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里文集卷之一

译孔子的道出自上天，并且能够补助上天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成就万物、辅佐天地，以及区分等级、建立防范的功夫，必定要依赖圣人。《尚书》说：“只有他能够辅佐上帝，使四方得到安宁。”封人说：“上天将要把孔子作为木铎。”上天降生圣人，一定是要让他承担使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承担的是推行道的使命；孔子承担的是阐明道的使命。所谓道，大到上天秩序的安排，小到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是要依赖外物才存在的。道既然由孔子阐明，后来如果有圣贤出现，就能够凭借它来赞助上天护佑百姓的功业，使其无穷无尽。因此自周代以后，两千年间，做君主的知道崇尚仁，做臣子的知道崇尚敬，父亲知道崇尚慈爱，子女知道崇尚孝顺，夫妇、长幼、朋友也都知道各自应当崇尚什么。至于知道喜爱善、憎恶恶，知道尊贵王道、鄙视霸道，知道尊重中原、把夷狄视为外族，这些全都是孔子的功劳。若没有孔子，这种道不是几乎要熄灭了吗？道一旦熄灭，百姓不是几乎要变成夷狄和禽兽了吗？自汉代以来，历代君主都知道尊崇孔子，厚待其礼仪，尊重并采用他的教化。我□朝，以君主和老师治理天下，一切都遵循孔子的道。内至京师，外至府、州、县，远至边疆，都建庙祭祀孔子，给他戴冕、穿礼服，面向南方而坐，把他同王者一样看待；春秋两季举行祭祀，规格同社稷祭祀相等，这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守令承接政令、宣扬教化，有恭敬的，也有怠慢的，于是他们的治理也随之有张有弛。金华县在郡城之下，正是吕成公、何文定、王鲁斋诸位君子的乡里。永乐壬寅年进士番禺人郭瑛来担任县令，恭敬地遵循圣德，专心致力于教育。到第二年，士人信服他的作为，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县治东北二里处有学校，甲辰年夏天，巷中居民没有防备火灾，火势蔓延烧毁了学校房舍，逼近礼殿，风势猛烈、火势炽烈，人们都无计可施。郭瑛拜伏叩头，竭尽诚意祈求神灵，神灵立即响应，转变风向、熄灭火势，礼殿和东西两廊没有烧毁，独独完整保存下来。他巡视礼殿，发现木材年久，日益破败，应当拆除重建，便开始向众人说明。正好□诏令有关部门修整祭祀典礼和祠庙，县人趋向义举，都愿意出力相助。于是择定日期开工，因旧址增建新的大成殿和东西两廊，修饰圣贤塑像，前面建造重门、讲堂、斋舍、厨房和仓廪，四周修筑围墙，全都重新建造，比旧有规模更加宏大。于是县令率领学校诸生举行释菜礼，而教谕李和担心县令及乡人好义者的功绩湮没，便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又请中书舍人陈景茂写信请求我记述工程完工之事。尊崇先圣以整饬教化，是治理百姓的首要事务。多么幸运，竟有贤明的县令能够切实推行这件事！又多么幸运，成公等诸位君子的德化深深浸润了当地人的心灵，以至于他们如此容易奋起相助！唉！本地的俊秀来到这里游览，一定会上到孔庙，在深沉肃穆的气氛中，保持面对圣人的诚敬之心，邪僻的念头便不会产生；退回学校，诵读思考，保持仰望钻研的志向，增进修养的功夫便不会停止。长久积累这种习惯，德性每天更新，学业每天扩大。在家能够继续前代贤人的光辉，出仕能够承担国家治理太平的责任，这或许才不辜负贤县令和贤父兄们的盛意吧！这项工程由县令主持，出资相助的是县中士人朱士真等人，负责筹划的是老百姓刘某。工程始于洪熙元年闰七月某日，完成于这一年某月某日。至于学校最初的创建以及后来改迁的缘故，前人已有记载，这里不再叙述。《丹桂楼记》五云洲的东面，距离泰和、万安两县各一舍半，那里叫作学堂里。