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纲领卷上

译圣人应对时局，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采用韶乐和舞乐。这大致是因为圣人之道无法施行，所以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综合选取历代君王制度中的适中部分，以义理来裁断。又说：忠、质、文依次崇尚，单一朝代的制度，孔子大概是不满意的，因此确立百世通用的制度，这种制度蕴含在《春秋》之中。孔子告诉颜回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其大致的纲领。直到如今一千七百多年了，却没有能认识它的人。圣人的道理，如同河图洛书，起初只是画卦，随即就产生了义理，后来的人既增加了重卦，又附加了系辞，探求它未必能得其理。至于《春秋》，肯定它所肯定的，否定它所否定的，不过是当年的几个人罢了。学者不看其他书籍，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又说：《春秋》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法度，夏商周三王以后相继沿袭完备，周代的道统。

译孔子担忧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就会坠失，所以撰写了这部书。这个深意门人都不曾听闻，只有颜回得以听闻。孔子曾对他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就是这个意思。”这部书体现了文与质的中道，宽与猛的适宜，是与非的公正。又说：“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陈述法律条文，至于判例，才开始看到法律的实际运用。”又说：“《春秋》大体上如同法家的判例，只是用中道来裁断罢了。”杨时说：“《春秋》的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只是解说者用自己的意思去裁断，所以才有不同的议论。如果义理已经明白，《春秋》就不难理解了。”又说：“王者的踪迹衰微而《诗》亡佚，《诗》亡佚然后《春秋》才出现。《春秋》时代，《诗》并非完全亡佚。《黍离》降为《国风》，那么《雅》诗就亡佚了。《雅》诗亡佚就没有政教，这正是《春秋》所作的原因。然而孔子说‘述而不作’，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当时，周朝虽然尚未灭亡，所剩下的只是名义和地位罢了，庆赏刑罚的威严不再施行。孔子用一字来褒贬，以代替赏罚，在此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职事’，因此称为‘作’。然而其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其文是史官的记录，其义则是窃取（继承）的，这也只是‘述’罢了【一本认为是程颐的话】。又说：“人们说《春秋》难以理解，其实它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孔子在五经中阐述其理，在《春秋》中记载其行事，学者如果掌握了五经的道理，《春秋》果然不难理解。”又说：“河南程颐曾有话说：‘理解《春秋》，如果经文不通，就应当去探求传文；传文不通，就应当去探求经文。’杨时曾问他：‘传文不通，就应当去探求经文，为什么呢？’回答说：‘就像《左氏春秋》记载‘君氏卒’，‘君氏’是惠公的继室声子；而《公羊春秋》则记载为‘尹氏’，传文说：‘是大夫。’然而声子却记载为‘君氏’，这是什么道理？必须应当以‘尹氏’为正确，这就是所说的探求经文。’尹焞说：“孟子善于读《春秋》，《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这一方比另一方稍好罢了。程子也善于读《春秋》，‘土木工程必定记载’，这是重视民力。”又说：“‘我大概要复兴东周，想要实行王道，尊崇周王室。’有人谈到写文章，尹焞说：‘曾听先生说过：圣人的文章记载在六经中，自从左丘明作《左传》后，文章才开始败坏，文辞超过了质朴。’又说：“有人给王安石上书，请教六经的义理，王安石都回答了。谈到《春秋》时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大概因为三家传文不足以相信。由此可知王安石比起后来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大大地懂得好恶，他的门徒却废弃《春秋》，后来的人说王安石的本意并非如此。怎么解释《春秋》？只是断烂的朝廷公报，未必是这样。王安石不理解《春秋》，是因为它难以知晓。后来的人因为他的老师没有解说，无从穿凿附会，于是因此废弃它，真是可悲啊。王安石曾对学者说：‘《诗》《书》《礼》大概已经理解了，至于《易》和《春秋》也有未尽之处，不敢写成书罢了。’现在的人个个非议王安石，他的学问固然有不对的地方，然而废弃《春秋》并非他的本意。”又说：“赵岐认为孟子尤其擅长《诗》《书》，只是从引用《诗》《书》的地方来说的。况且像《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这一方比另一方稍好罢了，那么他对《春秋》难道不擅长吗？有人说：后稷播种，禹治理洪水，周公惩戒戎狄，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易》说：天地设立位置，圣人成就功能。成就其功能的，是人。于是天得以成为天，地得以成为地。这才知道人所承担的责任，可以说是极其重大。舜是人，我也是人。我还未能摆脱乡人的局限，不能尽其道。尹焞说：很好，这话以前曾从二先生那里听过。”又说：“《诗》《书》《礼》《春秋》，都可以默识其意。谢良佐说：“《春秋》以前曾听河南程子说，必须广泛阅览诸家的说法，他的门人中只有刘绚多得先生的旨意。谢湜说：“礼制败坏，仁义昏暗，圣人作《春秋》。《春秋》是王道的日月，予夺失去中道，刑罚赏赐失当，圣人作《春秋》。《春秋》是王道的权衡。治理天下而不知道《春秋》，就会大事迷惑而不能决断，大患蔽塞而不能察觉，奸邪扰乱常理而经德败坏。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害怕，大概是因为王道在《春秋》中得以彰显。顺应天理万物，是天子的职事，《春秋》首先确立王正月，人们因此尊崇天王，而君道就确立了。尊崇法度施行教化，是诸侯的职事，《春秋》表彰忠勤，斥责僭越作乱，因此端正诸侯。诸侯端正而臣道就确立了。事物在于辨别治理，《春秋》审察是非，纠正得失，而辨别治理的道理就明白了。功罪在于升降黜陟，《春秋》推究善恶，端正褒贬，而升降黜陟的道理就实行了。宗族在于亲近和睦，《春秋》谨慎尊卑，厚待恩义，而亲近和睦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内外在于防范闲邪，《春秋》揭露奸邪的情状，昭示祸乱的根源，而防范闲邪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岁时在于调和，《春秋》阐明天地的灾害，显现阴阳的变化，而调和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仅如此，赞美顺正，诛杀暴横，用来约束兵戎；崇尚道德，轻视武力

