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纲领卷下

译因为卫辄有罪且不义，所以父子之间的恩情显得深厚。父子恩情深厚，因此天理在父子之间得以彰显。宋共姬被赐予谥号，是为了端正她的贤德；鲁哀姜被称为“入”，是为了端正她的悖逆。记载纳币、迎娶女子、归宁、送女，是为了端正礼仪；记载会盟、享礼、到来、相遇，是为了端正混乱。夫妇之道由此确立。夫妇之道确立，因此天理在夫妇之间得以彰显。絷被称为“杀”，是为了谴责遇之寡恩；段被称为“克”，是为了谴责敎之失道。兄弟之情由此亲近。兄弟之情亲近，因此天理在兄弟之间得以彰显。所以说：《春秋》的法度，都是王者遵循天理来端正人伦的。周平王时期，周朝的治道虽然在天下断绝，但天命并未在周朝断绝。所以正月一定要记载“王”，元年一定要记载“王正月”，这是因为王者统御天下并使之统一。王者进退看天，取舍看天，给予或剥夺也看天。他的光明如同日月照耀，他的号令如同风雷鼓舞，他的恩泽如同雨露浸润。所以王正月一定要记载“春”，这是因为王者奉行天时并顺应它。在纪国迎娶女子称为“王后”，是为了表明所到之处都是王的臣民。在温地接受朝见称为“王”，是为了表明所到之处都是王的土地。周襄王在郑国称为“居”，是为了表明郑国是王的郑国。子瑕逃奔晋国，子朝逃奔楚国，不记载“出”，是为了表明晋国是王的晋国，楚国是王的楚国。茅戎大败不记载“战”，是为了表明王在天下无敌。都城一定要称为“京师”，是为了表明周王接受四海朝拜。王人救援卫国记载“子突”，王人在会盟中排在诸侯之前，是为了表明王命的尊贵。周朝衰微，王室失去纲纪，周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的方法，不再显现了。桓公赐予命令不称“天”，是为了表明庄王宠赐逆臣违背天道。成风赗葬不称“天”，是为了表明襄王尊崇妾母违背天道。鲁国用金子助丧记载为“求”，而王庭没有四方的贡品了。襄王居住在郑国，周公逃奔晋国，记载为“出”，而王国没有四方的土地了。二百四十二年间朝见周王的只有两次，而诸侯不修朝礼，由此可以看见。成公前往京师，接着会师讨伐秦国，而诸侯不敬朝礼，由此可以看见。不仅如此，因为外交关系来朝见有像祭伯那样剥夺其朝见资格的；因为外交关系来聘问有像祭叔那样剥夺其爵位的；世代执掌国政有像尹氏、武氏那样只称氏的；未受任命却行使父亲职权有像武氏子、仍叔之子那样称“子”的；王臣与列国订立盟约有像尹子、单子那样同盟的；受辱于戎狄有像凡伯被讨伐的；迎娶王后不恭敬有像祭公称“遂”、刘夏称名的；毁坏王师有像刘子侵犯楚国的；对抗世袭嫡子扰乱国统，有像尹氏立子朝的，违背天理，太过分了！然而《春秋》阐明天王之法，大概是因为周道在天下断绝的缘故。

