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史论下　史述赞

译卷第五十　史论下　史述赞 《史论下·史述赞》《史论下》《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范蔚宗 史论说：东汉中兴的二十八位将领，前代人认为他们在天上对应二十八宿，但其中的详细情形没有考察清楚。所谓中兴，是说汉朝被王莽篡位后，光武帝又使汉朝复兴，因此称为中兴。天上有二十八宿，将领用来辅佐君主、协调教化。然而这些将领都能够感应风云际会，施展自己的智谋和勇气。《周易》说：“云跟从龙，风跟从虎。”《史记》记载太史公说：“司马相如处事有智有勇，可以说兼备二者。”称为辅佐天命、建立功业的人，也都是各自具有志向和才能的人。《李陵书》说：“其余辅佐天命、建立功勋的人。” 议论者大多责怪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政务，以至于他们杰出的姿态和丰厚的功绩被弃置而不任用。谢承《后汉书序》说：“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杨肇诔》说：“功绩盛美。”然而推究其中深远的谋划和长远的考虑，本来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至于王道已经衰微、降到霸道盛行的时代，尚且能够按照功劳授予职位，使功勋与贤能同时得到安排，如管仲、隰朋在齐桓公时代先后升用，先轸、赵衰在晋文公朝廷同列，可以说是兼顾周全了。《左氏传》记载，寺人披说：“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而任用管仲为相。”又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宠爱；有鲍叔牙、隰朋辅佐他。”又说：“晋国在被卢举行大搜，任命赵衰为卿；赵衰把职位让给先轸。”杜预说：“先轸，就是晋国下军的佐将原轸。”自秦汉以来，世代凭借战功起家；至于辅翼扶助王室的，也都是武人突然崛起。甚至还有贩卖缯帛、屠狗以及轻浮狡猾之徒。《汉书》说：“灌婴是睢阳贩卖缯帛的人。高祖做沛公时，他以中涓身份跟随，后来剖符封为颍阴侯，升至丞相。”又说：“樊哙是沛县人，以屠狗为业。高祖做沛公时，他以舍人身份跟随，后来封为舞阳侯。”有的人因而获得连城之地的赏赐，有的人被任用到阿衡这样的地位。班固《汉书赞》说：“藩国大的，跨州兼郡，拥有数十座相连的城邑。” 《毛诗》说：“实在是阿衡，辅佐商王。”毛苌说：“阿衡，就是伊尹。”所以权势相互猜疑，嫌隙就会产生；力量彼此相当，动乱就会兴起。即使萧何、樊哙尚且被拘禁，韩信、彭越最终被杀戮，不正是这样吗！《李陵书》说：“从前萧何、樊哙被囚禁，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从此以后直到孝武帝，五代宰相没有不是公侯的。于是使士大夫的仕进道路受阻，贤能的人被遮蔽阻塞。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因而杂取缙绅先生的概要方略。”臣瓒说：“缙，是赤色；绅，是大带。”朝廷中有世代承袭的私情，下面有许多守门小吏的怨恨。《礼记》说：“大人以世代承袭作为礼制。”《汉书》说：“萧望之被署任为小苑东门候，王仲翁对萧望之说：‘你不肯碌碌无为，反而要去做守关门的官吗？’”那些怀抱道义而不为人所知、委身于草野的人，也多得数不清。《论语》中阳货对孔子说：“怀藏自己的才德，却使国家迷乱。”《淮南子》说：“如今有德行、怀抱道义的人生在乱世，含德守道而死去的很多，天下却不知道，只称赞他们不言说。”所以光武帝鉴于前代事情的错误，存有纠正偏失的意志。班固《汉书赞》说：“汉朝兴起，惩戒强秦失败的教训，大规模开设九国，可以说是矫正弯曲却超过了正直。”即使寇恂、邓禹有很高的功勋，耿弇、贾复有宏大的功业，分封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只不过是特进、朝请而已。范晔《后汉书》说：“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食邑一万户，任执金吾。邓禹，字仲华，任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县。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食邑二县，以列侯身份奉朝请。贾复，字君文，封胶东侯，食邑六县，以列侯身份加特进之位。”蔡邕《独断》说：“诸侯功德特别优厚盛大、朝廷另眼相看的，赐予特进之位，地位在三公之下。”孟康《汉书注》说：“按照法令，春季入朝叫朝，秋季入朝叫请。”观察他们治理国家、处理政务，考核职责、追究过失，难道就是所谓“用法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吗！《论语》中孔子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功臣，那伤害就太严重了。为什么呢？严格按法绳处理，就会损害旧日的恩情；屈从私情处理，就会违反禁令和典章。范晔《后汉书》记载，第五伦上疏说：“我愚昧地认为，贵戚可以封侯，使他们富足；但不应让他们担任职事官。为什么呢？用法令约束他们，就会伤害恩情；因亲近而徇私任用他们，就会违反宪法。”如果选择德行，功劳未必优厚；如果举用功劳，人品又可能不贤；两者参杂任用，众人的心意很难平息；把二者并列使用，弊病很快就会显现。这里是说，选择德行而舍弃功劳，任用不一、杂乱使用，怨望必然很多，所以说难以平息；如果论功而舍德，把两种人并列在朝廷，杀戮就会接连不断，所以说弊病不远。不能不比较优劣，要根据事情权衡取舍。意思是尊重功劳而不尊重德行，就是功劳胜过德行；任用德行而不任用功劳，就是德行胜过功劳。《汉书》说：“衡量资质的弊病，权衡轻重，于是有时以母权子而行，有时以子权母而行。”韦昭说：“重的为母，轻的为子；衡，就是平。”所以给予高官厚礼，确实用来酬答大功；制定严峻的条文和深严的法令，用来责成官吏尽职。《汉书》说：“翟方进做丞相时，制定严峻的条文和深严的法令，受到伤害的人尤其多。”建武年间，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侯爵有一百多个；至于几位大功臣，则让他们参与国家议政，共同分担祸福；其余人都优待并采用宽缓的科条，保全他们的封地和俸禄，使他们最终都以功名收场，并把后代的福庆延续下去。范晔《后汉书》记载，郎顗上疏说：“消除灾祸，延续福庆，号令天下。”从前留侯张良认为高祖把萧何、曹参等旧日故人全都任用了，郭伋也议论南阳人得到过多显要职位，郑兴又告诫不要专门任用功臣。《汉书》说：“皇帝远远看见诸将往往几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便问：‘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这是在谋反。陛下从平民起兵，和这些人一起取得天下；如今已经做了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一类的故人，所诛杀的都是平生的仇敌，所以他们聚集起来谋反。’”范晔《后汉书》说：“光武帝任命郭伋为并州牧，经过京师来谢恩，皇帝立即召见他。郭伋于是说：‘选拔补任各类官职，应当从天下选取贤能俊杰，不宜专门任用南阳人。’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说：“郑兴，字少赣，河南人。被征召为太中大夫，上疏说：‘道路上的流言都说朝廷想任用功臣；功臣一旦被任用，人的职位就会颠倒。过分尊崇恩宠而偏私授官，容易开启偏爱溺私的过失；如果把至公之心平均施加，必定能广泛打开招纳贤才的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班固《汉书》引文说：“尊崇恩德来安抚海内。”仲长子《昌言》说：“君主应以至公之心面对臣民。”

