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五十
书不讳。盟于城下，何讳之深也？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防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则曰：『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晋师从齐，齐侯致赂，晋人不可。国佐对曰：『子若不许，请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遂盟于袁娄，而《春秋》与之。今鲁未及亏，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夫弃国者，其能国乎？使有华元、国佐之臣，则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与呉盟者，欲见其实，而深讳之，以为后世谋国之士，不能以礼义自强，偷生惜死，至于侵削陵迟，而不知耻者之戒也。」
译《春秋》对此事不避讳。在城下结盟，为何讳莫如深呢？楚国人包围宋国，宋人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做饭，局势也真是危急了。想要与楚人在城下结盟，宋人说：“宁可让国家灭亡，也不能顺从。”晋军跟随齐国，齐侯赠送贿赂，晋国人不同意。国佐回答说：“您如果不答应，请让我们收集余烬，背靠城墙再拼死一战，我国有幸，也能顺从。”于是双方在袁娄结盟，《春秋》肯定了这种做法。如今鲁国尚未受到损害，不能稍作等待，就与吴国在城下结盟，这是抛弃国家。抛弃国家的人，还能保住国家吗？假使有华元、国佐那样的臣子，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所以《春秋》不提及四鄙以及和吴国结盟的事，是想揭示事实真相，却深深地避讳它，以此作为后世谋国之士的警戒，警示那些不能依靠礼义自强，苟且偷生、吝惜性命，以至于国家被侵削衰败，却不知羞耻的人。
夏齐人取讙及阐
谢湜曰：「齐人以邾子为讨，故取我二邑。取不书来者，我以邑赂齐而齐取之也。取讙犹未足，故又取阐。书及着其得二邑而后已也。」
归邾子益于邾
程颐曰：「内失邑不书，君辱当讳也。不得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与之，彼以非义而受，则书取。此与济西田是也。鲁入邾，而以其君来致齐怒，呉伐故，赂齐以説之。」
吕祖谦曰：齐侯使如呉，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此是鲁归邾子，盖向来邾曽被鲁囚之负瑕，今齐来伐鲁，故鲁所以归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伯过卒。齐人归讙及阐。程颐曰：不云我田既归邾子亦归其田，非以为恵也。谢湜曰：鲁归邾子于邾，故齐复归我二邑。既归讙，又归阐。归不书，来阐书。及以我固求之，而后得也。我兼邾，则齐取我邑；我弃邾，则齐归我邑。不守天子分地，而輙以兵力争地争城。王法皆在所诛者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邾子益齐出也。鲁以益来，则齐人取讙及阐。又如呉请师而怒，犹未怠也。以此见国君造恶不悛，则四邻谋取其国家，莫能保矣。归邾子益于邾，则齐人归讙及阐。又辞师于呉而徳，犹未泯也。以此见国君去恶而不积，则四邻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词也；曰归者，顺词也。去逆效顺，息争休兵。齐无取地之罪，鲁无失地之辱。以此见迁善之优，改过之大，而春秋不讳入邾以邾子益来者，以明归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恶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僖公。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谢湜曰：「郑师将伐宋，屯于雍丘。宋皇瑗围其垒，扼其要，全师覆而有之。书『取郑师』，着其祸之大也。」郑罕达伐宋。宋皇瑗侵郑。宋围曹，郑救曹。宋、郑结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师，罕逹悉力取嵒之师。
夏楚人伐陈
谢湜曰：「陈即楚，故吴伐陈；陈即呉故楚伐陈。」
秋宋公伐郑冬十月
谢湜曰：「皇瑗既取郑师，故宋公乘虚伐郑。」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
谢湜曰：「隐公虽获归国，不能固有其位，故复来奔。」
公防呉伐齐
谢湜曰：「防强呉伐邻国，非保国之道也。」
吕祖谦曰：「呉子使来儆师伐齐。盖齐以鲁故，请师伐呉。继而却辞呉而与鲁和，故呉之伐齐，所以特地却教鲁来同伐。」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胡安国曰：「按左氏公防，呉伐齐，齐人弑悼公，赴于师。春秋不着齐人弑君之罪，而以卒书者，亦犹郑伯髠顽弑而书卒，公羊传以为春秋为中国讳是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鲁人入邾，以其君来罪也。齐侯为是取讙及阐如呉，请师讨之也。鲁人悔惧，归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齐侯为是归讙及阐，又辞师于呉，是变之正也。夫变之正者，礼义之所在，中国之君也。呉人欲遂前言而背违正理，是乱也。齐之臣子不能将顺上及其君，此天下大变，常理之所无也。故没其见弑之祸，而以卒书，其防深矣。春秋弑君，大恶不待贬絶而自见也。君而见弑，岂无不善之积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变而克正，则无不善之积矣，故以卒书而灭其见弑。春秋之义，所谓为中国讳，此类是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郑
谢湜曰：「景公伐郑，未得志，故宋人又伐郑。」
晋赵鞅帅师侵齐
谢湜曰鞅乘丧侵国罪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齐。葬齐悼公。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谢湜曰：“公孟彄以世子之祸出奔，今以齐力还国，书归，明其无大罪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恵公。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呉救陈。谢湜曰：「呉楚争陈久矣，楚伐之，呉救之，罪中国之不振也。」
胡安国曰：「春秋恶首乱，善觧纷。自诛乱臣讨贼子之外，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则罪诸侯；子突救卫是也。救在逺国，则罪四邻；晋阳处父救江是也。救在外域，则罪中国；楚公子贞救郑，狄救齐，呉救陈是也。呉虽蛮夷之国，来防于戚，则进而书人矣；使季札聘，则又进而书子矣。
译夏季，齐国人夺取了讙地和阐地。
谢湜说：“齐国人因为鲁国讨伐邾国而发怒，所以夺取了我们的两座城邑。‘取’字不写‘来’，是因为我们用城邑贿赂齐国，齐国才夺取的。夺取讙地还觉得不够，所以又夺取了阐地。记载‘及’字，是为了表明齐国得到了这两座城邑才罢休。”
鲁国把邾国国君益送回邾国。
程颐说：“国内丢失城邑不记载，是因为君主受辱应当避讳。不能保全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就不配做君主。已经给了对方，对方以不义的手段接受，就记载为‘取’。这与鲁国把济西田地给齐国的情况是一样的。鲁国入侵邾国，并把邾国国君带来献给齐国，导致齐国发怒，吴国因此讨伐鲁国，鲁国于是贿赂齐国以求和解。”
吕祖谦说：“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出兵，打算用来讨伐鲁国，于是鲁国归还了邾国国君。这是鲁国归还邾国国君，大概是因为先前邾国曾被鲁国囚禁在负瑕，现在齐国来讨伐鲁国，所以鲁国因此归还了他。”
