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一
郑，郑及晋平，而经不书者，仲尼削之也。郑本以晋灵不君，取赂释贼，为不足与，似也，而往从楚，非矣。今晋成公初立，背僭窃伪邦而归诸夏，则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过，许迁善，书『楚人侵』，称者与郑伯之能反正也，故独着『楚人侵』掠诸夏之罪尔。郑既见侵于楚，则及晋平，可知矣。」
译郑国与晋国讲和，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郑国原本因为晋灵公不像君主，接受贿赂释放弑君贼人，被认为不值得与之交往，这似乎是对的；但它转而跟随楚国，这就错了。如今晋成公刚刚即位，背离僭越窃位的伪政权而回归中原诸夏，这就是回归正道。《春秋》推崇改过，赞许向善，记载“楚人侵”，称“人”是为了彰显郑伯能够回归正道，所以特意突出“楚人侵”掠中原诸夏的罪责罢了。郑国既然被楚国侵犯，那么它与晋国讲和，就可以知道了。
秋赤狄侵齐宋师围曹
胡安国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尽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师伐宋，然不书于经者，二族以见逐而举兵，非讨罪也。及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而经书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与曹之师，奚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众强以报之，兵革何时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条，莫之治也，故书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郑伯兰卒。葬郑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谢湜曰：「释二国之怨曰平，平莒及郯，欲以睦邻国也。莒人不肯平之，不得其道也。伐莒取向，则鲁人平莒，终于为乱而已。诸侯相侵伐、相攻争，皆以邦国不平致之也。能平其不平，则相亲睦、相保卫、吉相庆、凶相吊、患难相恤，而侵伐攻争之患息矣。平莒及郯，善之大者也。虽然，信不足以得莒人之心也，义不足以服莒人之心也。其伐国取邑，适以益莒之不平而已。虽欲以大制小，安能使二国之平哉？故曰：『以乱平乱，何治之有』！」
胡安国曰：「心不偏党之谓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顺；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释。惟小人之不能宅心之若是也。虽以势力强之，而有不获成者矣。夫以齐鲁大国，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聴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则以宣公必有所私系，失平怨之本耳。故书『及』、『书取』，以着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盗也。不肯者，心弗允从，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图成，虽强大者不能行之于弱小。《春秋》书此，戒后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斯可矣。」
吕祖谦曰：「公及齐平莒郯，莒郯皆是徐州地，亦相近。大凡整理人国，当以礼。既欲平其国，又取其邑，何以能治？正如见人鬭而欲解纷者，见其説之不从，而自与为敌。」
秦伯稻卒
谢湜曰：「秦伯、秦共公，鲁不防葬，故不书葬。」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谢湜曰：「弑逆，公子宋之谋也。书曰：『公子归生』，者，归生，国之正卿也。归生茍无不臣之心，则公子宋安敢肆为大逆哉？春秋推原首恶而归之归生，以其为国股肱而私纵逆恶。晋灵之难，不以归穿而以归盾；郑灵之难，不以主宋而以主归生。所以责辅臣报国之忠也。春秋杜患之意，微矣。贼不讨，故不书葬。」
胡安国曰：「首谋弑逆者，公子宋也；惧谮而从之者，归生也。而以归生为首恶，何也？」夫乱臣贼子欲动其恶，而不从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者也。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其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是以死节许二子矣。归生惧谮而从公子宋，特无求路，不可夺之死节耳。书为首恶，不亦过乎？曰：「归生与宋并为大夫，乃贵戚之卿，同执国政，可以不从一也；尝统大师与宋人战，获其元帅，已得兵权，可以不从二也。闻宋逆谋，登时而觉，先事诛之，犹反手耳。夫据杀生之柄，仗大义以制人，使人聴已，犹犬羊之伏于虎也，何畏于人，惧其见杀而从之也哉？计不出此，顾以畜老惮杀，比方君父，归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归之，为后世鉴。若司马亮、沈庆之等，茍知此义，则能讨罪人，不至于失身为贼所制矣。胡宏曰：「《春秋》之义，诛国贼者，必先诛其党。」
赤狄侵齐
谢湜曰：「齐不能讨赤狄，故再侵齐。」
秋公如齐公至自齐
胡安国曰：「君行告至，常事不书。宣公比年如齐，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簒弑谋于齐，而取国以土地赂齐，而请防，以卑屈事齐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有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齐，而皆致，以戒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义之与比，为可安耳。」
冬楚子伐郑
谢湜曰楚人侵郑郑未服故
五年春公如齐夏公至自齐
谢湜曰：「比年如齐，以平州之防故也。」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
程颐语录：「或问齐高固来逆叔姬
译秋天，赤狄侵犯齐国，宋国的军队包围了曹国。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宋文公即位后，将武氏、穆氏两族全部驱逐。这两族借助曹国的军队攻打宋国，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是因为这两族因被驱逐而兴兵，并非讨伐罪人。等到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报复武氏之乱，而《春秋》经文记载了，这是端正根本、清除源头的用意。武氏、穆氏两族与曹国的军队，为什么到了宋国呢？不能反省自身、治理好自己，依仗人多势众来报复，战争何时才能平息呢？宋国只有不可赦免的罪条，却没有加以治理，所以书法如此。”
冬天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安葬郑穆公。
四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君和齐侯平息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人不肯和解，鲁君攻打莒国，夺取了向邑。
