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二
谢湜曰：「晋楚防盟，荆蛮得志，故公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谢湜曰天王灵王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则闰月之騐也。然不以闰书，见防服之不数闰也。齐景公葬书闰月，则明杀恩之非礼也。」
乙未楚子昭卒
谢湜曰昭楚康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程氏学曰：杜氏虽知公在外阙朝正之礼者多，而特为左氏解纷。公之如楚，固非常，但书公如楚，义已自见。若公在楚，则圣人之防乃不在此。按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笃君臣之义，以奔天王之防，而徇外裔之强，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逮夏乃归。故圣人特于朝正之时书公所，而其义昭然矣。
谢湜曰：「奔防事之大也，稽留以终楚葬，而王室防告不奔，人臣之道废矣。朝正礼之大也，朝正之敬行于楚而不行于亲，人子之道废矣。正月，嵗之始也，为社稷人民主，而正月之吉弃身逺夷，人君之道废矣。三者，襄公之过也。王正月，书公在楚，而公之过恶皆见矣。」
胡安国曰：嵗之首月，公如他国者有矣，此独书公在楚者，外为荆蛮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归，内为强臣所逼，欲擅其国而不敢入，故特书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亲禭，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门之外，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师徒以讨，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见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将适诸侯，有赋《式微》者，乃归。故特于嵗首朝正之时而书曰「公在楚」。后世臣子戴天履地，视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违顔咫尺，食坐见于羮墙之意，而不以顷刻忘也。此义一行，岂敢有顾其身与妻子与其家而不恤国，朋附权臣以图富贵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谢湜曰公留于楚七月
庚午卫侯衎卒阍弑呉子余祭
谢湜曰：「呉人伐越，获俘以为阍。然则阍人，刑也。刑人，仇雠也。呉子为社稷主，其体尊矣，失于防微杜患，而出入防近怨仇，故一阍之微，出为呉子之难也。阍与盗皆凶人，不可责以君臣之义，故呉子、蔡侯遇害，皆不称君。」
胡氏曰：《糓梁子》曰：「阍门者，寺人也。不称名姓，阍不得齐于人；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礼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举至贱而加之呉子，呉子近刑人也。阍弑呉子，余祭仇之也。左氏以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呉子观舟，阍以刀弑之，亦迩怨之失也。又曰：「阍寺通传内外，以一身兼仆妾之职，可谓贱矣。」《春秋》书「阍弑呉子」，不称君者，言阍寺之贱，不使得君呉子也。
仲孙羯防晋荀盈、齐髙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谢湜曰：「杞危不能自守，列国大夫为杞城之诸侯之义也。齐桓盛时，城邢，城縁陵，出于诸侯；今也，城杞，出于大夫。大夫专事，而诸侯之权替矣。」
胡安国曰：「晋平公，杞出也，故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国立家者，必亲九族。然有父族而后及母族，有母族而后及妻族，此《葛藟》之诗所为次也。晋主夏盟，令行中国。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业，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阙，而夏肄是屏，轻弃诸姬，可谓知本乎？平王惟不抚其民，而逺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之水》所以降为国风，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贬絶而可见矣。」
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
谢湜曰：「列国城杞，故杞子来盟，用夷礼，故称子。」
呉子使札来聘
程氏学曰：札者，何？呉公子札也。何以不称公子？贬也。札何以贬？辞而生乱者，札为之也。呉子夀梦有子四，长曰遏，次曰余祭，次曰夷末，次则季札也。夀梦欲立季札，札辞，不可，而立遏。縁先君夀梦之志，于其卒也有命，授弟余祭，
译谢湜说：“晋国与楚国在防地结盟，荆蛮因此得逞，所以鲁襄公去朝见楚国。”
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去世。
谢湜说：周天子是周灵王。
胡氏说：“甲寅日，周天子去世；乙未日，楚昭王去世。两件事相隔四十二天，这就是闰月的证据。然而史书不记载闰月，是因为防地会盟时不计闰月。齐景公下葬时记载了闰月，这就明显显示出削减恩情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
乙未日，楚昭王去世。
谢湜说：昭就是楚康王。
二十九年春季，周王正月，鲁襄公在楚国。
程氏学说：杜预虽然知道鲁公在外导致缺失朝正之礼的情况很多，却特意替左氏解释纷乱。鲁公前往楚国，固然非常规，但只记载‘鲁公前往楚国’，其含义已经自然显现。如果记载‘鲁公在楚国’，那么圣人的防范之意就不在于此了。查考二十八年十一月，鲁公前往楚国。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去世。乙未日，楚昭王去世。鲁公不坚守君臣大义，没有奔丧周天子，却顺从外族强权，等待楚昭王下葬，在楚国久留，直到夏天才回国。所以圣人特意在朝正之时记载鲁公的所在，其含义就非常明显了。”
谢湜说：“奔丧是大事，因稽留以完成楚王的葬礼，而对王室的丧事不奔丧，人臣的道义就废弛了。朝正是大礼，在楚国行朝正之敬，却不在亲近的周天子那里行，人子的道义就废弛了。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作为社稷和百姓的主宰，却抛弃自身远赴夷狄之地，人君的道义就废弛了。这三者，都是襄公的过错。在王正月记载‘公在楚国’，襄公的过错和罪恶就都显现了。”
胡安国说：“一年的首月，鲁公前往他国的情况有过，这里唯独记载‘公在楚国’，是因为对外被荆蛮所控制，等待他们下葬而不能回国，对内被权臣所逼迫，权臣想独揽国家大权而鲁公不敢回国，所以特意记载所在之处，以保全君位。查考《左传》：楚人让鲁公亲自送殓，夏四月，送楚昭王下葬，到达西门之外，回来到达方城。季武子夺取卞地作为自己的封邑，派公冶报告说：‘听说守卫卞地的人将要叛变，我率领军队讨伐，已经得到它了。’鲁公说：‘想要土地而说叛变，只是显示疏远罢了，我不能回国了。’将要前往诸侯国，有人赋《式微》这首诗，才回国。所以特意在岁首朝正之时记载‘公在楚国’。后世的臣子头顶天脚踩地，看到君父处于危险和困境，必定有‘天威不违颜咫尺’、‘食坐见于羹墙’的敬畏之心，而不曾片刻忘记。这种道义一旦实行，谁还敢只顾自身、妻子儿女和家庭而不顾国家，结党依附权臣以谋取富贵而背叛君主呢？”
夏五月，鲁公从楚国回来。
谢湜说：鲁公在楚国停留了七月。