译论述朝聘的条例说：诸侯按时入朝，是臣子应尽的礼节。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诸侯聘问天子，是为了亲近邦国，以礼敬士人；诸侯省视天子，是为了结交邻国的友好。这是先王朝聘的礼节。春秋时期，典章制度大大败坏，诸侯互相朝见是为了显示强大，而臣子述职的朝见就废除了；诸侯互相聘问是为了修好，而臣子问安的聘问就废除了。从隐公到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两次，鲁公前往京师一次，鲁臣前往京师五次。践土之会，是因为天子在会盟之地而施行朝礼；河阳之狩，是因为以臣子的身份召唤君主而施行朝礼；成公是因为路过京师而修习朝礼，公子遂是因为路过京师而修习聘礼。至于各国述职问安的礼节，寂静无声，没有听闻。这就是臣子的朝聘不能通达于王室的情况。强者肆意逞威，弱者奔走效命，聘问不按时节，朝见不依世代。小国畏惧祸难就修习朝礼，大国结党营私就修习聘礼。齐楚等国比鲁国强大，那么鲁国前往朝见它们，而齐楚不来朝见。邾滕等国比鲁国弱小，那么邾滕来朝见，而鲁国不前往朝见。陈卫等国与鲁国相当，那么彼此只有聘问而没有朝见。鲁国比齐楚弱小但比邾滕强大，那么大国没有朝见而有聘问。这就是诸侯的朝聘在各国之间交往的情况。春秋的笔法，各国朝聘于鲁国的，记载为“朝聘”，这是为了明确其事迹而记录其混乱。鲁国朝聘于各国的，只记载为“如”，这是为了贬斥其朝聘而纠正其混乱。践土之会，河阳之狩，记载为“朝于王所”，是谴责其失礼。只有鲁公记载“朝”而诸侯不记载，是不承认诸侯成就了朝礼。成公朝见京师，只记载为“如”而不说“朝”，是因为这不是朝礼的正统。鲁国大夫聘问京师，只记载为“如”而不说“聘”，是因为这不是聘礼的正统。祭伯来朝见，只记载“来”而不称“朝”，是不承认王臣出使朝见。祭伯来聘问，只记载“字”而不称“爵”，是不承认王臣出使聘问。

论述盟誓的条例说：凡是盟誓，以鲁国为主称为“及”，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就是这样。以外国为主称为“会”，如“公会齐侯盟于艾”就是这样。如果在鲁国境内，虽然是外国为主，也称“及”，这是宾客与主人的道义。如“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就是这样。虽然在鲁国境内，但各国已经先结盟而我们前往参加，也称“会”。其他国家已经推举一国为主，那么鲁国不敢不排在后面。如“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就是这样。外国诸侯盟誓，则以主盟者为首，从盟者依次排列。如“齐侯、郑伯盟于石门”就是这样。凡是盟誓谋划有先后，事情有善恶。事情善，那么主盟者功劳大；事情恶，那么从盟者过错轻。春秋区分内外，辨别先后，是为了分辨主盟的国家，并依次评定其善恶。来盟的，是对方到我们这里来结盟，称为“来”，是对方来成就盟约。鲁国不记载主盟者，是因为以我国为主。莅盟的，是我们到对方那里去结盟，称为“莅”，是我们前往临视。外国不记载主盟者，是因为以彼国为主。闵公遭遇祸难时，齐国高子为了省视祸难而来盟誓，有保存危亡、延续断绝的功劳，这是来盟中的善举。僖公刚即位时，公子友为了延续友好前往齐国莅盟，得到了事奉大国、保全国家的道理，这是莅盟中的善举。尹子在柯陵之盟，单子在鸡泽之盟，刘子在平丘之盟，都是诸侯与王臣结盟。记载为“同盟”，是谴责诸侯使王室地位卑微。王世子在首止之盟，宰周公在葵丘之盟，刘子在臯鼬之盟，诸侯不敢与世子、王臣同盟。记载为“诸侯盟于首止，诸侯盟于葵丘，诸侯盟于臯鼬”，是赞扬诸侯尊重王室。凡是大的国家的盟誓，都是小国不得已而跟随的。如果小国与大国意愿相同，也记载为同盟。幽地的两次盟誓，记载为“同盟”，是因为各国都愿意听从齐国的命令，郑国人苦于楚国的压迫而想要跟随中原各国。新城之盟，断道之盟，记载为“同盟”，是因为卫侯、郑伯想要向晋国求和；鲁侯、卫侯、曹伯想要与晋国讨伐齐国。虚朾之盟，重丘之盟，记载为“同盟”，是因为鱼石背叛宋国，诸侯都想要合力救援宋国；崔杼扰乱齐国，诸侯都想要同心讨伐齐国。虫牢之盟，马陵之盟，记载为“同盟”，是因为郑国不依附楚国而跟随中原各国，诸侯都同心排斥楚国。这八次盟誓，都是小国与大国意愿相同而记载为同盟的。凡是同盟的国家，反复违背盟约的，也记载为同盟，是谴责其先前同盟而后又违背。清丘之盟，诸侯想要讨伐背叛者、体恤困苦者。盟誓之后，宋国讨伐背叛的国家而卫国救援它；楚国讨伐同盟的国家而晋国不救援。记载为“同盟”，是谴责晋、卫失信。蒲之盟，是与诸侯同心结盟。盟誓之后，晋国人拘捕郑伯，晋国栾书讨伐郑国。记载为“同盟”，是谴责晋国失信。戚之盟，亳北之盟，都是郑伯排斥楚国而跟随晋国。戚盟的口血未干，郑公子喜就侵犯宋国，郑伯跟随楚国与晋国作战。记载为同盟，是谴责郑国失信。戏盟的口血未干，郑公孙辄跟随楚国讨伐宋国。郑公孙舍之率领军队侵犯宋国。亳盟的口血未干，郑伯跟随楚子讨伐宋国。记载为：同盟，是谴责郑伯失信极其严重。凡是