秋季七月。冬季十二月癸亥日，臧伯过去世。齐国人归还了讙地和阐地。程颐说：“不说是‘我的田地’，既然归还了邾国国君，也就归还了他的田地，这并不是出于恩惠。谢湜说：‘鲁国把邾国国君归还给邾国，所以齐国又归还了我们两座城邑。归还了讙地，又归还了阐地。‘归’字不写‘来’，阐地写了‘及’，是因为我们坚决请求，然后才得到的。我们兼并邾国，齐国就夺取我们的城邑；我们放弃邾国，齐国就归还我们的城邑。不坚守天子分封的土地，却随意用武力争夺土地城池，王法都应当诛杀这种行为。’”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邾国国君益是齐国放出的。鲁国因为把益带来，所以齐国人夺取了讙地和阐地。又因为吴国请求出兵而发怒，怒气还未平息。由此可以看出，国君作恶不悔改，那么四邻就会谋取他的国家，无法保全了。鲁国把邾国国君益归还给邾国，齐国人就归还了讙地和阐地。又向吴国辞谢出兵，恩德还未泯灭。由此可以看出，国君去恶而不积累，那么四邻就不会侵犯他的边境，自然安宁了。说‘以’、说‘取’，是逆乱的言辞；说‘归’，是顺从的言辞。去除逆乱效法顺从，平息争端休战罢兵。齐国没有夺取土地的罪过，鲁国没有丢失土地的耻辱。由此可以看出迁善的优越，改过的重大，而《春秋》不避讳鲁国入侵邾国并把邾国国君益带来，是为了表明归还益给邾国能够掩盖以前的罪恶并美化它。”
九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臧僖公。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夺取了郑国的军队。谢湜说：“郑国军队将要讨伐宋国，驻扎在雍丘。宋国皇瑗包围了他们的营垒，扼守要害，全军覆没并占领了它。记载‘取郑师’，是为了表明灾祸的重大。”郑国罕达讨伐宋国。宋国皇瑗侵犯郑国。宋国包围曹国，郑国救援曹国。宋国和郑国结怨已久，所以皇瑗全力以赴夺取雍丘的郑军，罕达全力以赴夺取嵒地的宋军。
夏季，楚国人讨伐陈国。
谢湜说：“陈国依附楚国，所以吴国讨伐陈国；陈国依附吴国，所以楚国讨伐陈国。”
秋季，宋国国君讨伐郑国。冬季十月。
谢湜说：“皇瑗已经夺取了郑国军队，所以宋国国君乘虚讨伐郑国。”
十年春季，周王二月，邾国国君益来投奔鲁国。
谢湜说：“隐公虽然得以回国，但不能稳固地保有他的君位，所以又来投奔。”
鲁国国君会合吴国讨伐齐国。
谢湜说：“会合强大的吴国讨伐邻国，不是保卫国家的方法。”
吕祖谦说：“吴国国君派人来警告出兵讨伐齐国。大概是因为齐国因为鲁国的缘故，请求出兵讨伐吴国。接着齐国却辞谢吴国而与鲁国和解，所以吴国讨伐齐国，特意教鲁国来一同讨伐。”
三月戊戌日，齐国国君阳生去世。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鲁国国君会合吴国讨伐齐国，齐国人弑杀了悼公，向军队报丧。《春秋》不记载齐国人弑君之罪，而用‘卒’字记载，也就像郑伯髡顽被弑而记载为‘卒’，《公羊传》认为《春秋》是为中原国家避讳，这是对的。其中保存天理的意思很微妙。鲁国人入侵邾国，把邾国国君带来，这是罪过。齐国国君因此夺取了讙地和阐地，向吴国请求出兵讨伐鲁国。鲁国人悔恨恐惧，把益归还给邾国，这是知道罪过并能改正。齐国国君因此归还了讙地和阐地，又向吴国辞谢出兵，这是变得正当。变得正当，是礼义所在，是中原国家的君主。吴国人想实现以前的言论而违背正当的道理，这是混乱。齐国的臣子不能顺从上意并帮助他们的君主，这是天下大变，常理所没有的。所以隐没他被弑的灾祸，而用‘卒’字记载，其防备很深了。《春秋》记载弑君，大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君主被弑，难道没有不善的积累导致自身吗？如果悼公改变而能正当，就没有不善的积累了，所以用‘卒’字记载而隐没他被弑。《春秋》的道义，所谓为中原国家避讳，这类情况就是。而保存天理的意思很微妙。”
夏季，宋国人讨伐郑国。
谢湜说：“景公讨伐郑国，未能得逞，所以宋国人又讨伐郑国。”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谢湜说：“赵鞅乘丧侵犯国家，是罪过。”
五月，鲁国国君从讨伐齐国回来。安葬齐悼公。卫国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谢湜说：“公孟彄因为世子之祸出逃，现在凭借齐国的力量回国，记载‘归’，表明他没有大罪。”
薛国国君夷去世，秋季安葬薛惠公。冬季，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谢湜说：“吴国和楚国争夺陈国很久了，楚国讨伐它，吴国救援它，是中原国家不振作的罪过。”
胡安国说：“《春秋》憎恶首倡叛乱，赞赏解决纷争。除了诛杀乱臣、讨伐贼子之外，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赞赏的。救援在王室，就指责诸侯；子突救援卫国就是例子。救援在远国，就指责四邻；晋国阳处父救援江国就是例子。救援在外域，就指责中原国家；楚国公子贞救援郑国，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就是例子。吴国虽然是蛮夷国家，来会合于戚地，就进而记载为‘人’；派遣季札聘问，就再进而记载为‘子’。”
救而果善，曷为独以号举而不进之也？其以号举而不进之者，深着楚罪，而伤中国之衰也。陈者，有虞之后，尝为楚灭而仅存耳。今又无故兴师，肆行侵伐，而列国诸侯纵其暴横，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而吴能救之，故独以号举，深着楚罪，而伤中国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书吴救陈之意乎？」
译如果救援陈国确实是善举，为什么只以国号记载吴国，而不记载吴国出兵呢？之所以只以国号记载吴国而不记载其出兵，是为了深刻揭露楚国的罪过，并哀伤中原诸国的衰败。陈国，是有虞氏的后代，曾经被楚国灭掉而仅存一线生机。如今楚国又无故兴师，肆意进行侵伐，而列国诸侯放纵其暴虐横行，不能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只有吴国能够救援陈国，所以只以国号记载吴国，深刻揭露楚国的罪过，并哀伤中原诸国的衰败。孔子想要居住到九夷之地，乘木筏浮海而去，却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这大概就是书写吴国救援陈国的用意吧？
十有一年春齐国书帅师伐我
谢湜曰：「鲁防呉伐齐，故齐国书『伐我』。凡诸侯来伐，不至国都，则书『某鄙』；至国都，则书『伐我』。所书皆婉其辞，以父母国故也。」
胡安国曰：诸侯来伐，无有不书四鄙者。今齐师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讳之辱，亦书「伐我」，何也？傅説复于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谓也。自反而缩，则为壮；自反而不缩，则为老师之老壮，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系乎人者乎？邾子，齐之甥。鲁尝入邾，以其君来。齐人为是取讙及阐，又辞吴师，直在齐矣。鲁人何名防呉伐之也？故《春秋》之记斯师，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师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训之义，大矣。
