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
氏，亦犹以谥配姓则不氏也。女子以姓为本，言妇姜而不言氏，非褒贬之法也。公子、公孙，宗族之亲也。春秋时皆以臣礼仕于国，以亲言之，则有尊卑之序也。然则公室子孙，逆女以卑者行则顺，以尊者行则逆。」
译氏，也就像用谥号配合姓氏时就不称氏一样。女子以姓为根本，说“妇姜”而不说氏，这不是褒贬的法则。公子、公孙，是宗族中的亲属。春秋时期他们都以臣子的礼节在国君手下任职，从亲属关系来说，就有尊卑的次序。那么公室的子孙，迎娶女子时如果按卑者的礼节进行就顺理成章，按尊者的礼节进行就违背礼制。
胡安国曰：「有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不贬絶以见恶；夫人与有罪焉，则待贬而后见，故不称氏。夫人其如何？知恶无礼，如《野有死麕》能以礼自防；如《草虫》愆期有待，如《归妹》之九四，则可免矣。凡称妇者，其词虽同，立义则异。逆妇姜于齐，病文公也；以妇姜至自齐，责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属之，杀世适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风故事，即以子贵为国君母，斩焉在衰服之中。请婚纳妇，而其罪隠而未见也，故因夫人至，特称妇姜以显之。此乃《春秋》推见至隠，着妾母当国用事，为后世鉴者也。槩指为有姑之词，而不察其防，则精义隠矣。」
朱熹曰：「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恐是当时史官所书。知此，葢为如今鲁史不存，无以知何者是旧文，何者是圣人笔削，如何得见圣人之意？」
夏季孙行父如齐
谢湜曰左氏谓请防于齐
胡安国曰：经书行父如齐，而不言其故，谓纳赂以请防者，▯也。经有不待▯而著者，比事以观，斯得矣。下书公防齐侯于平州，则知此防，行父请之也。又书齐人取济西田，则知其请盖以赂也。虽微▯，其事着矣。诸侯立卿为公室辅，犹屋之有楹也。而谋国如此，亦不待贬，而恶自见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劳恭俭，相三君而无私积，必能以其君显名，与晏婴等矣。
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
程氏学曰：「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呉。诸侯専放大夫，可乎？唯罪轻于専杀耳。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谢湜曰：「放，屏弃之词。放驩兠于崇山是也。诛罚，王之事也。诸侯擅命其上，専杀大夫；其次専放大夫。书放胥甲父，罪之也。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逺之地者，摈之，不使得为民病也。卫，晋之邻也。以甲父不忠于晋，而放之于卫，是以晋之祸移之于邻国也。书放甲父于卫，着其失也。舜之四刑，放重于流，窜重于放，殛重于窜。」
胡安国曰：「放，犹羁置，毋去其所。比于専杀者，其罪薄乎云尔。」或以为近正，非矣。大夫当官，既不请于天子，而自命以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犹不逺于正乎？秦、晋战于河曲，挠臾骈之谋者，赵穿也。若讨其不用命，则当以穿为首止，治军门之呼，偕贬可也。而独放胥甲父，则以赵盾当国，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园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故称「国」以放，见晋政之在私门，而成上侵，为后戒也。
吕祖谦曰：「放胥甲父于卫河曲之战，赵穿与胥甲父俱败军，谋何故独放甲父？此见赵宣子私意处当时，所以不便诛他时，正为是亲不敢行法耳。此莫是自文公以来开此端隙？魏犫与颠颉俱爇曹负羁之宫，而文公止杀颠颉，然文公犹是国君，赵盾乃人臣，岂可徇私意而行法乎？此所以成赵穿弑灵公之事。」
公防齐侯于平州
谢湜曰：「平州齐地，左氏谓定公位。」
胡安国曰：按《左氏》曰：防于平州，以定公位。鲁宣簒立，逾年，举国臣子既从之矣。若之何位犹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防也？春秋以来，弑君簒国者，已列于诸侯之防，则不复致讨。故曹人以此请负刍于晋。夫簒弑之贼，毁灭天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殁，时无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防而不复讨，是视伦纪为弁髦，弃人类为禽兽。此仲尼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鲁公宜称及齐，而曰「防」者，讨贼之法也。凡讨乱臣贼子，必深絶其党，而后为恶者孤矣。
公子遂如齐
胡安国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谋，为首恶。初请于齐，遂为上客，而并书介使者罪。叔孙得臣不能为有无，亦从之也。大夫有以死争者矣，然削而不书，以叔仲恵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则一再见于经矣。如齐拜成，虽削之可也。又再书于防者，于以着其始终，成就弑立之谋，以戒后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宠；或外结藩镇，以为之援。至于杀生废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
