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集义》五十卷，《纲领》三卷，宋代李明复撰。明复又名俞，字伯勇，生平始末无考。根据魏了翁的序言，得知他是合阳人。嘉定年间为太学生，而本书首行题写“校正李上舍经进春秋集义”，次行又题写“后学巴川王梦应”。查朱彝尊《经义考》说：“《宋史·艺文志》记载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记载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我曾见过宋末旧刻本，即是李氏原本，由王氏刊行，并非王氏另有《春秋集义》。”此本是无锡邹仪《蕉录草堂》的藏本，核对题名与朱彝尊所见本相符，可知《经义考》所说有据，而《宋史·艺文志》误分为二。张萱《内阁书目》称其采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三子，或著书以阐明《春秋》，或讲解其他经典而涉及《春秋》，或其学说与《春秋》相合者，都广泛收录。然而所采录如杨时、谢湜、胡安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说，不胜枚举，谢湜尤多，张萱大概是考察不仔细罢了。《经义考》记载本书前有《纲领》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都不载，大概是抄写时遗失了。然而“春王正月”条下自注说：“余见《纲领》上、中二卷”，则《纲领》应当有三卷，所以有上、中、下之分。《经义考》作二卷，也是小错误。现在《永乐大典》中明复所著《纲领》尚存，谨录而补之，仍分为三卷，以恢复其旧貌。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集义原序

从前吕给事吕元钧担任我们家乡铜梁县令，周敦颐先生曾评价他志向清高，才德纯正，行为敏捷，学识渊博，研读《易经》《春秋》，探究其本源。而周敦颐为彭应求《崇圣院诗》作序时，自称过去在袁州时，许多进士来在公斋讲学，我私下认为先生道德高尚，声望远播，所到之处学士大夫多跟随他。然而学士大夫之所以跟随他，有的师法他的文学，有的师法他的政事，有的师法他的德行，至于共同研讨孔孟的绝学，而独自获得圣贤未传之秘的，只有程颢、程颐而已。大概自从金陵王氏得势，将其所谓新经颁行天下，此后其徒众互相祖述，推崇其为圣人复生，学校专门以此施教，科举专门以此取士，那些不从此途的人，一概弃绝，甚至排斥驱逐他们，学士大夫只知道有新经，而不知道有其他经典。当时唯独我们家乡的老师宿儒，从事《易经》《春秋》《论语》的研究，其议论讲说，如今存世者，又专门主张程颐的学说，深入探究，极力吸取，坚持不变。大概他们当时亲闻于周敦颐，父兄相与谨慎地传授，风流余韵，至此而未泯灭。我年少时蒙受父亲的教诲，早知诵读学习伊洛之书，私下曾认为后来的学者，不想做孔孟之学则罢了，如欲摒弃异端，祖述孔孟，应当由此而入。起初听闻的人，都愤然不悦，而与此志同道合者不过数人。后来学习既久，也有闻风兴起，相与慕用而为之者。不幸不久伪学之论兴起，于是先前兴起慕用者，往往消沮退缩，甚至有背道而驰者了。北岩李明复伯勇，出身文献故家，自少时已能汲汲于学，信服诸老之书，相信甚笃，追求甚深，只因趋向既正，所以见于言词者，也卓然不惑于世俗好恶是非之私，故虽屡困于屋室而未尝后悔，则其志岂在于钓取名声，求取禄利而已哉。伯勇对于经典无所不学，而尤其尽力于《春秋》，故凡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来，或著书以阐明《春秋》，或讲解其他经典而涉及《春秋》，或其学说与《春秋》相合者，都广收博访，无所遗漏。于是确定先后，审察精粗，各附于本章之次，命名为《春秋集义》。凡诸老先生平日所讲明，以遗后世者，都粲然在目，而圣贤用心之微，可坐而至，真是求道的轨辙，而入德的门户。间或携以示我，且让我作序，以冠其篇首。我读之，抚卷太息说：“这固然是我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你能完成它，你的志向伟大啊！”从前石子重会诸老先生之言，为《中庸集解》；朱文公为发明其书，且删其重复，去其讹误，以为辑略。恨你生晚，不及见文公。我虽幸及见之，而心力衰耗，顾不足以任兹事。姑且为序其本末，以待后之学者，庶几后之学者知师友渊源之所自云尔。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山阳度正序。

