在苏州府学。第一卷从盘古写到高□。第二卷写契丹在唐代和五代的事情。后面的二十二卷，则写宋三百二十年的史事。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遗漏的文辞，后来的学者对于前代之事，只依据能够知道的来记载，对于不能知道的，缺而不写就可以了。”神农以前的事情□，年代遥远，哪里有文字记载呢？其中的事情偶尔见于诸子百家著作，很多也只是凭意测说罢了。如果一定要搜罗材料来补足前史的缺漏，难道不违背孔子的意思吗？从前刘恕撰写《通鉴》，司马光避开经书而专门采录诸子百家的说法。金履祥认为这样荒杂而难以考实，所以撰写《通鉴前编》，不再避开经书。陈桱曾为它编写《举要》，本来就是主张金履祥的说法了；为什么又编写这部书呢？《宋史》如今很少见到完整本子，学者可以凭借这部书考察宋一代的得失。我曾听说我们郡的刘猜王也撰写过这部书，但没有刊刻流行。往年我曾遇到他的孙子公潜，说书稿留在永丰，如今不知道怎样了。《通鉴前编举要新书》《通鉴前编举要新书》，由婺地人金履祥编纂。四明人陈桱作《举要》，从唐尧以后开始，依照纲目编排。体例采用编年体，所记的事情取自《易》《书》《诗》《春秋》，文辞则□孔子《春秋》和朱子《纲目》的体例。刻板在苏州郡学，我家有一册，是从中书舍人朱季宁那里抄录来的。我读这部书，私下有些疑惑。孔子痛惜周室东迁以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能施行；上位者丧失了作为君主的原则，下位者丧失了作为臣子的原则，常伦败坏而天下混乱，所以作《春秋》，用来端正君臣、父子、尊卑、内外的分别，阐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假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得以施行，《春秋》这部书就不会产生了。《春秋》以后，降为战国，继而到秦、汉，直到隋、唐、五代，道德败坏和天下混乱更加严重。朱子仿效《春秋》作《纲目》，也是孔子的意思。假使从战国到五代，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得以施行，《纲目》这部书也不会产生。因此《春秋》和《纲目》的写作，都是因为痛惜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没有在世上实行。这部新书采用《春秋》《纲目》的方法，却把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并列起来书写，这果真可以吗？《纲目》是继承《春秋》而作的；用这部新书接续在《纲目》之前，那就等于没有《春秋》了，这又可以吗？有人说：这部书简明扼要，便于学者阅读。简便，是一般人的习惯所趋向的；趋向那一边，就必定舍弃这一边。如果让人人都追求新书的简明便利，便会舍弃《易》《书》《春秋》而不去讲习，最终不知道圣人用来教诲人的道理，这可以吗？不可以。这些都是我疑惑而不能贯通的地方，希望有人能够拿来质正我。《三礼考注》

译右边是抄录的《三礼考注》六册。这部书本来是吴文正公吴澄按照朱子的意思考订的：包括《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另为一卷。虞文靖公的《三礼叙录》和行状中都是这样记载的。我曾听长者说：我们县的康震、字宗武，在元末兵乱时向吴澄求学，这部书收藏在康氏家中。战乱以后，郡中晏壁、字彦文，向康氏的孙子求得这部书，便掩饰说成是自己的著作。近年我在邹侍讲、字仲熙家见到晏壁抄录的初本，注文中称吴澄为“澄曰”的地方，都改成“先君曰”；称“澄按”的地方，都改成“愚谓”。他用粉涂掉原文后再写字，痕迹还隐约可见。到了后面的《曲礼》八篇，却没有涂改，和我从前听说的情况很相同。