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七

译永乐十九年冬天，杨士奇侍奉太子，自南京入朝，途中经过彭城。因为北方各地当年遭受饥荒，百姓男女老幼疲惫不堪地倒在道路两旁，拾取草籽充饥，其中滕州和邹县尤其严重。太子对此十分怜悯，不忍看到百姓陷入这种境地，立即命令山东布政使以及郡县长官按人口赈济、发放物资。侍从大臣也都受到触动，产生怜悯之情，并暗自遗憾当地长官没有预先把灾情上报。经过济宁之后，进入东平境内，看见当地百姓都神情饱满、意气平和喜悦，好像没有什么不足；又看见数百名老人，须发如雪，头戴方巾，穿着宽大的长衣，仪态整齐，分列道路两旁，东西聚集站立【缺】，展开恭敬拜谒的礼仪。随从大臣看见的都惊喜不已，停马靠近询问他们：这个地方今年大概有收成吧？老人们回答：是的。州里大概有贤能的太守吧？回答：是的。于是他们纷纷举手加额，说：这全都是皇上的恩赐。又问州守的姓名和籍贯，他们回答：前任太守是杨公，现在的太守是李公，两人都出自庐陵，并且一同列举他们安民的政绩。听到这些话的人既为东平高兴，又为百姓说话合乎礼法而高兴。尚书夏公回头对士奇说：庐陵本来就多贤才，这两个人你也认识吗？士奇回答：前任太守名瑒，字秀琛，家在吉水，与士奇同宗；他是宋代忠臣、建康通判、谥号忠襄者的后代，任州县官二十年，一向多有善政。现在的太守名湘，字永怀，是士奇的同乡。他的父子兄弟慈爱孝顺、友爱和睦；而且经营生业，从不凭不义之道取财，都是乡人所敬重的人。众人啧啧称叹说：古代任用官员，一定要推究他的品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到傍晚，我独自去拜访永怀，只有一个童子守着房舍，家中用具十分简陋。那天夜里我住在州学，州学的博士和弟子们也都津津乐道地称说两位太守的贤能。当时驿路经过的东平属县，南面的汶上有史知州，北面的东阿有贝知县，都因为廉洁宽厚而得到百姓拥戴。因此走遍东平境内，看不见一个生活不得其所的百姓；从此以后我经过其他郡县、看见当地百姓时，却没有一次不感叹东平实在罕见。第二年，永怀按照惯例调任离去。后来朝廷派使者巡行安抚天下，询问百姓的疾苦，东平百姓一起向使者申诉，请求让李知州回来。使者把此事上报，朝廷命令他返回。大概永怀离开东平到这时已经三年，期间换过两位知州了。百姓心中的好恶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如果安抚他们不合适宜、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想让官员离开，就像古代谢询任吴县县令时那样，这正是人之常情；如果安抚他们合乎道理、符合他们的心意，那么官员离开时，他们就想挽留却无法挽留。就像邓攸任吴郡太守时那样，这也是人之常情。贤能与不肖之间的差距，难道只是加倍、十倍、百倍而已吗？永怀的贤能，也可以说是邓攸一类的人吗？他施行于东平的政绩，我亲自见到了。因此他再次任职时，我写这篇序作为赠言，根本用意是勉励他把事情做到底。○《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从澄江向南望去，两舍地之外是高山重叠、山峰连绵峻拔。出了沙溪，地势渐渐曲折平缓而开阔；溪水源远流厚，四季不断。因此沿溪两岸都是肥沃土地，没有旱灾劳苦的忧患，耕种收成常常丰足。环绕溪水居住的并不只有一个姓氏，刘氏是其中的望族。我小时候曾经去过那里一次，那时百川先生还健在。他面容清瘦、脸色苍老而头发花白，意气开朗旷达。一见面就和我谈论诗歌，高兴得眉眼都动了起来。那天小雪刚停，他滤酒烤鱼，和我一起沿溪而行，指点环视左右各座山峰，只见山势盘旋起伏，互相作揖退让；山石高峻突兀，呈现出尖峭险拔的奇景。他对我说：我们刘氏居住在这里已经十五代了。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登上显贵的官位，但品行和道义卓然出众、可以和这些山相抗衡的人，世代都有。又回头看着溪边一千多亩田地说：这些原来都是我们家的产业。自从经历变故以来，我乡那些机巧而有力的人把它们全都夺走了。如今我幸好将要老死在这里，也没有遗憾了。随后他和我尽情吟诗唱和，谈笑不停。我说：先生所说的超然于万物之外，大概就是这样吧？他笑而不答。傍晚回去时经过，顺便看了看他的旧居，虽然只剩断墙残基，但在昏暗荒草、瓦砾堆积的废墟中，仍然尤其可以想见往日的盛况。夜里住在他家，家具十分简陋，床前有一坛酒，桌上有几册残缺的书简，此外只有乡里的先生陈海乘、王竹亭、刘槎翁寄来的几封信。第二天早晨，他的族父明道翁恭敬地请我登上静安堂，为我设酒款待。老人相貌衰老而神情温和，礼貌恭敬而情意深厚，尽情表达欢迎客人的快乐。