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六

译这是郑伯所希望的。在此之前，郑伯曾对齐国有二心，到了这时，齐桓公强盛，有称霸中原、抵御夷狄的势头，诸侯都归附他。郑伯于是产生了畏惧臣服之心，他能够参与会盟，正是他所希望的，所以特别记载为“同”。这正是《谷梁传》所说的“从此以后才把郑伯交给诸侯”的意思。他把郑伯交给诸侯，从而获得众人的支持，这比起其他的会盟来更为优越。吕祖谦说：“在幽地、陈地、郑地结为同盟，郑国开始臣服于齐，这里最值得关注。大概是因为郑国先前臣服于楚国的缘故。”

译秋季，鲁国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程氏《杂説》说：“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人臣的礼节，没有外交。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公子友违背王制，委托国事，私自前往他国参加大夫的葬礼，其被讥讽之处显而易见。”

谢湜说：“诸侯互相参加葬礼，是合乎礼的。列国大夫互相参加葬礼，是不合礼的。人臣没有境外的交往，卿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公子友因私事出境参加大夫的葬礼，其专断命令、僭越制度，不必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了。”

胡安国说：“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这是私自行动。人臣的礼节，没有私人交往。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为什么通晓季子私自行动，却没有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是端正根本的书，京师是诸夏的表率。祭伯以京畿内诸侯的身份来朝见，祭叔以王朝大夫的身份来聘问，尹氏以天子三公的身份来告祭，他们迎合诬陷上级、行私情，表率不正了。因此季子违背王制，委托国事，越过国境参加葬礼。齐国高固、莒国庆以大夫身份到鲁国谋划婚姻。后来陈庄子死了，向鲁国报丧，鲁国人想不哭。缪公召见县子问他说：‘古代大夫束脩的慰问，不出国境。即使想哭他，怎么能哭他呢？现在的大夫在中国交往政事，即使想不哭，怎么能不哭呢？’末流的状况可以知道了。《春秋》深深贬斥王臣，以表明开始混乱，详细记载各国大夫而不讥讽，是用来显示效法的。凡此都是其端正根本的意思。”

杨时《语録》：有人问陈庄子死了向鲁国报丧，县子对缪公说哭他，而说：“有爱而哭他，有畏而哭他。哭他是因为畏惧，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说世上有这样的情况，不是古代的礼节。如果是古代的大夫，那么束脩的慰问不出国境，所以活着时不相问，死了有什么报丧的呢？后世国家混乱而君主昏庸，做臣子的在中国交往政事，所以活着时结盟，死了时报丧，不合礼。所以《春秋》记载它，用来彰显其罪过。”

吕祖谦说：“卿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像季友；像去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是不对的。”

冬季，杞国伯姬来到鲁国。

谢湜说：“夫人父母在世就归宁，去世就派卿。所以卫国女子想归宁而不能，作诗来表明自己。伯姬不是归宁，她来到鲁国不合礼，所以直接记载‘来’。女子的本性，放纵就会骄傲。伯姬作为杞国的妇人，却在洮地会见，失去了防闲的道理。那么姬违背礼节、骄纵，都是庄公造成的。”

胡安国说：“《左传》说：‘归宁。’礼节，父母在世，一年一次归宁。如果归宁合乎礼节，那么常事不记载。说‘杞伯姬来’，是不应当来的。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春季在洮地会见了，冬季又回到鲁国，所以知道她不应当来。来了必定记载，春秋在男女往来的时候，很严格。”

莒国庆来迎娶叔姬。

程氏《学》说：莒庆来迎娶叔姬，人臣的礼节没有外交，所以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以莒庆国卿的身份与鲁国通婚，这是外交。不记载迎娶女子，而说迎娶叔姬，用来区别卿为君主迎娶。不记载归，是因为连累鲁国。宣公五年，齐高固和子叔姬来，不合礼更严重。谢湜说：庆不称氏，未赐族。莒庆以国卿的身份与鲁国通婚，臣子因私事与诸侯交往。臣子外交，而大夫犯分干政的祸患由此炽烈了。所以公子友在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莒庆迎娶叔姬，不记载女子，用来区别卿为君主迎娶。女子嫁给大夫，不记载归，是不与其外交断绝。