于是我和邹仲熙各自抄录了一本；凡是被涂改的地方，都依照旧书恢复，并拿它和《叙录》参照。这些篇数有增有减，不尽相同。《叙录》补出逸经八篇：投壶、奔丧、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此外又说《中灵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的经文已经亡佚，只剩篇题偶尔见于郑玄注文中零星未泯的字句，必须收集而不敢遗漏。现在这部书中的逸礼只有六篇，而且《中灵禘于太庙》等篇的篇题都没有列出。《叙录》记载《礼仪传》十篇，这部书却增入《服义》《丧大记》《丧义》《祭法》《祭义》五篇。《叙录》在正经、逸经和传之外说：“其余全部归入《戴记》。”这部书在传之后又增入《曲礼》八篇，共增加十二篇。其中本来就有收载在《礼记纂言》中的篇章，不应当再次出现。篇目有这样的不同，其中还有来不及深入考察的地方。我又听老辈说，文正公晚年想要重新考订这部书，但没有来得及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意见传授给孙子当当；他罢官闲居时曾经做这件事，却没有完成。这难道是真的吗？然而文正公把礼分为经，把义分为传，现在这部书增入的内容中，礼和义大都混杂而没有区别。它的卷首也载有《叙录》，但和卷中内容自相矛盾，毫无疑问绝不是当初所作的。难道是□增补的吗？晏壁一向同我来往，却从来没有让我看过这部书。他编纂《干□清气集》，曾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古人的著作好几处，我曾同他争辩，他都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因此我知道他为人任意草率，对于这部书也不能不怀疑其中是他自行增补的。不过我既然抄录了这部书，却来不及再次见到他，不能当面质问，只好姑且记下这些，等待明白的人来判断。《坛山石刻》右边是“吉日癸巳”四个篆字，是从永丰进士刘智安的石刻中得到的，如今在赞皇。题记说：“这是周穆王时刻下的，年代久远，已经无法知道详情；但字形笔画精妙绝伦，绝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 《正祀典名号诏书》右边是洪武三年关于整顿祭祀典制和名号的诏书。诏书说：“这一制度不是由臣下上奏建议的，而完全出自我太祖皇帝的圣明智慧；他清楚地看见了唐虞三代圣人的本意。那些封号有的沿用、有的革除，都完全符合天理人心的大公之道，并彻底革除后来亵渎礼制、扰乱经义的弊病，作为万世拥有天下国家者的法则。这正是所谓‘大哉王言’啊。”诏书颁下十五年后，臣詹希原书写并刻在太学石上。又过了三十五年，臣士奇得到这个本子，恭敬地题记并珍藏起来。《詹孟举千文》右边是中书舍人詹希原的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是我从礼部胡侍郎那里得到的。本朝的大字书法，希原居于第一；他兼有欧、虞、颜、柳诸家的法度，又有冠冕佩玉般端庄华美的风韵。《滕王阁序》右边是赵孟俯书写的《滕王阁记》刻板，不知道如今在哪里。这一本是永乐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臣士奇在文华殿侍奉时所获赐的。笔意精妙绝伦；后来我得到赵孟俯书写的这篇文章的墨迹，拿来比较，远远比不上这一刻本。难道也是因为遇到了善于刻写的人相助吗？签题当时写着“睿翰所书”，我恭敬地记下并珍重收藏。《干禄字书》右边是《颜鲁公干禄字书》，用来辨别文字的正体、俗体和通用写法，间或也分析字义。书名说“干禄”，大概是因为唐代以书法取士。而后世流传的颜公真书小楷，也只有在这部书中才能见到。