谢湜说：“化解两国的怨恨叫做‘平’，平息莒国和郯国的争端，是想使邻国和睦。莒国人不肯和解，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攻打莒国夺取向邑，那么鲁国平息莒国，最终只是造成动乱罢了。诸侯互相侵犯、攻伐争夺，都是因为邦国不平和导致的。能够平息那些不平之事，就会相亲相爱、互相保卫、吉祥时互相庆贺、凶险时互相慰问、患难时互相救助，而侵犯攻伐争夺的祸患就平息了。平息莒国和郯国的争端，是很大的善举。虽然如此，信用不足以赢得莒国人的心，道义不足以使莒国人信服。那种攻打别国夺取城邑的做法，正好增加了莒国的不平而已。虽然想以大制小，怎么能使两国和平呢？所以说：‘用动乱来平息动乱，有什么治理可言呢！’”
胡安国说：“内心不偏私不结党叫做‘平’。用这种心去平息事物，事物必然顺从；用这种心去平息怨恨，怨恨必然消解。只有小人不能像这样安顿自己的心。即使凭借势力强迫，也有不能成功的。凭借齐鲁这样的大国，去平息郯、莒这样的小邦，他们理应降心听命，不需要等到文书通告到达。然而莒国人不肯，是因为宣公必定有所私心牵连，失去了平息怨恨的根本。所以书写‘及’、书写‘取’，来彰显他的罪过以及他的欲望。平，是成全；取，是掠夺。不肯，是内心不允诺顺从，不能强迫的。怀着利欲之心图谋成全，即使是强大者也不能在弱小者身上施行。《春秋》记载这件事，警戒后世那些不知道治理根本的人。所以行为有达不到目的的，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就可以了。”
吕祖谦说：“鲁君和齐侯平息莒国、郯国，莒国、郯国都是徐州之地，也相近。大凡治理别人的国家，应当用礼。既想平息他们的国家，又夺取他们的城邑，怎么能治理呢？就像看见别人争斗而想解纷的人，看见他的劝说没有被听从，反而自己与对方为敌。”
秦伯稻去世。
谢湜说：“秦伯、秦共公，鲁国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安葬。”
夏天，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他的国君夷。
谢湜说：“弑君叛逆，是公子宋的谋划。经文说‘公子归生’，是因为归生是国家的正卿。归生如果没有不忠之心，那么公子宋怎么敢放肆地犯下大逆之罪呢？《春秋》推究首恶而归罪于归生，因为他作为国家的股肱之臣却私自放纵逆恶。晋灵公的灾难，不归罪于赵穿而归罪于赵盾；郑灵公的灾难，不归罪于主谋的公子宋而归罪于归生。这是为了责备辅佐大臣报效国家的忠诚。《春秋》杜绝祸患的用意，微妙啊。贼人没有被讨伐，所以不记载安葬。”
胡安国说：“首谋弑君叛逆的是公子宋；害怕被谗言陷害而跟随他的是归生。却把归生当作首恶，为什么呢？那些乱臣贼子想要发动恶行，而不顺从他们的人，没有能够保全自身而不死的。季子然问仲由、冉求是否会顺从他们？孔子说：‘弑父与弑君，也不会顺从。’因此以死守节来期许这两位弟子。归生害怕被谗言陷害而跟随公子宋，只是没有仲由、冉求那样不可夺去的死节罢了。把他书写为首恶，不也过分了吗？回答说：‘归生和公子宋同为大夫，是贵戚之卿，共同执掌国政，可以不顺从，这是第一；曾经统领大军与宋国人作战，俘获了他们的元帅，已经掌握了兵权，可以不顺从，这是第二。听到公子宋的逆谋，当时就察觉，在事情发生前诛杀他，就像翻手一样容易。手握生杀大权，仗着大义来控制别人，让别人听从自己，就像犬羊伏在老虎面前一样，怕什么人，害怕被杀而顺从他呢？计策不出于此，反而把君主父亲比作牲畜老弱，害怕杀戮，归生的心悖逆了。’所以《春秋》舍弃公子宋，而把弑君的罪过归给归生，作为后世的鉴戒。如果司马亮、沈庆之等人，知道这个义理，就能讨伐罪人，不至于失身被贼人控制了。胡宏说：‘《春秋》的义理，诛杀国贼的人，必须先诛杀他的党羽。’”
赤狄侵犯齐国。
谢湜说：“齐国不能讨伐赤狄，所以赤狄再次侵犯齐国。”
秋天，鲁君前往齐国，鲁君从齐国回来。
胡安国说：“国君出行告知到达，是常事不记载。宣公连年前往齐国，而都记载到达，是表示危险。凭借篡弑在齐国谋划，而夺取国家用土地贿赂齐国，请求防御，用卑屈侍奉齐国来求得安宁，上不知道有天王，下不知道有方伯，只奉行利交，可以保全吗？高固的事情，也危险了。所以连年前往齐国，而都记载到达，来警戒世上那些想要利有所往的人，只有与义相比，才可以安宁。”
冬天，楚子攻打郑国。
谢湜说：楚国人侵犯郑国，郑国没有臣服，所以如此。
五年春天，鲁君前往齐国，夏天，鲁君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连年前往齐国，是因为平州之盟的缘故。”
秋天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程颐语录：“有人问齐高固来迎娶叔姬……”
谢湜曰：“高固逆子，叔姬与莒庆逆叔姬，同意。时君之女称子。”
胡安国曰：「按左氏，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书『夏，公至自齐』；秋，齐高固来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来』者，以公自为之主；称『子』者，或为别于先公之女也。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与之者，为体敌也；而公自为之主，压尊毁列，卑朝廷，慢宗庙矣。夫以郑国▯小，楚公子围之贵骄强大，来娶于郑，子产辞而却之，使馆于外，欲野赐之，几不得。抚有其室，而宣公以鲁国周公之后，逼于高固，请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礼为守身之干，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详书，为后世鉴，欲人之必谨于礼，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不近于礼，奚足逺耻辱哉！」
叔孙得臣卒
胡安国曰：内大夫卒，无有不日者，以《春秋》鲁史也。其或不日，则见恩数之畧耳。仲遂如齐，谋弑子赤，叔孙得臣与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数岂畧而不书日？是圣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适庶，人道之大伦也。方仲遂以杀嫡立庶，往谋于齐，而与得臣并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谋，或知之而不能救，则将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専在仲遂，以其内交宫禁，外结强邻，大恶无所分也。而叔孙得臣有同使于齐之罪，故特不书日以贬之。若曰：大夫而不能为有无者，不足加以恩数焉耳。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
谢湜曰：「大夫非君命、非国事不越境。高固齐之大夫也。秋来逆子叔姬，冬及子叔姬来。罪其违法也，以其非事出境，故书『来』。『来』同高固，故书『及』。观高固不率，如此而君失御臣之道，可知矣。」
胡安国曰：「左氏曰：『反马也。』礼，嫁女留其送马，不敢自安。及庙见成妇，遣使反马，则高固亲来，非礼也。又礼，女子有行逺父母者，岁一归寜。今见逆逾时，未易歳也。而叔姬亟来，亦非礼也。故书『及』，书『来』，以着齐罪也。大夫适他国，必有君命与公事，否则礼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恵公许其臣越礼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则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书，而书此者，则以为非常，为后世戒也。」