译永平年间，显宗追念感怀前代功臣；显宗，就是明帝。于是把二十八位将领的画像绘在南宫云台，此外还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范晔《后汉书》说：“王常，字颜卿，颍川人，封山桑侯，任横野大将军，位次与其他将领不同席。”又说：“李通，字次元，南阳人，封固始侯，任大司空。”又说：“窦融，字周公，扶风人，封安丰侯，任卫尉。”又说：“卓茂，字子康，南阳人，任密令。世祖即位后，任卓茂为太傅。”合计三十二人。因此依照原来的次序，把他们附列在篇末，用来记载功劳次第而已。《宦者传论一首》：宦者，就是供养、侍奉之人。供养阉人，让他们看守宫人；这本来只是小臣。东汉任用他们并使其地位尊贵，所以编成这篇传论。范蔚宗 《易经》说：“上天显现各种象，圣人便取法于它。”宦者四星，位于皇位旁边。仲长子《昌言》说：“天文中的宦者四星，在帝座旁边；《周礼》中也有相应的官职。”所以《周礼》设置官职，也按照天上的星数作了配备。阍人掌守中门的禁令。《周礼》说：“阍人掌管守卫王宫中门的禁令。”郑玄说：“中门，是相对于外门、内门而言处在中间的门。”寺人、侍人掌管女宫的戒令。《周礼》说：“寺人掌管王的内人和女宫的戒令。”又说：“王的正内有五人。”《周礼》说：“寺人，是王正内的五人。”郑玄说：“正内，就是路寝。”《月令》说：“仲冬时节，阉尹审查门闾，谨慎管理房室。”这是《礼记》中的文字。郑玄说：“阉尹，是主管、统领宦官的官职。”周代相当于内宰，掌管王宫内政、宫中命令、告诫出入以及关闭门户等事务，内外门都要重重关闭。《诗经·小雅》中也有《巷伯》讽刺谗言的篇章。《毛诗·小雅》说：“《巷伯》，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寺人受到谗言伤害，因此作了这首诗。”毛苌说：“巷伯，就是宫内的小臣。”然而宦官在王朝中存在的历史由来已久。难道是因为他们形体不完整、气质性情专一善良，能够通达内宫之人，比较容易供养和役使吗？《老子》说：“还不知道雌雄交合，生殖器却已经完全成长了。”王弼说：“作”是成长的意思；没有外物损伤身体，所以能完全成长。《汉书》说：汉元帝认为石显长期掌管政事，宦官中没有外部党援，精明专一而且可以信任，于是把政务交给他。《应劭汉官仪》说：掖庭，是后宫居住的地方；中宫，是对宫中宦官的称呼。然而后世沿袭这种做法，宦官任用范围渐渐扩大。其中有才能的，如勃貂、管苏，在楚、晋两国立有功劳。《左氏传》说：吕郤害怕受到逼迫，焚烧晋国宫室并杀死晋侯。寺人披请求进见，晋文公接见了他，他把祸难告诉文公。又说：晋侯向寺人勃鞮询问原地守臣的人选，勃鞮回答说：“从前赵衰带着一壶饭跟随文公走小路，饿了却不肯吃，所以应当让他镇守原地。”杜预说：勃鞮就是披。《史记》把勃鞮写作履貂。《新序》说：楚恭王病重，告诉大夫们：“管苏用义来冒犯我，用礼来违逆我，同他相处不得安宁，不见他却又思念他；然而他是有德之人，我死以后，应当在朝廷上给他爵位。申侯顺从我的欲望，做我喜欢的事，同他相处便安逸，不见他便思念他；但他从未有过真正的功劳，必须赶快遣送他。”景监、缪贤在秦、赵两国留下了平庸的功劳。《史记》说：商鞅进入秦国，凭借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秦孝公。又说：蔺相如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赵国寻找出使秦国的人，未能找到，宦者令缪贤说：“我的舍人蔺相如可以出使。”至于他们后来败坏政事的情况，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制造祸乱。《左氏传》说：齐桓公死后，易牙入宫，和寺人貂凭借内宠杀死群臣，拥立公子无亏，齐孝公逃往宋国。杜预说：寺人，就是内廷宦官竖刁。《史记》把竖貂写作竖刁，读音都同“凋”。《左氏传》说：楚国使者到晋国聘问，经过宋国，太子知道后，请求在郊外设宴款待，宋平公便派伊戾前往。伊戾请求随行。到达后，他挖坑埋牲畜，放入书信作为征验，又驰马报告宋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同楚国使者结盟了。”宋平公派人察看，果然确有其事。太子死后，宋平公渐渐听说了事情的真相，于是把伊戾烹死。汉朝兴起后，仍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中常侍一官。但也选用士人参与其中，入选者都佩银珰、戴貂尾，在殿省供职。《范晔后汉书》载朱穆说：考察汉代旧制，中常侍有时任用士人。建武以后，才全部任用宦官，借用貂尾、珰饰的装束，担任常伯的职务。到吕后临朝称制时，便任用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寝宫，接受并传达诏令。《汉书·高后纪》说：太后临朝称制。蔡邕说：天子的命令有不同名称，第二种叫制书；但“制”不是皇后所行的称号，所以说“称制”。《汉书·刘泽传》说，田生请求在吕氏宠幸的大谒者张释卿那里求取职位。如淳说：“奄人”就是宦官。《吕后纪》写作张释，《刘泽传》又写作张卿，那么张释的字应是子卿。如今《汉书》有的地方写作释卿，是错误的。仲长子《昌言》说：宦官在宫室寝居之内亲近侍奉，在妇人之间交错往来。汉文帝时，有宦官赵谈、北宫伯子，很受亲近宠幸。《汉书》说：孝文帝时的宦官有赵谈、北宫伯子。到汉武帝时，也宠爱李延年。《汉书》说：孝武帝时有宦官李延年。武帝屡次在后宫宴饮，有时暗中游幸别馆，所以机密政事的奏报，多由宦官掌管。《汉书》说：萧望之认为武帝游宴后宫，所以任用宦官，这并不是国家原有的制度。仲长子《昌言》说：到了武帝游宴后宫时，设置中书官，掌管接受军事文书。《汉官解故》说：机密事务的总管机关，是号令发布的地方。胡广说：就是机密之事。元帝时期，史游任黄门令，尽心纳忠，颇有补益。《汉书》说：《急就篇》是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董巴《舆服志》说：禁门叫黄闼，由宦官掌管。后来弘恭、石显凭借谄媚险诈而进身，最终造成萧望之、周堪之祸，损害并玷污了皇帝的德行。《汉书》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建议，应当罢免中书宦官，符合古制，不亲近受过刑的人；因此同石显结下很深的矛盾，后来都被石显害死。萧望之自杀，周堪被废黜禁锢，不能再被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东汉中兴初年，宦官全部使用阉人，不再混杂选用其他士人。如淳《汉书注》说：“调”就是选。到永平年间，才开始规定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汉和帝即位时年幼而软弱，窦宪兄弟专擅掌握权势。《范晔后汉书》说：孝和皇帝名肇，是肃宗的儿子，十岁即位。窦太后下诏说：“窦宪是我的长兄，应当按照旧典辅佐这一职务。”内外群臣都无法亲自接近皇帝，能和皇帝居处的只有宦官。因此郑众得以专在宫禁中谋划，最终诛除了大恶之徒，因而获得封土，升任宫卿之位。《史记》说：景帝居住在禁中。如淳《汉书注》说：省中本来叫禁中。蔡邕说：禁中是门户设有禁令，非侍从近臣不得进入，所以叫禁中。《尚书》说：元恶大憝。于是郑众享有分封土地的爵位，越级登上宫卿职位。从此宦官势力开始强盛。《范晔后汉书》说：郑众，字季产，南阳人。和帝初年，窦宪图谋作乱，郑众首先谋划诛杀他，因功升任大长秋，封鄛乡侯。从汉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范晔后汉书》说：延平是安帝的年号。宦官受到委任的范围渐渐扩大，资历待遇也逐渐增加；中常侍甚至达到十人，小黄门也有二十人，改为佩金珰、戴右貂，并兼任九卿属官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执政，而政务繁多且关系深远；和熹邓后事迹已见《皇后纪论》。