译先义后利，是用来使夷狄屈服的方法。《春秋》的道理深刻而完备。如果想要天理彰明，人伦端正，纲纪确立，虚伪不混淆真实，邪恶不侵害正道，除了《春秋》还能靠什么呢？《春秋》是用大中至正的道理来评判列国的行为，并记录在文字中。夏朝崇尚忠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饰，这是三代当时的政教特点。《春秋》有所增减取舍，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道理。王正月，是周朝的正月。正月必定记载“春”，是谨慎地顺应天时，以表明夏朝的正月才是正统。税亩，是按亩征税；用田赋，是按田征收赋税。记载“税亩”，记载“用田赋”，是谨慎地对待田制法规。谨慎田制法规，是为了表明商朝的助法才是善政。所以说：《春秋》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道理。

从前圣人创作《春秋》，记录年月而书写年份，正月记载日期而书写季节，区别远近而书写月份，斟酌轻重而书写日期，确立天下的根本而书写“王”，彰明是非得失而书写事件。岁时月日在上端正，列国事变在下端正，天人的道理就完备了。从前圣人创作《春秋》，确立天下的常道，在于礼；处理天下的变局，在于权变；拨正天下的混乱，在于正道；严守天下的法度，在于法律；防止危险杜绝祸患，在于察觉细微；阐明幽深显明细微，在于义理。因此它的言辞简约，它的防范深远，它的深刻有不言之意，它的细微有不形之道。通过言辞来穷尽意旨，通过意旨来观察大道，天下的变故就都穷尽了。

言说志向没有比《诗》更大的，言说政事没有比《书》更大的，言说名分没有比《礼》更大的，言说变化没有比《易》更大的，决断疑惑辨别事理没有比《春秋》更大的。《诗》被废弃，志向意旨就隐没了；《书》被废弃，事物就纷乱了；《礼》被废弃，尊卑就失序了；《易》被废弃，天人之道就晦暗了；《春秋》被废弃，是非就错乱，上下就混乱了。《诗》《书》《礼》《易》，是道的本体；《春秋》，是道的运用。所以说：《春秋》是用大中至正的道理来评判列国的行为并记录在文字中。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诗》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春秋》始于鲁隐公，是因为王者的踪迹到周平王时就熄灭了。周平王末年，法令不能推行，忠奸没有区别，强大的诸侯擅权治国，奸臣违抗命令，王政不再复兴。这就是《春秋》始于隐公的原因。”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是感叹时运不济。《春秋》终于获麟，是因为《春秋》因感于麒麟而作。麒麟，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物。王道不可得见，而麒麟出现在衰乱之时，所以圣人心有所感，从而彰明一王之道。它的文字因感于麒麟而作，又因感于麒麟而终。这就是《春秋》终于获麟的原因。