我把诗留在堂中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我向海乘先生询问百川的事，先生说：你没有赶上他年轻壮盛、才华俊逸的时候了。随后间或举出一两件事来，说起这些事，没有不使人感动的。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明道的从孙郁武与我有姻亲之好，十多年前曾拿族谱来请我作序，只是我没有空闲。如今百川的堂弟伯塤任刑部员外郎，在京师又来请求我作序，事情更加紧迫。我查考族谱：从九承事起，唐朝末年由金陵迁到西昌，才开始在沙溪安家。传到第八世稽道，生了四个儿子、七个孙子，此后家族才开始兴盛。又过五代到明道，六代到百川，家族更加兴盛。族谱共记载十八代，其中虽然有做官的人，但直到今天伯塤才显达。伯塤在秋官任职十多年，声誉显著，今后成就不可估量。这可以作为刘氏先世德行的证明。然而唯独百川这一支的后代如今没有祭祀，这难道是行善仁厚者应有的结果吗？还是果真有命数在其中呢？明道曾经续修族谱，这一部又是郁武、伯塤重新续修的。我一向敬仰百川，所以作序时不能不有所感慨。○《蒋氏族谱序》

译太医院判、仪真人蒋君用文编写《蒋氏族谱》，已经自己作了序，又请我作序。我查考：蒋氏出自姬姓，周公的第三子伯龄封在蒋邑，今汝宁府光州一带；他的子孙以国名为姓。汉末蒋琬侍奉昭烈帝，官至尚书令。蒋琬的后代有蒋启，在隋朝任莱州司户，于是定居莱州。司户的五世孙蒋钦绪在唐朝做官，历任汴州、魏州刺史，因而定居魏州。他的次子蒋清任东京留守判官，在安禄山之乱中死难，追赠礼部侍郎，赐谥号忠。传到第八世惟雅，宋仁宗朝考中进士，累官至房州通判。又过四代到守训，正值宋室南渡，于是隐晦行迹，不再出仕。他的孙子蒋远在金朝做官，任尚书兵部郎中。蒋远的孙子蒋安中因卓异品行被荐举入仕，杨云翼推荐他的才能，他两次升迁至国子助教；上书劝谏不要用兵，意见没有被采纳，便弃官离去。后来太学诸生请求恢复他的官位，他最终以有病为由不肯起任。他的孙子应茂【缺】起初为躲避战乱逃到淮南，于是定居仪真。仪真蒋氏由此开始。应茂的儿子用雷任扬州医学教授。教授的儿子蒋宫考中进士，任崇明州判。国朝洪武初年，部使者吴琳以史学才能推荐他，授任翰林修撰；他以病请求辞职，皇帝不许，改任兰阳县丞。这就是用文的父亲。但族谱从守训记到用文的儿子，共记十一代。我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世代相传的德行。从汉代到唐代，再到金代，他们在朝廷任职、治理官府、执掌政务、坚守道义方面，都有显著声誉。到了末世，有的出仕，有的隐居，也从来没有不把爱护百姓、施惠万物作为心愿的。大概他们的先人都以儒业为本，从助教以下又兼治医术，并且世代相承。他们大概认为，在这一方面不能施展，就在另一方面施展；他们用心何其厚重啊！仁人君子的心愿，是想推行古代圣人的教化，以建立惠及他人的功业。上等的途径是儒学，次一等的途径是医学，能否实现取决于命运，而通达之后便能施展。用儒学之道治理国家天下，功业所惠及的人更加广泛；但命运不一定使人得到施展儒学的机会，不能施展儒学而用医术救人，那么惠及他人的功业又有谁能够阻挡呢？然而，哪里能使世上的人都有仁人君子的心呢？头戴高冠、腰垂印绶，身居高爵、享受厚禄，口称以养育百姓为职责，却对百姓的安危冷漠无情，像秦国人看越国人肥瘦一样；他们的心地厚薄相差何其悬殊！这就好比泉水，源头深厚，水流必然长远。蒋氏先人的德源深厚，代代相承。如今用文以儒学继承家业，以医术历任官职，以仁厚存心，他所施加的恩惠必定更加深厚。这样说来，蒋氏的后代从今以后，成就又哪里可以估量呢？○《王氏家乘序》《元史》为良吏立传的共有十八人，前待制王宣慰是其中之一。这十八个人，我年轻时曾反复熟读他们的政绩，确实都足以与前代贤良相媲美，为后世留下典范；而王宣慰王止善尤其如此。史书称他致力于明白事理并加以施行，这已经表明他懂得良吏的明确准则。后来我读到先父同年友人黄文献所作的宣慰墓志，又着重说到明理致用，其他德行善举也记载得更加详细，因此更加仰慕宣慰的为人。永乐壬辰年，我主持礼部会试，得到宣慰曾孙王钰的文章，名次列在第二；皇上临轩策试后，亲自选拔王钰为一甲三人之一。王钰字孟坚，授官以后，和我一同在翰林院十多年。他的学识、操守、品行都符合儒者标准，相处越久越令人亲近；我又因此敬佩感叹宣慰后继有人。后来我得以看到他编写的《王氏家乘》：开头是谱牒，其次是当时名公所作的碑记、哀祭文字以及往来赠答的诗，最后是他的先世所作文章。经历历代变故，能够从成百上千的散佚材料中搜集到一二分，已经很难了。族谱从某人记到某人，共若干世；对知道的记载下来，对不知道的便空缺不写，所写的一切都谨慎而不苟且。