这个里最大的家族是萧氏，他们的先祖从吉水的虎溪迁来，世代都有读书和行义之人，受到乡人的敬重。虽然没有特别显赫的人物，但他们交游、通婚的对象大多是显贵之家。家中有一株丹桂树，没有人能考察出是谁种下的，里中老人一代代相传，说已有一百几十年。它的枝干盘曲偃伏而高耸，凌越霄汉，俯视日月，远望苍翠，像垂挂在天空的云。秋高气爽、风清露洁时，花朵盛开，香气浓郁，十几里外都能闻到。萧氏的老人们利用闲暇，带领族人在树下聚会取乐，老少都在，铺设席子，陈列酒食。年轻人依次捧杯祝寿，完毕后便拱手侍立，听长者训诫教导；欢乐融洽到了极点，礼仪法度却不改变，每年通常举行一两次。到了元朝末年兵乱之时，天下沸腾，萧氏的老人都已去世，壮年和年轻人也都四处迁散，高大的房屋荡然无存，丹桂树也被火烧死了。虽然枯根还隐约留在倾颓的墙垣和荒废的地基之间，但生机已经全无，这样已经□年久了。萧氏的俊彦孟常独自深切地怀念这里，想道：这是我祖先居住的地方，我难道可以离弃它而不再恢复吗？于是辛勤劳作，回到旧址，除去荒草，搬走碎石，营造房屋居住，在其中读书学道，并恭敬地修养祖先的德行。后来又建了几间楼房，与桂树相对，不久桂树的根部重新萌发新芽，几年后奋力向上生长，郁郁葱葱。知情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是萧氏复兴的征兆，有人说这是萧氏科举登第的吉祥征兆。于是把楼命名为“丹桂楼”。又过了几年，孟常考中进士，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声誉显赫地崭露头角；任职九年，以政绩最优，升任浙江布政司参议，而萧氏的显达□也因孟常而更加兴盛，桂树也真是有灵异了！家族的盛衰固然取决于气运，也一定有人的作为在其中起作用。大概善德能够招致和气，凡是邻近的事物必先得到这种气，所以也随之盛衰。田氏的荆树兄弟分开便憔悴，合在一起便重新荣盛，这就是证明。田氏凭友爱，萧氏凭孝道；孝友施行于家中，正是家族兴盛的原因。孟常将要赴浙江任职，请我记述丹桂楼。杨某与萧氏本是姻亲，我又同孟常做官往来十多年，因此替他写下这篇记，并进一步推究他家兴盛的原因，用来示意他的族人子弟，使他们都努力。《务勤堂记》

译江夏人邓真，字存诚，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历经八年升任山东按察使，并把自己退居休息的厅堂命名为“务勤”。因为我同他是旧交，他请我写明取这个名字的缘故，以此自我警戒。他说：“我的学问不足以穷究大道，才能不足以成就政务，只是圣明的天子不因为我不行，仍把一个方面的事务交给我罢了。御史的职责，是寄托纲纪的□□。山东是古代齐鲁之地，凡是我所治理的守令所辖区域，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域广大，百姓众多；人民的安乐与忧患，治理的成败，都是我应当尽心研究的。我将凭什么称职而不受讥讽牵累呢？只有日夜战战兢兢，害怕自己不能胜任罢了。我又私下思量，良马一天能跑千里，像劣马一样不停地跑，十天也可以到达。我的能力低劣，如果果真能够以不停息的诚心坚持下去，或许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吧！唉，存诚可以成为坚定志向的人了。”我曾考察过上天的运行吗？太阳一天运行九十多万里而绕行一周，第二天又照样运行，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因为它健行不息。《乾卦》的象辞说：“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大概就是效法上天的刚健来勤勉自己。学习如果不勤奋，就不能达到大道；治理如果不勤奋，就不能取得功效。所以自古以来，大臣君子对于爱护君主，必定进献使君主不贪安逸的言论；对于侍奉君主，必定亲自实行不懈怠的行为。