朝臣谋议无法参与帷幄决断，称制下令又不出内宫，因此不得不委任受过刑的人，把国家政命托付给他们。《范晔后汉书》载朱穆说：自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称制以来，不接见公卿，于是用宦官担任常侍、小黄门，传达两宫命令。他们手中掌握封爵，口中传达天子的法令。《范晔后汉书》载谏议大夫刘陶上疏为朱穆申辩说：如今权宦倾轧专擅朝廷，手中掌握封爵，口中传达天宪，这不是尊崇显扬皇业、守护太平盛世的办法。这已经不再只是掖庭、永巷的职务，也不再只是闺门、内室的差事了。《汉书》说：掖庭有八名丞。又说：永巷官职都取主管事务之名，有时称永巷，于是便称永巷仆射。后来又有孙程谋定拥立顺帝的功劳，曹腾参与谋划拥立桓帝的策略。《范晔后汉书》说：孙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时，孙程任中黄门。当时江京等人废皇太子为济阴王；第二年安帝去世，拥立北乡侯为天子。十月，北乡侯病重。孙程对济阴王的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凭嫡长子的正统地位，却终于被废黜。如果北乡侯不能痊愈，我们共同杀掉江京，事情就可以成功。”兴渠同意了。北乡侯死后，孙程和十八人在西钟下谋划，大家都割断衣服作为誓约，杀死江京，迎立济阴王，这就是顺帝，孙程被封为浮阳侯。又说：顺帝名保，是安帝的儿子。又说：曹腾升任中常侍，桓帝即位后，曹腾因参与决定帝位而被封为费亭侯，任大长秋。后来又有五侯共同谋划诛杀梁冀。《范晔后汉书》说：单超是河南人，徐璜是下邳人，具瑗是魏郡人，左悺是河南人，唐衡是颍川人。桓帝召单超、左悺入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擅国政，如今想诛杀他们，你们这些常侍认为如何？”五人回答说：“确实是国家的奸贼，应当诛杀已经很久了。”五人于是共同定下计划。桓帝咬破单超的手臂流血，以此结盟，于是下诏逮捕梁冀，将他及其党羽全部诛杀。单超封新丰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东武侯，左悺封上蔡侯，唐衡封汝阳侯。五人同一天受封，所以世俗称他们为“五侯”。他们的行迹起因于公正，恩宠又确实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朝廷内外都服从他们，上下屏住呼吸。屏气，是说恐惧。《论语》说：“屏住呼吸，仿佛停止呼吸一样。”《范晔后汉书》说：阳球诛杀王甫以后，权贵之家听说此事，没有不屏息恐惧的。有的人称颂他们有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勋，足以同前代相比；有的人说他们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又在当今重新兴起。伊尹、霍光，张良、陈平。虽然当时也有忠诚公正的人，却争相受到排斥。他们一举一动可以回转山海，吐纳之间便能改变霜露。迎合旨意、曲意求取的人，便使三族都蒙受荣宠；直抒己情、违逆心意的人，便遭受诛灭五族。《汉朝的纲纪已经大乱了。》陈琳《檄文》说：“所宠爱的人光耀五宗，所憎恶的人灭绝三族。” 至于那些戴着高冠、佩着长剑、身绕朱绶、怀藏金印的人，布满宫门内外。《枚乘〈兔园赋〉》说：“高冠高高耸立，长剑横在身旁。”《法言》说：“有人问，使我身系朱绶、怀藏金印，那快乐是不可估量的。”李轨说：朱，指朱绂。那些用白茅包裹方土、手持虎符、面南接受臣民朝拜的人，大约有十多人。《尚书纬》说：天子的社坛，东方用青色土，南方用赤色土，西方用白色土，北方用黑色土，上面覆盖黄土；分封诸侯时，各取相应方位的土，用白茅包裹，作为社土。《汉旧仪》说：郡国分置三枚铜虎符。府署、住宅、楼馆，根基遍布京城内外；子弟和亲附者，在各州国中占了一大半。南方的金、和氏之宝玉、冰一样细密的纨、雾一样轻薄的縠，堆满珍藏。《毛诗》说：“大龟象齿，大赂南金。”《韩子》说：楚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玉璞，献给楚王，楚王派玉工剖治玉璞，才得到宝玉。《汉书》说：齐地织造冰纨。臣瓒说：纨织得细密，就像坚冰一样。《子虚赋》说：杂用纤细的罗，垂挂雾一样的縠。嫔妃、美人、侍儿、歌童、舞女等供玩赏的女子，充满华美的内室。《左氏传》载子西说：如今听说夫差宫中长久有妃、嫱、嫔、御。《杜预注》说：妃嫱，是地位尊贵的女子；嫱读作“墙”。《汉书》说：起初，袁盎任吴国丞相时，他的属官偷取了袁盎的侍儿。文颖说：侍儿就是婢女。仲长子《昌言》说：演奏音乐时，歌儿舞女成百上千，轮番登场。《左氏传》载晏子对齐侯说：筑高台、挖深池，撞钟而让舞女表演。狗马装饰着雕刻花纹，土木建筑披上彩绢刺绣。《汉书》载东方朔说：土木建筑穿着绮绣，狗马披着有彩纹的织物。《佞幸传》说：董贤在宫阙之下修建大宅，土木工程极尽技巧，柱子和栏杆都披上绨锦。这一切都是剥削百姓，争相放纵奢侈欲望；陷害贤明之士，专门培植党羽。他们中间互相援引、希求依附权势的人，都以腐刑残身、薰合伤口来求得显达，以此自我炫耀。班固《汉书》记司马迁的话说：“唉，史迁以薰合腐刑伤口来接受刑罚！”韦昭说：古代施腐刑后，必须用火熏合伤口。同样败坏的人互相帮助，所以他们的党徒越来越多。潘元茂《九锡文》说：“同恶相济。”《尚书》说：“排斥贤能、依附权势，实在有很多同党。”败坏国家、蛀蚀政事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写尽。因此天下人都悲叹痛恨，志士困顿而隐居。韦昭《国语注》说：居住山中叫作栖居。盗贼趁着间隙兴起，动摇扰乱中原。刘騊駼《与李子竖书》说：“下车负载，凶恶的盗贼还没有擒获。”

译《韩诗》说：谗言趁着空隙兴起。即使忠良心怀愤懑，有时奋起抗争，也往往言语一出祸患便随之而来，很快就见到妻子儿女被杀。《尚书》说：“我就把你和你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掉。”于是又大规模考察、搜捕所谓钩党，互相转相诬陷牵连。《东观汉记》说：汉灵帝时，前太仆杜密、前长乐少府李膺都被列为钩党。《尚书》说：交给所属州郡考察治罪。当时皇帝年仅十三岁，问宦官们：“什么叫钩党？”宦官回答说：“钩党人就是党人。”皇帝便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凡是被称为善士的人，没有不遭受灾祸毒害的。《桓子新论》说：居家遵循道理，乡里和顺，出入恭敬，说话谨慎谦逊，这样的人称为善士。窦武、何进地位尊崇，又是皇亲近臣，乘着九服之内的怨恨，联合群英的势力。《周书》说：于是辨明九服诸国。《谢承后汉书》说：黄向在对策中认为窦武、何进是群英中的表率。然而他们因犹豫疑虑而迟疑不决，最终导致覆灭。这难道也是时运到了极点吗？《范晔后汉书》说：窦武字游平，扶风人。他的女儿被立为皇后，窦武任大将军，谋划诛杀宦官。曹节等人假传诏令，率兵诛杀窦武。又说：何进字遂高，南阳人。他的妹妹被立为皇后，何进任大将军。汉灵帝死后，袁绍劝何进诛杀宦官，计划泄露。张骧、赵忠等人趁机进入禁省，共同杀死何进。《应劭〈风俗通〉》说：秦朝因愚昧软弱而走到了气运的极点。即使袁绍以恭敬的态度执行天罚，斩除宦官而不留余地，《范晔后汉书》说：袁绍勒兵斩杀赵忠，捕捉宦官，无论年长年幼全部杀死；张让投河而死。《尚书》说：“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左氏传》载君子说：周任有句话，治理国家的人，见到恶人就像农夫务必除草一样，要把它们割除、连根拔掉，不让它们再滋生。然而以暴力替代混乱，又能说什么呢！《史记》载伯夷歌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蕨薇；用暴力替代混乱啊，不知道那是错误。”自从曹腾劝说梁冀，最终拥立昏庸软弱的桓帝。曹腾、梁冀的事已见上文；“昏弱”指桓帝。