凡是当时名公所作的文字，都足以彰明久远、取信后世；而他先世的作品也都足以追配古人，实在值得珍藏。王氏家族的仕宦显达，没有比宣慰更盛的。宣慰的前后世代中，有人担任太学教师，有人做郡府属官，有人任县佐，也有人隐居不仕；他们的文学和品行道义都可以考察看到。譬如蓝田所产的美玉，有的制成瑚琏，有的制成圭、璧、珩、璜，虽然用途不同，和那些尚未雕琢使用的璞玉一样，无不以温润细密为可贵。王氏的文献足以作为证明，大概就在这里。唉！人生的富贵如烟云掠过眼前，如飞鸟留下的声音，哪里能够依赖它们使自己永不泯灭？君子所依凭的是道德、功业和文章，世间大概不能使它们泯灭。因此有一国的史书，也有一家的家乘，都是用来使其不被遗忘的器物。家乘所记与国史不同之处，在于【缺】详细记载先人的善言善行；这是尊重自己的根源，并且把它作为后世效法的准则，使后人不辱没仁人孝子的用心。诗说：‘维系用乘车与梓木棺材，必定要恭敬端正。’何况是保存善言善行的家乘呢？孟坚偶然请我为家乘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诫后人。○《北征集序》《北征集》，是如今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临江人金公所作。金公侍奉太宗皇帝，前后四次出兵征讨幕北，这大概是永乐八年第一次出师。当年本雅失理抗拒朝廷命令，拘禁并杀害诏使，侵犯边境，危害边民，因此朝廷不得已出动讨伐之师。虞舜征讨苗民、商王武丁讨伐鬼方、周文王讨伐崇国和密国，都是仁义之举。士奇虽然没有能够随从出征，如今奉诏修撰两朝实录，得以看到永乐年间随从大臣记录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圣明的谋略和神武的威势，像神明一样不可测度，像雷霆震动大地；而宽宥过错、安抚降服者，又像天地一样兼容并包。威德之盛，大概是前代帝王所没有的。金公凭借清明的才思和广博的学识，身披铠甲、背负弓箭，随从皇帝车驾，听从司命的号令；在闲暇时又把所见所感写成诗歌，长篇短章流畅铺陈，描写宏大的谋略、宣扬伟大的功绩。凡是山川气候的不同、道路跋涉的遥远，以及用来扩充见闻、抒发志意的内容，没有不具备的。士人能够有这样盛大的际遇，即使向古人寻求，也没有几个人。汉代班孟坚具有良史之才，曾随车骑将军出兵金微山攻击北方敌人，他主持文章，事迹尚且流传在今天的史册中；哪里比得上金公亲自侍奉皇帝车驾，远行数万里呢？唐太宗征讨高丽时，许多文学之臣随从出征，也有丰富的歌咏作品，能够像本朝圣明之时这样吗？有没有这样的事还无法知道；但金公所遭遇的盛事，固然是因为他的文学才能足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因而得到这样的机会吧？士奇和金公都是太宗皇帝即位初年选入翰林、掌管机密诏令的人。永乐己丑年，皇帝车驾巡幸北京，士奇奉命辅佐仁宗皇帝监国，从此开始和金公分任不同职务。唉，鼎湖的龙驾已经远去了！诵读金公随征时所作的诗篇，追念先朝的大德，而自己却没有能力报答，内心的感伤怎能停止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北征集序》。○《送黄窍敷仲之官浙江序》

译三山人黄敷仲接受任命，担任浙江左布政使，将要出发时，他的同乡好友、宗人府经历张珂嘱托我赠言。敷仲学识广博而才华丰富，德行已立而声誉显著，我还要说什么呢？即使如此，因为有同道之谊，难道能不说几句吗？浙江东西十一郡六十五县，那里百姓资质秀慧，物产清美，是十四个布政司中最好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浙东和浙西的风俗不同：浙东趋向文雅，浙西追逐浮华。文雅含有务求崇尚的意思，浮华则流于轻薄。轻薄的习气沉溺人心、胶着不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周公亲自到下都监察殷民，后来君陈继承他的事业，他们的策命中还把【缺】作为要旨。大概风俗对人的浸染如此深，就好比痼疾，治疗它的人若不是针灸、药物、攻治、补养同时施行，并且经过长期积累，哪里能够立即痊愈呢？我国受到道德教化滋养已经六十多年，皇上承继列圣的大统，大力彰明治道和教化。敷仲在这里担任方面大员，那么端正人心、使风俗归于敦厚而合乎正道，难道是小事吗？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虽然守令与百姓最为亲近，但用来表率守令的，正是方面大员。