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五

译如果请求赦免逃亡的盗贼，而宋国又听从了这种请求，那么双方都有罪过。因此，晋国的荀吴、齐国的苑何忌、卫国的公子朝、曹国的大夫，都被省略而不记载。经文说“从宋国的南里”，是讥讽宋国放纵释放有罪之人，不能加以讨伐；“出奔到楚国”，是不等待贬斥断绝就自行离去，不助长乱人的恶行，这一点自然显现出来了。

译在昌间进行大规模搜阅。

谢湜说：“此前已经在蒲地进行了大搜。因为车兵和步兵不足，所以又在昌间进行大搜，在红地，在蒲地，在昌间。这是为了表明搜阅没有固定的地点。”

胡安国说：“鲁昭公时期，史书共记载了三次搜阅。有的因为不合时宜，有的因为不合地点，但大意在于权臣独断专行，国君不参与。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古代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节来演练军事，而主要目的是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这些都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而不是以驰射击刺这些末节为主。因此，周文王观察有莘氏，发现长幼有礼，知道可以任用，于是周文公得以称霸；汉高祖亲临洛阳，袒露臂膀发丧，为义帝报仇，于是汉高祖得以称王。如今鲁国，国君设立两观、乘坐大辂，臣子却在庭院中跳八佾舞，在泰山举行旅祭并用雍彻之礼；宰相占据大都、掌握国政，而军政的根本已经丧失了。还进行什么搜阅呢？《春秋》所记载的，是为了给后世提供警戒的意思。”

夏季四月乙丑日，周天子去世。六月，叔鞅前往京师，安葬周景王。

谢湜说：鞅是叔弓的儿子。

王室发生动乱。

谢湜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建立储君确立嫡子，是为了端正太子的地位。太子的地位端正，那么嫡庶的区别就分明，争乱之源就堵塞了。古代朝廷穿着皮衣而天下不乱，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向来明确。王子猛，是周景王的嫡子。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子。猛凭借嫡子身份应当继承，而景王不端正他的地位；朝凭借庶子身份倚仗宠幸，而景王不制约他的过失，以至于储君之位不定，奸臣产生异心。所以景王的丧事刚办完，王室争立君位的动乱就发生了。刘单凭借公义辅佐正道而尊崇猛，尹氏凭借私心偏袒庶子而尊崇朝，内外官员出入交战，五年后才平定。《春秋》记载‘王室乱’，是为了表明动乱是由景王造成的。”

胡安国说：为什么说王室乱？王者以天下为家，那么就把京师当作室。京师，是根本。周公作《立政》说：“引导只有夏朝才有室，大力经营它的堤防。”《鸮》诗留给成王，也说：“既然夺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室。”这都是指京师而言的。把京师当作室，王畿当作堂，诸夏当作庭户，四裔当作藩篱。治理外部要先从内部治理，远方的要先从近处开始。根本乱了而末端治理好了，是不可能的。景王宠爱庶子朝，让孽子与嫡子并列，使根本混乱，他说“王室”，是讥讽国家根本不正。根本端正而天下就安定了。唐尧、虞舜公天下，就互相禅让而传给贤人；夏商周三代家天下，就相继传承而传给儿子。《春秋》兼有帝王之道，可以公的，就以通达节度为权变，所以季札辞让国家，被贬而称名；可以家的，就以居正为大义，所以庄公刚出生就记载于防地，郑突回归而不称氏，以国阳生入齐而得以系于齐。这都是端正根本以推广到天下的道义。如果这种道义实行，不轻易更换太子，王室哪里有流离失所的祸患呢？《春秋》记载“子同生于前”，而记录“王室乱于后”，它作为后世的法则和警戒，是很明显的。

刘子、单子带着王子猛居住在皇地。

胡安国说：凡是称“以”的，是不应该“以”的。军队而说“以”，是能左右它的；土地而说“以”，是能取予它的；人而说“以”，是能决定其生死的。尊贵的人不“以”吗？卑贱的人不“以”吗？贵的人不“以”吗？贱的人不“以”吗？大的人不“以”吗？小的人不“以”吗？刘蚠、单旗，是臣子，为什么能“以”王子猛呢？猛在景王那里没有宠幸，不能自己确定地位，权柄掌握在刘单手中。说“以”，是能废立他的。查考《左传》：景王太子寿在昭公十五年去世，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猛和匄都是他的同母弟弟，按礼无疑应当立为太子，然而很久没有立，是因为景王宠爱庶子朝，想立他为继承人，没有成功而景王去世，所以各位大臣竞相立君，各位王子争着想被立。按正道则有猛，按宠幸则有朝。猛虽然正统但没有宠幸，他的威势不足以震慑群臣；朝虽然受宠但不正统，他的名分不足以服人心。两个太子的废立，都是依靠大臣的强弱而后确定的。所以特别称“曰以”，而景王的软弱，他轻视宗庙社稷的罪过，也就显现了。《易经》说：“王居无咎”，称“居于皇”，是表明他有土地，应当得到名位的称呼。

秋季，刘子、单子带着王子猛进入王城。

胡安国说：“猛没有满一年，为什么称王？显示他应当立为君主。既然应当立为君主，为什么称名？明确他是嗣君。说‘王猛’，是显示他居于尊位得到正道，又用来区别于其他王子。君前臣名，刘单不称名，而王称名，不嫌于颠倒吗？说：君前臣名，是常礼。礼当其变，臣有不称名的，称名其君而不嫌的。王不当称，没有满一年而称王；名不当称，立为君而称猛，都是礼的权变。只有可以与权变的人，能知道这种变化而不超越道的中道。再次书写‘刘子单子’带着王，为什么呢？《春秋》词语繁多而不删减的，必定有美恶在其中。刘子单子，大概是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而专断国柄的人。书写而不足，所以在防地再次书写，以彰显上下颠倒逆乱，作为后世的深刻警戒。”

冬季十月，王子猛去世。

谢湜说：“王猛称王，是为了表明猛应当立为王；称名，是为了表明国家动乱，猛没有得到立为君主。”

译刘单拥戴王猛居住在皇地，拥戴王猛进入王城，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表明王猛的进退取决于刘单、单子二人。史书记载“居于皇”，是为了表明王猛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史书记载“入于王城”，是为了表明王猛尚未获得国家政权。王猛去世，史书称他为“王子”，是按照未满一年的君主来对待他；史书直书其名，记载他“卒”，是为了表明君位尚未确定。刘单、单子二人，以确立正统为心愿，可以说是对王室忠诚了。然而他们向下不能联合军队来铲除逆贼，向上不能伸张社稷的大义来匡正王位，只是趁着间隙让王子进入王城，最终未能实现志向而死。所以史书在“王城”前用“入”字，是责备二人没有平定祸乱的才能。瀍水东西的城都称为成周，君王所居住的城则称为王城。

译朱熹说：“既然记载了王猛，又记载了王子猛，都让人无法理解。”

十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二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婼前往晋国。癸丑日，叔鞅去世。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大夫叔孙婼。

谢湜说：“邾国人把鲁国的危难告知晋国，而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大夫，这不是出使大夫的罪过，所以晋国拘捕叔孙婼，史书称他为‘行人’。”