译这五次会盟，都是因为大国违背命令，小国违反约定，所以史书称其为“同盟”。以责成诸侯缴纳贡赋来讨伐不服从的诸侯，安抚夷狄来安定中原，这是召陵之盟。尊崇王室以弘扬大义，辅佐拥戴天子以显示最大的顺从，这是首止之盟。对上阐明先王的禁令，对下修明各国的训诫，使得诸侯不敢违法，从而归于正道，这是葵丘之盟。这三次会盟，齐桓公惠泽安天下的功绩就在于此。能使仇敌放下怨恨而顺从的，是柯之盟。能使各国顺从命令而听命的，是幽之盟。能使远方的人背离敌人而来的，是贯之盟。这三次会盟，齐桓公使天下屈服的力量就在于此。蔇之盟，是齐国因危难托付给鲁国，而鲁国不能完成托付。落姑之盟，是鲁国因危难托付给齐国，而齐国不能完成托付。湨梁之盟，由大夫主持，大夫主持会盟，诸侯图谋治理天下的功绩就衰落了。蜀之盟，由夷狄主持，夷狄主持会盟，中原平定动乱天下的功绩就衰落了。凡是会盟，如果国君参加，就称“公”；如果卿大夫参加，就称其名；地位卑微者参加，对外称“人”，对内不称其名。如果对外称卿而对内不称其名，是记载内政的失误。例如“及苏子盟于女栗”，就是这样。如果对外称“人”而对内称“公”，是贬低外方而将其视为夷狄。贬低外方称“人”，而国君的过失就显现出来了。

