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见保甲书卷三】

译奉命驳回复审的案件，只需将涉及被驳回情节的相关人员提拿再审，其余人员不必拘传审讯，以免连累拖累。

译一、凡是审理案件，如果有正犯及重要证人不在本辖区的，一方面就现有犯人讯问供词，一方面立即撰写文书，并专门发函派遣差役前往守候提解。情况紧急的，一方面守候提解，一方面通报相关辖区。接到函件后，立即拘捕并解送。需要讯问供词的，就讯问出确切的口供，不能听任他们胡乱供词、含糊其辞以搪塞。如果有这种情况，责任有所归属。

一个人犯到案，已经将其年龄以及是否有父母、兄弟、妻子及其年龄供明，等到后来问罪时，如果应当留养侍亲的，仍要再次查讯，并让邻居和族人出具确凿的供词和甘结，不能只凭最初的供词作为依据。其所供的父母、兄弟的年龄，更须讯问原告或死者的亲属，确实相符后，然后写入文书附请留养，不能只凭本犯和邻居族人所说的作为定论。那些与留养条例不符的，必须在招供末尾声明因何不准留养，以杜绝在解送审讯时胡乱供词、翻供告状等弊端。

王有孚说：留养的条例，是国家法外施仁，不可冒滥。条例内捏造甘结申请留养，各有应得的处分。于是有狡猾之徒，畏惧罪责而规避，诈称亲人年老、家中丁口单弱，妄图申请留养。听审的官员不察，或者心存姑息，有意开脱。书吏差役窥知意图，因而乘机敲诈勒索。串通保甲邻居等人，附和出具甘结。在被害人家，有的不了解内情，有的不懂条例大义。既然已经由官府审办，往往不敢多嘴。上司依据甘结勘验转报，骤然难以觉察，于是得以按例声请。有人说这种事可以种下阴德？也不知道杀人的人侥幸逃脱法网，那么被杀的人就含冤地下。为生者着想，建韶说：初审时就应当查明，还有人在尚未上报之前，早就安排好的。如果州县平时稽查保甲册籍，那么凶犯的父母兄弟年龄都登记在牌册内，一经检查，百无一失。所以保甲是治理的总纲，不只是稽查各类事务而已，难道不为死者考虑吗？我认为这种事不但没有阴德，恐怕还有冥界的谴责。想要严格防范，应当在人犯到官之初，先将本犯是否有父母兄弟逐一询问。该犯没想到这一点，自然会说真话。如果初审没有立即问及，一直等到办理详文时才再追究，所供的已经不足信。那些先前已供明本不符合条例，随后又改称过继给人做后，或者增加亲人年龄的，欺诈明显，不可不察。

一府州县凡是审理过的词讼，如何判断，务必当堂晓谕，仍将断语写在供单之后。审结后即令经承将原呈诉词、禀单、判语粘卷成册，用印存在衙门。遇到有赴上级翻控，情有可疑的，发函提取案卷，当日申送阅览裁决，以杜绝压制告状者的弊端，以免多准的累赘，并省去录案的烦扰。

一、凡是审断词讼之后，务必将差票当堂缴销。还需要传唤的，唤到即销。切不可因为事情已经完结，视为无用的废票，留作不时吓唬勒索。凡是自理未结之案，除缉捕外，遇到停讼时，也将旧票缴销，等到开讼再为签发。知府审转的案件，审定时，将某人应候转解，某人回家安居，一一酌定，当堂唤齐吩咐，不得匆忙退堂，致使原被告和证人伺候打探，无赖棍徒撞骗营求，以及胥吏差役乘机需索等弊端。

△论吴中吏治书

地方长官的事务，烦杂难理，江南较多，苏州、常州二府尤其严重。而诉讼狱讼是其中的大端。大抵人多智巧，好事喜争，理亏者强词夺理，尚易辨明。或将无作有，或欲扬先抑，或想要索取先给予，官府听之，紧急时来不及详细考察，轻率喜怒，稍有失平，百姓就能抓住把柄动摇以耸动上司的听闻。迟缓时日久生变，狡计百端，不可究诘，以致一案化为数案，小事酿成大灾。预先预料其言辞，不可信；置之不理，则虚实难明。繁杂的更显繁杂，刁难的更逞刁难。只有先以镇静，继以公正，而又终于迅速。百姓知道官府不可欺，法律不能逃，事入官府，是非分明，确乎不差，那么身受者折服无言，即使闻风者也知道谎话无益，釜底抽薪，差不多接近了。所谓迅速，只在于勤。因为吴中风气最讲打点，又善于营求，夜长梦多，事久必生弊端。曾听说赴县告状，竟至二三十天尚不批出，所批仍属含糊，似允不允，应拘不拘，有拘不审，偶审不结，以至于乡民都认为告状也无益。这不是政简刑清。案牍中留一分精神，即可为百姓主持一分公理。况且官府的是非，就是乡里的从违，境内顽恶有所警惧，良善得以保存，其劝惩作用不少了。古人所谓刑罚得当，即刑罚中教化也。然而想要能如此，又在屏除应酬的心思才力。只有这么多，在浮文上多一分，即在实事上少一分。居官者能以周旋上司的心力施之于民，地方民生没有不实际受其惠的。究竟凡事莫逃乎实，动物不外乎诚。等到政简刑清，循声卓越，也不患无知音了。

△手札节要

地方当烦剧，民刁好讼。若预存刁訟之心，未免

译存有畏惧困难、苟且偷安的想法。官员厌恶百姓刁钻，百姓反而更加得逞其刁钻；官员害怕事务繁琐，事务反而更加难以处理。长期形成的疲沓习气，都源于此。想要加以整顿，却又不能过于急促。只有彻底清查，理清头绪，逐件办理。完结的案件逐渐增多，新的案件自然减少。百姓知道官员有明确的主持，刁钻之人无处施展伎俩，善良之人有所依靠而安心。所谓刑罚适中，即是刑罚中蕴含教化，也就是《易经》所说的不留积压的案件【寄张照乘书】

译地方官员每日审理诉讼案件，是非曲直、虚实真假，都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存亡。事情起初极其微小，最终却可能变得极其巨大。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终将汇成江河。民情虽然狡猾刁钻，如果确实能够审慎审理、果断判决，使其心服口服，自然不至于铤而走险。