天地之运，荡摩屈信，为五行四时；感遇聚结，为风

译雨、霜、露，是用来接触人的耳目、贴近人的肌肤、向人昭示天意的，这也不亚于口头教导和当面训诫。人们大概有遵循这些自然现象却未能察觉其深意的。孔子的政治主张，体现在《春秋》之中；邪正善恶，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其中关于五行、四时、风雨、霜露的记载，难道还少吗？读书人生活在百代之后，能够推崇并议论古人，考证探究其中的义例，参校审定历史事实，便认为这只是通晓经书罢了。对于自己内心所持有的观念，反过来思考，以求与经义相合，这样的人很少能做到。孟子说：“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春秋》因恐惧而作，书成之后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乱臣贼子大概是沉沦陷溺很深的人，尚且知道恐惧，那么人性本来是不相远的。读书人熟读这本书，却未曾从切近自身的地方去探求。被异端学说所惊扰，被利欲所诱惑，从而陷溺良心的程度，本来不亚于乱臣贼子，却不知恐惧。我对此感到恐惧，也因此为自己感到恐惧。参考各位儒者的论述，直到本朝各位重臣，才开始说这本书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是端正人心的重要典籍。又说：“如果不明白礼义的精微，大概还不能学习它。”既然如此，那么这是让人切近自身、深入思考，以求达到迁善远罪的目的，而不是仅仅考证义例、审定事实就足够了。我听到这种说法，恐惧更加深切，于是搜集整理这些论述附在经书之后，打算反求诸己，更加探求那些值得恐惧的地方。又担心读书不够广博，分析事理不够精微，又担心打开书卷就明白，只用来满足口耳之见，所以不敢轻易刊行。合阳的李明复，也先于我心中的恐惧，为此书作注，并且告知我为它作序。唉！我怎能真正懂得《春秋》，也不过是大概懂得恐惧罢了？于是写下这些文字回复他。嘉定十四年十二月辛亥初一，白鹤山人魏了翁书写。