胡安国说：“莒庆，莒国大夫。叔姬，庄公的女儿。为什么称字？大夫自己迎娶，就称字；为君主迎娶，就称女。尊卑的区别。为什么记载？诸侯嫁女给大夫，而公自主持，不合礼。”

杞国伯来朝见。

谢湜说：“伯姬在鲁国，所以杞伯也来朝见。称伯，不是侯爵。”

鲁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谢湜说：“城濮，卫国地。杜氏认为将讨伐卫国。”

二十八年春季，周王三月甲寅，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及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又见纲领下】

程氏《学》说：春秋的意义，微显阐幽的，说的是这类。齐人讨伐国家的罪过，其文字可见；而卫人与交战的罪过，不改变文字不足以明了。为什么？他以不道加诸我，我应当持义而不战。上可以诉诸天子，下可以告于诸侯，或者准备其疆界折之的文辞，这也就可以了。为什么忽然兴师，急忙与他交战呢？这叫做以桀攻桀，怎么比较曲直呢？所以圣人特别记载说‘及’，用来阐明细微。谢湜说：齐人讨伐卫国，因为卫国有可讨伐的罪过。卫人有辞不服，所以与齐人交战。卫人力不胜齐，所以战败。桓公威力可谓盛了。然而讨伐国家不以道，那么即使小国也有举兵相敌，终于卒伍败衂而后退的。所以孟子说：‘以力假仁者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桓公以仁义用兵，特假之而已，安能使人心服呢？所以齐人讨伐卫国，上记载伐，下记载战，用来彰显卫人无服齐之心。看卫人心不服齐，而齐桓无服

译卫国的美德，由此可以看到了。春秋时期战争分主客，战争中作为主动发起方的一方罪责重大，作为被动应战的一方罪责较轻，这是因为战争是由主动方引起的缘故。齐国人出兵来讨伐我们，如果我们是正义的，凭借道义辨明我们的正义而不与他们争斗是可以的。谨慎地守卫边疆，严密地备战防守，等待局势变化而不与他们争夺是可以的。向上向周天子申诉，向下向各国告急，请求他们援助，从而解除危难是可以的。如果不顾惜百姓性命而一心想要作战，那么帮助反而在我们这边而不在别人那边，罪责反而在我们这边而不在他们那边了。既然如此，春秋记载齐国人主动讨伐而卫国人主动作战，是为了表明两国的战争是由卫国人想要作战所导致的。战争造成的祸害太大了，原野上堆满人的尸体，河流山谷中流淌人的鲜血，都是战争造成的。所以仁者的用兵，只有征讨而没有战争，国家有罪，用军队诛讨罪行罢了，对方服罪就宽恕他们，不曾把战争当作常事。国家有动乱，用军队平定动乱而百姓顺从就停止，不曾把战争当作常事。用兵而发展到战争的，都是喜好功名、嗜杀成性而轻视百姓性命的。所以春秋把大罪归于首先发动战争的人。胡安国说：春秋记载战争用“及”字的表示是主动方，齐国人举兵讨伐卫国，卫国人被讨伐而承受兵锋，那么说卫国人“及”齐国人是什么意思呢？查考《左传》，卫国曾经讨伐周王室，拥立子颓，到这时周天子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那么齐国人举兵是奉天子命令，声讨卫国拥立子颓的罪行来讨伐他们。为卫国考虑，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罪行，就应当请求归罪于司寇，服刑是可以的。如果天子念及康叔的恩惠，不灭绝他们的社稷，让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也听从命令，这样就可以免罪了。现在不审察言辞请求认罪，而是上违背天子命令，下拒绝方伯的军队，直接与对方交战，这是卫国人想要战争吗？所以把战争的责任归于卫国。战争不记载讨伐，讨伐不记载日期，而记载日期，是作战的日期。表明齐国人奉命讨伐罪行，正当在这天到来，而卫国人不询问原因，就在这天与他们交战，所以深恶痛绝他们。圣人的心意由此显现了。齐国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