夏，陈辕颇出奔郑。五月，公防呉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谢湜曰：「吴之来伐也，全兵民战守备，屈之以义，而勿与交兵，则齐可以坐困强呉而却之矣。今则不然，师众伐鲁，方还，民未息肩，士未解甲，加以诸侯大夫皆有畏心，而国书肆一朝之忿，与吴战于艾陵，以至师败身获，为国大殃。故艾陵之师，以国书主战而罪之也。鲁势微弱，故呉之伐齐也，公与伐不与战。」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隠公。卫世叔齐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谢湜曰：「取以兵法而不计田，先王之赋也。哀公以国用不足，乃计田所出而取赋焉。计田所出而取赋，则兵法于此废矣。书『用田赋』以明非正也。宣公初税亩，成公作丘甲，哀公犹病不足，而复以田赋，则田赋又重于宣之税亩、成之丘甲，可知矣。用有节，则虽丘赋将有余；用无节，则虽田赋将不足。不正其本而求其末，未有见其能济者也。古者，民欲其富，牛欲其蕃。民欲富，故丘法公田百亩，八家皆私百亩；牛欲蕃，故丘法出马一疋，牛三头。」胡安国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税。鲁自宣公初税亩，后世遂以为常而不复矣。至是二犹不足，故又以田赋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逺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里壥也，谓商贾所居之区域。今用田赋军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为主，而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无职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税二十而五，则弛力薄征，当以农民为急，而增赋竭作，不使末业者独幸而免也。今二犹不足，而用田赋，是重用农民而削其本，何以国？「书曰：『用田赋』，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议弛商贾之征，达于时政者，欲先省国用，首寛农民，后及商贾，知《春秋》讥田赋之意矣。
朱熹曰：「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冉有时为季氏宰，考之《国语》，盖尝以此事访于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为宰之时，而季氏之赋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敛附益之叹。」
又曰：齐鲁初来，气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与周公别，到桓公、管仲出来，又不遵守齐之初政，郤全然变易了，一向尽在功利上。鲁却只是放倒了，毕竟先世之遗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赋，犹使人来问孔子。他若以田赋为是，更何暇问？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来问。若桓公、管仲，郤无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顾。
张栻曰：「冉求之事，《论语》盖尝载之，与《孟子》所载互相发也。《论语》则正其聚敛之名，《孟子》则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敛，果若后世头防箕敛以媚其上之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十一年，季孙以田赋，使访诸孔子。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若不度于礼而贪冐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明年正月，
译鲁哀公十一年春季，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攻打鲁国。
谢湜说：“鲁国防备吴国攻打齐国，所以齐国国书‘攻打我’。凡是诸侯来攻打，如果没有到达国都，就记载为‘某鄙’；如果到达了国都，就记载为‘伐我’。所记载的用词都委婉含蓄，是因为把国君当作父母之邦的缘故。”
胡安国说：“诸侯来攻打，没有不记载在四境边境的。现在齐军到达清地，渡过泗水，并没有城下之盟、值得隐瞒的耻辱，却记载为‘伐我’，为什么呢？傅说回复高宗说：‘只有穿上铠甲拿起兵器发动战争，只有拿起盾牌戈矛反省自身，这就是自我反省的意思。自我反省而理直，就会士气壮盛；自我反省而理屈，就会军队老弱，士气衰败。士气壮盛还是衰败，在于理直还是理屈。理直理屈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别人吗？邾子是齐国的女婿。鲁国曾经入侵邾国，把邾君抓来。齐国人因此夺取了欢地和阐地，又拒绝了吴国的军队，理直的一方在齐国。鲁国人有什么名义去防备吴国攻打齐国呢？所以《春秋》记载这次军事行动，特意说‘伐我’，是为了反省招致军队的原因，而对自己要求严格。垂示训诫的意义，非常重大。”
夏季，陈国的辕颇出逃到郑国。五月，鲁哀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甲戌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抓获了齐国国书。
谢湜说：“吴国来攻打时，如果保全军队和百姓的战守准备，用道义使他们屈服，而不与他们交战，那么齐国就可以坐困强大的吴国而击退他们了。现在却不是这样，齐军众多攻打鲁国，刚刚返回，百姓尚未休养生息，士兵尚未解除武装，加上诸侯大夫都有畏惧之心，而国书放纵一时的愤怒，与吴军在艾陵交战，以至于军队失败、自身被俘，成为国家的大灾难。所以艾陵之战，是因为国书主张作战而责备他。鲁国势力微弱，所以吴国攻打齐国时，鲁哀公参与谋划但不参与战斗。”
秋季七月辛酉日，滕子虞母去世。冬季十一月，安葬滕隐公。卫国的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鲁哀公十二年春季，实行按田亩征收赋税。
谢湜说：“按照兵法征收而不计算田亩，是先王的赋税制度。哀公因为国家用度不足，于是计算田亩的产出而征收赋税。计算田亩产出来征收赋税，那么兵法在这里就废除了。记载‘用田赋’以表明这不是正当的制度。宣公开始实行税亩，成公制作丘甲，哀公仍然担心不足，又实行田赋，那么田赋比宣公的税亩、成公的丘甲更重，可以知道了。用度有节制，那么即使征收丘赋也将有余；用度无节制，那么即使征收田赋也将不足。不纠正根本而追求末节，没有看到能够成功的。古代，希望百姓富裕，希望牛马繁殖。希望百姓富裕，所以丘法规定公田百亩，八家各自私田百亩；希望牛马繁殖，所以丘法规定出一匹马，三头牛。”胡安国说：“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征收十分之二，我还不足，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古代，公田实行十分之一的助法而不征税。鲁国自从宣公开始税亩，后世就把它当作常制而不再恢复了。到这时征收十分之二仍然不足，所以又实行田赋。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根据劳力登记田地，并调节远近；根据收入征收赋税，并衡量有无。里壥，是指商贾居住的区域。现在用田赋来征发军旅，是不对的。田以出产粮食为主，从而充足食物；赋以出兵为主，从而充足兵力。周制规定住宅不种草木的要征收里布，没有职事的人征收夫家漆林之税，二十取五，那么减轻劳役、薄征赋税，应当以农民为急，而增加赋税竭尽民力，不让从事末业的人独自侥幸免除。现在征收十分之二仍然不足，却实行田赋，这是加重农民负担而削弱根本，怎么治理国家呢？《尚书》说：‘用田赋’，‘用’字表示不应该使用。近世议论放松对商贾的征收，通达时政的人，想要先节省国家用度，首先宽待农民，然后才涉及商贾，知道《春秋》讥讽田赋的意思了。
朱熹说：“哀公十二年实行田赋，冉有当时担任季氏的家宰，考察《国语》，大概曾经就这件事请教孔子，而最终没有挽救。以冉有担任家宰的时候，而季氏的赋税加倍于往日，这就是孔子感叹聚敛附益的原因。”
又说：“齐鲁刚兴起时，气象就已经不同。看太公自始就与周公不同，到桓公、管仲出来，又不遵守齐国初年的政令，却完全改变了，一直都在功利上。鲁国只是衰落了，毕竟先世的遗意尚存。如哀公实行田赋，还派人来问孔子。他如果认为田赋是对的，哪里还有空闲来问？正因为知道前人的做法是对的，所以来问。如果桓公、管仲，却没有这种意思，自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一直做下去，不顾及。”
张栻说：“冉有的事，《论语》曾经记载，与《孟子》所载互相阐发。《论语》正名其聚敛，《孟子》推明其不能改变其德的罪过。冉有的聚敛，果真像后世头防箕敛以讨好上级那样吗？大概不是这样。以《左氏春秋》考察，哀公十一年，季孙实行田赋，派人向孔子咨询。孔子不回答，而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衡量于礼，施予取其厚，做事举其中，征收取其薄。像这样，那么以丘赋也足够了。如果不衡量于礼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以田赋，也将不足。’况且季孙如果想要依法而行，那么周公的典章在；如果想要苟且而行，又何必咨询呢？不听。第二年正月，”