孔子对于求学者询问政事，也有不倦怠的教诲。天下一切事情，都在于意志坚强、努力实行，而根本在于首先确立诚心罢了。《传》说：“诚心没有止息；不止息，长久以后就会显现成效。没有诚心的确立，却能达到长久并取得成效的，从来没有。”存诚大概可以成为坚定志向的人吧？回想三十年前，我同存诚等三四个人在沙羡偶然相逢，彼此在读书、谈诗论道之余，纵情游览：有时登上大别山俯视江汉，有时驾一叶小舟游于南浦、赤壁之间，凭吊古人的遗迹；有时登高远望，在落霞飞鸟之外眺望洞庭、云梦，倚着长剑清声长啸，舒展胸中浩然之气。回想他当时所得，大概是富贵贫贱、忧患没有一样能够困扰他的内心，他放达闲逸到这种程度，又哪里有空闲专心于勤勉呢！如今幸而遇到（前有逸文）中书舍人陈景茂请求我为此堂作记。邓存诚先在永乐四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通晓法令的意旨，清正的操守令人敬畏。仁宗皇帝在南京监国时，十分器重他；他历任大理寺、都察院、刑部的署理职务，都有能干的声誉。他升任江西按察使时，治理政绩尤其多；自从获得俸禄，便迎接母亲来奉养，爱护和敬重都做到极致，母亲非常□他。因为他早先同我有交往来往，我知道他能够尽孝；他所做的这些感人之处，并不只是居丧期间才如此。这座楼大概将要在远方也有声名了吧。楼有若干间，前面临着縠水，后面依靠椕峰，占据兰溪的胜景；在颜孝子群鸟帮助安葬的地方，与这里大概遥遥相望。《翠筠楼记》吉水的东面、桐江的上游，那里竹子很多，村里名叫竹溪。村里的望族是罗氏，罗氏的杰出人物有个叫同伦的。他尤其喜爱竹子，建了几间楼房，四周种植了几千竿竹子。年深日久，竹子繁茂兴盛，于是把楼命名为“翠筠楼”，以表明自己的喜爱。罗同伦的族父、翰林侍讲汝敬请我为它作记。汝敬说：“春日景色融和晴朗，秋天气息清澄透彻，八面窗户洞然敞开，天风徐徐吹来，竹林郁郁葱葱，仿佛青云，飘荡起来又像苍色的飞雪。俯身观看，浩浩荡荡，如同翠绿的波涛在鞋履之下摇荡；坐着倾听，声音嗈嗈作响，如同金石在席外和鸣。至于凉月当空的夜晚，竹子像展开凤羽般翩翩摇曳；冰雪清晨，竹子挺立如琅玕，独自秀出，这些都是楼中的佳趣。闲暇时登楼，大概能使人的胸襟清朗，万般忧虑不能侵入，超然仿佛走出尘世，站立在尘埃气氛之外。”我说：“确实值得快乐，但如果没有潇洒脱俗的资质，又哪里足以谈论这种快乐呢？请问同伦，他有脱俗的资质吗？”高台广榭，嘉木茂密，鲜花灿烂，香气芬芳，管弦歌舞，每天聚在一起尽情宴饮，这是豪奢之人所崇尚的，也是世俗之人所趋附的。他们固然自以为从中得到快乐，然而往往早晨还荣盛，晚上就衰败，不能在片刻之间稍作停留。至于看待这座楼，虽然四季寒暑、凉暖各不相同，却都能从中得到快乐，难道仅仅是清雅与浑浊相差很远吗？同伦大概有不同于众人所崇尚的地方吧？或者说，君子所崇尚的事物，不在耳目所感受到的意趣和适意，而在于它的德性吗？竹子内空外直，刚强而自然舒展，柔韧却不弯曲，有萧散、宁静、幽深的意味，没有华丽奇诡的外观。经受夏日炎热仍然清凉，傲对严冬反而更加坚劲；这种德性正是君子所崇尚的，而同伦的志向也一定在这里吗？罗氏是本县的旧家族，最初从印图迁到桃林，又从桃林迁到竹溪。我听说宋代有个号称竹谷老人的人，是高尚而超脱世俗的士人。他的儿子大经，以及他的弟弟应雷，都是理宗朝的进士。大经著有《鹤林玉露》，流传于世；罗氏的文献，代代都有足以考证的东西。总之，罗氏崇尚竹子已经很久了。同伦是竹谷老人的九世孙，在鹤林之后为第八世孙；他所崇尚的，大概是有来由的吧？所以我推究根源，为他写下这篇记。《退思斋记》