庚午日，卫侯衎去世。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
谢湜说：“吴人攻打越国，抓获俘虏作为守门人。那么守门人，就是受过刑的人。受过刑的人，是仇敌。吴子作为国家的主宰，他的身体尊贵，却在防微杜渐上失误，让仇敌出入亲近，所以一个卑微的守门人，竟成为吴子的灾难。守门人和盗贼都是凶恶之人，不能用君臣大义来要求他们，所以吴子、蔡侯遇害，都不称君。”
胡氏说：“《谷梁传》说：‘守门人，就是寺人。不称名姓，是因为守门人不能等同于常人；不称其君，是因为守门人不能以吴子为君。’礼制不任用无耻之人，不亲近受过刑的人，不亲近敌人，不接近怨恨之人。卑贱之人不是所尊贵的，尊贵之人不是所刑罚的，受过刑之人不是所亲近的。举用极其卑贱的人加于吴子之上，吴子亲近受过刑的人。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是仇敌。左氏认为攻打越国抓获俘虏，作为守门人让他看守船只，吴子观看船只，守门人用刀弑杀了他，这也是亲近怨恨之人的失误。又说：‘守门人和寺人传达内外，以一人兼仆妾之职，可以说很卑贱了。’《春秋》记载‘守门人弑杀吴子’，不称君，是说守门人的卑贱，不让他以吴子为君。”
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〇、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修筑杞国的城墙。
谢湜说：“杞国危急不能自守，列国大夫为杞国筑城，这是诸侯的道义。齐桓公强盛时，修筑邢国、缘陵的城墙，是由诸侯出面；现在，修筑杞国的城墙，是由大夫出面。大夫专断行事，而诸侯的权力就衰落了。”
胡安国说：“晋平公是杞国女子所生，所以联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杞国的城墙。古代建立国家家族的人，必定亲近九族。然而有父族然后才及母族，有母族然后才及妻族，这是《葛藟》这首诗所排列的顺序。晋国主持夏盟，号令行于中国。平公不能修明文襄、悼公的功业，尊崇奖助王室，体恤宗周的缺漏，却屏退夏肄，轻弃姬姓诸侯，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吗？平王因为不安抚他的百姓，而远在母家屯戍，周人怨恨思念。《〇之水》因此降为国风，不能列入雅诗。修筑杞国城墙的战役，也不需要贬斥绝笔就可以看出来了。”
晋侯派士鞅来聘问，杞子来结盟。
谢湜说：“列国修筑杞国的城墙，所以杞子来结盟，使用夷狄的礼仪，所以称子。”
吴子派札来聘问。
程氏学说：札是谁？是吴公子札。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斥。札为什么被贬斥？辞让君位而导致动乱，是札造成的。吴子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遏，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末，四子就是季札。寿梦想立季札，季札辞让，不可，于是立遏。依照先君寿梦的意愿，在他去世时有遗命，传给弟弟余祭，
约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已。余祭卒，弟夷末立。夷末卒，欲授国于札，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节，辞位以逃。夷末之子僚于是代立。公子光者，遏之子也。以谓父兄弟相传，必立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则光当立，乃弑僚而代之。是呉之乱，札实为之也。故春秋因札来聘，去公子以示贬焉。谢湜曰：呉聘礼行于中国，故聘与中国同辞。公子札不称公子者，贬之也。夀梦四子，以兄弟相传先君之志也。遏长，余祭，夷末，季札，其次也。至夷末以国授札，札以匹夫小节辞位出逃，由是遏之子光肆逆争国，而夷末之子僚不保其终。然则呉之乱，札为之也。春秋因札之聘而黜其公子，所以着其贬也。然则公子大夫为公子而不称公子，有氏族而不称氏族者，皆春秋以大义贬之也。
译按照传位的次序，最终必定会把国家传给季札。余祭去世后，弟弟夷末继位。夷末去世后，想把国家传给季札，季札本应接受任命以安定国家，却为了成全普通人的节操，辞去君位而逃跑。于是夷末的儿子僚继位。公子光是遏的儿子，他认为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传位规则，必定会立季子。季子既然不接受国家，那么就该由光继位，于是杀害了僚并取而代之。因此吴国的动乱，实际上是季札造成的。所以《春秋》因为季札来鲁国聘问，去掉了“公子”的称呼以示贬斥。谢湜说：吴国的聘问礼仪通行于中原各国，所以聘问的辞令与中原相同。公子札不称“公子”，是贬斥他。寿梦的四个儿子，按照兄弟相传是先君的意愿。遏是长子，其次是余祭、夷末、季札。等到夷末把国家传给季札，季札为了普通人的小节而辞去君位逃跑，于是遏的儿子光肆意叛逆争夺国家，而夷末的儿子僚不能保全性命。那么吴国的动乱，是季札造成的。《春秋》因为季札的聘问而废除他的“公子”称号，是为了彰显对他的贬斥。那么身为公子大夫却不称“公子”，有氏族却不称氏族的情况，都是《春秋》依据大义进行贬斥的结果。
胡安国曰：札者，呉之公子，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为之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按呉子夀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夀梦贤季札，欲立以为嗣，札辞不可，然后立诸樊。诸樊既除防，则致国于季子，季子又辞而去之。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约以次传，必及季子。故诸樊卒而余祭立，余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则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尔。将从先君之命欤？则季子宜有国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僚，乌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呉国。故曰：「季子辞国以生乱，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或谓子贡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以先圣贤夷齐知其恶卫輙之争而不为也。季子辞位，独不为贤而奚贬乎？曰：「叔齐之徳不越伯夷，孤竹舍长而立糿，私意也。诸樊兄弟父子无及季札之贤者，其父兄所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齐让国为得仁，而先圣之所贤；以其公心，故季子辞位为生乱，而春秋之所贬。茍比而同之，过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于是焉而辞位，则将使闻其风者，贪夫亷，争夫让，而篡弑夺攘之祸损矣。其于名教，岂不有补？何贬之深也？」曰：「春秋逹节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呉而不反，季歴嗣位而不辞，武王继统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无季歴之贤，武王之圣，而季子为太伯之让，岂至徳乎？使争弑祸兴，覆师防国，其谁阶之也？若季子之辞位守节，立名全身自牧，则可矣。槩诸圣王。」之道则过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谓贤且智，过而不得其中者，使由于季歴、武王之义，其肯附子臧之节而不受乎？惜其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尔。