晋国人包围了郊邑。

谢湜说：杜预认为郊是子朝所得到的城邑。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的籍谈、荀跞率领军队驻扎在侯氏，箕遗、乐徵渡过黄河增援，驻扎在侯氏的东南。正月，两军包围了郊邑，郊是子朝的城邑。既然不记载大夫的名氏，又不称‘师’，却说‘晋人包围了郊邑’。这就是所说的根据事情来加以贬斥。当时，天子流亡在外，晋国作为方伯，不急忙去慰问官守，省察器具，却慢慢派遣大夫前往。勤王尊主的大义难道是这样吗？记载‘晋人包围了郊邑’，罪责自然就显现了。”

夏天六月，蔡侯东国在楚国去世。

谢湜说：东国大概是去朝见楚国时去世的。

秋天七月，莒子庚舆来投奔鲁国。

谢湜说：“庚舆暴虐且喜好剑，只要铸造了剑一定要在人身上试验，所以国人难以忍受他，他出逃。”

胡安国说：“《左传》说：‘庚舆暴虐且喜好剑，只要铸造了剑一定要在人身上试验，国人担忧他，他又将要背叛齐国。乌存率领国人驱逐他，庚舆来投奔鲁国。齐国人拥立郊公回国。’夏、商、周三代得失的关键，天下只有仁与不仁罢了。如果没有仁心，严重的就会身死国亡，不严重的就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庚舆免于一死，从道路旁边出逃到鲁国，算是幸运了。他回国没有记载，而记载他出逃，是厌恶他。郊公出入都没有记载，是隐晦地处理。这就是所说的根据人来加以贬斥。贬斥的含义，有的根据地位，有的根据人，有的根据事。《春秋》的书法，通达王事，名氏不登载于史册，像这类情况也有很多。”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灭，俘获了陈国的夏齧。

程氏学说：“不说吴国杀，而说灭，是因为他们自取灭亡。诸侯不能凭道义自我坚守，反而役属于楚国，被吴国所俘获而死，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君主死了却说灭，是因为小国倾尽军队出征，一败俱亡，所以这样说。”

谢湜说：“六国兴师，都是楚国的命令。顿、胡、沈是主力，蔡、陈、许跟随他们，所以顿、胡、沈排在前面。六国都以国名称呼，是因为他们役属于楚国，将他们排除在外。胡子、沈子以自灭来行文，是谴责他们自取灭亡。小国不知道执守道义自我坚守，苟且顺从强者的命令而成为兵事的首领，让强大的吴国打败并杀死他们，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打败并杀死他们却称为灭，是因为胡子、沈子倾尽民众出征，上面记载名字，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记载败而不记载战，是因为战阵没有列好就打败了。六国出征，吴国打败他们的军队，杀死他们的君主，俘获他们的臣子回国，因此国家灭亡，他们的祸患太大了。《春秋》记载败、灭、记载获，是为了给小国警戒。”

胡安国说：吴国攻打州来，楚国令尹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军队与吴国作战。为什么不记载楚国令尹？因为已经丧失了楚国的军队，已经消灭了六国，先打败楚国军队就逃跑了，所以不记载楚国。诸侯的军队为什么不详细列举？顿、胡、沈是他们的君主亲自率领，蔡、陈、许是大夫率领军队。说战是因为没有列阵，说败绩是因为有的被灭有的被俘，事情也不同。所以总说吴人用诈术在前取胜，而用君主和大夫来列举六国在后面。胡、沈记载爵位，记载名字，记载灭，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君主狂妄，不能凭礼制自我坚守，役属于楚国，倾尽军队出征，一败而身与众俱亡。所谓‘胡子髠，沈子逞灭’，好像是说没有能灭他们的人，都是他们自取的。就像梁亡是自亡，郑弃其师是自弃，齐人殱于遂是自殱。有的说‘灭’，有的说‘获’，是区别君臣。君主死了叫‘灭’，胡子髠、沈子逞就是这样；活捉叫‘获’，秦、晋在韩原作战，俘获晋侯就是这样。大夫生死都叫‘获’，郑国俘获宋国的华元是活着的，吴国俘获陈国的夏齧是死去的。记载败不以国家区分，而以君主、大夫为序；记载死不以事情相同，而以君臣为别。这都是为了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即使颠沛流离也必定如此。道义施行而混乱自然平息了。”

天王居住在狄泉，尹氏拥立王子朝。

范祖禹说：尹氏拥立王子朝，季氏驱逐昭公，这是世袭官职的祸患。谢湜说：王子猛去世，同母弟王子匄即位，就是敬王。敬王即位超过一年，尹氏作乱没有停止，所以敬王流亡在外。尹氏擅自拥立子朝，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来表明天王所在的地方。记载‘尹氏拥立王子朝’来表明尹氏的大逆不道。子朝不是正统，他的即位不是周人所希望的，只是尹氏拥立他罢了。子朝记载立，是为了表明立不是正统的立；尹记载氏，是为了表明世卿是王室的祸患。

胡安国说：立，是不应该立。王猛应当立而不能立，所以称大臣拥立他，而不说立。敬王应当立，又能立了，所以直接称居住在狄泉，而不说立。子朝，是庶孽，夺取正统以贱妨贵，成为周室动乱的根源，是不应当立的，所以特别称立并指明尹氏。尹氏，

译这是天子的卿。周朝的公卿，史书在记载爵位时却改变文字而称其氏，是为了显示世袭卿大夫专权乱国，作为后世的警戒。有人说：称氏，是因为当时人们以氏来称呼他们。《诗经》说：“王谓尹氏。”这是《大雅》中赞美宣王的诗，难道也是讥讽世卿吗？持这种说法的人是错误的。诗人注重文辞，但不因此损害本意，赞美时或许会有过誉，讽刺时或许会显得深刻，用心意去推求本意就可以了。《春秋》所记载的，有时称爵位，有时称字，有时称名，有时称氏，有时称子，有时称人，名分由此得以端正，是非由此得以判定，礼义由此得以产生，这些都取决于圣人的内心裁断，子游、子夏也不能参与决定。如果只是顺从当时的称呼而加以记载，难道会是这样的吗？

译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冬天，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时，生了病，于是返回。

谢湜说：“鲁昭公多次前往晋国，只有这次记载是因为生病而返回，那么其余几次都是因为晋国拒绝接见而返回的。”

胡安国说：“鲁昭公两次朝见晋国，只被接见了一次；五次前往晋国，却有四次没能进入晋国都城。现在这里记载因为生病而返回，这是为了掩盖受辱的耻辱。身为周公的后代，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手持礼品，修好两国君主的关系，却不被接见，这真是耻辱啊。有了羞耻心然后才能知道愤慨，知道愤慨然后才能自我奋发，自我奋发然后才能行善，行善然后才能立身，立身然后才能推行政令，保全国家。鲁昭公在国内受制于权臣，在国外被方伯欺凌，这正是忧患疾病、凭借德行智慧保全性命避免死亡的时候。但他安于屈辱，甘愿处于弱势，没有愤慨羞耻自我奋发的心，他失去国家出逃，死在境外，这不是自取的吗！”

