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九

译那些流传的说法，看到《春秋》在二年记载了“王”，就认为这是为了纠正郑伯夷去世的记载；因为这一年记载了“王”，而曹伯恰好去世，于是便附会增补，认为这是为了纠正郑伯终生去世的记载，这是错误的。如果纠正诸侯去世的记载不取决于是否涉及篡位弑君，那么陈侯鲍在五年正月去世，为什么不用“王”来纠正他的去世记载呢？

译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谢湜说：“曹伯因为生病，派他的儿子出来朝见，所以世子在冬天来朝见。曹伯在春季正月去世。”

夏季五月，〇曹桓公。秋季，鲁桓公在桃丘设防等候卫侯，没有遇到。

程氏杂说：“鲁桓公在桃丘设防等候卫侯，没有遇到，这是有罪的。是因为卫侯不守信。况且那年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我方理直，他们理曲，卫侯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

谢湜说：“桃丘的设防，卫侯违背约定，转而与齐国、郑国联合。所以鲁桓公前往却没有遇到。诸侯交往，以信义为主，内外相亲，互相体恤救助，疆界没有一天忧患的，都基于信义罢了。交往不守信，而祸患不兴起的，从来没有过。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结交邻国的友好，设防有约定的日期，却在心中产生变卦。诸侯反复无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诸侯反复无常，那么祸害就随之而来。交际的道理，难道可以不慎重考虑吗！”所以《春秋》记载“没有遇到”，以彰显卫侯的失信。

胡安国说：“弗，是委婉的辞令，厌恶失信。卫侯在桃丘与鲁国约定，到了中途变卦而跟随齐国、郑国，于是有了郎地的战事。在郎地作战，直接记载为‘来盟于恶’，曹国也剥夺了他们的爵位，那么桃丘的没有遇到。大概是因为厌恶卫侯的失信。桃丘，是卫国的地方。”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

程颐说：来郎地作战，三国是主犯。

程氏学：“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春秋时期，诸侯对鲁国用兵的不算少，但没有记载‘来战’的。这里不说侵伐，而用‘来战’作为文辞，那么他们理曲我方理直，道义就很清楚了。《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我们有理由。’我方有礼，他们反而违背道义放纵欲望而兴起战事，所以特别说‘来战’，以加重三国的罪恶。”

谢湜说：“侯尊贵伯卑下，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把郑国放在后面，是合乎礼的。三国因为郑忽的私怨，兴兵攻打卫侯，背弃桃丘的约定，与齐国、郑国联合。他们理曲我方理直，可以知道了。郎地的战事，我方没有过错，我方没有侵犯他们，我方没有与他们较量。而三国因为私怨来攻打，鲁国的交战就有道义了。《春秋》单独记载‘三国来战’，以表明鲁国的理直。表明鲁国的理直，以谴责三国的理曲。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战争更大的，战争的祸患没有比交战更大的。所以《春秋》区分战争的主客，以纠正诸侯挑起祸端的罪恶。郑国是战争的主谋，其次在下面的，孔子又用周朝的班次纠正他们的过失。三国用兵不义，他们的罪过已经明白，所以不记载侵伐。”

胡安国说：“春秋时期对鲁国用兵的多，没有记载来战的，这里唯独不称侵伐而用‘来战’作为文辞，为什么呢？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所重视的。诛杀暴虐禁止混乱，敌人加害于自己，大概有不得已而应战的情况。没有违背道义放纵欲望，能停止却不停止，而先动手的。鲁桓公被杀而立，是天下的大恶，人们可以讨伐。郑伯则在越地首先结盟，来安定他的地位；齐侯则在稷地继续设防，来助长他的奸邪。竟然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驻扎军队在边境，声讨罪过，伸张天下的大义。现在特别因为私愤小怨，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边境作战，还算知道同类吗？这是《春秋》所必须诛伐而不听任的。所以以三国为主犯，而记载来郎地作战，郑人主持战争而为首，齐国如同卫国州吁主持战争而先于宋国。”

鲁桓公十一年春季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程氏学：“十年冬季十一月，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十一年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大概结盟的是齐侯、卫侯、郑伯。记载‘人’，是贬低他们的爵位。厌恶三国不道，兴兵又结怨巩固党羽，以此结盟。前文记载‘来者’，这里剥夺他们的爵位。与鲁桓公在桃丘设防等候卫侯没有遇到，事理参看曲直，尤其明白。”

谢湜说：“三国在十二月来战，正月在恶曹结盟。那么结盟的，是齐侯、卫侯、郑伯。剥夺爵位记载为人，是贬低他们。结怨连祸，是战争的大忌。他们来的时候，已经以不义在别人的境内作战了；他们回去的时候，又以不义巩固党羽结盟，有连累祸患的心。所以《春秋》贬黜他们。”

胡安国说：“盟会和设防都是君臣的礼仪，所以设防者的盟会，不记载在《春秋》。凡是《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国君或贵大夫在其中。恶曹的盟会，就是三国的国君。既然不以正道兴师，进行郎地的战事；又结怨巩固党羽，进行恶曹的盟会。所以前文记载他们的爵位而用‘来战’彰显罪过，后文记载这个盟会而用剥夺爵位表示贬低。”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胡安国说：郑庄公立志杀死他的弟弟，让他的嘴被糊住四方，自以为保国的计策成功了。然而他死后不久，世嫡出逃，庶孽夺取正统，公子五人争位，战争不停息。忽、仪、亹、突之间，祸患就产生了。祸乱的产生，起于一念的不善，后世效法模仿。以至于兄弟相残，国内大乱，百姓想保全他们的家庭，却不得不也残酷吗？有国家的人所以必须遵循天理，不可以用私欲灭掉它。庄公的事，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

秋季七月，〇郑庄公。九月，宋人抓住郑

译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程颐说：“突不称公子，是因为他不应该有国家。郑忽出逃到卫国，忽的国氏名分正当，却不能保有他的君位，所以不称爵位。”

译程氏学说：“鲁僖公十一年九月，宋国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郑庄公已经去世，而郑忽出逃，于是史书直呼其名，这是表示与他断绝关系。为什么呢？郑忽是郑国的嫡长子，却不能稳固自己的君位，以至于出逃。在《诗经》中，他的过失已经充分显现：‘有女同车’讽刺他没有大国的援助，‘山有扶苏’讽刺他所赞美的人并非真正美好，‘箨兮’讽刺君主软弱而臣子强势，‘不唱而和’和‘狡童’讽刺他不能与贤人谋划国事，权臣专断政令。由于郑忽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进退的权力掌握在祭仲手中，所以宋国趁机拘捕祭仲，驱逐郑忽并拥立公子突。称突为‘归’，是表示容易的措辞。因为祭仲被拘捕，所以突回国没有困难，郑忽出逃也就意味着与郑国断绝关系了。鲁僖公十五年郑忽再次回到郑国，史书称他为‘郑世子忽’，为什么呢？回答说：在这里尤其足以看出他之前失去君位的原因。‘世子’是郑忽原来的身份。再次回国后只有‘世子’的称号保留，那么郑忽已经失去君位，就可以知道了。”

杨时说：“郑国人认为郑忽是狂妄狡诈的孩童，希望大国来纠正自己，不把他当作君主。所以《春秋》记载说：‘忽出逃到卫国’，不记载‘郑伯’，不就是不把他当作君主吗？记载‘郑伯突出逃到蔡国’，这就不同了。”

谢湜说：“国家如果有权臣，那么上下尊卑的界限就会改变，生杀废黜，都由权臣决定。所以宋国改立郑国君主时，只拘捕了郑国的一个祭仲，郑国的君位就转移了。《春秋》首先记载‘宋国拘捕祭仲’，接着记载‘突归’‘忽出’，以表明郑国进退的权力，都出自祭仲。突是公子，不称‘郑突’，是责备他名不正言不顺。忽是君主，称名不称爵位，是因为他与国人断绝关系。郑庄公去世时，郑忽以世子身份继承君位，已经五个月了，政令不足以凝聚人心，德行不足以保全君位，把狂妄狡诈当作忠诚良善，自夸小廉洁而失去大援助，贤人被弃置在外，而国家命脉被私门专断，君主的道义衰微，而叔伯辈的权臣唱和行事，由此命令都出自权臣，而他的权势与平民没有区别。所以宋人诱骗祭仲并拘捕他，突有臣民归附顺从，而忽没有左右人的帮助。因此突反而回国，而忽反而出逃到卫国。那么突名不正，名不正却在回国时称‘归’，是为了归咎郑忽失去人心。忽名正，名正却在出逃时称名，是为了归咎郑忽失去君位。对于突，去掉‘国’字以表明名不正，称‘归’以表明得到国家；对于忽，称‘国’以表明名正，去掉爵位以示断绝。而突的进位不通过正道，忽的衰微失去君道，他们的恶行已经很明显了。‘归’是内部的措辞，‘入’是外部的措辞。在‘归’时称‘入’，在‘入’时称‘归’，都是《春秋》变换文字以显示义理。祭仲、单伯、女叔，都是受命的大夫，所以称字。《公羊传》认为他们贤德，祭仲不称名，这是错误的。驱逐君主却称之为懂得权变，这不是正确的训诫。”