楚人伐郑
谢湜曰楚子伐郑郑未服故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谢湜曰：「赵盾，晋逆臣，晋不能讨，故与卫孙免侵陈。以陈将即楚，故也。」
胡安国曰：「按▯称『陈及楚平』，荀林父伐陈，经皆不书者，以下书晋卫加兵于陈，即『陈及楚平』可知矣。以赵盾、孙免书侵，则林父无词可称，亦可知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晋常命上将帅师救陈，又再与之连兵伐郑，今而即楚，无乃于己有阙，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徳，遽以兵加之，则非义矣。故林父不书伐，而盾、免书侵，以正晋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
胡安国曰：「传谓螽为谷灾，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后再如齐伐莱，军旅数起，赋敛既繁，戾气应之矣。夫善恶之感萌于心，而灾祥之应见于事。宣公不知舍恶迁善，以补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灾异数见，年谷不丰，国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税民，盖自此始矣。经于螽、螟一物之变，必书于防，示后世天人感应之理不可诬，当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卫侯使孙良夫来盟
谢湜曰杜氏谓公立卫始修好
胡安国曰：「来盟为前定者，尝有约言矣。未足效信而释疑，又相防血固结之耳。是盟，卫欲为晋致鲁，而鲁専事齐，初未与晋通也。必有疑焉，而卫侯任其无咎，故遣良夫来为此盟。而公卒见辱，盟非春秋之所贵，义自见矣。」
夏，公防齐侯伐莱。秋，公至自伐莱。
谢湜曰莱小国
大旱
谢湜曰：「大旱不雨，一也。旱则赤日损物，故为大旱。不雨，则云不为雨也。不雨，或厯一时，或厯数月，则书『不雨』，以见为灾之久也。」
胡安国曰：「及者，内为志；防者，外
译谢湜说：“高固迎娶子叔姬，叔姬与莒庆迎娶叔姬，用意相同。当时国君的女儿称为‘子’。”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鲁宣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挽留宣公，请求娶叔姬。《春秋》记载‘夏天，宣公从齐国回来’；秋天，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这是为了归罪于宣公。之所以说‘来’，是因为宣公亲自作为主婚人；称‘子’，或许是为了区别于先公的女儿。诸侯嫁女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的，是因为地位相当；而宣公亲自作为主婚人，是压制尊贵、破坏等级，使朝廷卑微，亵渎宗庙。郑国虽然弱小，楚公子围尊贵骄横强大，来郑国娶亲，子产拒绝并推辞他，让他在馆舍外驻扎，想野外赐婚，几乎没能得逞。而宣公身为鲁国周公的后代，被高固逼迫，请求娶他的女儿，强行送下聘礼，却不能阻止。只因为不知道用礼来作为保全自身的屏障，所以遭受这种耻辱。《春秋》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鉴戒，希望人们务必谨慎守礼，以安定自己的地位。不然，卑顺妄动，不近于礼，怎么能远离耻辱呢！”
叔孙得臣去世。
胡安国说：“鲁国大夫去世，没有不记载具体日期的，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如果不记载日期，那就显示出恩惠礼数的简略了。仲遂前往齐国，谋划杀害子赤，叔孙得臣与他一同前往。在宣公时期，仲遂本来有拥立自己的私心，对他的恩惠礼数怎么会简略而不记载日期呢？这是圣人删削的结果。君臣、父子、妃妾、嫡庶，是人伦的大纲。当仲遂为了杀嫡立庶，前往齐国谋划时，叔孙得臣与他一同出使。如果叔孙得臣对此完全不知道，或者知道了却不能挽救，那么还要他这个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春秋》处理子赤之事，专责仲遂，因为他内通宫禁，外结强邻，大恶没有分担者。而叔孙得臣有同使齐国的罪过，所以特别不记载日期来贬斥他。意思是说：大夫如果不能辨别是非，就不值得给予恩惠礼数了。”
冬天，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谢湜说：“大夫没有国君的命令、没有国家大事，不越过国境。高固是齐国的大夫。秋天来迎娶子叔姬，冬天和子叔姬来到鲁国。这是归罪他违反法度，因为他不是因公事出境，所以记载‘来’。‘来’与高固相同，所以记载‘及’。看高固不遵守法度如此，而国君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左传》说：‘这是归还送亲的马匹。’礼制规定，嫁女要留下送亲的马匹，不敢自安。等到庙见成为正式媳妇，派遣使者归还马匹，那么高固亲自前来，是不合礼的。又礼制规定，女子出嫁远离父母，一年回娘家一次。现在迎娶已过时节，还没到年底。而叔姬急忙回来，也是不合礼的。所以记载‘及’，记载‘来’，以彰显齐国的罪过。大夫前往他国，必定要有国君的命令和公事，否则是礼法所禁止的，难道可以触犯吗？惠公允许他的臣下越礼恣意行事而不去遏制，高固抛弃他的国君越境自如而不忌惮，那么人欲已经放纵了。凡是婚姻常事不记载，而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它不寻常，作为后世的警戒。”
楚国人攻打郑国。
谢湜说：楚子攻打郑国，郑国没有臣服，所以。
六年春天，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谢湜说：“赵盾是晋国的逆臣，晋国不能讨伐他，所以和卫国孙免一起侵犯陈国。这是因为陈国将要依附楚国。”
胡安国说：“查考《春秋》，称‘陈国与楚国讲和’，荀林父攻打陈国，经文中都不记载，是因为下文记载晋国、卫国对陈国用兵，就可以知道‘陈国与楚国讲和’了。因为赵盾、孙免记载为‘侵’，那么荀林父就没有合适的词可以称呼，也可以知道了。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要反省自己的智慧。晋国常常任命上将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又两次联合出兵攻打郑国，现在陈国依附楚国，恐怕对自己有缺失，何不自我反省呢？不内省德行，就立即用兵攻击，就不符合道义了。所以荀林父不记载为‘伐’，而赵盾、孙免记载为‘侵’，以纠正晋国人主持盟会不符合正道的原因。”
夏天四月，秋天八月，发生蝗灾。
胡安国说：“传文说蝗灾是谷物灾害，是残酷剥削百姓的结果。先前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后来又前往齐国攻打莱国，军队频繁出动，赋税征收繁多，乖戾之气相应而生了。善恶的感应萌生于内心，而灾祥的应验显现于事物。宣公不知道舍弃恶行迁向善道，以弥补先前行为的过错，而是用兵不息，灾异屡次出现，年成谷物不丰收，国家用度空乏，最终导致改变助法而向百姓征税，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春秋》对于螽、螟这类单一灾变，必定记载于防地，向后世显示天人感应的道理不可欺骗，应当谨慎所感应的东西。”
冬天十月。
七年春天，卫国国君派遣孙良夫来结盟。
谢湜说：杜氏认为宣公即位，卫国开始修好。
