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九

译鲁人去戍守陈国，其善意是可以知道的。郑国虽然有依附楚国的罪过，然而诸侯臣服于郑国，并不是出于道义。有时修筑虎牢关来逼迫它，有时联合诸侯讨伐它，有时戍守虎牢关来遏制它罢了。戍守虎牢关，是用来危害郑国的。危害郑国，是中原诸侯的不义之举。史书上面记载诸侯讨伐郑国，下面记载楚国军队救援郑国，那么鲁人去戍守郑国的虎牢关，其不善之意是可以知道的。戍守虎牢关，史书将“郑”字连写，是为了表明虎牢是郑国的分地而归还给郑国。将虎牢归还给郑国，是为了谴责诸侯擅自占据虎牢关。”胡安国说：“虎牢这块土地，修筑城池时不连写‘郑’字，是因为责任在郑国。戍守时连写‘郑’字，是因为罪过在诸侯。为什么责备郑国？设置险要地势是为了守卫国家，拥有这样的险要地势却不能加以利用，牺牲玉帛等待盟约在边境上，使得百姓不能享受土地的利益，辛苦困顿在险隘之中，无处申诉，然后才请求讲和。所以修筑城池时不连写‘郑’字，是责备郑国不能保有这块土地。为什么谴责诸侯？郑国人跟随楚国，固然可以说是不义，然而中原诸侯之所以修筑城池，并不是想要切断楚国的道路、为郑国做屏障，而是驻扎军队扼守险要之地来逼迫它罢了。到了这时讨伐后又去戍守，还和以前的意图一样，这可以说是用道义来使他们臣服吗？所以戍守时连写‘郑’字，好像是说郑国的分地，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不是列国所能擅自占有的，以此来谴责诸侯。圣人既然已经将虎牢连系于郑国，又记载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诸侯的罪过就更加明显了。用救援许国这件事，楚国用来深深谴责诸侯不能保全郑国，肆意欺凌逼迫，竟然还不如荆楚，也可以说是深切显著而明白啊。”

译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谢湜说：“救援郑国，是体恤它。体恤它，是合乎道义的。救援并体恤它，是合乎道义，那么戍守却使其困苦，是不合乎道义，这就显而易见了。”《春秋》记载“楚救郑”，是用来责备诸侯的。

鲁襄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建立三军。

谢湜说：《周礼》规定，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都是根据民力的多寡厚薄来制定的制度。超过这个数目就会伤害百姓，少于这个数目就会损害国家。鲁国虽然是次国，但其土地面积相当于大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人口凋敝损耗，兵力不足以凑齐三军已经很久了。襄公想要建立三军，所以使用了“作”（兴建）这个名称。因为兵力不足，所以实行丘甲制；因为丘甲制仍不足，所以建立三军。胡安国说：三军，是鲁国的旧制。古代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鲁侯受封于曲阜，方圆数百里，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到了僖公时，能够恢复周公时期的疆域，而史克作颂，其中的诗句说：“公车千乘”，解说者认为这是大国的赋税规模；又说：“公徒三万”，解说者认为这是大国的军队规模。所以知道三军是鲁国的旧制。然而车称为“公车”，那么臣下就没有私人的车乘；徒众称为“公徒”，那么臣下就没有私人的民众。如果有侵伐之事，各位卿大夫轮流率领出征，事情结束后将领就回到朝廷，车马返回甸地，铠甲散归丘地，士兵回到邑地，将领都是公家的臣子，士兵都是公家的民众，彼此不相隶属。从文公、宣公以来，政权落入私家手中，襄公防备微弱，季氏势力更加扩张，废除了公室的三军，而三家各自拥有一军，季氏全部征用，而旧法就消亡了。因此称之为“作”。第二年，季孙宿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又后来，宴请范献子，而公室的臣子不能凑齐三对陪祭者，百姓不归附公室，这就显而易见了。《春秋》记载“作”，是为了表明昭公失去国家，定公没有正统，而兵权不可剥夺，这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所应当鉴戒的。