鲁昭公二十四年春天，周历二月丙戌日，仲孙貜去世。叔孙婼从晋国回来。胡安国说：“大夫被拘押后释放回国，就记载名字；这里只记载他的姓氏，是认为他贤德吗？”叔孙婼凭借礼制立身，不屈服于强国；凭借忠诚侍奉君主，不顺从强臣。这是国家的保卫者，鲁国的好大夫。假使昭公稍微有些触动，忍耐并强化行善的意志，举国听从他，难道他会死在干侯吗？看意如向昭子叩头请罪，叔孙婼因为驱逐君主而责备意如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等到意如有异心，昭子让祝宗祈祷死亡。这就是所说的知道无可奈何，安然接受命运。所以叔孙婼从晋国回来，特别用姓氏记载他的去世。昭公虽然在外面，但特别记载日期来记录他的去世，这是用来表彰他的节操，作为后世的劝诫。

夏天五月乙未日初一，发生日食。秋天八月，举行大雩祭。丁酉日，杞伯郁厘去世。冬天，吴国灭掉巢国。

谢湜说：“巢国本来是个小国，后来归属楚国，所以记载‘灭’。”

胡安国说：“巢国是楚国的附庸，实际上只是楚国的城邑。记载吴国进入州来，显示侵犯楚国的开端；记载吴国灭掉巢国，显示攻入郢都的开端。四周边境的守卫，既然不能控制，那么边境就震动；四境国都的守卫，既然不能保全，那么国都就危险。所以沈尹戌认为这是灭亡郢都的开始。《春秋》对于国内失去土地不记载，表明这是拥有国家的大罪；对于国外被夺取灭亡都记载，表明被夺取灭亡的人不能拥有土地和人民，就不配做君主。所以诸侯的宝物有三样，以土地为首。”

葬鲁平公。

鲁昭公二十五年春天，叔孙婼前往宋国。夏天，叔诣在黄父会合晋国的赵鞅、宋国的乐大心、卫国的北宫喜、郑国的游吉、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

谢湜说：《左传》说是谋划王室事务。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郑国的子太叔前往晋国，范献子说：‘对王室怎么办？’回答说：‘王室的不安宁是大国的忧虑，晋国的耻辱。您早点谋划吧。’范献子害怕，于是征召诸侯会盟，在黄父会盟，谋划王室事务。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输送给周王粮食，准备戍守的人，将要拥立周王。凭借王猛的无能，单旗、刘蚠的屡次失败，敬王刚即位，子朝的势力，召伯奂、南宫嚚、甘桓公的党羽，似乎有很多帮助在朝廷。然而在黄父会盟，共有十个国家，诸侯的大夫没有异议。这说明邪不胜正已经很久了。还有宠爱庶子，废嫡立庶，导致灭亡而不醒悟的人，不知道幽王、晋献公的父子，又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呢？那么黄父的会盟，是王室的事务，却没有赞美的言辞。为什么王室不安宁？只有友好国家的君主能够修明职分，来安定王都，这不是别人的责任，又有什么可赞美的呢？免于讥讽贬斥就足够了。这是《春秋》以正道对待人的体例。后世用滥赏来报答臣子应当做的事，做臣子的也接受而不推辞，就失去这个义理了。”

有鸜鹆来筑巢。

谢湜说：“来巢，是来到国中筑巢。鸜鹆，是野鸟，它的居所避开人。鸜鹆来筑巢，国中认为怪异，是大事。当时，鲁国纲纪废坏，公室的政事荒废很久了。那么鸜鹆从野外来筑巢，也是有所招致的。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用‘有’字来表述。”

胡安国说：“传文说：鸜鹆不越过济水，济水在东北汇入汶水，鲁国在汶水以南，是那里没有的。所以记载说：‘有筑巢的，离开洞穴而筑巢，阴居阳位，是臣子驱逐君主的象征。’鸜鹆适宜穴居在下，却巢居在上；季孙适宜在家顺从臣道，却在国主持祭祀，这是反常为异的征兆。能够用德行消除，就没有应验了。有人说：这是公子宋拥有国家的祥瑞。”

秋天七月，上辛日大雩祭，季辛日又雩祭。

谢湜说：“祭祀崇尚恭敬，蒸祭又蒸祭，雩祭又雩祭，都是亵渎祭祀。一个月两次雩祭，所以在雩祭上记载‘又’，显示其非礼。”

胡安国说：“《左传》认为再次雩祭是因为旱灾严重，圣人记载这个，是为了记录抵御灾害的方法不对，而只在祈祷祭祀的末节上用心。昭公的时候，雨雹地震四次出现在经文中，旱灾肆虐，相继而起，有鸜鹆来筑巢，怪异得很。季辛日又雩祭，灾害严重。考察各位官员，国家有人；观察天时，上天还有眷顾之心，没有最终抛弃。如果反省自身修明德行，信用忠贤，灾异的到来，一定可以抵御。从前高宗肜日，野鸡登上鼎耳，怪异也很严重，听从祖已，能够纠正

译因此能够安定殷商的国家，使国运长久。周宣王时期，旱灾酷热，灾情非常严重，但他端正自身修养，遇到灾祸心生敬畏，所以能够复兴衰败、拨乱反正，使王者的教化重新施行。这些都是以人力战胜天命、以德行消除灾变的明证。周昭王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知道敬畏，不能自我反省，反而去祈求祈祷祭祀这些末节，难道能够战胜灾祸吗？所以特意记载这件事，作为后世的鉴戒。

译九月己亥，鲁昭公逃奔到齐国，驻扎在阳州。

胡安国说：“从国内出逃称‘孙’，是隐晦的说法。驻扎在阳州，是等待齐国的命令。昭公想要讨伐季氏，子家子说：‘季氏得民心已经很久了，国君不要过多地自取其辱。’昭公不听。季孙意如登上高台请求，在沂水边上等待，以观察自己的罪责，昭公不允许。意如请求囚禁在费邑，昭公不允许。意如请求带着五辆战车逃亡，昭公也不允许。子家子说：‘国君还是答应他吧。政令出自他家已经很久了，隐没的民众大多从他那里获取食物，做他部属的人很多。太阳落山后邪恶之事就会发生，那就不可预知了。’昭公不听。叔孙氏的司马从西北角攻入孟氏，杀了郈昭伯，于是攻打昭公的徒众。昭公与臧孙到墓地谋划，于是出逃。以国君讨伐臣子，为什么不能取胜？鲁国自从东门遂杀嫡立庶以来，鲁君就失去了政权。俸禄离开了公室，政令掌握在季氏手中。对于这位国君来说，已经历了四位国君了。季氏设立三军，征用了其中一军，废除了中军，兼并了另外两军。百姓的赋税有一半进入了他的家。他接受命令救援台地，却趁机攻入郓地，率领军队夺取卞地。这些都不向国君报告，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专横至极。季孙行父凭一句话就驱逐了东门氏，南蒯因他的一次行动而逃亡。鲁国的群臣也没有敢于忠于公室并献计献策的人，这就是所谓的艰难困顿之时。《易经》屯卦六五爻辞说：‘屯难中积蓄恩泽，小事守正吉祥，大事守正凶险。’象传说：‘屯难中积蓄恩泽，恩泽未能广施。’昭公不明白消长盈虚的道理，端正自身、表率德行，选拔任用忠贤，等待时机循序渐进，却忍受不了一朝之忿，想要逞遂私欲，并且与群小谋划，他遭遇祸患是理所当然的。”