胡安国说：“来结盟是因为以前约定过的，曾经有过约定的言语了。不足以效法诚信而消除疑虑，又互相歃血固结盟约罢了。这次盟会，卫国想为晋国招致鲁国，而鲁国专事齐国，起初没有与晋国沟通。必定有疑虑，而卫侯担保没有灾祸，所以派遣孙良夫来举行这次盟会。而宣公最终遭受耻辱，盟会不是《春秋》所看重的，道义自然显现了。”
夏天，宣公与齐侯会合攻打莱国。秋天，宣公从攻打莱国回来。
谢湜说：莱是小国。
大旱。
谢湜说：“大旱不下雨，是一回事。旱则烈日损害万物，所以称为大旱。不下雨，则是云不化作雨。不下雨，有时经历一段时间，有时经历几个月，就记载‘不雨’，以显示灾害持续之久。”
胡安国说：“‘及’，是内部立志；‘防’，是外部
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书『及』，继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莱，齐志也，故书『防』，继以伐，致即师行之危，亦可知矣。公与齐侯俱不务徳，合党连兵，恃强凌弱，是以为此举也。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气，感动天变，而旱干作矣。其以大旱书者，或不雩，或虽雩而不雨也。不雩，则无恤民忧国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阙矣。」
译这是为了确立霸主地位。平定莒国和郯国，是鲁公所希望的，所以史书用“及”字，紧接着记载“取向”，由此可知这正是鲁公所期望的。讨伐莱国，是齐国的意图，所以史书用“防”字，紧接着记载“伐”，由此可知军队出征的危险，也是可以推知的。鲁公与齐侯都不致力于修德，结党连兵，依仗强大欺凌弱小，因此才做出这样的举动。战争之后，必定会有灾荒之年，这是因为百姓因征发劳役而怨恨叹息，这种怨气感动了上天，导致天象变化，从而发生了大旱。史书之所以特意记载大旱，是因为或者没有举行求雨仪式，或者虽然举行了求雨仪式却没有下雨。如果不举行求雨仪式，说明没有体恤百姓、忧念国家的诚心；如果举行了求雨仪式却没有下雨，说明感通上天的精微诚意有所缺失。
冬，公防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谢湜曰：「黑壤，晋地。晋成公初，防诸侯。」
胡安国曰：「防而不得见，不以不得见为讳；盟而不与盟，不以不与盟为讳。则曲不在公，而主防盟者之罪耳。与于防，不与于盟，而公有歉焉，非主防盟者之过也。则书防，不书盟，若黑壤是也。晋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歳适齐，是宣公行有不慊于心，而非晋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为君隠，子为父隠，于以养臣子爱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赂免，则不直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防。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谢湜曰：“公子遂受命聘齐，至黄以疾而复，非礼也。大夫受命以出，虽死以尸将事可也。未致君命而复，则有废命之罪矣。至黄乃复，罪其専也。敖书不至，遂书至黄者，不至则无进意，其复以不敬也。至黄则有进意，其复以疾也。不至而复，遂返之辞也。至黄乃复，不可进而后返之辞也。然则敖与遂，其废君命一也，其为罪则异矣。乃反前之词。”
胡安国曰：「至黄乃复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复可乎？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将事。楚伐呉，陈侯使公孙贞子往吊，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呉人辞焉。上介▯尹盖曰：『寡君使葢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陨坠，絶世于良。废日供积，一日迁次。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无乃不可乎？』呉人不敢辞。君子以为知礼。乃者无其上之词，其曰复事未毕也。」
辛已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
胡安国曰：「有事言时，祭此公子遂也。曷为书『字』？生而赐氏，俾世其官也。曷为书『卒』？以事之变卒之也。古者诸侯立家，大夫卒而赐氏，其后尊礼权臣，宠遇贵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而赐氏。其在鲁则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杀恶及视，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徳之，故生而赐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经于其卒，书族，以志变法之端，为后世戒。」
朱熹曰：「诸侯有四时之祫，毕竟是祭有不及处，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庙，太庙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
壬午犹绎万入去籥
程氏学曰：「八年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非礼也。绎者，明日又祭也。犹者，可已而不已也。万入去籥，去其有声者而用其无声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此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同。二年不书祭名，而止书曰『有事』者，事之失不在祭故也。若烝为黩礼，吉禘以其不当吉，又见鲁有禘祭之类，则必书名。」
谢湜曰：「古者哀乐不同日。有哀戚之心，则不能致其乐；有喜乐之心，则不能致其哀，故也。祭，吉事也。君方祭，以丧入告，非礼也。其告也，废祭，则为不敬；废卿佐之丧，则为忘哀。君于丧祭，不得全其事矣。」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君祭在庙，而以哀入告也。绎，明日又祭也。以丧入告，则君有哀戚之心，而祭不可以终矣。壬午，犹绎，着其忘哀也。绎书「犹」，以明可已而不已也。万籥皆舞事也。去籥，去其有声者也。去其有声而用其无声为乐，一也。万入去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遂，宣公股肱之臣也，以臣子恩之矣，而不以臣子哀之，失君道也。宣公赖遂以立，故生赐氏族，以世其官。卒书遂，着其氏也。翚，遂其罪一也。仲遂书「卒」者，春秋贬絶逆臣之罪，已见于翚矣。至遂书「卒」，则非以录遂也，以遂卒，犹「绎」，着鲁之失礼也。有事祭也，不书祭名，而书「有事」者，所失在事，不在祭，故也。烝而黩，在丧而吉禘，则所失在祭，故祭书名。
胡安国曰：「绎者，祭之明日以宾尸也。犹者，可已之词。万舞也，以其无声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声也，故去而不作。是谓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格也。礼，大夫卒当祭则不告，终事而闻则不绎。不告者，尽肃敬之诚于宗庙；不绎者，全始终之恩于父子。今仲遂，
译冬季，鲁宣公在黑色土壤之地防备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
谢湜说：“黑色土壤之地，是晋国的土地。晋成公初年，防备诸侯。”