胡安国说：“祭仲是郑国的相国。被宋国拘捕，被迫驱逐自己的君主并拥立不正之人，罪责很明显了。为什么不称名而称受命的大夫呢？受命的大夫称字，不是认为他贤德，而是尊重王命，看重正卿。加重祭仲的罪责，以深深地责备他。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以天子受命的大夫作为诸侯的相国，执掌政权，事权重了。本来应该下保自身，上辅君主，保全富贵尊荣的地位。现在竟然被拘捕，废黜君主，而拥立不该拥立的人，不也很过分吗？责任重的，责备就深，祭仲无处逃避他的罪责了。《春秋》赞美和贬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措辞，突被称名，那么他本来就没有国家，是由祭仲拥立的。至于忽，以嫡长子的正道，以至于被驱逐，不能立于君位，贵贱的分别就丧失了。凡是这类情况，压抑他的措辞，都是孔子亲笔，不是国史所能参与的。而先儒有人认为这是根据赴告而记载的，那就错了。有人说：孔父贤德却称名，那是说礼的大节。现在这里把君主称名放在下面，而把臣子称字放在上面，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春秋》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变化而不失去正道叫做权，常规而不超过中道叫做正。宋殇公，孔父遵循常规；祭仲，昭公谈论变化。只有可以与权变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道理。”

又说：“突不称公子，是断绝他。小白进入齐国，就说‘齐小白’。突回到郑国，为什么不称‘郑突’呢？因为小白系于齐国，是表明桓公应当拥有齐国。不称突系于郑国，是纠正厉公不应当被拥立。突不应当被拥立，为什么记载‘归到郑国’呢？《春秋》记载‘归’有两个含义，一是容易的措辞，一是顺应的措辞。记载‘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困难的措辞，一是违逆的措辞。突以庶子夺取正统，本来就不顺应了。然而内部有权臣允许他拥立，外部有大国为他援助，而世子郑忽的才能不能稳固自己，那么他的回国没有困难，所以《谷梁传》说：‘归，是容易的措辞。’”

又说：“忽以国氏称呼是名正言顺的，出逃却称名，是不能做君主了。”考察《诗经》：“‘有女同车’，讽刺没有大国的援助。”“‘山有扶苏’，所赞美的并非真正美好。”“‘箨兮’，君主软弱臣子强势，不唱而和。”“‘狡童’，不能与贤臣谋划国事，权臣专断政令。”用‘狡童’来称呼他的君主，圣人还收录这首诗，所以可以看出郑忽失去国家，也是他自己招致的，不仅仅是祭仲的罪责。有人说：“诗人讽刺郑忽不娶齐国的公主，以至于……”

译仲见被驱逐，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定要等待大国的援助吗？”回答说：“这只是针对郑忽说的。像郑忽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大国的援助，就无法立足罢了。”至于那些志向高尚、仁爱之人，卓然有独立自强能力的人，进退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郑国自五霸之后，日益受到侵吞削弱，后来子产执政，凭借言辞敏捷、恪守礼制，来应对晋、楚两国，甚至毁坏诸侯的馆舍围墙，在野外拒绝接纳晋国送来的女子和公子，都改变了常规的做法。凭借晋、楚的强大，最终也不能使郑国屈服，这也是依靠大国的帮助吗？那么仲见挟持郑忽出逃，完全是他自己招致的结果。《春秋》的书写笔法就是这样，想要人们自强于行善。

译朱熹说：“苏辙解释《春秋》，认为它是依据赴告（诸侯间通报事件）的文书来记载，这种说法也是对的。既然记载了郑伯突，又记载了郑世子忽，只是防止史官的文辞有所遗漏而加以记载罢了。”

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会盟。

谢湜说：“柔不称氏，是因为还没有被赐予族姓。”

鲁公与宋公在夫钟会见。冬季十二月，鲁公与宋公在阚会见。

谢湜说：“夫钟是郕国的土地，阚是鲁国的土地。”

胡安国说：“臣与宋公在折地会盟，君主与宋公在夫钟、在阚、在虗、在〇会见，都保留下来而不删削，为什么言辞如此繁费呢？回答说：会盟，是《春秋》所厌恶的，而屡次会盟却助长了祸乱；会见，是诸侯所不应做的，而频繁会见却加深了猜疑。圣人将这些都保留下来而不删削，在这里可以看出屡次会盟最终导致背叛，频繁会见最终导致疏离，这些事可以说非常显著明白了。因此《春秋》的宗旨，在于天下为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认为会见和会盟是可以依赖的。”

十二年春季，正月。夏季，六月壬寅日，鲁公与杞侯、莒子在曲地会盟。

谢湜说：“《左传》认为是为了平定杞国和莒国。”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公与宋公、燕人在糓丘会盟。

谢湜说：“《左传》认为是为了平定宋国和郑国。”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谢湜说：“陈侯即陈厉公，鲁国没有参加〇，所以不记载〇。”

鲁公与宋公在虗会见。冬季十一月，鲁公与宋公在〇会见。

谢湜说：“《左传》认为宋国的事没有完成，所以又在虗会见，在〇会见。”

丙戌日，鲁公与郑伯在武父会盟。

谢湜说：“《左传》认为宋公推辞平定之事，所以与郑伯会盟。”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程氏学说：“《春秋》记载战争，把主动交战的一方称为客，承受交战的一方称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深意。大概对方没有道义而来交战，那么一定要向上报告天子，其次报告方伯，就近赴告邻国。如果不这样做就与之交战，那么圣人就会深深责备他。如果是不得已而与之交战，就用不同的文辞来表示意图。比如‘来战于郎’，‘及齐师战于干时’之类就是如此。”

谢湜说：“六次与宋国会盟，是想以此平定郑国与宋国的关系。因为宋公推辞平定之事，于是会见郑伯在武父会盟，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与之交战。宋公推辞平定之事，宋国就有过错。两国怨恨宋国，进入宋国境内交战，这又是军队的暴行。宋国不服从，应当用道义晓谕它，用礼仪展示给它，用德行安抚它，等待它不变，然后用王命诛杀作乱的人。宋国人没有不拿着饭食酒水来迎接王师的，这样战争的祸患就消除了。哪里像两国那样成为宋国的祸患呢？所以《春秋》上面记载‘伐宋’，用来谴责宋国推辞平定之事；下面记载‘战于宋’，用来纠正两国的不道义。‘来战于郎’，是对方来在我们的境内交战；‘战于宋’，是我方前往在对方国家交战。郎地的战争，起因在对方；宋地的战争，起因在我方。鲁国、宋国有不追究的心，所以宋、郎都以单独记载‘战’为文辞。凡是内战，鲁公战败就记载‘战’，不记载‘败’，以战败为耻；不记载‘战’，是鲁公避讳。敌人战败就记载‘败’，不记载‘战’，以战败为耻；记载‘败’，是鲁公不避讳。攻打宋国的是鲁公；交战就可知是战败了，所以避讳不记载鲁公。”

胡安国说：“既记载‘伐宋’，又记载‘战于宋’，是责备向郑国索取贿赂而没有满足，屡次与鲁国会盟而没有信用的，是宋国。两国认为其罪深重以致讨伐，所以记载为‘伐’。宋人的罪过，本来是可以讨伐的。索取贿赂来立宋督的，是鲁桓公；资助其力量来篡夺国家的，是郑突。自己没有这些过错，然后才可以指责别人。《春秋》的道义，是用贤人治理不贤的人，不用混乱代替混乱。所以又记载为‘战于宋’。来交战的，罪在对方；‘战于郎’，就是如此。前往交战的，罪在内部；‘战于宋’，就是如此。”