齐景公在野井慰问昭公。

谢湜说：“季氏专权已久，想要消除这个祸患，不能不循序渐进。昭公智慧不足以谋划，权势不足以驾驭，却用小人的计谋，仓促进攻并驱逐他，想要他不陷入危亡，太难了。所以昭公驱逐季氏，反而被季氏驱逐，失去君位出逃，史书称‘孙于齐’，是为了彰显昭公谋略的疏漏。昭公因势弱而失位，邻国应当救援；季孙意如背叛君主，邻国应当讨伐。救援并讨伐，是邻国的道义。齐景公偏袒叛逆、抛弃顺从，偏袒臣子、抛弃君主，反而让意如安处在国内，而让昭公驻扎在国外，他的相互体恤，只是用怜悯的话语安慰罢了，这对我们的国君有什么补益呢？史书称‘次于阳州’，称‘唁于野井’，是责备齐景公灭绝邻国道义。阳州，是齐国的城邑；井，是齐国的地方。”

胡安国说：“唁，是吊唁。对活人叫唁，对死者叫吊。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以相遇之礼相见。孔子说：‘他的礼仪和言辞值得称道。’既然如此，为什么失国而不能返回呢？礼仪有根本和枝节，端正自身、治理百姓，是礼仪的根本；威严仪态和文辞，是礼仪的枝节。昭公失去齐国的支持，回国时没有悲伤的表情，不顾及娶孟子为夫人，不颁布政令，在家而不能拥有有子，家子贤能而不能任用，却琐碎地习练礼仪，怎么能拥有国家呢？虽然齐侯来慰问，他的礼仪和言辞是对的，但作为方伯连帅的职责却没有履行。这又怎么能算是礼仪呢？齐侯说：‘从莒国边境以西，请献上千社之地，我将率领我的赋税军队跟随您。’子家子说：‘失去了鲁国而用千社之地作为臣属，谁愿意与他共存？况且齐君没有信用，不如早点去晋国。’史书称‘唁公’，也表明他没有接纳昭公的实际行动，这是讥讽他。”

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去世。十一月己亥，宋元公佐在曲沃去世。

谢湜说：曲沃，是宋国的地方。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宋元公作为国君，所以前往晋国，死在曲沃。曲沃，是宋国的地方。宋元公的夫人曹氏，生了女儿嫁给季孙意如。有人对曹氏说不要给鲁国，因为鲁国将要驱逐季氏，曹氏告诉元公，元公告诉乐祁。乐祁说：‘给吧。如果这样，鲁君一定会出逃。没有民众而能逞遂志向的，从来没有过。’鲁君失去民心已经很久了。然而宋元公是季孙意如的外公。他不顾念这一点，而想要接纳昭公，是以端正伦理、体恤患难为心，而不隐瞒自己私亲的罪恶的人。他比当时的诸侯贤明得多了。所以他虽然在封地内去世，却特别记载了地点以作区别。”

十二月，齐侯夺取郓地。

谢湜说：“郓，是鲁国的城邑。齐侯夺取郓地，作为昭公的居所，让他住在那里。齐侯用郓地安置昭公，却称‘取’，是因为鲁地的土地都不再属于昭公的缘故。称昭公‘孙’，是为了表明昭公并未与鲁国断绝关系。表明他未与鲁国断绝，是为了罪责季孙意如的叛逆。郓地称‘取’，是为了表明昭公已与鲁国断绝关系。表明他已与鲁国断绝，是为了罪责昭公的失国。”

胡安国说：“郓，是鲁国的城邑。直接记载齐侯夺取它，为什么呢？齐国不是自己夺取，而是为昭公夺取郓地，让他居住。昭公出逃，经文书写‘次于阳州’，表明昭公在鲁国并未断绝关系，而季氏驱逐君主，是不忠的臣子。等到书写‘齐侯取郓’，则表明昭公已与鲁国断绝关系，而被季氏驱逐，是不合格的君主。君主，是拥有土地人民，以供奉宗庙典籍的人。已经不能拥有，而依靠他人保护，就是不合格的君主。《春秋》的道义，希望做君主的尽君主之道，做臣子的尽臣子之道，各自坚守职责而不改变。昭公失去了君主之道，季氏成为乱臣，各自改变了职责而不坚守。这作为后世的警戒，深切而显明了。”

二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安葬宋元公。三月，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程氏学说：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

译在郓地。昭公出逃，史书记载说：“昭公到了齐国，驻扎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圣人记载这些，是为了表明昭公与鲁国并未完全断绝关系，借此谴责季氏以臣子身份驱逐国君。等到齐侯夺取郓地时，则表明昭公已被鲁国彻底抛弃。郓是鲁国的城邑，昭公无法保有，而齐侯夺取它来安置昭公，借此谴责昭公不能保全国家而被臣子驱逐。昭公丧失了为君之道，季氏成为乱臣，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鲁国混乱的原因。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天下就能治理好，何况鲁国呢！

译谢湜说：“齐侯夺取郓地，让鲁昭公居住在那里，所以昭公住在郓地。齐侯曾去吊唁他，却不能为他讨伐贼臣；让他居住在那里，却不能帮他恢复国家。这是齐侯的罪过。昭公虽然失国流亡在外，但鲁国君臣的道义并没有断绝。史书记载‘至’、记载‘居’，是为了保全国君的地位。周敬王居住在狄泉，这是尹氏的罪过。敬王在狄泉，史书记载‘居’，是为了保全天子的地位。昭公居住在郓地，这是季氏的罪过。昭公在郓地，史书记载‘居’，是为了保全国君的地位。明确君臣关系，是《春秋》的大义。君臣上下的名分明确了，天下的根本也就端正了。”

胡安国说：“‘居’，是指拥有土地和人民的称呼。昭公失去国家，出逃而称‘居于郓’，是为了保全一国的法度。襄王已经出逃而称‘居于郑’，敬王尚未入京而称‘居于狄泉’，是为了保全天下的法度。天子对于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不是诸侯敢擅自占有的。诸侯对于封国，四境之内，没有不是他的土地，不是大夫敢专断的。所以诸侯避让宫室以等待天子巡狩，而大夫专据城邑，这就叫做背叛君主。说‘居于郓’，其作为法度防范的意义就达到了极致。”

夏季，昭公包围成地。

谢湜说：“成是鲁国的城邑，境内都不归昭公所有，所以昭公想要夺取成地，就包围这一座城邑；而到了包围它的地步，由此可以看出昭公不得人心。”胡安国说：“成地，是孟氏的城邑。《左传》说：‘齐侯将要帮助昭公回国，命令不要接受鲁国的贿赂。’申丰正好到齐国，用财物贿赂梁丘据，梁丘据接受了。梁丘据对齐侯说：‘群臣不为鲁君尽力，不是不能侍奉君主。’梁丘据对此有不同看法。宋元公为鲁君前往晋国，死在曲棘。叔孙昭子请求让鲁君回国，没有生病就死了。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如果让群臣跟随鲁君，通过占卜师来寻求成功，并继承下去，这就没有敌手了。齐侯听从了他的话，派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昭公包围成地。不记载齐国军队，是因为景公被邪说所恐吓，行义不能坚持到底，所以隐晦地记载。记载昭公包围成地，那么季氏的不臣、昭公的不君、齐侯不能修明方伯连帅的职责，他们的罪过就都具备在记载中了。”