朱熹说：“天子有六卿，所以有六军；诸侯有三卿，所以有三军。”吕祖谦说：“建立三军，胡《春秋》认为鲁国本来就有三军？猜想周公受封之初，被赐予三军；或者后来子孙微弱，被削减也不可得知；或者想要削减以躲避霸国的贡税，也不可得知。然而这次建立三军，季氏的心意最不善。孟氏最弱，将其人口四分，三分归公室，取其一；叔孙氏取其二；季氏全部征用。”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就不进行郊祀。

谢氏说：“免除牺牲以进行郊祀，是因为事情不吉利而免除；免除牛是因为牛体不完整而免除。那么免除牛是不敬，又比免除牺牲更甚，这就显而易见了。没有牺牲可以免除，就称为不郊祀，而不称牺牲；没有牛可以免除，就称为不郊祀，而不称牛。那么不郊祀是不敬，又比免除牛更甚，这就显而易见了。”

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侵犯宋国。鲁襄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秋季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

程颐说：“郑国顺从而结盟，随后又跟随楚国讨伐宋国，说‘同’是表明其反复无常。”

谢湜说：“郑国未顺从，所以郑国舍之；侵犯宋国以舍之，侵犯宋国，所以诸侯再次讨伐郑国。郑国顺从，所以在亳城北结盟。因为郑国顺从而结盟，所以称为同盟。亳城，是郑国的土地。”

胡安国说：“在亳城北结盟，郑国顺从而结盟。随即又跟随楚国讨伐宋国，所以记载同盟，表明其既已结盟而又背叛。既已结盟而又背叛，是听从子展的计谋，想要招致晋军然后与之结盟。所以亳之盟，其盟书说：‘如果有违背此命的，明神将惩罚他，使他失去百姓，坠命亡族，倾覆其国家。’即使违背此盟也不顾念。唉！轻慢鬼神到了这种地步，而盟约还值得依赖吗！”

吕祖谦说：“在亳北结盟，盟书都与以前戏之盟的盟书大不相同，‘毋保奸’与‘留慝’相同，大抵就是不要包藏邻国的奸恶。”

鲁襄公从讨伐郑国回来。楚子、郑伯讨伐宋国。

谢湜说：“郑伯跟随楚国讨伐宋国，是因为他背叛晋国。亳北之盟，口血未干，而简公就背叛了它，是谴责他违背同盟。”

吕祖谦说：“楚国、郑国讨伐宋国，这是出于子展的计谋。”

鲁襄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在萧鱼结盟。

程颐说：程颐读《春秋》到萧鱼之盟，感叹说：“至诚能够感动人。晋悼公以诚心相待，反复无常的郑国信任而不怀疑。郑伯从此不再背叛晋国二十四年。至啊，诚心能够感动人！”

又说：“诸侯在几个月之间再次讨伐郑国，郑国的反复无常可见。郑国又顺从而请求结盟，不记载郑国结盟，是说它不可信任。而晋悼公以至诚待人，信任而不怀疑。至啊，诚心能够感动人！从此郑国不再背叛晋国二十四年。”

谢湜说：郑伯跟随楚国讨伐宋国，所以诸侯再次讨伐郑国。讨伐而在萧鱼结盟，是因为郑伯顺从晋国而出会诸侯。悼公因为郑国的反复无常，在两年之间，四次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大的如齐、宋、鲁、卫，小的如曹、莒、邾、滕、薛、杞，没有不顺从命令而跟从的。郑国人知道

译楚国不值得依赖，因此（郑国）一心归附中原诸侯，不必等到战争长期拖延，也不必等到盟誓约定，便以诚意出兵防守诸侯。这次防守，诸侯归附郑国，接纳斥候，禁止侵扰掠夺。这次防守，以征伐之事开始，以防守之事结束。此后郑人不再跟随楚国，而战争停息了二十多年。那么萧鱼的防守，是美好的防守啊。在萧鱼记载这次防守，是赞美它啊。