论述“书”与“不书”的规则说：列国的行为记载在各国史书中，已经很完备了。《春秋》考察事件确立言辞，作为万世的法则，不像史官那样按本末次序记录而已。所以《春秋》的法则，端正大事就记载，彰明是非就记载，彰显褒贬就记载，决断疑惑就记载。至于那些不关乎国家大体，不牵涉利害，是非不需要显明就能知道，善恶不需要列举就能辨别的，《春秋》都不记载。王正月，天王崩，葬；公即位，公薨，葬；夫人迎娶到达，夫人崩，葬；内卿去世，外诸侯去世安葬，内外朝聘会盟侵伐，像这类，都是因端正大事而记载。纪裂繻迎娶女子，刘夏迎娶王后，妇姜到达，姜氏进入，初次进献六羽，万舞进入去掉籥，像这类，都是因彰明是非而记载。宰咺、渠伯纠称名，齐仲孙、王人子突称字，诸侯执拿公卿称人，宋国大夫遇害称司马，晋国讨伐鲜虞称国，楚国来聘问称人，像这类，都是因彰显褒贬而记载。忽称世子，不称爵位，突称爵位名，小白入国不称公子，纠被接纳不称子，齐子舍弃未逾年称君，郕世子未即位称伯，王猛称名，王子朝称立，像这类，都是因决断危险疑惑而记载。

大事端正，纲纪就确立了；是非彰明，得失就端正了；褒贬彰显，赏罚就明确了；危险疑惑决断，事情中难以安定、道理中难以明了的就判定了。这四者，是《春秋》记载的要旨。圣人用来贯通幽深细微而昭示后世的。小白入齐，重耳入晋，事情是一样的。记载“小白入”，不记载“重耳入”，是因为重耳入国事情明显，小白与纠争夺国家，事情需要辨别，所以如此。郑伯突入栎，大夫傅瑕接纳郑伯，事情是一样的。记载“郑伯突入栎”，不记载“傅瑕纳郑伯”，是因为傅瑕接纳郑伯事情明显，突入栎争夺国家，事情需要辨别，所以如此。王后记载迎娶停止在两次，王姬记载迎娶停止在两次，夫人记载纳币停止在两次，内女记载归宁停止在四次，以兵力投降的人很多，而记载投降停止在两次；以兵力袭击的人很多，而记载袭击停止在一次。凡此都是因为显示义理而引发的。

记载郊祭九次，记载望祭三次，记载社祭五次，记载祈雨二十七次，记载禘祭两次，记载尝祭一次，记载烝祭两次。凡此都是因为显示变通而引发的。子同记载出生，是尊崇他。一旦尊崇子同，而诸侯轻视嫡嗣，危害国家根本，那些过失固然都显现了。讨伐晋国记载秦国，讨伐许国记载郑国，讨伐鲜虞记载晋国，是视他们为狄夷。一旦视秦国为狄夷，视郑国为狄夷，视晋国为狄夷，而诸侯贪婪诡诈，互相倾轧争夺

译他们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鲁国记载了内战，却不记载战败，这是为了避讳。吴国和楚国记载了国君去世，却不记载葬礼，这是为了贬斥。国君遇害而贼人未被讨伐，不记载葬礼，这是为了归罪。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不记载来表明义理的。齐国立公子无亏为君，卫国立公子黔牟为君，郑国立公子亹为君，都不记载，是因为其中的是非已经明确，善恶已经显露，事情本身并不依赖于是否记载，而是关乎利害的缘故。那么，《春秋》有时该记载却不记载，有时不该记载却记载，有时遗漏事情的始末不完整，只记载其意旨，仅此而已。所以说《春秋》的法则是公正的。重大事件就记载，阐明是非就记载，彰显褒贬就记载，决断危难疑惑就记载。除此之外，都是《春秋》所不记载的。〇有人则认为：各国上报就记载，不上报就不记载。那些不记载的情况，有人用偏颇狭隘的观点曲加解说，失去了圣人立言的本意，相差太远了。论述正当与不正当的义理说：父子相继，是天下的正道。宋桓公凭借地位