译少师、吏部尚书、蜀郡蹇公把自己燕居的书斋命名为“退思”。有人说：蹇公历任多朝辅佐之职，骤然升至一品，俸禄丰厚而地位尊崇。天下士人奔走在他的门下，仰望他的余光，遥远得不可企及。这样还为什么要退居思考呢？□唉，这正是君子有所思虑的地方。君子思考的是尽到自己所能，和外界有什么关系呢？蹇公以进士身份侍奉太祖皇帝，早晚近侍十多年；后来始终侍奉太宗皇帝、仁宗皇帝，担任六卿之首，进而位列三孤。三位圣主在上，对他了解深、信任厚、任用专。如今又遇到明圣之主，像三位圣主那样信任他，而天下人也都对蹇公寄予希望。现在士大夫贤能与不肖的鉴别，首要执掌事务者能否任用和黜退，都由蹇公掌管。国家有重大政务和议论，关系到宗庙社稷和百姓生民的重要事情，也都由蹇公参与，希望一切都能达到善治。能够不思考就做到吗？古代大臣君子如禹、稷、皋陶、伊尹、周公，他们所思考的，上对君主、下对百姓，都是公职所在。蹇公难道可以独自没有思虑吗？退居时思考治理之道，入朝后把它施行于政事，一定要使天子的官职没有缺失，各级官员没有旷职，五典得到修明，各项法度端正，阴阳和谐，四时顺序，四海安乐，没有一件事物不能顺遂，这样或许才算尽到我的职责，也才可以符合明主的德意和天下人的□。” 否则，哪怕有一件事没有做到，就是我的职责没有尽到。所以即使在安闲居处、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仍急切地从内心寻求答案而没有片刻闲暇；这是因为大臣君子把天下的事务视为自己的责任。宋代鲁简肃担任执政时，把他的私室题名为“退思岩”。他的志向大概同蹇公相同。当时称赞鲁简肃正直，又称赞他忠实可靠、可以担当大任，这一点也同蹇公相同。若说遭逢□□□，俸禄长久而丰厚，那么这是蹇公拥有而鲁简肃所不及的。蹇公岂不是应当更加心怀忧劳、不能在心中停止吗？蹇公从开始做官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把全部才智和思虑都用在职务上，常常担心来不及；而他主持议论、持守约束，仍恭敬谨慎，始终不改变平民时代的样子。地位越升高，德性越深厚，名望越加尊重□□。如今的老成之人，还有谁能比得上？国家有这样一位老成之臣，来作为百官卿大夫遵循的典范啊！士奇在朝廷任职，跟随在蹇公之后，了解蹇公的心意，偶然承受蹇公的命令写下这篇记。回复蹇公以后，又写下这些话来勉励自己。《朴斋记》永嘉人郭文通精通绘画，侍奉太宗文皇帝时，皇帝曾赐给他名田。郭文通恭敬接受命令，退下后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朴斋”。“朴”大概接近“纯”，“纯”是从□的意义说，“朴”是从质朴的意义说；由朴而达到纯。绘画之事从唐尧、虞舜时就在经典中出现，大概是具备五彩的施用，是技艺中最有文采的。单一而不杂叫作纯，用在人身上就是至诚的德性。圣明的意思，难道是想约束人们，使他们恢复到太古时代无事无为的状态吗？三皇五帝以前，断绝机巧智慧，远离巧饰；到了夏、商，仍然崇尚忠厚质朴。到了成周，文饰兴盛，大概形势自然如此。圣人难道不想长久实行古代的道吗？孔子说：“如果要采用，我就跟从先代。”他的意思可以看出来了。这也像百姓刚出生时，赤子之心纯真而没有虚伪；长大后欲望发动，私心杂念一天天增加，原先纯真无伪的心也一天天丧失。所以孔子的教诲，也是要使人恢复本初罢了。“纯”这个名字，同绘画“先质后文”的旨意相同；文皇帝的心意，也就是孔子的心意。本来是希望天下都形成纯朴的风俗，百姓都具有诚实厚重的行为，更何况身边供奉的臣子呢？郭纯能够敬谨承受圣人的训诫，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居处；他大概是希望自己早晚起居都体现这种□诚实的行为，不使一息之间有所间断、一件事情有所违背，以此仰承文皇帝的心意而不辱没“纯”这个名字吧？他是有这样的志向吗？□，作为朴斋，必须以忠信作为根基，以静正作为屋宇，以淡泊作为门扉，以简约作为窗户；摒弃浮华奢靡的玩物，谢绝矫饰虚伪的交游，抛开炫耀智巧的事务，守持诚心、专一不二，顺任自然，这样就可以了。努力做到名副其实，配得上“纯”。郭纯为人和厚、明敏，自永乐初年□至后来，被提拔为营缮所丞。皇上继承大统初年，升任阁门□。洪熙元年三月记。《永思堂记》永乐甲午年冬天，我同王邦彦司直、张伯原和刘允恭两位司谏，从北京回来。傍晚出了文明门，取道通州，登船。当时北风凛冽，天气严寒，我们几个人并马缓行。