在事务繁杂的地区，人情变幻莫测，人们喜好诉讼，判决难以让人信服，舆论容易兴起，也只有就事论事，平心静气，秉持公正，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公正的舆论。容不得丝毫个人的私心顾虑，更容不得丝毫矫枉过正。

○沈峻【见《筹荒》下】

折狱论

△折狱论

审理案件以公平、怜悯、消除躁动、从容不迫、详细审慎为主。《吕刑》说：“不是靠巧言令色来断案，意思是巧言令色的人不能断案。”如果放纵自己的才辩，用伶牙俐齿来对付别人，致使愚昧的百姓应对失措，于是认为能够穷尽他们的说辞，堵住他们的嘴，炫耀自己听讼断案的长处，是同僚所不及的，这简直叫做巧言令色，不能叫做断案。又或者喜欢用刑讯逼供，无辜的人必然会被迫认罪。路温舒说：“人的本性，安定时就乐于生存，痛苦时就想着死亡，在鞭打拷问之下，有什么求不到的呢？何况在刑讯逼供下取得的供词，上报后往往多有翻供，能不慎重吗！”曾经看到断案凶狠的人多用刑讯逼供，而善良的人不用；没有才能的人多用刑讯逼供，而有才能的人不用；刚做官的人多用刑讯逼供，而经验丰富的人不用。不巧言令色、不残酷，然后才可以谈论断案。《易经·贲卦》象辞说：“山火，火虽然明亮但在山下，光明照不到远处。”所以说：“明察各种政务，不敢断案。”《旅卦》象辞说：“火山，火极其明亮，又在山上，光明无所不照。”所以说：“明察慎用刑罚而不滞留案件。”只有以公正明察为根本，以审慎处理为态度，不冤枉也不放纵，一切都归于公平允当，仁恕大概才是祥刑的遗意吧？

将《图民录》中的几条合并概括，颇觉条理贯通。

○袁守定【见《治原》】

听讼

△听讼

凡是呈递诉状的，没有不准许的，也没有滥许的。事情有不可停止的，屡次控告不准许，势必愤愤不平，回家后寻找事端，反而惹出事了。事情有可以停止的，来控告就准许，等到后来传唤齐全质证审理，没有大的是非，只是徒增骚扰罢了。朱熹说：“诉状没有情理的，不必判决”，确实如此。

人情喜好安静，而诉讼必然导致动荡；人情喜好省事，而诉讼却多事；人情喜好吉祥，而诉讼最终凶险；人情喜好惜钱，而诉讼却耗费钱财。人们又何必乐于做这种事呢？是不得已啊。事物得不到公平就会发出声音，发出了声音却得不到公正，那就更加不公平了。为百姓分忧，是百姓对善良官员最迫切的希望。

我阅览各地民风很多，大都是讲究势力。丁壮多的叫做有人势，强悍好斗的叫做有蛮势，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叫做行势。乡里老人处理事情，强者得到便宜，叫做看风势。证人当官，不敢直陈那人的不是，叫做畏势。见到尊贵的人，就说有宦势；见到富有的人，就说有财势。究竟尊贵的人没有势，尊贵而丁口多则有势；富有的人没有势，富有而丁口多则有势。讲究势力虽然很多，无非是以人势取胜。这就是百姓多忧的原因，也是诉讼之所以恣意妄为的根源。

来诉讼的人固然有不得已的情由，但也因为不能忍耐，如果能够容忍，那么十成中就能省去七八成。治理百姓的人如果谆谆切切地劝百姓忍耐愤怒、兴起谦让，必然有气平而停止诉讼的人。杜畿任河东太守，有诉讼的人，他陈述大义，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此后很少有诉讼的人。刘旷任平乡令，用义理晓谕诉讼的人，都引咎而去。刘巨任雍邱令，用礼让教化百姓，百姓有争讼，常把他们引到前提耳，训告说愤怒可以忍耐，县庭不可进入，让他们回去再思考，诉讼的人感动，就各自罢去。李焘任双流县知县，仕族张氏子弟居丧争产，李焘说：“你们忍心败坏先人的教诲吗？何不回去思考。”三次思考后再次来，最终悔恨改过，不再诉讼。赵豫任松江知府，刚到任时担心民俗多诉讼，诉讼的人来就好好劝谕说：“明天来。”众人都笑他，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谣谚。等到诉讼的人过了一夜，愤怒逐渐平息，或者被劝阻，大多停止诉讼。顾光远任泰和州知州，百姓喜好诉讼，顾光远自己书写榜文，联纸长达数丈，教诲劝谕谆谆切切，百姓争相来观看，看完后离开，不诉讼的人十分之二。又命令凡是诉讼的人住在谯楼上思考三天然后才能申诉，思考不到三天就离开，不诉讼的人过半了。从这几位公卿来看，善于劝谕的人虽然不一定能使百姓没有诉讼，也必然对百姓有效，不是没有裨益。

《周礼》中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困难而使之和谐，可见乡民调解纠纷，原是古义。在乡党耳目之下，必然能得知实情；在州县案牍之间，未必能完全得知实情。所以在民间处理，比在官府判决，更为公允。以此广泛劝谕士绅耆老，也应该是息讼安民的一条途径。

我曾经思考息讼的方法，却未能得到。偶然阅读《汉书·尹翁归传》，见他在他治理的地方，贤与不肖各有记录，于是悟出一个方法，似乎可行。如到一个县，普遍咨询治理地方的士绅耆老中正直的人，用折简记录下来，注明某人住在某里，用折简

译钱袋系在衣带上。每次到乡村巡视有所收获，就立即补充记录。遇到百姓前来诉讼，就批示给当地知情的乡绅耆老处理，解释清楚后就让诉讼者拿着批示去给他们。言辞恳切，足以打动人心，必定会有人极力排解纠纷以符合官府的旨意，这或许是平息诉讼的一个方法。