译吕祖谦说：“周王赐给齐侯命令，让他讨伐卫国。周朝之所以衰微，只因为这个缘故。齐国也不肯十分出力，只是略微应承命令罢了。”又说：“索取贿赂就回国，桓公做事，管仲也有无法调和保护的地方。”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去世。秋天，楚国讨伐郑国。鲁庄公会同齐国人、宋国人救援郑国。谢湜说：鲁文公与诸侯结盟，所以楚国讨伐郑国，聘问时称“人”以示进升；讨伐时仍称“荆”，是把它当作蛮夷看待。蛮夷侵犯中原，已经很久了。天子不能制约，方伯不能击退，小国在水火中困苦，也已经很久了。正当这时，楚国以不仁之心讨伐郑国，而三国能出力救援；三国与郑国结盟，又能与郑国共患难，小国有了可以喘息的地方了。记载“救援郑国”，是赞美这种行为。胡安国说：根据《左传》，楚国令尹子元没有缘故用六百辆战车讨伐郑国，从纯门攻入，这是欺凌弱小、残害寡弱的军队，所以用“州”来举称，把它当作蛮夷看待。郑国人将要逃往桐丘，诸侯救援他们，楚军连夜逃跑，这是符合救急恤邻的道义，所以记载“救援郑国”，是赞美这种行为。齐、宋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桓公主持军事，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事迹，由此可见。

冬天修筑郿邑。

程颐说：“《春秋》记载土木工程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它的意图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

又说：“《春秋》凡是使用民力，一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时宜且符合道义，也一定要记载，表明劳民是重大的事。后来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慎重使用民力了。”

谢湜说：“凡是土木工程，修筑高墙叫‘城’，修筑地基、围墙叫‘筑郿’。不只是建城，所以称‘筑’。”

胡安国说：“郿是邑名。凡是用工大的叫‘城’，小的叫‘筑’。所以馆舍就记载‘筑’，台就记载‘筑’，苑囿就记载‘筑’，郿邑而记载‘筑’，是因为是新建邑。其心意不考察年成的丰歉，而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轻易使用民力，这就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了。”

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

谢湜说：“没有麦苗，说的是庄稼；没有麦禾，说的是粮食。内外粮仓困乏，所以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没有麦苗是因为大水，没有麦禾是因为用度没有节制，不知道筹划国家用度，审察年成计算，所以到了冬天缺乏粮食，才知道。何休说‘被秋水所伤’是错误的。庄公即位二十八年，兴兵作战的有十二次，会盟的有九次。至于狩猎、禚祭、纳币、观社，都是无事而出境的。至于丹楹、刻桶、筑郿，都是不合礼法而兴工的。费用可以说是不节制了。支出而不知道计算，使用而不知道节制，所以在筑郿之后，麦子和大豆不足以维持一年的储备。”

胡安国说：麦子夏天成熟，大豆秋天成熟，而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庄公只崇尚修饰宫室、台榭，费用逐渐扩大，调度不足，有关官员统计一年收入的多少虚实，然后才知道粮仓枯竭了。所以在年底记载说：“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大无”，是粮仓都枯竭的词语。古代三年耕种，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耕种，剩余三年的粮食。现在庄公在位二十八年，应当有九年的积蓄，却空虚枯竭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所谓的寄生之君。民事，是古人所急迫的；粮食，是养育百姓的根本。不敦厚根本，而放纵奢侈之心，怎么能治理国家？所以下面记载臧孙辰向齐国借粮，以显示庄公的过失并警戒后世治国不知务本的人。

臧孙辰向齐国借粮。

谢湜说：“告”是谦卑的言辞。凡是告借有听从的有不听从的，能否得到还不确定。国家以粮食为根本，为国家而到了借粮的地步，是危险的道路。内有窘迫危急的忧虑，外有被欺凌削弱的形势，国家不危险的，只是侥幸罢了。记载“告籴”，是表示危险。水旱灾害，是天时不可避免的事。先王预先防备以应对变故，所以即使有水旱也不能成为祸患。没有水旱、蝗虫而到了借粮的地步，那么鲁国不善治国就可知了。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终，根据土地的大小，观察年成的丰歉，量入为出。三年耕种，必有一年的积蓄；九年耕种，必有三年的积蓄。又怎么会有借粮的困境呢！