伯原的侄子时贵骑着一匹马，带着四五个僮仆，装载着丰盛的食物和酒，追上我们后，就在路旁百姓家设宴饯行。大家斟满酒杯痛饮，时贵侍奉他的叔父和宾客，神情愉悦而十分恭敬，唯恐不能让大家尽兴。第二天早晨走到河边，河水已经结冰，于是商议改走陆路。时贵留下侍奉我们几天，为我们置办行装。我们三人此前都不认识时贵，一旦相遇便彼此爱护敬重，大概是因为敬爱他的叔父，所以推及到他。等到同他的叔父告别时，他依恋不舍的情意感动了身边的人。我们这些人都私下感叹此事；从他对叔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侍奉父母的情况了。后来听说他家有一座永思堂，伯原告诉我：时贵当时年仅十三岁，他的父亲应当戍守辽东，年老而且有病不能出行，时贵便挺身而出请求代替父亲。刚出发时，路旁观看的人怜悯感叹，说这个孩子这样孱弱幼小，却要冒着艰辛，随军服役到万里海外，哪里知道他将来能不能立身呢？等到抵达□地，四下看去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只好勉励自己立身自立；然而他胸襟开阔磊落，不肯畏缩地落在人后。成年以后，那里上下的人都爱护看重他，只有他的心从来没有一天不在父母身边。后来他调到淮阳，每天都盼望能够回去省亲；不久又调到常山护卫，如今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能徒然怀抱无边的悲痛。这就是这座堂取名“永思”的原因。我愿意为它写下文字。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天性，父母活着时尽力爱敬，去世后尽力思念，这是常情所共同具有的。春秋时代的寻常事情不入史书，然而后世有人不能侍奉父母，又有人放纵自己、违背道义，以至于危害父母。在时贵的事情上，却值得记载。唉，时贵想要奉养父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是持身谨慎、行为端正，以求不留下遗憾，这就是孝道的大节。时贵努力吧！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张氏世代居住在□广济，时贵如今寄居北京。此年十二月十六日记。《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

译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朝廷考试进士，录取马愉等一百零一人。本朝举行廷试时，天子驾临正朝，亲自出题策问。评定名次高下后，第二天陈列仪仗，传呼唱名。天子穿皮弁、绛纱袍，驾临正朝；文武百官穿朝服，分列东西两侧，传呼唱名。百官上前祝贺后，贺词说：“上天开启了文运，贤能俊杰登朝任用，士人□能够参与其中，这是多么荣耀啊！”自从设置科举兼取南北士人以来，前十□科，南方士人往往是北方士人的数倍。皇上统治初期，下诏礼部规定科举每年取士一百人，南方士人占十分之六，北方士人占十分之四，把这作为现今选用人才的定制，使南北士人一同进用，这是天下为公的办法□。这次合计前一科尚未廷试的一人，共取一百零一人，而第一名出自山东。在此以前南北士人合并考试，从来没有北方士人占据首选；有北方人夺得第一，确实从这次开始。礼部尚书臣濙说：“按照旧例，进士题名要刻石立于太学，何况如今是皇帝登极后的第一科，更应当留下制度以示后世。可以命臣士奇撰写文章。”臣士奇拜受命令后，仰思国家取士并不只有一条途径，但士人必定把科第看作荣耀，是因为天子亲自选拔他们。如今朝廷厚待科第和廷试，有名册记录以示中外，又刻题名碑以流传永久。这难道只是为了显扬他们的姓名吗？本来是希望他们成为当世所用的人才，成为实现太平的工具。士人平日勤苦学习，难道也只是借此求取名声吗？本来是要特别推行所学，把它体现在功业上，并施行于天下。姓名所在之处，使后人看见它而思考他们的立身作为，羡慕爱慕而不能停止，这是最大的荣耀。