译处理诉讼案件，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迅速审理并结案，那么各种弊端就来不及产生，百姓就能得到好处。如果拖延年月，不仅让当事人奔波守候，浪费时间、损害工效，而且证人、差役借机勒索，讼棍愚弄百姓，各种弊端丛生，花费就多了。曾经看到有人因为打一场官司而倾家荡产，这是谁的过错呢？【诉讼迅速结案，各种弊端就不会产生】

《尚书大传》说审理诉讼的方法，大致有三点。治理一定要宽厚，宽厚的方法归结于明察，明察的方法归结于合乎道义。明察就能推究详细，事物没有隐藏的情状；合乎道义就能处置得当，能够契合人的隐秘心理，又用宽厚的态度来治理，不做过分的事情，使小人的邪念消除，以后的灾祸也就熄灭了。这三点确实是审理诉讼的关键道理，不可以偏废。【审理诉讼的方法有三点】

凡是审理诉讼，一定要心中打扫干净，空灵虚静，不预先确立一种看法，不预先存有某种成见。只是仔细询问、详细探求，实情自然就会得到。如果先有依赖的成见，预先存有是非之心，先入为主，轻率地判决，自认为英明，反而会导致错误。陈良翰担任瑞安县知县，审理诉讼都能得到实情。有人问他有什么方法？陈良翰说：“没有方法，只是让这颗心像空旷厅堂里悬挂的镜子一样。”大概只有虚空才能公正，公正就能产生明察，自然符合事理，诉讼也就判决了。【审理诉讼必须心中虚空】

宋文帝告诫江夏王刘义恭说：“审讯案件要虚心，广泛、详尽、谨慎，不要把喜怒之情强加于人。”西凉公李暠告诫儿子们说：“审理诉讼、判决案件，必须和颜悦色、依据道理，千万不要预设欺诈、必定如此的想法，轻易地施加声色威严。”这两人的话大致相同，大概是审理诉讼的关键道理。【不要把喜怒之情强加于人】

《周礼》说“色听”，《吕刑》说：“只有面貌可以考察，心中愧疚的人，面貌一定出汗。”这是常理。然而乡民初次进入官府，威严震慑之下，心中惊慌失措的情况是有的。《周礼》说“辞听”，《吕刑》说：“在言辞的差异中考察，心中虚怯的人，言语一定游移。”这也是常理。然而乡民初次进入官府，在辩问诘责之下，言辞惊慌失措的情况是有的。审理诉讼的人，又不能因此产生怀疑，而导致事理上的重大错误。【色听，辞听】

凡是审理诉讼，应当让当事人尽情说出想说的话，使每个人没有不尽的隐情，不可以过分卖弄聪明，广泛地进行辩驳。各种经书中说到诉讼必定说“听”，大概只是听而已，自己不去干预罢了。况且后世的诉讼必定由讼师代理，即使是理直气壮的人家，他们所诉讼的情节也常常被讼师随意篡改，既然不是本来实情，就会有差错谬误。一旦加以推究审讯，漏洞丛生，穷究其细微之处，往往导致当事人无法自明。如果据此判决，就失去真实了。杨敬仲在绍兴主管司法，凡是案件都沉默地听，让当事人自己吐露实情，真是懂得审理诉讼的人。【各种经书中说到诉讼必定说“听”】

《吕刑》说：“在单一的口供中明察。”单一的口供，是没有证人的言辞，最难审理。我过去历任州县，凡是只有单一口供的案件，命令列出地邻，才准许立案，而主要证人不到场的不审理。大概因为双方的单一口供，决不敢相信。也有主要证人在场，但各执一词，情况多疑窦，不敢轻易判决，命令双方和证人共同推举乡里正直的读书人和长者数人，用刺招（一种文书）告知他们，说明详细谨慎的意思，没有不坦露情实的。有不便直说的人，就恳请调解息讼，以保全双方的和睦。自从使用这个方法，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单一口供难审理】

凡是只有单一口供的案件，运用思辨推理也能得到实情。傅炎担任山阴县令，有乡野父子争一只鸡，傅炎问各自用什么喂鸡，一个说用小米，一个说用豆子，于是剖开鸡得到小米，而判说喂豆子的人有罪。范邵担任浚仪县令，有两人带着绢在集市上，互相争夺，范邵判决让各自分一半带走，后来派人暗中观察，有一人高兴、一人恼怒的神色，于是逮捕他，就服罪了。顾宪之担任建康县令，有偷牛的人与牛主人争牛，顾宪之就命令解开牛，任它走去，牛竟然回到原主人家，偷牛的人服罪。于仲文担任固安太守，有任、杜两家各自丢失牛，后来得到一头牛，两家争认，于仲文命令各自驱赶牛群来，于是放出所认的那头牛，牛走向任氏牛群中，于是责罚杜氏。单煦担任清平军使，有两个盗贼杀人，逮捕审讯不承认，单煦放纵他们吃饭，甲吃乙，既然乙咽不下去，逮捕审讯他，果然是杀人者。单安仁担任浙江按察司副使，金华百姓诉讼县丞收受金子，单安仁说：“县丞贤良，怎么能揭发他？”命令画出所收受金子的长短方圆形状，画完后，又命令其他证人画，画的人人不同，于是判诉讼者有罪。这几件事都是思辨推理极其细微的。【只有单一口供的案件运用思辨推理也能得到实情】

凡是审理诉讼，只要用心进入其中，详细研究探求，必定有所发现。李南公担任长沙县知县，有婺州妇人带着儿子改嫁，七年，儿子家族要娶儿媳妇，说不是以前的儿子，诉讼到官府。李南公问儿子年龄，家族说九岁，妇人说七岁，问他的牙齿，说去年损坏了。李南公说：男孩八岁换牙，还有什么可争的？命令把儿子归还家族。程明道担任晋城县令，富户张家的儿子，父亲死后不久，有个老人到门口说：我是你父亲，来和你同住，并且陈述原因。张家儿子惊疑，一起到县里辨理。老人说：我从事医药行业，远出，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贫穷不能抚养，给了张家，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走，某人看见。程明道说：年代久远了，你为什么记得这么详细？老人说：写在药方册子后面，回家后才知道。于是命令把册子拿来，册子里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给张三翁。程明道问张家儿子：你几岁