译胡安国说：“程氏说：‘在萧鱼设防，郑国又臣服并请求设防，史书不记载郑国设防，是认为郑国不可信。’而晋悼公以极度的真诚对待他人，信任郑国毫不怀疑，礼遇郑国的囚犯并让他们回国，接纳郑国的斥候，禁止侵扰掠夺，派遣叔肹向诸侯宣告，从此郑国二十四年不再背叛晋国。至极了啊，真诚能够感动人！自从悼公能够向魏绛谋划以休养生息，听从知武子的意见而不与楚国交战，所以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与他争锋，即使是城濮之战的功绩，也不过如此了。”

吕祖谦说：“萧鱼之会，是郑人真正臣服于晋，这与前后臣服于晋的情况不同，接纳斥候，禁止侵扰掠夺，这是郑国以诚信获得（晋的信任），向人展示不怀疑。晋悼公自从萧鱼设防以后，虽然还没有完全衰弱，毕竟是骄傲了，再后来卫国发生动乱不能讨伐，秦国又不肯援助，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来。”

鲁公从防地回来。

程颐说：因为军队没有加害郑国，所以记载“至自防”。

楚国人拘捕了郑国使者良霄。

谢湜说：“两国传递命令，一定有使者。使者是用来沟通两国信任的。事情有不公正的，罪责在国家而不在使者。拘捕使者是冤枉他的。凡是拘捕使者，都称‘人’，是贬低他们。郑国臣服于晋国，让良霄向楚国告捷。楚国怪罪使者而拘捕他，楚国的罪责就显而易见了。”

冬天，秦国人攻打晋国。

鲁襄公十二年春天，周历三月，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地。

谢湜说：“莒国人攻打东部边境多次了，鲁国不能制服他们，所以包围了台地。”

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地，于是攻入了郓地。

谢湜说：“莒国人包围台地，本来就有罪。季孙宿受命救援台地，却违背指令攻入郓地，这是大夫专权生事。攻入郓地，记载‘遂’字是谴责他的专断。救援台地，是合乎道义的；攻入郓地，是不合乎道义的。国君以道义开始，而臣子以不义结束，这是季孙宿的罪过。”

胡安国说：“郓，是莒国的城邑。‘遂’，是生事。‘入’，是违背常理的词。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受命救援台地，没有受命却攻入郓地，厌恶季孙宿的擅权，使得国君在国内不能有所作为。有人说：古代任命将领，可以专断境外的事，有可以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专断是可以的。回答说：这是针对境外而言的。台地在国家疆域之中，却专断行事，没有怀有二心的人是不敢这样做的。昭公驱逐定公没有正当理由，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这是逐渐积累而来的。”

吕祖谦说：台、郓都是莒国的土地，后来并入鲁国。

夏天，晋侯派士鲂来聘问。秋天九月，吴子乘去世。

谢湜说：“吴子寿梦在防地会盟，赴告通报通达于中原，所以记载‘卒’而不记载‘葬’，是贬低他的称号。”

冬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吕祖谦说：“秦国、楚国攻打宋国，想要借此报复晋国夺取郑国。”

鲁公前往晋国。

谢湜说：“襄公在防地显得软弱，政令出于大夫，所以国君多次朝见晋国。”

鲁襄公十三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夏天，攻取了邿国。

谢湜说：邿国是个小国。

秋天九月庚辰日，楚子审去世。冬天，在防地筑城。

谢湜说：楚子就是楚共王。

鲁襄公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在晋国与晋国士匄、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在吴国边境的向地设防。

谢湜说：“诸侯在吴国边境设防，想要以此使楚国疲惫，而且诸樊刚刚即位，所以如此。特别记载‘防吴’，是视吴为狄夷。鲁国记载两位卿，是谴责他们荒废国事。”向地是宋国的土地。

胡安国说：“让上宾举荐而叔老一并被记载，是因为国内卿大夫出行就不得不记载了。季孙宿以卿的身份作为副使，却不让他免除；叔老作为季孙宿的副使而不敢回避，大概两人都失当。虽然晋国人轻视他们的礼物而尊敬他们的使者，但在国君派遣使者的礼仪上，难道算是得当吗？”