胡安国说：“防备诸侯却没有见到他们，不把没有见到作为忌讳；结盟却没有参与结盟，不把没有参与结盟作为忌讳。那么过错就不在鲁宣公，而在主持防备和结盟的人身上。参与了防备，没有参与结盟，而鲁宣公感到愧疚，这不是主持防备和结盟者的过错。那么记载防备，不记载结盟，就像黑色土壤之地这次一样。晋侯即位，鲁宣公既不朝见，又不派遣大夫聘问，却每年前往齐国，这是鲁宣公行为上内心不安，而不是晋国的过错。凡是理亏的人，臣为君隐瞒，子为父隐瞒，以此来培养臣子爱敬之心，而不侍奉盟主，又用贿赂免除罪责，那么理亏就在自己身上了。”
八年春季，鲁宣公从防备之地回国。夏季六月，公子遂前往齐国，到达黄地，就返回了。谢湜说：“公子遂受命聘问齐国，到达黄地因为生病而返回，是不合礼的。大夫受命出使，即使死了也要带着尸体完成使命才可以。没有传达君命就返回，就有废弃君命的罪过了。到达黄地才返回，是谴责他的专断。敖记载没有到达，遂记载到达黄地，没有到达就没有前进的意思，他的返回是因为不恭敬。到达黄地就有前进的意思，他的返回是因为生病。没有到达就返回，是遂返回的措辞。到达黄地才返回，是不能再前进然后返回的措辞。那么敖和遂，他们废弃君命是一样的，他们的罪过却不同。‘乃’是反过来说前面词语的意思。”
胡安国说：“到达黄地才返回，是阻塞君命。有疾病也不返回可以吗？大夫带着君命出使，听到丧事慢慢行走而不返回，没有传达事情就死了，带着尸体完成使命。楚国攻打吴国，陈侯派遣公孙贞子前往吊唁，到达良地就死了，打算带着尸体进入。吴国人推辞。上介尹盖说：‘我们国君派遣我备位使臣吊唁，君王的下级官吏没有福分，派人遭遇天大的悲痛，大命陨落，在良地断绝了后代。废弃日期供应积蓄，一天迁移一次住处。现在君王的命令迎接，派人说：‘不要带着尸体来到门前，’这是我们国君的命令被抛弃在草莽之中，恐怕不可以吧？’吴国人不敢推辞。君子认为他懂礼。‘乃’是没有上面词语的意思，他说返回，事情没有完成。”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
胡安国说：“‘有事’是说时间，祭祀的是这位公子遂。为什么记载‘字’？活着就赐给氏，让他世代担任官职。为什么记载‘卒’？因为事情的变化而记载他死了。古代诸侯分封大夫，大夫死了才赐给氏，后来尊重礼法权臣，宠遇贵戚，却不通过正道，于是就有活着就赐给氏的情况。在鲁国就是季友、仲遂这样的人。襄仲杀了恶和视，扶立宣公，而宣公深深感激他，所以活着就赐给氏，让他世代担任大夫来报答他。经文在他死的时候，记载族氏，用来记录变法的开端，作为后世的警戒。”
朱熹说：“诸侯有四时的合祭，毕竟是祭祀有来不及的地方，才这样。比如《春秋》记载在太庙有事，太庙就是所有宗庙的主祭，都包含在其中。”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
程氏学说：“八年太庙有事，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是不合礼的。绎，是第二天又祭祀。犹，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万舞进入去掉籥，去掉有声音的而使用没有声音的，知道不可以做却去做。这与昭公十五年武宫有事相同。二年不记载祭祀名称，只记载‘有事’，是因为过失不在祭祀的缘故。如果烝祭是亵渎礼制，吉禘是因为不应当吉祥，又看到鲁国有禘祭之类，那么一定记载名称。”
谢湜说：“古代悲哀和欢乐不在同一天。有悲哀的心情，就不能达到欢乐；有欢乐的心情，就不能达到悲哀，所以。祭祀，是吉事。国君正在祭祀，因为丧事入宫报告，是不合礼的。报告了，废弃祭祀，就是不恭敬；废弃卿佐的丧事，就是忘记悲哀。国君对于丧事和祭祀，不能两全其事了。”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国君在庙里祭祀，却带着悲哀入宫报告。绎，是第二天又祭祀。因为丧事入宫报告，那么国君有悲哀的心情，而祭祀不能完成了。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显示他忘记了悲哀。绎记载“犹”，用来表明可以停止而不停止。万和籥都是舞蹈的事。去掉籥，去掉有声音的。去掉有声音的而使用没有声音的作为音乐，是一样的。万舞进入去掉籥，知道不可以做却去做。遂，是宣公的得力大臣，用臣子的恩情对待他了，却不用臣子的悲哀对待他，失去了君道。宣公依靠遂而即位，所以活着赐给氏族，让他世代担任官职。死记载遂，显示他的氏。翚，遂的罪过是一样的。仲遂记载“卒”，《春秋》贬斥断绝逆臣的罪过，已经在翚那里体现了。到遂记载“卒”，就不是为了记录遂，因为遂死，仍然“绎”，显示鲁国的失礼。有事是祭祀，不记载祭祀名称，而记载“有事”，是因为过失在事情，不在祭祀，所以。烝祭亵渎，在丧事期间举行吉禘，那么过失在祭祀，所以祭祀记载名称。
胡安国说：“绎，是祭祀的第二天用来招待尸。犹，是可以停止的词语。万舞，因为它没有声音，所以进入就使用籥管。因为它有声音，所以去掉而不演奏。这就是说故意知道不可以保存邪心而不纠正。礼，大夫死了应当祭祀就不报告，事情结束后听到就不绎。不报告，是为了在宗庙尽肃敬的诚意；不绎，是为了成全始终的恩情于父子。现在仲遂，
国卿也，卒而犹绎，则失宠遇大臣之礼矣。春秋虽隆君，抑臣而体貌有加焉，则亷陛益尊，而臣节砺后世。法家専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马国人相视，大伦灭矣。圣人书法如此，存君臣之义也。」
译国卿去世了，如果还在继续演奏音乐，那就失去了优待大臣的礼节了。《春秋》虽然推崇君主的尊贵，但对臣子也给予额外的尊重与礼遇，这样朝廷的等级尊严就愈发崇高，而臣子的节操也能激励后世。法家一心只想尊崇君主，却未能找到正确的方法，以至于将君主与臣民看作犬马一般，人伦大道就灭绝了。圣人书写历史的原则就是这样，是为了保存君臣之间的道义啊。
吕祖谦曰：「万舞，二舞之总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别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别名也。文舞又谓之羽舞。郑康成据《公羊传》以万舞为干舞，盖《公羊》释经之误也。《春秋》书『万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丧于二舞之中，去其有声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万舞为武舞，则《简兮》之诗与《商颂》何为独言万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载『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妇人之庙，亦不应独用武舞也。然则万舞为二舞之总名，明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谢湜曰嬴氏文公妾宣公母
胡安国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称夫人？自成风闻季友之繇，事友而属其子及僖公得国立，以为夫人，于是乎嫡妾乱矣。春秋于风氏，凡始卒四贬之，则禘于太庙，秦人归襚，荣叔含赗，召伯防葬，去其姓氏，不称夫人。王再书而无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属宣公，不待致于太庙，援例以立，则从同同而无贬矣。其意若曰：以义起礼，为可继，茍出于私情而非义，后虽欲正，可若何？」
晋师白狄伐秦
谢湜曰：「狄种类非一，故有赤狄，有白狄。晋道白狄，为中国患，罪之也。」
胡安国曰：「晋主夏盟，纠合诸侯，攘夷狄，安诸夏，乃其职已。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晋，责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释怨修睦，以补前过，己可咎矣。乃复兴师动众，防戎狄以伐之，独不恶伤其类乎？」直书于《防》，贬自见矣。
