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七

译国家危在旦夕。丢失了它要记载，找回了它也要记载，这是为了表示尊崇。”

胡安国说：“谷梁子说：‘宝玉、封圭、大弓，是周武王的戎弓，周公接受赏赐后将其收藏在鲁国。也有人说：那是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子孙世代守护，不敢有丝毫遗失，以此来彰显先祖的德行，保持肃穆恭敬的心罢了。古代王朝终结、朝代更替时，〇璧、琬琰、天球、夷玉、兑的戈、和的弓、埀的竹箭，没有不陈列出来的，这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先王所珍视的宝物传到了自己手中，能够保全并归还，就可以免于祸患了。鲁国政治败坏，家臣专权，即使是先王分赐的器物，尚且不能守护，反而被盗贼从公宫窃取，这样的国家还能长久吗？所以，丢失了它要记载，找回了它也要记载，这是用来讥讽鲁公和执政大臣见到如此大的不恭敬行为却无动于衷。如果这种义理得以施行，那么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就会各自知道所应坚守的职责，不敢疏忽了。又说：‘《春秋》对于宝玉、大弓，丢失了就记载在史册上，找回了也记载在史册上。这两件物品，并未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为什么书法如此谨慎呢？先王分赐的器物本应世代守护，却被盗贼窃取，这实在是不恭敬到了极点。’”

译六月，安葬郑献公。秋天，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谢湜说：“五氏是晋国的地方，因为指责他们无故出兵，所以记载为‘次’（驻扎）。”

秦国国君去世。冬天，秦哀公。

十年春天，周王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谢湜说：在此之前，鲁国多次侵犯齐国，齐国多次讨伐鲁国。到了孔子担任鲁国宰相，与齐国消除怨恨、达成和平，齐国接受了，所以鲁国与齐国讲和。和平是一国所希望的，所以不称“公”。所谓“暨齐平”，是对方想要和平，我与之和平；所谓“及齐平”，是我想要和平，对方顺从我而和平。孔子担任鲁国宰相时，以德行亲近安抚邻国，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两国因此在此讲和。如果能遵循他的道，那么即使天下之大，也可以实现和平，难道仅仅是一个齐国吗？宋国、楚国的和平起源于下层，所以记载为“人”；齐国、鲁国的和平起源于上层，所以记载为“国”。

夏天，鲁君在夹谷与齐侯会盟。鲁君从夹谷回来。

谢湜说：“鲁国自从昭公失去君位，鲁君很久没有与诸侯会盟了。孔子担任鲁国宰相，在几个月之间，平息了两国的争端，定公外出与齐侯会盟，安定国家、尊崇君主，拨乱反正，就在此时实现了。可惜啊，圣人没有被鲁国长久任用。”

胡安国说：夹谷的会盟，孔子辅佐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兵器劫持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两位君主登上祭坛，两位宰相相互作揖，齐国人鼓噪而起，想要拘捕鲁君。孔子历阶而上，没有走完最后一级台阶，就看着齐侯说：“两位君主友好，而边远夷狄的俘虏用兵器扰乱，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方式。边远之人不谋划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华，俘虏不干扰盟约，兵器不逼迫友好。这在神灵方面是不祥的，在德行方面是违背道义的，在人伦方面是失礼的。”齐侯立刻制止了他们，并告诫他的臣下说：“那个人率领他的君主践行古人的道，你们几个人却率领我进入不合礼的习俗，使我得罪了鲁侯，怎么办？”晏子说：“小人谢罪用文饰，君子谢罪用质朴。君主已经知道过错，就用质朴的方式谢罪吧。”于是归还了郓、讙、龟阴的土地。孔子一句话，威严重于三军，也只是顺应道理罢了。所以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强众也不在其中。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谢湜说：“士鞅侵犯卫国，卫国不能屈服，所以赵鞅包围卫国。”

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土地。

程颐说：“齐国服从道义而请求归还，所以记载为‘来归’。”