十三年春季，二月，鲁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谢湜说：“鲁公会见纪侯、郑伯，那么纪国是军事主导者就可以知道了。鲁公会见纪侯、郑伯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那么纪国是交战主导者就可以知道了。交战不记载地点，是在纪国交战。齐国有灭亡纪国的志向已经很久了，所以四国用军队侵犯纪国。纪国依靠鲁、郑作为援助，所以会见两国与四国在纪国交战。齐国大，纪国小，作为纪侯，用侍奉大国的智慧，侍奉齐国是可以的。竭尽侍奉大国的智慧而不能避免，用王命晓谕齐国而使其屈服是可以的。用王命晓谕而不能避免，谨慎城池、〇守备与百姓共同坚守是可以的。现在却依靠鲁、郑一天之助，出城与四国交战，失去了侍奉大国的道义，这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所以纪国的战争，《春秋》以纪侯为交战主导者而谴责他。战争以道义取胜，出兵没有道义，那么即使强大也不足以战胜弱小。齐侯用威势胁迫小国而不警惕小国的可虑之处，所以四国军队在纪国大败。三国先会见后交战，是等待齐国来的缘故。交战是重大的事，所以记载日期。用兵有胜有败，列国大战有二十三次，而《春秋》记载败不记载胜，大概不记载胜是为了抑制战功，记载败是为了给天下警戒。燕国靠近夷狄，刚开始通好中国，所以称‘人’。齐国五年侵犯纪国，现在又在纪国交战，那么齐国倚仗强大压迫弱小，其罪过已经明显，所以不记载‘侵伐’。《左传》认为宋国多索取贿赂，郑国不能承受命令，所以以纪、鲁及四国交战，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与经文所记载的相违背的缘故。”

胡安国说：“《左传》认为

译郑国与宋国交战，《公羊传》认为是宋国与鲁国交战，《谷梁传》认为是纪国与齐国交战。赵子考证《春秋》经文，认为内战则以纪国为主且排在郑国之前，外战则以齐国为主且排在宋国之前。他独自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大概是因为齐国和纪国是世仇。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国和郑国援助纪国并与之交战，但经文并未在纪国之地记载这场战争。否则，纪国担心灭亡都来不及，怎敢率领军队跨越国境去帮助鲁国、郑国，从而增加齐国的怨恨呢？齐国无道，依仗强大欺凌弱小，这为何以纪国为主呢？对方无道，对自己施加武力，必定有引咎自责的事情，即便有礼义辩白的言辞也难免受害，那么也应当坚守疆土，效死守卫，向上向天子申诉，向下向方伯、连帅及邻国诸侯告急，必定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如果不这样做而愤然与之交战，难道不是自取祸乱的做法吗？衡量力量，估量德行，行动要看时机，小国与大国为仇而侥幸获胜，这是灾祸的开始。息国讨伐郑国而灭亡郑国，战胜蔡国而畏惧蔡国，打败楚国而最终灭亡。纪国人不估量道义，不衡量力量，不征引言辞，轻易与齐国交战，而为他们提供援助的，是弑君之贼、篡国之人，他们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就从这场战争开始了。《春秋》以纪国为主，是为了省略对德行的考察和对时机的权衡，表达自我治理的意思。

译三月〇衞宣公

胡安国说：“〇是从内部记录。既然已经与衞国人交战，为什么还要〇？宣公怨恨不弃义，愤怒不废礼，这是知道古人以〇为重。礼制规定在殡期间，孤子没有外事。衞宣公未〇，朔就立即从戎，已经是失礼，又不称子。因此吉服从金革之事，其恶大矣。凡是这类防事，直接书写年月，具存而恶自见。”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扵曹。

谢湜说：“郑厉公不堪宋求，背宋与鲁，所以自武父盟后，公与郑师伐宋。与郑伯防纪战，现在又防扵曹。”

无氷

谢湜说：“阳气不敛，而温，所以水不成氷。”

胡安国说：按《〇风·七月》周公陈王业之诗也。其辞曰：“二之日凿氷冲冲，三之日纳扵陵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职，颁氷扵夏。其藏之也固，隂沍寒，扵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防祭，扵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隂阳天地之一事也。现在仲冬之月，燠而无氷，则是政治纵弛，不明之所致也。所以书扵防。夫《春秋》所载，皆经邦大训，而书法若此，其察扵四时寒暑之变，详矣。

夏五

胡安国说：“夏五传疑也，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所以其自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其语人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或以私意改易古书者有矣，盖亦视此为鍳可也。然而《春秋》何以谓之作？曰：其义则断自圣心，或笔或削，明圣人之大用。其事则因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

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谢湜说：“来盟者，彼来盟扵我也；莅盟者，我就盟扵彼也。”语郑伯母弟史防所载不详，以意逆之，盖与齐侯使弟年同意。

胡安国说：“来盟称使，则前定之盟也。其不称使，如楚屈完、齐髙子，则权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书名者，罪其有宠爱之私，非友于之义也。”

吕祖谦说：“此公孙之子，以王父为氏者，所以杜注云：‘其后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谢湜说：“御廪，君亲耕以奉粢盛之廪也。御廪天祸而灾之，桓公之行不为神飨可知也。尝秋祭，尝不以秋，非时也；因灾而尝，非孝也。桓公不知感时念亲以事祖考，乃因廪灾之变尝礼兴焉，凄怆爱敬之心无复见矣。《春秋》书八月，书灾尝，着其失礼之大也。”

胡安国说：“门观灾而新作，则书。御廪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书？营宫室以宗庙为先，重本也。御廪灾而新，则不书，常事也。以为常事而不书，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后知有国之急务，为政之后先。虽勤扵工筑，而民不怨劳；与妄兴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异矣。”

冬，十有二月，丁已齐侯禄父卒。宋人以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伐郑。

程氏学说：“宋人以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伐郑，以者用也。宋人为主乎伐郑，而用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也。凡诸侯之国甲兵有制，皆统乎天子，廼敢私用之，与私为之用，以伐人之国，大乱之道也。”他书以“某师”者，仿此。

谢湜说：“伐郑，宋为之主。其伐郑，假四国之兵而用之，所以书以以用也。古者甲兵其数皆统扵王，非诸侯所得私用也。所以兵无妄举，而征伐之权一出扵上。诸侯私假私用，则兵出不复有制矣。宋人伐郑，书以罪其私用也。此国私用之，彼国私为之用，其罪一也。”胡安国说：“师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郑突之背已，所以以四国伐郑。鲁怨齐人之侵已，所以以楚师伐齐。蔡怨嚢克之拘已，所以以吴子伐楚。蔡弱扵吴，鲁弱扵楚，宋与蔡衞陈敌，而弱扵齐，乃用其师以行己意，所以特书曰‘以’。列国之兵有制，皆统乎天子，而敢私用之与私为之用以伐人国，大乱之道也。”所以糓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集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巻十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程氏杂説说：“世之治也，天子命贡赋扵天下，而无敢不从；无有求也。诸侯奉贡赋扵天子，而无敢不供，

译不至于主动前来请求。世道混乱则与此相反。史官对此相互讥讽。“求”字的含义与“求金”、“求赙”相同。大概是命令使者去索取罢了，却特意记载为“求”，以此来显示王室的威严，并彰显诸侯的罪过。」

译谢湜说：四海的贡赋用来供给天子，所以天子只有命令而没有索取；诸侯各自独占土地当作自己的所有，所以索取权在天子，施予权在诸侯。胡安国说：派遣使者索取叫做“求”。王畿千里内的租赋收入，足以供给费用，不至于有所索取；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索取。借防务之事来索取货财，已经是不可以的，何况是车服呢？《春秋》对于索取助丧财物、索取车、索取金，都记载为“求”，这是给后世留下的警戒。上面有好的人，下面一定有更加过分的人。君王有所索取，下面的人观察并效仿，诸侯必定会借机谋取国家的利益，大夫必定会借机谋取家族的利益，士人和百姓必定会借机谋取自身的利益，惶惶不安唯恐不足，不到篡位弑君、掠夺抢夺的地步，是不会满足的。古代统治人民的人，一定彰显节俭的德行来照耀百官，尊卑升降各有法度，显示等级威严，明确贵贱。民心安定之后，都安守本分而没有贪求，战争刑罚就平息了。等到奢侈之心一动，没有人防范制约，必定达到极点，不仅官员丧失德行，廉洁羞耻之道沦丧，恩宠贿赂日益明显，陷入危亡然后才停止。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就能看出王室衰败混乱的原因，从而明白兴衰的道理了。