秋季，昭公在防地会见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鄟陵结盟。

谢湜说：“在鄟陵结盟，是谋划帮助昭公回国。在野井吊唁，在鄟陵结盟，而最终没有讨伐叛臣的军队，这是齐侯的罪过。”

昭公从防地回来，居住在郓地。九月，庚申日，楚平王居去世。

谢湜说：“居，是楚平王。”

冬季十月，周天子进入成周。

谢湜说：“大臣不能诛杀子朝，清除王室以顺逆天意。周天子冒着危难进入，史书记载‘入于成周’，是谴责周臣讨伐贼臣迟缓。”周国统说：“记载成周，是为了表明周天子恢复国家。”当周敬王返回时，子朝还占据国都内部，所以用‘入’来表示恢复国家。《左传》说召伯盈先驱逐子朝，然后周王进入成周，这是错误的。襄王记载‘出’，敬王记载‘入’，都是《春秋》改变用词以显示大义。

胡安国说：“《左传》说：‘晋国的知跞、赵鞅率领军队帮助周王进入成周，派成公般戍守周地，然后返回。不说‘入于京师’，是因为‘京师’是众大之称，不能与‘入’连用。说‘成周’，是因为《黍离》被编入‘小雅’之后，不列入‘雅’，降为‘国风’的意思，而景王宠爱庶孽，削弱嫡长继承人的罪过就显著了。”

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

谢湜说：“子朝的动乱，都是权臣造成的。子朝被立为王，是尹氏主使的；子朝出逃，是尹氏、召伯、毛伯在左右辅佐的。所以前面记载‘尹氏立子朝’，后面记载‘尹氏、召伯、毛伯带着子朝逃奔楚国’，是为了彰显权臣的动乱。尹氏首先作恶，而召伯、毛伯相继跟随，所以逃奔楚国后才记载两位伯。”

胡安国说：“夺取国家有五种利益，宠爱是其中之一。子朝受到景王的宠爱，为他结党的人很多，最终不能立为王，以至于逃奔楚国，为什么呢？是非出自人的本心，不可以因私爱而认为是，也不可以因私恶而认为非，最终要归于公正才能停止。景王宠爱子朝，期望人们认为是，而天下人不认为是；疏远轻视子猛，期望人们认为非，而天下人最终不认为非，只是设立这种私心，两方面都抛弃了。庶孽凭借宠爱，成为群小所尊崇，而人心不依附；嫡子凭借正统，是人心所向，而群小不服从。所以伯服虽然被杀，平王也不能恢复宗周的兴盛；申生已经死了，奚齐、卓子也不能战胜里克的军队，这就是两方面都抛弃的结果。景王不吸取覆车的教训，王猛、子朝之间，危险也极大了。《春秋》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警戒，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

二十七年春季，昭公前往齐国。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夏季四月，吴国杀了他们的君主僚。

谢湜说：“吴公子光肆意作乱，而把罪责归于吴国，这是《春秋》在最终通过变例来伸张大义。公子光出逃，杀害君父，他的罪过应该迅速讨伐。在朝堂上侍奉君主、领取君主俸禄的人，没有一个人出力来报答君主，让仇敌安然处在君位，而卿大夫都北面称臣，背弃恩德的人太多了。那么吴君遇难，是举朝大臣害了他。所以弑君记载‘吴’，是为了谴责这个国家。”

胡安国说：“这是公子光派专诸弑君而称国，为什么呢？吴子寿梦

译吴国有四个儿子，长子是诸樊，次子是余祭，三子是夷昧，四子是季札。光，是诸樊的儿子；僚，是夷昧的儿子。诸樊兄弟按次序相继即位，必定想把国家传给季子，但季子始终不接受，那么国家理应属于光。僚怎么能成为国君呢？所以史书用“国”来指称弑君者，而不把罪责归于光。之所以用“国”来指称弑君者，是因为这是吴国大臣的罪过。大臣承担国家大事，没有比确立国君更重要的事了。所以国君在世时国家根本安定，国君去世后继承人即位，国家太平，人们没有非议，这是执政大臣的职责，这正是伊尹、召公能使商、周安定，诸葛亮能使刘汉稳固的原因。如果废立、进退之事，出自众小人或宦官之手，而执政大臣不参与，那就是任用他们为相了。这就是《春秋》将罪责归于大臣，称“国”弑君的用意，其深远的世道考量非常深刻。

译吕祖谦说：吴公子光杀了他的国君僚，考察《左传》所记载的始末，公子光固然不能没有罪责，然而吴王也不懂得根本的虚弱。趁着楚国丧事而攻打楚国，贤能之人是国家的希望，却派公子掩余、公子烛庸攻打潜地，在外用兵，而季子又派他出使上国，于是到达晋国去观察诸侯的强弱。一时之间亲近的大臣都被安顿在外，所以公子光得以窥伺间隙，得以实行他的阴谋而作乱。吴王不懂得根本虚弱的地方，大抵治国的根本，没有比得上“亲”和“贤”这两个字的。有亲人就可以像藩篱和屏障一样护卫王室，有贤人就可以镇守朝廷，即使有奸贼，也不敢觊觎。现在吴王对于像掩余、烛庸这样的亲人，就派他们率领军队围攻潜地；对于像季子这样的贤人，就派他们出使国外。这就是公子光之所以能成就篡弑祸乱的原因。假使这几个人都在吴王的左右，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公子光包藏祸心，本来已经很久了，这才得以实现他的志向。大抵篡弑的臣子，乘虚而入，投隙取利，不值得讨论，真正可指责的是吴王。假使不知道公子光的奸诈，更加信任他作为心腹，这样就是不觉悟，不值得深责。看公子光埋伏甲兵宴请吴王的时候，吴王也自己知道他的阴谋。看他派甲士坐在道路上，以及他的门、门阶、户席都是吴王的亲人，当时防备如此严密，然而最终不免于祸患。这是明知他的阴谋而明白地防备祸患。吴王既然明知他有篡弑之心，就应当兢兢业业，遵循养晦之道在这方面下功夫。既然不曾在这方面下功夫，而像掩余、烛庸、季子这样的亲信大臣，不应当让他们在外。这几个人既然在外，所以公子光得以杀他，怎么能不导致篡弑的祸乱？由此看来，那么罪责不专在公子光，实在是吴王的罪责。

楚杀了他的大夫郤宛

谢湜说：“《左传》说是费无极进谗言而害死他。”

秋，晋士鞅、宋乐祁犂、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在扈地设防。谢湜说：“《左传》说是谋划迎立鲁君。”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扈地的设防，是命令戍守周王室，并且谋划迎立鲁君。宋、卫都利于迎立鲁君，坚决请求。士鞅从季孙那里取得贿赂，对乐祁、北宫喜说：‘鲁君在齐国三年而没有成功，季氏很得到民心。淮夷与他们有十年的防备，有齐、楚的援助，有坚守的决心，有列国的权势，却不敢宣扬。侍奉君主就像在国内一样，我认为很难。’这两个人都是为国图谋的人，想要迎立鲁君，请求跟随这两个人去围攻鲁国，不成功就死。两个人害怕，都推辞。于是推辞小国而以困难回复。十五年，诸侯在扈地结盟，将要为鲁国讨伐齐国。齐侯贿赂他们而不能讨伐，所以在防地的诸侯略而不序。现在这次谋划迎立鲁君，也因为贿赂的缘故不能迎立，而各国的卿大夫都序，为什么呢？回答说：利于迎立鲁君的，是宋、卫的卿大夫。接受贿赂而不想要迎立鲁君的，只有范鞅主持罢了。何况戍守周王室的命令实行呢？所以列序而不略。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取舍的大意，而轻重审察清楚了。”