此仲尼所以因其辞国生乱而贬之也。或曰：「呉子使札，与楚子使椒，秦伯使术，一例尔。」呉、楚之国，秦介僣乱之间，其礼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来皆畧之，而札何以独为贬乎？曰：「春秋多变例，圣笔有特书。荆楚无大夫而屈完书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书字，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书子，母弟之无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书氏，皆贤而特书者也。季札让国，天下贤之。若仲尼亦贤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书之矣。今乃畧以名纪，此与楚椒、秦术之流无异称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让国为贤而贬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称季札之贤于让国之际，以为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公子喜时，春秋犹贤，其后世于季札则何独贬之深也？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矣，责之备矣。惟与天地同徳而逹乎时中，然后能与于此，非圣人莫能修之，岂不信夫？
朱熹语録：「或问伯夷叔齐之让，使无中子，则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国而弃之，必有当立者。」曰：「程氏説叔齐当立，看来立叔齐虽以父命，然终非正礼，恐只当立伯夷。」或曰：「伯夷终不肯立，奈何？」曰：「若国有贤大臣，则必请于天子而立之，不问伯夷情愿矣。看来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论之，则伯夷分数稍优耳。」胡文定《春秋解》论这一段也好説：「呉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所以经只书『呉子使札来聘』，此何异于『楚子使椒来聘』之事？即但称名，则圣人贬之深矣。」但近世説《春秋》者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又曰：札让不立，又不为立贤，而去卒有杀僚之乱。故圣人于其来聘，书曰：「呉子使札来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为公子也。」
秋九月，葬卫献公。齐髙止出奔北燕。
谢湜曰：「崔杼肆逆，庆封奔鲁，髙止奔北燕，大臣不率，可知。」
冬仲孙羯如
译胡安国说：札，是吴国的公子，为什么史书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表示贬斥。辞让君位却导致动乱的人，就是札。所以趁他前来聘问的机会贬斥他，以此昭示法度。按：吴子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第三子叫夷末，札是最小的儿子。寿梦认为季札贤能，想立他为继承人，季札推辞不肯，于是才立了诸樊。诸樊守丧期满，就把君位让给季札，季札又推辞并离开了。诸樊于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约定按次序传位，最终一定要传到季札。所以诸樊去世后余祭即位，余祭去世后夷末即位，夷末去世后，季札就应当接受君位以安定国家，完成父兄的遗志了。但他却遵循匹夫般的固执节操，辞让君位以逃避责任。夷末的儿子僚，僚即位后，诸樊的儿子光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全都是为了季札。如果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季札就应当拥有国家；如果不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我就应当即位，僚怎么能成为国君？”于是派遣专诸刺杀僚，把君位让给季札。季札不接受，逃往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所以说：“季札辞让君位导致动乱，趁他前来聘问的机会贬斥他，以此昭示法度。”有人问：子贡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他们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因为先圣称赞伯夷、叔齐，知道他们厌恶卫辄争夺君位而不那样做。季札辞让君位，难道不是因为贤能吗？为什么还要贬斥他呢？回答说：“叔齐的德行不超过伯夷，孤竹国舍弃长子而立幼子，是私心。诸樊兄弟父子中没有比季札更贤能的人，他的父兄念念不忘想立季札，是公心。因为出于私心，所以伯夷、叔齐让国算是得到了仁德，是先圣所称赞的；因为出于公心，所以季札辞让君位导致动乱，是《春秋》所贬斥的。如果把两者等同看待，就错了。”有人说：“世道衰微，正道微弱，暴行交错发生，有臣子篡夺君位的，有儿子篡夺父亲位置的。季札在这种情况下辞让君位，就会使听到他风范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争强的人变得谦让，从而减少篡弑掠夺的祸患。这对于名教，难道没有补益吗？为什么贬斥得这么深呢？”回答说：“《春秋》通达事理而不拘泥于小节。从前太伯奔往吴国而不返回，季历继承君位而不推辞，武王继承统绪受命建立周朝，也没有把配享天地的基业让给伯邑考，这是以天下为公。那王僚没有季历的贤能、武王的圣明，而季札却像太伯那样让国，这难道是至德吗？致使争弑的祸乱兴起，军队覆灭、国家危亡，是谁造成的呢？如果季札辞让君位以坚守节操，树立名声、保全自身、修养自己，那是可以的。但用圣王的标准来衡量就错了。《中庸》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不能实行。’我明白了。季札可以说是贤且智，但过分而不得其中，如果他遵循季历、武王的道义，难道肯依附子臧的节操而不接受君位吗？可惜他在选择中庸之道时，失去了因时制宜的恰当性。这就是孔子趁他辞让君位导致动乱而贬斥他的原因。”有人说：“吴子派札，与楚子派椒，秦伯派术，是一样的。”吴、楚两国，秦国介于僭越混乱之间，他们的礼仪尚未与中原相同，所以使者前来都略去不写，为什么唯独札被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有很多变例，圣人的笔法有特别记载的。荆楚没有大夫，屈完却记载了族氏；周王朝下士以人通称，子突却记载了字；诸侯公子以名著称，季友却记载了‘子’；没有位列的母弟不登载姓名，叔〇却记载了氏，这些都是因为贤能而特别记载的。季札让国，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如果孔子也认为季札贤能，必定依照这个例子，或者用字，或者用氏，或者用‘公子’特别记载他。现在却略去只用名来记载，这与楚椒、秦术之类没有区别。由此可知孔子不认为他让国是贤能而贬斥他。唉！世上的君子在季札让国时极力称赞他的贤能，认为礼的大节不可扰乱。公子喜时，《春秋》尚且认为他贤能，为什么后世对季札却唯独贬斥得这么深呢？回答说：孔子对季札期望很深，责备很严。只有与天地同德而通达时中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圣人不能修养达到，难道不确实吗？