否则庸庸碌碌而没有声誉，或者实际行为同所学不相符合，后世将有人指着他的姓名来责备议论他。这取决于他是否立定志向，唉，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因此，朝廷的优良典章应当有所记录，士人的立志也应当受到劝勉。我恭敬地拜手稽首，把这些话写在题名碑的开头；当时奉命阅卷以及担任执事的臣子，列名刻在碑的背面。《宾壶堂记》翰林院检讨、莆田人黄行中对我说：他的乡里有徐氏，原本是世代读《诗》《书》的家族，居住在壶山山麓东陇里，已经延续了好几代。到了士德甫，才开始迁居黄石，大概离壶山山麓十里左右。士德甫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叫孟博，没有忘记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便和两个弟弟来到父亲所建房屋的前面，面向壶山，建了一座堂，取名为“宾壶”，请求我为它作记。我不曾认识孟博兄弟，但黄行中为人端庄稳重、谨慎守信，不轻易与人交往，由此也可以知道孟博兄弟的为人了。“宾”，就是以敬意来接待；父亲，是我自身所由产生的人；祖父，是我父亲所由产生的人；再向上推，都是我的祖先，也都是我自身所由产生的人。先儒论礼，认为立冬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大概所谓始祖，是最初出生的祖先；所谓先祖，是初祖以下、高祖以上的祖先。冬至是一阳开始的时候，立春是万物生长开始的时候，都是取与所祭对象相类的时节来祭祀。取其相类而有表达亲爱敬意的礼，那么对于自己的居所，也应当表达亲爱敬意；这是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那高高耸立的祖庙就在我面前，那么我的起居出入，没有不映入眼中的；既映入眼中，就会触动内心，使人惊惧而产生感动，肃然起敬。这种感情自然不会有一朝一夕的间隔，难道一定要等到有相类的时节以后才这样吗？我从徐氏这座堂，确实可以知道孟博兄弟殷切地尊重根本、敬奉始祖的心意。唉，平常人知道爱敬自己的父亲，对于祖父大概就有所不同了，何况再向祖先之上追溯呢？能够知道尊重祖先的人，他一定也知道尊重自身；由此也可以推知孟博兄弟是善于行善的人吧。我又听说壶山是莆田最优美的地方，是隐士所喜爱的地方，神人仙子也常常在其中出没。徐氏的祖先若有灵，他一定不会离开这里；精神彼此感应，气类彼此相通，他一定会接受他们所致的爱敬而使他们得到福祉吧。这座堂共有若干楹，建于某年某月。孟博的弟弟，排行仲的叫某，排行季的叫某，都是可以称为徐氏孝孙的人。○思政堂记 治理政事之后，把堂命名为“思政”，是为了求得把政事治理好。治理政事有一定的道理；还没有得到这种道理时，一定要从内心寻求。正当清静无事、不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心灵清澄虚静，道无不存于其中。一念兴起，道就随之体现出来。所以凡是官府，都有退处、安息休息的居所，难道只是为了消除劳累、解除疲倦吗？也是为了专一自己的心志，将要由此达到无穷的道理。广德州以及所管辖的建平县，百姓的户数有几万几千户有余，田地的赋税每年有几万几千有余，而且都在京畿之内。作为这里的长官而把政事治理好，大概很难吧！庐陵人罗坤泰任知州时，勤于政务，爱民如子，早晚察看百姓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尽心尽力去办理。州治后面有一座堂，已经毁坏很久了，于是依照旧址修葺，并加以扩建；堂宇开阔明爽、幽静深邃，喧嚣的声音和尘杂的踪迹都到不了这里，可以疏通舒展烦闷郁结，澄清心神、安定精神，从而启发灵明的智慧。公事之余，罗公便在这里用心思考政事中尚未达到完善的地方，将它命名为“思政堂”，请我作记。君子居官，对自己来说，根本在于修持自身；向上说，在于侍奉君主；向下说，在于治理百姓；这五方面是其中的要领。