冬十月曹伯午去世，邾快来投奔

谢湜说：“邾国大夫凡三次叛逃出奔，都以鲁国为主，因为鲁国接受邻国的逃亡者而安顿他们。”

公到齐国，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安葬曹悼公。公到晋国，驻扎在干侯。谢湜说：“驻扎在阳州，不能进入齐国；驻扎在干侯，不能进入晋国。近则被齐国轻视，远则被晋国轻视，他的忧患危险到了极点。”晋，是主持盟约的国家。鲁君以困难告知，就像在水火之中一样。顷公坐视鲁君在水火之难，抛弃而不救助，这不是用来端正邦国的做法。记载“驻扎在干侯”，是责备顷公失去主持盟约的道理。干侯，是晋国的邑。

夏四月丙戌，郑伯寜去世。六月，安葬郑定公。秋七月癸巳，〇子寜去世。冬，安葬〇悼公。

二十九年春，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

谢湜说：“晋侯没有见公，所以从干侯回来。”

齐侯派高张来慰问公

程氏学说：“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三次从防地回来，居住在郓；一次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一书记载至，记载居，是为了保存君位。公流亡在外，不得其所，而鲁国君臣的道义，可以断绝吗？春秋的道理，是阐明君臣关系的。君臣的道理明了，而天下安定且治理了。《书》说：‘公在干侯’，也与这个意思相同。”

谢湜说：“怜悯他而不能救他，不能称为德。在野井慰问，派高张来慰问，是责备他没有救难的实际行动。”

胡安国说：派遣使者来慰问，是浅薄的事。也记载在经上的，是责备齐侯不能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从前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人不救助，黎的臣子劝他们的君主回去，而作《式微》。其中一章说：“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谓微君之故。”如果昭公被逐出奔，而齐国不讨伐，淹留慰问日久，而齐国不接纳，就是“微君之故”了。其中二章说：“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谓微君之躬。”如果齐侯设礼以宴请，而派宰献，派遣使者来慰问，而称“主君”，就是“微君之躬”了。诸侯

译国君失去国家，寄居在诸侯国，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失去国家，其他诸侯接纳他，这是正当的。齐国的祖先曾经主持过夏天的盟会，而太公曾接受先王统领五侯九伯的命令。鲁国是邻近的甥舅之邦，昭公早晚都站在鲁国的朝堂上，鲁国竟然不能陈兵边境，讨伐季孙意如驱逐国君的罪行，反而派遣使者慰问昭公，这难道合乎礼制吗？

译鲁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

谢湜说：“晋国已经拒绝接纳他了。”鲁昭公又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处境窘迫到了极点。

夏季四月庚子日，叔诣去世。秋季七月，冬季十月，郓地溃散。

谢湜说：“鲁昭公前往齐国，齐国不以礼相待；前往晋国，晋国不接纳他。以寄人篱下的身份，寄居在晋国的干侯。君主的权威已经扫地以尽。郓地的人担忧季氏成为祸患。于是上下不能相互保全，一个城邑的民众溃散了。身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最终却没有一寸土地可以依托，没有一个百姓可以辅佐，这都是权臣造成的祸难。”

胡安国说：“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称为溃散。从此鲁昭公在鲁国彻底消失，一寸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了。鲁昭公出逃，寄居在郓地四年，百姓没有看到他的恩德，逃亡时没有留恋的迹象，以至于溃散，难道不是因为他昏庸迷乱不知悔改，自己陷入罗网陷阱之中吗？他的随从又都残害百姓，视如泥土草芥，下属无法忍受，所以溃散吗？然而，离开宗庙社稷，出逃后仍然不恐惧，期望改正过错来弥补以前的罪过，这是自我放弃得很严重啊，想要不灭亡能做到吗？唉！所以史官记载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

鲁昭公三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程氏学说：“记载‘公在干侯’，是为了保存君主的地位。君主失去了居所，在干侯而不能回国，所以在朝见正朔的时候记载君主所在的地方，那么保存君父、谴责臣子、讥讽诸侯的意思，都可以完全体现出来。”

谢湜说：“郓地溃散，鲁昭公不能返回，而客居在干侯。正月，记载君主所在的地方，是为了保存君父。保存君父，是为了谴责臣子。”

胡安国说：“鲁昭公离开社稷至今五年，每年正月不记载‘公’，是因为在鲁国疆域之内，就没有不是他所在的地方。到了这时郓地溃散，客居寄居在干侯，已经不是他所在的地方了。每年正月一定记载君主所在的地方，大概是为了保存君主，不认可季氏专权，而谴责臣子、讥讽诸侯的意思都具备了。唐武则天废黜并迁走中宗，改朝换代自立，史官将她列入本纪，想要彰显她的罪过，但君子认为这不是《春秋》的方法。他们的说法是：‘天下是唐的天下，中宗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武则天怎么能断绝先君的世系，又接续嗣君的年份，废除武氏的称号，自以为窃取了《春秋》的大义，确实如此。’

夏季六月庚辰日，晋侯去疾去世。秋季八月，安葬晋顷公。冬季十二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

程氏学说：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楚国人灭掉弦国，弦子逃奔黄国；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卫国。国家灭亡君主逃奔，都不称名，是因为春秋时代，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灭掉别人的国家，那些君主因为力量不敌而逃奔的，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道义还没有断绝。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没有罪过，只是被横逆所加害，本来可以向上申诉给天子，向下告知诸侯。那么他们的道理可以伸张，他们的国家可以恢复，怎么可以立刻断绝他们呢？只有鲁昭公三十年，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唯独称名。《左传》说‘已经投降了然后才逃奔楚国’，用经义和体例来考察，是可信的。他已经投降了，哪里还有复兴的志向呢？所以称名，来彰显他的断绝。逃奔不记载‘出’，因为国家灭亡就没有‘出’，所以这样。

谢湜说：“春秋时期国家灭亡君主逃奔，都不称名，唯独徐子章羽称名，是因为他已经臣服于吴国然后才逃奔。逃奔而不称名的，是取他们有复兴的志向。屈辱地做臣子，那么复兴的志向就消失了。所以徐子逃奔，称名来彰显他的断绝。”

胡安国说：“春秋时期国家灭亡而君主出逃的，都保留他们的爵位，而不称名，是因为没有可灭的罪过，只是被横逆所加害罢了。唯独徐子章羽逃奔而称名，是因为章羽剪断头发，带着他的夫人去迎接吴王，已经没有复兴的志向了。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大义，虽然在于抑制强者扶持弱者，又责备弱者一定要自强于为善。”

鲁昭公三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范祖禹说：季氏驱逐他的君主，鲁国没有君主八年，春秋每年一定记载君主所在的地方，等到他居住在干侯时，正月一定记载说：‘公在干侯’，不认可季氏专权。