用田赋。用田赋者，履亩而赋之也。意者赋粟倍他日，其谓是与？然则此季孙之为也，而遽以为求之罪若是之深乎？盖季氏为鲁卿，专制其上，为日久矣。一国之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君也。求之为宰，所当明君臣之义，以正救之，俾革其为，以事公室，则求之责也。今既不能使之改于其徳，而季氏废法以厚取，求又从而顺从，莫之能救，则求之罪深矣。故《论语》正其聚敛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徳之罪，然后圣人鸣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
译征收田赋。所谓征收田赋，就是按亩征税。大概意思是说，征收的粟米比往日加倍，说的就是这个吧？然而这是季孙氏的做法，却立刻把罪责归咎于冉求，竟然如此深重吗？大概是因为季氏作为鲁国的卿大夫，在上位专权独断，已经很久了。全国的人只知道有季氏，却不知道有鲁君。冉求作为家臣，本应当阐明君臣大义，以正道匡正挽救，使季氏革除专权行为，去侍奉公室，这是冉求的责任。如今他既不能使季氏在品德上有所改变，而季氏废弃法度以加重搜刮，冉求又顺从附和，不能挽救，那么冉求的罪责就深重了。所以《论语》纠正他聚敛财物的名分，而《孟子》又进一步阐明他不能改变季氏品德的罪过，这样圣人鸣鼓而攻之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
吕祖谦曰：田赋，古者田出粟，里出赋。凡春秋所説赋，只言商贾，但只一等。要之，农亦是出二等。今季氏又使之田，又出赋，徃徃大畧是如此。其精细不可得知。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范祖禹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纪纲人伦，故圣人谨之，以为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掩也，在夫子则当讳于陈司败，何有焉？夫子引为已过，所以存君臣也。」
谢湜曰：孟子昭公夫人，谓之孟子，以其同姓也。既不可言夫人，姬氏薨不书葬，讳之也。其曰「孟子卒」，不成其为夫人也。凡臣子为鲁讳者，其过恶皆由讳显，圣人之防微矣。胡安国曰：孟子，吴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讳取同姓也。礼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厚男女之别也。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防名，著而男女有别矣。四世而缌服，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缀之以姓而弗别，合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谨于礼，欲结好强呉以去三家之权，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见于庙，不书于防，以废其常，典礼之大本丧矣。其失国也宜。故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呉谓同姓谓之呉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过，人必知之。」书「孟子卒」，虽曰为君隠，而实亦不可掩矣。
朱熹语録：「或问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举法行罪，何如？」对曰：「此非昭公固为之也。当时呉盛强，中国无覇主，以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于呉。若昭公亦是借其势，不得已之故，非贪其色而然也。天王举法行罪，固不免，亦须原情，自有处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呉孟子，则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公防呉于槖臯。秋，公防卫侯宋皇瑗于郧。宋向巢帅师伐郑
谢湜曰：「宋皇瑗侵郑，取郑师，宋人伐郑，兵可以息矣。向巢又帅师伐郑，罪其逞怨穷兵也。」
冬十有二月螽
谢湜曰：「冬伤温，故昆虫宜蛰，而螽异之，甚也。」
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
谢湜曰：「宋师伐郑，屯于嵒。郑罕逹扼其师而防之。书『宋师』，着其祸之大也。郑师不戒，入宋雍丘，而宋皇瑗取之。宋师不戒，入郑嵒邑，而郑罕达取之。用兵寡谋，则有至全师覆没而不反者，可不畏耶！」
夏，许男成卒。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谢湜曰：黄池之防，吴为防主，故呉子称爵，以示呉之强也。钟离、柤向之防，皆殊防，吴者以中国主防也。以中国主防，故殊呉人而外之也。黄池之防，以晋及呉者，以呉人主防，故先晋后吴而抑之也。此主防则外之，彼主防则抑之，圣人尊中国，惩冦乱，其心见于此矣。吴自钟离以来，惟称吴，外之也。栢举之战，黄池之防，称爵着其强也。聘称爵，进之也。
胡安国曰：「黄池，卫地。其言及者，防两伯之词也。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夷，吴人主防，其先晋纪常也。春秋蕃服虽大，皆曰子，吴僭王矣。其称子，正名也。以防两伯之词而言及者，先吴则拂经而失序列，书则泯实而传疑。特书曰『及』，顺天地之经，着盟防之实，又以见呉人之强而抑其横也。定公以来，晋失覇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已为长。盖泰伯之后，以族属言，则伯父也。而黄池之防，圣人书法如此者，训后世治中国、御外域之道也。明此义，则知汉宣帝待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萧传之议非矣。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刘文靖之防失矣。况于以父事之如石晋者，将欲保国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茍不为此，至于亡国，则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颠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吕祖
译吕祖谦说：田赋，古代是田地出产粟米，里巷缴纳赋税。凡是《春秋》中所说的“赋”，只指商贾，但只有一等。总之，农民也是缴纳二等。如今季氏又让他们耕种田地，又缴纳赋税，往往大致是这样的。其细节无法得知。
夏五月甲辰，孟子去世。
范祖禹说：“天地确立了位置，从而有了君臣的纲纪人伦，所以圣人谨慎对待，以此作为百姓的防范。昭公的行为不可掩盖，对于孔子来说，应当在陈司败面前为昭公隐讳，这有什么呢？孔子引咎自责，是为了保全君臣的名分。”
谢湜说：孟子是昭公的夫人，称她为孟子，是因为她与昭公同姓。既然不能称她为夫人，姬氏去世不记载安葬，是为了隐讳。说“孟子卒”，是不承认她作为夫人的身份。凡是臣子为鲁国隐讳的，其过错罪恶都因隐讳而显露，圣人防微杜渐啊。胡安国说：孟子，是吴国女子，昭公的夫人。称她为“孟子”，是为了隐讳娶同姓女子。礼制规定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就要占卜。这是为了严格男女之别。同姓跟随宗族，合并族属；异姓以名分为主，治理界限防范，名分明确而男女有别了。四代之后穿缌麻服，五代之后袒露臂膀戴免冠，是疏远同姓。六代之后亲属关系断绝了。那些庶姓在上有别于宗族，在下孤单，婚姻可以互通吗？用姓氏连接而不分别，用饮食合聚而不殊异，即使百代婚姻也不通，周代的道就是这样。昭公不谨慎于礼制，想要结交强大的吴国以去除三家的权力，忍心娶同姓女子以混淆男女之别，不经过天子册命以削弱其配偶的地位，不在宗庙见面，不在简册记载，以废弃常道，典礼的根本丧失了。他失去国家是应该的。所以陈司败问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陈司败退下，向巫马期作揖并走近他说：“我听说君子不偏私，君子也偏私吗？君主娶吴国女子，因为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君主懂礼，谁不懂礼？”巫马期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丘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记载“孟子卒”，虽然说是为君主隐讳，但实际上也是不可掩盖的。