朱熹《语録》：“有人问伯夷、叔齐的让位，如果没有中间的儿子，那么这两个人不会把先君的君位委弃而抛弃，必定有应当即位的人。”回答说：“程氏说叔齐应当即位，看来立叔齐虽然依据父命，但最终不是正礼，恐怕只应当立伯夷。”有人说：“伯夷最终不肯即位，怎么办？”回答说：“如果国家有贤能的大臣，就一定向天子请求而立他，不问伯夷的意愿了。看来这两个人即位都不安稳，但用正理来讨论，那么伯夷的资格稍优一些。”胡文定《春秋解》论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的事，圣人不采纳【引用四五件事作为证据】所以经文只记载‘吴子派札来聘问’，这与‘楚子派椒来聘问’的事有什么不同？只称名，就是圣人深深贬斥他。”但近世解说《春秋》的人都太巧辩，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
又说：札让位而不即位，又不为立贤人，而离开最终发生了杀僚的动乱。所以圣人在他前来聘问时，记载说：“吴子派札来聘问，去掉‘公子’之称，说他不能称为公子。”
秋季九月，安葬卫献公。齐国的高止出逃到北燕。
谢湜说：“崔杼肆意叛逆，庆封逃奔鲁国，高止逃奔北燕，大臣不遵从法度，可以知道了。”
冬季，仲孙羯前往
谢湜曰：「蔡世子般书弑，盖与许世子止书弑同意，故蔡景公书弑，又书葬。」
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
谢湜曰：宋灾，伯姬卒。伯姬守礼，而卒于火也。伯姬以妇人之义，傅保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伯姬之妇道【阙文】
胡安国曰：《糓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妇人之义，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易》曰：“恒其徳贞，妇人吉，夫子凶。”而或以为共姬女而不妇，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徳不贞，妇道不明，能全其节，守死不囘，见于《春秋》者，宋伯姬耳。圣人冠以夫谥，书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着其贤行，励天下之妇道也。
天王杀其弟佞夫
谢湜曰：「佞夫非有背逆之罪也。景王以儋括之乱，以私意疑佞夫而杀之。故佞夫见杀，称弟着天王失兄之道也。兄弟手足之亲也。以天王之大，而恩之所庇，不能及手足之亲，则徳之在人可知矣。」
王子瑕奔晋
谢湜曰：「佞夫以非罪见杀，故王子瑕奔晋。溥天莫非王土，故瑕奔晋，书出以明王室之衰也。王子瑕奔晋，王子朝奔楚，不书出，以明王室之尊也。明其衰，所以责王国；正其尊，所以责诸侯。始之以衰而责王国，终之以尊而责诸侯，春秋之序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谢湜曰：宋共姬，公室女妇之贤者也。鲁以叔弓防葬，嘉之也。春秋以夫谥称其姬，褒之也。其姬为女为妇，可谓贤矣。其嫁也，宋公孙夀纳币，鲁季孙行父致女，晋人、卫人、齐人来媵，以其贤而昏礼之厚也。其终也，以死守义，而卒于灾；以卿送死，而共其事；以夫配谥，而彰其徳。以其贤而丧礼之厚也。方是时，闗雎之化不修，汉女之行不闻，贤妃正女之节，卓然见于乱世者，共姬一人而已。此春秋所以贤其懿行而褒之也。
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谢湜曰：「良霄以汰侈构祸，出奔。其还也，结许之力，兴兵入郑。其入也，介于襄库，伐旧北门。此构乱以危社稷者也。入，称自许，以明罪在所讨也。杀称人，以众弃之辞，诛之也。入，逆辞也。以他国兵力逼君而入，则罪在所絶，可知矣。」
胡安国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诸大夫皆恶之，而与公孙黒争。黒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许。自许袭郑，以伐公门，弗胜，死于羊肆。不言复入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鱼石、若晋栾盈，去国三年，其称复入，位已絶矣。不言叛者，将以灭国，非直叛也。若华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萧，其书叛者，皆据土背君以自保，未有灭国之谋也。不言杀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讨贼之词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谢湜曰：「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景公书葬者，盖蔡般之弑与许世子止弑相类，传者以为真弑，误矣。楚子之将灭蔡也，内懐奸心，外假公义，以谲诈诱蔡般而杀之。使般有不可容之大逆，则春秋于此絶之矣。然般之见杀也，生名楚子防，以彰其恶，则般之得罪于亲，盖与真弑者异矣。然则前书景公葬，后名楚子防，乃春秋明微，以别蔡般之罪也。」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防于澶渊，宋灾故。
程氏学曰：「左氏曰：『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防，以谋归宋财。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不书鲁大夫，讳之也。』夫王道之所尚者，义与信也。卿为尊爵，所以贵于世者，为其能行信义也。澶渊之防，本以救灾恤患，而行虽未能如古，以王命施恵，亦可以谓之义矣。既而背义食言，无归宋财，贬爵称人，以见其罪也。」
谢湜曰：灾患相恤之谓义，始终不易之谓信。邦国所恃者，义与信而已。义足以为，信足以守，则邦国之事，何求而不获，何行而不至哉？宋灾难之大者也。澶渊之防，列国将以救宋灾也，可谓有忧患相恤之至矣。既
译谢湜说：“蔡世子般被记载为弑君，大概与许世子止被记载为弑君用意相同，所以蔡景公被记载为弑君，又记载了安葬。”
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谢湜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去世。伯姬坚守礼制，最终死于火灾。伯姬本着妇人的道义，认为保姆不在身边，夜晚就不走下厅堂，于是遭遇火灾而死。伯姬的妇道……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把去世的日子，加在火灾之上，是为了表明她是因火灾而死的。”伯姬的住所失火，身边的人说：“夫人稍微避开火好吗？”伯姬说：“妇人的道义，保姆不在，夜晚不走下厅堂，于是遭遇火灾而死。”妇人以贞洁作为行为准则，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善尽美了。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褒扬伯姬。《易经》说：“恒守其德，保持贞正，妇人吉祥，男子则凶险。”却有人认为共姬（伯姬）有女子之貌而无妇人之道，这是不对的。世道衰微，暴行接连发生，女子德行不贞，妇人之道不明，能够保全节操，坚守至死而不回头，在《春秋》中可见的，只有宋伯姬一人。圣人用丈夫的谥号冠于她之上，在《春秋》中记载：“安葬宋共姬”，以此来彰显她的贤德行为，激励天下的妇人之道。
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
谢湜说：“佞夫并没有背叛逆乱的罪行。景王因为儋括的动乱，凭私意怀疑佞夫而杀死了他。所以佞夫被杀，称他为‘弟’，是为了表明天王失去了兄长的道义。兄弟是手足般的亲人。以天王的尊贵，恩泽所庇护的，却不能惠及手足般的亲人，那么他在人间的德行如何，就可以知道了。”
王子瑕逃奔到晋国。
谢湜说：“佞夫因无罪被杀，所以王子瑕逃奔到晋国。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室的土地，所以瑕逃奔到晋国，记载‘出’是为了表明王室的衰微。王子瑕逃奔到晋国，王子朝逃奔到楚国，不记载‘出’，是为了表明王室的尊贵。表明其衰微，是为了责备周王室；端正其尊贵，是为了责备诸侯。开始以衰微来责备周王室，最终以尊贵来责备诸侯，这是《春秋》的次序。”