《戴九灵和陶诗》九灵姓戴，名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是金华人。年轻时和宋景廉、胡仲申一同学习文章，也齐名。洪武初年，九灵多次被征召而不肯出仕，改换姓名，隐居在四明山中二十多年，后来因受牵连死在京城。这部集子是我从丁鹤年那里得到的。九灵另有文集四册，我曾在赵彦如家见过，内容醇厚精粹、广博典雅，有六一居士的风致，也是当时的巨擘。《王临川文》欧阳、苏轼、曾巩、王安石四家的全集，如今书坊都没有刻板。唯独北京有王荆公《临川集》的刻板，在国子监旧日的崇文阁中，但缺少十分之一。永乐八年，我随从皇帝在北京，用它印了两部，寄给我一部，共十册。抄录补足以后，于是取来吴草庐先生所作的序，放在各卷卷首；又取二程、朱、陆四位先生以及司马文正等贤人评论王安石一生的文字，附在序后。大概天下后世那些对王公喋喋不休的人，都只是在随声吠叫罢了，哪里真有自己的见解呢？真正有明确见解的，就是我所抄录的这些评论。《诸儒奥论》《诸儒奥论》二册，是从中书舍人、建昌人黄卓前辈那里得到的。读史必须根据人物来考察时代，根据事件来衡量其中的道理，所以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近年乡里的前辈王子启教学生读史，每读完一篇传记，就必定写一篇评论，仍然保存着古人读史的方法。因此我把这些评论附录下来，用来给后来的学者看。《唐才子传》《唐才子传》由西域人辛文房撰写，共十卷，合计三百九十七人，都以诗歌闻名。当时见于《唐书》的诗人共有一百人；大概那些事迹不涉及大体、没有足以劝善惩恶价值的人，便不予收录，这是作史的体例。可是读他们的诗，又想知道他们的为人，在辛文房所收录的内容中确实可以有所取益。然而唐代以诗取士，三百年间以诗闻名的人，应当不止辛文房所收录的这些；像郭元振、张九龄、李邕一类人，已经显名于当时，却仍然被遗漏，何况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人呢？而且辛文房所收录的人中，又间杂有凭空臆测的说法，阅读者应当加以选择。《十史详节》

译《十史详节》共二百七十三卷。《史记》《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隋书》《五代史》，题名为“东莱校正”；《两汉》和《唐书》，题名为“诸儒校正”。我家有十五册。这部书□□删略到连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有时不记载，甚至删去助语词，读起来没有味道。然而考察东莱的年谱，并没有看到他校正这部书；世人说这是东莱早年编成的作品，后来他后悔了。刘元城说：“古人的著述大多在晚年完成，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元首科程文》这是元代延祐乙卯年廷试录一册。那是先待制登第的年份，距今已经一百零二年多了，我才得到这部书。前山东按察使郭俨、字彦庄说，元代科举取士的助益，在这一科最为显著；而历科所得人才，也没有比这一科更盛的。左右榜总共五十六人，这部书所刊载的对策共四卷，有五十三人的文章，其中就有先待制的文章。五十六人的家状以及他们最初所授的官职，也全都具备。《养蒙大训》右边这部《养蒙大训》，是豫章人熊大年汇集《陈氏经学启蒙》《初学经训》《小学礼》《诗》《王氏伊洛精义》《饶氏性理字训》《训蒙理诗》《程氏毓蒙明训》《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十部书编成的。内容从三言、四言直到七言，最后以《孝经》收束，非常适合教导儿童，是端正根本、追溯源流的书。不过，《字训》本是程达原依据程正思旧作增广而成的，这里说成饶氏辑录，是考察不详的错误。《说文字原》右边这部《说文字原》一册，是元代周伯琦所著。周伯琦字伯温。