译进《春秋集义》表

臣听说，圣人得志时，赏罚得以施行；圣人不得志时，褒贬之作便应运而生。褒贬，就是万世的赏罚。从前孔子作《春秋》，人们只看到他褒贬的是过去的人，却不知道圣人原本是为后来的人设定的。议论的人于是说，天下有道，圣人推行并实行它；天下无道，圣人记述并藏匿它。哪里知道《春秋》也是推行并实行它的呢？汉代董仲舒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了解孔子的人，也说《春秋》就是具体行事。难道一定要等到身居职位、掌握权力之后，才算是具体行事吗？虽然如此，有孔子的圣德，就可以这样做；没有孔子的圣德，就是僭越了。得志而赏罚施行，是圣人处于常态；不得志而褒贬之作产生，是圣人处于变局。《春秋》乐于称道尧舜，大概是因为尧舜处于常态，而孔子处于变局。试看《春秋》初年，哪里没有变局呢？惠公、隐公、桓公的传位，是父子关系的变局；祭伯未经任命而私下交往，是君臣关系的变局；仲子作为妾母却向上僭越，是夫妇关系的变局。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在一年之间全部发生变局，《春秋》虽然想不作，可以吗？《春秋》根据这些变局记载下来，是为了恢复常态。有人说：“这是知道无法恢复却还要恢复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在一时记载变局，在万世恢复常态。所以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后世思考他的说法却不得要领，直到本朝周敦颐阐明说：“在前诛死乱臣贼子，是为了让后世的活着的人感到恐惧。”臣先说：“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修撰的。”唉！了解孔子的，只有孟子；了解孟子的，只有周敦颐吗？周敦颐的《春秋》之学，程颢、程颐继承了它。程颐曾作传，而程颢则偶尔提及。至于张载，则与程颢、程颐讲习阐明而得到它；至于刘绚、谢湜，则见到并发明它；至于范祖禹等人，则见到并知晓它；至于胡安国，则听到并发明它；至于李侗等人，则听到并知晓它。他们的流派不同，源头相同，学说虽然不免稍有差异，但尊王贱霸，内重中国，外轻夷狄，就事阐明纲常，以彰显人君的作用，则是一致的。臣幼年学习《春秋》，不被其他歧途迷惑，曾选取周敦颐以下十七家，有的著书阐明《春秋》，有的讲解其他经典而涉及《春秋》，有的学说与《春秋》相合，都广泛搜集访求，这才确定他们的先后次序，审察他们的精粗。凡是总论《春秋》大义的，归入纲领；如果专门针对一事而言，则各自附在本章。《春秋》就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中，是不容自己违背的。就近取之于自身，《春秋》就在其中；验证之于实践，哪一样不是天理的流行？虽然如此，这是一身的《春秋》。而田间小臣的心，希望这部经典由圣主昭明，施之于事业，哪一样不是天理的显现？这是天下的《春秋》。臣希望圣主昭明孔子的《春秋》，以恢复尧舜的常态；昭明孔子的褒贬，以施行尧舜的赏罚。这就与三位圣人虽处不同时代而符合同一道理了。那么这本书，臣怎敢作为一家的私藏呢？怎敢作为一家的私藏呢！大学生臣李俞谨上

诸家姓氏事略

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最终官至虞部郎中，谥号元，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周敦颐对于《春秋》虽然没有解释，但他的话说：“《春秋》端正王道，阐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修撰的。在前诛死乱臣贼子，是为了让后世的活着的人感到恐惧。”这大概是阐发孔子的本心，而推广孟子未尽的意思。臣现在所汇集的诸家义理，大概以周敦颐为宗。自周敦颐以下，得到他真传的，是程颢、程颐，于是又依次选取。

程颢

程颢字伯淳，河南人，最终官至宗正寺丞，谥号纯，学者称他为明道先生。程颢对于《春秋》也没有著作，但他谈论《春秋》，认为没有比华夷之辨更谨慎的了。至于论及王霸之际，深明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希望人君以尧舜为法，像齐桓公、晋文公、管仲的事情，道义上是不允许的。他大概深于《春秋》。他的弟弟程颐《春秋传》，也多采用他的学说，现在互相列出，以表彰他们一家的学问。

程颐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最终官至西京国子监教授，谥号正。程颐传《春秋》，虽然没有全书，但论《春秋》大义，一篇序言就概括尽了。其他见于门人记录的，有确实是程颐的话，有得到他的意思但不是他的话。他的门徒谢湜、刘绚最得到他的意思，也各自作传，只有谢湜有全书，刘绚的书则在《程氏杂说》及李参所录《程氏学》中记载，偶尔也有程颐的话。程颐对于《春秋》的阐发有很大的功劳，到了胡安国于是推广他的学说，而《春秋》之义就明白了。

范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最终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讲。根据朱熹《伊洛渊源录》，也依据鲜于绰所记，列为程颐门人。又说他所著《论语说》《唐鉴》，全用程颐的意思。程颐说：“淳夫竟能如此相信。”又说：“三代以来没有这样的议论。”臣现在在他的书中涉及《春秋》的，全部选取附在本章。

谢良佐

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人，历任州县官，曾被召对，授书局官。

译程颢初次见到他，认为他的见识能够拓展开阔。程颐也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良佐曾经对治学的学者谈论《春秋》时说：“以前听河南先生（程颢）说，必须广泛阅览各家的学说。”他的门人中，只有刘绚较多地领悟了先生防范偏颇的用意。良佐所作的论解，以及他对门人的教导，也都符合《春秋》的大义，现在将这些内容摘录下来。