译胡安国说：“有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显露罪恶的，不通过贬斥断绝来显露其恶；夫人如果有罪，则需要经过贬斥才能显露，所以不称氏。夫人会怎么样呢？如果知道厌恶无礼，像《野有死麕》那样能以礼自我防范；像《草虫》那样虽然误期但有所等待，像《归妹》卦的九四爻那样，就可以免除了。凡是称妇的，虽然用词相同，但确立的意义却不同。在齐国迎接妇姜，是责备文公；以妇姜从齐国来到，是责备敬嬴。敬嬴是受宠爱的妾室，私下与襄仲勾结，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杀害了嫡长兄弟，驱逐了国君的夫人，援引成风的旧例，就凭借儿子尊贵而成为国君的母亲，在丧服之中斩断亲情。请求婚娶纳妇，而她的罪恶隐藏尚未显露，所以趁着夫人到来，特意称妇姜来彰显它。这正是《春秋》推究显现极深隐微之处，彰显妾母当权用事，作为后世的鉴戒。如果一概认为是有关婆婆的用词，而不考察其深意，那么精微的义理就隐藏了。”
朱熹说：“于是以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恐怕是当时史官所记载的。知道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如今鲁国史书不存，无法知道哪是旧文，哪是圣人的笔削，怎么能看见圣人的心意呢？”
夏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谢湜说：《左传》认为是向齐国请求会盟。
胡安国说：经文记载行父前往齐国，却不说明原因，说他是纳贿赂来请求会盟的，是臆测。经文有不需要臆测就能彰显的，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就能得到答案。下文记载鲁公在平州与齐侯会盟，就知道这次会盟是行父请求的。又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地，就知道他的请求大概是用了贿赂。即使没有臆测，事情也彰明了。诸侯设立卿作为公室的辅佐，就像房屋有柱子一样。而谋划国家如此，也不需要贬斥，恶行自然显露。不然，以行父的勤劳恭俭，辅佐三位君主却没有私人积蓄，必定能让他的君主显名，与晏婴同等了。
晋国将其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
程氏学说：“晋国将其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哀公三年，蔡人将其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诸侯专断放逐大夫，可以吗？只是罪行比专断杀戮轻罢了。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有所亏损，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谢湜说：“放，是屏弃的用语。放逐欢兜到崇山就是如此。诛罚，是君王的事。诸侯擅自命令上级，专断杀戮大夫；其次就是专断放逐大夫。记载放逐胥甲父，是定罪。古代大臣有罪，放逐到幽远之地，是摈弃他，不让他成为百姓的祸害。卫国，是晋国的邻国。因为甲父对晋国不忠，而将他放逐到卫国，这是把晋国的祸患转移到邻国。记载放逐甲父到卫国，彰显其过失。舜的四种刑罚，放逐重于流放，窜逐重于放逐，殛杀重于窜逐。”
胡安国说：“放，如同羁留安置，不让他离开那里。与专断杀戮相比，罪行较轻罢了。”有人认为这接近正道，是不对的。大夫当官，既不向天子请示，就自己命令认为有罪；又不告知司寇，就擅自用刑，还说不远离正道吗？秦、晋在河曲作战，扰乱臾骈谋略的，是赵穿。如果讨伐他不听从命令，就应当以赵穿为首要制止，治理军门呼喊之事，一起贬斥也可以。却只放逐胥甲父，是因为赵盾当权，赵穿是他的族子，而赵盾庇护他。桃园之罪的意图，在这里已经显露了。所以称“国”来放逐，显示晋国的政令在私门，形成上级侵夺下级，作为后世的警戒。
吕祖谦说：“放逐胥甲父到卫国。河曲之战，赵穿与胥甲父都败军，谋略为何只放逐甲父？这显示赵宣子的私意。当时之所以不便诛杀他，正是因为是亲属，不敢执行法度罢了。这莫非是从文公以来开启的这个端隙？魏犫与颠颉都焚烧曹负羁的宫室，而文公只杀了颠颉，然而文公还是国君，赵盾却是人臣，怎么能徇私意而执行法度呢？这就是造成赵穿弑杀灵公之事的原因。”
鲁公在平州与齐侯会盟。
谢湜说：“平州是齐国地界，《左传》认为是确定公位。”
胡安国说：查《左传》说：在平州会盟，以确定公位。鲁宣公篡位，过了一年，全国臣子已经顺从他。为什么公位还未确定，而要等待平州的会盟呢？春秋以来，弑君篡国的人，已经列入诸侯的会盟，就不再讨伐。所以曹人因此向晋国请求接纳负刍。篡弑的贼人，毁灭天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无论生死，无论古今，其罪不得赦免。因为列入会盟而不再讨伐，这是把伦理纲纪视为弁髦（弃物），把人类抛弃为禽兽。这是孔子所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然而想要确定其公位，鲁公应当称及齐，却说“会盟”，是讨伐贼人的法度。凡是讨伐乱臣贼子，必须深绝其党羽，然后作恶者就孤立了。
公子遂前往齐国。