季孙意如在适历会见晋国的荀跞。

谢湜说：“意如是鲁国的大逆臣，大国不能为他，力量讨伐又让大夫会见，怎么作为乱臣贼子的警戒呢？然而意如身负大罪，却敢肆意妄为，而无所忌惮，是因为晋国大夫做他的援手。”

胡安国说：《左传》说：“晋侯打算用军队送鲁昭公回国，士鞅说：‘如果召见季孙而不来，那么就确实是不臣了，然后讨伐他，怎么样？’晋国人召见季孙，士鞅私下对他说：‘您一定要来，我接受您没有罪过。’意如驱逐君主，不侍奉专有的鲁国，晋国实际上是盟主，不能致讨，反而用会见的礼节宠幸他，不也很悖逆吗？”有人说：“季孙侍奉君主就像在国中一样，不知道他的罪过而君主讨伐他，这是昭公的过错，那就错了。”行贿齐国和晋国，使它们不接纳昭公，在宗庙祈祷，请求君主不回国，等到他复位时，还想要断绝他的兆域，加上恶谥，哪里在于侍奉君主就像在国中？还说不知道他的罪过吗？齐国和晋国不能诛杀乱臣禁止奸邪悖逆，君臣的道义，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波及。陆淳认为驱逐君主的臣子，晋国不惩罚他，反而和他会见。记载说：‘意如在适历会见晋国的荀跞。’晋侯作为盟主的行为，可以看见了。荀跞作为臣子的行为，可以知道了。这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

译能够看到这一点的人，就领悟了《春秋》记载此事的深意了。

夏季四月丁巳日，薛伯糓去世。晋侯派荀跞到干侯去慰问鲁公。谢湜说：“贼臣不讨伐，而荀跞去防备他；国君处于危境不救援，而荀跞去慰问他。这怎么能平定鲁国的动乱并使其回归正道呢？”齐国和晋国都是大国，力量足以诛杀叛逆者却不加以诛杀，权势足以解除危难却不加以解除。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责备两国进行慰问的原因。

译秋天，安葬薛献公。冬天，邾国大夫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

谢湜说：“黑肱是邾国的大夫，《春秋》没有记载他的名字。邾杜氏认为这是文字缺失。”

十二月辛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夺取了阚地。

谢湜说：“鲁昭公寄居在干侯已经很久了，并没有兵力可以夺取城邑。之所以能夺取阚地，是因为鲁国人把阚地给了昭公，昭公才夺取了它。《春秋》记载‘取阚’，是为了彰显昭公势力的微弱。阚，是鲁国的小邑。”

夏天，吴国攻打越国。秋天，七月。冬天，仲孙何忌在防地会合了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谢湜说：“诸侯不勤于侍奉周天子，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当王室危弱的时候，各国却能听从王命，修筑成周城墙以安定王室，这是非常善举。”《春秋》记载“城成周”，是赞美这种行为。

胡安国说：“天子如果有道，四方边远之地都会成为屏障。如今竟然要修筑王都的城墙，能不记载吗？不称‘城京师’而称‘城成周’，是因为‘京师’是众多宏大的称呼；‘成周’是地名，把它和列国并列看待了。”

吕祖谦说：自从王子朝作乱，诸侯戍守周王室，到这时周敬王向晋国谋划，晋国为他修筑成周城墙。当时人心未定，所依赖的只有城墙罢了。现在范献子、魏献子谋划，与其戍守周王室，不如修筑城墙。周天子实际上说：“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他是晋国的执政大臣，自己这样谋划。从事迹上看，晋人联合各国大夫修筑成周，确定城墙的高低厚薄，命令诸侯，各自承担王室的事务。在春秋末期，晋国衰微，诸侯能这样做，已经是难得的时候了。看晋国的执政，不要只看事迹，要看他们执政时的谋划。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做了修筑成周这一件事，从此天子的事务都不再管了。天下的大事，这一方面要重点看待。自从周王室衰微，五霸扶持王室，本来就没有诚心，是想借王室来在诸侯中求取宠信。为什么到了春秋末期，连五霸也没有了？还因为王室的恩泽未尽，略微知道有王室存在。等到王室的恩泽快要耗尽，仅存毫发之力。周王不能借此振奋再振兴王室。这一件事，简略地说，就是做了一番不管天子事务的事。所以谋划说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晋国一国的心意如此。如果从天下大势来看，可以看出周王室之所以不能再振兴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人心九分在私利，只有一分在王室。用一分的力量做十分的事，为周王室修筑了城墙。王室的心意就消亡了。这是因为这一番用尽，岂只是范献子、魏献子的过错？作为周王应当修治国政，保护爱护养育，激起诸侯尊王的心，反而不审察天下的大势，让他们修筑城墙。诸侯尊王室的心意都消亡了。这就是周王室衰微的原因。

十二月己未日，鲁昭公在干侯去世。

谢湜说：在干侯去世，彰显他客死在外。鲁国的政权在季氏手中已经四代了，百姓只知道季氏，不知道有国君。昭公大事不知如何处理，却匆忙用武力讨伐不可制衡的权臣，所以心意如同刚登台请罪，而昭公的军队放下武器，都没有战心。等到他出逃时，齐国不礼遇他，晋国不接纳他。鄟陵之盟，扈之防，两国的奸臣反而成为季氏的援助。而国内没有讨伐乱臣的人，昭公多年寄居野外，最终没有一个人援助，而死在干侯。这能不为之悲伤吗？所以史墨说：做君主的人要谨慎对待名位和权柄，不可以假手于人。

胡安国说：诸侯失去国家出奔的人很多。郑伯突被祭仲驱逐而出奔，进入栎地后又恢复了国家；卫侯衎被孙寗驱逐而出奔，进入夷仪后又恢复了国家。昭公在外八年，最终客死他乡成为天下笑柄，为什么呢？祭仲虽然专权，但世袭的权位不如季氏重；卫侯失国，还有夫人，而且有推挽他的人，所以虽然失国又能复得。鲁国自从季友受封费地成为上卿，到季孙意如专执国命，已经四代了。他的臣子都是季氏的亲信，他的百姓都是季氏的收获。而昭公只有一个子家驹，言论不被听从，计谋不能实行，不能复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春秋》详细记录他的所作所为，作为后世的警戒。昭公虽然失国，但每年正月必定记载“公在干侯”，是为了谴责季孙意如；记载“齐侯取郓”，昭公围成，郚溃，是为了断绝昭公。做臣子的看到每年必定记载昭公所在的地方，必定不敢萌生防备不臣的心；做君主的看到《春秋》记载“围成郚溃”，知道社稷没有固定的供奉，也必定稍微警惕。唉，可以说深切显明了。胡宏说：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辞说：“屯其膏”，施未光也。鲁昭公当三桓强盛，禄位离开公室的时候，用人都是季氏的人，施政都是季氏的政令，君位虽然存在但威权已经离去，不足以有所作为，想要恩泽下流，很难了。“屯其膏”，是恩泽凝结而不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从小处逐渐纠正，使恩泽浸润百姓，仁心仁闻显扬天下，则有吉，如唐武宗、宪宗那样。鲁昭公不知道这样做，举兵攻打，想在一夜之间夺取数代的权柄，恩泽未孚，百姓不与他同心，以致失国出奔，客死他乡，凶险啊。