胡安国说：“刘敞说：‘不说“如齐告籴”，而说“告籴于齐”。说“如齐”，那么语气缓和；说“告籴于齐”，那么情势紧急。这是讥讽大臣担任国事、治理名义而不治理实际的弊端。’鲁国人喜欢名义，而以急病让夷为功；君子责求实际，而以不能务农、重视谷物、节制用度、爱护百姓为罪。”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

谢湜说：“马厩只是用来安顿马匹罢了，也厌恶旧的而新建它。庄公喜欢修治宫室，可以知道了。冬天刚借粮，春天又兴工，不担忧百姓困苦，却忧虑马厩简陋吗？孔子问伤人，不问马，这与庄公的做法不同啊。”

胡安国说：“说‘新’是因为有旧的，为什么记载？从前韩昭侯建造高门，屈宜臼说：‘不合时宜。’所谓时宜，不是指时日，人本来有利与不利的时机。前年秦国攻占宜阳，今年干旱，君主不趁这时救济百姓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时运衰败却做力所不及的事。”所以谷梁子说：“古代统治百姓的人，一定按时观察百姓所勤劳的事，百姓勤劳于劳力，那么工程就少；百姓勤劳于财物，那么贡赋就少；百姓勤劳于粮食，那么百事就废弛了。麦子和大豆都没有收成，向齐国借粮；冬天筑郿，春天新建延厩，是因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

夏天，郑

译有人侵犯许国，秋季出现了蜚虫。

谢湜说：“何休认为蜚是散发臭恶气味的虫子，由南方的暑气所滋生，那么许国本不该有蜚虫，它的出现便构成了灾异。”

译冬季十二月，纪国的叔姬去世。

谢湜说：“叔姬在鲁僖公时去世，鲁国为她服丧，所以记载为‘卒’。此前记载她‘归’于鲁国，此后记载她‘卒’，这是为了表明鲁国不能使叔姬安身。”

胡安国说：“纪国已经灭亡了，记载她的去世有什么深意呢？纪侯离开国家，最终不能自立，这与古公亶父离开故国的情况不同。特别记载叔姬去世，而不记载纪侯去世，是为了表明纪侯是不争而离开。如果能让他的百姓跟随而不舍弃，那意义就深远了。”

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

谢湜说：“诸、防是两个城邑，诸邑的劳役刚结束，防邑的劳役又兴起，记载‘及’字是为了彰显其不体恤民力。凡是土木工程如果有害于百姓，即使时机适宜也不应兴办。《左传》认为记载‘时’字是误记。”

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军队驻扎在成地。

谢湜说：“不是有事，而是把军队驻扎在边境，所以记载为‘次’。”

秋季七月，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

程氏学说：“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鄣国是微弱的小国，齐国肆意施展其强力，胁迫它服从。不记载‘鄣降’，而说‘齐人降鄣’，是因为齐国强盛，所以罪责深重；因为鄣国弱小，所以责罚轻微。《春秋》的道义，不过是抑制强权、扶持弱小罢了。如果是郕国向齐军投降，那么道义在于责备鲁国，所以这样说。”

谢湜说：“郕国投降，是郕国人服从齐国而投降的；迫使鄣国投降，是齐国人逼迫鄣国而使其投降的。投降的主动权在郕国，所以说‘郕降’；投降的主动权在齐国，所以说‘降鄣’。记载为‘降鄣’，而不说‘鄣降’，是因为齐国强盛，怜悯鄣国弱小。对于它的投降，责备齐国而不责备鄣国，这样《春秋》抑制强权、扶持弱小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夺取国家、迁移国家，都是灭亡。徐国人夺取舒国，宋国人迁移宿国，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不记载‘灭’字，是因为夺取它、迁移它、迫使它投降，是让它成为附庸，而没有断绝它的祭祀。”