三月乙未，天王去世。

谢湜说：天王是桓王。

夏四月，己巳，齐僖公去世。五月，郑伯突逃跑到蔡国。

程颐说：因为躲避祭仲而逃跑，不是国人驱逐他。郑世子忽回到郑国，称“世子”，本是应当即位的人，但不能保全他的百姓，所以不称爵位。郑国人称他为“狡童”，任意做不贤的事，由此可知。郑伯突进入栎邑，突不是正统。忽既然任意妄为，所以国人拥戴他，诸侯帮助他，记载爵位是为了警戒居于正统地位的人。自己不能保全，别人就会夺取，记载“入”字表明道义上不容忍。程氏杂说：郑伯突逃跑到蔡国，郑世子忽回到郑国，所以许叔趁着郑国混乱而偷偷进入许国。许国是先王建立的，许叔不能向天王伸张正义，或者向大国求助以返回国家，恢复先君的宗庙社稷，却偷偷进入，那么许叔的不义也就可知了。趁着混乱偷偷进入，所以用“难”字。郑伯突进入栎邑，参照卫侯进入夷仪，不称名字是因为他的道义还没有断绝。只有突夺取正统并在流亡之地即位，所以称他的名字。因为他在王法上应当被断绝，那么进入栎邑称名字也就可知了。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祭仲专权郑国，郑伯担心他，派他的女婿雍纠杀他。雍姬知道了，告诉祭仲，祭仲杀了雍纠。郑伯逃跑到蔡国，这是祭仲驱逐他。史书没有记载驱逐他的臣子，这是什么意思呢？”陆淳说：“驱逐君主的臣子，他的罪过容易知道。君主被驱逐，他的恶行更严重。圣人的教化，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凡是诸侯逃跑，都不记载驱逐他的臣子，而以自己逃跑为名，用来警戒人君。这个说法是对的。君主确实拥有国家，却被臣子驱逐，这是他自取的。根本端正，天下事理就理顺了。”

又说：“《春秋》重视居于正统。比如郑昭公也是正统，但失国逃跑，就直接写他的名字；得国回来，又断绝他的君位。厉公进入栎邑，就给予他爵位而不贬低，为什么呢？他虽然得到正统，但没有君德来居于正统，或者昏暗不明，或者柔弱不果断，或者猜忌不宽厚，那么别人就能夺取并拥有他。所以重视居于正统，是道的常规，是《春秋》的正例；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是道的中道，是《春秋》的变例。”

吕祖谦说：这一卷记载郑国的事比较详细，可以看出庄公的始末。在庄公初期，杀弟囚母，虽然是天下极恶，但因为他的权谋智略有所掩盖，所以不太明显。到了晚年，公子五人争位，战争不止，祸患发展到这个地步，才暴露出来。大体上，人这一生，在少壮时伤害自己的血气，虽然有病，也还能支撑。等到老了，血气已经衰弱，百病都发作。比如唐太宗初期，对内肃清华夏，对外涤荡羌戎，虽然有杀兄戮弟、闺门大恶，也因为贞观之盛有所掩盖，所以不太明显。传到高宗一代，百弊都出来了。学者切不可在一两件小事上错放过，不加以防范，虽然起初不太明显，后来终究无法掩盖。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谢湜说：祭仲专权，郑伯想除掉他，但又难以发动内乱，所以突逃跑到蔡国，而忽回到郑国。突继承君位已经五年了，虽然因为祭仲的祸难而出逃，但国人有归向之心，然而突进位不正，王法不容，所以出奔称爵位而回来称名字。忽狂妄狡诈无常，内无君德可以保持，外无威权可以自固，虽然依靠祭仲的援助得以回来，但国人没有拥戴之心，所以复归称郑世子而又称他的名字。忽是郑国的世嫡，回国只称世子，说明忽已经失去君位了。忽是正统，但国人违背他；突不是正统，但国人归向他。所以突出奔时，称爵位以显示他有国家，称名字以显示他应当被断绝；忽复归时，称世子以显示他应当继承，称名字以显示他失去国家。那么《春秋》厌恶突而责备忽，心意在这里就显现了。归，是内部的辞令；入，是外部的辞令。复归，是说他已经断绝于国家而又回来；复入，是说他已经断绝于国家而又进入。忽称归，是因为忽失去人心，已经断绝于国家。

胡安国说：“忽曾经继承君位，统治国家，回来却只称世子，那么他失去了君位。”

译这道理已经很明白了。所谓称“复归”，是说已经断绝关系后又重新回归。然而，诸侯失去国家出逃，回来时称“复”，是可以的；大夫失去官职出逃，回来时称“复”，则不可以。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大夫不世代承袭官职。有人说：“‘复’，是表示厌恶的辞令。”

译许叔进入许国。

谢湜说：“叔是排行第四的弟弟的称呼。所以诸侯的弟弟称叔或季，蔡叔、许叔、蔡季、纪季就是这样。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许国没有被记载为灭亡，是因为许叔保存了许国。庄公逃奔卫国时，许国已经归属郑国了。郑伯让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许叔趁着郑国动乱重新拥有他的国家，他返回国家称为‘入’，这是将他视为外人的意思。庄公并不是因为罪恶而失去国家，只是大国对他施加压力罢了。大概他并未被国人断绝关系。许叔向上向周王伸张正义，向下向大国寻求公正，恢复庄公的君位并辅佐他治理国人，这是许叔的道义。如今他却趁着郑国的动乱，庆幸君主的危难，而窃取他的国家，这与盗贼得到它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春秋》记载‘入’而将他视为外人。”

胡安国说：“许国是大岳的后裔，先王建立的国家，受到齐国和郑国的逼迫，不能供奉其社稷，没有听说有可以灭亡的罪过。那么应当伸张大义，用正直的言辞向上报告天王，向下奔赴各方诸侯，请求恢复他的国家，清扫宗庙朝廷，谁能与他争夺？如今却趁着动乱窃取进入，这就不是恢复国家的道义。所以记载‘入于许’，‘入’这个字，是表示困难的言辞。”

鲁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谢湜说：齐襄公开始与鲁公会见。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谢湜说：“朝见君主，在下位称为朝，那么在上位就称为邾人、牟人、葛人三国的君主。三国的君主称人，是贬低他们。正当周桓王去世时，应当以臣子的身份奔丧慰问王室，却反而接连车马前来朝见，篡逆的恶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胡安国说：“三国来朝见，为什么称人？是将他们视为外人。为什么将他们视为外人？因为天王去世不奔丧慰问，却相率朝见弑君的贼人。”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邑。

谢湜说：“栎，是郑国的城邑。忽虽然重新回归，但众人不能保全他，所以突进入栎邑。人心所在，命令就跟随；命令所在，君主的正道就跟随了。所以忽虽然正统，虽然在宫内，称为世子；突虽然不正统，虽然在宫外，称为郑伯。人心在突，不在忽，就是这个原因。突虽然有爵位，因为他不正统，所以称名；因为世子在宫内，所以记载‘入’。《春秋》对于突，出奔时称名；进入栎邑又称名，厌恶他不正统，而始终归罪于他，已经非常彻底了。然而因为忽没有君主的正道，人心归向突，所以出奔时称郑伯，进入栎邑称郑伯。那么突称郑伯，是因为忽失去了君主的正道，而国人跟随突。看《春秋》先记载忽回归，后记载突进入，圣人所以归罪于忽而诛讨突，责问君主的正道而保存世袭的嫡子，其深意都在这里了。回归虽然顺从于已经断绝的关系，就称为复归；进入虽然不顺从于未断绝的关系，就不称为复入。突不称为复入，是因为人心未断绝于突的缘故。进入栎邑之后，忽被弑杀，没有记载，是因为忽的君位已经替代的缘故。”胡安国说：“经文对于厉公恢复国家，删削而不记载，只记载进入栎邑，为什么呢？制邑的死亡，虢君共城的叛乱，都是庄公亲自告诫的。如今又修筑栎邑并安置子元在那里，使得昭公不能即位，谋划国家的错误有多大啊！卫国有蒲、戚，而驱逐献公；楚国有陈、蔡不臣服而叛乱，弃疾末大必折，这是拥有国家的祸害。所以孔子对季孙说：‘古代私家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于是毁坏三都，以壮大公室。对于厉公恢复国家，删削而不记载，好像是说：既然进入栎邑，那么他的国家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体驱使手臂的道理，作为天下和后世借鉴。治理国家的人能不谨慎于礼吗！”《春秋》的这个义理，都是小康时代的事情，衰败时代的意旨。