秋天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
谢湜说：宋共姬，是公室女子中贤德的人。鲁国派叔弓参加葬礼，是嘉奖她。《春秋》用丈夫的谥号称呼她，是褒扬她。她作为女子和妇人，可以说是贤德了。她出嫁时，宋国公孙寿纳币，鲁国季孙行父送女，晋人、卫人、齐人来陪嫁，是因为她贤德而婚礼隆重。她去世时，以死守义，最终死于火灾；由卿大夫送葬，共同办理丧事；用丈夫的谥号配称，彰显她的德行。是因为她贤德而丧礼隆重。在这个时候，《关雎》的教化不修，汉女的品行不闻，贤妃正女的节操，在乱世中卓然可见的，只有共姬一人。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认为她品行美好而褒扬她的原因。
郑良霄逃奔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
谢湜说：“良霄因为骄横奢侈招致祸患，逃奔出去。他回来时，借助许国的力量，兴兵进入郑国。他进入时，驻扎在襄库，攻打旧北门。这是制造动乱危害国家的人。记载‘入’，称‘自许’，是为了表明罪行在于讨伐。杀他称‘人’，是用众人抛弃他的语气，诛杀他。‘入’，是违背常理的词。用他国的兵力逼迫君主而进入，那么罪行在于断绝关系，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良霄骄横奢侈嗜酒，各位大夫都厌恶他，并与公孙黑争斗。公孙黑趁他醉酒攻打他，良霄逃奔到许国。从许国偷袭郑国，攻打公门，没有取胜，死在羊肆。不说‘复入’，是因为他的职位没有被断绝。像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离开国家三年，称‘复入’，是因为职位已经被断绝了。不说‘叛’，是因为他想要灭国，不仅仅是背叛。像华亥进入南里，宋辰进入萧，记载‘叛’的，都是占据土地背叛君主以自保，没有灭国的阴谋。不说‘杀其大夫’，因为他已经不是大夫了，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
冬天十月，安葬蔡景公。
谢湜说：“君主被弑，贼人没有被讨伐，不记载安葬；景公记载安葬，大概是因为蔡般弑君与许世子止弑君类似，传述者认为是真正的弑君，这是错误的。楚子将要灭蔡时，内心怀着奸诈之心，外表假借公义，用诡诈诱骗蔡般而杀死了他。如果般有不可容忍的大逆罪行，那么《春秋》在这里就会断绝与他关系了。然而般被杀时，活着时名字被楚子所掩盖，以彰显他的恶行，那么般得罪于亲人，大概与真正的弑君者不同。既然如此，前面记载景公安葬，后面名字被楚子所掩盖，这是《春秋》明察细微，以区别蔡般的罪行。”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在澶渊会盟，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程氏学说：“《左传》说：‘因为宋国发生火灾，所以诸侯的大夫会盟，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后来没有归还给宋国，所以不记载他们的名字。不记载鲁国大夫，是避讳。’王道所崇尚的，是义与信。卿是尊贵的爵位，之所以被世人看重，是因为他们能践行信义。澶渊的会盟，本意是救灾恤患，虽然行为未能像古代那样，以王命施恩惠，也可以说是义了。后来背弃信义，说话不算数，没有归还宋国财物，贬低爵位称‘人’，以显示他们的罪过。”
谢湜说：灾害患难互相体恤叫做义，始终不变叫做信。国家所依赖的，只是义与信罢了。义足以作为行动的依据，信足以坚守，那么国家的事情，有什么追求而得不到，有什么行动而达不到呢？宋国的灾难是巨大的。澶渊的会盟，各国打算救援宋国火灾，可以说是忧患相恤到了极点。后来……
而小大信义不立，无归宋财，国卿负国，大夫何以致邦国之安利哉？卿皆夺爵，称人贱之也。防事书曰：「宋灾故，而不曰救宋灾，着其不能救也。」宋亦称人，罪其不能辨也。列国防盟侵伐，莫不有事，其事尤重者，春秋又且书之。救灾恤患，以安邻国，诸侯之义，无大于此。故澶渊书「宋灾故」，取财受赂，以党逆臣，诸侯之恶，无大于此。故特书以成宋乱。
译然而小大信义未能确立，没有归还宋国的财物，国卿辜负了国家，大夫们又怎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利益呢？卿大夫们都被剥夺爵位，称他们为“人”是表示轻视他们。《防事书》说：“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却不记载‘救援宋国火灾’，是为了彰显他们不能救援。”宋国也称“人”，是谴责他们不能明辨是非。各国之间盟约侵伐，没有不有所作为的，其中事情特别重大的，《春秋》还会加以记载。救灾恤患，以安定邻国，这是诸侯的道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澶渊记载“宋灾故”，是因为索取财物接受贿赂，以此偏袒逆臣，诸侯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特意记载以成就宋国的祸乱。
胡安国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不书葬。况世子之于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独书葬？遍刺天下之诸侯也。葬送之礼，在春秋时，视人情之疏密而为之者也。有尝同盟，卒而不赴者；有虽同姓，赴而不防者。则以哀死而致穟为轻，吊生而归赙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诸侯之策，而徃防其葬，是恩义情礼之笃于世子般，不以为贼而讨之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非以两足而立行也，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耳。世子弑君，是所谓禽兽之不若也，而不知讨，岂不废人伦、灭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蔡景公特书葬者，圣人深痛其所为，遍刺天下之诸侯也。鲁隠、宋殇之贼不讨，则不书葬；蔡景公贼亦不讨，而特书葬，犹闵、僖二公不承国于先君，则不书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书之也。何以知圣人罪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书防于澶渊，宋灾故而贬其大夫，则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列防亦众，而未有言其所为者，此独言其所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帅人者也，智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不能三年之防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变，人理所不容也，则防其葬而不讨；宋国有灾，小事也，则合十二国之大夫，更宋之防而归其财，则可谓知务乎？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叔孙豹、晋赵武而下，皆诸侯上卿，执国之政者也。三纲国政之本，至于沦絶，无父与君，是禽兽也。禽兽逼人，虽得天下，弗能一朝处矣。昔者伯禹过门而不入，放龙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驱猛兽也。今世子弑君，三纲沦絶，禽兽逼人，则与之同羣而不恤。」有国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财。茍其来告吊之可也，则合十二国之大夫，驻于澶渊，而谋更其所丧，尚为知类也乎？夫蔡之乱，其犹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灾，譬诸桐梓，犹鸡犬也。谋宋灾而不恤蔡之乱，奚啻于飬桐梓求鸡犬？不顾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疗者哉！以为未之察也，可谓不知。茍察此而不谋，则亦不仁矣。是故诸国之大夫贬而称人，鲁卿讳而不书，又特言防之所为，以垂戒后世。其欲人之自别于禽兽之害也，可谓深切着明矣。或曰：夫穆叔、赵孟、向戍、子皮，皆诸侯之良也，而所谋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説交作，以利害谋国家，而不知本于仁义也，久矣，是以至此极。孔子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乎？