译为什么？回答说：三十六岁。又问你的父亲年纪多大？回答说：七十六岁。于是对老父亲说：这儿子出生时，他的父亲才四十岁，人们就称他为老翁吗？老父亲惊恐害怕，于是认罪。高定子任夹江县知县，邻县有争夺田产十多年不能决断的案件，部使者把它交给高定子。高定子察知是伪造了契约凭证，那人不服。高定子说：嘉定改元，诏书三月才到达县里，怎么会有嘉定元年正月的文书呢？双方于是决断。三件事都是研究探求极其细微的地方【心入其中必有所见】

译审理诉讼案件，只看其大体关键之处。大体关键有据可依，那些细微小节即使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也不必拘泥。讯问证人时，只询问其中知情的人。知情者的证言如果吻合，那些不知情的人，即使有不同说法，也不必拘泥。大抵乡间的愚民，对事理认识不清，他们的是非判断，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加上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言辞游移不定，往往嘴上说的，并非心里所想的。如果因为他们愚笨粗陋，就认为他们的话一定可信，很少有不造成误判的。

吴佑担任胶东侯相时，对于争讼的人常常进行调解。陆九渊担任荆门军知军时，对于争讼的人也多有劝解开释。审理诉讼，原本就有可以劝解开释的地方。凡是涉及亲属族人的案件，如果立刻用法律制裁，那么他们的情感会更加疏离；涉及士绅的案件，如果立刻判定是非，那么他们的脸色不会舒展，寻找借口制造事端将不会停止。官员进行劝解开释，也是杜绝争端、停止诉讼的一种方法。

《周礼》规定，审理买卖纠纷要依据“质剂”，质剂就是现在的契约。审理民间买卖诉讼，虽然有契约作为依据，但乡间的愚民，大多不识字，即使勉强能拿笔写字，也很难写得一一清晰。如果买方狡猾，就会起草文稿让卖方照着写。其中的界限划分能完全相信吗？不能一概以契约为凭据，而不详细加以审讯。

诉讼案情变化多端，很难凭信。比如证人可以凭信，但大多有贿赂请托；契约可以凭信，但大多有伪造；官府册籍可以凭信，但大多有偷减丈量；族谱可以凭信，但大多有篡改。那么判决诉讼的人将依据什么呢？只有依据情理，详细审讯。只要能够详细审讯，百姓自然不会有冤屈。可以依据的，就是这个了。

律法规定，证人不陈述实情，杖责八十。而证人往往不陈述实情，并非不愿意说，而是不敢说。如果说了，实情暴露的人，一定会出来与他为难，这是代人受过祸害，所以不敢说。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再三审讯，将要杖责但又不立刻执行。或许他们还敢说吗？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向实情暴露的人解释：我本来不说却受到了杖责，所以不得不说了。这样，实情暴露的人，难道不会体谅吗？然而让平民伏在地上，面对杖刑，即使还没打，也已经受损了，不可不慎重。

判决诉讼就像解绳结，慢慢来就能理清头绪而解开绳结，急躁就会越烦越乱，理不清头绪而绳结无法解开。所以审理诉讼，以去除浮躁、从容详细为根本。

凡是诉讼案件，只应当在堂上仔细审讯，自然能明白案情，切不可派人去探访。因为所派的人未必可信，即使可信，未必有刺探事情真相的才能。大抵道路上道听途说的言论，每个人说法都不同，最不可作为依据。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言论作为主导，而所主导的又不真实，反而会增加错误。况且这种风气一旦传播，那些喜欢钻营的衙役和市井无赖都能假借采集事情真相为名，来愚弄乡间百姓，正好打开了作弊的大门，这罪责该由谁承担呢？

诉讼案件有的不需要审讯就能明白，有的必须详细审讯才能明白，有的即使详细审讯也不能明白。不能明白的，应当暂缓，让当事人先散去，等待再次审讯，千万不要匆忙判决。匆忙判决就会出错。吕文清说凡事怕等待，等待就是详细处理的意思。因为详细处理，思虑自然产生，必定没有不恰当的。

凡是审理诉讼，犹豫不决，最能拖累百姓。《易经》讼卦说利于见大人，只有九五爻足以担当。因为九五阳刚中正，有大人的德行。阳刚则光明，没有不照亮的；刚健则果断且善于决断；中正则没有少许偏倚。具备这三点，然后才可以断案。而根本上，在于光明。凡是听讼不能决断，都是因为不明。不明就不能照见蕴藏的情理，而抓住其短处，使百姓服从而没有后话。所以游移不断，或者多次审讯，仍然不能决断。诉讼一天不结案，百姓一天不安宁。这种拖累，太大了。

诉讼案情诡诈多端，无非是想愚弄坐在堂上的那个人罢了。即使以详细谨慎的态度处理，也不能保证百无一失。但既然知道判错了，应当引咎自责，随时改正，并将为什么误判、为什么改正，以及引咎自责的意思，都在判决书中声明，百姓自然感激信服。千万不要认为既然判决了又改正，必定会滋生诉讼蔓延，坚持到底，让含冤者没有伸冤的希望。凡是自行审理的诉讼，审讯后上诉发现错误，大多责任在官员，不一定都是百姓刁钻健讼。必须再次详细审讯，应当改正的，就引咎自责予以改正，不可依据原来的判决详细结案，使百姓痛苦入骨。大抵做官不能没有过错，道理在于不掩饰过错罢了。这不仅仅是在听讼这一方面。

凡是审理诉讼，能够自己表明有罪的，就应当宽恕，这是给予他们自新的道路。诸葛亮治理蜀国，凡是认罪服法的，即使罪行严重也必定宽恕。《尚书》说：“既然已经彻底查明了他的罪过，这时就不可以杀。”重罪尚且如此，何况是笞杖之刑呢？

召伯执政，常常走出官府，在田间地头听取百姓的诉讼。吴佑担任胶东侯相，百姓有争讼的，他常常亲自到乡里，极力进行调解。任昉担任新安太守，每次拄着拐杖步行，有人通禀诉讼，就在路上裁决。凡是因事前往乡村，就把该乡的诉讼文书放在轿子里，暂时停留在乡里，为他们审讯判决。解决了一个案件，就为百姓减少了一份拖累。