谢湜说：土地不记载“我”，是因为郓、龟阴、讙、阴本来不是鲁国的旧地。归还土地记载“来”，是因为不是我向齐国索取，齐国人来到鲁国归还，所以如此。德行的悦服人心已久。夹谷的会盟，孔子以德行辅佐君主，以礼退却边远夷狄的俘虏，停止嘉乐的宴享，以义贬斥优施的混乱，纠正司马的刑罚。当时，两位君主的礼仪严肃完备，不敢懈怠；两国的民众恭敬震慑，不敢轻慢。文德武威，在此同时树立。所以夹谷的会盟，刚返回，齐国人畏惧恐惧、服从道义而归还我所侵占的土地。胡安国说：齐国人此前曾经归还济西的土地，此后曾经归还讙及阐，而这里唯独记载“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还，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说“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定公、齐侯在夹谷会盟，孔子代理相事，配备左右司马跟随。到了会盟，用礼相见，拒绝边远俘虏，拒绝兵车的命令而罢宴。礼仪在野外设立，因此齐侯归还三个城邑以谢罪。所以《法言》说：仲尼被鲁国任用，齐人纷纷归还侵占的疆土；桓公以义责备楚国，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礼责备齐国，而齐人归还土地。都记载为“来”，是记录功绩。《春秋》是夫子的笔削，自述其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人物集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贯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对于土地都安定而没有所避，对于自我都真实而没有虚妄。他说：上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者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是以天自处，又有什么嫌疑呢？

又说：“郓、讙、龟阴的土地，本来是鲁国的土地。开始失去土地，不记载在史册上，是因为君主受辱应当避讳。不能保全土地人民，就不是君主了。《春秋》的道义在于维护君主和亲人，所以特别避讳而不记载，以掩盖鲁君的耻辱。”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谢氏说：郈，是叔孙氏的城邑。家臣占据城邑背叛国家，所以两位卿包围郈。夏天包围没有攻克，所以秋天再次包围。以两位卿的力量，郈邑至于再次包围，那么郈的强大，足以与国抗衡就可知了。所以说：“并立皇后、匹敌嫡子，两权并立、耦国抗衡，是动乱的根源。”

胡安国说：郈，是叔孙氏的城邑。侯犯凭借郈叛乱，不记载在史册上。记载包围郈，那么叛乱就可知了。再次记载两位卿率领军队包围郈，那么强大也可知了。天子失去道义，征伐出自诸侯，而后大夫强大；诸侯失去道义，征伐出自大夫，而后家臣强大。逆乱越严重，失道就越快。所以出自诸侯，十代很少不失的；出自大夫，五代很少不失的；家臣执掌国命，三代很少不失的。三家专权鲁国，为时已久，以至于家臣争叛，也是情理之中。《春秋》制定法则，本于忠恕

译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因此，自己厌恶上级那样做，就不要那样驱使下级；自己厌恶下级那样做，就不要那样侍奉上级。你们这些人只知道倾覆公室来壮大自己，却不知道家族内部的争斗正紧随其后。凡是这类事情，史书都依据事实直接记载，深刻透彻且鲜明昭著。

译宋国的乐大心出逃到曹国，宋国的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谢湜说：“宋景公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所以左右大臣因犯下大恶而相继出逃。”

　　冬天，齐侯、卫侯在安甫与郑国的防速会面。

谢湜说：“在安甫会面，是因为卫国遭受晋国的祸难，所以如此。”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谢湜说：“齐国来归还田地，所以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谢湜说：“仲佗、石彄是首恶，挑起祸乱，公子辰不能拒绝而跟随他们，所以记载为‘暨辰’。凭借母弟的宠幸，权势显赫，以至于两位卿大夫，挟持他作乱，所以记载为‘弟’。”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宋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公把它们给了桓魋。公子地愤怒，鞭打桓魋并夺回白马。桓魋害怕，将要逃走。宋公哭着挽留他。母弟辰说：‘您作为国君，礼制上不过出境，国君一定会阻止他。’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宋公没有阻止。辰为他请求，宋公不听。辰说：‘这是我赶走了我的兄长。’我带着国人出走，国君与谁相处？记载说：‘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称‘弟’，是谴责宋公因为宠幸桓魋的缘故，而失去了两个弟弟，没有亲爱亲属的恩情。称‘暨’，是谴责辰因为兄长的缘故，率领他的大夫出逃，没有尊崇国君的道义。‘暨’是不得已的用语，又表明仲佗、石彄被辰胁迫，不能自立，没有大臣的节操。”