冬季，十一月，鲁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谢湜说：先会见而后讨伐，所以记载地点。

胡安国说：“《左传》说：‘将要拥立厉公，没有成功而返回。’《谷梁传》说：‘先记载地点而后讨伐，是表示怀疑的言辞。’不是他们怀疑。昭公与突的是非邪正，也很明白了。然而昭公虽然正统，他的才能不足以统治一国之人，重新回归郑国，日益削弱。厉公虽然篡位，他的智慧足以结交四邻的援助，既然进入栎邑，日益强盛。诸侯不顾是非，而计算强弱，开始怀疑于辅助正道，最终改变而与邪道同流。《谷梁传》所说的‘非其疑者’，不是他们怀疑于做义事，而果断于做不义之事，相互联合军队动众，拥立篡位国家的公子。所以详细记载会见的地点，而后说讨伐，以讥讽他们。”

十六年春正月，鲁公在曹地会见宋公、蔡侯、卫侯。

夏四月，鲁公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程颐说：突善于结交诸侯，所以都为他尽力，屡次讨伐郑国。谢湜说：自从宋国拘捕祭仲，郑国君位失去正统，公子争夺国家不止，内外战争不息，那么郑国的祸患，都是宋庄公造成的。胡安国说：春，正月，在曹地会见，蔡在卫之前；夏四月，讨伐郑国，卫在蔡之前。王制诸侯的爵位，次序先后，本来有顺序。在《周官》大司马设立仪礼辨别位次，以区分邦国，犹如天建地设，不可混乱。到了春秋时，礼制已经消亡，霸主以意气的向背作为升降，各国以势力的强弱相互上下。蔡曾经排在卫之前，现在排在陈之下，先儒认为是后到的缘故。以到达的先后改变其次序，是以利益率人而不以礼约束，这哪里是安定

译民众的心志呢？后世有人用丰厚的奖赏诱导人们趋附事务、追求功利，用严酷的刑罚阻止人们奉行公义、坚守正道，意图也与此相同。祸乱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以礼制名位作为阶梯。春秋时期防范祸患，在名分上杜绝渐变的措施尤其严格，考察它所记载的内容，其中的用意自然显现出来了。

译秋天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

程颐说：“不仅因为要告祭宗庙，还因为要显示对郑突的辛劳。”

胡安国说：“讨伐郑国，就是归罪于鲁桓公。为什么要归罪于他？因为他接纳了郑突。诸侯失去国家，其他诸侯接纳他，这是合乎正道的。讨伐郑国来接纳郑突，是不合乎正道的。所以《春秋》记载‘至’，用来归罪桓公违背王法，肆意做不义之事，而没有人禁止他。”

冬天，在向阳筑城。

程颐说：“《春秋》的文字，没有不是意在示人的。比如土木工程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它的用意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十一年十一月，卫国国君郑朔出逃到齐国。

谢湜说：“惠公即位四年，四次出兵。先前有杀害兄长的悖逆，后来有劳役百姓的暴虐。他失去国家出逃，其罪行已经在被断绝之列，所以称其名。”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谢湜说：《左传》认为是为了平定齐国和纪国。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夏天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谢湜说：“糓丘的盟誓，口血未干，两国就在宋地交战；黄的盟誓，口血未干，两国就在奚地交战。既然这样，那么如果信用不足，即使结盟也没有益处。战争记载为‘及战’，是因为由我方发起的缘故。主导战争的是鲁桓公。不记载‘公’，是避讳。齐国背弃盟约兴兵，不道义已经明显，所以不记载为‘侵伐’。”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秋天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程氏杂说曰：“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之类。凡是记载所从之国的，是因为那个国家有所奉助，而这里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成就此事。都是因为有罪，像蔡季因为桓侯去世，国人想立他，虽然不是王命，借助力量回来，大概与其他回来的人不同。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字来区别。”

谢湜说：“凡是记载‘归’或‘入’，记载所从之国，是为了显示那个国家出力相助。事情好就共同承担好的名声，事情坏就共同承担坏的罪名。不禀告王命，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蔡季，是蔡桓侯的弟弟。桓侯去世时，国家没有世袭继承人，蔡国人想得到季来主持国家大事。因此蔡季借助陈国的力量返回他的国家。他返回国家称为‘归’，是把他当作内部的人看待。季的归来，对内得到国人的心意作为引导，对外得到陈人的力量作为援助。而且又向上知道向周王请命，不像许叔背弃他的君主而进入许国，不像齐小白以争夺进入齐国，不像齐阳生以背逆进入齐国，不像郑伯突以夺取正统进入栎地。可以说符合安定国家、稳定社稷的道义了。所以《春秋》称‘归’而把他当作内部的人看待。‘归’是顺从，‘入’是悖逆。从许叔称‘入’，蔡季称‘归’，可以看出《春秋》厌恶悖逆、崇尚顺从的心意了。

胡安国说：“季是字，‘归’是顺从的言辞。蔡季离开，是依道而离开；他归来，是依礼而归来。公子不离开国家，季为什么离开呢？权变罢了。既然归来，为什么不拥有国家？献舞已经立为国君了。像季这样的人，就是刘敞所说的‘智慧足以参与权变而不混乱，力量足以得到国家而不占据，远离而不疏远，亲近而不逼迫’的人。因此被《春秋》所推崇。”

癸巳，安葬蔡桓侯。

谢湜说：“诸侯都称公，是本国臣子私下谥号并尊崇他。蔡侯是爵位，封人去世，蔡季向周王请求谥号，所以《春秋》依据他的本爵位和谥礼，诸侯称赞他恢复正道。那么诸侯称公，是私谥；蔡桓公称侯，是公谥。私谥称公，公谥称侯，举出一个公谥而臣子追尊他，过失就显现了。看蔡季向周王请求谥号，那么季返回国家，大概有请命之心，这是《春秋》称赞他的原因。”

胡安国说：“啖助说：蔡桓为什么称侯？大概是蔡季的贤德，知道请求谥号。人们也多爱戴他们的君主，但不能以礼爱戴君主，而季能做到，这是贤者不同于众人的地方。有人说：没有不称公的，称侯，是传记的失误。臣子对于君主，极其尊崇而称呼他，是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生病，子路让门人做臣，孔子说：没有臣却装作有臣，我欺骗谁？欺骗天吗？曾子病重而更换席子，说：我得到正道而死，这就够了。所以最终一定要安于正道。人子不把不应得的加给父亲，这是孝；人臣不把不应得的加给君主，这是忠。极其尊崇而称呼他，是最大的不正，可以称为礼吗？有人说：鲁君活着时称公，也不是礼吗？回答说：活着称公，是虚位，是礼的文饰；死后系上谥号，是定名，是礼的实质。《春秋》诸侯虽然伯子男都有，都称公，是记录他们失礼的实质，作为后世的警戒，希望他们以正道终结。其垂训的意义，很大啊。”

朱熹说：记载蔡桓侯只是文字错误。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谢湜说：“二月结盟，八月讨伐，桓公不守信如此，怎么治理人？”

冬天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十八年春王正月。

胡安国说：“这一年桓王已经去世，再次书写‘王’。春秋时期，诸侯放纵，弑君篡国的人已经列于防地，就不再征讨。所以鲁宣公杀死恶及视来夺取国家，贿赂齐国请求防地，而传记说：‘防在平州。’定公即位，曹伯负刍杀死太子自立，被晋国抓获，而曹国人请求说”

译“如果认为他有罪，那么君主已经将他列入防地了。”孔子因此感到畏惧，在鲁桓公十八年作《春秋》，再次记载周天子，以表明弑君的贼臣即使身体已经死亡，王法也不得赦免他。又如在防桓十五年，周天子驾崩，到了此时新君继位，三年的丧期已经结束了。这说明弑君的贼臣即使在前朝，古今的罪恶是一样的。那么篡位弑君的人就不被天地所容，无论身体是活着还是死了，无论时代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应当被讨伐而不得赦免。圣人的法度真是严厉啊。既然已经列入防地，难道可以不进行讨伐吗？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

译鲁桓公在泺水设防抵御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程氏说：“鲁桓公带着夫人去齐国，只写‘与’而不写‘及’，这是有深意的。大概说‘及’则是以鲁桓公为主，说‘与’则是鲁桓公不能控制，这就很明白了。”