召公曾经在南国布施文王的教化，百姓越久越思念歌颂他而不能忘怀，《甘棠》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敷仲将以古人的心志奉行、宣扬圣明的德化，先从近处做起，再推及远方，使两浙百姓都蓬勃振作起来，兴起礼义，守持淳厚的品德，安闲地生活在太平和谐的时代。将来在另一个时代，难道不会有思念、歌咏而不能忘记我们敷仲的人吗？敷仲曾历任河南、湖广两布政司参政，素来就有端正自身、爱护百姓的声誉。因此我特意只以端正人心、整饬风俗作为赠他赴任的话。敷仲不会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吧？浙江的藩司、按察两司中有许多我的同朝旧交，他们对这些话也会有所感触吗？趁敷仲出发之际，一并向他们致意问候。君子出仕，都是想施展自己爱护百姓的心愿；然而职务有所拘束，职分有所限制，形势也有所阻隔，即使身居高爵、享受厚禄，有时也不能越权自行决定。县令接受百里之地来治理，如今能够和百姓亲近，就像父子一样。百姓有了什么不能【缺】的事，便亲自来到县令面前，俯身陈述；县令推求他们的实情，斟酌道理，不一定完全拘泥于法制，三言两语从容裁断，是非取舍都由自己决定，百姓全都依赖他。因此如今即使只是七品官，也能施展爱民之心；有些高爵厚禄的人反而未必能够做到。县令如果深得民心，百姓甚至会在他活着时把他当作父母，死后还为他祭祀，长久不忘。我在京师任职将近三十年，职责只在言语文字之间，对人没有什么实际帮助；遇到能够帮助别人、受到别人仰慕的人，我没有一次不羡慕而又暗自惭愧，但这样的人也很少。番禺人郭瑛，字庭瓒，我起初在进士中认识他，看他的仪态，知道他有立身处世的才能；后来彼此往来，听他的议论，知道他一定有所作为。等到他任金华知县一年多，县中的士绅大夫都称誉他，田间乡里的百姓都喜欢他，渐渐在京师也有了声名。总括他的立身根本，就是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如今任满三年，他把政绩上报郡府、藩司和吏部尚书，这些考核文书都评定他为最优。浙江东西六十五个县，如今我从往来的人那里听说，能够求得像庭瓒这样的人，大概没有几个。庭瓒真贤能啊！哪里才能使如今四方都由这样的人担任县令呢？庭瓒将再次任职金华，太子少傅杨公以及学士、祭酒等名人共同分题作诗为他送行。光禄寺少卿李灏、礼部郎中陈景茂请我作序。我虽然没有帮助他人的实际功绩，却喜欢谈论能够帮助他人的善行，因此为他写下这些话，还要等待他九年的政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三十年〕 ○《送少保黄公归永嘉诗序》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永嘉黄公因病蒙恩准许回乡，同僚卿大夫共同作诗赠送给他，并请我作序。起初黄公因病请假在家，皇上命医生前往诊治，过了五个月仍未痊愈，于是他产生了离职归乡的念头。他的朋友中，有人感叹他正逢通达显贵的际遇却突然离开，替他惋惜；也有人认为他身处盛满之时而知止足，替他高兴。士奇说：这些说法都不对。把心志用在追求富贵上，是浅薄丈夫的事情，本来不足以理解黄公；摆脱世俗牵累、只求独善其身，是隐士所为，也不是用来说明黄公的。黄公由诸生起家，不到三十年便位至三孤，官阶一品，身处崇高显要而清贵的职位，名声传遍天下，正要努力承担重任、慰藉众望，怎么能反而引退山林来抬高自己呢？这难道是大臣君子的行为吗？黄公听后说：你这样勉励我，确实是对的；但难道是我自己能够做到的吗？圣明的天子聪慧睿智、文治神武，超过古代帝王。股肱群臣济济一堂，在太平和谐的朝廷中彼此契合。我虽然没有才干，却何其幸运能够参与这样的千载盛会？只是我独自蒙受庇佑，却长期缠绵病中，难道还可以长久独享荣禄而不知道退处吗？于是黄公上疏陈明自己的情况，皇上怜悯他而答应了，并且命令病好以后再回来。黄公第二天入朝谢恩，皇上赐钞万缗，命兵部供给驿站船只。又过一天，他入宫辞行，皇上再加赐万缗。既不强迫他承担困难，又不舍弃旧日的臣子，陛下仁义两方面都尽到了。于是朝廷上的文武大臣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儒者的荣耀；而士奇却不能不有所感慨。太宗皇帝刚即位时，选拔七位文学之臣侍奉左右，任用优厚，黄公和士奇都在其中。仁宗皇帝继位时，七人中不久便有五人不在了，太子宾客豫章胡公以病引退，其余四人的任用和待遇都很优厚。如今皇上继位，一切遵循祖宗旧制，优厚任用这四个人；黄公【缺】又以病引退。四个人中，士奇年龄最大，又疾病最多，既不能对当时有丝毫补益，只能在士绅之间徒然庆幸。看见黄公离去，难道能没有惭愧吗？黄公今年刚满六十岁，上有九十岁的父母；如今归乡后没有其他牵累，可以每天享受天伦之乐，精神愉悦、气色旺盛，恢复健康安和是必然的。这样看来，皇上的宠命，黄公难道能够最终忘记吗？