胡安国说：“宣公篡位的罪行，仲遂主谋，是首恶。起初向齐国请求，遂为上客，而一并记载介使者的罪。叔孙得臣不能有无，也顺从他。大夫有以死抗争的，然而削去不记载，因为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遂及行父，就一再出现在经文中。前往齐国拜成，虽然削去也可以。又再次记载于会盟，以此来彰显其始终，成就弑立之谋，以警戒后世。人臣有的在内结交宫禁，以巩固其宠幸；有的在外结交藩镇，作为援助。至于杀生废置，都出于他们之手，而君主不觉悟的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程颐曰：「宣公不义得国，赂齐以求助。齐受之以助不义，故书『取』。不义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为彼彊取』，故不讳。不能有而失者，皆讳。」
谢湜曰：「宣公惧大国见讨，故以济西田赂齐。春秋以齐人取我田为文者，罪齐侯受赂容逆也。罪齐侯受赂容逆，而鲁国之恶见矣。贬齐侯，故书『人』。公子遂如齐，子卒。公子遂如齐，齐人取济西田。然则杀适立庶，皆公子遂结齐而为之也。」
胡安国曰：鲁人致赂以免讨，而书齐人取田者，所以着齐罪。春秋讨贼，尤严于利。其为恶而助之者，所以孤其党。夫齐鲁邻国，盟主之余业也。子恶弑出，姜归而宣公立，不能声罪致讨，务宁鲁难，首与之防，是利其为恶而助之也。弑君簒国，人道所不容，而货赂公行，免于诸侯之讨，则伦纪等于弁髦，人类灭为禽兽，其祸乃自不知。以义为利，而以利之可以为利而为之也。孟氏为梁王，极言利国者必至于弑夺而后厌，盖得经书取田之意。举法如此，然后人知保义弃利，乱臣贼子孤立无徒，而乱少弭矣。
吕祖谦曰：「齐人取济西之田，济西田初是曹故地，晋文公取之以分与鲁，今鲁又赂齐，只是交割前日请防之赂。」
秋，邾子来朝。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
胡安国曰：「楚书爵而人郑者，贬之也。郑伯本以宋人弑君，晋不能讨，受赂而还，以此罪晋，为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国，何义乎？」书「侵陈，遂侵宋」者，以见潜师掠境，肆为侵暴，非能声宋罪而讨之也。既正此师为不义，然后中国之师可举矣。吕祖谦曰：「楚侵陈，遂侵宋，陈与宋相近。」
晋赵盾帅师救陈
胡安国曰：郑在王畿之内，而附蛮夷；陈先代帝王之后，而见侵逼，此门庭之宼，利用御之者也。晋救陈，则存诸夏，攘夷狄之师，故特褒而书救。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悬，如救民于涂炭之中，知此义，则知《春秋》书用兵之意矣。《▯称师救陈，宋经不书宋，此非阙文，乃圣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讨宋，上卿贬而称人，诸侯防而不序，今若书救宋，则典刑紊矣。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防晋师于棐林，伐郑。
谢湜曰：「郑穆公从楚，病中国，故贬书人楚子。郑人攻陈、宋，书『侵』，着其不道也。侵宋，书『遂』，着其暴横也。书赵盾救陈，善之也。书宋公、陈侯、卫侯、曹伯防晋师伐郑，着诸侯疾郑之深也。棐林，郑地。晋师至棐林而诸侯防之，诸侯皆欲伐郑故也。」
胡安国曰：「列数诸侯而防晋赵盾，谷梁子以为大，赵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师。此説非也。春秋立法，君为重而大夫与师，其体敌。列数诸侯于帅师之下，而又书大夫之名氏，则臣疑于君，而不可以为训。其曰『防晋师』，此乃谨礼于微之意也。其立义精矣。棐林，郑地也。前者地，而后伐，以为疑词。此其地，则以着其美者，一美一恶，无嫌于同。」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
谢湜曰：「崇秦与国盾，方救陈伐郑，穿又侵崇，晋国权出赵氏，故也。」
胡安国曰：崇在西土，秦所与也。晋欲求成于秦，不以大义动之，而伐其与国，则为谖已甚。比诸伐楚以救江，异矣。而▯谓设此谋者赵穿也。意者赵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权，托于伐国以用其众乎？不然，何谋之迂而当国者亦不裁正而从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防弑君于桃园，而上卿以志同受恶，其端又见于此。书侵以见，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晋人宋人伐郑
胡安国曰：「宋人弑君，既列于防，在春秋衰世，已免于诸侯之讨矣。论春秋王法，则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晋人与之合兵伐郑，是谓以燕伐燕，庸愈乎？其书『晋人』『宋人』，非将卑师少，盖贬而人之也。以贬书伐者，若曰声罪致讨而已，有瑕则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程氏学曰：「郑获宋华元生也，呉获陈夏死也，不当
译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
程颐说：“鲁宣公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君位，贿赂齐国以求援助。齐国接受贿赂去帮助不义之人，所以史书用‘取’字。不义之人不能保有他的土地，所以不说‘我们并非被他们强行夺取’，因此不避讳。凡是不能保有而失去的，都避讳。”
谢湜说：“宣公害怕大国前来讨伐，所以用济西的土地贿赂齐国。《春秋》用‘齐国人夺取我国土地’的文辞，是为了谴责齐侯接受贿赂、纵容逆贼。谴责齐侯接受贿赂、纵容逆贼，那么鲁国的罪恶也就显露了。贬低齐侯，所以称‘人’。公子遂出使齐国，子卒。公子遂出使齐国，齐国人夺取济西的土地。那么杀害嫡子、立庶子，都是公子遂勾结齐国而做的。”