胡安国说：“降，是胁迫服从的言辞。此前记载‘郕降于齐师’，意在责备鲁国；这里说‘齐人降鄣’，专门归罪于齐国。鄣国是纪国的附庸，非常非常弱小。齐国人不行正道，肆意施展强力，胁迫它降附。不记载‘鄣降’，而说‘降鄣’，是因为齐国强盛，所以罪责深重；因为鄣国微弱，所以责罚轻微。《春秋》的法度，扶持弱小、抑制强权，是为了阐明道义。霸主的政治，以强凌弱，急于事功。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谢湜说：“纪叔姬去世，鲁国哀悼叔姬并安葬她，所以记载安葬。死后能安葬她，生前却不能使她安身，这是因为有亲近亲属的心意，却没有亲近亲属的方法。纪国遭受灾难，鲁国不能救援，而纪侯离开国家，叔姬穷困无处依托，鲁国不能保全她，而叔姬归于鲁国。鲁国没有亲近亲属的方法，由此可知了。”

胡安国说：“灭亡的国家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安葬？因为叔姬贤德。纪侯去世后，她不回归宗国，而归于鲁国，这就是所谓坚守节操、遵守道义，不因变故而违背妇道的人。所以将她系于纪国，并记载她的去世和安葬。先儒认为因贤德而得以记载，这是对的。因贤德而得以记载，是为了劝勉后世。”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畜祭祀。冬季，鲁公回国，齐侯在鲁国的济水与他相遇。

谢湜说：“夏季驻扎在成地，冬季在鲁国济水相遇，彰显其并非有事，而是劳民伤财的缘故。”

吕祖谦说：“这是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侵害燕国的缘故。山戎在周朝称为玁狁，在汉朝称为匈奴，在唐朝称为突厥。燕国是北燕，即现在的燕山南府。”

齐国人讨伐山戎。

谢湜说：“山戎侵害燕国和齐国，齐国跨越千里出兵讨伐它，符合攘除戎狄的道义。”

胡安国说：“齐人，就是齐侯。这里称‘人’，是讥讽讨伐戎狄。自从管仲执政到现在二十年，不曾任命大夫为主将，也不曾兴发大军出征讨伐。所以鲁庄公十一年以后，凡是用兵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这里怎么知道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而唯独认为是齐侯呢？因为后来献出戎捷，称齐侯就知道了。北戎侵害燕国，职贡不至，桓公对内没有借口，对外没有理由，诸侯跨越千里险阻，为燕国开辟土地，可以说是能修明方伯连帅的职责，为什么讥讽他呢？桓公不致力于德行，勤于用兵远伐，不端正王法来评议他的罪行，就会开启后世君主劳役中原百姓而侍奉外夷，舍弃近处的政事而重视远略，困竭我国百姓的力，争夺不长草木的土地，其祸患说不尽。所以特别贬称‘人’，作为喜好武功而不修文德的警戒。那么讨伐楚国的战役，为什么赞美它呢？那是指退兵于召陵，以大义责备，不致力于交战而强楚自然服从。观察这个，可以看到圣人强固根本、治理内部，以柔和方式使远方之人顺服的意思。”又说：“古代不把蛮夷当作中原，《春秋》内重诸夏而外轻四夷。齐侯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土地，贬称‘人’，是因为他勤于远略。”

三十一年春季，在郎地筑台。

谢湜说：“宫室苑囿不足以满足游览观赏的快乐，所以在郎地筑台。”

胡安国说：“为什么记载？因为‘厉民’。天子有灵台以观察天地，诸侯有时台以观察四时。离开国都在远方筑台，而不用于观察天象，这是作为游览观赏的地方，劳苦百姓以自取快乐。劳苦百姓自取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那么百姓就希望与他一起灭亡。虽然有台，他能独自快乐吗？”

