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三

译齐桓公杀死了他的弟弟公子纠以返回齐国，这是因为公子纠年幼而小白年长，小白拥有齐国是适宜的。既然适宜，为什么不在史书中称他为公子呢？因为他在国内没有继承正统，向上没有禀告周天子，所以用王法断绝了他的名分。桓公虽然在王法上可以被断绝，但相对于子纠来说应当被立为国君，所以管仲辅佐桓公是转移道义，因此圣人称赞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召忽为子纠而死，是因为感伤勇烈，这与普通男女那种固执于小信、自缢在沟渠中却无人知晓的行为相比，（境界不同）。

译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谢湜说：“因为讨伐了弑君贼人，所以记载安葬，以对待一国之君主的礼节来对待他；但他违背伦理常理，与禽兽没有区别。不遭受人祸，必定遭受天殃，这是事理情势的常道。”

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国军队大败。

程颐说：“‘及齐师’中的‘及’字，表明对方不是卿大夫级别的对手；国君作战忌讳记载失败，凡是说‘败绩’、‘大败’的，都是重大失败，小小的胜负不记载。”

谢湜说：“小白进入齐国，齐国的君位就确定了。小白进入齐国，齐国就安定，那么齐国人就听从桓公的命令了。在这个时候，鲁国人还以接纳公子纠为心意，因此是以不正伐正，却不知自己理亏。所以干时之战，我国军队大败。国内不记载失败，干时之战记载失败，是因为发动战争的不是国君的缘故。”

胡安国说：“国内不记载失败，这里记载失败，是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查《左传》记载：“在干时作战，国君丢失了戎路车，换乘别的车回来，那么‘败绩’的是国君。”能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为什么不说国君？这是贬斥他。国君本来忘记了亲情、释放了怨恨，想要接纳仇敌的儿子，谋划安定他的国家，不是为了复仇而与他作战。因此隐去国君以表示贬斥。如果是以复仇的名义行事，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之战，应当把“公”字写在“败绩”之上，与沙随之战不得见、平丘之会不与盟相比，以显示光荣。只是因为不是以复仇的名义作战，所以隐去国君以加重贬斥他忘记亲情、释放怨恨的罪过，其中的义理深刻而明显。吕祖谦说：“鲁国与齐国大夫从春天结盟到夏天，才接纳公子纠，为什么这么迟缓？”大概两位公子各有党羽，鲁国想要调和保护，所以这么迟缓。又说：“齐桓公的霸业在春秋时期，涉及三位国君：庄公、闵公、僖公。如果庄公正是桓公当时刚回国，经营霸业，桓公的规模还未任用管仲，后来才任用管仲。等到管仲新掌权时，事情状况不同。桓公在庄公九年进入齐国即位，这时打败鲁国军队，这一年把管仲带回国内并让他做相。管仲虽然刚回国，这时刚掌权。如果庄公十年，这一两年的事情还不是管仲经营的，所以与后来不相似。大体上管仲图谋霸业的规模缓慢而不紧迫。看庄公十年，先前在干时打败鲁国军队，次年又发兵攻打鲁国，长勺之战被鲁国打败，到六月齐国又与宋国在郎地驻扎，可以看出两年间三次对鲁国用兵，规模紧迫。大体上与后来不同。由此知道正因为管仲刚掌权未能完全施展他的计谋，不仅三次对鲁国用兵，规模紧迫，后来两次被鲁国打败，长勺之战被鲁国人三鼓而败，后来郎地驻扎又被公子偃先打败宋国军队，齐国军队才返回。如果当时管仲就谋划计策，无缘无故会两次失败。由此看出管仲的规模，不仅对外经营诸侯缓慢而不紧迫，他在内部得到国君信任和掌权也缓慢而不紧迫。为什么？前年桓公因为鲍叔牙的话任用管仲，如果是管仲规模紧迫时，就必须劝谏桓公不可对鲁国用兵，如果对鲁国用兵，管仲必定纷纷建立谋略施展他的长处。大概管仲刚掌权，当时自有国子、高子，政令不专出他手，他暂且袖手旁观一两年，由此看出管仲得到国君信任和掌权也缓慢而不紧迫。从此以后，桓公的规模大体不同。十三年北杏之会，这时管仲完全掌权，比如楚国当时欺凌各国，管仲暂且放二三十年不管，直到屈完之盟，不战而屈人之兵。晋献公父子欺凌各国，也放任不管，等到后来葵丘之会，晋侯自来，大概管仲不去，岁月间见效，常要自己修举政事，整顿军队，本国疆域则精神折冲，所谓倔强不服的国家，教他们自己进入管仲的规模中，这就是管仲之所以为管仲，这就是五霸中桓公之所以盛大的原因。抵王者与霸者论，来王者不计功谋利，霸者计功谋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在霸者中论之，以桓公和文公对比说，桓公计功谋利，比文公时便少，桓公不急近效，却做得王者事，为什么？晋文公事业在僖公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卫败楚朝王，声绩赫然，震荡人耳目，一年都做尽。桓公规模三十余年尚藏其用功，之所以迟速时，便是桓文才之高与下，管仲舅犯规模之深与浅。由此知道晋文不如齐桓，舅犯之徒不如管仲。