朱熹曰：「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月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着诛贬，自是分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谢湜曰：「公如楚，故薨于其宫。」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谢湜曰：「襄公薨，子野继立，以哀毁而卒。襄公未葬，故名降成君，故不薨，不地。」
胡安国曰：「子般、子赤弑，而书卒；子野过毁，亦书卒。何以别乎？曰：闵公内无所承，不书即位，则子般之弑可知。下书『夫人姜氏归于齐』，上书『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赤之卒也，隠而不日，则子赤之弑可知。与子野异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虽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孙羯卒。冬十月，滕子来防葬。
谢湜曰：「奔丧防葬，臣子之礼也。诸侯于王室无奔防防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强国。书滕子、邾子奔防防葬，而诸侯之恶见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頥曰：「莒子虐，国人弑之，而立展舆。展舆非亲弑也，故书国人』。」
谢湜曰：「犁比公虐，国人患之，上下忿怨，以成大祸，故弑。书『莒人』，左氏谓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误矣。」胡安国曰：「经以传为案，传有乖缪，则信经而弃传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称：『莒子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莒
译胡安国说：“《春秋》的大法，国君被弑而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何况世子对于君父呢？蔡景公为什么唯独记载了葬礼？这是为了普遍地讥刺天下的诸侯。丧葬的礼仪，在春秋时期，是依据人情关系的疏密来制定的。有曾经结盟，但国君去世却不前往吊唁的；有虽是同姓，前往吊唁却不参加守丧的。这是因为哀悼死者、表达悲痛被视为轻，吊唁生者、归返赙赠被视为重，这一定是事实。现在蔡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国君，这件事记载在诸侯的史册中，却前往参加他的葬礼，这是对世子般恩义情礼的笃厚，不把他当作凶手来讨伐。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是因为两足直立行走，而是因为人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世子弑君，这就是所谓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却不知道讨伐，难道不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吗？所以《春秋》的大法，国君被弑而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而蔡景公特别记载葬礼，是圣人深深痛恨这种行为，普遍地讥刺天下的诸侯。鲁隐公、宋殇公的凶手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蔡景公的凶手也不被讨伐，却特别记载葬礼，这就好比闵公、僖公没有继承先君的国位，就不记载即位；桓公、宣公篡位弑君而立，反而记载了即位。怎么知道圣人谴责诸侯的意思是这样的呢？从下面记载在澶渊会盟，因为宋国灾祸的缘故而贬低其大夫，就可以知道了。二百四十二年间，会盟也很多，却没有记载他们行为的，这里唯独记载了他们的行为，这是为了普遍地讥刺天下的大夫吗？大夫是用智慧率领人的，有智慧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应当以急务为急，不能做到守丧三年却去察究细微的丧服制度，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却去询问不用牙齿咬断食物，这就叫做不知急务。蔡世子般弑杀他的国君，是天下的重大变故，是人理所不容的，却参加他的葬礼而不讨伐；宋国有灾祸，是小事，却会合十二国的大夫，更换宋国的丧具并归还财物，这可以叫做知道急务吗？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说不可，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叔孙豹、晋国的赵武等人，都是诸侯的上卿，执掌国家政事的人。三纲是国家政事的根本，到了沦丧断绝的地步，没有父亲和君主，这就是禽兽。禽兽逼迫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一天安居。从前大禹路过家门而不入，是为了放逐龙蛇；周公坐着等待天亮，是为了驱赶猛兽。现在世子弑君，三纲沦丧断绝，禽兽逼迫人，却与他们同群而不顾惜。”有国家的人不警惕火灾，自己丧失了财物。如果来报告吊唁是可以的，那么会合十二国的大夫，驻扎在澶渊，谋划更换他们所丧失的东西，还算是知道同类吗？蔡国的动乱，好比人身上的腹心之疾；而宋国的灾祸，好比桐梓树，又像鸡犬一样。谋划宋国的灾祸而不顾惜蔡国的动乱，哪里只是养护桐梓树、寻求鸡犬呢？不顾惜自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道治疗的人啊！认为没有察觉，可以叫做不知。如果察觉了却不谋划，那也就是不仁了。因此各国的被贬称的大夫，鲁国的卿讳而不书，又特别记载会盟的行为，以垂戒后世。他想要人们自己区别于禽兽的危害，可以说是深切而明显了。有人说：穆叔、赵孟、向戍、子皮，都是诸侯中的好人，而他们的谋划却是这样，为什么呢？世道衰微，邪说交作，用利害来谋划国家，而不知道本于仁义，已经很久了，所以到了这个极点。孔子之所以恐惧，《春秋》之所以作，就是这样的原因吧。”
朱熹说：“程子所说的《春秋》大义数十条像日月一样光明，比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伐贬斥，自然是分明的。”
三十有一年，春，周历正月。夏，六月，辛巳日，襄公在楚宫去世。谢湜说：“襄公去了楚国，所以死在楚国的宫殿里。”
秋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谢湜说：“襄公去世，子野继位，因为哀痛过度而去世。襄公还没有安葬，所以名分降为成君，所以不称薨，不记地点。”