魏武帝曹操又借此机会，终于使国运和帝位转移。魏武就是曹操；龟、鼎是国家守护的重器，用来比喻帝位。《尚书》说：“宁王把大宝龟赐给我，承继上天的光明，接受天命。”《左氏传》载王孙满说：夏桀昏乱失德，鼎迁到了商；商纣暴虐，鼎迁到了周。所谓“你以此开始，必然也以此结束”，确实是这样啊！《左氏传》说：晋国荀林父和楚庄王在邲交战，楚庄王看见左军，想要跟随它乘车作战。屈荡按住尸体说：“您以这种方式开始，也必然以这种方式结束。” 【《逸民传》论】何晏《论语注》说：“逸民”，是说节操和行为超逸不群。※范蔚宗 《周易》称道：“遯卦的时势和意义真是伟大啊！”《周易》说：下艮上乾为遯卦，卦辞说：“遯卦的时势和意义真是伟大啊！”孔子说：“遯，就是逃避。”意思是离开现实社会而不求取利益，这就是它伟大的地方。又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这是《周易·蛊卦》上九的爻辞。因此，尧被称为顺应天道，却没有屈意求取颍阳隐士的高尚节操。《论语》说：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尧能够效法天。”《吕氏春秋》说：从前尧到沛泽去朝见许由，请求把天下托付给他，许由于是到了颍水北岸。武王的功业尽善尽美，却始终保全了孤竹君之子的清白。《论语》说：孔子评价武王说：“美到了极点，却还没有达到尽善。”《史记》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武王平定殷朝之乱后，天下归附周朝，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出于义理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从此以后，这种高尚风气越来越盛。《琴赋》说：体制和风流，没有不相互承袭的。长久隐退的道路没有改变，但引发感慨的原因却不止一种。《西征赋》说：醒悟到山中隐藏着逸士，他们卓然长久隐居而不再返回。有人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有人退避来保全自己的道义。《论语》说：隐居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志向，践行义理是为了通达自己的道。又说：贤者避开整个社会，其次是避开某一地方。有人使自己安静下来以平息躁动，有人离开危险以谋求安全。这是说，有人以沉默隐居来平息内心的躁竞，有人离开危险之地来谋求自身安全。有人以鄙弃世俗来激发自己的操守，有人以非难万物来彰显自己的清高。这是说，有人鄙弃污浊的时俗来激发操守，有人指责万物的缺失来显发清明。“褱”与“操”相同。然而看他们甘心生活在田亩之间，憔悴困顿于江海之上。《庄子》说：舜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奇怪啊，后世的人！居住在田亩之中，却往来于尧、舜的朝廷，只能这样而已。”又说：靠近沼泽，居处空旷之地，这就是江海之士、避世之人，是喜欢闲暇者所爱好的地方。难道一定是亲近鱼鸟、喜爱林木草地吗？也只是耿介的性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罢了。《世说》说：简文帝进入华林园，回头对左右说：“我觉得鸟兽禽鱼本来就会亲近人啊。”所以，那些甘受耻辱的隐士，多次被罢黜，却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国家。《列女传》记载：柳下惠死后，他的妻子作诔文说：“蒙受耻辱以救百姓，德行更加广大啊！虽然遭到三次罢黜，始终没有改变啊！”即使是蹈海而死的节操，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也不能改变他的心意。《史记》说：鲁仲连对新垣衍说：“秦国如果真的称帝，我鲁仲连就跳入东海而死。” 又说：鲁仲连攻下聊城，田单回来后想给他封爵，鲁仲连却逃走隐居在海上。如果他恰好改变了自己的出处进退，便不能和田单互相成就了。《论语》说：长沮、桀溺并肩耕作，孔子经过，让子路去询问渡口。桀溺说：“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难道不如跟随躲避整个社会的人吗？”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会和他们一起改变世道。”《汉书》载贾谊上书说：胡人、越人即使死也不肯互相帮助，是因为教化习俗使他们如此。他们虽然固执而近于沽名之人，《论语》说：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个挑着草筐的人经过孔门，说：“有心啊，击磬的声音！”随后又说：“鄙陋啊，声音铿锵作响，只是没有人了解自己罢了。”又说，子贡问：“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匣中呢，还是求一个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好价钱。”然而他们像蝉蜕去尘世的污浊，自身达到天地四方之外，难道不同于那些卖弄智巧、追逐浮利的人吗？《淮南子》说：古人同天地之气，与世人一起从容游乐；等到虚伪产生，便卖弄智巧以惊愚惑众，设置诈术来讨好上位者。荀卿有句话说：“志意修养高尚，就能傲视富贵；道义分量重，就能轻视王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日〕 《荀卿子》说：“志意修养高尚，就能傲视富贵；道义分量重，就能轻视王公；能够反省自己，外物就显得轻微了。”

译汉朝衰微，王莽篡位，士人中那些有涵养、慈爱而又坚持义愤的人更多了。《东观汉记》说：桓荣温和恭敬而有涵养，通晓经义。文颖说：是说宽厚博大而有余裕。当时有许多人撕破冠冕、毁掉服饰，互相携带扶持而离开仕途，实在数也数不清。《范晔后汉书》说：胡刚清高而有志节，正逢王莽居摄，便脱下衣冠挂在府门上离去，后来逃亡交趾，隐身于屠夫的店铺之间。《左氏传》载，周王派詹桓伯向晋侯辞谢说：“伯父如果撕破冠冕，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毛诗序》说：百姓没有不相互携扶着离开的。扬雄说：“鸿雁高飞在幽冥之中，弓箭手哪里能够射取它呢？”是说他们远远避开祸患。《法言》说：“鸿雁高飞在幽冥之中，弓箭手哪里能够射取它呢？”宋衷说：“篡”是取的意思。鸿雁高飞，幽冥而接近天际，即使弓箭手拿着系有丝绳的箭，又能施展什么技巧把它射取下来呢？这是比喻贤者深居隐处，也不会遭受暴乱的祸害。如今“篡”有的版本写作“慕”，是错误的。光武帝对隐士侧席而坐，求贤若渴，仿佛唯恐来不及。《国语》说：越王夫人摘下簪子，侧着席子而坐。韦昭说：“侧”就是特意之意。《礼记》说：忧愁的人侧席而坐。班固《汉书·公孙弘赞》说：皇上正要任用文武之士，寻求他们如同唯恐来不及。用旌帛和蒲轮安车征召、礼敬那些有义之士的使者，在山岩隐居者之间接连可见。意思是征召士人时，有时用帛来表彰。《汉书》说：武帝认为枚乘年老，便用安车蒲轮征召他。《周易》说：“在丘园中修饰自己，东帛洁白。”至于薛方、逄萌、江革被征聘却不肯前来。《汉书》说：薛方字子容，王莽派安车迎接他，薛方借使者来辞谢说：“尧、舜在上，下面有巢父、许由。如今明主正兴隆唐尧、虞舜的德行，我这个小臣也想守住箕山隐士的节操。”使者把话报告王莽，王莽喜欢这番话，便没有强行召他来。世祖即位后，征召薛方；他在途中病死。《范晔后汉书》说：逄萌字子康，北海人。王莽杀了他的儿子逄宇，逄萌带着家属入海，寄居辽东。光武帝即位，征召逄萌；他托称年老昏聩，东西迷路，对使者说：“朝廷征召我，是因为认为我对政事有益；如今我连方向所在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挽救时局呢？”说完便驾车回去了。朝廷连续征召，他始终不肯出仕，最后寿终。严光、周党、王霸被征召到朝廷，却不能使他们屈服。