译缪公之后，公子冯以国卿的身份向与夷发动祸难；吴国余祭之后，公子光也向僚发动祸难。《春秋》记载与夷之难时称“督”，记载僚之难时称“吴”，以此表明这两国的祸乱起因于缪公、余祭所居之位不正罢了。继承君位以嫡长子为正统，这是天下的正道。晋献公不正当地继承君位，导致里克在奚齐身上肆意作乱；陈桓公不正当地继承君位，导致厉公从太子手中窃取国家。《春秋》记载奚齐时称“君之子”，而不称“君”；记载厉公时称“陈佗”，而不称爵位，以此表明这两国的祸乱起因于奚齐、陈佗所居之位不正罢了。匹配国君必须以夫人娶妻，不娶同姓，这是天下的正道。周天王以妾母匹敌嫡妻，所以《春秋》在记载归赗之事时贬斥王臣；鲁昭公以吴姬为小君，所以《春秋》在记载其去世时称“孟子”，以此表明仲子对于惠公、孟子对于昭公，其所居之位不正罢了。晋国拘捕曹伯，称为“伯讨”以定罪，是因为成公自立为非正。令狐之战，记载先蔑出逃，是因为晋国违背迎立公子雍这一正道而获罪。郑忽复归，记载为“世子”，是因为郑突以庶子夺取嫡位而危害正道获罪。蒯聩进入戚地，记载为“世子”，是因为蒯辄以儿子对抗父亲而违背正道获罪。晋国人接纳捷菑，记载“未能成功”，是因为赵盾以幼换长而失去正道获罪。《春秋》以正道确立根本，以正道拨乱反正，它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因此，违背正道即使有功，也是《春秋》所不赞许的；坚守正道即使遇害，也是《春秋》所不废弃的。胡安国说：“《春秋》的法度，惩治奸恶之人不因其在世或死亡而改变，必定施加于其自身，以此来惩戒恶行；奖赏忠善之人则惠及子孙，久远而不磨灭，以此来劝勉善行。”又说：“从前孔子笔削《春秋》，通过具体行事来展示圣人的作用，这大概是君主南面称尊的术数，也是臣子辅佐君王、决断国事的准绳。”又说：“《春秋》的记载，是孔子亲笔所写，门人高弟没有添加一词，实在是经世的大典，通过具体行事展现，深切而显著，不是空泛言论可比拟的。其义理精微深奥，最难探测。”又说：“程子对于《易经》，是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从而知晓体用的一源；对于《春秋》，是通过具体行事来知晓圣人的大用；对于其他经典及《论语》《孟子》，是阐发其细微之处，从而知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又说：“《春秋》的法度，对于外族入侵，则是抵御抗击，不与结盟；对于乱臣贼子肆意作恶，则是诛杀讨伐，不让他们参与会盟。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情志。”又说：“《春秋》是端正君主心术的大法，所以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祥瑞是福庆的征兆，若以此作为美观，君主的心就会骄傲懈怠；灾异是祸败的符兆，若以此作为至高的警戒，君主的心就会危惧通达。这是《春秋》垂示法度以待后世的意思。然而灾与异是不同的，日食是常度，所以程氏认为是灾，而先儒认为是异。考察《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精通历算的人几乎都能推算出来，其有常度是确定的，称之为异是不对的。虽然有常度，其次数不可避免，但有时食于朔日，有时食于夜间，有时食于前，有时食于后，有时当食而有阴云之象，这是人为所感不同的缘故。所以《春秋》有时书日，有时书朔，有时书月不书朔，有时书朔不书日，有时日朔皆不书，有时书日有食之既，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常度不可避免，但人为所感不同如此，那么其应验也随之不同，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天数，而不恐惧修省以回应天灾。何况地震、山崩、水旱、蛊螟、物怪之变，本来就没有常度呢？隐公九年，大震电，接着下大雨雪，已经震动就不应当再下雪，却发生了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河上沙鹿山崩，发生了韩之战。宋襄公时，五石陨落，六鶂退飞，发生了盂之执。成公十六年，雨水结冰，当年秋天君主被拘禁，而季孙行父有苕丘之舍。昭公二十五年，鸜鹆来巢，不久昭公出奔齐国，公子宋得国，其应验如同影随形、响随声，不可诬蔑。然而《春秋》因事而书，各有意义，如记载陈灾，则是兴起灭国、延续绝嗣。甲午宋灾，则是看见伯姬守死，谨慎于礼。桓公有年，宣大有年，则是看见其他年份都歉收，天道不差。僖公每时一书记载不雨，而六月雨，则是他怜悯雨水。文公三时并书记载不雨，则是厌恶他无志于民，不担忧雨水。多麋有灾，是阴慝之气，想要人君谨慎所感。凡是书一次、再书、屡书，都是圣人深明天人感应之理，看见灾异而不知警戒，那么祸患的到来是必然的。以人胜天，以德消变，那么有其象而无其应。如果郑国有火灾，裨灶说：“不用玉斚，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不用火，也不做这个，那么郑国有善政，是人胜天、德消变的验证。考察经典，桑谷共生、雉升鼎耳之类，就是这样。所以《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天人响应有所致之道，没有没有应验的。而牵强附会，不明交胜之理，就失之了。所问叔孙婼见。执及至，以经考之，称晋人，则非伯讨也；称执我行人，则不以其罪也。以传证之，晋听邾人之诉，而执叔孙，使与邾大夫坐。婼以周礼争之，乃不果坐