朱熹语录：“有人问昭公娶同姓女子的事，如果天王举法执行刑罚，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昭公固执要做的。当时吴国强盛，中原没有霸主，因为齐国既不能发号施令，又不接受命令，流泪而出嫁女儿给吴国。如果昭公也是借其势力，是不得已的缘故，不是贪图美色而这样。天王举法执行刑罚，固然不可避免，也必须推究情由，自有处置。况且不称孟姬，而称吴孟子，那么昭公也已经自知其非了。”
鲁公在槖臯与吴国结盟。秋天，鲁公在郧与卫侯、宋国的皇瑗结盟。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谢湜说：“宋国皇瑗侵犯郑国，俘获郑国军队，宋国人讨伐郑国，战争可以平息了。向巢又率领军队讨伐郑国，是谴责他逞怨穷兵。”
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
谢湜说：“冬天温暖伤害了寒气，所以昆虫应当蛰伏，而蝗虫却出现，是很严重的。”
十三年春天，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在嵒俘获宋国军队。
谢湜说：“宋国军队讨伐郑国，驻扎在嵒。郑国罕达扼住宋军并防守。记载‘宋师’，是彰显其祸患之大。郑国军队不警戒，进入宋国雍丘，而被宋国皇瑗俘获。宋国军队不警戒，进入郑国嵒邑，而被郑国罕达俘获。用兵缺乏谋略，就有全军覆没而不能返回的，能不畏惧吗！”
夏天，许男成去世。鲁公在黄池与晋侯及吴子结盟。
谢湜说：黄池之盟，吴国是盟主，所以吴子称爵位，以显示吴国的强大。钟离、柤向之盟，都是特殊记载吴国，因为是中国主持盟会。因为是中国主持盟会，所以特殊记载吴国人而将其视为外夷。黄池之盟，说晋及吴，因为吴人主持盟会，所以先晋后吴以压制它。这里主持盟会就将其视为外夷，那里主持盟会就压制它，圣人尊崇中国，惩戒寇乱，其心意体现在这里了。吴国自从钟离以来，只称吴，是将其视为外夷。柏举之战，黄池之盟，称爵位是彰显其强大。聘问称爵位，是提升它。
胡安国说：“黄池，是卫国土地。说‘及’，是结盟两位霸主的辞令。《春秋》内重中国而外轻夷狄，吴人主持盟会，先晋是遵循常理。《春秋》藩属即使强大，都称子，吴国僭越称王了。称子，是正名。以结盟两位霸主的辞令说‘及’，先吴则违背经典而失去序列，书写则泯灭事实而传播疑惑。特意书写‘及’，顺应天地之经，彰显盟会之实，又以此显示吴人的强大而压制其横行。定公以来，晋国失去霸业，不主持中原盟会。夫差暴横，势力压倒上国，自称周室后裔，以自己为长辈。大概是泰伯的后代，以族属来说，是伯父。而黄池之盟，圣人书法如此，是训诫后世治理中国、抵御外域的道理。明白这个意义，就知道汉宣帝对待单于，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萧望之的议论是错误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倚仗其援助，刘文靖的议论也是错误的。何况像石晋那样以父礼侍奉突厥的，想要保国而免受其侵暴，可以吗？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以至于亡国，那怎么办？’回答说：‘存亡是天意，得失是人谋，不可违背的是理。以人胜天，那么事情就有在我掌控的部分了。如果颠倒冠履而得到天下，能安居一朝吗？’所以《春秋》是拨乱反正的书，不可以废弃。”
吕祖
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
谢湜曰：「夫差慨然有经营北方之志，而不顾萧墙一日之祸，故黄池之防，方与晋国争先，而于越伺隙入呉。有国者不可不戒也。故子胥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于齐，犹获石田，无所用之。』」
胡安国曰：「吴自栢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防，遂主夏盟，可谓强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词，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曽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呉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侵中国而越灭之，越又不鉴，而楚灭之；楚又不鉴，而秦灭之；秦又不鉴，而▯灭之。老氏、曽子其言，岂欺也哉？「春秋初书『于越入吴』，在栢举之后；再书『于越入吴』，在黄池之后。皆因事属词，垂戒后世，不待贬絶，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而可废乎？」
秋公至自防，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谢湜曰：「蒯聩未归国，故曼多再侵卫。」
葬许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谢湜曰：「非独陵犯一宫，故书东方。」
盗杀陈夏区夫
谢湜曰：「区夫为盗所杀，故不称大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程颐语録：「或曰：麟乃和气所致，然春秋之时有之，其应安在？曰：天地之气，岂可如此间别乎？如圣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孔子，尚生于战国，无足怪者，而况麟乎？孔子为此麟出非时，如已生不得其时，故感焉而作春秋。或者谓不然，答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盖有素矣。因是一事则有感而作，故其书之成则以终，固必有发端者然也。如伏羲八卦，因见河图洛书，设无河图洛书，八卦亦须画。」
或言绝笔后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时惟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季然也。前一日不可，后一日不可。
又曰：「始隠周之衰也，终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旧矣。但因麟而发耳。麟不出，《春秋》亦须作也。」
又问：“获麟后，却有二年经，不知如何？”曰：“是孔门弟子所续，当时谓必能尽得圣人作经意，又再三考究，极有失作经意处。”
杨时曰：「获麟不言地，不使麟以地获；不书公，不使麟以公得。」
谢湜曰：「麟，太平之仁兽也。王道盛，和气洽，则麟为之出，物之常理也。孔子感麟出之非时，伤太平之不见，于是因鲁史作《春秋》，所以明一王之法也。观西狩之麟，而圣王所以兴隆政治、和同民物，其道形于此矣。故孔子有感于中，而逹其道于《春秋》也。乐莫美于韶，兽莫美于麟，禽莫美于凤，文莫美于图。孔子当衰乱之中，闻韶而叹，覩麟而悲，思凤鸟、河图，喟然为之嗟伤。圣人念治之心，深且笃矣。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纪纲，其文因获麟而作，其书复以获麟而终也。然则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曰：立言以道世，圣人之心也。虽然，圣人之言必有所因而发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画八卦；西狩获麟，圣人作《春秋》，其义一也。胡安国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八卦画；箫韶作，《春秋》成，而凤麟至。事应虽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一之动，气也有见乎此者，则曰文成而麟至；无见乎此者，以为妖妄而近诬。《周南》《闗雎》之化，王者之风，而《麟之趾》《闗雎》之应也；《召南》《鹊巢》之徳，先公之教，而《驺虞》《鹊巢》之应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伦，气志天人交相感胜之际，深矣。制作之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黙思道，帝赉良弼，得于傅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
