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纲领卷中

译也说道，道有给予和剥夺。又问：文定公依据孟子“《春秋》是天子之事”这一句作为纲领，如此说来，难道是圣人有意进行诛罚和奖赏吗？回答说：文定公是这样说的，道理也确实如此。但圣人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让后世因此去考察、体认其中的道理，该认为对的，便认为对；该认为错的，便认为错。如果说圣人当时的意图，认为应当这样便写下这个字，应当那样便写下那个字，那恐怕不是这样。又问：现在想要注释《春秋》，暂且以胡安国的说法作为正统，怎么样？回答说：即便是他，也有过分的地方。苏辙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的《春秋》本身也分得明白。且如“公与夫人如齐”，毕竟是处理什么事，自然可以看见。又如“季氏驱逐昭公”，毕竟因为什么这样？现在的人明白了一个义理后，拿它来处理事情，符合义理的就是对，不符合义理的就是错。也有被说成是对的却未尽善的，也有被说成是错的却比对方好的。且如读《史记》，就能看见秦国之所以灭亡，汉朝之所以兴起，以及后来刘邦之所以得天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它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己用义理去折中判断。延平李氏在《春秋》上的功夫还没来得及着手就放弃了，大概也是因为心志衰残，不堪记忆。这本书虽然说是本根于天理，但实在与人事贯通。如果不考证事迹，参酌诸儒的说法，也不容易明白。所以还没来得及请教他的说法，但曾经听他讲过一二，认为《春秋》每一件事各自有所阐发。明白一个例子，就像风水移步换形，但只用今人的心去求圣人的意，没达到圣人洒脱明澈的境界，就不能没有失误，这也可见他阐发的大意。古史的体裁可以看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罢了。《春秋》编年通纪，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载，以具备事情的始末。大概当时史官既然用编年的方式记事，至于大事则又采集综合而分别记载。像《二典》所记，上下百余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有的仅几个月，有的历经几年，其间难道没有别的事？大概必然已经具备在编年史中，而现在不再看见了。所以左氏在《春秋》既依经文作传，又作《国语》二十余篇，各国分别、事情不同，有的跨越几十年才结束其事，大概也是接近《尚书》的体裁来相互错综罢了。又说：左氏解说《春秋》有七八分正确。问：孔子作《春秋》，空谈无补，乱臣贼子凭什么就害怕？况且凭什么足以成为《春秋》的治理【孟子集注所说如此】？回答说：不是说当时就一下子治理好了，只是保存了一个治法，使这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起并实行它的人，治理就不难。当时史书由史官掌管，想人们不得见，等到孔子取来删削，而其大义大明。孔子又何曾真的有意说用某个字使人知道劝善，用某个字使人知道畏惧，用某个字有什么微词奥义使人不明白，只是用褒贬荣辱人，不过像现在的史书，直书其事，善的恶的了然在目，观看的人知道惩戒和劝勉，所以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近世解说《春秋》的人太巧，都失去了圣人的意。问：孔子所写的言辞严厉、义理简略，如果不是三传详细记载事迹，也晓不得他笔削的意思。回答说：想孔子作书时，事迹都在，门人弟子都晓得圣人笔削的意。三家害怕它久而泯没，才开始都笔之于书，流传既久，所以不无讹谬。但孔子已经自己直书在其中，如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这些显然在目，虽然没有〇也可以晓。且如楚子侵中国，得到齐桓公遏止他，使他不得侵；齐桓公死，又得到晋文公遏止他，像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被淹没必然了。这些义理何难晓？问：读《春秋》的方法？回答说：像其他方法，只是依据经文所书的事迹而用先王之道来准折，某是某非，某人是底，还有未尽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己用道理折中便见。如注释《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中注释，便见。注释《春秋》也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仔细勘量考索耳。孔子七十岁方才系《易》，作《春秋》。《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是天人之道。《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去，《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有人说《春秋》云，不当以褒贬注释，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如克段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