我听前辈说：元至正年间，朝廷最初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朝臣都说一定要让□巙巙书写匾额。当时伯温虽在馆阁，精通篆书，却还没有被皇上知晓。巙说：“如今要写宣文阁匾额的篆书十多张，周伯琦却不懂其中的意义。”一天，皇帝下诏命巙书写宣文阁匾额，巙说：“臣所能写的是真书；若论古体，没有比篆书更古的了。朝廷宣文阁用篆书才合乎体制。”周伯温的篆书，当世没有超过他的。皇上听从了他的话，召周伯琦来书写，符合圣意。从此更加受到召用。前辈临事，明白大体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并且这样曲折周全地引荐、提拔和成就人才，实在无人能及。我因得到周伯琦所著的书，便把这段旧闻附记在卷末。《六书正讹》右边这部《六书正讹》一册，是元代鄱阳人周伯琦所著。周伯琦任翰林待制，是南翁的儿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代士大夫中以篆书著名的人，都推重周伯琦。他还著有《说文字原》。书中序文说：“《字原》用来叙述造字的全部过程，《正讹》用来刊正传写中的错误。不只是研究篆书的人不可缺少；使学习者能够明白古人造字的本意，不被俗说迷惑，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新唐书》《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欧阳文忠公撰写本纪、表、志，宋景文公撰写列传。当时认为景文所写过于文饰，而且一部书出自两个人之手，便命文忠详加审阅，改成统一的体例。文忠说：“每个人的见解不同，而且宋公是前辈，事情已经办成了。修书时只由官位较高的一人在职名上署名。”当时景文任郑州知州，官位在文忠之下。文忠说：“宋公下的功夫已经深久，怎么可以掩没呢！”于是把各自撰写的部分分别署上姓名。古代君子存心极其公正，没有压过别人、据为己功的欲望，就是这样。我家有《唐书》五十四册，是在福州府学得到的刻本。这是今翰林学士杨公勉仁说的。《五代史》《五代史》七十四卷，共十册。是我们郡欧阳文忠公所著，刻板在太学。史书文章写得卓然出众，高出其他史书、足以成为后世典范的，只有司马迁《史记》、班固《前汉书》和欧阳公这部书而已。至于义例的精密，《史记》《汉书》还比不上它。《丁鹤年诗》丁鹤年的祖先是西域人。西域人多以“丁”为名，进入中国以后便把它作为姓氏，所以鹤年也姓丁。他的祖父、父亲都在元朝做官，两个哥哥都考中进士，做了显官。唯独鹤年淡泊自守，是穿布衣的寒士。元朝灭亡后，他回到四明，和戴叔能友善相交，崇尚节操，孝行突出。叔能曾为他作传。后来他隐居在武昌山中，我在武昌遇到他，彼此十分投契。当时他已经老了，分别几年后去世。这部诗集大概是他去世后，我从武昌邓存诚那里得到的。《安雅堂》《安雅堂文集》是闽人陈旅众仲所著。刻板在福州府学，我家有两册，是在翰林庶吉士洪遵道元在任时得到的。闽地以古文著名的人，众仲是其中的巨擘。我曾经喜爱闽地两位善于写文章的人：唐代的欧阳詹和众仲，他们都出自莆田。常衮在闽地时，最先认识欧阳詹；欧阳詹到了京师，声名特别显著，韩吏部尤其厚待他。后来国子四门助教马伯庸到闽地，最先认识众仲；众仲到京师后，诸公都主动同他交往，虞学士尤其厚待他，官至国子监丞。他们的遭遇也相类似。不过，欧阳詹的文章深切峻厉，众仲的文章优美柔和、端正敦厚，这就是二人的不同之处。题写《黄少保省愆集》后