译又打算让叔孙带着邾国的婼，舍弃民众和军队去朝见，表示必死的决心，于是最终没有答应。又排挤范献子，拘禁申丰，怎么能说不能凭忠信免除灾祸，从而贬斥他们呢？季氏已经驱逐了自己的国君，使昭公流亡到齐国，住在郓地，驻扎在干侯，不能进入自己的国家了。他安葬别人的国君，这算是较轻的罪过，何必改变措辞来表示贬斥呢？出使回来，有的说“复”，有的说“还”。“复”是事情没有完结；“还”是事情已经完结的说法。归父受命出使晋国，虽然已经到了晋国并回来了，然而没有向灵柩复命，就不能说事情已经完结。当时，归父的家已经被抄没，想要回国复命，必定会被杀。被杀就会增加国君的恶名，他出逃比回国更好。况且他又在坛帷中向副使复命，袒露左臂、束发即位，哭了三声跳跃三次后出来，这难道不合礼吗？所以特别记载“还自晋至柽”，其中说“还”、说“至”，是用事情完结的措辞，来免除归父的罪责。卫辄父子的事情，其义理非常微妙，即使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还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子贡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是否有怨恨，之后才知道孔子不赞同卫辄。查考《春秋》经文，记载“卫世子奔宋”，是为了归罪于卫灵公；记载“卫侯元去世，赵鞅把卫世子送入戚地”，是为了归罪于蒯聩；记载“齐国夏、卫石曼姑率领军队围攻戚地”，是为了归罪于卫辄。子路作为孔悝的家臣，让孔悝不要参与太子的事情，大概也是认为卫辄可以继位，就像《公羊传》《谷梁传》中子夏的说法那样。他为此而死，所谓是受勇气的伤害罢了，这与吃着别人的俸禄却逃避危难的人不同。又说：前人认为五经中的《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因为它体现在具体行事中，深刻显著而明白。如果国家有大疑案，一定要考证于此，然后才能决断。就像复仇的道义，经文上“不共戴天”的，贼人没有讨伐就不记载安葬，丧服不除去，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以等待事情完结，用来训诫后世的臣子不可释怨忘亲，其义理非常深刻。又说：自从临川王氏的学说流行，废除《春秋》不列入学官，用私意解释经术，其效果甚至导致君臣易位，而士大夫没有愤慨疾恶之情。虽然颓波波及于此，考察其本源，是谁开启的呢？又说：圣人笔削，虽然孟子、庄子阐明了大略，但微言大义，一定要自己心得。如果不明理、精义，是不能达到的。又说：董仲舒是名儒，多得《春秋》的要义，所回答的切中当世的弊病，如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他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春秋》的疑义，先儒所〇，确实有未尽之处。襄公二十六年，澶渊之会，赵武被贬称为“人”，是为了帮助孙氏而贬斥他；郑良霄不被贬斥，是因为子产刚掌权，而郑伯为卫侯，所以去晋国，就知道郑国独自不释放国君而帮助臣下。卫孔达的死，是谋划不善的人，先君虽然有约定，如果他有罪而大国讨伐他，也可以履行诺言，不自我反省吗？况且同盟的歃血未干，就抗拒大国的讨伐，以危害其社稷，却以死来求取晋国的谅解，与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的人，相差多远呢！当时，陈国对楚国怀有二心，为孔达考虑，如果顾及约定，告诉他不应怀有二心，就可以了。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乐工进入，叔弓去世，停止音乐，完成祭祀。在祭祀时，听说大臣去世而不告知，是合乎礼的。现在叔弓参与祭祀，在宗庙之中，死在位子上，这是礼的变通，应当根据义理来兴起。《春秋》的大要，是阐明天理。世道衰微，臣子弑杀君父，妾妇欺凌丈夫，举世无人讨伐，而天理灭绝。圣人因此作《春秋》，警戒履霜之渐，明确嫡妾之别，谨慎华夷之辨，其微言隐义，抑纵与夺，是非进退，必须心解神受，超然自得，不是可以通过见闻得到的。必须多求博取，贯通类列，不是可以通过一事明白的。谄媚者，是招致乱世的根源。查考《春秋》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是为了断绝谄媚的端绪，垂示警惧的戒律，端正天下后世君主的心术。名器，是国家的珍宝。查考《春秋》大夫如果不是三命为正卿，姓氏不登于史册；如果没有天子的任命，不记载其官职。至于有罪，即使是诸侯的尊贵，有时也贬黜其爵位；卿士的显贵，有时也记载其名。这是重视名器。《春秋》主张大一统，尊崇王命，厌恶臣下分权，忌讳贱人犯上。历法纪年用王正而不行私历，朔日使者举上客而不称副使，微贱者名姓不登于史册，以严明分际、正定名分，这是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人君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有国家的人必须先巩固根本。查考《春秋》凡是台囿门廐土木记载在册的，是重视民力。《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唯独对于叛逆的党羽，必定诛杀而不赦免，以用兵侵伐为戒。唯独对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想要其迅速，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情怀。大概破坏常理、毁坏法则，赦免而不诛杀，那么天理必定灭绝；酷虐无辜，视而不见不救，那么人道必定沦丧。所以罪在五刑，上天所讨伐，大灾俱发，《春秋》讥讽它。又说：周王室已经衰微，五霸更替兴盛，正当僖公、文公、宣公之时，战胜诸侯，威震天下