胡安国说：“子般、子赤被弑，记载为卒；子野哀毁过度，也记载为卒。怎么区别呢？回答说：闵公国内没有继承者，不记载即位，那么子般被弑就可以知道了。下面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上面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到齐国’，子赤去世时，隐晦而不记日期，那么子赤被弑就可以知道了。这与子野不同。子野有命令立昭公，所以穆叔虽然不愿意，也不能阻止。”
己亥日，仲孙羯去世。冬十月，滕子来参加葬礼。
谢湜说：“奔丧参加葬礼，是臣子的礼节。诸侯对于王室没有奔丧参加葬礼的事情，而邾、滕反而在强国实行。记载滕子、邾子奔丧参加葬礼，而诸侯的恶行就显现了。”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十有一月，莒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密州。
程颐说：“莒子暴虐，国人弑杀他，而立展舆。展舆不是亲自弑杀，所以记载为‘国人’。”
谢湜说：“犁比公暴虐，国人怨恨他，上下愤怒怨恨，从而酿成大祸，所以弑杀。记载‘莒人’，左氏认为展舆利用国人攻打莒子，这是错误的。”胡安国说：“经文以传文为案据，传文有违背谬误，那么相信经文而舍弃传文是可以的。像密州这件事，就是这样。左氏说：‘莒子生了去疾和展舆，立了展舆，又废黜他。莒
子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则子弑其父矣，而《春秋》有不书乎？故赵子谓其文当曰：『展舆因国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后来传冩误为『以』字尔。左氏▯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后人得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而门弟子转相传授，日月既乆，浸失本真。如书晋赵盾、许世子止等事，详考传之所载，以求经之大义可也。而传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独依经之所书，以证传之缪误可也。而传不可信，尽以为可疑而废传，则无以知其事之本末；尽以为可信而任传，则经之宏意大防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学者详考而精择之可也。」
译子虐，莒国人对他感到忧虑，展舆便凭借莒国人的力量去攻打莒子，杀死了他，于是自己即位。』如果相信这话，那就是儿子杀死了父亲，而《春秋》难道会不记载吗？所以赵子认为原文应当是：『展舆凭借莒国人攻打莒子并杀死了他，于是自己即位』，而后来的传抄误写成了『以』字罢了。左氏〇《左传》等史书叙事尤其详细，能让后人得以看清事情的始末，借此来探求经文的意旨，经文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但是门人弟子辗转传授，时间既久，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比如记载晋国赵盾、许国世子止等事，详细考证《左传》所载，来探求经文的大义是可以的。而《左传》不可怀疑，像莒人杀其君密州一事，只依据经文所写，来证明《左传》的谬误是可以的。而《左传》不可轻信，全都认为可疑而废弃《左传》，那就无法知道事情的始末；全都认为可信而任凭《左传》，那么经文的宏大意旨和重大界限或许就会拘泥而不通达了。关键在于学者详细考证并精心选择就可以了。」
春秋集义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三
宋 李明复 撰
昭公
程頥曰：「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昭谥也。容仪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孙豹防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戍、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
谢湜曰：「晋楚既防大夫于宋，又防大夫于虢。大夫相防，虽曰出于君命，然大夫交相固结，权势益重，而庇恶容奸，皆由此起矣。故大夫以罪出奔，而列国受而安之者，无国无之也。」招不称弟者，先君子孙仕于国，则称公子、公孙；变文示义，则称弟。
胡安国曰：「此陈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称弟？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曰『公子』者，其本当称者也；称弟者，因事而特称之也。所以然者，诸侯非始封之君，则臣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属戚君也。防于虢，寻宋之盟，而经何不书？在宋之盟，楚先晋歃，若曰狎主诸侯，则惧晋之先也。故围请读旧书，加于牲上，而晋人许之。观其事，虽若楚重得志，晋少懦矣。然《春秋》不贵修盟，晋人以信为本，故毎书必先赵武。」
三月取郓
程頥曰：「乘莒之乱而取之，故隠避其辞。」
谢湜曰：襄十二年，莒人伐我，围台。季孙救台，遂入郑。赵孟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然则郓本莒邑，鲁今取之。取郓不书莒者，罪鲁人以郓为鲁邑而夺之也。胡安国曰：按《左氏》，季孙宿伐莒，取郓。莒人诉于防，楚告晋曰：「寻盟未退，而鲁伐莒，渎齐盟，请戮其使。」有求货于叔孙豹而为之请者，豹弗与曰：「诸侯之防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虽怨季孙，鲁国何罪？」赵孟闻之，请于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辟难。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莒、鲁争郓，为日久矣。茍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乃免叔孙。其不曰「伐莒取郓」者，乘莒乱而取邑，故不悉书，为内讳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
谢湜曰：「鍼有宠，先君如二君于景，以致出奔。恶出奔，景公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庇其一弟者，失亲亲之道也。若舜然，亲之使贵，爱之使富，又使不得有为于其国，则又安有母弟出奔之患哉？鍼出奔，书弟罪，秦伯之失兄道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秦后子有▯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鍼。』遂出奔。书此，见人君宠爱其子，不差以礼，是祸之也。鍼之适晋，其车千乘。司马侯问焉曰：『子之车尽于此乎？』对曰：『此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叔齐曰：『秦公子必归，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后五年，秦伯卒，后子归。书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祸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爱望人父，以能友责人兄。父母有爱妾，犹没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翕，而后父母顺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称『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华卒。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