夏季四月，薛伯去世。在薛地筑台。六月，齐侯来献

译防。

程氏学说：齐国讨伐山戎，缴获了防，齐侯亲自前来夸耀展示以示威慑，而圣人记载为“来献”，这是为了抑制他。抑制强者，扶持弱者，这是《春秋》公正大义的原则。僖公二十一年，楚国人派宜申来献防，其义理与此相同。楚子被称为“人”，是因为蛮夷势力开始强盛，讨伐中原各国并夸耀其战功，所以贬低他，称他为“人”。

译谢湜说：军事以防御为功绩，所以战胜敌人称为捷报。《诗经》说：“一月三防”，就是这样。把战功上报给君主称为献，这是臣子应尽的礼节。《诗经》说：“在泮宫献功”，就是这样。齐国战胜山戎时，齐侯亲自带着山戎的俘虏炫耀给鲁国将领看，以此来震慑小国并威慑它们。《春秋》贬抑齐侯，记载为“来献”，是贬低他的强势。贬低他的强势，是不赞同大国以威势欺凌诸侯。齐国是大国，来献戎俘，是地位低下者做的事。用地位低下者的行为来屈辱齐侯，从而体现了《春秋》抑强扶弱的心意。那些挑起祸端以邀功的人，让百姓遭受荼毒，是好战之人的祸患。那些阻碍正直、陷害忠良的人，让善良之人陷入困境，是倚仗强权者的祸患。所以《春秋》记载战争不赞美战功，它所遵循的道义，是不赞同强者欺凌弱者。

胡安国说：“军队获得的俘虏称为防。凡是诸侯有平定四夷的功劳，就献给周王。周王用来警戒夷狄，中原各国则不这样做。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献’是下级进奉给上级的用语。齐国讨伐山戎，把他所获得的俘虏亲自送来夸示，记载‘来献’，是贬抑他。后世的宰相有不赏赐边境战功的，用来阻止边境生事的人，这符合《春秋》贬抑戎捷的意旨。”

吕祖谦说：“献防有两种情况。比如僖公八年邢丘的防，郑国俘获了司马燮，向晋国献防，这叫做献囚称为防。二十五年，郑国讨伐陈国，子产列举俘虏后撤军，这叫做献其功劳而不献俘虏。像齐国献防，是献其俘虏。《公羊传》认为是威慑鲁国，恐怕不是这样。”

秋天在秦国筑台。

谢湜说：“危害百姓来兴修土木工程，耗费钱财来供应不急之需，放纵心志来从事游乐，制定非法之事留给后世。竟然一年之内三次筑台才停止，这是庄公的过错。”

冬天没有下雨。

程颐说：“一年之内三次筑台，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所以冬天记载‘不雨’，是深切地哀怜百姓。”

谢湜说：“不雨也是干旱。称之为不雨，是因为远近百姓盼望下雨，叹息的言辞。冬天是百姓播种需要雨水的时候，上天不下雨，远近百姓叹息。现在土木工程不停止，而民生之事不放在心上，记载‘不雨’，是彰显庄公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意。称之为不雨，是为了说明人事感动了阴阳，而上天不下雨。前面记载‘三筑台’，后面记载‘不雨’，那么上天不下雨是由于人事感动了阴阳，也可以看到了。”

鲁庄公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城。

谢湜说：“小谷，是管仲的私邑。修筑小谷城，是齐国的事。齐国的事而鲁国人替管仲修筑，不记载齐国，是讥讽庄公把齐国的事当作自己国家的事。冬天不下雨，令人担忧，而春天还以他国的城筑为事，庄公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意，太严重了。”

夏天宋公和齐侯在梁丘相遇。

谢湜说：“相遇没有敌对的主方，所以《春秋》借相遇来纠正王爵。”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谢湜说：“牙以公子的身份成为公室的祸患，称他为公子，是彰显骨肉相残。世子尚未确立，牙想废掉太子而立弟弟，季友不依照国法在市集处死他，而是用君主的命令让他喝毒酒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义。所以记载‘卒’。”胡安国说：“牙有悖逆的心，而季子杀了他。不记载‘刺’，是因为《公羊传》认为这是善行。季子杀母弟，为什么是善行？诛杀不得回避兄长，这是君臣的道义。为什么不直接诛杀而是让他喝毒酒，让他托辞像是因病而死？这是亲爱亲人的道义。”陆淳说：“季子恩义都立，变化而得中道，孔子记载他自然去世，以示没有讥讽。这是正确的。”