吕祖谦说：“范宣子列举吴国的不道德，一定要联合诸侯而列举其罪，是因为晋国是霸主，所以想要阐明大义以展示给诸侯。”

二月乙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夏天四月，叔孙豹在晋国与晋国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攻打秦国。

谢湜说：“十年晋国军队攻打秦国，十一年秦国人攻打晋国。秦晋互相报复攻打，没有停止。所以晋国率领各国大夫攻打秦国。晋国士匄春天联合各国大夫，在吴国边境设防。晋国荀偃夏天联合各国大夫攻打秦国。诸侯委任大夫越来越重，而各国的权力都被大夫专断了。”

己未日，卫侯出逃到齐国。

谢湜说：“献公出逃，《公羊传》称其名，是对的。献公因为不道义而自取流亡，他的地位在国内断绝，因此出逃，记载其名。献公出逃，是孙林父驱逐他的。臣子没有驱逐国君的道理，所以国君虽然被驱逐，《春秋》也记载为自行出逃。”

范祖禹说：“卫献公舍弃大臣而与小臣谋划，所以失国出逃。而且大臣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小臣所承担的责任轻微，却用小臣谋划大事，用疏远的人谋划近事，这是君主偏听偏信的弊端，很少有不成败的。”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卫宁殖将要死去时，对他的儿子说：‘我得罪了国君，名字在诸侯的史册上。’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所谓诸侯的史册，就是各国的史书。诸侯就像晋国、鲁国这样；史书就像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这样。现在《春秋》记载‘卫侯出奔齐’，而不说‘孙林父

译“寗殖驱逐了他的国君”这一记载，大概是孔子在修订史书时，与旧史的文字有所不同。想要知晓《春秋》的大义，深入考察旧史与孔子笔削之间的差异，就能领悟其中的道理了。有人问：“孙林父、寗殖驱逐国君，是众人共同痛恨的事，史册如实记载，这是正确的。”圣人为什么掩盖奸恶，不揭露他们的罪行，反而将罪责归咎于国君呢？为什么呢？回答说：“臣子驱逐国君，其罪行已经昭然若揭了。国君独占一国的名义，是受神灵宠爱的君主，也是百姓所仰望的对象，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仰视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明，畏惧他如同雷霆，怎么可以让他出逃呢？他之所以被驱逐，难道不是因为他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放纵暴虐，从而抛弃了天地赋予的本性吗？”所以卫衎出逃时，让祝宗宣告逃亡，并且宣告自己无罪，而定姜说：“如果有罪，该怎么办？宣告无罪。”《春秋》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著作，所以不记载驱逐国君的臣子，而以国君自行出奔为名，以此来警戒人君，作为后世的借鉴，如果不是圣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译莒国人侵犯我国东部边境。秋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谢湜说：“自从中原各国防范吴国，吴国屡次成为楚国的祸害，所以楚国讨伐吴国。”

冬季，孙宿在戚地会合晋国的士匄、宋国的华阅、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孙虿、莒国人、邾国人。

谢湜说：“卫国的孙林父作为臣子胁迫君主，而晋国的士匄率领大夫们与他相会。士匄凭借大国的力量成为作恶的首领，并且偏袒叛逆的臣子。诸侯日益衰微，大夫日益强大，原因就在于此。”

鲁襄公十五年春天，宋国国君派向戍来鲁国聘问。二月己亥日，鲁襄公与向戍在刘地结盟。刘夏从齐国迎接王后。

程氏学说：“婚姻是人伦的根本；王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刘夏不是三公却去迎接王后，这是不重视人伦的根本，不尊重天下的母亲。礼义怎么能兴起，而社会风尚怎么能形成呢？”