十一年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以叛乱。

谢湜说：“公子辰依仗母弟的宠幸，听从乱臣的谋划，进入萧地与景公争夺国家。于是辰率领乱臣而成为主谋。所以进入萧地，以辰为首。‘暨’，是对方作为主谋而我跟随他出走。‘及’，是我作为主谋而对方跟随我进入。出逃时，记载为‘暨’，是将逆首归于仲佗、石彄而谴责他们。进入萧地时，记载为‘及’，是将逆首归于宋公的弟弟辰而谴责他。”

胡安国说：“出逃到陈国就称‘暨’，进入萧地叛乱就称‘及’。这不是不得已的用语，而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侍奉君主的人，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杀身，但不能让他作乱。现在不得已而轻易离开国家，还可以理解。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而果断背叛君主，就没有首犯和从犯的区别，他们的罪行一样施加，所以不称‘暨’而称‘及’。四位卿大夫在萧地叛乱，而乐大心从曹国跟随他们，他们的叛乱意图就可知了。所以不记载‘叛’，而说‘进入萧地’，‘入’是逆乱的用语。记载‘自陈’、‘自曹’，是勾结邻国来叛乱，陈国和曹国的罪责也就显著了。”吕祖谦说：“萧是大邑，庄公十二年，宋闵公时，群公子也进入萧地。今年母弟辰的祸乱，不仅是所掠夺的土地可畏，所谋划事情的人也可畏。像仲佗等人，乐大心凑合促成，所以成为宋国的大患。”

夏天四月，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谢湜说：“乐大心、公子地与三位同恶相济。所以公子地从陈国跟随三位进入萧地，乐大心又从曹国进入萧地。”

　　冬天，与郑国讲和，叔孙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

谢湜说：“鲁国六年侵犯郑国，至此消除怨恨而讲和。”

　　又说因为讲和的缘故而结盟。

吕祖谦说：“冬天，与郑国讲和，开始背叛晋国。在这个时候，晋国的属国都不归属晋国，如卫国，又从去年叛变，现在鲁国又来与郑国讲和。诸侯都没有跟随晋国的了。”

十二年春天，薛伯定去世。夏天，安葬薛襄公。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

谢湜说：“郈邑、费邑、成邑，是三家的封邑。鲁国自宣公以来，三家专权，邑城超过制度，势力比肩国都。等到三家势力衰微时，家臣依仗都邑，出来背叛，三家又无法控制，所以有的以郈叛乱，有的以费叛乱，有的以成叛乱，以至于率领军队拆毁它们。记载‘拆毁郈邑’，彰显都邑的危害。那么，邑有百雉的城墙，家有甲兵的富庶，最终不成为国家祸患的很少。统御国家的人，不可不警戒。”

杨时说：“汉朝有七国，不如鲁国有三家。孔子拆毁三都的城墙，而三家没有敢不接受命令的，那么他取得成效一定有方法。”朱熹语录：“有人问孔子在季氏任职的道理，说：‘这也值得怀疑，有难以说明的地方。’于是说三家后来也被家臣骚扰，也需要夫子来整顿。孔子却趁着这个机会去做，如拆毁邑城的事，如果渐渐扫除掉，他们的势力自然削弱，可以恢复正道。孟氏不肯拆毁成邑，于是不能成功。接着说：‘现在且根据史传所载，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如鲁国的司徒、司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代担任，不知圣人如何能担任司寇？’又问：‘众弟子都担任家臣，圣人不怎么责备他们。’说：‘当时列国诸臣都世代任职，没有插手的地方，所以诸子不择地而任职。’