译论述“入”的条例说：凡是诸侯、卿大夫从国外回到国内，称为“归”；从国外来到国内，称为“入”。用“归”与“入”相对比，“归”是表示内部的辞令，“入”是表示外部的辞令。凡是返回本国，“归”是顺理成章，“入”是悖逆常理。《春秋》记载“归”或记载“入”，是为了区别内外，阐明逆顺。归为顺而入为逆，这是《春秋》的大法。本该记为“归”的却记为“入”，本该记为“入”的却记为“归”，这是《春秋》变通的写法。本该记为“归”的却记为“入”，是用“入”来确立义理，从而纠正其“入”的行为；本该记为“入”的却记为“归”，是用“归”来确立义理，从而憎恶其“归”的行为。纪季姜回到京师，王姬回到齐国，伯姬回到杞国，蔡季回到蔡国，卫侯郑回到卫国，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这些全都是把“归”视为顺理成章的。郑伯突进入栎地，莒去疾进入莒国，宋鱼石进入彭城，晋栾盈进入晋国，卫孙林父进入戚地，纪季带着酅地进入齐国。这些全都是把“入”视为悖逆常理的。郑伯突以不正当的方式回到郑国，曹伯赤以不正当的方式回到曹国，晋赵鞅以叛逆的方式回到晋国，卫孙林父以叛逆的方式回到卫国，宋华元以争乱的方式回到宋国。这些全都是变通地将“入”记为“归”，以确立义理的。姜氏以夫人的身份进入鲁国，许叔以公弟的身份进入许国，小白以公子的身份进入齐国，卫侯朔以卫君的身份进入卫国，卫献公以卫君的身份进入夷仪，王猛以王子的身份进入王城，敬王以天王的身份进入成周。这些全都是变通地将“归”记为“入”，以确立义理的。凡是记为“归”又记为“复归”的，是表明他已经被断绝关系后又重新回归。郑忽记为复归，是因为郑国立突主持国政，忽在郑国的地位已经被断绝。曹伯襄记为复归，是因为晋国拘捕曹伯交给宋共公，他在曹国的地位已经被断绝。卫侯郑记为复归，是因为卫国立叔武主持国政，成公在卫国的地位已经被断绝。卫侯衎记为复归，是因为卫国立公孙剽主持国政，献公在卫国的地位已经被断绝。卫元咺记为复归，是因为晋文公将元咺当作臣子看待，元咺的罪过已经在被断绝之列。凡是记为“入”又记为“复入”的，是表明他已经被断绝关系后又重新进入。宋鱼石记为复入，是因为鱼石立志图谋宋国，他的罪过在于应当被诛杀断绝。晋栾盈记为复入，是因为栾盈立志图谋晋国，他的罪过在于应当被诛杀断绝。晋赵鞅不记为复归，是因为他的罪过明显在于叛逆。卫孙林父、宋华元不记为复归，是因为他们的罪过明显在于自身的原因。宋华亥、向宁、华定、仲佗、石彄、公子地不记为复入，是因为他们的罪过明显在于叛逆。郑良霄、宋乐大心不记为复入，是因为他们的罪过明显在于自身的原因。记载了来源的，就不记为复入；记载了复入的，就不记载来源。罪过重大的是显而易见的，看出意图就够了。卫侯郑记为复归，又记载来自楚国，是为了彰显楚人的善行。卫元咺记为复归，又记载来自晋国，是为了彰显晋文公的恶行。凡是凭借一方获得外部的援助，一方倚仗外部的力量，获得外部援助的，彰显其功德；倚仗外部力量的，彰显其逼迫内部。蔡季从陈国回归，卫侯郑、陈侯之弟黄从楚国回归，这是善行的表现。卫孙林父、宋华元、卫元咺从晋国回归，这是恶行的表现。凡是“入”记载了来源，那么这种“入”都是因为恶逆罢了。“入”是表示外部的辞令。《公羊传》认为“入”是出入皆恶，这是错误的。王猛遭遇动乱进入王城，敬王冒着危难进入成周，这是没有恶意的“入”。怎么能认为出入都是恶呢？“归”是表示内部的辞令。《公羊传》认为“归”是出入无恶，这是错误的。郑突以夺取正统的方式回到郑国，赵鞅以叛逆的方式回到晋国，孙林父倚仗晋国回到卫国，华元倚仗晋国回到宋国，这是有恶意的“归”。怎么能认为出入都没有恶呢？复归，是指已经被断绝关系后又重新回归。《公羊传》认为出有恶，入无恶，这是错误的。卫元咺以臣子对抗君主，他的复归难道可以说入没有恶吗？复入，是指已经被断绝关系后又重新进入。《公羊传》认为出无恶，入有恶，这是错误的。鱼石、栾盈都因大罪出逃，他们的复入难道可以说出没有恶吗？