胡安国说：“鲁国人进献贿赂以免除讨伐，而史书称齐国人夺取土地，是为了彰显齐国的罪过。《春秋》讨伐贼人，尤其严厉地对待贪利。那些做恶而帮助他的人，是为了孤立他的党羽。鲁国和齐国是邻国，是盟主遗留下来的基业。子恶被弑杀驱逐，姜氏回国而立宣公为君，不能声讨罪过、兴师问罪，只求平息鲁国的祸难，首先与他划定边界，这是贪图他作恶而帮助他。弑君篡国，是人道所不能容忍的，而贿赂公然进行，免于诸侯的讨伐，那么伦理纲常就像破帽破鞋一样被抛弃，人类灭绝沦为禽兽，其祸害却自己不知道。把义当作利，而认为可以做利的就去做。孟轲对梁惠王说，极力主张利国的人必定要等到弑君夺权才满足，大概得到了经书记载‘取田’的深意。确立法度像这样，然后人们才知道保持道义、抛弃私利，乱臣贼子孤立无援，动乱就很少平息了。”
吕祖谦说：“齐国人夺取济西的土地，济西的土地起初是曹国的故地，晋文公夺取它分给鲁国，现在鲁国又贿赂齐国，只是交割先前请求防守的贿赂。”
秋天，邾子来朝见。楚子、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
胡安国说：“楚子记载爵位而郑国称‘人’，是贬低他们。郑伯本来因为宋国人弑君，晋国不能讨伐，接受贿赂而回国，以此指责晋国，认为不值得与之交往，于是接受楚国的盟约。现在却依附楚国，来屡次危害中原各国，有什么道义呢？”记载“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是为了表明暗中出兵掠夺边境，肆意侵犯暴虐，并不是能声讨宋国的罪过而讨伐它。既然判定这支军队是不义的，然后中原各国的军队才可以举兵。吕祖谦说：“楚国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陈国与宋国相近。”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胡安国说：“郑国在王畿之内，却依附蛮夷；陈国是先代帝王的后裔，却遭受侵犯逼迫，这是家门庭院的寇贼，适宜抵御他们。晋国救援陈国，是保存华夏、抵御夷狄的军队，所以特别褒扬而记载‘救’。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是善的。如同解救倒悬之人，如同从泥沼炭火中拯救百姓，懂得这个道义，就知道《春秋》记载用兵的用意了。《春秋》称‘师救陈’，经文不记载宋国，这不是遗漏文字，而是圣人删削的。先前因为不能讨伐宋国，上卿被贬而称‘人’，诸侯设防而不排列次序，现在如果记载救援宋国，那么典章刑罚就混乱了。”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讨伐郑国。
谢湜说：“郑穆公跟随楚国，危害中原各国，所以贬低称‘人’，楚子。郑国人攻打陈国、宋国，记载‘侵’，彰显他们无道。侵犯宋国，记载‘遂’，彰显他们暴横。记载赵盾救援陈国，是认为他做得好。记载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抵御晋军讨伐郑国，彰显诸侯痛恨郑国很深。棐林，是郑国的土地。晋军到达棐林而诸侯抵御他们，是因为诸侯都想讨伐郑国。”
胡安国说：“列举诸侯而抵御晋国赵盾，谷梁子认为‘大’，赵盾的事情因为‘大’，所以说‘师’。这个说法不对。《春秋》确立法度，君主为重，大夫与军队，其体制相当。在率领军队之下列举诸侯，而又记载大夫的名氏，那么臣子就疑似君主，不可以作为训诫。说‘抵御晋军’，这是细微之处谨慎守礼的意思。其确立的道义精妙啊。棐林，是郑国的土地。先前记载地名，而后记载讨伐，作为可疑的词句。这里记载地名，是为了彰显其美德，一美一恶，没有嫌疑相同。”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谢湜说：“崇国是秦国的盟国，赵盾正救援陈国、讨伐郑国，赵穿又侵犯崇国，是因为晋国的权力出自赵氏。”
胡安国说：“崇国在西方，是秦国所结交的。晋国想向秦国求和，不用大义感动他们，却讨伐他们的盟国，那就是欺诈太过分了。这与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不同了。而有人说设计这个计谋的是赵穿。难道赵穿已有叛逆之心，想取得兵权，借讨伐别国来使用他的军队吗？不然，为什么计谋迂腐而执政者也不纠正而听从他呢？赵穿的名姓，自从登上史册记载弑君于桃园，而上卿因志趣相同而承受恶名，其端倪又见于此。记载‘侵’以表明，用来求和的方法不是正道。”
晋国人、宋国人讨伐郑国。
胡安国说：“宋国人弑君，既然列名于抵御晋军，在春秋衰世，已经免于诸侯的讨伐了。论《春秋》的王法，那么他的罪过本来在法律所不赦免之列。而晋国人与他合兵讨伐郑国，这叫作以燕伐燕，有什么好处呢？记载‘晋人’‘宋人’，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是贬低他们称‘人’。用贬低的笔法记载讨伐，好像是说声讨罪过、兴师问罪罢了，有瑕疵怎么讨伐别人呢！”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宋国华元。
程氏学说：“郑国俘获宋国华元是活捉，吴国俘获陈夏是杀死，不应当……”
论其生死。盖存之、杀之，皆在得之之后，故不当论于此。如其义，则获人之君，与其卿，及其见获者之罪，皆可知矣。其间曲直之义，则各存乎其文。若韩之战，不书秦伐，而曰『晋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则曲在晋，自可见也。」
译讨论其生死问题。大概无论是保全还是杀害，都发生在俘获之后，所以不应当在这里讨论。如果按照其中的义理，那么俘获别国国君、其卿大夫，以及被俘获者的罪责，都可以知道了。其间是非曲直的义理，则各自体现在经文之中。比如韩之战，不记载秦国讨伐，而说“晋国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那么过错在晋国，自然就可以看出来了。