有人又问：‘孔子对于季桓子见到可行就任职，孔子在定公手下任职，却说桓子什么呢？’说：‘当时桓子掌握国政，定公也自己做主，不任用孔子为相，都由桓子决定。等到桓子接受女乐，孔子就离开了。如陈恒杀害齐君，孔子沐浴后告诉鲁公，又告诉桓子，事势可见。’

问：‘拆毁三都，季氏为什么

译因为不怨恨吗？」回答说：「季氏当时自己无法对付家臣，所以借孔子的力量来铲除他们。等到三座城邑被毁掉后，三桓的势力于是衰退，因此桓子非常后悔，临终时对康子说：『使得孔子离开而鲁国不能善始善终的，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正像五代时罗绍威无法对付魏博的衙兵，借朱温的势力来铲除他们，既已除去了衙兵，而魏博的势力大大削弱，罗绍威非常后悔，正是这类情况。孔子在这个时候，失去了这种防备的时机，没有把事情做成。」

译卫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的城墙。谢湜说：“费是季孙氏的封邑，费邑尤其强大，所以两位卿大夫率领军队去拆毁它。”胡安国说：“查考《左传》，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拆毁三座都邑的城墙，于是叔孙氏拆毁了郈邑，季氏将要拆毁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輙率领费人袭击鲁君，与三位大夫进入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的台，费人攻打他们，一直攻到鲁君身边，仲尼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攻打他们，这两个人逃奔到齐国，于是拆毁了费邑。《礼记》说：‘国家的军队不超过千乘，都城的城墙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乘，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有反叛的，所以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封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是礼制所应当谨慎遵守的。郈、费、成是三家大夫的封邑，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三位卿大夫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池，公室想要振作却做不到。三桓势力已经衰微，家臣专权发号施令，凭借他们的城池，多次发生反叛，三家也无法控制，于是向仲尼请教，于是拆毁了三座都邑，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以此作为开端。如果将这种理念推行到鲁国并作为准则，那么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凡是侵吞小国而得到的土地，必定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诸侯和大夫各自谨慎遵守礼制，不把自己厌恶上级的事强加给下级，也不把自己厌恶下级的事用来侍奉上级，上下互相顺从而王道政治得以施行。所以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见效，三年就能成功。’”

吕祖谦说：“侯犯凭借郈邑反叛，必须看起初根本没有这种缘由。昭公出逃后，鲁国大变，完全没有纲纪，所以才这样。”

又说：孔子在鲁国执政，拆毁了三家的都邑。考察当时事情的始末，自有其次序。所谓的三家都邑，从常人来看，必定怀疑变化不可预测。然而考察当时的事端，起初并非由仲尼发起，而是仲由担任季氏家宰时，发起了这个提议。再说，三家既然有了这个提议，后来评论此事，却说仲尼不自己谋划，担心三家万一不服从，会损伤威严和权重，不能再让鲁国安定。如果让仲由去执行，服从的话，公室的权力从此振兴；不服从，也不过是不听从家臣的话，仲尼的礼貌没有受损，鲁国的威权没有受挫。发表这种议论的人，也不免被利害关系所左右，也不了解圣人治理政事的方法。圣人得到国家或家族，所谓树立它就树立，安抚它就归附，动员它就和谐。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仲尼在上位，与他同心的人谁不怀念，与他同气的人谁不感动。况且仲尼是勇猛锐利、才能超群的人，最先被他的气势所感动的，所以提出了拆毁都邑的提议，而叔孙氏、季氏都顺从了郈邑和费邑的拆毁。这两个人也不是仲由所能命令的，大概是圣人在上位，他们自然有所感动，仲由只是发起而已。然而两座都邑已经拆毁，唯独公山弗狃负隅顽抗而不屈服，为什么呢？因为封闭顽固难以感动的人，所以虽然用兵也没有攻克，就像三苗违背命令一样。如果仲尼最终在鲁国执政，那么封闭顽固的人也必须屈服。又将此事反复论述：当仲尼执政时，公室的权力虽然没有完全收回，但已经看不出公室与三家之间的差异了。昭公时，三家与公室互为仇敌，到了这个时候能与三位大夫进入宫室登上高台，在仓促变乱之时，敢像进入季氏宫室那样分明地看到季氏与国家同为一体了。这显示出圣人感化的功绩如此之大。