译没有比这更便利百姓的了【前往乡间审理诉讼】

译凡是亲属之间发生诉讼，最关系到社会风气的教化，应当用天理人情去感动他们；如果感动后仍不悔改，然后再判定是非曲直，千万不要施加刑罚。韩延寿担任左冯翊时，巡视各县，有兄弟争田产而互相诉讼的，韩延寿说：“我有幸担任郡守作为表率，却不能宣明教化，致使骨肉相争诉讼，我自己感到伤风败俗。”当天就称病不上朝理事，因而关闭官署思过，于是诉讼的兄弟互相责备谦让，愿意把田地互相转让，直到死也不再争讼。荆担任桂阳太守，曾经巡视春季农事到阳县，有蒋均兄弟争财产互相诉讼，荆对着他们感叹说：“我承受国家重任，而教化不能推行，罪责在于太守。”于是回头让官吏上书陈述情况，请求廷尉处理，蒋均兄弟受到感悟，各自请求受罚。张苌年担任汝南太守，郡中刘宗兄弟分家产，只有一头牛无法决定归属，在郡庭诉讼，张苌年看到后感到凄然，对他们说：“你们因为一头牛而争竞，如果有两头牛一定不争。”于是把自己的一头牛赐给他们，于是境内的人互相告诫约束，都崇尚礼让。郑宏担任阳羡太守，百姓中有弟弟使用哥哥钱财的，被嫂子责备没有归还，嫂子到郑宏那里告状，郑宏替弟弟还了钱，哥哥听说后惭愧，自己绑在狱中，于是派遣妻子带钱还给郑宏，郑宏不接受。况逵担任光泽县尹，曾经有兄弟争田产的，况逵说：“我看你们的样子，不是不恭敬友爱的人，授给你们《伐木》这首诗，亲自诵读解说。”于是兄弟都感动哭泣请求和解，知道争田产是极大的耻辱。韦景骏担任贵乡令，有母子互相诉讼的，韦景骏说：“我年少时失去父亲，常常自己痛心，你们有亲人却忘了孝道吗？教化不能信服，是我的罪过。”因而呜咽流泪，授给他们《孝经》，于是母子受到感悟，请求改过自新，于是成为孝子。这些都是善于感动人的【亲属发生诉讼，应当有办法感动他们】

凡是事情违背伦理纲常的，最应该扶持维护。不扶持，那么伦理纲常就堕落了。伦理纲常堕落，那么风俗就败坏了。怎么能达到治理呢？胡霆桂担任铅山主簿时，私酿酒的禁令很严。有妇人控告婆婆私酿酒，胡霆桂责问说：“你侍奉婆婆孝顺吗？”回答说：“孝顺。”说：“既然孝顺，可以代替婆婆受责罚，按照私酿酒的律法，鞭打她。”李孝寿担任开封府尹，有举人被仆人欺凌，写文书想要送到府衙。同僚含生劝止，于是释放了仆人。戏弄着拿过文书，模仿府尹书写判决说：“不勘验案件，杖打二十。”仆人拿着文书到府衙，告发他主人模仿府尹书写判决，私自用刑。府尹立刻追回举人，详细陈述本末。府尹醒悟说：“所判决的正合我意。”按数目杖打仆人，并向举子道歉。这两件事善于扶持人伦纲常，而且出于机智警觉，更觉得绰绰有余趣【扶持伦理纲常】

凡是诉讼，牵连妇女的，在吏员呈上的票稿内就除去她们的名字，不要传唤到案。那些不等传唤就到的，不允许上堂，只讯问男丁结案。那些有大案需要质证的，只传唤一次，先取他们的供词，就让他们回住处，立即释放妇女，让她们在二门外听候点名。那些犯奸淫尚在疑似的，也免予传唤讯问，只就现行犯讯问结案。凡是用来培养她们的廉耻之心，也是维持风俗教化的一方面【不要让妇女上堂】

南方人好打官司，即使是偏僻的山州县邑，一定有讼师，常常在虚空中运斧斤，而投诉的人之多，像大河沸腾，没有止息，办理诉讼案件的人不能使它清静，就像舀河水的人不能使河枯竭一样。如果北方就不这样，诉讼文书既简单，来诉讼的人都据事直书，几行就可以写完，即使稍有掩饰，随即就吐露实情，这是南北民风的不同。想要做循良官吏的，只有在北方较为容易，如果南方则全凭精神来运量，精神不足，即使明理善治，也不能达到【南北民风不同】

从前在湖南，有辰溪县令胡国选，一向是制府巡抚的幕客，被称为谙熟干练的人，我曾经询问他的幕学。明白地说：“做幕僚，督抚没有其他技巧，只是报本熟。”从此阅读邸报，一字不敢忽视，而其大究不过情理而已可见准情度理，就是办案的关键【办案只是准情度理】

○汪辉祖【见《保甲书》卷三

亲民

治讼

省事

△亲民

治理百姓的方法，教养两方面都要依靠。教化不只是条文号令具文的意思，有其实质。它在听讼的时候吗？使双方都明白义理，怎么会有诉讼？诉讼的发生，必定有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坚持，不得不接受官府的裁决。官府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气平了。然而听讼的人往往喜欢在内衙而不喜欢升大堂，因为内衙简略，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则终日危坐，不端正衣冠尊重瞻视不可，而且不可以中途停止。形体劳累势态困苦，都以为不便。不知道内衙听讼，只能平息双方的争执，不足以耸动旁观者的听闻。大堂则堂以下站立观看的不下数百人，只判一事，而事之相类的是是非非，都可以引申而旁达。未诉讼的可以警戒，已诉讼的可以平息。所以鞭打一人，须反复开导，令明白受鞭打的原因，那么未受鞭打的人潜感默化。纵然所断的案件未必事事适惬，人隐也既共见其闻，可无贝锦蝇玷的忧虑。而且诉讼之事，大概不离乎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明孝友睦婣之义，其言易入，其教易周。我从前承乏宁远

译当地风俗向来喧闹强悍，动不动就向上级申诉，并且喜欢随意张贴揭帖来诬陷长官。我唯独实行这种方法，在这任职四年，府台和道台未曾受理过一起针对我的诉讼。各位上级官员因为我的功劳，才了解到在大堂审理案件的好处非常广大。所以治理政务、亲近百姓，没有比审理诉讼更切要的了。