谢湜曰：「前冬，宋人伐郑；今春，二国战于大棘。然则，大棘之战，由宋华元好战致之也。故以华元主战而罪之，师曲在宋，可知也。华元逞一朝之怨，进不由义，出不量敌，乃至师众大败，而身获于人。书『获宋华元』，着大夫好战之祸也。」
胡安国曰：两军接刃，主将见获，其负明矣。又书“师败绩”，词不赘乎此。明大夫虽贵，与师等也。故将尊师少，称将不称师；师众将卑，称师不称将。将尊师众，并书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轻役大众，又重将帅之选，其义深矣。或曰：元帅，三军之司命，而轻重若是班乎？自行师而言，则以元帅为司命；自有国而言，则以得众为邦本。郑使高克将兵，御敌于境，欲逺克也，而不恤其师；楚以六卒实从得臣，恐丧师也，而不恤其将。故经以“弃师”罪郑，以“杀其大夫”责楚。明此义，然后知王者之道，轻重之权衡矣。
秦师伐晋
谢湜曰：「晋赵穿侵崇，故秦师伐晋。」
胡安国曰：「按左氏，以报崇也，遂围焦。晋用大师于崇，乃赵穿私意，而无名也，故书侵。秦人为是兴师而报晋，则问其无名之罪也，故书伐。世岂有欲求成于强国，而侵其所与，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见矣。宣子当国，算无遗防，独懵于此哉？其从之也，而盾之情亦见矣。春秋书事，笔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书围焦，所以诛晋卿上侵之意，其所由来者渐矣。」
夏晋人宋卫人陈人侵郑
谢湜曰：「郑败宋师，获宋华元，故四国侵郑。」
胡安国曰：「按左氏，晋赵盾及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之役。初，郑归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经不书伐，而以宋华元主大▯之战者，盖楚人有词于宋矣。师之老壮在曲直，晋主夏盟，盾既当国，合诸侯之师，何畏乎楚？何避乎鬭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称人，师书侵而不言伐，易于讼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谋始，始而不谋，将至于兴师动众，有不能定者也。』晋惟取赂释宋而不讨，至以中国之大，不能服郑，不竞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程颐语录：「或问晋赵盾弑其君夷臯，圣人不言赵穿，何也？曰：此春秋大义。赵穿手弑其君，人谁不知？盾之罪，非春秋书之，更无人知也。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句要人防得。若出而反，不讨贼也，则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职，史书善恶，君相不与焉。故齐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贼子所以惧也。后世人君得以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司马迁有言曰：『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间，盖止于执简记事，直书其实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贬赏罚之文也。』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人君任臣以职，而宰相不与史事，则善恶庶乎其可信也。」
谢湜曰：「弑逆，赵穿为之也。书曰：『赵盾者，穿盾之族也。』晋国之权，皆归于盾。盾茍无不臣之心，则穿安敢肆为大逆哉？今也，入谏不聴，亡不越境，闻难而反，反不讨贼。然则穿之逆，盾之由也。《春秋》推原首恶，而归之赵盾，所以为万世法也。自星孛北斗之后，齐有商人齐人之难，宋有宋人之难，莒有莒国之难，晋有赵盾之难，其祸大且众矣。然则天变之大，可不戒耶？贼不讨，故不书葬。」
胡安国曰：赵穿手弑其君，董狐归狱于盾。其断盾之狱词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以是书断而盾也。」受其恶而不敢辞。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义云何？曰：正卿当国任事之臣也，国事莫酷于君见弑，不于其身而谁责乎？亡而越境，谓去国而不还也，然后君臣之义絶；反而讨贼，谓复雠而不释也，然后臣子之事终。不然是盾伪出而实闻乎？故也。假令不与闻者而纵贼不讨，是有今将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恶莫惨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闲臣子之邪心
译谢湜说：“前年冬天，宋国攻打郑国；今年春天，两国在大棘交战。那么，大棘之战，是由宋国华元喜好战争导致的。所以以华元主导战争而谴责他，可知宋国军队理亏。华元逞一时之怨，行动不合道义，出兵不估量敌情，以至于军队大败，自身被俘。《春秋》记载‘俘获宋国华元’，是为了彰显大夫喜好战争带来的祸患。”