秋天举行大雩祭。冬天十月癸亥日，鲁君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谢湜说：因为讲和的缘故而结盟。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鲁君从黄地回来。十二月，鲁君围攻成邑。鲁君从围攻成邑回来。

程氏学说：“《礼记》说：‘国家的军队不超过千乘，都城的城墙不超过百雉，大夫的财富不超过百乘’，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有反叛的。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费邑、郈邑、成邑，是三家的封邑。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三家超越礼制，各自加固他们的城池。三桓已经衰微，家臣专权发号施令，而凭借他们的城池，多次发生反叛，所以三家也无法控制。甚至多次围攻而不能攻克，率领军队拆毁它们，费、郈已经拆毁了，成邑仍然强大不服，所以鲁君围攻而没有成功拆毁。”《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礼制。说：‘大夫家中不储藏铠甲，封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于是拆毁了郈、费，这就得到了礼义。”记载这些足以说明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能不谨慎对待礼制吗！

谢湜说：“成是孟孙氏的封邑。鲁国将要拆毁三座都邑，三位卿大夫拆毁了郈、拆毁了费。成邑仍然强大，难以征服，所以鲁君亲自出征。拆毁成邑，其拆毁成邑的事，最终停留在围攻而已。记载‘围攻成邑’，表明其不能拆毁。鲁君不能，也是孟孙氏有中途停止的心意。”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将要拆毁成邑时，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邑，齐国人必定到达北门，而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了。’您假装不知道，我将不拆毁。’记载‘鲁君围攻成邑’，是因为成邑强大，使其陷入危险境地。”仲由担任季氏家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却不能拆毁成邑，为什么呢？查考这一年冬天，鲁君围攻成邑，没有攻克。过了明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国事务，然后诛杀少正卯，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商贾在市场中守信，男女在路上有别。等到齐国人赠送女乐，孔子于是离开。那么围攻成邑的时候，仲尼虽然掌权，未能专断鲁国的政事，而像少正卯那样用巧言惑乱政事的人，必定在其中肆意怀疑和阻挠了。成邑虽然

译城墙尚未倒塌，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也不能构成祸患。假使圣人得志，在鲁国推行其道，等到满一年，那么不用动用军队，城墙自然就会倒塌。

译胡宏说：司马迁记载孔子堕毁三都的次年，由大司寇代理相国事务。圣人出仕，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原因。上天化生万物，各自有其分限，没有不可做的，但过分了就不可以做。做委吏，就必定要防备计算；做乘田，就必定要畜养繁殖；做宰官而亲近百姓，就必定要制定养生送死的节度；做司空而划定疆界，就必定要修筑沟洫以昭示公的墓地；做大司寇而治理奸邪混乱，就必定要诛杀少正卯并堕毁三都。等到成功时，不堕毁三家的忧虑就改变了。所以经文中不提及三家，直接记载为“公”。圣人见颜色不对就举步离去，怎么会有次年由大司寇代理相国之事呢？所以必定知道这是没有的，因为考察经文，次年没有更改废置之事，而筑囿大搜与堕毁三都的意思不相符，所以如此。司马迁记载孔子言行不符合真相的尤其多，那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获得实录的名声？朱熹语录：“有人问堕毁三都之事，费、郈已经堕毁，而成邑不能堕毁，是不是不用夫子到了这个地步？”回答说：“既然不用，为什么还要围困成邑？”当时夫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那么费、郈的堕毁出于意外。等到公敛处父不肯堕毁成邑，依次唤醒了叔孙、季孙两家，这件事就做不成了。又加上齐国人把女乐送给他，于是离去，不然应当另有处置。又说：“孔子代理鲁国相国，想要堕毁三家，到了成邑却被孟氏察觉，于是不能堕毁。”总之，三家之中孟氏最弱，季孙、叔孙较强，强者堕毁了，而弱者反而不能堕毁，是因为强者没有察觉，而弱者察觉了，所以如此。“问成邑既然不能堕毁，夫子为什么没有别的处置就罢了？”回答说：“不久夫子也离开鲁国了。如果让圣人长久做这件事，也必定另有道理。”