译△处理诉讼

一、关于传唤必须详慎以节省事端的说法，确实不易做到。凡是状词中指控多人的人，一定有讼师在背后主持其事，他们或者为了发泄私愤而牵连无辜，或者因为偏袒一方而罗列证据。如果我们不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就会反过来以经承（书吏）舞弊脱罪为借口，千方百计地抵赖申诉。甚至含沙射影，胡乱指控幕僚与官府勾结，引起官员的怀疑。所以在审核文稿时，必须仔细衡量，只有庭审中应当询问的人才予以传唤，那么凡是摘除释放的人，自然有确实可以删减的理由。遇到刁钻的申诉，不难明白地批驳斥责，使讼师不敢肆意张扬，这样株连蔓生的风气逐渐平息，无辜的人就不会受到牵连。批驳时不要轻率地只用一个词，因为一旦到官府，不仅具状人气势汹汹希望批准，凡是讼师和差役房都乐于有事可做。一经批驳，众人就会群起谋划寻找漏洞，批语稍微不中肯，不是增加原告的冤屈，就是壮大被告的胆量，本想省事反而酿成事端。人命、奸淫、盗窃以及恶棍横行，原本是非常少见的事，一切口角争斗，大都是家庭婚姻等细微琐事，双方一时兴起产生嫌隙，本来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恨。只要摘取状词中的要害，酌情理、准人情，恳切地开导，使弱者心平气和，强者气势受挫，自然会有亲戚邻里来调处。与其在批准审理之后才平息，费用落入差役房，不如在刚递交状纸之初就晓谕明白，以保全亲戚和睦的情谊。

一、审核状词必须认清本意。谚语说：没有谎言就写不成状纸。常常有控告近事却先叙述旧事，引用其他事情来曲折证明此事的情况，其实意图有专属，而讼师却以牵强遮掩为手段。万一宾主不分，局势将会纠缠不清。又有起初状词只控告一事，而后续呈递的状纸逐渐生出枝节，甚至到了反宾为主的地步，不知道如何剪裁，那么房差就会趁机滋扰。所以省事的方法，第一在于批示明白。

一、依据笔迹应当谨慎。凡是民间粘呈的契约、议据等项，接手时就必须过目。一旦发给经承，偶尔会有舞弊挖补的情况。起初不慎，后来就难以辨别。以前在嘉兴、湖州一带做幕僚，吏员多是老奸巨猾，听说有绝产告赎的，业主呈递契约请求查验，奸吏挖去“绝”字，仍然用“绝”字补上。问官照见“绝”字的补痕，以为业主挖改，竟然当作活产断定为赎回，致使业主背负冤屈无法辩白。我辅助幕主时，凡是遇到呈递粘附契据、借约的状词，都在紧要处的纸背盖上图记，并在状词内批明，以杜绝诉讼的源头。至于湖北地区，虽然人情欺诈，只知道挖改“绝”卖为暂典罢了。想要凭借笔迹来断案的人，不可不留意。

一、不要轻易签发差役。诉讼一旦签发差役，双方不能没有费用，即使彼此相安无事地销案，也不容易。我以前辅助主人治理，只有必须审讯的案件才签发差役传唤，其余细事多批示由亲族查理。如果久而不回复，经承禀请差役催促，从不允许，也不转交票签。因为事情可以搁置，必定是怒气已经平息，因而置之不理，有益无损。加上差役催促反而多挑拨离间。而且族亲虽然有袒护，终究不敢完全掩盖真相，差役则只看利益，更不可信。

一、应当随机杜绝弊端。因为地方风气，随着官员而转移。地棍揣摩，就视官员为迎合的对象。官员有善政，未必不借助这类人。祸端如官员惩治赌博，则恶棍首局引诱；官员治理小钱，则恶棍揭发搀和；官员清理水利，则恶棍控告侵占估价；官员严禁斗殴，则恶棍伪造伤痕；官员禁锢婢女，则恶棍控告占有扣留；官员体恤穷佃户，则恶棍诉讼业主横行。像这类情况，难以列举完毕。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利少而弊多。全在于因利察弊，尽力追究冤屈诬陷。固然不可因噎废食，断然不宜乘风纵火，使恶棍奸邪得以遏制，官方法度得以施行，而平民自然安宁，这是无事的福分。

一、上级批驳，应当仔细推究。因为批驳的方法不一，有意图在于宽宥而批驳故意从重者，有意图在于正犯而批驳涉及余证者，不虚心体会，容易导致歧误。至于案件可以完结，而琐碎推敲，千万不要稍生烦厌，付以轻心。如果我所持的立场很正，与上级意见参差，必须委曲措词以伸张自己的意见，断然不可游移迁就，使情罪不符。也谨慎不要使气矜才，导致上下触忤。

一、审理案件以观察神色为先。《尚书》说五听，不亲身经历不知道。我苦于短视，双方当事人在面前，恐怕记忆辨认不真，必须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他们。情虚的人，不久就眉毛动而眼睛眨，两颊肉颤不停，出其不意，发一语诘问，他的真情立刻暴露。往往因此抓到要犯。于是堂下的人私下说我擅长相法，能辨别奸良。过了一年多，伪证逐渐平息，诉讼都容易办理。大概得力于观察神色者占十分之五六，比起口舌争辩，几乎事半而功倍。

一、听讼，应当静明。由静生明，没有不静而能明的。治理百姓的人，穿衣吃饭都取自于民，什么事不取给于民？所以报答民劳的，只有平息争竞，引导百姓走向道义罢了。片言折狱，必须听完他的言辞然后折服他，不是不等待他言辞完毕。曾经看见武健的官吏，以矜躁临之，一语不当，就用威势威慑。有细故而打脸颊百十下的，有巨案而三木迭加的，说所得之情皆真，我不敢相信。

一、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谳。导致犯罪的缘由，犯者自己知道，不得真情，情不仅入于重，他不能甘心，即使从未减，他也认为官府容易欺骗，必定图谋