胡安国说：“两军交锋，主将被俘，其战败是显而易见的。又记载‘军队大败’，在此处用词并不冗余。这是为了表明大夫虽然尊贵，但与军队同等看待。所以将领尊贵而军队少，只称将领不称军队；军队多而将领地位低，只称军队不称将领。将领尊贵且军队多，都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显示国君不可轻易役使大众，又重视将帅的选拔，其意义深远。有人说：元帅是三军的命脉，其轻重竟然如此排列吗？从出兵作战来说，则以元帅为命脉；从拥有国家来说，则以得民心为国家根本。郑国派高克带兵，在边境抵御敌人，想要疏远高克，却不顾惜他的军队；楚国让六卒跟随得臣，害怕丧失军队，却不顾惜将领。所以《春秋》以‘抛弃军队’的罪名谴责郑国，以‘杀害其大夫’的责任责备楚国。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王者之道，权衡轻重的准则了。”
秦军攻打晋国
谢湜说：“晋国赵穿侵犯崇国，所以秦军攻打晋国。”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说是为了报复崇国，于是包围了焦邑。晋国在崇国动用大军，是赵穿的个人私意，没有正当名义，所以记载为‘侵’。秦国为此兴师报复晋国，是追究晋国没有正当名义的罪过，所以记载为‘伐’。世上哪有想要向强国求取和平，却侵犯其盟友，反而能求得和平的呢？赵穿的意图显露了。宣子执政，算计没有遗漏防备，唯独对此事糊涂吗？他顺从赵穿，赵盾的意图也显露了。《春秋》记载史事，笔削因革，必有原因。只记载‘侵’和‘伐’而不记载‘围焦’，是为了诛讨晋国卿大夫以上侵犯他国的意图，这种意图由来已久了。”
夏天，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谢湜说：“郑国打败宋军，俘获宋国华元，所以四国侵犯郑国。”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赵盾及诸侯军队侵犯郑国，是为了报复大棘之战。起初，郑国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去攻打宋国。《春秋》不记载‘伐’，而以宋国华元主导大棘之战，大概是因为楚国有理由指责宋国。军队的老弱与强弱在于理直还是理曲，晋国主持夏季盟会，赵盾既已执政，联合诸侯军队，何必畏惧楚国？何必躲避鬭椒？然而力量并非不足，却退兵离去，是因为理屈。所以卿大夫不称氏而称‘人’，军队记载为‘侵’而不说‘伐’，符合讼卦的卦象。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端，开端不谋划，将导致兴师动众，有不能决定的事情。’晋国只因为索取贿赂释放宋国而不加讨伐，以至于凭借中原大国的力量，不能使郑国臣服，不能胜过楚国，能不慎重吗！《春秋》行事，必定纠正其根本，因为末流如此。其垂示的警戒，很明确了。”
秋天九月乙丑，晋国赵盾弑杀其君夷皋。
程颐语录：“有人问晋国赵盾弑杀其君夷皋，圣人不提及赵穿，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的大义。赵穿亲手弑杀其君，谁不知道？赵盾的罪过，如果不是《春秋》记载，更没有人知道。孔子说：‘可惜啊，出了国境就免罪了。’这句话要让人防备。如果出国又返回，不讨伐贼人，就不能免罪。除非出国，就不再返回，才可以免罪。”
范祖禹说：“古代官员坚守职责，史官记载善恶，国君和宰相不参与。所以齐国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之手，最终没有掩盖其罪过，这就是奸臣贼子恐惧的原因。后世国君得以阅览史书，宰相监修史书，想要他们直笔书写，不也很难吗？司马迁有话说：‘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祝之间，大概只是执简记事，直书事实而已，不像《春秋》有褒贬赏罚的文字。’后世写史的人，务求褒贬而忘记事实，失职了。国君委任臣下职责，而宰相不参与史事，那么善恶大概就可以可信了。”
谢湜说：“弑君叛逆，是赵穿做的。史书说：‘赵盾，是赵穿的族叔。’晋国的权力，都归于赵盾。赵盾如果没有不臣之心，那么赵穿怎敢肆意做大逆之事呢？现在，入朝劝谏不听，逃亡不出国境，听说国难而返回，返回不讨伐贼人。那么赵穿的叛逆，是赵盾导致的。《春秋》推究首恶，归罪于赵盾，是为了给万世立下法则。自从星孛北斗之后，齐国有商人齐人之难，宋国有宋人之难，莒国有莒国之难，晋国有赵盾之难，其祸患大且多。那么天变之大，可不警戒吗？贼人不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
胡安国说：赵穿亲手弑杀其君，董狐将罪责归于赵盾。他判决赵盾的罪词说：“你是正卿，逃亡不出国境，返回不讨伐贼人，因此这样书写判决赵盾。”赵盾接受其恶名而不敢推辞。孔子沿袭其法而不加以变革，其意义何在？回答说：正卿是当国任事的臣子，国事没有比国君被弑更残酷的，不责备他而责备谁呢？逃亡而越出国境，是说离开国家而不返回，然后君臣之义断绝；返回而讨伐贼人，是说复仇而不罢休，然后臣子之事终结。不然就是赵盾假意出国而实际上知情吗？所以。假设没有参与听闻而放纵贼人不讨伐，是有当今将帅之心而意图让赵穿完成弑君吗？恶没有比意图更惨的了。现在以此罪责赵盾，是为了防范臣子的邪心。
而谨其渐也。盾虽欲辞而不受可乎？以高贵乡公之事观焉：抽戈者成济，倡谋者贾充，而当国者司马昭也。为天吏者将原司马昭之心而诛之乎？亦将致辟成济而足也？故陈泰曰：「惟斩贾充可以少谢天下耳。」昭问其次，意在济也；泰欲进此直指昭也。然则赵穿弑君而盾为首恶，春秋之大义明矣。微夫子推见至隠，垂法后世，乱臣贼子皆以诡计获免，而至愚无知如史太、邓扈、乐之徒，皆蒙归狱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于禽兽也，几希！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译并且要谨慎地观察其逐渐发展的过程。赵盾即使想要推辞而不接受弑君之名，可以吗？拿高贵乡公的事情来看：抽出长矛的是成济，出谋划策的是贾充，而执掌国政的是司马昭。身为朝廷官员，是要推究司马昭的本心而诛杀他呢？还是只惩办成济就满足了？所以陈泰说：“只有斩首贾充，才能稍微向天下人谢罪罢了。”司马昭问其次要的人选，意在成济；陈泰想要进言直指司马昭。那么赵穿弑君而赵盾被定为罪魁祸首，《春秋》的大义就明白了。如果不是孔子推究显现极深隐微的道理，垂示法则给后世，那些乱臣贼子都会凭借诡计获得赦免，而像史太、邓扈、乐之那样愚昧无知的人，却蒙受定罪而被处死。君臣父子之间不互相残害以至于沦为禽兽，只差一点点啊！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