谢湜说：“王后匹配天子，主持宗庙社稷。她的身份尊贵。以王后这样尊贵的身份，却不由三公去迎接，这不是用来敬重宗庙社稷的做法。王后对上以母亲之道养育天下，对下以妇道教化天下，她的责任重大。以王后这样重大的责任，却不由三公去迎接，这不是用来作为天下母亲来养育、教化天下人来劝勉他们的做法。”史书记载王后，刘夏被点名，是指出“王室婚姻违背了正道”。刘夏是王室的士人，所以记载他的名字。

胡安国说：刘夏为什么不称爵位？因为派遣他不去符合天子使者的规格，他是刘夏。婚姻是人伦的根本，王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刘夏是士人，却去迎接王后，这是不重视人伦的根本而轻视天下的母亲了。那么该怎么办呢？派遣卿前往迎接，公监督，这是礼制。官师跟随单靖公从齐国迎接王后，史书只记载刘夏而不记载靖公，这是知道卿前往迎接、公监督的礼制。《春秋》中婚姻符合礼制的，是常事不记载。

夏天，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鲁襄公救援成地，到达途中，遇到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地的外城。

程氏学说：“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图谋成地，武备不谨慎，城邑被围，救援患难，应当迅速救援。成地到达，遇到鲁襄公畏惧齐国而不敢到达，成地。因为不能救援，反而畏惧躲避，鲁襄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了。季孙能够救援，所以看到外城被毁坏而修筑它。”

谢湜说：“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这是鲁灵公给鲁国带来的灾难。救援成地，到达途中遇到，这是鲁襄公畏惧齐国的强大。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地的外城，是因为成地的外城被毁坏而修筑它。边邑遭遇灾难，救援不可以迟缓。到达途中遇到却不再前行，那么鲁国人就没有救援的力量了。这就是成地的外城被齐国毁坏，而城邑几乎危险的原因。作为千乘之国的君主，却无力出兵救援一个城邑，那么鲁襄公的萎靡不振，就可以知道了。”

秋天八月丁巳日，发生日食。邾国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

谢湜说：“武备不严格，所以四方边境被邻国侵伐。”

冬季十有一月癸亥日，晋侯周去世。

朱熹说：“晋悼公年轻聪惠，像周世宗。有人问晋悼公怎么样？回答说：‘他的才能非常高超。当初人们去周迎接他时，只有十四岁，他说几句话，就有驾驭和纵容的手段。刚回到晋国，做事就与众不同。当时晋厉公被杀，晋室大乱，非常费力，等到悼公归来，不知怎么，就被他做得这么好。恰如久雨积阴，忽然遇到大晴天，光景都变了，赫然为之一新。’”

又问胜过桓公吗？回答说：完全胜过。但桓公是从无到有做起，悼公是看到现成的基础。我常说晋悼公、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是一类，都能做事，都是一做就成，等到刚成又便死了。吕祖谦说：晋厉公被杀后，悼公刚即位，如果论事势，晋国自襄公以来，权柄逐渐移到臣下手中，到灵公被杀，臣下的权力逐渐加重，等到厉公被杀之后，是最难办的时节。然而悼公即位之后，从朝廷到田野，旷然大变，使人们重新看到文公的威仪纲纪，这可以看出悼公抓住了要领。悼公自从大夫在清原迎接他的那天，先与他们定下约定，凡是晋国的骄横大臣，都吓得两腿发抖，这也是端正纲纪。这一段正与厉公相反。厉公刚入晋之初，许诺贿赂中大夫，惟恐不能入主，现在悼公先与群臣约定而后肯答应。大抵天下的事，必须是起初做得对，如果太阿倒持，已经把权柄授给他，那时怎么能够纠正？这时悼公即位之初，先驱逐不忠的七人，以明君臣之义，使威令赫然。开始任命百官，施舍已有的债务，抚恤鳏寡，救济废滞，匡正匮乏困顿，救灾患，禁止淫邪，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节制器用，按时役使百姓，大施旷荡的恩泽，使霸业复兴。可知霸业之所以兴起，一是明定约定，如悼公初入时说的话：“你们今天用我不用？也用今天这样的话”就是。二是立威令，如驱逐不忠的七人就是。三是布恩惠，如施舍已有的债务就是。四是定规模，如任命荀家等人使训导卿的子弟恭俭孝悌就是。五是举贤才，如六官之长举荐不失德以下就是。晋悼公之所以称霸，其规模根本都在于此。又说：晋悼公再修文公的霸业，复使晋国的威令赫然布于诸侯，自襄公、厉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后世论晋的霸业，必须称悼公。其中也有得有失。