译楚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于越趁机入侵吴国。
谢湜说：“夫差慷慨激昂地怀有经营北方的志向，却不顾家中一日之祸，所以在黄池会盟时，正与晋国争抢霸主地位，而于越便趁机入侵吴国。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以此为戒。所以伍子胥说：‘越国是我心腹之患，在齐国得志，就像得到石田，没有什么用处。’”
胡安国说：“吴国自从柏举之战以来，欺凌中原各国，在黄池会盟时，竟然主持夏盟，可以说很强大了。而《春秋》紧接着记载‘于越入侵吴国’，这就是所谓根据事件选用辞藻，垂示警戒后世，从而显现出深刻显著的道理。”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从你那里发出的，又会返回到你身上。”老子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使用它的人往往遭到报应。”那些用武力战胜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用武力战胜他。吴国曾经打败越国，于是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理；等到打败楚国，又产生了骄视齐国的志向。既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又与晋国人争当霸主，自认为没有人能抵挡自己。而越国已经入侵他的国都了。吴国侵略中原各国而越国灭亡了它，越国又不引以为戒，而楚国灭亡了它；楚国又不引以为戒，而秦国灭亡了它；秦国又不引以为戒，而〇灭亡了它。老子和曾子的话，难道是欺骗人的吗？《春秋》初次记载‘于越入侵吴国’，是在柏举之战之后；再次记载‘于越入侵吴国’，是在黄池会盟之后。都是根据事件选用辞藻，垂示警戒后世，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现出深刻显著的道理。这难道可以废弃吗？”
秋季，鲁君从黄池返回，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谢湜说：“蒯聩没有回国，所以魏曼多再次侵犯卫国。”
安葬许元公。九月，发生蝗灾。冬季，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谢湜说：“因为彗星不仅侵犯一个星宫，所以记载为东方。”
盗贼杀害了陈国的夏区夫。
谢湜说：“夏区夫被盗贼杀害，所以不称他为大夫。”
十二月，发生蝗灾。
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一只麒麟。
程颐语录：“有人问：麒麟是和气所致的祥瑞，但春秋时代也有它，它的应验在哪里？回答说：天地之气，难道可以这样区分吗？比如圣人的诞生，也是天地交感，五行之精华，才生出孔子，尚且生于战国时代，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何况麒麟呢？孔子认为这只麒麟出现不合时宜，就像自己生不逢时，所以感慨而作《春秋》。有人说不然，回答说：《春秋》不妨碍因感麒麟而作，但即使麒麟不出现，《春秋》也一定会作，孔子的意图本来就是这样。因为这件事有所感慨而作，所以书的完成以此作为终结，固然一定有引发端绪的原因。比如伏羲画八卦，是因为看到河图洛书，假如没有河图洛书，八卦也必须画出来。”
有人说绝笔之后王者可以革命，大错特错。孔子时代只能尊崇周朝，孟子时代才可以革命，时势就是如此。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也不行。
又说：“开始于隐公，是因为周朝衰微；终结于获麟，是因为感于麒麟。世道衰微，大道不行，有述作的意思本来就有了。只是因麒麟而引发罢了。麒麟不出现，《春秋》也必须要作。”
又问：“获麟之后，还有两年的经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孔子门徒所续写的，当时认为一定能完全领会圣人作经的意思，又再三考究，却极有违背作经本意的地方。”
杨时说：“获麟不记载地点，是不让麒麟因地点而被获；不记载鲁公，是不让麒麟因鲁公而得到。”
谢湜说：“麒麟，是太平盛世的仁兽。王道兴盛，和气融洽，麒麟就会出来，这是事物的常理。孔子感于麒麟出现不合时宜，哀伤太平盛世不再出现，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用来阐明一统天下的法度。观察西郊狩猎获得的麒麟，圣王用来兴隆政治、调和民物，其道就体现在这里了。所以孔子内心有所感慨，而在《春秋》中通达其道。音乐没有比《韶》更美的，野兽没有比麒麟更美的，禽鸟没有比凤凰更美的，文章没有比河图更美的。孔子处在衰乱之中，听到《韶》乐而感叹，看到麒麟而悲伤，思念凤凰、河图，慨然为之嗟叹哀伤。圣人思念治世之心，深厚且笃定。所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道的纲纪，其文因获麟而作，其书又因获麟而终结。那么麒麟不出现，《春秋》就不作吗？回答说：立言以教化世人，是圣人的本心。虽然如此，圣人的言论必定有所引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画八卦；西郊狩猎获麟，圣人作《春秋》，其义理是一样的。胡安国说：‘河出图，洛出书，于是八卦画成；《箫韶》奏响，《春秋》完成，于是凤凰麒麟到来。事应虽然不同，其理是一样的。’《易经》说：‘大人，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则奉承天时。’舜、孔子，是先于天时的。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意志专一的动作，气也有见于此的，就说文章完成而麒麟到来；没有见于此的，认为这是妖妄而接近诬蔑。《周南》《关雎》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而《麟之趾》是《关雎》的应验；《召南》《鹊巢》的德行，是先公的教化，而《驺虞》是《鹊巢》的应验。世道衰微，大道微弱，暴行交错发生，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有。夫子为此作《春秋》，阐明王道，端正人伦，在气志天人交相感应胜败之际，深奥极了。制作的文章完成，而麒麟到来，是适宜的。商王恭敬沉默地思考道，天帝赐予良辅，在傅岩得到；周公想要以身代兄，植璧秉圭
，而武王疾愈，启金縢之防，天乃反风，出罪已之言，荧惑退舎。至于勇夫志士，精诚所格，上致日星之应，召物产之祥，盖有之矣。况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见于行事，以遗天下与来世哉？箫韶九奏，鳯仪于庭；鲁史成经，麟出于野，亦常理矣。《诗》以正情，《书》以制事，《礼》以成行，《乐》以飬和，《易》以明变，垂教亦备矣。则曷为作《春秋》？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约乎鲁史？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不足征也。我欲观周道，幽厉伤之。舍鲁何适矣？何以始乎隐公？三纲沦，九法斁，天下无复有王也。何以絶笔于获麟？其以天道终乎？圣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圣人之用，拨乱反正之书。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于格物、修身、齐家、治国、施诸天下，无所求而不得，亦无所处而不当。何莫学夫春秋？故君子诚有乐乎此也。由仲尼至于孟子，百有余嵗。若顔子、曽子，则见而知之；若孟子，则闻而知之。由孟子而来，至于今，千有余嵗矣。其书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犹在。盖有不得已焉耳，则亦有不已已焉耳矣。”