九月，齐国人捉拿公子纠并杀了他。

程颐说：“齐侯死了，各位公子都出逃。小白年长应当即位，子纠年幼，也想即位。管仲奉公子纠逃到鲁国，小白进入齐国。即位后，管仲接纳子纠以对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是不应当即位的，义理已经不顺。后来小白杀了子纠，管仲从所侍奉的主人来说，可以死；从义理来说，不可以死。所以《春秋》记载‘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之，表明应当即位；又记载‘公伐齐纳纠’，去掉‘子’字，表明不应当即位。到齐国人捉拿子纠杀了他，这里再次称‘子’，是罪责齐国大夫既已结盟却杀了他。”

程氏杂説说：八年冬，齐无知弑杀其君诸儿。这一年春，齐国人杀了无知，所以齐国大夫来与庄公结盟，立公子纠。小白年长，纠年幼，小白应当即位。两位公子各有党羽，庄公答应齐国大夫

译鲁国与齐国结盟，所以为了接纳公子纠而讨伐齐国。小白抵御敌军后进入国都，因此史书不记载他“归”。这是为了掩盖鲁国战败的耻辱，为鲁公掩饰羞耻。干时之战不讳言战败，是因为参战的军队很少，并非鲁公亲自率领。鲁公讨伐齐国以接纳不正统的公子纠，所以史书记载为“纳纠”，而不称他为“子”。齐国人杀死了公子纠而史书称他为“子”，是因为齐国的大夫既已经与鲁国结盟拥立了他，却又亲手杀死了他，所以史书记载为“齐国人捉拿公子纠并杀死了他”，以此来归罪于齐国。记载“取”字，意味着鲁国也参与其中。小白不记载为“公子”，是因为他上位没有得到天子的命令，下位没有得到其君父的接纳，只是凭借公子的身份争夺国家而自立，所以对他进行贬斥和断绝关系。如果庄公接纳仇人的儿子，那么他的罪恶就不需要讥讽也就显而易见了。有人说：《左传》经文记载“鲁公讨伐齐国以接纳公子纠”，先前的儒者解说《春秋》也都认为公子纠是正统，现在说他不正统，依据是什么？回答说：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吗？桓公杀死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反而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无人知晓吗？”由此看来，就可以明白了。假如公子纠应当即位，而管仲却背叛旧主去侍奉仇人，那么孔子难道仅仅会批评他拘守小信吗？正因为公子纠起初继位就不正统，管仲转而辅佐桓公才是合乎道义的，所以孔子才会这样说罢了。

译谢湜说：“齐国的大夫奉迎公子纠并拥立他，因为公子纠是齐国的公子。小白君位已经确定，那么齐国的大夫改变立场，遵循道义去侍奉小白是可以的。遵循道义保全公子纠并让他回国，使小白不失去兄弟之间的恩情也是可以的。竭尽道义保护他而不能免祸，然后才听从齐国的命令，这就不是我的罪过了。如今却看着公子纠遭遇危难，抛弃而不救助，致使齐国人到鲁国杀了他，这等于是我把公子纠交给了齐国。所以齐国人杀公子纠，《春秋》记载用‘取’字，记载称‘子’，是归罪于鲁国和齐国的大夫。拥立他为公子，最终却抛弃了他。”