译那些小的方面本来不值得讨论，现在则讨论大的方面。所谓得到的大处，前面已经说过，至于失去的大处却还没有讲明。晋国自厉公以来，政事松弛败坏，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悼公刚即位，当他朝见武宫时，驱逐了七个不守臣节的人，本来就已经能够掌握权柄，使上下知道有所敬畏，到这里为之一新，这固然是得到的大处。那么失去的大处在哪里呢？晋国自襄公以后权力在臣下手中，世世代代都是如此。自襄公时，先轸不顾礼节而吐唾沫，已有臣子强盛的苗头。后来灵公以下，逐渐发展到厉公，威令掌握在臣下手中。凭借悼公的霸业，一时收回晋国的权力。但仔细考察，政令在臣下手中，君主弱小臣子强大，根本的祸患，原本就没有除去。悼公的事情不止一件，比如十年时荀防担任元帅，荀偃、士匄请求攻打偪阳，荀防不能违背，最终听从了他们。等到十四年，荀偃担任元帅，命令军中道：“鸡鸣时驾车，填井平灶，只看我的马头指向哪里。”栾黡凶狠乖僻，从下军返回。当时这类事情很多。从这几件事来看，凭借悼公的英明，他的臣子尚且如此。后来六卿终于导致晋国分裂。在悼公这方面，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则从时势来论，深深为晋国惋惜。自晋国传到悼公出现，祸乱的萌芽，应当全部扫除。悼公自认为在自己手中大体可以办事，只说眼前的事，不能深谋远虑，这是悼公失去的大处。后来不免导致六卿分晋。正如唐代宦官势力兴盛，敬宗、文宗都不能铲除。这两位君主柔弱懦弱没有志向，本来不值得讨论。凭借武宗的英武，宣宗的明察，反而不能铲除唐家的宦官祸乱。根本的宦官势力，盘根错节，不能全部铲除，只能使他们稍微收敛，不造成大害罢了。这就是最终不免于朱全忠祸患的原因。武宗、宣宗，是唐代的贤君，这两位君主本可以铲除宦官的祸患，既然不能铲除，后来凭什么能铲除呢？晋国自襄公、厉公以来，都不能铲除权臣。至于悼公，也是晋国的贤君，却都不加理会，后来怎么能够铲除呢？由此可以看出悼公的格局狭小，虽然有违抗命令的臣子，反而将就容忍养育。悼公自以为办事得到一时的便利，不知道乱根所在，子孙所深深忧虑的，可惜啊！凭借悼公的英明，臣子强盛可以削弱却不能削弱。

译献俘，反谓夷俘。偪阳乃鲁之附庸国，而谓之夷俘。晋自穆、襄以来，灭耿，灭霍，灭虞，灭虢，非不多也，皆未尝隠其名而谓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贤，独知中国自相屠戮之耻，遮盖其名，谓之夷俘。又不欲尽灭其嗣，使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其贤可见。然就此责之，既知其罪，自当不为，乃隠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国人，自可见。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书灭，使周内史者，可见制度尚在。周官内史之职，掌八柄：曰爵，曰赏，以封诸侯。晋要封偪阳，必命周内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与《周礼》源流体统相接。

春秋集义卷三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

宋 李明复 撰

襄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安葬晋悼公。三月，鲁君在溴梁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薜伯、〇伯、小邾子。戊寅日，大夫结盟。

谢湜说：“晋平公刚刚即位，在溴梁会合诸侯结盟，是继承先君的功业。大规模会盟尚未结束就离开，去会合诸侯，那么他的过错不用贬斥就显而易见了。袁侨的盟约，不是诸侯亲自结盟；宋国的盟约，诸侯不在会盟之地，所以盟约称诸侯的大夫。溴梁的盟约，诸侯都在会盟之地，而由大夫受命结盟，所以盟约称大夫。”