译翻供改口，只求立刻判定无罪才感到痛快。于是负责审理的官员，厌恶他们心术不正，便用刑罚来惩戒他们，时间拖得越久，案情就越偏离真相。古人说，审理案件贵在查清最初的情况，一旦犯人来到官府，必须详细谨慎地推究查问，彻底查明事实真相，然后根据情理的中正标准，权衡罪行的轻重程度，寻求可以保全其性命的方法，给予能够活命的出路，那么犯人自然会认罪服法，判决就会像山一样稳固，不可动摇了。

译第一条，案件审理更不宜使用刑讯逼供。一般的词讼细务，固然不必施加刑罚。有人会说，人命、盗窃这类重案，犯人大多狡猾奸诈，不靠刑讯难以取得确凿的口供，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人命案有伤痕，盗窃案有赃物，不愁没有证据；况且重案的判决对象不止一人，将他们隔离开来仔细审问，用真实的口供来驳斥虚假的口供，用虚假的口供来印证真实的口供。人命案有行凶的具体情形，盗窃案有攫取赃物的具体状况，用道理去推究，用情理去衡量，没有不能查明真相的。官员坐在堂上，可以喝茶、抽烟、吃点心，从容自在；犯人跪在堂下，外面饥寒疲惫，内心恐惧畏惧，即使非常刁钻诡诈，话说多了也必然露出破绽，静心听取他们的漏洞并严厉追问，用拖延等待的方法，还愁得不到口供吗？为什么一定要用酷刑来取供呢？爱护百姓的官员不会这样认为。

亲属之间互相告发，不要轻易鞭打杖责。谚语说：“刑罚造成的伤害和过错，是一生的污点，不仅自己蒙羞，而且向上辱没祖父母，向下给子孙留下耻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可以轻视鞭打杖责呢？”对于狡猾、豪强、玩忽职守且怙恶不悛的人，不鞭打不足以示警；但对于老实、能够知罪悔改的人，就应当稍加怜悯了。至于双方亲属因细故互相告发，只要能分清是非曲直，判定输赢，一旦给予责罚，反而留下怨恨的缝隙，诉讼仇怨纠缠不清形成嫌隙。应当在执法之时，同时寄托敦睦亲情的意图，将不应鞭打的原因明白地宣告，使他们幡然醒悟，既知恐惧又感念恩德，那么一张判决书让他们遵行，胜过公堂上百次鞭打。然而，这是针对双方地位相当、可以用情理宽恕劝谕的诉讼而言的。如果犯人确实凶恶横暴，或者倚仗贫困骚扰富人，或者倚仗尊长欺凌卑幼，稍加宽容，则贪欲的沟壑难以填满，作为亲属的必定受害无穷。遇到这种人，必须依法严惩，即使是老病之人或妇女，也应当追究他们背后指使告发的人，让他们知道亲人不可倚仗，法律不可触犯，这样强暴之人才会悔悟，善良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第二条，办理重案，必须理清条理。一个人处理一件事，或者一件事只涉及几个人，权力集中且心思闲暇，自然可以没有差错。如果是同僚会审，事情难以专断；或者案件重大，牵涉多人，稍不冷静细致，就会造成冤屈。遇到这类事情，首先必须理清头绪，区分轻重。可以用事情作为经线，用人作为纬线；也可以用人作为经线，用事情作为纬线。自己做好记录，心中已有定算，才能有条不紊，不落入书吏的圈套。如果方言各异，必须使用通译的，一句话的偏差会导致千里之谬，尤其要谨慎再谨慎。总之，办案要有决断。决断并不是说主观臆断、刚愎自用。案件无论大小，总有律例可以援引。援引确定后，那些与案例无关的人，就无需勾连恐吓。牵连的人少了，案件就归于简洁明了了。

第三条，邻境的重案，不宜划分界限。守卫土地的官员，治理不越出辖区。然而遇到接壤的人命、盗窃重案，一旦有风声传闻，就应当迅速缉捕防范。稍分界限，用拖延等待的方法，致使犯人得以远逃，已经失去了敬奉公义的道义。如果犯人借道境内，最终也会牵连被议论，岂不是自找的祸患吗？

【省事】

民心本来是安定的，放纵恶人欺凌他们，放纵差役骚扰他们，恩惠既不能普及，威严也难以施行，于是老实淳朴的人也感到压抑，极想奋起，不得不向长官申诉，长官怜悯他们的情境，被迫为他们审理，刁民闻风而起，肆意诬告，地方官就无法治理了。如果地方官把地方当作自己的家，悉心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洗雪百姓的冤屈，百姓对于官员，没有不能说明的隐情，自然没有不乐于服从的命令，而民心还不安定的，是没有的。百姓离县城近，离省城远，县城如果勤于职守，百姓何必喜欢越级上诉呢。

规定，徒刑以上的罪行要通详上报，杖刑、枷刑等罪行都听凭州县发落，这是为了归向简易。多一个衙门，就多一层费用，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所以寻常的户婚、田土细事，总是以快速结案为好，不要听信书吏的煽动，轻率地上报。

不仅小案不宜申报，即使是奉上官批准审理的案件，除了牵涉书吏差役必须解送勘验外，其余民间细故，也不妨记录口供详细结案，以节省奔波之苦。至于双方请求息讼，除了伦常纲纪、赃物盗窃之外，都可以取结上报注销，这也是息事宁人的一种方法。

递交诉状等待批示，等待审讯最耗费百姓的时间。只有期限确定，百姓才能按期到达，没有守候之苦。凡是告示审讯的案件，要根据自己的才力，斟酌挂牌告示，如果为了装饰耳目，以多为贵。每天留下一案，就有一案守候的人，留得越多，受累的人怎么承受得起？至于勘验丈量事件，人多费用多，守候更加不容易，即使是风雨寒暑，也绝对不能失信。

双方诉状，官员判决结案，脱然离去，可以各自治理生计。夸大的官吏，喜欢显示审讯的勤勉，装饰为美观，往往审而不结，或者羁押或者保释，拖延时日。诉讼者多花费食用之费，家人增加悬望之忧，这是在虐民之中有富家牵涉，好事的人从而妄加揣测，说官员可以贿赂，营私舞弊又加重了自己的污点。所以不审不如不告示，期限不结案不如不传唤审讯。