赠行诗共有九篇，内容主旨并不相同，其中与我的意见相同的约有三分之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赠陕西二宪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五人、四人、九篇〕 皇上凭借至仁之德治理天下，大概希望天下人都能得到自己所应得的生活。有时听说某州某县发生水灾、旱灾、疾病、瘟疫，成为百姓的祸害，便急切地谋求拯救、抚恤、安定和使百姓获利的方法，同时告诫勉励当地长官，使他们尽心办理。去年因为关陕【缺】灾害，特命文武大臣前往安抚，又下令免除已经拖欠的债责，停止【缺】，并从内库拨出财物迅速前往赈济。这是天地般的恩德。上位者能够尽知下位者的情况，是因为有县、郡和方面大员替他上报；这三者中有的不能做到，便有御史台举奏上报。如果御史台还畏惧顾忌、迟疑徘徊，下面百姓的实情最终还能让皇上知道吗？三山人林懋弘近来任御史台长官，一向以百姓中有人用危险的话相告，便聚集【缺】惊惧，认为将有不可测的祸患。后来【缺】到皇上面前，皇上亲自盘问他；上天般明察一切，只听了片言未尽，便迁怒消释，恢复他的职务，并且告诫他说：从今以后，只管尽意陈说百姓的隐情，不要有所疑虑畏惧；如果不说，反而要治罪。这如同日月般明亮。因此如今做臣子的，应当努力体察圣上的心意，唯恐来不及，哪里还能再有顾忌迟疑的念头？陕西宪副鄺埜、宪佥王恪，都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偶然以旧交身份来拜访我，说到陕西百姓，都忧伤地想有所陈说。二人已经接受命令重新任职，来不及陈说便离去了。

译两人都是由进士出身而任御史，有立身立业的志向，也有廉洁的声誉，正是士君子所期望、普通百姓可以依靠的人。于是翰林侍读李时勉、钱习礼联合能够作诗的人，为他们的出行作诗相赠，并嘱托我作序。我不自量力，恭敬地叙述皇上的恩德来为他们引导。二位也一定要努力有所振作啊！陕西的藩司、按察司听到这些话，也都要努力有所振作啊。○《西涧集序》我的朋友熊敬方先生，为人旷达和厚，立志于惠及万物；品行上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实行道义十分勇敢；学问广博，通晓各部经书，尤其长于《春秋》，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也都贯通。文章写得宏伟雄健、辨析广博，如行云流水，而根基在于义理。起初他居住在乡校时，方圆数百里的郡县中有志于求学的人，都背着书箱跟随他，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京师。等到进入太学，太学生都趋附于他的声望。当时司业吴漙先生主持学政，严肃方正，对所推许的人很少，唯独敬重礼遇敬方。他称赞敬方，说他曾在应天府乡试中举，名列《春秋》科第一。礼部会试虽然没有考中，但跟随敬方学习的人参加考试，往往都能高中。他的儿子槩已经登第，任监察御史，而敬方仍列名太学生。仁宗皇帝在东宫时听说此事，嘉奖叹赏，从此日益奖掖任用槩，而敬方的文章声名在当时更加受到重视。然而他最终没有获得一官半职来推行自己的道义，人人都替敬方惋惜。槩历事三朝，多次担任显要官职，如今任都察院右都御史；他在爱护百姓方面所表现出的实际功绩，正显著而未有止息。槩的道，就是他父亲的道。朝廷向大臣推恩，褒扬其先人，便按他儿子的官职追赠敬方，又以此为敬方的荣耀。唉！从前何蕃居住在太学，太学生都推崇歌颂他，不敢把他和普通人同列；上至祭酒、司业也都推重他，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俸禄。敬方难道就是今天的何蕃吗？苏明兄弟父子当时都有文名，而苏明允老成挺立，当时号称老苏；他的官位最终并不显达，直到儿子显贵才得以进身。后来敬方的遭遇，难道也是今天的苏明允吗？何蕃因为韩退之，苏明允因为欧阳永叔，都终于没有泯灭。只是想到我的言语不足以使敬方不朽。然而如今深知敬方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所以为他所著的《西涧集》作序，使世上阅读它的人知道他的为人大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梅花图诗序》礼部尚书泗州人金公过去得到一卷《梅花图》，非常喜爱。已经请善于作诗的大夫、士人题诗咏赞，又请我作序，打算在公务闲暇时观赏自娱。梅花，是植物中最清雅的。它常生长在山溪林谷之间，那些隐逸之人和有韵致的士人栖息在荒寒空旷的水滨，借助它来寄托幽独闲静的情趣。