吕祖谦曰：「报崇之役，僖公三十三年，郤缺获白狄子，今来平。」
楚人灭舒蓼
谢湜曰舒蓼二防国
胡安国曰：「按《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在周公所惩者，其自相攻灭，中国何与焉？然《春秋》书而不削者，是时楚人彊，舒、蓼及滑汭盟，呉、越势益强大，将为中国忧，而民有被发左袵之患矣。经斯世者，当以为惧，有攘却之谋，而不可忽，则圣人之意也。」
朱熹曰：「春秋末，楚地最广。盖自初间并吞诸蛮，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间若不得齐桓、管仲，看他气势，定吞周室。以此观之，孔子称管仲之功，岂溢美哉？」
吕祖谦曰：「当楚庄时，楚之威北加于中国，南被蛮夷。所谓盟呉越而还防，传所载则与舒、绞、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庄王既殁，共王继之，呉始大，不惮楚、晋。申公巫臣乃以乘车教呉，楚自此疲于奔命。其间争得二三十年。庄王时，呉、越与羣舒之徒同受盟于楚，其时可谓防弱。何故数十年间，呉便为害？后来至于入郢，几灭楚。以此知天下形势，不独中国与夷狄相为盛衰，蛮夷种类亦自相为盛衰。何故楚盛时，呉、越衰？到庄王死，楚衰，呉、越盛。呉出来，威加中国。到得夫差堕越，却起如汉时匈奴盛。方其盛时，凡北方所谓氊裘之国，无不服匈奴。后来匈奴分南北，乌丸又盛。到乌丸既盛，所谓匈奴防矣。散而处中国，如刘元、渤海，亦列于边民之间。到西晋起，海外分崩，匈奴左右贤王、刘元、渤海再起，旧时乌丸又防了。自此五胡迭长。始者呉、越盛，五胡衰；氐、羌继之，氐、羌盛。后来符坚衰，慕容鲜卑继之，氐、羌衰。所谓孛头、元命继之。自此更为消长，直到唐藩镇，未尝不相为盛衰。论来一消一长，是天道不息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谢湜曰：「雨不克葬，葬无雨备也。日中而克葬，以雨其葬缓也。葬人子之大事也，卜日而葬，敬大事也。虞葬同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也。日中，虞之时也。鲁之葬敬嬴也，不知雨之在所备也，故卜以己丑，葬以庚寅。葬不得以时，成日中然后能葬，大事简慢甚矣。葬人子之所自尽也，念亲不至，为不哀；虑物不备，为不豫；葬不及时，为不敬。不哀、不豫、不敬，为不孝。」
胡安国曰：成风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将祔于庙，而始有二夫人也。则四贬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庙，无贬以
译吕祖谦说：“‘万舞’，是两种舞蹈的总称。‘干舞’，是武舞的别名。‘籥舞’，是文舞的别名。文舞又叫做羽舞。郑康成依据《公羊传》把万舞当作干舞，大概是《公羊传》解释经文的错误。《春秋》记载‘万入去籥’，是说文武两种舞蹈都进入，因为仲遂的丧事在两种舞蹈之中，去掉了有声音的，所以去掉了籥舞。《公羊传》却把万舞当作武舞，那么《简兮》这首诗和《商颂》为什么只说万舞而不提文舞呢？左氏记载‘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妇人的庙宇，也不应该单独使用武舞。这样看来，万舞是两种舞蹈的总称，就很明白了。”
戊子，夫人嬴氏去世。
谢湜说：嬴氏是文公的妾，宣公的母亲。
胡安国说：“敬嬴，是文公的妾，为什么称她为夫人？自从成风听到季友的占卜之辞，侍奉季友并托付她的儿子，等到僖公得以立为国君，便把她当作夫人，从此嫡妾的秩序就混乱了。《春秋》对于风氏，在开始和结束时共四次贬斥她，那么在太庙举行禘祭，秦人送来的丧礼物品，荣叔送的含玉和赗车，召伯防主持葬礼，都去掉她的姓氏，不称她为夫人。《春秋》再次记载而没有‘天’字，这是正确的。敬嬴又受宠私通，侍奉襄仲并托付宣公，不等到在太庙正式确立地位，就援引先例来立她，那么跟随同样情况而没有贬斥了。它的意思好像是说：依据道义来确立礼制，是可以继承的；如果出于私情而不是道义，后来即使想要纠正，又能怎么样呢？”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谢湜说：“狄的种类不止一种，所以有赤狄，有白狄。晋国引导白狄，成为中原的祸患，这是有罪的。”
胡安国说：“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召集诸侯，抵御夷狄，安定中原，这是它的职责。秦人的怨恨，起自晋国侵犯崇国，理亏在晋国，责备自己是可以的。既然不知道自我反省，消除怨恨，修好和睦，来弥补以前的过错，自己就可以被责备了。竟然又兴师动众，防备戎狄来攻打他们，难道不厌恶伤害同类吗？”直接记载在《防》中，贬斥的意思就自然显现了。
吕祖谦说：“报复崇国的战役，是在僖公三十三年，郤缺俘获白狄子，现在来平定。”
楚国人灭掉了舒蓼。
谢湜说：舒、蓼是两个防国。
胡安国说：“查考《诗经》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在周公所惩戒的对象中，他们自相攻伐灭掉，中原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春秋》记载而不删削，是因为当时楚国人强大，舒、蓼与滑汭结盟，吴、越的势力更加强大，将成为中原的忧患，而百姓有披发左衽的祸患了。经历这个时代的，应当以此为惧，有抵御的谋略，而不可以忽视，这就是圣人的意思。”
朱熹说：“春秋末年，楚国的地域最广。大概从最初吞并各个蛮族，而拥有他们的土地。如淮南的舒、宿，亳地的蓼，都是这样。最初如果不是有齐桓公、管仲，看他的气势，一定吞并周王室。由此看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难道不是过分的赞美吗？”
吕祖谦说：“在楚庄王时，楚国的威势向北加于中原，向南覆盖蛮夷。所谓与吴越结盟而返回，传中所记载的与舒、绞、州蓼相似。到了十一年、十二年，庄王去世，共王继位，吴国开始强大，不怕楚国、晋国。申公巫臣于是用乘车教吴国，楚国从此疲于奔命。其间争斗了二三十年。庄王时，吴、越与群舒之类一同接受楚国的盟约，那时可以说很弱小。为什么几十年间，吴国便成为祸害？后来以至于进入郢都，几乎灭掉楚国。由此知道天下的形势，不只是中原与夷狄相互盛衰，蛮夷种类也自相盛衰。为什么楚国兴盛时，吴、越衰微？等到庄王死，楚国衰微，吴、越兴盛。吴国出来，威势加于中原。等到夫差败越，却兴起如汉时匈奴兴盛。正当它兴盛时，凡是北方所谓穿毡裘的国家，没有不服从匈奴的。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乌桓又兴盛。等到乌桓既兴盛，所谓匈奴就衰微了。分散而居于中原，如刘元、渤海，也列于边民之间。等到西晋兴起，海外分崩，匈奴左右贤王、刘元、渤海再起，旧时的乌桓又衰微了。从此五胡轮流称雄。起初吴、越兴盛，五胡衰微；氐、羌继之，氐、羌兴盛。后来苻坚衰微，慕容鲜卑继之，氐、羌衰微。所谓孛头、元命继之。从此更为消长，直到唐朝藩镇，未曾不相互盛衰。说来一消一长，是天道不息之处。”
秋七月甲子，日食。既，冬十月己丑，安葬我国小君敬嬴。下雨没能安葬。庚寅，日中才能安葬。
谢湜说：“下雨没能安葬，是安葬没有防备下雨的准备。日中才能安葬，是因为下雨使得安葬迟缓。安葬是人子的大事，占卜日子而安葬，是敬重大事。虞祭和安葬同一天，是不忍心一天没有归宿。日中，是虞祭的时候。鲁国安葬敬嬴，不知道下雨在所当备，所以占卜在己丑，安葬在庚寅。安葬不能按时，成为日中然后能安葬，大事简慢得很了。安葬是人子自我尽孝的地方，思念亲人不到，是不哀；考虑事物不备，是不豫；安葬不及时，是不敬。不哀、不豫、不敬，是不孝。”