堂上事务完毕后，精神不要疲倦，稍有疏忽，狡猾的差役和刁民就会乘隙尝试，此时尤其应当细心检查。勘验结案的案件应发的文书、议照之类，当面交给双方领回，如果来不及领取，状纸附在卷宗里就在审理后标明“发”字，不必让他们再经过吏役之手，借端勒索，导致滋扰守候。其他遵依甘结等项，也可以类推。

译至于双方供词的起止之处、骑缝盖章的地方，都必须逐一仔细查看，用红笔点钩做上标记，以防止日后狡猾的官吏抽换、增减供词，断不可草率退堂，从而给百姓的诉讼留下隐患。

译从前我在幕府任职时，常劝告主人不要轻易签发差役，等到自己亲身处理政务时，对此尤其谨慎。有人传述近日出现了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拿役等名目，更换一种差役就多出一笔费用，百姓如何能承受？其实只要判决没有不审慎的，那么一张传票就足够了。如果到了指定的日期当事人不到，自然可以责罚原来的差役，何必麻烦地另外增添差役的名目？于是差役催逼屡屡，案件最终却不审理，只是张扬差役的威风，装满差役的口袋，作为百姓父母官的道义在哪里？况且多次催逼不到，不是原告案情虚假故意规避，就是被告害怕而逃跑，按例应当暂时注销案件。如果不停地追呼，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幕僚留心注意，更希望官员加以重视。

懂得自爱的人，即使事情非常迫切，尚且不能忍受在公堂上匍匐跪拜，何况不是自己的事呢？借口地方公事，联名递交诉状，必定有借机谋取私利的人，可知他们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从前赵韩王得到士大夫投递的关于利害关系的文书，都放在两个大瓮里，满了就烧掉。李文靖遇到内外官员陈述的意见，一概驳回。说以此报国，这两位都是宋朝的名相，行为如此，大概是因为他们看得大且远。联名公呈不宜轻易批准，即使事关利害，言论有可取之处，暂且收下而不批示，另外亲自体察办理，千万不要轻易听从据实详报，以致开启纷扰的弊端。至于吏员书吏禀报公事，尤其不可信用。

○刘衡 【见《保甲书》卷二】

理讼十条

蜀僚问答

△理讼十条

一、严厉告诫代书人，一切诉状应当直接叙述情节。到任之初，就应当依照惯例考核代书人，不妨多选取几个人。当时发给印戳当差的有两三人，此外几个人记名候补，全部张榜公示。对于现在当差的，告诫他们遇到有告状的人，无论事情大小，都向当事人查问清楚，依照口述直接书写，不准增减情节，违者不赦免。本官在大堂接收诉状时，就向递交诉状的人逐条详细讯问口供，如果有口供与诉状不符的，就严厉追究代书人。如果是自带稿子，就立即传唤该代书人进入内署，严厉追究词稿是从哪里来的，以及该原告是被什么人引来的，同来的共有几人。一方面亲自书写签票，立即逮捕该原告同来的人，务必查出真正的讼师，严厉办理后才罢休。一方面将该代书人枷责革除差役，交给保甲严加管束，用记名候补的代书人依次充补。这样代书人就会吓破胆，再不敢增减情节，而讼棍就会远走高飞，诉讼案件就会日益减少。

二、接收诉状，应当当堂亲自接收，当天批示。地方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自然应当当堂亲自接收诉状，及时批示。如果拖延到三天或五天之后才批发，这是这份诉状还没批示，那份状子又来了，书吏差役讼棍蛀虫，借此作奸犯科，甚至有用贿赂买通批语的说法，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哪里比得上亲临大堂，亲自接收诉状，在接收诉状时，向告状人逐条详细诘问，就用五听的方法，或者用盛怒震慑，或者用游词诱导。那些诉讼的人从田间来，初次见到长官，讼师的浸染不深，其人尚且朴实，其胆尚且虚弱，其口也迟钝，真假是非，不难立即剖断。比起传唤案件集合讯问的时候，真情更容易得到。那些理由不太充分的，逐层批驳，文字不厌其烦，当时就张榜公示。那些情节支离破碎，有心拨弄是非的，立即取结立案，立刻给予轻微惩处，自然可以打破刁民的气焰。那些已经批准的，也当天批示张榜公示，那么比起迟迟批示的，已经快了好几天。由此迅速差传，可以审理的就立即审理，那些尚非切要的人证不必齐全，可以结案的就立即结案，那些无关紧要的供词情节不妨从简。这样又快了十几天或几十天，讼棍蛀虫虽然狡猾，无从下手，那么各种弊端就全部消除了。

三、签发传票差役，应当确定限期，亲自查对号簿。诉状既然批准，就应当差传证人赴审。只是差役接到传票到手，任意勒索，不满足不罢休。他们之所以能勒索的原因，是由于官司的拖延；而官司的拖延，是由于对设定的限期不亲自稽查。因此这一造到案，而那一造没传唤；甚至两造都到了，却捏称还有没到的人证，故意拖延，致使诉讼者还没见到官，家产已经损失了一半。除了命案盗案立即签发传票外，其他一切户婚、田土已经批准的案件，签发差役出票，总以接收诉状的次日辰时为率，绝不稍作拖延。仍然计算道路的远近，人数的多少，案情的难易，亲自酌定到案的日期，用红笔注在簿子上。近的定为当天及一、二、三天，各给予余限一天；远的定为四、五、六、七、八天，各给予余限两天。每天早晨亲自阅览限期簿，到期者就用红笔写小票“唤某案原差某人到堂问话”字样，催令依限速到。到了就记功，逾期就重处，绝不姑息宽纵。这样所设定的限期，就不是虚应故事。而且立限既然严格，讼棍蛀虫无从下手，各种弊端就全部消除了。

四、承接传票的差役，应当联环保结，以防逃避，那么法令就可以必定执行。法律设立衙役以供差遣，原本不能完全废除不用，但只应保留定额十几名，或者几十名，即使是地处冲要繁盛的地方，也只应额外再酌留几十名，其余冗杂的差役全部革除。只是革除差役绝非易事，官员虽然革除差役而差役自己不革除，所以有瞒上不瞒下的说法。应当将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