译然而武王的病痊愈了，打开金縢之书的封印，上天于是反转风向，发出自我谴责的言辞，荧惑星退守其位。至于勇武之士与有志之人，精诚所至，上能感应日星的变化，下能招致物产的祥瑞，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何况圣人的心，感于外物而发动，体现在具体的行事中，从而留给天下与后世呢？《箫韶》演奏九遍，凤凰在庭院中起舞；鲁国史官编成经典，麒麟出现在野外，这也是常理。《诗》用来端正情感，《书》用来规范事务，《礼》用来成就行为，《乐》用来涵养和谐，《易》用来阐明变化，垂示的教化已经很完备了。那么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洞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为什么依托于鲁国的史书呢？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去杞国，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我想观察周代的道，幽王、厉王损害了它。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呢？因为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天下再也没有真正的王了。为什么在获麟时绝笔呢？大概是以天道终结吧？圣人对于天道与命运，认为其中有本性。君子不把它仅仅归结为命运。因此，《春秋》是天子的事业，是圣人用来拨乱反正的书。考察于三王之道而不谬误，树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它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施用于天下方面，无所求而不得，也无所处而不当。为什么不学习《春秋》呢？所以君子确实对此感到快乐。从仲尼到孟子，一百多年。像颜回、曾子，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孟子，是听闻而知道的。从孟子到现在，一千多年了。那本书没有亡佚，它出于人心的道理依然存在。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吧，那么也有不能停止的原因吧。”
又曰：「止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比于《闗雎》之应，而能事毕矣。」
朱熹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自是个征兆。如此当圣人志虑未衰，天意难定，八分犹有两分运转，故做得周公事，遂梦见之。非以思虑也。要之，圣人精神血气与时运相流通，到凤不至，图不出，明王不兴，其征兆自是如此。」胡安国谓：「絶笔于获麟为志，一则动气，意思説得也甚好。」但以熹观之：「生出一个物事，为人所毙，多少不好，是亦一征兆也。」
又或问：“孔子当周衰时，可以有为否？”曰：“圣人无有不可为之事，只恐权柄不入手。若得权柄在手，则兵随印转，将逐符行。近观《左氏传》至定、哀时，尽有可做底事。问固是圣人无不可为之事，不知有不可为之时否？”曰：“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又问：“孔子当周衰时，岂不知当时之君必不能用己？”曰：“圣人却无此心，岂有逆料人君能用我与否？”又云：“到得后来説‘吾不复梦见周公’，‘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圣人亦自知其不可为，但不知此等话是几时说据《陈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时，是获麟之嵗，那时圣人犹欲有为也【获麟在鲁哀公十四年，十六年孔子卒】
又曰：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闻韶问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语】孔子遂行，反乎鲁。年四十二而定公立，季氏彊僭，其臣阳货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徃而卒不行【有答子路东周语】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冦，十年相定公，防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鲁世家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作颜雠由】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有顔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徳之语】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有天生徳语及微服过宋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嵗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语】晋赵氏家臣佛肹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徃，亦不果【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蒉过门事】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据论语则絶粮当在此时】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为在此时，又以孟子所记叹词为主司城贞子时语，疑不然，盖语孟所记本皆此一时，而所记有异同耳】孔子如蔡，及叶【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记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徃，拜礼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故孔子絶粮于陈蔡之间，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按是时陈蔡臣服于楚，若楚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且据《论语》絶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记云书社地七百里，恐无此理。时则有接舆之歌】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輙欲得孔子为政【有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子路正名之语】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对哀公及康子语】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有杞宋损益、从周等语】删诗、正乐【有语太师及乐正之语】序易彖、系、象、説卦、文言【有假我数年之语】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弟子顔囬最贤，蚤死后，唯曽参得传孔子之道】十四年，鲁西狩获麟【有“莫我知”之
译又说：“《春秋》在获麟处停笔，以此作为天道的终结；比照《关雎》的感应，圣人的事业也就完成了。”
朱熹说：“我不再梦见周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征兆。像这样，当圣人的意志思虑尚未衰退，天意难以确定，八分之中还有两分在运转，所以能做成周公那样的事，于是便梦见他。这不是因为思虑所致。总之，圣人的精神血气与时运相通，到了凤凰不来，河图不出，明君不兴的时候，其征兆自然就是这样。”胡安国说：“在获麟处停笔作为志意，一是触动气机，意思说得很不错。”但依朱熹看来：“生出一个祥瑞之物，却被人所杀，多么不好，这本身也是一个征兆。”