一定要端正自身，勉力履行臣子的职责，不使有任何没有尽到的地方；要厚待百姓的生计，不使他们有任何不足。既然希望达到这样，难道有什么治理之道是不经过思考就能得到的吗？各种事务纷纷杂陈在面前，而人的情形不同，时势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想要随着事情斟酌其情势，权衡其适宜之处，却不经过思考，能行吗？突然有了过失的举动，能够不走远就返回正道，也未必不是由于思考。入朝之后思考，出而施行；如果政事中有不善之处，就会暗中被察觉。坤泰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政事的道理了吗？坤泰在永乐戊戌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升任现在的官职，性情和厚、明达敏锐而且有志向。他任广德知州不到一年，吏部尚书蹇公奉诏巡抚经过这里，百姓中年老者二十多人到蹇公面前称说知州贤能仁爱。罗坤泰得到百姓拥戴到这种程度，不正是因为得到了治理政事的道理吗？如果他寻求治道永不停止，那么百姓拥戴他，难道会有穷尽吗？况且后来继任坤泰、居此官位的人将没有穷尽，如果都寻求治道而不停息，那么百姓的拥戴又会有穷尽吗？因此我再次为坤泰作记，并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东畊记

译有位客人经过我这里，谈到东畊子的事情，说：“他居住在吴淞江上游、九峰三泖附近。他为人质朴实在，没有声色娱乐，只是勤于农事。每年春耕开始以后，每天早晨总是带领子弟，装载着耒、耜、畚、锸，前往田间播种，直到傍晚才休息。有时中午亲自担任送饭送水的事；如果有空闲，天气又晴朗温暖，就拄着手杖在田间行走，察看那些照料不到的地方。到了夏季锄草，他的勤劳也是这样；秋季收获，勤劳也同样如此。计算一年中春、夏、秋三季的日子，他大约有十分之六七在田里，把这作为常规。有人爱护他说：‘何不稍微让自己安逸一些呢？’他回答：‘我只是百姓，回头看自己没有别的才能可以补益时政，又不亲自出力来养活自己，难道等着仰赖别人供养吗？’而且他积蓄有余，每当官府下达徭役赋税的命令，必定首先赶去办理。他说：‘凡是我们百姓能够安居田里，衣食充足，没有强者欺凌、众人暴虐的忧虑，又有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快乐，这都是上面的恩赐。我既然没有办法报答大恩，又不在这些事情上尽力，凭什么做人呢？’我听到客人的话，叹息说：‘唉，世上的人，大概也有不靠自己的力量就不吃饭的了。如果像他这样殷切地想着君主和上级的深厚恩德，不敢忽略忘记，难道不是懂得根本的人才能做到的吗？假使世上做百姓的人，心中所存都像这样，风俗教化就会更加淳厚，刑罚也可以不再使用了。’ 客人听了我的话，说：“希望您把它写下来。”于是我便为他写下这篇文字。东畊子名潘民，字大本，东畊是他的号。我不曾认识东畊子，这些都是从客人那里听来的。客人是中书舍人潘谦，大概是他的兄长。○梅溪书室记 梅溪人罗宗智，字惇德，学识广博，藏书非常丰富。从伏羲直到文王、武王，从周公、孔子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从经史诸子直到稗官小说，他的书大多齐备。既把这些作为自我修养的资粮，又推广用来教育子孙以及乡里的俊秀之士，并把他藏书施教的居所命名为“梅溪书室”。他偶尔命令儿子罗敬来到京师，请求我为书室作记。道源于天命所赋予的本性，实行于日常的人伦事务之间。道所以如此的道理，都完整记载在圣贤的书中。古代的教育方法一定先要求获得知识，深入钻研而不停息；这样就能够明白本性、德行及其体用的完整意义，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逐渐达到至大至善的境地。