谢湜说：在泺水设防时，夫人姜氏也在场。史官认为这是丑事，所以只称鲁桓公。鲁桓公起初只是谋划在泺水设防罢了。后来夫人又想到齐国去，鲁桓公又顺从她，而不能禁止。‘与’，是她想走而我跟随她；‘遂’，是她想走而我不能控制。《春秋》记载‘与’、记载‘遂’，是谴责鲁桓公懦弱。看《诗经·敝笱》的讽刺，就知道鲁桓公不能约束文姜了。女子以幽静为美德，只要端正地位在内室就可以了。所以女子参与外事，就会专断；修饰外礼，就会放纵。逐渐放纵她的欲望，必定酿成大祸。文姜不遵循妇道，既然和她一起外出在泺水设防，又和她一起外出到齐国去。人君端正家庭的道理，已经扫地以尽了。女子一旦失去防范约束，其祸乱竟有如此之大。既然如此，那么在闺门床席之间，能不谨慎吗！

胡安国说：“‘与’，是许可的词语。说‘与’，罪责在于鲁桓公。”按照《齐诗》的说法：“厌恶鲁桓公懦弱不能防范约束文姜，导致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其辞说：‘破旧的鱼篓在鱼梁上，鱼儿来来往往。齐女出嫁，随从像流水一样。’说鲁桓公对齐姜委曲顺从，像水顺随地势一样，无所不可，所以作乱的是文姜，而《春秋》谴责鲁桓公，是治理其根本。”《易经》说：“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庭之道就端正了。丈夫不像丈夫，那么妻子就不像妻子了。”“乾，是丈夫之道，以驾驭为才能；坤，是妻子之道，以顺承为事务。”《易经》在乾坤中阐明其道理；《春秋》在鲁桓公身上体现其应用。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

胡安国说：“鲁国国君被弑而记载为‘薨’的，是因为不记载地点来显示是被弑。现在记载鲁桓公在齐国‘薨’，难道不是掩盖事实吗？前面记载鲁桓公与夫人姜氏去齐国，后面记载夫人留在齐国，去掉她的姓氏，而庄公不记载即位，那么事实也就明白了。”

朱熹语录：“有人问鲁君被弑却记载为‘薨’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就像晋国史书记载赵盾弑杀其君，齐国史书记载崔杼弑杀其君，鲁国却不是这样。大概这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官记载的旧章。韩宣子所说的‘周礼在鲁’，也是其中一件事。”

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鲁桓公去世，是齐襄公害死的。记载‘薨’，是避讳。记载地点，是为了显示齐国的恶行。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违背天道，危害宗庙，战争年年兴起，盟会屡次发生，内室奢侈放纵而不知道禁止，邻国暴虐而不知道察觉，灾祸发生在粮仓而不知道反省，上天降下谴责而不知道畏惧，抛弃自身在他国而不知道警戒。这就是鲁桓公招致齐国祸患的原因。”

秋季，七月。冬季，十二月己丑日，〇我君桓公。

谢湜说：“贼人在异国，力量不能讨伐，这不是臣子的罪过，所以记载‘〇’。周朝衰微，诸侯不敬重王室，已经很久了。唯独桓公这一年记载月份，不记载‘王’字，桓公的行为不仅仅是敬重王室的问题，而是败坏人伦，灭绝天理，王道在这里断绝了。所以桓公这一年不记载‘王’字，十四年。虽然如此，王者奉行天道而通达于人，王之道，就是天之理。天理没有断绝在人心，那么王道也没有断绝在天下。所以十年、十八年又记载‘王’，十年是纪年的终年，十八年是桓公的终年。二年记载‘王’，是为了保存王法；十年、十八年记载‘王’，是为了阐明王道。既然如此，王道并没有断绝，之所以在桓公这里断绝，是桓公自己断绝了王道。所以董仲舒说：‘周道并没有灭亡，是幽王、厉王不遵循罢了。’”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贼人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〇’？仇敌在国外。’《谷梁传》说：‘仇敌在国外的，不责备越国去讨伐，因此不记载。’桓公的仇敌在齐国，那就是国外；隐公的仇敌在鲁国，那就是国内。在国外的不责备越国讨伐，本来有承担这件事的人；在国内的就在国内讨伐，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十八年记载‘王’，而桓公记载‘〇’，只有能够权衡变通的人，才能理解这一点。”

春秋集义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一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程颐说：“庄公名同，是桓公的儿子。庄王四年即位，庄是谥号。战胜敌人使国家壮大，称为庄。”

元年春王正月

谢湜说：“君父遭遇祸难，他的位置不能承受，先君所以不记载即位。”胡安国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国内没有承受上位，没有请求命令。”有人说：“庄公是嫡长子，他作为储君是很明显的，虽然国内没有承受，上面没有请求命令，难道不可以享有国家而记载即位吗？”回答说：“诸侯的嫡子，必须在周王面前宣誓。庄虽然是嫡长子，但没有宣誓，怎么能成为国家的储君？副称世子，作为世子，必须在周王面前宣誓。作为诸侯可以国内没有承受，上面没有请求命令，擅自拥有国家，就任诸侯之位吗？《春秋》贬斥而不记载，父子君臣的大伦常就端正了。”

三月，夫人孙于齐【又见纲领中】

谢湜说：“桓公的祸患，是齐襄公造成的，不是文姜造成的。然而

译祸端的爆发，是由文姜引起的，那么文姜就是先君的首恶。按照鲁国的大义，应当将她抛弃断绝关系，所以在“孙”这一条目下贬斥她的姜氏姓氏，以表明身为天吏的人是可以被诛杀的。虽然如此，文姜是庄公的母亲，如果文姜亲自谋划作乱，那么母子之恩在此就断绝了。然而文姜并没有参与逆谋，她对于庄公的母子之恩并未断绝。母子之恩未断绝，那么文姜就是我君主的母亲。君主视她为母亲，那么鲁国的臣子怎么能断绝她呢？所以在“孙”这一条目下不剥夺她夫人的称号，以表明鲁国应当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文姜的罪恶，按照大义已经在所当绝了。只是因为鲁国人顺着庄公母子未断绝的恩情，还有不可断绝的道义。《春秋》顺着恩义来彰显王法，所以既去掉姜氏姓氏，又称呼她为夫人。“孙”是退避的措辞，对内隐瞒奔逃之事，所以称孙。

译胡安国说：夫人是文姜，鲁桓公被杀，文姜参与了这件事。作为鲁国的臣子和儿子，按照道义是不应与她共戴同一天空的。嗣君（鲁庄公）是夫人所生，母子恩情又该如何对待呢？顺从私情就会损害天下的大义，推行王法就会伤害母子间极深的恩情。这是国家舆论难以决断的。《春秋》记载“夫人孙于齐”，从而审察出恩情与道义轻重的分别。梁国有继母杀了丈夫，她的儿子杀了继母。有关部门想以谋反大逆的罪名定罪。孔季彦说：文姜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这是断绝亲属礼仪。断绝亲属礼仪的人，就是普通人罢了。比照古代的道义，应当以非司法官员而擅自杀人来定罪，不能以谋反大逆论处。人们认为恰当，所以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了。“孙”是顺从退让的措辞，使得看起来不像是被儿子驱逐，以保全恩情。哀姜被逐出而不返回，文姜却回到了鲁国，都按“孙”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参与杀害桓公的罪过已经极重，如果离开而不返回，是深深地断绝关系。然而恩情轻而道义重了。《河广》这首诗，选取什么含义？圣人把它收录在《国风》里，是为了阐明宋襄公重视根本，也是这个道义。这留下的训诫深远啊。

朱熹说：“《谷梁传》说‘夫人孙于齐’，是开始以人的身份对待她，意思是开始以人道来治理庄公。‘命’，就是‘名’。意思是说：如果符合道义，符合言辞，天人都认为是这样，那么我就接受这个名分。臣子大大地接受天命，只是谨慎对待所接受的名分罢了。”

夏，单伯迎接王姬。

程氏《杂说》说：天子之女下嫁给诸侯，因为尊卑不相当，不可以由天子做主婚人。必须让身为诸侯的亲属来做主婚人。大概周朝的姻亲礼仪，由周公这位尊贵的亲属做主婚人，从此沿袭成为常例，所以鲁国常常做主婚人。其他诸侯不记载，唯独记载庄公，是因为其他常事不记载的缘故。《谷梁传》说：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穿着丧服不是用来接待冠冕的。庄公有父亲的丧事，仇敌在齐国，道义上不能与仇敌共戴同一天空。天王不能为他诛杀仇敌，却让他做婚姻礼仪的主婚人，天王的不对可以知道了。庄公在睡草垫枕土块的丧礼之中，道义上不可以接受，却让单伯在京师迎接，庄公的罪过也可以知道了。知道不可以做却做了，所以为他修筑馆舍在外面。不记载“来迎”，只记载“归”，是因为齐侯不可以与我们行礼。十一年王姬归嫁到齐国，也是这样的。《谷梁传》说：单伯，是我们受天子命令的大夫。