胡安国说：“‘取’，是不义的措辞。先前记载‘纳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拥立；这里记载‘杀纠’，又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杀害。无论是剥夺还是给予，在道义上各自安适，这就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罢了。公子纠虽然争夺君位，但身处他国，置之不问是可以的。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才心里痛快，他的不仁也太严重了。后世以传位让国为名而夺取国家的人，必定要杀掉原来的君主，用来统一人心，防备后患，意图与此相同，流毒难道不深远吗？”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冬天，疏浚洙水。

谢湜说：“政事不修习，却疏浚洙水来防备齐国，失误太大了。”

胡安国说：“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轻率使用民力，胡乱兴办大工程，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大河环绕疆域，洞庭、彭蠡、黄河汉水的险要，仍然不足以凭借，何况是疏浚河道呢？”《春秋》记载疏浚洙水，是为了显示在守国的末节上劳苦百姓，而不知道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谢湜说：“齐军进入鲁国边境，是干时之战招致的。庄公拥立公子纠，从国家关系看是世仇，从名位看是不正，从时机看是迟缓而落后，从谋略看是浅薄而败事，以至于怨恨结下祸患相连，过了一年还不能平息。”

胡安国说：“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写‘伐’，意在责备鲁国。欺诈作战称为‘败’，‘败’的一方是主事者。有人说：长勺是鲁地，齐军来到这里，所谓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后应对。似乎没有罪过，为什么受到责备呢？善于治国的人不兴师动众，善于兴师的人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交战。所以出使，就有文告的言辞，而边境则有守御的准备；至于善于列阵，德行已经衰微了，何况兵刃相接，又用诈谋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事者来责备它，这都是扰乱之道，减少怨恨的方法，是君王应该做的事。”

张栻曾经从淮上入朝奏事，高宗询问《春秋》中长勺之战如何？回答说：“长勺之战，曹刿所论述的，不过是血气之勇，所以容易耗尽；如果是报父兄之仇，即使敲一百次鼓也不会耗尽。”高宗听后赞叹不已。

二月，鲁庄公侵犯宋国。

谢湜说：“在北面与齐国结下祸患，在南面与宋国结下怨恨。”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谢湜说：“宿是微小的国家，迁移它是因为它已经沦为附庸。”

胡安国说：“说‘迁宿’，是因为宿国不想迁移，是被宋国人所迁移。眷恋乡土，是常人的大情；迁移国家，是重大的事情。即使是远离祸害追求利益，离开危险趋向平安，尚且恐怕沉溺于众人之中，不肯顺从，何况是被迫于强横无理，并非其所愿，抛弃长久居住的田里，割除新迁徙处的蓬草。路途的辛劳，营建的劳累，兴起怨恨，伤害和气，难道不令人恻隐吗？却肆意行事不顾及。他的不仁，也太严重了。凡是记载‘迁’，不需要贬斥，厌恶之意已经显现了。”

夏天，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宋军。

谢湜说：“庄公与两国结怨，所以两国军队进入驻扎在郎地。两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国的危险非常严重。庄公打败宋军，是国家的幸运。深入敌境远攻的人，他的军队会疲劳；依仗人多而不戒备的人，他的军队会懈怠。所以庄公先前在长勺打败齐军，后来在乘丘打败宋军。曹刿说‘彼竭我盈’，公子偃说‘宋师不整’，确实如此。”

胡安国说：“齐国人轻率出动大军，深入他国境内，放纵报复之心，确实有罪。鲁国人如果能不使用诈谋，奉行辞令，两国军队就会离去。贪图一时的胜利，而积累四邻的愤怒，这是小人的做法。所以驻扎的一方不因其事，胜利的一方不因其理，互相讥讽。”

秋天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

程氏杂说：“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楚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十四年进入蔡国，十六年攻打郑国，都只记载为‘荆’。楚国本是子爵，偏僻在蛮夷之地，不能遵循中原政令，居住在中原爵位王祭不共，所以以夷狄视之。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荆人来聘’，至此开始能修聘礼，但未能具备中原的礼仪，所以只称‘人’。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还是以前的志向。僖公二年，记载‘楚人伐郑’，至此开始改称楚。大概从此逐渐强大了，所以都称‘人’。然后齐桓公的时代，只称‘人’，而不能参与中原的会盟，是因为齐桓公能制约其强大。到了十七年，齐桓公去世，楚国于是开始横行。十九年，已经与齐国结盟。二十一年，又在鹿上结盟，可见周朝衰微，夷狄正嚣张。到了秋天的会盟，记载‘宋公、楚子会盟于盂，抓住宋公来攻打宋国’，楚国于是大大张扬，列位于陈、蔡之间。”