又有人问：“孔子处于周朝衰微之时，可以有所作为吗？”回答说：“圣人没有不可做的事，只怕权柄不在手中。如果权柄在手，那么军队随着印信调动，将领随着符节行动。近来看《左传》到定公、哀公时期，尽有可以做的事。问话固然是说圣人没有不可做的事，不知道有没有不可做的时机呢？”回答说：“即使是圣人没有不可做的时机，如果时节变了，圣人应对的方式也不同。”又问：“孔子处于周朝衰微之时，难道不知道当时的君主必定不能任用他吗？”回答说：“圣人却没有这种心思，哪有预先揣测君主能否任用我的道理？”又说：“到了后来他说‘我不再梦见周公’，‘凤凰不来，河图不出，我大概完了吧’。圣人自己也知道不可为，只是不知道这些话是几时说的。根据《陈恒弑君》孔子沐浴上朝请求讨伐的时候，那是获麟之年，那时圣人还想要有所作为【获麟在鲁哀公十四年，十六年孔子去世】。”
又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昭公出奔齐国，鲁国大乱，于是孔子前往齐国，担任昭子的家臣，以便通达齐景公【有闻韶乐、问政两件事】。景公想封给他尼溪的田地，晏婴不同意，景公被迷惑【有“季孙、孟孙认为我老了”的话】，孔子于是离开，返回鲁国。四十二岁时，鲁定公即位，季氏强横僭越，其臣阳货作乱，专权执政，所以孔子不做官而退隐，修治《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九年，孔子五十岁，公山不狃凭借费邑反叛季氏，召请孔子，孔子想去但最终没去【有回答子路关于东周的话】。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四方都效法他，于是升任司空，又升任大司寇，辅佐定公十年，在夹谷会盟防备齐侯，齐国人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十二年，派仲由做季氏的家宰，拆毁三都，收缴其甲兵，孟氏不肯拆毁，围困它，没能攻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代理相国职务，诛杀少正卯，参与国政，三个月，鲁国大治。齐国人送来女乐，以阻挠他，季桓子接受了，郊祭后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于是离开【《鲁世家》把以上事都归为十二年的事】。前往卫国，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哥哥颜浊邹家【《孟子》作颜雠由】。前往陈国，经过匡地，匡人以为他是阳虎，把他拘禁【有颜渊落后及“文王既没”的话】。获释后，返回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会见南子【有射子路及“未见好德”的话】。离开，前往宋国，司马桓魋想杀他【有“天生德”的话及微服过宋的事】。又离开，前往陈国，寄住在司城贞子家，住了三年后返回卫国，卫灵公不能任用他【有“三年有成”的话】。晋国赵氏的家臣佛肸凭借中牟反叛，召请孔子，孔子想去，也没成行【有回答子路关于坚白的话及荷蒉过门的事】。将要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又返回，又寄住在蘧伯玉家。灵公问陈，孔子不回答而离开，又前往陈国【根据《论语》绝粮应当在此时】。季桓子去世，遗言说康子一定要召请孔子，他的臣子阻止，康子于是召请冉求【《史记》把《论语》中“归与”的感叹归在此时，又把《孟子》所记的感叹词作为在司城贞子家时的话，怀疑不对，大概《语》《孟》所记本是同一时期，而记载有异同罢了】。孔子前往蔡国，到达叶地【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记》说于是楚昭王派人聘问孔子，孔子将要去，拜谢礼节后陈蔡大夫发兵包围他，所以孔子在陈蔡之间绝粮，有愠见及告诉子贡“一贯”的话。查此时陈蔡臣服于楚，如果楚王来聘问孔子，陈蔡大夫怎敢包围他？而且根据《论语》绝粮应当在离开卫国前往陈国之时】。楚昭王想用书社之地封给孔子，令尹子西不同意，于是作罢【《史记》说书社之地七百里，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当时有接舆的歌】。又返回卫国，此时灵公已去世，卫君辄想任用孔子执政【有“鲁卫兄弟”及回答子贡关于夷齐、子路正名的话】。而冉求做季氏的将领，与齐国作战有功，康子于是召请孔子，孔子回归鲁国，实际上是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了【有回答哀公及康子的话】。然而鲁国最终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做官，于是编次《书》、传述《礼记》【有杞宋损益、从周等话】，删定《诗》、正定《乐》【有对太师及乐正的话】，编次《易》的彖、系、象、说卦、文言【有“假我数年”的话】。弟子大概有三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弟子颜回最贤，早死后，只有曾参传承了孔子的道】。十四年，鲁国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有“莫我知”的话】
吕祖谦《大事记》：周敬王三十九年春，鲁人获麟，孔子作《春秋》。
春秋集义卷五十
书后
六经皆圣人之书也。而孔子之门人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乐不与焉，则乐深矣。而况易春秋乎哉？夫子晩而学易，韦编至于三絶，严之也。春秋之作，游夏不能措一辞，严矣哉！孟子有见于此，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纪周公膺戎狄之功，圣人笔削之严，使乱臣贼子歴千百世而知惧。盖三代之后，一王之法不行，而以笔削代赏罚之公也。赏罚之权衡，非圣人孰能操之乎？莽操盗之雄也，以春秋而知所惧；习焉而不惧，则春秋亡矣。夷狄之乱华，自中国之三纲五常荡壊始，故曰：「其所由来者渐矣。」学春秋者，当于名分焉求之，以防其渐可也。自有天地以来，要不可使隂侵阳，故易与春秋合也。本朝诸儒论春秋者多矣。濮岩李明复伯勇集濂溪先生以下诸儒所相授受者十六家，名曰《春秋精义》，盖裒讲解之辞而言之耳。伯勇中原故家，文正之后，而家于濮。濂溪先生尝仕于濮，故山阳度周卿闻其风而起敬；鹤峯魏华父悦其道而请益，皆濂溪之徒也。阳安刘之祖，于学则疎而不能博，于六经之义则粗而不能精。周卿与伯勇甫书，使不逺数百里来叩一言，其亦谓其皆自孔氏之门也欤？因附一言于诸公之后。嘉定十四年闰腊之八日。
译吕祖谦《大事记》记载：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天，鲁国人捕获了麒麟，孔子于是撰写了《春秋》。
《春秋集义》卷五十
书后
六经都是圣人的著作。而孔子的门人说：“孔子讲雅言时，《诗》《书》和执掌礼仪，都使用雅言。”而《乐》没有包括在内，可见《乐》的道理更加深奥。更何况《易》和《春秋》呢？孔子晚年研习《易》，编联竹简的皮绳断绝了三次，这是对待《易》的严谨态度。《春秋》的撰写，子游、子夏这样的弟子都不能增添一字，其严谨程度真是到了极点！孟子对此有所洞察，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通过记载周公抵御戎狄的功绩，圣人笔削的严谨，使得乱臣贼子历经千百代都知道畏惧。大概在三代之后，一统天下的法度不再施行，于是用笔削来代替赏罚的公正。赏罚的权衡，如果不是圣人，谁能掌握呢？王莽、曹操是盗贼中的枭雄，因为《春秋》而知道畏惧；如果习以为常而不畏惧，那么《春秋》就失去作用了。夷狄扰乱华夏，是从中国的三纲五常遭到破坏开始的，所以说：“这种祸乱是逐渐形成的。”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在名分上寻求依据，以防范这种逐渐形成的祸乱。自从天地存在以来，就不可让阴气侵凌阳气，所以《易》与《春秋》是相合的。本朝各位儒者论述《春秋》的很多。濮岩的李明复伯勇，汇集了从周敦颐先生以下各位儒者相互传授的十六家观点，命名为《春秋精义》，大概是收集讲解的言辞而写成的。伯勇是中原的世家大族，李沆的后代，而居住在濮州。周敦颐先生曾经在濮州做官，所以山阳的度周卿听闻他的风范而兴起敬意；鹤峯的魏华父喜爱他的道义而请求教诲，都是周敦颐的门徒。阳安的刘之祖，在学问上疏略而不能广博，在六经的大义上粗疏而不能精微。度周卿写信给伯勇，让他不远数百里来请教一言，这大概也是认为他们都出自孔子的门下吧？因此我在各位先生之后附言几句。嘉定十四年闰腊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