如今金公是国家大臣，职务重大而繁重，早晚勤勉不息，谋划政务尚且没有空闲，难道还会有闲暇在这里寄托心意吗？然而古代的名贤君子，身居高位、承担重任，虽然每天都竭尽才智思虑天下国家的事务，心中却从来没有不保有幽闲淡泊的情趣。大概不会因为自身尊贵富有而有所改变。何况梅花生长在冰霜严寒、百花摧败之后，洁白地保持孤独的芳香，一点尘垢也不能污染它，几乎可以和贞洁独行、超拔于流俗之外的士人相比。它和君子的心意相契合，当然应当使人赏玩陶醉而不能停止。但我认为金公喜爱它的原因，又未必只在这里。天地孕育万物，开始于春天；万物承受春气而生，没有比这种植物更早的。大自然的生发孕育，最先就在这里显现。因此懂得道的君子，常常由此深入观察天地的仁爱；何况金公担任春官大宗伯，辅佐圣明，顺应时令使万物生长呢？体察仁德、长养百姓，是金公的心愿，也是大夫、士人对金公的期望。于是写下这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溧阳史氏族谱序》溧阳人史仲和甫曾经命令他的儿子史常续修《史氏族谱》，又命史常来请我作序。史氏世代相传是周太史佚的后代，以官职为姓。然而郑渔仲的《通志略》说：‘周代又有史兴，晋国有史苏，史□□；赵、楚有□，卫国有史鳅，他们都以史为姓。又有太史氏、内史氏、左右史氏，也都掌管史事，大概并不只是太史佚一支。’溧阳史氏的后代，难道一定有自己的依据吗？溧阳史氏出自汉代史恭，其先祖最初由鲁国济北迁到京兆杜陵。史恭的三个儿子高、曾、玄，都因外戚身份封侯。史高的儿子史丹，屡次受封为武阳侯。史玄的儿子史任，史任的儿子史习，史习的儿子史崇，都承袭平台侯。史崇在建武年间屡次升任右将军、青州刺史、冀州刺史，因军功封为溧阳侯，于是便在封地居住。这就是溧阳史氏的开始。唉！史氏的功德流传久远。汉代时，史恭及其母亲贞君，在宣帝处于危急未定之际保护、抚育他，最终扶助危局、挽救倾覆，建立了伟大的仁义功业，哪里是平常外戚中的贤人可比的呢？盛大的德行必定享有百世祭祀。自从他们居住在溧阳以来，已经一千四百年，子孙日益兴盛；贤能而显贵、忠心存于国家、德泽施及百姓的人，历代从来没有断绝。

译溧阳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尊崇祭祀史氏，祠宇高大矗立，祠堂四周也都是史氏族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家族原来已有族谱和庆传录，如今便依照它们续修。前面编制谱图，用来记载世代次序；后面编制谱录，用来详细记载仕宦、葬地和婚娶。只依据自己知道的记载，对不知道的便空缺不写，可以说是恭敬谨慎而不苟且。由此推想仲和甫尊祖敬宗的心意如此深厚，他本来就是史氏的贤子孙；而史常考中进士，任行人，九年后升任建宁知府，如今正显著地被时代任用，难道又将使他的宗族更加显达吗？史氏的恩泽，大概还没有止尽吧！还没有止尽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四百年〕 ○《送萧省身诗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河南布政使、我的朋友萧省身，因为处理事务在京师停留了几个月，将要回去。平素与他交往的人看重这次离别，便共同仿照古乐府作歌诗赠给他。而我尤其看重同省身的离别。古代君子，器量和学问一同增长。因此他的内心安静而虚明，所持守的端正而恭敬，所发出的行为公正而宽恕。内心安静就有所涵养，虚明就没有自我成见，端正就遵循正道，恭敬就践行礼法。公正使自己和他人之间没有隔阂，宽恕能够完全体察万物和人情。而且他的浑厚宏博的气度、从容谦逊的风采，使人望之深不可测，效法他又难以赶上。谁不羡慕仰慕而愿意亲近他呢？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子具备这些品德，他的朋友曾子称赞他说：‘有如没有，实如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曾子处处要求自己，难道只是空自羡慕、喜爱并称道颜子而已吗？后世如黄叔度，大概接近颜子。当时和他交游的人称赞他的胸怀浩大，如同千顷池塘；又说：‘几天不见黄生，鄙陋吝啬的心思又萌发了。’如果不是曾经得到熏陶感染的益处，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省身见识明达、才华【缺】、胸怀端正清洁，恭敬温和而宽厚包容，没有人能够窥见他的境界，大概可以说接近今天的黄叔度。他和我交往二十多年，始终如一；无论地位贵贱、处境顺逆，都看不出他有丝毫不同。我和他相处，常常因此反省自己。这样一来，同他分别时，感情怎么能够停止呢？