《范晔后汉书》说：严光，另一个名字叫遵，会稽人，曾与光武帝一同游学。光武帝即位后，三次征聘，他才到来。严光住在北军，当天皇帝便亲临他的馆舍。严光躺着不起身，光武帝走到他的卧处，抚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子陵，难道不能出来帮助我治理政事吗？”严光又睡着不回答，过了很久才睁眼凝视光武帝说：“从前唐尧彰显德行，巢父却洗耳。士人本来各有志向，何必这样逼迫我呢！”又说：周党字伯况，太原人。建武年间，被征召为议郎，因病离职，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居住在渑池。后来再次被征召，不得已穿着短布单衣，戴着縠皮绡制的头巾，等候尚书召见。光武帝接见他时，周党伏地而不行礼，自陈愿意守持自己的志向，皇帝才答应了他。又说：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年间，被征召到尚书台，行礼时只称自己的姓名，不称臣。有关官员问其缘故，王霸说：“天子对某些人不以臣相待，诸侯对某些人不以朋友相交。”后来因病回乡，隐居守志。各方人士都如愿以偿，志士心怀仁德。《郭象〈庄子注〉》说：一方得到，其他各方就会失去。《论语》说：孔子说：“有志之士和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礼记》说：君子有礼，所以万物没有不怀有仁德的。这正是所谓举荐隐逸之士，天下人便归心的情形吗？《论语》说：孔子说：“举荐隐逸之士，天下人都会归心。” 肃宗也以礼相待郑均，并征召高凤，用来成全他们的节操。《范晔后汉书》说：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显宗的第五个儿子。又说：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建初六年，朝廷特意用公车征召他，先后两次升迁至尚书，多次进献忠言，肃宗敬重他；他因病请求退休。又说：高凤字文通，南阳人。建初年间，将作大匠任隗举荐高凤直言。高凤到了公车所在地，托病逃回乡里，隐身于捕鱼垂钓之中，终老家中。此后皇帝的德行渐渐衰退，邪恶之人当权；处士们耿介不屈，却与卿相并列。《束广微〈补亡诗〉》说：“堂堂的处士。”《楚辞》说：“独自耿介而不随俗。”至于有些人抗愤而不顾一切，往往偏离中正之道。《论语》说：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士而交往，那就一定要找狂者或狷者了！”大概是因为记载了那些超绝尘俗却不能赶上的人，和能有所作为的人相同，所以把他们列在这一篇中。《庄子》说：颜回问仲尼：“老师慢走，我也慢走；老师快走，我也快走；老师奔跑，我也奔跑。老师奔跑得飞快，绝尘而去，我只能瞪着眼落在后面。”司马彪说：意思是无法赶上。《论语》说：孔子说：“能有所作为的人有七个。”包咸说：七人是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宋书·谢灵运传论》】沈休文修撰《宋书》一百卷，认为谢灵运是文士，所以在本传中没有写入这篇文章，而另作此书，论说文章的利弊、文辞的是非。※沈休文 史臣说：人民禀受天地的灵性，内含五常的德性；刚与柔交替运用，喜悦和愤怒分别形成情感。《汉书》说：人具有像天地的形貌，怀有五常的本性，聪明精粹，是有生命者中最有灵性的。应劭说：“肖”是相似的意思；头圆象征天，脚方象征地。又说：凡人都含有五常的本性，但刚柔各不相同。《史记》说：何况人怀有五常，包含好恶。郑玄《礼记注》说：五常就是五行。孔安国《尚书传》说：五行的德性，是历代君王相承而取法的。 《礼记》说：什么叫七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人的志意在内心发动，歌咏就会在外部表现出来。《毛诗序》说：情感在心中发动，表现在言语上；感叹仍不足以表达，所以长声歌唱。又说：情感发出成为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就叫作音。诗的六义由此而起，四始也由此相联；高低升降的歌谣，纷纷呈现为《诗经》的各篇。《毛诗序》说：诗有六义，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又说：这叫作四始，是诗的极致。《毛诗》篇题说：“鹿鸣之什。”解说者说：诗每十篇编为一卷，所以称为“什”。即使虞、夏以前的遗文已经看不到了，《虞书》还有帝舜作歌，《夏书》还有《五子之歌》，更早以前却没有歌辞的记载。人同样禀受天地之气、怀有灵性，按理说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古猛虎行》说：“禀受的气有丰厚和浅薄，接受的形体有短小和修长。”既然如此，歌咏的兴起，应当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了。

译周王室衰微以后，诗歌风气更加显著。幽王、厉王时期，诗中多有讽刺；下层百姓相互承袭这种风气，像风一样传播，像水一样流行，所以说更加显著。屈原、宋玉在前面疏导清正的源流，贾谊、司马相如在后面振起芳美的余尘。《荀卿子》说：君子培养源头，源头清澈，水流就清澈。陆机《大暑赋》说：播散芬芳的尘雾，浓郁芬芳。英美的文辞可以滋润金石，高尚的义理可以逼近云天。仲长子《昌言》说：精美的言辞如雨降下。《吴越春秋》说：乐师对越王说，君王的德行可以刻在金石上。《淮南子》说：道滋润草木，浸润金石。《法言》说：有人问屈原、司马相如的赋谁更好，回答说：屈原过于浮泛，司马相如过于虚饰。浮泛过度的，能凌驾云天；虚饰过度的，华美却没有根基。然而屈原向上援引古事，向下取法鸟兽，其用意所在，扬雄、司马相如实在都比不上。从此以后，人的情感和志向更加广阔。王褒、刘向、杨雄、班固、崔骃、蔡邕等人，轨迹不同却共同奔流，前后相互师法祖述。《礼记》说：仲尼祖述尧、舜。然而清新的文辞、华丽的曲调，有时会在篇章中出现；而芜杂的声音、累赘的气韵，本来也很多。贾逵《国语注》说：“芜”是污秽；“累”与负担相同。至于张衡文辞艳丽地发扬，文章因情感而变化，形成绝唱和高远的踪迹，后来很久没有人能继承其声响。张衡字平子。到了建安年间，曹氏奠定基业，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三祖以及陈王曹植，都积蓄了盛美的文藻。《续晋阳秋》说：到了建安，诗章极为兴盛。《尚书》说：王若不敢达到上天所建立的命运。建安是汉献帝年号。《魏志》说：明帝青龙四年，有关官员奏请尊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明皇帝为魏列祖。于是才开始以情感组织文辞，以文辞彰显内容。“甫”是开始的意思。从汉朝到魏朝四百多年，辞人才子辈出，文章体制发生了三次变化。司马相如擅长写形象逼真的文辞，二班长于抒发情感、阐明义理；二班是班彪、班固。曹子建、王仲宣以气质作为文章的本体。他们都显示才华、各擅美名，独自照耀当时。因此一代文士各自相互仰慕学习，追溯其流派的源头，没有不是共同以《风》《骚》为祖法的。《续晋阳秋》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贤人以来，历代都崇尚诗赋，体制都取法《风》《骚》；诗歌总摄百家之言。“梠流”就是“风流”，含义已见上文。《广雅》说：“祖”就是取法。只是由于欣赏爱好的情趣不同，所以文章的意旨和体制彼此有别。“诡”就是变化。到了元康年间，潘岳、陆机特别秀异。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续晋阳秋》说：到了西晋末年，潘岳、陆机一类人的文章，文采和内容都很丰富，所宗奉的师法却没有不同。声律不同于班固、贾谊，体制变化超过曹植、王粲；繁缛的意旨如星辰密布，华美的文辞交错成锦。《论衡》说：德行越盛，文辞就越繁缛。