朱熹曰：「左▯是有多少难信处。如赵盾一事后，人费万千説话与出脱其实，此事甚分明。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贾充、成济之徒。如曰司马公养汝等正为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看左▯载灵公欲杀赵盾，今日要杀杀不得，明日要杀杀不得，只是一个人君要杀一臣最易为力，恁地杀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来许多説话，自是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又曰：「初灵公要杀盾，盾所以走出，赵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然则此罪首合是谁做？」
吕祖谦曰：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太史既如此书，时诸侯之国史皆从此书。然当时赵盾亦不为无意，使盾无意时，反讨贼也？又纵使赵穿追公子黑臀。看前时盾説「弃人用犬」之句，已自有无君之心。观太史言：「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属？」可见宣子弑君分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隠。」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此恐非夫子之言，不然恐记有差讹。如「为法受恶」此句，亦未见得惜也。「越境乃免」一句，恐未必如此。岂有弑君之后，才出境便可免其罪？宣子既不能讨贼，而又使赵穿逆成公，此见其弑君甚分明。然齐崔杼杀齐太史，而盾不杀董狐，此亦见其得处。
又曰：赵穿弑灵公，董狐直笔，书之曰“赵盾弑其君”。盖弑虽是赵穿，其情实为赵盾。出去了弑，盖盾平日所与亲厚者惟穿耳。穿为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虽是穿弑君，实为盾弑。何故见得是盾弑？以穿既弑君之后，盾归，既不讨其弑君之贼，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则盾亲厚穿之情，无所逃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春秋集义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一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谢湜曰：「牛在涤，曰牲；伤则复谓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圣人事天，其敬至矣。郊牛口伤，牛为鼷鼠食，皆即以为牛而不以为牲也。圣人于郊，一物一事，无不致其诚敬之心也。有诚敬之心，则天事安有不善耶？郊牛之口伤，养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则天事于此废矣。《春秋》因其变而书其郊罪，鲁人失诚敬之心也。有牲而不用，则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则曰「乃免牛」；牛死无牛可免，则曰「乃不郊」。胡安国曰：「乃不郊，为牛之口伤，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礼为天王服斩衰，周人告丧于鲁，史防已书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岂其时？而或谓不以王事废天事礼乎？」《春秋》以来，丧纪浸废，有不奔王丧而逺适他国，有不修吊礼而自相聘问，固将以是为可举而不废也。卒至汉文以日易月，后世不能复，其所由来渐矣。《春秋》备书，其义自见矣。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无所不通。诸侯有一国，则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于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责之者，为太山鲁侯所主也。大夫何与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则河海非鲁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犹者，可已，不当为之词。」
葬匡王
胡安国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礼畧也。微者往防，鲁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亲之者也，而常事不书，非矣。崩葬始终之大变，岂以是为常事而不书也？」
楚子伐陆浑之戎
谢湜曰：「楚子入中国，伐陆浑戎，着其盛也。」