译贬吗？回答说：只是其中不能一概而论，自然有说不清楚的地方。且说像“翚帅师”这类情况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没有赐姓，像挟柔、无骇这类人，到了庄公以后，郤氏却不再等待赐姓，而是诸侯自行授予。问：就是这样的地方，哪里看得出这是赐姓，那是未赐姓呢？三〇只有左氏的说法接近真相。如今考察《春秋》，起初天王还略微有战伐之类的事，到后来都来不及顾及，到定公、哀公之后更不再提及。然而起初只是诸侯出来抗衡，到后来诸侯无可奈何，便又被大夫出来掌权；等到大夫也渐渐无可奈何时，时而又被陪臣出来掌权。这就好比唐代藩镇的情形，起初是节度使抗衡，后来牙将、孔目官、虞候之类的人都杀死节度使出来掌权。当时让他们掌握了天下的大权，后来便更无可奈何。这自然是形势必然如此。像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段，讲得极其明白。《春秋》的大义，可见的有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中国、卑夷狄、贵王侯、贱霸主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意。想来孔子当时只是要完备二三百年间的史实，选取史官的文字写在这里，何曾说过某事用某种笔法，某事用某种条例呢？像记载会盟、侵伐，大意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妄为罢了。记载郊祀、禘祭，大意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像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像记载不举行郊祀，却仍举行三望之祭，是不必望而仍然望。像记载仲遂去世却仍举行绎祭，是不必绎而仍然绎。像这样的义理，却自分明。近世如苏氏、吕氏却解释得平淡。问伊川程先生《春秋序》后条说：“四代的礼乐，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春秋》这本书，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然而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者为法则；《春秋》是以不善者为警戒。”又问：“孔子有取于五霸，难道不是因时制宜吗？”回答说：“是的。”又说：“看他给予五霸，其中便有剥夺的意思。”又说：“十二”

译公时各不同。如隐公、桓公之时，王室刚刚东迁，号令不能施行，天下如同星辰般离散，没有真正的王。庄公、僖公之时，齐桓公、晋文公建立霸业，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了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正强盛，夷狄主持盟会，中原诸侯亲近齐国的也都朝见楚国，亲近晋国的也都朝见楚国。到了成公的时代，晋悼公出来整顿，楚国才开始退去。不久吴国、越国又强盛起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之朝，政令出自大夫，鲁国的三家，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宋国的华氏、向氏放纵意志，直到春秋末世也无法奈何他们。

张栻说：《春秋》阐明天理，遏制人欲，以向万世拥有国家的人展示大法，所以说它是天子的事。又说：了解我或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的人认为圣人是继承天心而确立人的准则，有不可停止的责任；不了解的人则认为他专断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有人说他僭越了。又说：《春秋》的创作，其中大事不过齐桓公、晋文公，其文辞则依据鲁国的旧史，但其义理则是圣人有取于此。大概在一句话一个字之间，用来保存天理，遏制人欲，拨乱反正，向将来展示王者的法则。当它还没有经过圣人笔削时，固然是鲁国的史书；等到圣人有取用时，则情感显露于辞章，乃是史书之外洞察人心的重要典籍。所以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窃取来的。又说：《春秋》就事阐明天理，是穷究事理的关键。观看此书，取其数十条大义作为定论，而详细体味其贬抑褒扬、授予剥夺、轻重适宜的道理，就能权衡万变。有人读《春秋通义》，说《春秋》是史书之外洞察人心的重要典籍，“王正月”是心的本体。伊川所说的“一哉王心，箕子无偏无党”就是这个意思。赞叹其妙，读到“仪父与宋人结盟”是心的妄动，“克段”是心的贼害，“归仲子赗”是心的邪恶，“祭伯来”是心的贰心，“益师卒而不日”是心的怠慢。说：心却没有这么多事啊。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是因为乱臣贼子的情伪完全显露，而讨伐绝灭的法度昭著，施用于万世更无处隐藏踪迹的缘故。又说：学者必须首先明白王霸的区别，然后才能论及治体。王霸的区别没有比孟子说得更明白的。大抵王者的政令都是无所为而为之，霸者则没有不是有所为而然的。无所为是天理义之公，有所为是人欲利之私。所以《左氏传》所载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其间难道没有可喜之处吗？但终究都是有所为而然，考察其迹，而其心术之所存，固然不可掩盖。