春秋集义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八

宋 李明复 撰

定公

十三年春天，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谢湜说垂葭是卫国地方。

夏天在蛇渊修筑苑囿。

谢湜说：“在郎修筑苑囿，在蛇渊修筑苑囿，表明其妨害百姓。”

在比蒲举行大搜。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谢湜说曹国人不服从所以再次讨伐曹国。

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谢湜说：“晋阳是赵鞅的封邑，赵鞅占据封邑叛乱，所以记载为‘入’。”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邯郸午答应，回去告诉父兄，都不允许。赵孟发怒，于是杀死邯郸午，包围邯郸。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士吉射的姻亲，并且和睦相处，于是讨伐赵氏。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他。赵鞅进入晋阳，是抗拒范氏、中行氏，却直接记载为‘叛’，为什么呢？人臣专擅土地，与君主做交易，这就是篡弑的阶梯，坚冰的警戒，难道没有以有己为义的道理吗？后世大臣有被防范限制所困，拖延在外，不敢放下武器，最终因忧虑而死的人，也是没有明白人臣的大义。所以直接记载进入晋阳以叛乱，‘入’是不顺的词语，‘叛’是不赦免的罪行。”

吕祖谦说：“晋国范氏、中行氏与赵氏互相攻伐，看起初作乱的缘由，以及后来范氏、中行氏失败的原因，赵鞅再次进入的原因，看这些曲折，用一句话判断，不过是一个‘私’字。如果导致作乱的缘由，是赵鞅想要邯郸午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归还给晋阳，邯郸午不从，赵孟发怒杀死邯郸午，因此作乱，范氏帮助他，所以导致作乱的缘由，只因为赵氏丰厚培植其私邑，私邑强大，到了范氏、中行氏那里，所以邯郸午也没有公心，正因为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是范吉射的姻亲党羽，更加相助，到了赵鞅逃到晋阳。后来韩简子等人对国君说，想要驱逐荀寅、范吉射等人，也没有公正的国家刑罚，其开端也是私意，想要以私爱立梁婴父为卿，所以想要驱逐范氏代替其职位。韩简子也与中行文子互相厌恶，想要趁机会驱逐他，范氏帮助私党，韩氏报复私怨，表面上好像想要整顿纲纪，其实是私心，由此知道晋国的动乱，六卿虽然有的胜有的负，有的存有的亡，通体都是一个私意，为国事全都是私意，没有一个人为了公义，晋国怎么能不灭亡。”

冬天，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

谢湜说：“赵鞅在晋阳叛乱，荀寅、士吉射在朝歌叛乱，权臣不遵从法度，太严重了！晋国的动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与荀寅、范吉射互相厌恶，将要驱逐荀氏、范氏，对晋侯说：“君命大臣，首先惹祸的人死，盟书在黄河边。现在三个大臣首先惹祸，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公正。请都驱逐他们。”于是奉公讨伐二人。二人失败，逃到朝歌。晋国主持夏盟，威服天下。等到大夫专政，贿赂公行，内外离析。在平丘示威，齐国背叛；在召陵辞请，蔡国背叛；在沙盟，郑国背叛；在五氏驻扎，卫国背叛；在郑国莅临，在夹谷防备，在黄地歃血，鲁国背叛。诸侯在外背叛，大夫在内背叛。所以逃到晋阳，赵鞅叛乱；进入朝歌，荀寅与士吉射叛乱。以晋国之大，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分崩而不能守住。《春秋》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