又说：有的人能够陈述得失，奏报便宜之策，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般灿烂，如谷子云、唐子高这样的人，都列为高等。汉宣帝说：辞赋好比女工织造绮縠。缀辑平台的高逸声响，采撷南皮的高雅韵致。《汉书》说：梁孝王大规模修治睢阳城，修建复道，从宫殿连接到平台，长达三十多里，并招揽四方豪杰。逸响，是指司马相如的文章；南皮，是魏文帝游览的地方；高韵，是指应玚、徐干等人的文章。前代遗留的风气和功业，到了江右达到极盛。《史记》说：宣王取法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风气。《春秋元命苞》说：文王积善所滋润的余波和功业。江右，指西晋。在晋朝中兴时期，玄学风气独自盛行，学问在老子那里达到穷尽，博物之学止于《庄子》内篇七篇。《续晋阳秋》说：正始年间，王弼、何晏喜好《庄子》玄妙胜绝的谈论，于是社会风俗便尊崇它。老子曾任柱下史。《庄子》内篇共有七篇。文章驰骋纵横，义理在这里已经穷尽。从建武到义熙，历时将近一百年。建武是晋愍帝年号，义熙是晋安帝年号。虽然当时文辞声调相互联缀，如波涛相接、云气堆叠。《答宾戏》说：驰骋辩才如同涛波。《仲长统〈昌言〉》说：精妙的句子如云彩铺布。《孝经钩命决》说：云气堆积，雾气散开，错杂而有沉浮变化。然而没有不寄托于崇高的德性、寄意于玄妙之珠的。《孙绰子》说：《庄子》多用寄托性的言语，浑沌得到了根本，罔象得到了玄珠。《老子·德经》说：上等的德行不自以为有德，所以才真正有德。《庄子》说：黄帝游历赤水北岸，登上昆仑山，向南返回时，遗失了玄珠。郭象说：这里说明获得真道的途径。精劲华丽的文辞，却没有听闻。孙绰《集序》说：孙绰的文章精劲华丽。《公羊传》说：纪子伯是什么人？没有听闻罢了。殷仲文开始改变孙绰、许询的风气，殷混又大大改变了太元年间的文风。仲文是殷仲文的字。《续晋阳秋》说：许询有才华文采，擅长属文；许询和太原孙绰相互尊崇，又加上三代人的文辞，到这里《风》《骚》的体制就完全衰竭了。许询、孙绰都是当时的文坛宗师，从此以后作者全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到了义熙年间，谢混才开始改变这种风气。叔源是谢混的字。太元是晋武帝的年号。到了宋朝，颜延之、谢灵运声名腾起。谢灵运的兴会高逸挺拔，颜延年的体制裁剪明晰严密。“兴会”是情感兴致汇合的意思。《郑玄周礼注》说：兴，是把事情寄托在外物上。“体裁”就是体制。《谢承后汉书》说：魏朗任河内太守，法令明晰严密。两人都能与前代杰出作家并驾齐驱，为后世树立规范。《尚书》说：把恩泽留给后代。至于敷陈心意、讨论前代文采，《楚辞》说：跪下展开衣襟陈述辞意。陆机《乐府篇》说：商讨斟酌而作成这首歌。文章工拙的道理，也有可以说明的。五种色彩相互映发，八种音调协调流畅。《文赋》说：等到声音交替变化，如同五种颜色彼此映发。它源于玄色、黄色和十二律吕，各自适合事物的性质。《周易》说：取象以符合事物的性质，所以叫作象。要使宫、羽等音调相互变化，高低错落而不失节拍；如果前面用了浮声，后面就必须接用急切的声响。一篇之内，音韵要完全不同；两句之中，轻重也要各异。精妙地通达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文章。至于前代文士的精美作品，吟咏者都认为高妙，历代辞人共同传诵赞赏。曹子建在函谷、西京一带的作品，王仲宣在灞岸的篇章。《曹子建赠丁仪、王粲诗》说：“从军经过函谷关，驱马走过西京。”

译王仲宣《七哀诗》说：“向南登上霸陵的高岸，回头望见长安。”孙子荆《零雨》诗章、王正长咏朔风的诗句，孙子荆《陟阳候诗》说：“晨风吹过岔路，零落的秋雨打湿秋草。”王正长《杂诗》说：“朔风吹动秋草，边地的马也生出归心。”这些作品都直接抒写胸中情感，不旁求诗歌史实，正是凭借音律调和、韵脚协调，取得高于前代的形式。自屈原以来，经历了许多年代。灵均是屈原的字。《尚书》载周公说：殷礼上升配享上天，已经经历了很长年代。虽然文章体制渐渐精密，但这个奥秘一直没有被看见。至于高妙的言语、精美的句子，音韵天然形成，都暗中与规律相合，不是靠思索才能得到。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先知先觉。《论语》说：或者也是先知先觉的人才贤明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距离这一境界就更加遥远。世上懂得音律文章的人，有人能够领会其中道理，我说的并非虚妄。如果说不是这样，请等待后世的贤哲来评定。《西征赋》说：如果合乎礼乐，就等待后世贤哲。【《恩幸传》论】简要说，当时只要遇到皇帝的宠幸和机遇，就能得到优越的官职。又因为晋、宋之间都重视门第，不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所以写下这篇论。※沈休文 君子和小人，是对同类人物的通称。践行道义的就是君子，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庄子》说：天下人都在为某种事物殉身；如果殉的是仁义，世俗就称他为君子；如果殉的是财货，世俗就称他为小人。屠宰和垂钓，是卑微的职业；筑墙，是低贱的劳役。姜太公从屠牛之人起身，成为周朝的太师；傅说离开筑墙的劳役，成为商朝的宰相。《尉缭子》说：太公曾在朝歌屠牛。《史记》说：太公望吕尚凭借垂钓而遇到周西伯。 《战国策》载范雎对秦王说：吕尚遇到文王后，被任命为太师。《尚书》说：高宗梦见得到傅说，于是仔细审察梦中形象，让人依据形貌到天下寻找；傅说在傅岩的荒野筑墙，形貌完全相像，于是任命他为相。并不是因为讨论公侯世家、鼎食之家那样的出身，而是明察幽微、任用卑贱之人，只取决于才干。《尚书》说：明察那些卑微鄙陋的人。到了东汉，这种道路并没有改变。胡广世代务农，字伯始，却官至三公；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字叔度，名声震动京师。《范晔后汉书》说：胡广，字伯始，南阳人。他的六世祖胡刚，正值王莽摄政时逃亡交趾，王莽败后才回到乡里。胡广年少丧父，家境贫寒，法雄察举他为孝廉，试作章奏，名列天下第一，不到一个月便授任尚书郎。他曾两次任司空，又两次任司徒，三次登上太尉之位。《范晔后汉书》又说：黄宪，字叔度，南阳人。世代贫贱，父亲是牛医。同郡人陈蕃入朝时感叹说：“叔度若在，我不敢先佩戴印绶。”《汉书》说：郑子真名声震动京师。况且士人居于朝廷，都有职务，即使七代都佩戴貂尾，也只是因为旧日门第而受西汉尊崇。左太冲《咏史诗》说：“金、张凭借祖业，七代都佩汉貂。”侍中亲自承办奏事，又分掌皇帝的服饰。《应劭汉书注》说：入宫侍奉天子，所以称为侍中。《晋令》说：侍中负责署理诏书、表章和奏事。《应劭汉官仪》说：侍中出行时佩玺抱剑。东方朔任黄门侍郎，在殿下执戟。《汉书》说：东方朔起初任常侍郎，后来上奏泰阶之事，被授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他曾经喝醉，在殿上小便，皇帝下诏免去他的官职，降为庶人。后来又任中郎。《百官表》说，郎中令所属官员中有郎，秩禄相当于六百石；侍郎，秩禄相当于四百石。黄门中又有给事黄门。《汉官仪》说：给事黄门侍郎的位次在侍中、给事中之后，所以称为给事黄门。然而侍郎与黄门侍郎完全是两个官职，沈约却认为二者相同，这是错误的。《答客难》说：“官职不过是侍郎，地位不过是执戟。”可见并不是黄门侍郎。郡县中的属官和小吏，都出自豪门；手持兵器值宿宫禁，也都由权势家族担任。属官小吏是卑微的职位，执戈宿卫是低贱的差役，豪门世族也都有人担任这些职务。这里是说，当时并没有贵贱之分。《子虚赋》说：“有幸担任宿卫，十多年了。”并不像后世那样分成两条道路。所谓“两条道路”，指士人和庶民；就是说，做官的士人不担任卑贱职务，平民出身的人也不能进入清贵的官阶。汉末天下丧乱，魏武帝曹操才开始奠定基业。《国语》说：“后稷开始奠定安定百姓的基础。”《尚书》说：“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军中仓促之间，权宜设置九品制度，大概是用来评定人才优劣，并不是说世族的高低贵贱。