译杨时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人，最终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谥号文靖，学者称他为龟山先生。南方跟随程颢兄弟学习的学者中，只有杨时与谢良佐、游酢三人被尊为高足。杨时与程颐往来书信，讨论《春秋》的学问，极为详尽。他又曾对学者说：“从前听老师说过：‘如果经文不通，就应当去寻求传注；传注不通，就应当去寻求经文。’”此外，他所著的书籍，如《三经义辨》、《论语孟子解》，多有涉及《春秋》的论述。后来胡安国撰写《春秋传》，偶尔与杨时商讨考订。杨时的学生是罗从彦，罗从彦的学生是延平李侗，李侗的学生是朱熹。

侯仲良

侯仲良，字思圣，江陵人，跟随程颐学习。有人说他曾跟随周敦颐、朱熹学习，但考证其年代不符。然而，侯仲良确实是程颐的高足。如今他的《论语说》及《中庸解》等书中，偶尔有涉及《春秋》的内容，也附在本书相应章节之后。

尹焞

尹焞，字彦明，洛阳人。曾以隐士身份被征召，赐号“和靖处士”，最终官至徽猷阁待制。他曾通过苏炳拜见程颐，以笃实的品行在程门著称。他曾说：“孟子善于读《春秋》，《春秋》认为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相对较好的一方罢了。”尹焞认为程子也善于读《春秋》，《春秋》中土木工程必定记载，是因为重视民力。有人把胡安国的《春秋传》给尹焞看，尹焞说：“从前侍奉程子时，曾有所听闻，还能记得一二。”吕稽中说尹焞对众弟子说：“依据六经来阐发问答，不进行讲解，唯独曾奉诏撰写《论语解》，现在一并选取他的说法。”

刘绚

刘绚，字质夫，河南人，因精通《春秋》被征召担任太学博士。有人向程颐询问《春秋》之学，程颐说：“已让刘绚作传。”刘绚传写成后，拿来呈给程颐，程颐说：“退下。”程颐亲自作传，根据尹焞的说法，程传的著作最终没有完成，刘传的著作也没有刊行。然而现在世间流传的《程氏杂说》首卷所载，都是刘绚的传，而李参所编的《程氏学》，自称一并收录了程子的语录，如今十三家《春秋》集解，都将其标为程解，这是错误的。臣现在也不能辨别哪些是程子的，哪些是刘绚的，各自按照其书的内容作为标题，也是存疑以传疑。至于其师友渊源之学，则如日月星辰般昭著，无可怀疑。至于朱熹所定的《程氏经说》，自有《春秋》传两卷，胡安国每每引用作为依据，与现在刘绚的传不同，这自然是程子的传，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谢湜

谢湜，字持正，怀州金堂人，最终官至国子博士。二程来到广汉，谢湜前往跟随他们。他曾解说《春秋》呈给程颐，程颐说：“再过二十年，你才可以作传。”然而尹焞说他长期跟随程颐，那么他的书完成应当在程颐去世之后。近年山阳度正开始在怀安访得他的书，刻版刊行于世。刚刚见到时，大致其说法多本于程颐，比刘绚的传极为详细。程颐的《春秋》学，得到了谢湜，得到了刘绚，后来又得到了胡安国，而其义理便昭著了。

胡安国

胡安国，字康侯，建州崇安人，最终官至宝文阁直学士，谥号文定。因同舍生靳裁之而听闻西洛二程的学问，曾奉诏以《春秋》进讲，因学业未竟，辞谢退下，请求编集，因而得以从程颐那里获得十余条精义，如同符节相合，大概以此自慰。六十一岁时，书成，宋高宗称赞叹服他的书，世人共同所见。然而讲解的详细内容，则杂见于其他书籍，多与其《春秋传》互相阐发，现在一并选取。胡安国一生的精力，全都在此了。