译如果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地，屈完便臣服；在首止会盟，天子的世子得以安定；在蔡丘捆绑牺牲、载录盟书，五项禁令得以推行；修筑邢城、迁移杞国、分封卫国，诸侯便顺从；在城濮作战，夷狄便屈服；朝见天子所在之处，具备器物、遵循典章、防备疏漏，朝觐之礼得以修明；在河阳狩猎，以臣子跟随君主，名分便端正。这些功劳也是很大的。圣人详细记载在防地，不埋没事实，以昭示后世，这是应当反复仔细推究的。齐国、晋国的功劳像那样，而孟子却轻视它们，认为这是孔子门徒所不称道的。曾西以被比作管仲为羞耻，而深深畏惧子路，为什么呢？因为圣门之学，只以义理为准则，对于利益有所不图谋；只以道义为阐明，对于功业有所不计算。如果齐桓公、晋文公，从功利方面来说，确实很高；但从道义方面来责备，则是三王的罪人。所以孔子对于五霸的事迹，有所贬抑而没有过多的褒扬，以此显示圣学的大要。所寄居的贼人不讨伐，不记载葬礼，解说如果要说这是体例，体例却不通畅。盗贼杀害蔡侯申，说杀害他的大夫公孙姓等人是贼，已经讨伐，所以记载葬礼，那就应当纳入卫人杀害州吁的体例来记载，然后才称之为贼。现在称国家来讨伐，却不除去他们的官职，那么就不把两位大夫当作贼。如果认为讨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所以记载大夫，那就应当遵循里克、宁喜的体例，不记载葬礼了。所以知道这个体例不通畅。蔡昭公得以记载葬礼，自有其他的义理。澶渊之会，记载宋国发生火灾，所以这乃是《春秋》诛杀乱臣、讨伐贼子体例中的变例，其中尤为重大的。蔡景公贼人不讨伐，却记载葬礼，与正常去世的相同。正如桓公、宣公参与弑君，所以特别记载即位，与继承国家的人等同。其义理则是内部贬斥鲁君，普遍刺讥天下诸侯，诛杀他们依附邪恶逆乱之人的罪过。世子弑杀君主，在楚国是商臣，自是南蛮，又另外作一等对待。至于蔡般弑君，左氏所载，事情非常明白，正所谓禽兽逼人，人将互相残食。诸侯既然讨伐，却又去参加他的葬礼，乃是与禽兽同群而不避其吞噬。有国家的人不警惕火灾，虽然是灾害，也是常有的变故。因此，十二国的大夫在澶渊会盟，谋划归还财物而不谋划蔡人杀父与君的重大变故，对于弑逆不忧虑，对于火灾却忧虑，这是不能守三年之丧而对缌麻小功之丧却明察，治疗无名指而失去肩背，这可以称为明智吗？记载“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而各国的卿都受贬斥，鲁国的卿因避讳而不记载，普遍刺讥天下的大夫。道理极其分明，没有可疑之处。大体上《春秋》本来明白，多是因为学者见解未通彻，曲解产生私意，错误地有训释，失去原本防止经意的目的，于是迷惑使得大义不显。比如蔡般弑君，事情非常显著，只因为后人不知道“记载葬礼”的义理，便认为般实在不是弑君，而以弑君的罪名加之，如同许止的例子。这一段事情，乃是《春秋》中乱臣贼子极恶重罪，没有超过的，却想要略过，难道不是掩盖晦涩吗？孔子讨伐贼人的条法，刘绚传授，虽然有来历，然而也有不通透之处。比如解说“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只依据左氏的说法，是不对的。信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施用于这一段却没有意味。伊川程氏见解便不同，只说“各国的卿既然受贬斥，鲁国的卿避讳而不记载”，不再说破，使人自己防备取其精妙罢了。安国所说：“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通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着权制则尽乎易之变者”，在经中事实固有可见的。用《诗》来考察，“将仲子”说“大叔失道而公不制”，“叔于田”说“多才好勇不义而得众”，怀疑好像罪在段。等到《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然后才知道庄公志在杀其弟，没有亲亲之道，其罪乃不可言说。清人的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其《诗》说“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怀疑好像罪在克。等到《春秋》记载说“郑弃其师”，然后才知道文公之不君，二三执政之不臣，危国亡师的根本责任乃有所归。观看文姜孙于齐，则《河广》之诗可读，恩义之轻重可权衡。观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则《式微》《旄丘》之篇可信，卫为戎狄所灭的缘由可考。凡此类，皆所谓发乎《诗》之情者也。唐虞禅让，夏后殷周继承，这是古书所记帝王的大节。《春秋》兼帝王之道，贤可与，则以天下为公，而不必于继世之礼，所以季札来聘不称“公子”，贬斥辞国之非。子可与，则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禅国之义。所以文姜始入，即书于防。明立嫡之重也。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则尧舜者其名耳。曰顽，曰嚚，曰傲，又其父母昆弟也。然虞氏史官直书其君之名而不避，载其父母昆弟之恶而不隠也。周人以讳事神，于是乎有諡法。及至末流，忌讳烦而名实乱矣。春秋协文质之中，如庄公名同而书同盟，僖公名申而书戊申，襄公名午而书甲午。故薨不地，灭国称