谢湜曰：「左氏谓荀吴毁车崇卒，故败狄。」
胡安国曰：「大卤，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诗，其词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诗人美之者，谓不穷追逺讨，及封境而止也。然则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来侵攘斥，宜矣。其过在毁车崇卒，以诈诱狄人而败之，非王者之师耳。使后世车战法亡，崇尚歩卒，争以变诈相尚，日趋茍简，皆此等啓之矣。《书》「败狄」讥之也。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
程頥曰：「去疾假齐之力以入莒，展舆之罪正也，故称莒。遂自立，无所禀命，故不称公子。以自谓公子，可立也。」
胡安国曰：天下国家定于一，吴楚僣号，经不书葬，土无二王也。以忽系之郑，则▯不称国；以小白系之齐，则纠不书子，国无二君也。展舆乃莒子，而去疾曷为又以国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齐之力以入莒，讨展舆之罪，正也。其以国氏与去疾之讨有罪也？此莒之公子
译《春秋集义》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三
宋 李明复 撰
昭公
程颐说：“昭公名叫稠，是襄公的儿子，在景王四年即位，谥号为昭。容貌仪态恭敬明达叫做昭。”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即位。叔孙豹在虢地会合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公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戍、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许国人、曹国人举行盟会。
谢湜说：“晋国和楚国既在宋国与大夫盟会，又在虢地与大夫盟会。大夫之间互相盟会，虽然说是出于君主的命令，但大夫们彼此交结巩固，权势日益加重，而庇护恶人、容纳奸邪，都由此开始了。所以大夫因罪出逃，而各国接纳并安顿他们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公子招不称“弟”的原因，是因为先君的子孙在国中做官，就称公子、公孙；如果变换文字以示义理，就称弟。
胡安国说：“这是陈侯的弟弟招，为什么不称弟？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互通。称‘公子’，是他本来应当称呼的；称弟，是因为事情而特别称呼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诸侯如果不是始封的君主，那么臣服于叔伯、兄弟、族人，就不能以亲属关系侍奉君主。在虢地盟会，是延续宋国的盟约，但《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在宋国的盟会，楚国先于晋国歃血，如果说是轻慢地主持诸侯盟会，那么楚国就害怕晋国先歃血。所以公子围请求宣读旧盟书，加在牺牲之上，晋国人答应了。看这件事，虽然好像楚国很得志，晋国稍微懦弱了。但《春秋》不推崇修盟，晋人以诚信为本，所以每次记载都必定先写赵武。”
三月，鲁国夺取郓地。
程颐说：“趁着莒国混乱而夺取它，所以隐晦回避其言辞。”
谢湜说：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包围台地。季孙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赵孟说：莒、鲁争夺郓地，已经很久了。那么郓地本来是莒国的城邑，鲁国现在夺取它。夺取郓地不记载莒国，是罪责鲁国人把郓地当作鲁国城邑而夺取它。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季孙宿攻打莒国，夺取郓地。莒国人向盟会申诉，楚国告诉晋国说：“盟约尚未退兵，而鲁国攻打莒国，亵渎齐备的盟约，请惩处他们的使者。”有人向叔孙豹行贿并为他求情，叔孙豹不给他说：“诸侯的盟会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如果因为贿赂而免罪，鲁国必定会遭受军队讨伐，这是招致祸患。还谈什么保卫？虽然怨恨季孙，鲁国有什么罪？”赵孟听说后，向楚国请求说：“鲁国虽然有罪，但其执政者不避危难。您如果免罪，用来鼓励左右的人，是可以的。”莒、鲁争夺郓地，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对其社稷造成大害，可以不抗拒。于是免除了叔孙的罪。不写“攻打莒国夺取郓地”的原因，是趁着莒国混乱而夺取城邑，所以不详细记载，是为国内避讳。
夏季，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
谢湜说：“鍼受宠，先君对他像对待两个君主一样对待景公，以致出逃。厌恶出逃，景公有千乘的大国，却不能庇护自己的一个弟弟，是失去了亲爱亲人的道理。如果像舜那样，亲近他使他尊贵，爱护他使他富有，又不让他在国家中有所作为，那么又怎么会有同母弟弟出逃的祸患呢？鍼出逃，记载‘弟’是罪责，是秦伯失去了兄长的道义。”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秦后子受桓公宠爱，在景公时像对待两个君主一样。他的母亲说：“不去，恐怕选立鍼。”于是出逃。记载这件事，是让人君宠爱他的儿子，如果不以礼法节制，就是招致祸患。鍼到晋国，他的车马有千乘。司马侯问他：“您的车马都到这里了吗？”回答说：“这叫做多了。如果能少于此，我怎么能被看见？”叔齐说：“秦公子必定回国，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必定会有好的图谋。好的图谋，是上天所赞成的。”五年后，秦伯去世，后子回国。记载说：“称弟，是罪责秦伯。”后子出逃，他的父亲招致祸患，而罪责秦伯，为什么呢？《春秋》以平均的爱望人父，以能友爱责人兄。父母有爱妾，尚且终身敬爱不衰，何况兄弟呢？兄弟和睦，然后父母顺心了。所以不称“公子”，而特别称“秦伯之弟”。
六月丁巳，邾子华去世。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打败狄人。
谢湜说：“《左传》说荀吴毁坏战车，推崇步兵，所以打败狄人。”
胡安国说：“大卤，就是太原。”根据《六月》宣王北伐的诗，其词句说：“征伐玁狁，到达太原。”而诗人赞美它，是说没有穷追远讨，到达封境就停止了。那么太原在禹的疆域之内，而狄人来侵扰排斥，是适宜的。其过错在于毁坏战车推崇步兵，用欺诈诱骗狄人而打败他们，不是王者的军队。致使后世车战之法消亡，崇尚步兵，争相以变诈相尚，日趋苟且简略，都是这类人开启的。《书》中“败狄”是讥讽它。
秋季，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
程颐说：“去疾借助齐国的力量进入莒国，讨伐展舆的罪过是正当的，所以称莒。于是自立，没有禀承命令，所以不称公子。以自称公子，可以立。”
胡安国说：天下国家统一于一，吴楚僭越称王，经文不记载葬礼，土地没有两个王。以忽系于郑，则突不称国；以小白系于齐，则纠不书子，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展舆是莒子，而去疾为什么又以国氏呢？程氏说：去疾借助齐国的力量进入莒国，讨伐展舆的罪过，是正当的。他以国氏与去疾的讨伐有罪吗？这是莒国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