吕祖谦

吕祖谦，字伯恭，祖先是河东人，后来迁居开封。到吕祖谦时，又与朱熹、张栻讲论，更加详尽，尤其喜好《春秋》《左氏传》，有《春秋集解》《左氏博议》等书行于世。他曾说：“观看《春秋》，可见圣人用礼制在乱与治、名与义之间杜绝祸乱，凛然不可侵犯。”而《左氏传》所载国家的安危、人的寿夭，也都以礼来观察。所以吕祖谦阐发《春秋》，以礼为本。吕祖谦自称：《博议》只是为举子科举考试的文章而作罢了。朱熹也对其门人所记的《左氏》说有所采纳。臣现在也只选取其解释经义的部分，讲解传文而与经文不相关的则略去。其他书籍有涉及《春秋》的，多有引用依据。吕祖谦晚年著《大事记》以表达心意，曾说司马光《通鉴》效仿《左传》，而目录效仿《春秋》。臣对于朱熹《通鉴纲目》、吕祖谦《大事记》也持此看法。

胡宏

胡宏，字仁仲，胡安国的幼子。曾被征召，因病未能入朝。学者称他为五峰先生。幼年立志于道，与杨时、侯仲良交游，最终传承了胡安国的学问。所以他论述《春秋》，都是胡安国的遗训。著《皇王大纪》，也以阐发《春秋》的大义。曾说：“圣人教导人，消除人欲，恢复天理，没有比《春秋》更切要的。”臣现在所引用选取的，都杂见于诸书，各自按章节次序附载其说法。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听说郡人罗从彦从杨时那里得到了河洛之学，于是前往学习。跟随他多年，接受了《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解说，完全掌握了所传的奥妙，学者称他为延平先生。新安朱熹跟随他，曾询问《春秋》的大义。

译侗说：“《春秋》中的每一件事，各自阐发一个义例，就像观赏山水，漫步其间而形势各不相同，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来拘泥。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用常人的心思去推测圣人未曾达到的境界，圣人洒脱超然之处，怎能没有失误呢？”朱熹信服他的话，终身不敢轻易议论褒贬。朱熹在此处有所领悟，侗没有著作流传于世，只有朱熹所记录的平时言论中，有几条关于《春秋》的问答。臣现在选取这些附在本文之后。

译朱熹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他的父亲世代居住在徽州婺源，后来迁徙到建州。朱熹的父亲最终官至华文阁待制，谥号文学，被称为晦庵先生。朱熹师从屏山刘子翚，后来又师从李侗，继承了程氏的学问，成为学者们的宗师。朱熹平生对《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都有成书，唯独对于《春秋》，他自称不敢随意揣测，这是出于对《春秋》的尊崇。然而他说：“《春秋》的大义，可见的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崇中国、排斥夷狄，推崇王道、贬低霸道罢了。”又说：“《易》由隐晦变为显明，《春秋》则推究显现以达至隐微。”这本书虽然说是以天理为根本，但实际上与人事相通，是阐明正义、彰显大道的书，不能在一字一义之间妄求褒贬。我仔细考察他的说法，发现他在各种著作中阐发《春秋》义理最多，而世人却没有察觉。朱熹晚年著有《通鉴纲目》一书，颇能运用《春秋》的遗意，这又是朱熹未曾明言的深意。我现在杂取朱熹的各种著作及其门人的记录，分别附在本文之后细细体味，应当知道朱熹对《春秋》研究得很深。朱熹研读《春秋》，虽然对程氏的说法偶尔也有怀疑，其余的都不敢轻信。观察他所怀疑的地方，更可知他所相信的并非虚妄。