译楚僭称王号，因此史书直书其爵位，用以彰显其强大难制，中原各国无法抗衡。等到冬天报告捷报，是为了威慑诸侯。圣人再次记载“楚人派宜申来进献”，贬低其爵位，又记载“进献”，以此来抑制其强盛。从此以后，凡涉及中原各国的事务，都使用其正式爵位，只有那些被贬称“人”的情况，则各自根据具体事件来体现。

译谢湜说：“楚国打败蔡国军队时，蔡哀侯没有为社稷殉难的义气，反而臣服于楚国，所以楚国将蔡哀侯带回楚国。既然已经臣服，就不是被俘获，所以《春秋》记载为‘归属于楚国’。那么他的君位已经在国内断绝，所以直书其名。凡是记载‘败’、‘灭’、‘入’，并将国君带走的，《春秋》都直书其名。因为他们先前没有为义殉死的忠诚，后来也没有复国的志向，所以像平民一样直书其名。楚国起初称为‘荆’，到这里入侵中原，唯独称‘荆’，是因为它没有上下尊卑的礼节，把它当作外邦看待。因为荆国攻打林国等姬姓诸侯，并俘虏他们的国君，其不道义的行为很明显，所以不记载为‘侵’或‘伐’。”

胡安国说：“蔡侯为什么直书其名？凡是记载‘败’、‘灭’、‘入’，并将国君带走的，都直书其名，是因为他们臣服成为臣虏，所以断绝其君位。像蔡献舞、潞婴儿、沈嘉、许顿、防胡豹、曹阳、邾益这些人，就是这样。国君为社稷殉难，是正道；逃跑虽然是有罪，但还有羞耻之心。被俘虏就太过分了！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唯独不直书其名，是因为夔子无罪而被讨伐，虽然国家灭亡、自身成为臣虏，但他的道义是正直的，言辞起初并不臣服。所以唯独保留他的爵位而不直书其名。《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直书其名，失去土地才直书其名，把他比作卑贱的人，想要让拥有国家的国君战战兢兢，长久保持富贵，没有危险过度的行为。”

朱熹说：“荆楚起初记载为国名，后来进称为‘人’，再后来称为爵位，这是因为它起初不敢突然与中原交往，所以采用卑微的称呼，后来逐渐强大所以称爵位。”

冬十月，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程颐说：“《春秋》的法度，将领尊贵、军队众多，说‘某帅师’；将领卑贱、军队少，说‘人’；将领尊贵、军队少，说‘某’。齐国自从管仲执政，庄公十一年以后，不曾兴起大规模军队。它对诸侯征收赋税，也很少。在管仲的一生中，四十年休养生息天下，恩德深厚。只有救援邢国时称‘师’，是讥讽它次序不当。至于秦国、晋国，只是让它们不能争胜罢了，并不强行压制。所以它的功业卑微而容易成就。”谢湜说：“齐桓公用军队灭掉谭国，威力很盛。而谭子仍然逃奔，谭子心里不服齐国，可以知道了。小国被大国所灭，其国君力量屈从而逃奔的，不是因为不道义而失去国家，也不是因为屈节而应当被抛弃。用正直的言辞向周王申诉，用周王的命令求助于邦国，那么社稷就可以恢复安定。怎么能立刻把他当作平民而断绝其君位呢？所以国君因为国家灭亡而逃奔的，《春秋》都不直书其名，这是为了鼓励小国的复兴。《春秋》崇尚志节，赞美忠义，所以志节存在、忠义显著，那么国家虽然灭亡、自身虽然逃奔，但王法与他同在，因为他的道义没有在国内断绝。志节衰败、忠义废弃，那么爵位虽然存在、自身虽然安定，但王法抛弃他，因为他的道义已经在国内断绝。国家灭亡所以逃奔，不记载为‘出’。”