士人如果没有器量，就无法承担重任、成就长远事业。能够承受百川汇入的，是江海。因此自古以来的名臣，都具有伟大的器量和宏阔的胸襟，然后才能使功业光大、声誉树立，而不是内心浅薄、容易动摇的人所能做到的。我对于省身，也已经能够预先判断他的前途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行诗序。○《赠蒋主孝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太医院判、仪真人蒋公，是一位儒者。他学识广博而且有文才，操守清正而崇尚雅正。我和他往来二十年，多次到他的静学斋，他没有一次不置办酒席、以宾客为乐。客人与蒋公分东西而坐时，他的四个儿子依次站立侍奉，神色十分温和，仪态十分恭敬。客人喜爱他们，询问蒋公给他们取名的用意，名字分别是‘主善’‘主敬’‘主考’‘主忠’，由此可以知道蒋公爱护教育儿子是有道理的。前两年冬天，我和蒋公一同侍奉太子，从南京入朝。蒋公年纪已经七十岁，常常半夜起身，裹着皮衣上马，顶着北风，奔驰在冰雪道路上。当时主敬随行，每次下马到驿舍，主敬一定先到，铺开布席，在上面摆好酒菜和红炉；蒋公一定要拉着同行的人一同前往。主敬左手托盘，右手捧酒杯跪着进献，下面直到随从人员，无不受到周到招待；大概是不让蒋公有一丝一毫在道路上辛苦的感觉。到了北京，居住在一间宽不过寻长的房屋里，但房间幽静明亮、清爽洁净，细小尘埃也进不去；书册、琴瑟、图画、酒器等物具备，蒋公没有一天不和宾客欢乐，而使他获得这种快乐的人，就是主敬。过了一年，主孝来到；凡是为父亲营造奉养之乐的事情，都和他的兄长一样，而从他的举止言语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使人尤其喜爱并愿意亲近他。蒋公的儿子为什么都这样贤良呢？然而学习圣道是没有穷尽的，学习越努力，品行就越进步；侍奉父母是实行道义的第一步。由此推开去，所要侍奉的人更多，道路也更长远。作为蒋公的儿子，难道可以就此满足吗？应当广泛求取圣贤典籍中的方法，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的才干。何况蒋氏先人的德行深厚，蒋公又继承了它，后代也应当继续有人继承。主孝如今奉父亲之命回南京，他父亲的朋友胡敏德嘱托我赠言，我也是他的父亲的朋友，所以推究他德行的根本，对他寄予长远而重大的期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二年〕 ○《刘氏倡和诗序》我的朋友刘仲良甫，他的儿子刘咸任河南按察佥事。在授衣的月份，刘咸思念父母在故乡，不能亲自察看他们冷暖，便买来棉絮寄给父亲。仲良甫收到后，高兴地作了一首七言近体诗给刘咸看。他描写情感、体察事物，和平含蓄而细腻委婉，大概是领会了《诗经》所说止于礼义的道理。太子少保金公以及翰林诸学士中有几个人依韵唱和。刘咸汇集起来给我看，请我作序。唉！世俗中做父兄的，子弟有幸得到一官半职，便依仗声势，放纵贪得之心而没有满足的时候，哪里还有空闲计较礼义？仲良甫卓然不被流俗污染，不是懂得道理，能够这样吗？从前邵阳文忠公的侄子通理在广西任官，想买朱砂奉送给文忠公，文忠公写信答复说：‘我不缺少这种东西。你在官府任职，应当守住本分，怎么能购买官府中的物品？’苏文忠公看到这封信，感叹说：‘人只有考察他私下的行为，才能看出真伪。’这就是欧阳公家中的书信。仲良甫这首诗，不正是私下写给儿子看的吗？世人往往说古今人与人相距遥远，难道这是正确的话吗？而诸位唱和者的心意，难道与苏公的感叹不同吗？希望刘咸努力设法来称扬贤父的志向，并由此类推推广开去。○《赠太医院判蒋用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赠给太医院判蒋用文的序文 永乐二十年春，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公病情日益严重，礼请太医院判蔣用文为他医治，几个月后便痊愈了。袁公感激他的德行，既丰厚地酬谢他，又认为如果不写文章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请我士奇执笔。大概我曾观察世上那些爵位高、俸禄厚的人：他们有求于别人时，不衡量事情的轻重，往往自恃尊大，颐指气使；而怀有才艺能为的人，面对别人来求取时，也不估量事情的缓急，常常自重身份，固守不施。这样彼此不肯退让，也不能互相成就，二者大概都失当了。如果求助的人忘却自己的势位，以礼相待；应求的人又因对方真诚而感到喜悦，把行道济世放在心上，那么双方一定能够相得益彰，互相成就。