译取出这些记载，奔赴书写孙氏之事，不隐瞒事实真相。既然遵循虞国史官质朴的笔法，使言辞委婉，又仿效周代典章制度的文辞。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谓贯穿《尚书》记事原则的体现。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这不是人臣可以随意召见的。记载“天王狩于河阳”，以严明君臣的名分。没有比世子更尊重的，这不是三公、冢宰可以随意排列班次的。记载“在首止会见王世子”，以显示储君副贰的崇高。没有比嫡夫人更名正言顺的，这不是众妾可以僭越的。记载“归赗考宫”，都称仲子，以彰显嫡妾的区别。没有比嫡长子更亲近的，这不是宠妾孽子可以匹敌的。记载“晋国人把捷菑送入邾国，未能成功”，以明确长幼的次序。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谓兴起常典以体现礼之根本的。记载战争则以救援他国为善，记载交战则以遭受讨伐者为主。齐桓公退兵以礼对待楚国，就记载“在召陵结盟”，以叙录他的功绩。晋悼公接纳斥候抵御楚国侵掠，就记载“在萧鱼会盟”，以赞美他的信义。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谓本着忠恕之道以引导乐之和气的。建子之月是周人的正朔，而记载“春王正月”，以推行夏历的时节。司盟是王府的官职，属于周官的下属，而《春秋》厌恶会盟，以称许“胥命”的正道。大道为公，外门不闭，而记载“灭下阳”、“筑虎牢”，警戒王公们不可忽视设险的重要性。君主先行臣子跟随，是人伦的大道。记载“晋国人拘捕虞公”、“齐侯夺取郓地”、“昭公包围成地”，以表明社稷并非永恒不变。《春秋》中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所谓彰显权变制度以穷尽《易经》变化的。因此，五经是承载大道的文献，《春秋》是圣人运用的工具。五经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之中有判例一样，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孔子作《春秋》，凡是记载周、鲁之事，虽然文辞委婉，至于名讳都依照本字书写。比如襄王名郑而记载“卫侯郑”，匡王名班而记载“曹伯班”，简王名夷而记载“晋侯夷”，恭王名匄而记载“晋士匄”，庄公名同而记载“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记载“戊申朔”，襄公名午而记载“陈侯午”，定公名宋而记载“宋仲几”，就是如此。查考《春秋》记载“成”，是在恭王在位时期，哀公的时代，匄是恭王的名字。夷是三代穆公的名字，宋是哀公父亲的名字，午是皇考庙讳。而在笔削之际并没有回避，《春秋》是为了尊崇君父而作，仲尼难道是不恭敬的人吗？书法如此，其义理也可以知道了。又说：“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现在查考《鄘》以下多是《春秋》时代的诗，却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呢？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王者的《诗》就亡失了。《春秋》作于隐公时期，正当《雅》亡之后。又查考《小雅·正月》是讽刺幽王的诗，却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等到鲁孝公末年，幽王已经被犬戎所杀，惠公初年，周朝已经东迁了。《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时期，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还有存在的：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善于其职，还算是任用贤人；晋侯在艰难中捍卫周王，赐给他秬鬯，还算是发布诰命；周王说：‘回去视察你的军队’，诸侯还来朝见；义和去世，谥号为文侯，列国还请求谥号。等到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抛弃他的九族，葛藟有‘终远兄弟’的讽刺，不安抚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讽。到了他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赗赠诸侯的妾室。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朝廷是风化的源头，平王的子母适逢冢正后，亲身遭受褒姒之难，被废黜流离迁徙，宗国颠覆，也可以想见了。却不以此为戒反而赗赠别人的宠妾，这是拔本塞源，自取灭亡啊。《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吧。寄托始于隐公，不也是深切著明吗！胡宏说：‘天理人欲，没有比《春秋》更明辨的了，圣人教人消除人欲。’