胡安国说：“灭国而记载逃奔，是责备他不死守君位；不记载出国，是因为逃亡没有地方可去。国家灭亡，自己逃奔而不能守护富贵，为什么还记载爵位呢？他已经没有招致灭亡的罪过，遭受横逆的侵犯，而力量不能战胜，以至于出逃，这也是不幸罢了。他的道义大概没有断绝。”按照《左传》记载：“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他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不来，责备他失去侍奉大国的礼节是可以的，因此被灭，可以吗？”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楚国人灭掉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这三个国家之所以都保留爵位，不把它们比作失去土地的国君而直书其名。那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到楚国，为什么唯独直书其名？按照《左传》记载：“吴国攻打徐国，徐子剪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去迎接吴子，已经屈服而后逃奔，哪有复兴的志向呢？”唯独直书其名，是为了断绝其君位。《春秋》的道义，虽然在于抑制强权、扶持弱小，又责备弱者不自我强化行善，所以它的书法就是这样。

十一年春正月，夏五月戊寅，鲁公在鄑地打败宋国军队。谢湜说：“宋国的怨恨没有消除，所以军队又进入鄑地，而鲁公打败了它。”

秋，宋国发生大水灾。

谢湜说：“圣人忧虑世事的思虑很深，所以邻国大的灾异也记载。”胡安国说：“凡是外国的灾祸报告就记载，所谓的灾祸，是危害百姓和物品，如水火兵戎的侵犯就是。诸侯对四邻有救济疾病、救助急难的道义，那么报告就是合乎礼节，而且不可以不吊唁。所以四国同遭灾祸，许国人不吊唁，君子因此知道许国会先灭亡。”凡是记载灾祸，体现《春秋》有谨慎对待上天警戒、体恤百姓隐痛的心，这是王者做的事。

冬，王姬嫁到齐国。

谢湜说：“因为鲁国为齐国主持婚礼，所以记载‘不记载齐侯来迎娶’，断绝齐国与鲁国的关系。”

胡安国说：“按照周朝衰微时，王姬嫁给诸侯，车马服饰不依附于丈夫，比王后低一等，礼节也很隆重。《春秋》的道义，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它记载王姬下嫁，为什么与列国女子的用词相同而不区别呢？回答说：阳唱而阴和，夫先而妇从，是天理。叙述天理，训诫后世，那么即使是王姬这样尊贵，她应当执行的妇道与公侯大夫士庶人的女子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舜作为平民娶帝尧的两个女儿，而记载说：‘嫁给虞舜’。西周王姬嫁给诸侯，也执行妇道，成就肃雍的德行。它的诗歌说：‘为什么不肃雍，王姬的车驾’。从秦朝以后，尤其想要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来治理，却得不到其道，以至于认为列侯尚公主……

译（这）让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违背了阴阳的位序。所以王阳上奏条陈时务，指出这是过失。长乐王回也认为这种弊端，导致父母不敢养育他们的儿子，公婆不敢养育他们的女儿。推究其本意，虽然是想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以治理国家，却使得人伦纲常在上层悖乱，风俗在下层败坏，这又怎么能算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呢？弊端流弊到了这种地步，这才知道《春秋》记载王姬、侯女用同样的措辞而不加区别，其中垂示训诫的意义真是重大啊。」

译《春秋集义》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四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十二年春天，周历三月，纪国的叔姬回到〇。

谢湜说：“叔姬没有儿子，应当回鲁国。鲁国不能保全她，所以她回到〇。对外不能保全兄弟，对内不能保全妻妾，这是纪侯的罪过。”

胡安国说：庄公四年纪侯离开国家，叔姬到这个时候才回到〇，是因为纪侯刚刚去世，所以叔姬到这个时候才回去。‘归’是顺从的措辞，因为宗庙在〇，回去是为了奉祀祖先。鲁国是宗族之国，妇人本来有回娘家（来归）的道理。纪国既然已经灭亡，不回到鲁国，这就是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欠妇道。鲁国人敬重她的节义，给予的恩惠礼遇更加优厚。因此，她回到〇，她的去世，她的安葬，史册都详细记载。孔子修撰《春秋》，保留这些记载而不删削，与卫国的共姜一同流传不朽，用来劝勉后世。像夏侯令女，是曹爽的妻妾，守寡坚守志向，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发誓不允许，并且说：‘曹氏兴盛的时候尚且想要保全始终，何况现在衰亡，怎么能抛弃它？’听到的人都被感动，这大概是听到了叔姬的风范而奋起效法吧？