胡安国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为陆浑在王都之侧，戎夏杂处，族类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故特书于防，以谨华夷之辨，禁猾夏之阶。」
夏楚人侵郑
谢湜曰郑从晋故楚侵郑
胡安国曰：「按左氏，晋侯伐
译朱熹说：“《左传》中有很多难以相信的地方。比如赵盾这件事，人们费尽千言万语去为他辩解开脱，其实这件事非常分明。就像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他终究不会亲自下手，必定有像贾充、成济那样抽戈效命的人。如果司马昭说‘我养育你们正是为了今天这件事，不必多问’，那就说得通了。看《左传》记载灵公想杀赵盾，今天想杀没杀成，明天想杀也没杀成，只是一个国君要杀一个臣子最容易办到，这样都杀不成，也是赵盾太过强大了。现在这些许多辩解的话，自然是后来三晋掌握政权后，编造掩盖的，反而有无法掩盖的地方了。事物来了如果不能明辨，事情到了如果不能分辨，这是我的心太过昏昧了。”又说：“起初灵公要杀赵盾，赵盾因此出逃，赵穿便弑杀了灵公，想是他本意就是这样，那么这罪责首先应该由谁承担呢？”
吕祖谦说：赵穿在桃园攻打灵公，太史已经这样记载，当时诸侯国的史官都跟随这样记载。然而当时赵盾也并非没有意图，如果赵盾没有意图，难道会反过来讨伐贼人吗？又即使赵穿追击公子黑臀。看先前赵盾说“弃人用犬”的话，已经自有无君之心。看太史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不是你还有谁？”可见宣子弑君分明。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写史事不隐瞒。”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遵守法度而承受恶名，可惜啊。越过国境才能免除罪责，这恐怕不是孔子的话，不然恐怕记录有差错。像“为法受恶”这句，也未见得可惜。“越境乃免”一句，恐怕未必如此。哪有弑君之后，刚出境就可以免除罪责的？宣子既不能讨伐贼人，又让赵穿迎立公子黑臀为成公，这可见他弑君非常分明。然而齐国崔杼杀齐太史，而赵盾不杀董狐，这也可见他做得对的地方。
又说：赵穿弑杀灵公，董狐直笔，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大概弑君虽然是赵穿，但实情是赵盾。赵盾出逃后赵穿弑君，因为赵盾平日所亲近厚待的只有赵穿。赵穿因为赵盾出逃，所以敢行弑君之逆。这虽然是赵穿弑君，实际上是赵盾弑君。为什么看出是赵盾弑君？因为赵穿弑君之后，赵盾回来，既不讨伐那弑君的贼人，反而让赵穿从周迎立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君，那么赵盾亲近厚待赵穿的情意，就无处逃避了。
冬十月乙亥，周天子驾崩。
《春秋集义》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一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三年春，周历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就不举行郊祭，但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
谢湜说：“牛在涤宫饲养，称为牲；受伤了就再称为牛，因为它不能供作牺牲了。圣人侍奉上天，他的敬意到了极点。郊祭的牛口受伤，牛被鼷鼠咬伤，都立即称为牛而不称为牲。圣人在郊祭时，一物一事，无不竭尽诚敬之心。有诚敬之心，那么侍奉上天怎么会不善呢？郊祭的牛口受伤，是饲养牺牲不敬；改卜牛，牛死了，是不敬到了极点。牛死了才不举行郊祭，那么侍奉上天的事在这里就废弛了。《春秋》因为这种变故而记载郊祭的罪过，鲁国人失去了诚敬之心。有牺牲而不用，就说‘乃免牲’；牛不可用，就说‘乃免牛’；牛死了没有牛可免，就说‘乃不郊’。胡安国说：‘乃不郊，是因为牛口受伤，改卜牛而牛又死了。不然，就会举行郊祭了。礼制规定为天王服斩衰之丧，周人向鲁国报告丧事，史官已经记载而尚未安葬。在郊外祭祀天帝，难道是合适的时候吗？有人说不因为王事废天事，合乎礼吗？’《春秋》以来，丧礼逐渐废弛，有不奔赴王丧而远适他国的，有不修吊唁之礼而自相聘问的，本来以为这是可以举行而不废弛的。最终到了汉文帝以日易月，后世不能恢复，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春秋》详细记载，其义理自然显现。三望，公羊传说：‘祭泰山、河、海。天子拥有天下，凡是宇宙内的名山大川，都是他所主管的，所以能祭天而有方望之祭，无所不通。诸侯拥有一国，那么境外的山川，是他人所主管的，可以望祭吗？’季氏旅祭泰山，冉求不能挽救，而孔子责备他，是因为泰山是鲁侯所主管的。大夫有什么关系呢？季氏不得旅祭泰山，那么河海不是鲁国的封地，其不得祭祀也很明白了。‘犹’，是可以停止，不应当做的意思。”
安葬匡王。
胡安国说：“四月才安葬，王室不像君主，其礼节简略了。地位低微的人前往会葬，鲁侯不像臣子，其情意怠慢了。有人说：宣公是亲近他的人，而常事不记载，是不对的。崩葬是始终的大变故，难道因为这算是常事而不记载吗？”
楚子攻打陆浑之戎。
谢湜说：“楚子进入中原，攻打陆浑戎，显示其强盛。”
胡安国说：“夷狄互相攻打，不记载，这里记载什么呢？因为陆浑在王都旁边，戎夏杂处，族类不分。楚又到达洛水，在周疆观兵，询问鼎的大小轻重。所以特别记载在防地，以谨慎华夷之辨，禁止扰乱华夏的阶梯。”
夏，楚人侵郑。
谢湜说：郑国跟随晋国，所以楚国侵郑。
胡安国说：“按《左传》，晋侯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