谢湜说：“天子将要嫁女给齐国，所以鲁国派单伯送她。单伯是受命的大夫，所以不写名字。天子与诸侯尊卑不相当，所以王姬下嫁，让同姓诸侯做主婚人。周朝的先王曾经让周公这位尊贵的亲属做主婚人，所以鲁国沿袭成为常例。”

胡安国说：“单伯，是我们受命的大夫。迎接王姬，让鲁国做主婚人。不写‘如’（前往），《谷梁传》认为道义上不可以接受天子的命令。桓公在齐国被杀，让鲁国做婚姻的主婚人，与齐国行礼，道义上本来就不可以接受。这说明忘记亲人、释怀怨恨，就无法确立人伦之道了。”

秋，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

程颐语录中有人问：迎接王后也让鲁国做主婚人，为什么？回答说：像修筑王姬的馆舍、单伯送王姬之类，都是鲁国做主婚人。大概只是王姬下嫁，就由同姓诸侯做主婚人。像迎接王后，恐怕没有让诸侯做婚主的礼仪。

谢湜说：齐国对鲁国有大仇，鲁国在国内有大丧。命令鲁国为王室做主婚人，是天王的过失。对外忘记不共戴天的仇敌，对内忘记睡草垫枕土块的哀痛，是庄公的过失。那么王姬嫁到齐国，天王应当让其他同姓国家做主婚人，鲁国应当以大义推辞天子的命令。礼仪上不可以让鲁国做主婚人而天王让了，道义上不可以接受而鲁国接受了。所以王姬的馆舍礼仪失常，改换馆舍的变故就兴起了。王姬到来，把馆舍建在国内，是合乎礼仪的。现在却修筑馆舍在城外，是因为仇敌不可以相亲，丧服不可以与冠冕相接。过失不知道而做，罪过较轻；知道而做，罪过重大。知道礼仪不可以在国内施行，却另外修筑外馆来等待，这是知道不可以做却做了。奉承仇敌，抛弃哀痛，疏远王室，是最大的恶行。一举不谨慎，而三大恶行兼有，那么改换馆舍败坏礼仪，只是小损失吗？

胡安国说：鲁国对于王室是尊贵的亲属，做王姬的主婚人也很久了。馆舍在国内，一定有固定的地方。现在特意修筑在城外，《谷梁传》认为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丧服不是用来接待冠冕的。知道不可以，所以特意修筑在城外。修筑在城外，符合变通的正当吗？回答说：不正当。有三年之丧，天王在道义上不应当让鲁国做主婚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在道义上不可以做主婚人。修筑在城外虽然适宜，不如推辞而不做主婚人更正当。所以君子重视端正根本。有人说：天王有命令，本来就不可以推辞。派单伯在京师迎接，对上符合尊崇周朝的道义，为他修筑馆舍在城外，对下没有失去居丧的礼仪，为什么不可以？回答说：用常礼来说是可以的。现在庄公有父亲的仇敌，正处在丧礼之中，这是礼仪的大变。而让他做主婚人，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了。《春秋》在这件事上一再记载，其道义是以复仇为重，向天下后世显示臣子不可以忘记君主和亲人。所以虽然修筑馆舍在城外，也不认为合乎礼仪而记载它。吕祖谦说：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为什么让鲁国做主婚人而不自己做？大概天子不应当与诸

译侯与敌国为仇，何况鲁国是周王的同姓，却让齐国主持婚礼。庄公的父亲既被齐国所杀，那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却还要让仇人主持婚礼。庄公在城外修建馆舍，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法摆脱，乃至国力弱小不能自强，向天子禀告以断绝关系。正想不听从，又担心被齐国侵伐，所以权衡利害，只得顺从。大体上为人如此，找借口做事最害人，难道是不知道义理吗？人一旦觉悟，还有改变的时机。《谷梁传》说主持婚礼的人，一定要从公门出来。注解说公门，是朝堂的外门。主持婚礼的人，应当在宗庙设置几筵以等待迎接。又说：在宗庙则过于尊贵，在寝宫则过于卑微。在城外为他修建馆舍，是改变常礼以归于正道。仇敌之人，不应用来接待婚姻；穿丧服的人，不应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又说：庄公即位，桓公被杀于齐，那么庄公对于齐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却不能以复仇为念，前代学者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又须要识得庄公的要领，王姬归于齐，鲁国断绝关系而不为其主婚，是合乎义的；但鲁国畏惧齐国的强大而不敢断绝，想为其主婚。内心里畏惧清议而不敢参与，外面上畏惧齐国讨伐而不可断绝。君臣之间，婉转商量，找一个两不相妨碍的道理，想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三传的说法不一，但都未必正确。大凡天下的事，不知道有不共戴天之仇、义理上不可参与的，还不足以担忧。既知道却寻求委曲避就的方法，才深可担忧。大概那些不知道的人，良心一旦猛然回转，那么其发作不可阻挡。既知道却想立个名义，寻求避就的方法，最终也就止于此了。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恩情，庄公报复齐国的心，应当像火必然热、水必然冷、手足必然保护头目一样，怎么可以委曲安排避就，使之两不相妨。至于伐郕那一段，也是如此。庄公本来畏惧齐国，却说“我实在不德，齐军有什么罪”，这都是要立个名义来文饰，这就是他最终不振作的原因。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周王派遣荣叔前来，把褒奖桓公的命令赐给他。

谢湜说：“赐给桓公命令，是周王用褒奖嘉许的命令，在他死后追赠并赐给他。杜预认为这就像现在的哀荣一样。背叛逆乱的人，按照王法应当诛杀断绝，却反而在他生前来聘问，死后赐命令，这是违背天理的大罪。来聘问时称‘天王’，是为了表明王者应当像天道一样；赐命令时称‘王’，是为了表明周王不能像天道那样。效法天理来治理万物，是王的德行。臣子在开始不能辅佐他，王在终了不能效法天道，因此所做的违背天理，天理就不再显现了。所以周王在聘问和赐桓公命令时，开始称其宰官，终了去掉‘天’字。开始称其宰官，是因为宰官在开始不能辅佐王；终了去掉‘天’字，是因为王在终了不能效法天道。赐命令称‘王’，与王派荣叔归含、王派召伯防安葬，都称‘王’，用意相同。”

胡安国说：“啖助说：不称‘天王’，是宠幸篡弑之人，亵渎三纲。《春秋》书写‘王’，必定称其所践履的是天位；所施行的是天道；所奖赏的是天命；所刑罚的是天讨。现在桓公弑君篡国，而周王不能诛杀，反而追赠命令给他，没有天理到了极点。桓公没有王，王没有天，这不是小恶。与安葬成风，把她引为夫人，让妾与嫡妻并列，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它们的文字一样。范宁却用出居在郑国，来聘问求车三件事作为证据，认为这不是义所存在的，这是错误的。”

周王的女儿〇嫁到齐国。

谢湜说：“王〇下嫁，必须得到贤明的君主作为配偶。齐襄公行为像禽兽，心肠像豺狼，是人伦共同抛弃的人。王室把女儿嫁给他，王〇没有得到好的归宿，这是显而易见的。”

胡安国说：“鲁国主持王〇的婚事，由来已久。在其他公时，常事不记载，这里唯独记载，是因为嫁到齐国的缘故。在京城迎接，在外面筑馆舍，却不记载嫁到齐国，就无法显示罪责所在。记载嫁到齐国，然后忘记亲人、释放怨恨的罪责就显著了。《春秋》复仇的道义就明白了。”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谢湜说：“齐国将要灭掉纪国，所以迁移它的三邑并占有它们。三邑的民众，被齐国军队胁迫迁移，齐人的威力盛大可以知道了。不记载灭掉，是因为迁移的时候，国家还没有灭掉。然而它的国家城邑从此就灭掉了。”

胡安国说：“郱、鄑、郚是纪国的三座城邑。城邑不说迁移，迁移不说军队。用军队迁移它们，表明纪国百姓还足以守卫，而齐人强暴，用大军迫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属国。凡是记载迁移的，从此就灭掉了。《春秋》复兴灭掉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迁移国家城邑的不再贬斥，而罪责已经显现了。”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陈庄公。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谢湜说：“庆父是庄公的庶出兄长。”