吕祖谦说：“季友杀了牙而不杀庆父，什么原因？大概兄弟之间，已经杀了一个人，已是甚不得已，怎么可以再杀庆父？大概杀叔牙，只是想孤立他的党羽罢了。”

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谢湜说：“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是谨慎对待凶变。被弑杀就不记载地点，这是缘故。庄公、宣公、成公在路寝去世，是正当的。僖公在小寝去世，文公在台下去世，闵公在楚宫去世，定公在高寝去世，是不正当的。隐公、闵公不记载地点，是为了表明他们不得好死。桓公在齐国去世，是为了表明他在齐国遭遇祸患。昭公在干侯去世，是为了表明他客死在晋国。路寝，是一人的正寝，是世子早晚侍奉饮食的地方，是卿大夫宗族问安的地方。国君在正寝去世，那么奸邪阴险的小人就没有觊觎窥伺之心，而邪谋就平息了。所以说：‘在路寝去世，是正当的。’”

胡安国说：“赵氏说：国君去世必定在正寝，是接近公卿。大位是奸邪窥伺的，危病是邪恶伺机的。如果隐蔽在暗处，就是女子小人得逞其志了。那么庄公作为世嫡继承国家，不能说不尊贵；周公的后代，拥有龟蒙之地，不能说不强大；即位三十二年，不能说不长久；在路寝去世，不能说不正当。而继位的儿子遭受祸患，几乎导致亡国，为什么呢？大伦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权不分，而主威不立。能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的了。”

冬天十月己未日，般去世【又见于纲领中】。

谢湜说：“继位的儿子即位未满一年，他的地位还统属于先君。去世就记载‘卒’，不记载地点，是降低成君的规格。称子不称君，是因为一年不可有二君的缘故。未安葬则在父亲名字前称子名，这是缘故。安葬后就不称名，是因为君道已经伸张的缘故。儿子被弑杀，不记载是避讳的缘故。庄公骄奢淫逸怠惰荒废

译很久了，天上有星象日食令人担忧的变故，地上有飞虫蜮妖意想不到的灾异。正当这个时候，（君主）不知道恐惧反省自身以求治理好各种政务，反而出现了名分不正的次序，不义的围困，不合正道的法度，不合法规的举措，不合礼仪的遭遇。再加上劳役百姓、兴师动众，工程役使连年不停，丧失了先王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本意。所以先前在齐国丧师败绩，后来叔牙、庆父的祸难兴起，而太子不能保全自身。接着闵公遭遇祸难，国家几乎到了危亡的地步。既然如此，那么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把敬畏上天放在心上吗？

译胡安国说：“起初，庄公修筑高台，靠近党氏的居所，看见孟任生下了公子般。公子般曾经鞭打养马人荦。庄公去世，公子般即位，驻扎在党氏。庆父指使荦杀害了公子般，季友逃奔到陈国，拥立了闵公。从前舜不告父母而娶妻，是担心废弃人伦大道，从而得罪父母，君子认为这仍然相当于告知了父母。庄公超越礼制，违背了《易经》的基础，乾坤二卦始于《关雎》。大舜不告而娶的意义非常重大，而公子般却是孟任所生，怎能安定呢？即使他在位时间长久，最终死在正寝，但继承人被杀，几乎导致国家灭亡。拥有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

吕祖谦说：“庆父杀害公子般，公子般是古人，重视确立家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鲁国自从文姜以来，家法不正，由此生出许多祸乱，杀害桓公、公子般、闵公三位君主，杀死叔牙、庆父两位卿大夫以及哀姜一位妇人，都是因为他们淫乱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比如养马人戏弄女子，公子庄公视为平常，相互习以为常形成风气，而不当作一回事。庄公说：‘不如杀了他。’既然身为国君，自然可以杀他，何必让他人去杀，以此显示他的昏庸软弱到了这种地步。从文姜的事情来看，可以看出《曲礼》《内则》都不是繁琐的言辞。”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谢湜说：“闵公虽然即位，但季友出奔，鲁国的权力掌握在庆父手中，所以庆父与齐国结好。”