夏天四月，秋天八月甲午日，宋国的万杀害了他的国君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谢湜说：“闵公遭遇杀害，仇牧奔赴国君的危难，因此丧命，可以说是对他的国君忠诚了。所以书写‘及’来彰显他的忠诚，书写‘大夫’来显示他能死于职守。国君所共同居住游玩宴乐的人，不可以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阴险邪恶的人得以居于其间，那么即使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普通人也可能对他造成危害。宋万是凶狠勇猛的人。凶狠就蓄积祸心，勇猛就无所顾忌。闵公早晚与他亲近，却不知道防备他，所以一句话不合心意，不可预测的变故就在内部发生。那么，左右的亲信近臣，可以有一个不是合适的人吗？”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军队的众多，在外战败；大水的变动，在内发生。闵公不知道变通，又亲近凶恶的人，这就是他招致不可预测祸害的原因。”

胡安国说：“国君被杀而大夫死于这场危难，《春秋》记载这件事，是所推崇的。大夫死于弑君之难，却有不被记载的，所以知道孔父、仇牧、荀息都是所推崇的。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然而白白牺牲生命，不能抓获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也值得推崇吗？享受俸禄而不回避危难，是义；白白牺牲生命，不能抓获贼人，也足以成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危难者的教训了。为什么说没有益处呢？审察事物的轻重，是权变；权衡轻重而处理得当，是义。太宰督也死于闵公的危难，被删削而不记载，是因为他自身有罪；恵伯死于子恶的危难，也被删削而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召忽死于子纠的危难，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是因为所侍奉的人不正当。崔杼弑君，晏平仲说：‘人有国君而别人杀了他，我怎么能为他死？又怎么能逃亡？’君子不因此责备晏子，是因为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而晏子也不是他的私昵之臣。像仇牧、荀息站在国家的朝廷，执掌国家的政事，而国君被杀，不是因为私情，即使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圣人记载而不删削，用来劝勉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危难的人。只有这种义理不施行，然后才有视抛弃国君如泥土草梗、帽缨发带，竟然毫不省察，而三纲断绝的情况。”

冬天十月，宋国的万出逃到陈国。

谢湜说：“闵公遭遇危难已经三个月了，贼人三个月未被讨伐，而又出逃到宋国，可知没有臣子。逆贼是不待教化就应诛杀的。逆贼避难到邻国，而陈国容纳他，可知陈国没有臣子。万没有被赐姓，南宫万的称号，不是氏，就像东门襄仲一样。”

胡定国说：“查考《左传》，宋万在蒙泽杀害闵公，逃奔到陈国。宋人用贿赂向陈国请求交出万，陈国人让妇人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他。宋人将万剁成肉酱。那么贼人已经被讨伐了，为什么不记载‘陈人杀万而安葬闵公’呢？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陈人不把万当作贼人而接纳他，又接受宋人的贿赂，而让妇人给他喝酒，这是与贼人同党，不是政治刑罚。特意记载‘万出逃到陈国’而‘闵公不葬’，来彰显陈人与贼人同党的罪过，而不能执行天讨，其法度严厉了。所以《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畏惧了。”

十三年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设防。程氏学说：“‘防’是以外部为主；‘及’是以内部为主。将领尊贵军队众多，就记载说‘某率领军队’；将领卑贱军队众多，就记载说‘军队’。将领尊贵而军队不能成军，就记载‘某’而不记载‘率领’；将领微贱，军队少，就直接记载说‘伐’、说‘及’。对外只记载‘人’而已，戎狄举号是轻视他们。诸侯称国，是贬低他们。”谢湜说：“齐桓公能任用管仲来修治国政，号令严明而赏罚执行，所以首先在北杏会盟，而四国的军队跟随他。所以四国记载为‘人’。”胡安国说：“桓公为什么能到四国的微贱者那里？‘防’是指宋公、邾子。那么为什么称‘人’？春秋时代，以诸侯主持天下的防盟政事，从北杏开始。其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交替主持华夏盟会，都是以此为开端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