译我读友人少保黄公在永乐年间所作的《省愆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痛定思痛的地步，对往事不能不长叹流泪。当初，太宗皇帝将要巡幸北京，召见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告诉他们：“留守事务重大，现在从文臣中选留你们四人，辅导并监国。过去唐太宗选择辅佐监国的人，必定交给房玄龄，你们应当明白朕的意思，恭敬共同办理，不可懈怠。”四位大臣都拜伏叩头接受命令。此后凡是下发玺书和谕令，大都一定让四位大臣参与知悉。当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礼遇四位大臣十分优厚；但有些旁支宗室留在京城宅邸，暗中图谋夺取太子之位，日夜窥伺机会，因而散布虚妄之说，把监国的过失夸大起来，又在宫内结交受宠近臣相助，幸亏皇上圣明，始终没有受惑。然而身为官臣的人都惶恐不安，屡次被称誉、拘系，四位大臣也不能免；有的十多天，有的数月，只有黄淮一被滞留就是十年，大概就是邹孟氏所说的“没有人加害他，他自己却遭受了祸患”。所谓“没有人加害而自己遭受祸患”，君子哪里容得下私心呢？也只是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这就是《省愆》二字用来表明心志的原因。唉！四位大臣如今蹇公、黄公和士奇幸好还在，已经脱离险境、转危为安，这都是两位圣明皇帝的恩赐；古人居安思危的告诫，以及君子反躬自省的诚心，我们这些人一天也不可忽略。因此谨慎地写在诗集后面，归给黄公，也用来警戒自己。题刘仲修所书虞揭诗后 右边是元代揭文安公的《忆昔诗》四首、虞文靖公寄给文安的一首绝句，由清江刘仲修先生书写，现为翰林侍讲金幼孜所收藏。幼孜拿给我看。世间传说文安对“三朝新妇”的评论心怀不满，曾在半夜去见文靖，因为一句话不合，便挥袖匆匆离去。文靖寄来这首诗，也是借此寄托遗憾。又有人摘取世间流传刻本中“寄语傍人休大笑”一句，说是针对文安所作《范先生诗序》而发，并援引左证，仿佛确有根据。但我的意思是，当时文安没有留下便匆匆离去，也许是被人事牵制，不得已而然，这也未可知。至于所说“三朝新妇也评论它”这句话，难道一定就是贬斥吗？是否贬斥，姑且不论。贤人君子相交，他们在言语文字之间，或相互推让，或相互辨论，或相互品评，都是出于至公之心，哪里是如今那些无知而自鸣得意、自以为高明的人所做的事呢？我曾看过二公的文章，他们相互辨论的地方很多，却从未听说有谁因此怀恨，为什么偏偏要对这件事不满呢？这不正像与人争论杜少陵“莫倚善题鹦鹉赋”那句话一样吗？如今看了刘先生所书的文字，更加知道世俗传说不可信。刘先生曾亲自接受二公的教诲，假如事情真像世俗所说的那样，他为什么书写这首诗时一句也没有提到呢？如果认为是不愿记载杨前辈的过错，那么二公其他诗文流传的很多，又何必偏偏书写这一首呢？刘先生所书文靖这首诗中“第三句说与傍人堪大哎”，与刻本有两个字不同。仔细体会这一点，更足以看出二公相互契合的情谊，流露在言辞声气之外。而刻本的错误，恰好给俗人欺世的议论提供了依据，不能不加以辨明。因此写在后面，并且拿它来向金君求证。《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右边这篇《元延祐二年进士题名记》，大概正是先待制登第的那一年。这块碑是赵文敏公书写的，刻石在北京国子监。这一抄本是故太学士胡文穆公送给我的，虞文靖公这样说。这一科所得人才最为盛多，从前有人曾记载先友，正是为了彰显一时交游的盛况，也使后人知道珍重世代交好的情谊。我得到这块碑后，又得到当时诸公应试时的家状，以及最初授官情况和所选刻的廷对文章，附录在后面。此外，这一科监试、读卷等官员以及进士中在国史有传的人，也一并附录。希望借此考察他们一生的品行、义举和政绩；以后如果得到他们的墓志、墓碑、行状，也都录下附在碑阴。即使有的已经见于史书，而墓志等文字也不嫌重复收录，因为史书所记常常简略。永乐己亥正月壬子，曾孙士奇谨记。《张文昌诗》唐代张籍，字文昌，史书称他是□□□乌江人。宋代汤季庸考定为吴郡人。考察韩愈《张中丞传》和汤季庸的说法相同。