后来沿袭下来，终于成为成法。自魏至晋，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就是说，魏、晋两朝都遵循魏武帝的制度。州都、郡正根据才能品评人物。《傅子》说：魏司空陈群开始建立九品制度，在郡中设置中正，评定人才高下，分别列出等级；州中设置州都，总掌其事。然而天下人才的升降大多很少改变，只是凭借门籍和世代资望，互相凌驾。人才之间本来没有特别悬殊，所以便借助世代资望来形成贵贱。州都、郡正都是庸俗之士，按照当时情势斟酌，所定品第多少，随着事情俯仰变化；这正说明制度逐渐败坏。州都、郡正既然都是庸俗之士，不能考察人才的才艺，便随时斟酌，确定品第的差等。这就是刘毅所说的“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寒族”。《臧荣绪晋书》说：刘毅任尚书左仆射时，上疏陈述九品制度的弊病，说：“上品没有寒门，下品没有势族。”意思是，势族子弟不居下品，寒门子弟不能进入上品。岁月推移，讹误逐渐积重。凡是士大夫门第，没有不是居于二品之中的；就是说，衣冠贵族全都处在二品以内。从此以后，便形成了卑贱庶族；衣冠贵族以外的人，全都归入下等。周、汉以来的道路，是用聪明人役使愚钝者；台、隶等等级参差不齐，因而形成了等级制度。《左氏传》说：“人有十等：舆臣役使隶，隶役使僚，僚役使仆，仆役使台。”魏、晋以来，是贵人役使贱人；士人与庶民的等级，比古代更有区别。《太玄经》说：“君子的道路，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至于君王面南而坐，宫门深重幽远。《楚辞》说：“难道我不忧郁地思念君王吗？君王的宫门有九重。”陪侍君王朝夕左右，却在名分上与卿士隔绝；宫门阶庭的职任，应当有专门的官吏掌管。《论语》中曾子说：“笾豆等礼器的事务，自有主管官吏。”后来君王因亲近而生恩宠，因恩宠而更加信任。《尔雅》说：“狎，就是亲习。”这些人没有令人畏惧的姿态，却显出容易亲近的神色。孝建、泰始年间，君主的威权独自运转。《沈约宋书》说：孝建是宋武帝的年号，泰始是宋明帝的年号。百官徒然设置，权力不向外假借；但刑法政务纠缠混杂，治理难以周遍通达，于是耳目所托付的事务，都归到亲近之人手中。《礼记·月令》说：仲冬要省察妇女之事，不得淫乱；即使是贵戚近臣，也没有不受禁令约束的。

译郑玄说：“贵戚”指姑母、姊妹；“近习”指天子亲近宠幸的人。赏罚的关键，是国家权力；传达和收受君王命令，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四方道路像车辆的轨道交结，众人像车辐聚集车毂一样一同奔赴。《庄子》说：“车轮的轨道在千里之外交结。”《文子》说：“群臣像车辐一样聚集。”张湛说：“好像众多车辐聚集在车毂上。”君主以为这些人身份卑微、职位低下，不能使权力重大，却不知道老鼠凭借社神而显贵，狐狸借助老虎的威势。《晏子春秋》说：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也有常法吗？”晏子回答说：“谗佞之人隐藏在君王身边，就像社鼠不能用烟熏出来一样。除掉这些人，国家才会得到治理。”《战国策》说：楚宣王问群臣：“我听说北方诸侯都畏惧昭奚恤，是真的吗？”群臣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寻找各种野兽来吃，捉到一只狐狸。狐狸说：‘你不敢吃我。上天命我统率百兽，现在你吃我，就是违背天命。你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看看百兽是不是害怕我。’老虎不知道百兽害怕的是自己，却以为它们害怕狐狸。如今大王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带甲士兵百万，却把他们专门交给昭奚恤统领。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奚恤，实际上是害怕大王的军队，就像百兽害怕老虎一样。” 对外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对内又有专擅任用的功劳，权势倾覆天下，却没有人觉察。他们结交朋党、培植党羽，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左氏传》说：襄公十年，周王朝的卿士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政权。大夫瑕禽说：“现在自从王叔执政以来，政事都靠贿赂办成。”刀斧造成的创伤，竟在寝床帷帐之间的隐秘曲折处形成。《西京赋》说：“所憎恶的事形成了创伤。”《左氏传》中赵孟说：“床笫之间的话不能越过门槛。”杜预说：“笫，就是席子。”穿着礼服、乘坐轩车，都是在谈笑之间得到。《左氏传》中卫太子对浑良夫说：“穿冕服、乘轩车，即使死三次也不放弃。”南方的金玉、北方的兽皮，全都从各地乘船而来；白色细绢和赤色琥珀，到来时都以两为单位计量。北方的兽皮，是貂、狨一类；艚，就是船；丹魄，就是琥珀，因为颜色赤红，所以称丹。《孔安国尚书传》说：车以“两”为计量单位。西汉的许、史两家，或许还不值得一提；晋朝的王氏、石氏，也未必能够相比。《汉书》说，孝宣许皇后是元帝的母亲，元帝封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汉书》又说，史良娣是宣帝的祖母，她的兄长史恭在宣帝即位时已经去世，于是封史恭的长子史高为乐陵侯。《王隐晋书》说：王恺，字君夫，是晋世祖的舅舅，自以为是外戚；晋朝政令宽松，他本性又极其豪奢险僻。《王隐晋书》又说：石崇贪婪而好利，财富可以比拟帝王。到了太宗晚年，经历并忧虑盛衰。《沈约宋书》说：明帝的庙号是太宗。《法言》说：“圣人的法则，没有不涉及盛衰的。”那些受权势宠幸的人害怕丁氏、达氏等宗室外戚，想使年幼的君主孤立，好长久窃取国家权力。《六代论》说：“君主孤立于上，臣下便在下方玩弄权力。”他们制造异同，挑起并培植祸患和嫌隙，皇帝的弟弟及宗室诸王接连被杀。《尚书》说：“上天要把他的命运截断灭绝。”孔安国说：“剿，就是截断。”截断灭绝，就是消灭他们。百姓忘却宋朝的恩德，原因虽然不止一个，但国运很早倾覆，实在是由此造成的。宝祚，就是宝命。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在采录其中的名称，列为《恩幸篇》。【史述赞】【史述赞三首】※班孟坚 【述高纪第一】伟大的汉高祖啊，继承了尧的事业。《汉书》说：刘向歌颂高祖说，汉帝的世系出自唐尧，传到周代，在秦朝成为刘氏。《尔雅》说：“纂，就是继承。”实在是上天赋予的德性，聪明而神武。项岱说：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叫聪，照临四方叫明，由内而知外叫神，能够平定祸乱、开辟土地、拓展疆域叫武。《论语》中孔子说：“上天把德性赋予了我。”《周易》说：“古代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凭武力杀伐的，大概就是这样吧。”秦人不能维系纲纪，罗网在楚地漏掉了猎物。项岱说：秦朝重重征敛，残害百姓，天下人因此反叛，所以这里只贬称为“人”。纲用来比喻网；网没有纲，就无法成形，所以会有遗漏。意思是秦人不能整饬纲维，使网眼漏掉了猎物。“在楚”，指陈涉反叛而秦不能诛灭，因此高祖乘势而起。于是从这里开始建立功业，斩断白蛇，奋勇率军。神母传告符命，红色旗帜于是举起。《汉书》说：高祖夜间经过泽中，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他拔剑将蛇斩成两段。后来有人来到蛇所在的地方，看见一位老妇人夜里哭泣，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今天被赤帝之子斩杀了。”《汉书》又说：高祖被立为沛公，旗帜全都用红色。