袁公为人温和谦恭，以礼对待士人，凡是别人有德于他必定报答，并且有始有终，讲究信义；他从未有一丝一毫凭借自己的富贵而自大。这足以看出太平盛世公卿的厚德。用文医术精通医理，志在急切地救济世人；不因对方富贵或贫贱而有所不同，也不因事情艰难仓促而随便懈怠，只看施治是否有效，并不计较人们是否感激他。这又足以看出仁人君子的胸怀。如此看来，他们能够相得益彰、互相成就，难道是偶然的吗？然而袁公作为国家大臣，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得到安适，上可以为国家增加倚重，下可以成为众人所仰望的人物；这样的功劳，难道可以用寻常标准来评论吗？因此，袁公的酬报和用文所接受的报答，都合乎义理，我怎能不高兴地谈论并乐于传述此事呢？《东里文集》卷之七 ●《东里文集》卷之八 序 ◆序 送郭公绪任贵州佥宪序 送贝秉彝任知县回东阿诗序 萧自诚先生庆寿诗序 送刘给事中巡抚山东序 龙潭十景序 送杨太常归省诗序 送陈赏序 禾溪乐氏族谱序 送刘子敏序 黎氏唱和诗序 送胡敬方序 送族孙朋远任训导序 中溪八景诗序 送学士李君诗序 ○送郭公绪任贵州佥宪序 公绪是永乐十年的进士。第二年，选授陕西按察佥事。一年多后，前任佥事因连累获罪而被宽赦回来，公绪改任浙江。又过了一年多，他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改任广西。一年之中，广西原来的佥事也因连累获罪而被宽赦回来，公绪又改任贵州。他每到一处，坐席还没有暖热，但开通敏捷的才干、素来受到重视的声望以及廉洁的操守，已经到处得到称誉。虽然往来动辄相隔万里，行囊中没有百缗钱的资费，只有瘦弱的童仆和瘦马，疲惫不堪，却始终怡然自得。如今将前往贵州，即使那里有深山长谷、蛮溪獠峒，荒远偏僻而简陋，没有文物景观，也没有宾客游乐，也一定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何况贵州偏处一隅，且作为郡县尚未多久，征调稀少，官吏百姓相安，除了必要的约束检查之外，公文简少，不烦扰民众，不施行笞杖，公堂清静空闲，胸怀清澄爽朗，本来不会扰乱他原有的自得。如果利用空闲，把心志用在古代君子的道路上，努力追求达到那种境界，那么他的成就谁能阻挡呢？我知道公绪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的朋友清江人胡士琏，历仕四十年，淡泊自守，始终不变；他保持布衣时的本色，安静坚贞而有操守，宽厚和平，是当今卓越的老成之人，我曾以兄长之礼敬重他。如今胡士琏担任公绪同僚的长官，公绪早晚与他相处在一起，我又知道公绪将会从中受益。大概朋友的辅助和熏陶渐染的助益，是古代君子从不废弃的。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公绪赴任的文章。○送贝秉彝任知县回东阿诗序 皇上即位以来，任用科举来汇聚天下贤才并加以选拔任用。到现在已经历八科，其中只有甲申年所选取的人最多。当时考察洪武乙丑科，录取了四百七十人，分派到京内京外各个职位；其中贤能和才华有声望的，多以高深文章和博大学问任职近侍，以通达的才干和高雅的操守辅佐六卿，以宽厚廉正的品行担任方面大员，以仁厚和乐的德性治理郡县。人才济济，尤其郡县得到的人才更多。贝君秉彝，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秉彝如今任兖州东阿县令，声誉洋溢于齐鲁之间，并传播到四方。即使古代的卓茂、鲁恭，遇到这样的政绩又怎样呢？我曾经经过东阿境内，见到那里君子和小人谈论他。君子谈到秉彝的德行说：“这是我们的贤大夫。”小人谈到秉彝的政绩说：“这是我们的仁慈父母。”这难道是凭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秉彝治理东阿，以廉洁自守，以公正施政，并且宽恕仁爱百姓如同爱自己的孩子，办理公事如同治理自家事务，表里始终只有一片真诚。他在东阿任职以来，没有一年收成不好，也没有百姓生活供给不足；百姓出力来共同缴纳公赋，从未有拖欠的。任满九年，考核成绩为最，应当升入朝廷，但他顺从百姓的请求，增加俸秩后仍回任原职。凡是治理百姓而能得到民心的人，上级没有不知道并不优待他的。要使天下百姓安定，关键在于简选守令，而守令尤其直接亲近百姓。守令如果不能廉洁，本来就是百姓的蛀虫；如果仅仅廉洁而不能宽恕，也未必不是百姓的祸害。如今像秉彝这样的守令，实在少见。他这次回去，同科中升迁的人相继赠诗，表达离别之情，请我作序。我虽然只是刚认识秉彝，但早已听闻并了解他的为人，所以不再推辞。○萧自诚先生庆寿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