文昌在贞元十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他的诗和元稹、白居易等人合称元和体。文昌尤其擅长乐府。《文献通考》说他的诗集三卷，又说张洎编成十二卷；还有汤季庸编成的八卷。我家所藏有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以及乐府，共五卷，不知道是谁编的。抄录《楚辞》右边这部《楚辞》一册，是德安副职罗先生亲笔抄写的。先生在元末兵乱之际求学，没有书可读，即使艰难奔逃，也常常昼夜抄录来阅读。如今的学者幸逢太平无事的时代，得到书很容易，却往往不努力学习，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后人比不上前辈啊。《刘职方诗》右边这部《槎翁先生诗》，是从鹘举的儿子镃那里得到的。曾听年长者说：先生八岁就能作诗。长大后遭逢兵乱，即使逃窜在荒山深谷、处于崎岖困苦而百无聊赖的时候，每天也一定作一首诗，从不间断。遇到朋友门徒相聚，或者有所感发，便接连不断地作诗，毫不厌倦。他爱好学习的专心就是这样。不过先生对于经学和古文，尤其专心喜爱，诗歌只是他的余事罢了。先生的德行仁义为人所知，政绩品行载于史书。我因这部诗集，特意记下他好学这一件事，以示后人。《刘文房诗》唐代随州刺史刘长卿，字文房，与高适同□；杨伯谦选□音，把他列入中唐。他的诗清新婉约而富有情思意趣，但多次遭受贬斥，所以常有忧愁困苦、沉郁的意味。我所抄录的诗，流传在江夏蒋立恭家中。我曾见阁本，诗后有序、记、碑、铭等文章；这里特意只录诗，而五言古体尤其少。伯谦选唐代五言古诗，从陈子昂、薛嗣通、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以外一概不取。这部选本难道和伯谦意见相同吗？而且篇目次序也和阁本不同。《三苏文选》《三苏文选》一册，共十二卷，是东莱选编、建安蔡文子作注的。所选都取自论述治国体制的文章，便于科举考试使用。虽然不能篇篇纯正，但读它可以开拓、增益胸襟，触发下笔写作，未必没有帮助。题曾氏《冠辞》后

译士大夫家实行四礼，以冠礼为首。古礼已经废弃，后世想要恢复它，冠礼还算容易，却仍很少见。一百多年前，南北统一，儒学先贤君子布□中朝时，我们郡的曾公巽申任应奉翰林，独自采用古礼行冠礼，他的儿子于是受到诸公称赞。由此可以观察世道。近二三十年来，朝廷中的学士大夫家大多采用冠礼；若行冠礼而不用礼仪，大家都把它看作苟且简略，世道或许正在逐渐恢复古制吧？这卷首载应奉的训辞，冠辞则是吴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州判许公的亲笔。元末动乱以后，它流落到别姓人家，应奉的曾孙、少詹事□寻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近来有人把它带到北京，但詹事已经去世，詹事的儿子积恰好到了北京，立即拿出重金买回，可以说是珠还合浦。积能够这样做，可以说是孝；不过，积的先公以及吴、虞、揭、许诸公的话，都寄托着至理，积若能在心中明白它们，在自身实行它们，那才是更大的孝。积还应当勉励自己。《元史》这部书把元朝一百多年的事情记载得很完备；但是到了亡国之际，忠臣义士的事迹有的简略，有的同故老相传的说法相冲突，大概是当时急于成书，来不及普遍访查并详细考核。《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右边这部《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是宋代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院权宜、我们郡的邓光荐所撰。光荐字中甫，学者称他为中齐先生。他与文丞相同朝为官，这篇传记多取自文丞相自己的叙述，所以特别详实。