胡安国说：“按照两传，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国家才说攻打，这只是城邑罢了。为什么说攻打呢？是为了记录庆父掌握了兵权。庄公幼年即位，首先让庆父主持兵权，最终在于余丘导致子般的祸患。按法度不应当记载，圣人特意记载，以记录动乱的缘由，作为后世的警戒。鲁国在春秋时期，被弑杀的君主有三位，他们的贼人没有不掌握鲁国兵权的。公子翚两次担任主将，专擅会盟诸侯，不出自隐公的命令。仲遂在两代擅权用兵，入侵纪国、攻打邾国，抵御齐军救援郑国，三军服从他的威令很久了。所以翚弑杀隐公，而蒍氏不能明辨他的罪责；庆父弑杀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制他的意图；公子遂杀害恶和视，而叔仲惠伯不能免除他们的死。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春秋》所记载的，作为警戒是深远的。”

秋季七月，齐王〇去世。

谢湜说：“齐国报告王〇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所以记载‘卒’。有人说：因为从鲁国出嫁，所以为她服姊妹之丧，是称情而为之文饰。亲缘不是姊妹却为她服丧，她的丧服不合礼制。齐国是我们世代的仇敌，开始为她主持婚事，终了为她服丧，这不是孝道。”

胡安国说：“国内女子嫁为诸侯的妻子，就记载‘卒’。王〇为什么记载？比照国内女子为她服丧。所以《檀弓》说：‘齐国报告王〇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有人说：因为从鲁国出嫁所以为她服丧，是姊妹之丧，称情而为之节制。庄公对齐王〇太厚了，那不共戴天的念头怎么办？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守三年之丧，却察究缌麻小功的礼节。特意记载王〇的‘卒’，以彰显他的罪责。”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乙酉日，宋公冯去世。杨时说：“齐人厌恶鲁公懦弱，不能防范闲止，文姜致使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而《诗序》用《载驱》讽刺文姜，大概这首诗是齐人作的。虽然厌恶鲁公，不得不以文姜为主角。‘其从如云’，‘其从如雨’，是说跟随的人众多。‘其从如水’，是说跟随的人顺从。许穆夫人思念归国慰问她的兄长，许国人责备她，最终以道义不得而止。如果鲁公刚强而有节制，使鲁国人没有肯跟随的，像许国人那样，那么文姜即使想到齐国，还能做到吗？说跟随的人众多，也用以显示鲁公的懦弱。问文姜与齐侯淫乱，诗人以不能防范闲止其母，讽刺庄公固然应当深罪吗？回答说：固然可以定罪。看《载驱》这首诗，说鲁道荡荡，那么鲁国的君臣荡荡然没有禁止她的。夫人的出入，她的威仪物数盛大。她说‘齐子发夕’，又是什么……”

译这容易吗？礼制规定，妇女年幼时顺从父亲和兄长，出嫁后顺从丈夫，丈夫死后顺从儿子。既然说顺从儿子，儿子却不能防范约束她，纵容她淫乱，又能责怪谁呢？

译谢湜说：“夫人外出会见，是混乱纲常的做法。《猗嗟》这首诗，是讽刺鲁庄公不能用礼法来防范约束他的母亲，丧失为子的道义，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妇人没有外事，送迎不出家门，见到兄弟不跨出门槛，在家听从父亲，出嫁后听从丈夫，丈夫死后听从儿子。如今庄公在禚地会见齐侯，这是庄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丧失了为子的道义。所以赵子说：‘姜氏与齐侯的丑恶行为已经显露，这也让庄公感到痛苦。’问：‘儿子凭什么来制约母亲呢？’丈夫死后听从儿子，这是通行于下层的道理，何况对于国君呢？国君是人神的主宰，风化教化的根本。如果不能端正家庭，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如果庄公，以哀痛思念父亲，以诚敬侍奉母亲，以威严刑罚督责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难道会独自前往吗？夫人之所以前往，是因为庄公的威严命令不能推行，哀痛之情没有达到极点。”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溺和防率领齐国军队攻打卫国。

谢湜说：“溺是鲁国卿大夫，不称氏，是因为没有被赐给族氏。卫国擅自立公子黔牟为国君，溺和防率领齐军攻打卫国，是谋划拥立公子朔。溺后来史书不再记载，最终没有成为卿。春秋初期，公子还没有凭借族氏世代为官的情况。看柔、溺活着不被赐族，死了不记载卒年，先王任用官员选择贤能的风气，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这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公子呢？厌恶他勾结仇敌，攻打同姓国家，所以贬低他，只称其名。’有杀父之仇却放下怨恨，罪过已经很大了，何况还结党兴兵攻打别人的国家呢？”

夏天四月，安葬宋庄公；五月，安葬周桓王。

谢湜说：“天子死后七天停灵，七个月安葬，这是礼制。王室以大丧告知诸侯，诸侯都前往周朝，以履行臣子的职责。周朝自东迁以来，命令不能在邦国中推行，所以周平王去世时诸侯不去参加葬礼，周桓王安葬用了七年。安葬时，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毛伯来请求金钱。”

胡安国说：“《左传》说：‘这是迟缓了。天子七个月安葬，天下通行车轨的诸侯都到；诸侯五个月，同盟的诸侯到；大夫三个月，同职位的到；士一个月，外亲到。’周王去世到现在，大概七年了。先儒有人说天子不记载安葬，又认为不记载安葬是常事。事情哪有比安葬天子更大的，可以不记载吗？生死终始的关头，是人道的大变，怎么能当作常事而不记载呢？”

秋天，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

谢湜说：“齐军一天之内迁徙纪国的三个城邑，威力确实令人畏惧。然而国君为社稷而死，大夫为民众而死，这是人臣的道义。作为纪季，率领民众守卫城邑，效死不去是可以的。如今齐军还没有进入边境，就把纪国的封邑向外依附给齐国，做臣子像这样，怎么要求他为道义而死呢？《春秋》记载‘入齐’，是谴责他。‘入’是外辞，酅不是齐国的城邑，所以记载为‘入’。”

胡安国说：“大夫不能擅自使用土地，公子不应当离开国家。窃取土地献给敌国，抛弃君主以躲避祸患，这不是人臣该做的。所以《春秋》的道义，私自逃跑的一定记载‘奔’，有罪的一定加以贬低。如今纪季不记载‘奔’，就不是窃取土地；不称其名，就不是贬低。其他同族兄弟被贬低就称其名，宋辰、秦鍼之类就是这样。纪季不记载‘奔’，是因为有纪侯的命令；不称其名，是因为天下无道，强众相互欺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征伐，委屈自己侍奉齐国，请求恢复五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的罪过。所以没有贬低？‘入’是委婉的说法。”

吕祖谦说：“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纪季给了齐国。纪侯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为宗庙社稷考虑，确实也算贤明了。这与那些口含玉璧、面缚投降的人不同。”

冬天，鲁庄公驻扎在滑地。

谢湜说：“军队驻扎在外，叫‘次’。圣人爱民忧国，所以《春秋》不认为以王事为由在外驻扎是合法的，都记载下来谴责其非法。谋划事情而会盟，约定言辞而结盟，结交友好而朝见，报复怨恨而征伐，诸侯的罪过已经很大了。他们抛弃政事劳苦百姓，出入没有节制，就有偶然相遇、拖延驻扎的情况。记载拖延驻扎，庄公怠惰荒废的心机就在这里奠定了基础。”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次是停止，也有畏惧的意思，想救纪国却做不到。’《春秋》记载纪国被攻打而写‘次’，把‘次’当作善救而写‘次’，把‘次’当作讥讽。驻扎在滑地，是讥讽。鲁国和纪国有婚姻之好，应当体恤其患难；对齐国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能救纪国，压制齐国，一举两得。见义不为而有畏惧，《春秋》所厌恶的，所以记载庄公驻扎在滑地以讥讽他。有人说孔子意在讽刺没有王命，如果讥讽他怯懦，就应当褒奖勇敢的人。《春秋》是鼓动战乱的书，说这种话的人错了。《易经》谦卦六五说：‘利于侵伐。’师卦六四说：‘向左驻扎没有灾祸。’进退勇怯，要看道义如何？你怎么能专门认为勇敢就是鼓动战乱而不给予肯定呢？”

春秋集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二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四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

谢湜说：“飨，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飨礼在庙堂举行，崇尚恭敬。夫人外出宴请齐侯，是大大的亵渎礼制。人没有羞耻畏惧之心，就无所不为。所以文姜先在禚地会见齐侯，接着在祝丘宴请齐侯。”

胡安国说：“享，是两国君主的礼节，用来训导恭敬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