吕祖谦说：鲁昭公

译当时鲁昭公无法忍受季氏的强横，季氏欺凌弱小，公室无法战胜，因一时的愤怒，便发兵讨伐季氏，以至于丧失国家，自身死在外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过是说鲁国丧失民心已有多代，一旦轻举妄动，本来就不应该。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昭公就必须低头听命于强大家族，因轻举妄动而丧失国家，这确实是昭公的罪过。然而，当时如果让他低头听命于强大家族，这难道是秉承周公、伯禽托付的意思吗？只是季氏虽然强盛，但考察当时的事势，也自有可以乘虚而入的缝隙。昭公的智慧不足以认识到这一点，费地是季氏的心腹之地，季氏不能稳固自己的根本。南蒯凭借费地叛变，心腹内部溃乱，季氏讨伐他，三四年都不服从，间隙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昭公如果乘此机会，整顿一国的法纪，收回公室的权力，当时又有子家驹这样忠诚且有远见的贤臣，与他共同谋划国事，发兵讨伐季氏，季氏必定失败。大体上，投机的时机，本来就有间不容发的紧迫性。如今季氏讨伐费地长达数年，这也是一个大的机会，而昭公不能察觉，在可以行动的时候不行动。等到季氏已经平定费地，再次强大之后，反而驱赶市井百姓去作战，理应失去国家。等到他威势再次强盛，才萎靡不振、不以为意，开始谋划讨伐季氏，也已经晚了。这就是他反而被季氏欺凌，而自身死在外国的原因。

译《春秋集义》卷四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六

宋 李明复 撰

定公

程颐说：“定公名宋，是襄公的儿子，昭公的弟弟，在周恭王十一年即位，谥号为‘定’。能够安抚百姓，深谋远虑，称为‘定’。”

元年春王

谢湜说：“即位的第一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鲁国的继承人没有确立的缘故。颁布正朔，以端正天下，这是周天王的事情。承受周天王颁布的正朔，以端正一国，这是诸侯的事情。定公尚未确立，所以不记载‘正月’，不承认季氏承受周天王的正朔。”

胡安国说：“元年必定要记载‘正月’，是为了慎重地对待开端。定公为什么没有‘正月’？昭公死在干侯，不能得到善终；定公受制于权臣，不能得到正当的开端。鲁国因此多年没有君主，《春秋》想要慎重对待却做不到。季氏废黜太子衍和务人，而立公子宋。宋是昭公的弟弟，他主持国家社稷，不是先君所任命，而是专断地由季孙意如授予的，所以不记载‘正月’。这表明鲁国没有君主，定公没有正当的主位。人们习惯地诵读经文而询问传注，却不知道自己的罪过罢了。”

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谢湜说：“诸侯修筑成周城墙，是极大的善举。宋国的仲几违背命令不接受功劳，逮捕他来惩治他的罪过，是合乎道义的。虽然如此，擅自逮捕大夫在天子身边，而不通过天子的命令来惩治他，是极大的不敬。所以晋国卿大夫被贬低爵位，称为‘人’。”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记载，诸侯在防地会盟，修筑成周城墙，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功劳，说：‘滕、薛、郳三国，是我的役使对象。’因为这件事逮捕他，那么他是有罪的。记载‘晋人逮捕仲几于京师’，是贬低的措辞。用王室的事来讨伐有罪之人，为什么要贬低呢？根据《周礼·大司寇》掌管所有囚禁逮捕人的事务，隶属于司寇。凡是诸侯的狱讼，用国家法典来判定；凡是卿大夫的狱讼，用国家法律来裁决。这是大司寇的职责。不报告大司寇，而在天子身边逮捕人，所以虽然是用王室的事来讨伐有罪之人，仍然要贬低。凡是这类事情，都是篡弑的萌芽，是履霜坚冰的渐进过程。逮捕人而记载地点，是慎重对待。每次在开端就慎重，祸乱就熄灭了。”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即位。

谢湜说：“定公是昭公的弟弟公子宋。定公的即位，受制于季氏，所以灵柩到达六天后才即位。季氏是鲁国的大逆臣。定公以公子身份接受贼臣的拥立，是极大的恶行，记载‘即位’，是彰显他自立。”

胡安国说：“昭公的死，已经超过了安葬的期限，仍然没有返回，直到六月癸亥日，灵柩才到达，而定公的即位，是在这个月的戊辰日。大概快慢进退，都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专断。根据《周书·顾命》考察，成王的死在四月乙丑日，宰臣太保就在当天，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两千戈和一百名虎贲，在南门外迎接王世子钊，引入翼室，居丧成为天下的君主，不需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就确定了。现在昭公的灵柩到达，在安葬期限之后，公子宋自己毁坏隤墙先入宫，仍然不能即位，由此可知被季孙意如所控制，不能按时确定，并不是说在正棺于两楹之间。所以定公的即位，不能不仔细考察。即位，是大事。宗嗣先确定，变故就不会发生。大概继承君位享受国家并主持祭祀，应该悲哀恐惧，一旦失去机防，或者萌发窥伺之心，以至于发生变故，就是不孝了。古人之所以重视尽早确定国家的根本。现在昭公的死，定公的即位，《春秋》详细记载在防地，不是为了作为后世的法则，而是通过行事来作为永远的鉴戒。”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谢湜说：“昭公虽然死在外面，与隐公、闵公遭遇危难没有不同。《春秋》记载安葬，是罪责鲁国不把季氏当作逆臣。季氏是我们君主的仇敌。驱逐我们的君主而鲁国没有人讨伐他。君主死在外面而鲁国没有人痛恨他。定公接受他的位置而安于其位，臣子接受他的安葬而安于其位，君臣的道义废弛了。记载昭公的安葬，是为了罪责鲁国安于季氏的统治。《春秋》贼人不讨伐，君主不记载安葬。昭公记载安葬，是在终了时改变惯例，以兴起道义。”

九月大雩立炀宫

谢湜说：“炀公是伯禽的儿子，庙宇毁坏很久了，又凭私意重新建立，是不合礼制的。宗庙的礼仪，远近根据年数，进退根据道义。不该退而退，是不怀念；不该进而进，是不恭敬。”

胡安国说：“炀公是伯禽的儿子。说‘立’，是不应该建立。丧事即使久远，只有进爵而没有退爵；宫庙即使久远，只有毁坏而没有建立。”

胡宏说：“炀公到这里，已经是第十九代，是祧庙的主神。不可以建立宫庙，非常明显。所以建立宫庙的原因，是季氏以少子身份掌管鲁国的祭祀，专断废立，放纵自己。厚重的贿赂足以结交四邻，私恩足以收买百姓。所害怕的是神怒，或者降下惩罚罢了。所以向炀公祈祷而建立宫庙。圣人记载下来，让后人考察他的世系，追寻他的缘由，那么季氏诬蔑神明的罪过就彰明了，礼制不至于最终混乱。”

冬十月陨霜杀菽

谢湜说：“建酉之月，霜已经凛冽。豆类承受不住霜，所以降霜杀死了豆类，草害庄稼。豆类养育人，十二月霜不杀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