论述“救”的条例说：灾祸患难互相救援，是诸侯的道义。记载“救”，是赞美这种行为。救援应当尽力，记载“救”却只写“人”，是责备他们救援不力。救援应当迅速进军，记载“救”却写“次”（驻扎），是责备他们救援迟缓。讨伐郑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这是赞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调转兵力去攻打许国。救援徐国，诸侯于是驻扎在匡地，这是痛恨他们。因为他们不进军，只停留在匡地。楚国欺凌弱小讨伐郑国，而诸侯救援郑国，这是赞美他们。因为他们坚守虫牢之盟。宋国以讨伐二心者为由讨伐陈国，而卫国人救援陈国，这是痛恨他们。因为他们违背清丘之盟。三国驻扎在聂北，然后救援邢国，是罪责他们赴难不急。叔孙豹率军救援晋国，却驻扎在雍榆，是罪责他违抗命令不行动。鲁国救援成国，到了遇地才救援，是没有勇气的人。晋国讨伐楚国，救援江国才救援，是失去谋略的人。宋国讨伐齐国丧事，而狄人救援齐国，伤害了中原国家，狄人不如中原国家。鲁国戍守郑国虎牢，而楚国救援郑国，伤害了中原国家，楚国不如中原国家。楚国成为陈国的祸害，而吴国救援陈国，伤害了中原国家，吴国不如中原国家。

论述“次”的条例说：军队驻扎在国外称为“次”。“次”有两个含义，一是记载“次”以示危险。鲁公驻扎在滑地，驻扎在成地；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驻扎在垂葭，驻扎在蘧蒢。这是罪责他们出兵没有名义。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蔡；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这是显示鲁国的危险。至于连续记事中记载“次”，那么“次”有善恶之分。齐桓公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这是善的“次”。诸侯救援徐国驻扎在聂北，叔孙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这是恶的“次”。讨伐之事以“次”为善，救援

译行事中，驻扎是比进攻更恶劣的行为。进攻时驻扎，是因为怀有等待时机的意图。桓公的军队驻扎在陉地，屈完前来结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救援时驻扎，是因为无法避免灾难。救援徐国时驻扎在匡地，楚国人打败了徐国；救援邢国时驻扎在聂北，邢国迁都到夷仪，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论述“执”的体例说：凡是拘捕诸侯、大夫，不论其是否有罪，只要不是因有罪而拘捕的，都贬称其为“人”，以谴责其擅自拘捕的行为。只有晋厉公拘捕曹伯，既查明了他的罪行，又将他押送京师，所以称曹伯为“侯”。晋国拘捕虞公、郑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邾国拘捕鄫子，宋国拘捕小邾子，拘捕者都称“人”，而被拘捕者都不称名。这是因为拘捕者有擅自拘捕的罪过，而被拘捕者没有可被断绝关系的罪行。晋厉公拘捕曹伯称“侯”，是因为拘捕时查明了他的罪行。曹伯不称名，是因为他听从了周王的命令。宋国拘捕滕子婴齐，晋国拘捕戎蛮子赤，拘捕者称“人”，被拘捕者称名，这是因为滕子、戎蛮子的恶行也到了该被断绝关系的地步。至于因为会盟、入侵而记载拘捕并称“侯”的，只是将拘捕之事接续上文而已，并非诸侯亲自拘捕。所以拘捕者虽然称“侯”，而被拘捕者也不称名。晋侯入侵曹国拘捕曹伯，楚子会盟于盂地拘捕宋公，就是这种情况。甯喜背叛国君的罪行很大，然而晋国拘捕甯喜，是为了帮助林父，而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季孙意如专断国政的罪行很大，然而晋国拘捕意如，是因为听信谗言，而不是因为他的罪行。宋国仲几的罪行在于不接受功劳，晋国拘捕仲几，虽然是因为他的罪行，但不是奉周王的命令。所以像甯喜那样肆意悖逆，像意如那样擅自专命，像仲几那样违抗命令，按王法都该诛杀，但拘捕者还是贬称“人”，因为他们拘捕的方式不合正道。宋国拘捕郑国祭仲，那么我方有夺取正位的罪过；齐国拘捕陈国辕涛涂，那么我方有不归还俘虏的过错；晋国拘捕季孙行父，那么我方有听信侨如的失误。拘捕人出于悖逆而不是顺从，拘捕人出于愤恨而不是义怒，拘捕人出于谗言而不是公正。这在王法上已经不容许了，何况拘捕不是奉王命的呢？行人是沟通国家信用的使者。国家有不善之处，过错在于国家而不在于行人，那么两国的信用因此就不通了。史书称拘捕者为“人”，是谴责诸侯的不明智。