所以求学一定以读书为根本，而书本来就不容易得到，何况居住在山林偏远幽深的地方呢？能够得到书来读，又能够得到老师，像《梅溪书室》这样，难道不是求学者的幸运吗？推究其根源，难道不是由于宗智甫的仁德吗？梅溪在泰和东南约二舍的地方，山水环抱，明丽秀美；原野田地广阔延展，放眼望去都是肥沃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能够借此使生活富足、心情舒适，没有羡慕外界的牵累；而且这里的人大多具有秀敏敦厚的资质，那么他们求学应当容易有成。前二百年，溪水东面的曾秀峰先生凭清正的文章、醇厚的德行在乡里教授，文丞相正是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文丞相不止有一位老师，但曾氏在乡里的私塾中，对他的浸润教养一定很深。如今罗氏积聚书籍来教育后人，难道不会有继承昔日先贤而兴起的人吗？罗氏一族出自清湖，因此是庐陵世家，宋代曾有人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兄长从清湖迁居梅溪直到宗智甫，大概已经七代了。《东里文集》卷一 ●《东里文集》卷二 记 ◆记 石里茅屋记 常州府庙学重修记 稼轩记 滁州重建辞翁亭记 寿征庵记 竹林清隐后记 樵雪斋记 石冈书院记 齐寿堂记 颜乐堂记 江阴县先圣庙学重建记 文丞相祠重修记 杨氏祠堂复建记 ○石里茅屋记 石田茅屋，是刑部尚书太梁赵公给自己的宴饮休息之所取的名称。士人有道，不会因为显贵富有或卑贱贫困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因为道在内，贵富、贱贫在外；内在的主宰既已确定，那么外在的一切都不足以夺取它。所以困穷不会使它减损，显达也不会使它增加。颜子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假使得到时机而施展，他的内心本来不会改变贫困居处、以箪食瓢饮自守时的状态。孟子也称赞柳下惠不因三公之位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是因为内心所守坚定到不可动摇，得到时机便可以建立功业，不遇时也可以自得其乐。不是立志于道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赵公年轻时曾以耕田读书为乐，并有志于为世所用；后来通过科举出身，侍奉太祖皇帝，任夏官属官，越级升任浙江参政。太宗皇帝即位后，征召他任少秋官，改任冬官，又改任春官，于是升为大宗伯，改任大司马。仁宗皇帝即位，殷切关注慎用刑罚，又改任大司寇。适逢历代圣主，内外历任三十多年，参与重大议政，辅佐重大政务，地位高而俸禄丰厚。按照常人的情感来看，那么从前平民布衣时所喜爱的生活，哪里还会有一丝一毫留在心中呢？然而这不是可以这样评论赵公的。赵公学识广博、见识深远，志向高远、才干宏大；推究他的内心，大概只是希望天下安宁，朝廷尊贵安稳，百姓安居乐业，边境没有战事，这就是赵公的快乐。何况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位，正谋求任用老成之臣，赵公更应当充分陈述美善的谋略来辅佐建立太平，怎么能羡慕过去的生活而违背现在的责任呢？而他平日不忘田间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没有沉溺于富贵；这种风范可以使贪婪者廉洁，使刻薄者敦厚，大概也能对士大夫的风气有所警戒。士奇与赵公同在朝廷二十多年，相互了解，成为旧交。过去赵公曾嘱托我记述他的石田茅屋，我敬重其中具有警戒意义的一点，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记。○常州府庙学重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