胡安国说：成风去世，以夫人的礼节安葬，以小君称呼，将要祔于太庙，而开始有两个夫人。那么四次贬斥她以纠正这件事。现在敬嬴也去世，以夫人的礼节安葬，以小君称呼，使祔于太庙，没有贬斥以
正之，从同同可也。而于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妇之，何也？曰：妇有姑之词，见敬嬴，遂以子贵，援例而亟立为夫人也。僖公享国八年，然后致成风，而敬嬴之亟也，虽云援例，鲁君臣之责，亦可知矣。无贬而书法若此者，犹桓、宣弑君而书即位耳。敬嬴以其子宣公属诸襄仲，杀太子及其母弟，虽假手于仲，实敬嬴之谋也。经书「子赤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其文无贬，而读者有伤切之意焉，则以秉彞不可灭也。▯谓「哭而过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状，惨矣。其于终事，雨不克葬，着咎徴焉，而谓无天道乎？此皆直书以见人心与天理之不可诬者也。夫丧事，即逺有进无退，浴于中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殡于客位，迁于庙，袒于庭，塴于墓，以吊宾则其退有节，以虞事则其祭有时，不为雨止礼也。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逺日，所以避不懐也。诸侯相朝与旅见天子，入门而雨，霑服失容，则废，矧送终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礼而葬乎？潦车载簑笠，士丧礼也。有国家者乃不能为雨备，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礼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为恱。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为之备，是俭其亲也不亦薄乎？故谷梁子曰：「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丧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与。故丧事以制，春秋之防也。
译正之，顺从相同的就可以。然而在宣公元年，就把迎娶的穆姜当作妻子，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妇有姑”的说法，见到敬嬴，于是凭借儿子的尊贵，援引成例而急忙立她为夫人。僖公在位八年，然后才致祭成风，而敬嬴的急切，虽然说是援引成例，鲁国君臣的责任，也就可知了。没有贬斥而书法却像这样，就像桓公、宣公弑君而记载即位一样。敬嬴把她的儿子宣公托付给襄仲，杀了太子和他的同母弟弟，虽然借用了襄仲的手，实际上是敬嬴的谋划。经书记载“子赤去世，夫人姜氏回到齐国”，文字没有贬斥，而读者有伤痛深切的意思，这是因为常理不可磨灭。〇说“哭着经过集市，集市上的人都哭”，敬嬴违背天理，违背人心的状况，太惨了。在丧事结束时，因为下雨没能安葬，显现了灾祸的征兆，还说没有天道吗？这些都是直书以显示人心和天理不可欺骗。丧事，即使遥远也有进无退，在中霤沐浴，在窗下饭含，在户内小敛，在阼阶大敛，在客位停殡，迁到宗庙，在庭院袒露，在墓穴下棺，因为吊唁宾客所以退有节制，因为虞祭所以祭祀有时，不因下雨而停止礼仪。因为下雨没能安葬，丧事不按照礼制。有人说：占卜安葬先选远日，是为了避开不吉。诸侯互相朝见和旅见天子，入门而下雨，沾湿衣服失去仪容，就废除，何况送终大事，人情所不忍匆忙的，反而可以冒雨不等待完成礼仪而安葬吗？潦车载着蓑衣斗笠，是士丧礼的规定。有国家的人竟然不能为下雨做准备，为什么呢？而且公庭对于墓次，其礼意本来不同，不得不可以喜悦。没有财物不可以喜悦，得到就是有财物，古人都使用，而不能为此做准备，这是对亲人节俭，不也太薄了吗？所以谷梁子说：“因为下雨没能安葬，丧事不按照礼制。”厚葬，是古人所告诫的，而墨家处理丧事，因为薄，又是君子所不赞同的。所以丧事按照礼制，是春秋的防微杜渐。
吕祖谦曰：「雨不克葬，当有备，不可过日。俟其晴亦可，此当大事者所宜慎也。」
城平阳楚师伐陈
谢湜曰：「楚伐陈，以陈与晋故也。陈即楚，则晋卫侵陈；陈即晋，则楚师伐陈。」
春秋集义卷三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二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
谢湜曰：「母丧如齐，不讳者，公之恶有大于此故也。」
夏仲孙蔑如京师
谢湜曰：「公如齐，仲孙蔑如京师，齐强，王室弱，故也。」胡安国曰：「以浅言之，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当歳首月，公朝于齐；夏，使大夫聘于京师。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贬絶而恶自见者也。」宣公享国九年，于周才一往聘；其在齐，则又再朝矣。经于如齐，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战国，周衰甚矣。齐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贤之，况春秋时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此经书「君如齐，臣周」之意，而特书「王」，正以表之也。
齐侯伐莱
谢湜曰：「七年伐莱，莱未服，故又伐莱。」
秋取根牟
谢湜曰杜氏谓根牟东夷国
八月滕子卒
谢湜曰：「滕昭公用夷礼，故称子；鲁不防葬，故不书葬。不日，不名，史失之。」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防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
胡安国曰：「按左氏，讨不睦也。陈侯不防，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乃还。则知经所书者，与晋罪陈之词也。防于扈，以待陈，而陈侯不防，然后林父以诸侯之师伐之也。则几于自反而有礼矣。不书诸侯之师，而曰林父帅师者，在防诸侯皆以师聴命，而林父兼将之也。则其众辑矣。晋主夏盟，又尝救陈，所宜与也。而惟楚之即，夫岂义乎？」
辛酉晋侯黑臀卒于扈
谢湜曰：「扈之防，以陈与楚谋伐陈也，诸侯不出，故荀林父帅师伐陈。诸侯不振，可知也。不知制楚，而区区伐陈，晋之失道也。晋侯伐陈，未返而卒于防，卒于防，书地重之也。」
冬十月癸酉卫侯郑卒
谢湜曰：「卫侯，卫成公鲁不防葬，故不书葬。」
胡安国曰：「晋成公何以不葬？鲁不防也。卫成公何以不葬？亦鲁不防也。卫成事晋甚谨，而鲁宣公独深向齐。卫欲为晋致鲁，故谋黑壤之防，而特使孙良夫来盟以定之也。及防于黑壤，而晋人止公赂，然后免。是以扈之防，皆前日诸侯，而鲁独不往。二国继以丧，故亦皆不防。此所谓无其事而阙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贬焉，故不书葬，误矣。鲁人不防，亦无贬乎？书卒而以私怨废礼忘亲，其罪已见。《春秋》文简而直，视人若日月之无私照也。曲生意义，失之逺矣。」
宋人围滕
谢湜曰：「宋人因滕丧围滕，宋人大恶也。」
胡安国曰：「围国非将卑师少所能办也，必动大众而使大夫为主帅，明矣。然而称人，是贬之也。滕既小国，又方有丧，所宜矜哀吊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围之。比事以观，知见贬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
谢湜曰：「自郑从楚，侵陈；晋与列国伐郑，二侵郑一。自郑背楚从晋，楚人，楚子侵郑，伐郑二。」