后来编写《宋史》，也多依据此传。《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一册，是我在江夏时从南昌得到的。龙参参博学多才，擅长作诗，诗有清新意趣，喜欢取法盛唐。我的朋友夏仲达特别爱重他。龙参很看重友谊，但不能选择朋友。湘中有一位善于作诗的道士，龙参南游时和他交情深厚。后来道士因画符诅咒而获罪，官府又逮捕他的家人。道士的父亲逃走，藏进龙参的船里，龙参的弟弟劝他不可收留。龙参叹息说：“哪有朋友的父亲遇到急难，却不容留的道理？”弟弟跑去告诉仲达。仲达私下对龙参说：“你不忍心拒绝朋友的父亲，难道也不想想我还有父亲吗？”龙参虽然醒悟了，却始终不肯明说赶他走。道士的父亲心里明白他的意思，离开去藏到旭处。几天后，官府跟踪追捕，在别处抓到了他；藏匿他的人同罪，家属都被迁往边地。龙参虽然侥幸免罪，也因此完全丧失了财产。《易经》说：“亲近不是同类的人。”说的就是龙参吧。至于仲达，难道不是“从门缝里接受盟约”的人吗？我亲眼看见这件事，所以因这部书想起这个人，并把它记下来作为警戒。题张旭草书后 张旭的书法雄健劲拔、飞动多姿，神妙得不可测度，但法度规矩本来仍然存在。如今凡是仰慕张旭的人，免不了犯效法杜季良那样的弊病。题怀素后 张旭的书法纵情豪放，变化迅疾而突然，就像健鹏掠过原野、怒马挣脱缰绳。怀素得到张旭的书法之法，却能清劲精丽，合乎规矩。大概正像鲁国男子学习柳下惠一样，所以尤其值得重视。《东里文集》卷十 《东里文集》卷十一 题跋 题跋 题《赤壁图》题《黄母刘传》后 恭敬题写《仁庙玺书》抄本 题安福戴氏收藏的先世告身后 书写《复立宗忠简公墓碑》卷后 书写宋代谢少连赠官诰命后 《石鼓文》后 汉代鲁相设置孔子庙卒史碑 《华山庙碑》《夏承碑》《孔子庙学记》《吴叚石冈纪功德碣》《告泰华府君文》《千文》题戴氏收藏的先贤遗墨后 题宋代吏部侍郎龚公墓志铭后 书写欧阳临淄传后 恭敬题写《赐都御史虞谦兰亭墨本》后 恭敬题写《崇恩堂卷》后 汉代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碑 《清节书院记》题范危墨迹后 题松雪所书邓文原文章后 题唐代诰命后 书胡氏先世两篇记后 题《赤壁图》苏文忠公以诚心和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却被李定、舒亶之流诋毁；他被贬到黄州后，贤人君子的心胸正大光明，在哪里不能自得？何况苏公的文章，如同景星庆云，随着所写的事物显现，光辉照耀万物。假如当初苏公没有遭受排斥贬谪，区区齐安的山川风物，能有这样的光彩气象流传在宇宙之间吗？题《黄母刘传》后 晋代屠岸贾杀死赵朔时，准备连同他的遗孤一起杀掉。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程婴谋划说：“扶立孤儿和赴死，哪一件更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才难。”公孙杵臼把难事让给程婴，自己自杀了。扶立孤儿，是古代刚烈大丈夫所难以做到的事。看苏平仲所作的传记，永嘉黄母刘氏保全孤儿的事情，难道不是更加艰难吗？赵氏是遭受国家乱臣的祸害，黄氏则是遭受家中贼人的祸害。仓促之间，又是在夜深时分，变故发生在内室之中，即使勇敢而有智慧的人，有时也未必能够抵御，何况是柔弱的妇女呢？刘氏的志节，难道不是所谓可以和日月争辉吗？刘氏去世至今已有六十年，她的曾孙淮荣幸地承受皇命，追赠刘氏一品的尊贵封号，这大概是上天用来报答刘氏的。司马子长作《赵客事》，使这件事在天地之间光明灿烂、永远流传；平仲是当代的司马子长，将刘氏的事迹昭示后世，哪里会有穷尽呢？哪里会有穷尽呢！恭敬题写《仁庙玺书》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