到了他进军秦国都城郊外的时候，子婴前来叩首投降。元年冬十月，沛公到达霸上，秦王子婴驾着白马，来到轵道投降。顺应天命革除暴政，创立制度，以三条法令作为纲纪。《周易》说：“汤王、武王进行革命，是顺应天命、回应民心。”《汉书》说：高祖对秦地父老说：“我只和父老约定三条法令：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者按罪抵偿。”应劭说：“抵，就是达到。”意思是废除秦朝的严酷政治，只按罪行达到的程度处罚。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五大行星处在同一光线上。“晷”就是日影和光景。应劭说：东井是秦国的分野，五大行星所在之处，表现出以义取得天下的征兆。项羽背弃约定，贬降我为巴、汉之王。《汉书》说：项羽违背约定，改立沛公为汉王，使他统治巴蜀、汉中。韦昭说：“畔换”就是跋扈。西方土地上的人心归附汉王，战士们愤怒怨恨。《尚书》说：“远方西土的人民。”又说：“唯有能够使人心归附。”郭璞《三苍解诂》说：“西土”指长安。乘着时机行动，席卷三秦。《左氏传》中士会对晋侯说：“我听说用兵，要观察时机而行动。”《春秋握诚图》说：“诸侯像冰一样消散，像席子一样被卷走，各自争着放纵自己的意志。”《汉书》说：韩信提出了三秦容易兼并的计策。应劭说：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割秦地封王，所以称为三秦。割据河山的险固，保全并安定归附的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保”就是安定，“怀”就是归附。意思是汉朝凭借河山的险固，能够安定那些心怀归附的百姓。《汉书》中田肯祝贺高祖说：秦地以黄河为带、以山为屏障，隔绝悬远千里。《尚书》说：“百姓都归附于他。”萧何、曹参是辅佐汉室的股肱之臣，经营社稷。《礼记》中卫献公说：“有柳庄这样的人，他不是我个人的臣子，而是社稷的臣子。”韩信、英布是爪牙之臣，张良、陈平是腹心之臣。《毛诗》说：“做我们君王的爪牙。”又说：“勇武的士人，是公侯的腹心。”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惩罚，声威显赫，光明盛大。“恭行”在上文已经解释过。《毛诗》说：“声威显赫而光明，君王任命卿士。” 【述成纪第十】

译孝成皇帝仪容盛美，临朝时光彩照人。项岱说：“皇皇”是华美盛大的样子。威仪盛大，如同珪玉、璋玉。《毛诗》说：“仪态端庄高昂，如同珪玉、璋玉。”宫禁之内任由赵氏姐妹作乱，朝政掌握在王氏手中。“阃闱”指宫门以内。宫内纵容赵昭仪姐妹，又任用元舅、侍中、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兼领尚书事。火焰熊熊燃烧，光明却确实不能发扬。项岱说：“允”是确实的意思。宫内受赵飞燕损害，宫外又被王凤等人壅塞，皇帝的威势确实无法发扬。张晏说：天子的威势本应像燃烧的火焰那样炽盛，如今却把政权交给王氏，难道不是更加炽盛了吗？【述韩英彭卢吴传第四】韩信原本只是饥饿的役卒，英布实际上是受过黥刑的徒隶。《汉书》说：韩信家境贫寒，寄食于下乡南昌亭长家。亭长厌恶他，便每天早晨做好饭，自己先吃，等到吃饭时韩信来了，却不给他准备食物。韩信知道后，便自行离去。《汉书》又说：黥布姓英。他年轻时，有人给他相面，说他应当受刑后称王。等到他犯法受黥刑时，反而高兴地笑着说：“相面的人说我受刑后称王，难道快要应验了吗？”彭越也曾像盗狗者一样，吴芮则治理江湖地区。《汉书》说：彭越曾在钜野泽中捕鱼，后来成为盗贼；沛公攻打昌邑时，彭越帮助他。《说苑》说：管仲原是城阴的盗狗者。《汉书》说：吴芮在秦朝时任鄱阳令，很得江湖间民众的拥护，号称鄱君。“尹”就是治理的意思。像云气兴起、蛟龙腾跃一样，他们化身为侯王。韩信割据齐、楚，跨据并控制淮河、梁地。韩信起初是齐王，后来成为楚王；黥布是淮南王；彭越是梁王。卢绾与我同住一巷，镇守我的北方边疆。应劭说：“闬”音同“扞”，南楚、汝南、沛地称里巷的门为闬。卢绾是燕王，所以说镇守北疆。德行浅薄却地位尊贵，不是福分而是祸患。《周易》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才智微小而谋划宏大。”《左氏传》中舟之侨说：“没有德行却享有俸禄，是祸患。”吴芮能够克守忠信，所以他的后嗣得以长久延续。《汉书》说：吴芮为长沙王，去世后，儿子吴忠继承王位；从吴芮以后传了五代，因为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后汉书光武纪赞】※范蔚宗 赞说：汉朝的火德中途衰微，大盗因此夺取了国家。《东观汉记序》说：汉朝凭火德布散光辉。“中微”指太平时代衰落。《鲁灵光殿赋序》说：遭逢汉朝中途衰微，盗贼奔突。九州反复动荡，日、月、星三种精气被雾气阻塞。“三精”指太阳、月亮、星辰。《孝经援神契》说：天地最为尊贵，精气不会同时显明。宋均说：天的精气是太阳，地的精气是月亮。《河图》说：大地的德性布散精气，在上面成为众星。百姓厌恶淫邪欺诈，神明般地思念恢复德政。世祖降生并承受天命，神灵的赐福自然显现。《尚书》说：我的文德之父承受了上天的命令。《春秋元命苞》说：贯通天地人的神灵赐福，交错而同出一端。郑玄《尚书纬注》说：“甄”就是表明。预先洞察幽微，早于万物行动；谋略深远，文章宏富。《说文》说：“机”是发动事物的关键。《周书》说：能够经纬天地，就叫作文。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猛兽如貔、虎般成群；高大的战车震动原野，旗帜高举直入云霄。《汉书》说：刘圣公做天子时，任命光武为偏将军，巡行昆阳。光武命王常留守，自己出城收集军队。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兵百万，旌旗和辎车绵延千里不断，又驱赶虎、豹、犀、象等猛兽助威，包围城池数重。光武于是进军。王寻、王邑也派兵迎战，光武击败他们，斩首数千级；随后光武率领三千名敢死之士冲击敌军中坚，王寻、王邑的阵势混乱，于是杀死了王寻。《鬻子》说：纣王有百万虎贲之军。《穀梁传》说：长毂战车有五百乘。范宁说：“长毂”就是战车。《东都主人》说：戈、鋋的锋刃横扫云气。英武威势既已振作，新都城自己焚烧起来。《汉书》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又说：更始帝的军队到来时，城中少年子弟自己焚烧房门，呼喊道：“反贼王莽，为什么不出来投降？”王莽躲到宣室，火势却总是追随他。庸代地区遭到杀戮，梁、赵一带纷乱不止。《范晔后汉书》说：梁王刘永在睢阳擅自发号施令；又说公孙述称王，统治巴蜀；又说卜者王郎在邯郸称帝；又说彭宠自立为燕王。“代”就是燕。三河地区尚未澄清，四关一带又重受骚扰。“三河”当指洛阳，“四关”当指长安。《范晔后汉书》说：赤眉贼进入函谷关，击败更始帝，光武于是派邓禹率军向西，乘更始、赤眉混乱之机进军。当时更始帝的大司马朱鮪等人驻扎洛阳，光武命冯异守住孟津抵挡他们。神圣的旌旗于是转向，接连进行上天的讨伐。原来如金城汤池般的险要已经失去作用，车轨和文字终于归于统一。《盐铁论》说：秦国有方圆千里的金城。《氾胜之书》说：神农的教导是，即使有石城汤池，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礼记》中孔子说：如今天下车轨相同，文字相同。神圣的祥瑞已经开启，人的谋划也都共同赞助。“灵庆”指上天降下的符瑞。《易·系辞》说：人谋、鬼谋相合，百姓也参与其中。王弼说：“人谋”指众人的议论。《西都宾》说：上天启发其心志，人们贡献谋略。圣明的朝廷谋划，雄健果断的决断。“庙谋”就是朝廷的谋划。《杨雄连珠》说：兼听众议而独自决断，是圣王的法则。呜呼，上天已有命令，汉朝由此得以延续。《毛诗》说：“有命令来自上天。”蔡邕《独断》说：光武帝凭借两次受命，恢复了汉朝的国运。卷五十一　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