胡安国说：“牡丘的会盟，诸侯已经驻扎在匡地，就记载为‘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鸡泽的会盟，诸侯已经结盟，而陈侯派袁侨到会盟之地，就记载为‘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现在溴梁的会盟，诸侯都在这里。如果想要让大夫结盟，那么应当记载为‘鲁国卿大夫和诸侯的大夫结盟’就可以了，却只记载大夫，为什么呢？因为诸侯政令失当，大夫都不再像臣子那样行事。”上一年春正月，在向地会盟，是十四个国家的大夫。夏四月，会合讨伐秦国，是十三个国家的大夫。冬，在戚地会盟，是七个国家的大夫。这三次会盟都是国家的大事，却让大夫专断，而诸侯都不参与。这是列国的君主不亲自处理政事，不亲身参与，礼乐征伐已经出自大夫之手了。何况悼公已经去世，晋平公刚刚即位，没有先君的明智。君主如同挂着的旗子，而大夫权势张扬，也是理所应当的。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善恶积累于极其细微之处而不可掩盖，常情忽视于未显露征兆之时而不预先谋划。荀偃愤怒于大夫结盟，而晋靖公废除赵氏，借助韩、防、魏、斯作为诸侯的势力，已经显现出来了。有国家的人谨慎于礼制而不敢忽视，这就是《春秋》留给后世的意义。

吕祖谦说：“君主即位之初，就可以预知他终身的昏庸或明智、治乱的原因。晋平公继承悼公之后，倚仗晋国的暂时安定，放纵于奢侈，沉溺于宴乐安逸。看他即位之初，派羊舌〇做太傅，张君臣做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做公族大夫，虞丘书做乘马御。更改服饰修治官职，在曲沃祭祀，警戒守卫之下，在溴梁会盟。平公本来是无知的人，他刚即位时能任用这么多人，为什么后来衰弱呢？必须考虑到他继承悼公之后，典章刑法制度还在，略微有可取之处。这固然是平公的力量，也都是悼公的余威。平公即位之初，格局就已经与悼公不同了。况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人得当，一国上下焕然一新。起初如此，后来萧鱼会盟之后，早就逐渐衰落了。何况平公即位之初，格局已经不如悼公，依靠悼公的旧政遗法还在，凭借扶持，平稳安帖达数十年，而平公又逐渐昏庸堕落。由此可知霸业的衰落，也可以在即位之初预知。后来的霸主强弱、昏明、治乱，也基于此。”

晋人抓获莒子、邾子并带回。

谢湜说：“两国虽然给鲁国带来困难，但并没有罪恶波及百姓。溴梁的会盟，两国接受盟约，并非违抗命令。平公作为诸侯之首，不因为他们的罪行而拘捕邾子、莒子，是失去了政刑的准则。晋侯被剥夺爵位，记载为‘人’是贬斥他。两位国君的罪行不在断绝关系之列。拘捕并带回，并不是在晋国受屈辱。所以虽然失去地位，不称其名。”

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夏，鲁君从会盟之地回来。五月，甲子日，发生地震。叔老会合郑伯、晋国的荀偃、卫国的寗殖、宋国人讨伐许国。

谢湜说：“许国不参与中原国家的会盟，所以列国讨伐许国。”

秋，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

谢湜说：“齐侯给鲁国制造困难不止一次，所以再次包围成地。”

大雩。冬，叔孙豹前往晋国。

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日，邾子牼去世。

谢湜说：“不记载死于晋国，是因为晋国人又释放了他。”

宋国人讨伐陈国。

谢湜说：“陈国自从七年逃归以来，没有参与中原国家的会盟。”

夏，卫国石买率领军队讨伐曹国。秋，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桃地。高厚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防地。

谢湜说：“三年之中，五次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四次包围我国的属邑，是兵祸暴乱啊。”

九月，大雩。宋国华臣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