张栻

张栻字敬夫，广汉人，是魏国公张浚的嗣子，最终官至右文殿修撰，谥号宣。他师从胡宏学习，更加致力于结交朋友，以求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他曾说，做学问没有比明辨义利更重要的了，凡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是王者之事；有所为而为之的，则是霸者之事。又说：“《春秋》就事而明天理，是穷究事理的关键。”阅读这本书，选取其数十条大义作为定论，而详细体味其中抑制与褒扬、授予与剥夺、轻重适宜的准则，就能权衡应对万变。张栻对于《春秋》虽然没有专门著作，但偶尔在解释其他经典时，或旁及《春秋》，大都能把握《春秋》的大义。我现在全部援引这些依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纲领卷上

宋 李明复 撰

程颢说：“外防内侵，诸侯方伯，应当明辨大义而排斥他们，谨慎坚固地守护封疆即可。如果与他们和好，就是招致祸乱的道路。因此《春秋》谨慎地辨别内外之别。”程颢说：“《诗》《书》是记载大道的文献，《春秋》是圣人运用礼制的书籍。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稳固社稷的。没有礼，天下就会混乱。所以对《春秋》的法度极其谨慎严格。诸侯有废弃先王之礼的，就将其排斥在外。”韩愈说：“《春秋》谨慎严格，深得其中旨意。”韩愈说：“他不知道，又得不到其中的言辞。”说：“《易》奇特而有法度，《诗》端正而华美。《春秋》谨慎严格，《左传》浮夸。它们的名理都很好，《诗》《书》《易》中圣人的道已经完备了。为什么还要作《春秋》呢？因为《春秋》是圣人的运用。《诗》《书》《易》如同律法，《春秋》如同断案。《诗》《书》《易》如同药方，《春秋》如同治法。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了解《春秋》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刘绚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程颐说：“从尧舜到周文王，质朴与文饰的损益变化已经极尽，其法度已经详尽。孔子参酌其适宜之处，作为万世王制的折衷标准。这是作《春秋》的本意。观察他告诉颜回治理国家的大道就可以知道了。”孔子删定《诗》、赞述《易》、序录《书》，都是记载圣人的道，然而尚未见到圣人的运用，所以作《春秋》。《春秋》是圣人的运用。如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这就是圣人的运用之处。又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诡诈就是不正。《诗序》说：‘主文而谲谏’就是这个意思。”又说：“这是就作《春秋》而言的。”又说：“先王的政令，后代子孙应当遵守。违背就是罪过。所以《诗》《春秋》对于复古之事不加美辞。”有人问：“赵盾弑其君夷皋，又问许世子弑其君买，都遵从传说。《公羊传》说：‘《春秋》书弟谓母弟’，这大大损害义理。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人必定知道根本，难道还讨论是同母还是不同母吗？”又说：“桓公、宣公参与了弑君之事，然而圣人顺从他们的意图而书写即位，与僖公、文公等用同样的辞语，那么他们的罪恶自然显现，这是为了深深责备他们。”定公直到六月才即位，又可见季氏控制了他。凡是防范书写各有门径。《春秋》《易》《诗》不可逐句防范，《尚书》《论语》可以逐句防范。起初孙明复的说法是对的。孙明复大抵只解释《春秋》的法度，最初没有见到所寓含的防范之意。作如此观察，有什么意味？又说：“征伐盟会之类，大概想要成书，形势必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不同的义理，只要一字有异，或上下文有异，那么义理就必须不同。又说：孔子之时，周王室虽然衰微，天下诸侯尚知尊崇周室为义，所以《春秋》的法度，以尊崇周室为本。大抵卦爻初立，义理即已具备，圣人另起义理以错综交织。如《春秋》以前，已经立定条例，到后来，书写完全不同的事情，便书写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依照前面的条例观看，就大错特错了。又说：上古之时，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化已经极尽，其法度已经详尽，于是孔子参酌其适宜之处，作为百王法度的中制，这就是他作《春秋》的原因。孙明复主张因无王而作，也不只是颜渊问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