译恢复天理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又说：《周易》垂示训诫，必定是建立国家而亲近诸侯；《春秋》确立法度，必定是复兴灭亡的国家而延续断绝的世系。《易》、《诗》、《春秋》，现在只有名称罢了，它们的道理人们未曾知晓。知晓了然后德行增进、事业修成。又说：《易》、《诗》、《书》、《春秋》，是圣人的道。怎么样呢？回答说：圣人，是用一人来治理亿万人的德性，平息他们的争夺，成全他们的生养。又说：大一统的法度，奉行天子的正朔就是了，恐怕不应当再使用首年。商、周必定改正朔，是因为三阳的发动，天道的微妙，圣人推演并施行它，它的运用精妙极了。只是人们没有思考罢了。不仅仅在于改变百姓的视听。改换月份的意思无可怀疑，圣人制定万世不变的典章，其中大有变革而不沿袭的，难道还忌惮改换月份吗？一个“春”字，就是实行夏朝的历法，正次王，王次春，那么防微杜渐的意思又不同了。用《周书》来考证，嗣子在初丧时即位，逾年改元的制度，正想要讨论，深恐只是国史在这年的开头才记载即位的事罢了。《春秋》的法度大大地强调复仇，然而不是为复仇而作的。复仇，只是《春秋》法度中的一件事罢了。周幽王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废掉嫡子，立伯服，导致宗周破灭，他的罪过深重巨大，所以在他父子之间，圣人是难以直言的。等到他赠送仲子，重蹈覆辙，然后才记载并深加谴责。那么圣人之所以不用复仇来责备周平王，他的意图可见，大概与记载“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

《春秋集义纲领》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纲领》卷中

宋 李明复 撰

朱熹说：“《春秋》都是乱世的事情，而圣人一切用天理来裁断。”又说：“《春秋》虽然说是孔子所作，如果说它的事迹，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则是史官，也只是写出鲁国的史书，只是中间必定有改动的。”《春秋》难以防备，我平生之所以不敢说，怎么知道上面那是鲁史旧文，那是圣人改动的字？如果说圣人不改动，圣人又何必不用鲁史，再作《春秋》做什么？如果说：“它的义理则是我窃取的了。”又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谴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又《公羊传》、《谷梁传》说：“它的文辞则是我有罪的。”这是多大的担负？又有人问：伊川程氏《春秋序》引用夫子回答颜回“为邦”的话，作为颜回曾经听闻《春秋》大法的证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孔子将《春秋》向颜回说。大概三代制作极完备了，孔子不能再作，所以告诉以四代礼乐，只是汇集百王不变的大法。他作《春秋》，善者取之，恶者诛之，意思只是如此。所以伊川程子引以为榜样罢了。”孔子尊崇周朝，孟子不尊崇周朝，如同冬穿皮衣夏穿葛布，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适应时势的适宜，不同罢了。孔孟互换地位则都一样。问：“《诗》止于陈灵公之后，孔子作《春秋》是怎样的？”回答说：“《诗》亡的本义不可知道了，无法考证它的得失。然而恐怕说‘雅亡’或许接近吧。”又说：“上古的书，没有比《易》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然而这两本书都不容易防备。现在人不理解这两本书，便陷入穿凿附会。如果要读这两本书，且理会大义。《易》则尊崇阳而抑制阴，进用君子而退斥小人，阐明消息盈虚的道理；《春秋》则尊崇王而轻视霸，内重中国而外轻夷狄，阐明君臣上下的名分。”又说：“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忍耐不得。”问：“《春秋》？”回答说：“《春秋》我就不敢像诸位先生那样说，圣人在一字半字上决定取舍。圣人只是保存那些事在，要让人看见当时治乱兴衰，如一部《左传》记载许多事也。不知道是对是错，但是道理也是如此。现在且拿来参考，看见起初王政不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现，如此扶持，才有统属，便看见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到后来五霸的政治又衰败，而政令又出自大夫。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所以孔子作《春秋》，根据当时的事记载下来，教人看见事是如此，人怎么知道？”是用旧史与不用，而现在说此字是孔子作，此字是旧文，怎么看见？去何处勘验？况且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别。如后来五霸既衰，后如湨梁之盟之类，大夫出来与诸侯会，自是差异，自是不好。而现在坚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如“王人子突救卫”，这是卫国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从而保存了他个名字。而现在诸位先生却说“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又何必如此说？如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此说得极是。《春秋》只是如此，《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大槩亦自可见，不如他诸公所说。如此书便是予夺，甚至于日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