论述“遂”的体例说：“遂”，是接续前事的词；“遂”，是专断行事词。“遂”有善恶之分，有利于社稷，抑制强暴扶持弱小，那么“遂”就是善的；轻慢命令、制造事端，残害百姓、败坏国家，那么“遂”就是恶的。观察其事，推究其意，那么“遂”的善恶就显现了。祭公专以周王命令迎接王后，随后又借机以私事朝见鲁国，首先记载祭公的到来，接着记载迎接王后，作为“遂”事，谴责周王臣子不恭敬。公子结专以国君命令出盟，随后又借机以私事送陈国人，接着记载鄄地会盟，作为“遂”事，谴责诸侯大夫不恭敬。公子遂出使京师，又借出使之便前往晋国，记载“遂如晋”，谴责他轻视王室而失掉出使之道。成公朝见京师，又借朝见之便前往秦国，记载“遂会晋侯伐秦”，谴责他轻视王室而失掉朝见之道。季孙宿奉命救援召陵，却违背旨意进入郓地，记载“遂入郓”，谴责他制造事端。公孙归父奉命出使而不回报使命，逃奔齐国，记载“遂奔齐”，谴责他抛弃使命。文公攻取须句，接着修筑郚城，谴责他劳民伤财。齐侯侵犯我国，接着攻打曹国；齐侯攻打卫国，接着攻打晋国；士鞅攻打郑国，接着侵犯卫国，谴责他转移军队。灭掉偪阳，记载“遂”，那么谴责诸侯借会盟之机灭国。修筑虎牢，记载“遂”，那么谴责大夫借会盟之机修筑城邑。国君与大夫前往齐国，记载“遂”，那么谴责他们不能自制。诸侯攻打楚国，记载“遂”，那么谴责他们行军不正。诸侯驻扎在匡地，记载“遂”，那么谴责他们救援徐国不力。凡此都是“遂”的恶行。诸侯接着救援许国，那么赞许他们急于解除危难；诸侯接着围攻许国，那么赞许他们急于讨伐叛乱；曹伯接着会盟围攻许国，那么赞许他们急于服从周王。《春秋》中可见的“遂”的善行，只有这些罢了。

《春秋集义纲领》卷下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一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程颐说：“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儿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她的弟弟声子生了隐公，‘隐’是谥号。隐拂不成，叫做‘隐’。”

元年春王正月

程颐说：周历的正月并不是春季，是假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平王的时候，王道已经断绝了。《春秋》假借周朝来端正王法，隐公不记载即位，是为了在开始时阐明大法。诸侯的即位，必须由周王任命，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作为国君的合法性。大法既已确立，各位国君记载或不记载即位的义理各不相同。既没有接受天子的任命，而是凭借先君的命令继承世位的，就端正其开始，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就是这样。继承世位者，既没有周王的任命，也没有先君的命令，不记载即位，是不端正其开始，庄公、闵公、僖公就是这样。桓公、宣公、定公记载即位，桓公是杀了国君而自立，宣公是接受了弑君贼的拥立，定公是被驱逐国君的人所拥立，都没有周王、没有国君，接受什么命令呢？所以记载他们自己即位。定公相比宣公，又有区别了。

又说：元年只是标示开始之年，就像人家长子被称为大郎一样，前代儒者的穿凿附会不可采用。问：《春秋》记载“王”是什么意思？答：圣人以王道作为经典，所以记载“王”。有人问：杜预认为周王是什么意思？答：圣人假借周王来表达心意。又问：汉儒认为“王”加在正月之上，是正朔出自天子，是什么意思？答：这是自然之理，不记载“春王正月”将如何记载呢？这是汉儒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