胡安国曰：「楚兵加郑数矣，或称人，或称爵，何也？郑自晋成公初立，舍楚而从中国，正也。楚人为是兴师而加郑，不义矣。故宣公三年书「人」，书「侵」，罪之也。次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诸侯未有声罪致讨者，而楚师至焉，故特书爵与之也。然兴师动众，贼则不讨，惟服郑之为事，则非义举矣。故又次年，《▯称「楚子伐郑」，而经书「人」，再贬之也。至是称爵，岂与之乎？按《公羊》例，君将不言帅师，书其重者也。至此书爵，见其凌暴中华，以重兵临郑矣。何以知其非与之乎？曰：下书「晋郤缺帅师救郑」，则知其非与之也。由此观《春秋》书法，皆欲治乱贼之党，谨华夷之辨，以一字为褒贬，深切着明矣
译吕祖谦说：“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应当有所准备，不可以拖延时日。等待天晴也可以，这是主持大事的人所应当谨慎的。”
城平阳，楚国军队讨伐陈国。
谢湜说：“楚国讨伐陈国，是因为陈国亲近晋国的缘故。陈国亲近楚国，晋国和卫国就侵伐陈国；陈国亲近晋国，楚国军队就讨伐陈国。”
《春秋集义》卷三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二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九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在母亲丧期前往齐国，不避讳，是因为鲁宣公的罪恶比这更大的缘故。”
夏天，仲孙蔑前往周王室。
谢湜说：“鲁宣公前往齐国，仲孙蔑前往周王室，这是因为齐国强盛，周王室衰弱的缘故。”胡安国说：“从浅显的层面来说，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教化方式。在岁首之月，鲁宣公朝见齐国；夏天，派遣大夫聘问周王室。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比较史事来考察的，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自然显现。鲁宣公在位九年，对周王室才去聘问一次；而在齐国，却去了两次朝见。经文对于‘前往齐国’，每次出行都必定给予深重的谴责。下到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得很了。齐威王前往周王室朝见，天下人都认为他贤德，何况在春秋时期呢？而鲁宣公却不能做到。所以聘问朝见的礼仪废弛，君臣的名分就丧失了；诸侯行为恶劣，背叛侵凌的祸患就兴起了。这就是经文记载‘国君前往齐国，臣子前往周室’的用意，而特意书写‘王’字，正是为了表明这一点。”
齐侯讨伐莱国。
谢湜说：“七年讨伐莱国，莱国没有臣服，所以又讨伐莱国。”
秋天，鲁国夺取根牟。
谢湜说：杜预认为根牟是东夷的国家。
八月，滕子去世。
谢湜说：“滕昭公使用夷狄的礼仪，所以称‘子’；鲁国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葬’。不记载日期，不记载名字，是史官的失误。”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是为了讨伐不和睦。陈侯没有参加会盟，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晋侯去世，才返回。由此可知，经文中所记载的，是晋国谴责陈国的言辞。在扈地会盟，是为了等待陈国，而陈侯没有参加会盟，然后荀林父才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他。这几乎可以说是自我反省而有礼了。不记载诸侯的军队，而说荀林父率领军队，是因为在会盟时诸侯都率领军队听命，而荀林父兼任统帅。那么他的军队就团结了。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又曾经救助陈国，本应当与陈国友好。而陈国却亲近楚国，这难道合乎道义吗？”
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
谢湜说：“扈地的会盟，是因为陈国与楚国谋划讨伐陈国，诸侯没有出兵，所以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诸侯不振作，可以知道了。不知道制约楚国，却仅仅讨伐陈国，这是晋国偏离正道。晋侯讨伐陈国，还没有返回就在会盟地去世，在会盟地去世，记载地点是重视他。”
冬天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谢湜说：“卫侯，是卫成公。鲁国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葬’。”
胡安国说：“晋成公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因为鲁国没有参加。卫成公为什么不记载葬礼？也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卫成公侍奉晋国非常谨慎，而鲁宣公却深深倾向齐国。卫国想要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谋划黑壤的会盟，而特意派遣孙良夫来结盟以定下此事。等到在黑壤会盟，晋国人扣留鲁宣公索要贿赂，然后才释放。因此在扈地的会盟，都是以前的诸侯，而鲁国独自没有前往。两国相继发生丧事，所以也都没有参加葬礼。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有人说：两位国君都有贬斥，所以不记载葬礼，这是错误的。鲁国人没有参加葬礼，也没有贬斥吗？记载去世，却因私怨废礼忘亲，其罪恶已经显现。《春秋》文辞简练而直白，看待人如同日月无私照耀一样。曲解生硬地赋予意义，就相差太远了。”
宋国人包围滕国。
谢湜说：“宋国人趁着滕国的丧事包围滕国，宋国人是大恶。”
胡安国说：“包围国家不是地位低微、兵力少所能办到的，一定是出动大量军队而让大夫担任主帅，这是明显的。然而称‘人’，是贬斥他们。滕国既是小国，又正逢丧事，所应当的是怜悯哀悼吊唁都来不及，却动用武力来包围它。比较史事来观察，知道被贬斥的罪过在于不仁。”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助郑国。
谢湜说：“自从郑国跟随楚国，侵伐陈国；晋国与各国讨伐郑国，两次侵伐郑国一次。自从郑国背叛楚国跟随晋国，楚国人、楚子侵伐郑国，讨伐郑国两次。”
胡安国说：“楚国军队加害郑国多次了，有时称‘人’，有时称爵位，为什么呢？郑国自从晋成公刚即位，舍弃楚国而跟随中原国家，这是正确的。楚国人为此兴师加害郑国，是不义的。所以宣公三年记载‘人’，记载‘侵’，是谴责他们。次年，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他的国君，诸侯没有声讨罪行的，而楚国军队到了，所以特意记载爵位，是赞许他。然而兴师动众，贼人却不讨伐，只以迫使郑国服从为事，这就不是义举了。所以又次年，称‘楚子讨伐郑国’，而经文记载‘人’，是再次贬斥。到了这里称爵位，难道是赞许他吗？根据《公羊传》的体例，国君将帅不称‘帅师’，记载其重要的。到这里记载爵位，显示他凌暴中原，以重兵临逼郑国了。怎么知道不是赞许他呢？回答说：下文记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助郑国’，就知道不是赞许他了。由此观察《春秋》的书法，都是想要治理乱贼的党羽，谨慎华夷的辨别，用一个字作为褒贬，深切而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