胡安国说：“公子般去世，是庆父杀害的，史书应当记载为出奔。这里记载为‘如齐’，显示出庆父掌握兵权，自以为是，国人无法制约他。从前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大臣辅佐康王，当时掌管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伋。宰臣召奭命令仲桓、南宫毛从伋那里取来两把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去迎接嗣子。伋虽然掌管兵权，但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发兵。召公虽然下达命令，如果不是两位诸侯奉命前往，伋也不会服从。兵权分散，不偏属于一个人，由此可见。现在庄公幼年即位，专门把兵权授予庆父。时间久了，威势行于内外，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在余丘法中不应当记载，而圣人特意记载‘庆父帅师’，以记录他获得兵权的开始，最后记载庄公去世、公子般去世、庆父前往齐国，以显示他出入自如，没有人敢讨伐他，以此向后世展示警戒的意义，明白而且深远。”

狄人攻打邢国

谢湜说：“中原国家的道德威望不振，所以狄人给邢国带来灾难。”

吕祖谦说：“桓公开始称霸之初，狄人灭掉卫国，又攻打邢国，可见当时外族凭借武力欺凌中原国家，如此严重，如果不是桓公封立卫国、迁移邢国，那么中原国家的沦陷，真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步。孔子之所以对桓公的霸业多有赞许，难道仅仅是因为汉阳的姬姓诸侯都亡于强大的楚国吗？”

春秋集义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七

宋 李明复 撰

闵公

程颐说：“闵公名开，是庄公的儿子。惠王十六年即位。闵是谥号。在位时遭遇灾难称为‘闵’。”

元年春王正月

谢湜说：“庄公去世，公子般遇难，他的位置不是从先君那里继承来的，所以不记载即位。”

胡安国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继承先君，在上没有向天子请命。庄公去世，公子般去世，庆父和夫人贪图利益，因为闵公年幼而得以拥立他。这是在国内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按照周朝的制度，天子为诸侯哭丧，则由大宗伯作为上相，没有诸侯去世而不告知天子的。职丧官掌管诸侯的丧事，以国家的丧礼监督禁令，安排事务。凡是国家的官吏以天子的命令有事，就告诉并辅助主人。没有诸侯的儿子主持丧事，而天子不派遣使者的情况。这是在上没有向天子请命。在国内没有继承，在上没有请命，所以不记载即位，这是端正人伦的大道理。

齐国人救援邢国

谢湜说：“邢是小国，齐国救援邢国，是大国的道义。”

胡安国说：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好的。救援京城，就谴责列国；子突救援卫国就是这样。救援夷狄，就谴责诸侯；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就是这样。救援遥远的国家，就谴责四邻；晋国阳处父率军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就是这样。救援而不迅速，就记载驻扎的地方，以谴责其怠慢；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就是这样。救援而不敢救援，就记载到达的地方，以谴责其怯懦；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地，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就是这样。战争，是《春秋》所非常重视的。卫灵公问军事阵法，孔子回答说：“礼乐之事，我曾经听说过；军事之事，我没有学过。”唯独对于救援的军队，书法如此，圣人的心意就显现了。这里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

谢湜说：国家动乱，所以十一月才安葬

秋八月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谢湜说：“《左传》说结盟是为了召回季友，大概是因为闵公的即位，依靠季友的维持，所以公与齐国结盟而召回他。”

吕祖谦说：“这时闵公才七八岁，怎么能自己主持这样的盟约呢？大概是因为国人上下都厌恶庆父，而敬重季友，所以想要召回他。像公与齐国结盟，也是国人左右扶持他去的。虽然当时国家动乱，还能厌恶庆父而召回季友，这也显示出鲁国遵循周礼的地方。”

季子回来

程氏杂说曰：闵元年秋季，季子回来。庄公已经去世，公子般被杀，鲁国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庆父尚未被讨伐，公子友贤能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