吕祖谦说：观看《春秋》，可见圣人以礼杜绝祸乱，在名义之间，凛然不可紊乱。确实想要使是非善恶明白，所以其辞章微妙而显明，委婉而辨明。如果只是为匹夫而作，就一定不会如此微妙委婉。既然如此，就能使上位者善恶昭明。如齐桓公、晋文公，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假仁，只有《春秋》记载，才知道他们的诡诈。季氏的强盛，当时不敢说他们不对，只有《春秋》记载，才知道他们的僭越。所谓上位者能使善恶昭明，不是上位者能使《春秋》的法度明，为什么《春秋》之作，其法便自然昭昭，不待上位者使之明呢？所以孔子说：“我想把它载于空言，不如见诸行事那样深切着明。”《春秋》便是行事。五霸的霸，王政衰微则霸者出，王政修明，怎么会有霸？夏代的伯昆吾，商代的伯大彭、豕韦，周代的伯齐桓、晋文，这是三代和《春秋》的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宋襄，不足以与霸。有人把勾践与五霸并列。

论诸家得失

程颐说：《春秋》为什么而作呢？是因为王道不能施行吗？孟子有话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距离圣人越来越远，诸儒纷纷，各家持有不同的议论，人为私说，互相攻击，甚于仇敌。开元年间秘书省谈论《春秋》的，大概有七百多家。然而圣人的法度，得到的人极少，至于抛弃经典任凭己意，混杂符命纬书，胶固不通，使圣人的心意郁结而不显，唉，可痛啊。只有唐代的陆淳得到啖助先生、赵匡夫子而师从他们，讲求他们的学问，积累三十年，才大大光大，绝出于诸家之外。虽然未能尽圣人创作的蕴藉，但他辟除异端，开辟正途，功劳也很大了。可惜他书中精粹的部分，在于《集注》，而世人轻视他的著作了。现在所保存的，请概略说其一二，也可以观其道之所至。《春秋》的法度，大的在于侵伐、战取、围入、执杀、盟会、如聘、禘郊、烝尝、归复、入纳、灾异、赋役等。然而诸家的议论，前予后夺，未见其能统一。其中记载侵的有五十七次，伐的有二百一十三次，记载围的有四十四次，入的有二十七次。圣人的心意，其详备如此，难道是随便的吗？大概是诛讨祸乱之道罢了。他们哪里有这样的呢？只是随其事而传述。三传往往从而赞美它的有，没有一句话发明圣人诛讨之心的。只有陆君用啖氏之说曰：“《春秋》记载军队，为什么没有曲直之辞？说是一致。不一致则祸乱之门打开了。”如果其差别很大的，则在于其文辞了。这可见圣人

译杜绝邪恶的根源，推究情理的法则，这是表里相应的论述。其余诸如盟会之类，其法则也都采用这一原则。关于禘祭和郊祭的议论，诡异奇特、形态各异，《左传》对此粗略而不加解释，《公羊传》《谷梁传》的论述拘泥而失真，何休、杜预等一流学者，只是泛泛地游荡其中罢了。陆氏的学问，唯独能够斥责前代儒者的失误，阐明诸侯的僭越行为，认为禘祭是王者的祭祀，明确郊祭并非周公的本意，这些都足以显示他存心的博大，领悟了圣师挽救祸乱、明辨上下尊卑的心意。其余如将“郑伯之克”记为“克”字下之辞，以明君臣之义，不同于所谓“如同两位君主互相征伐且能互相杀戮”那种琐碎的议论。记载驻扎在郎地，则说明并非有所等待才驻扎，而是将要成为贼寇，以防备兵乱之源，不同于所谓“过分相信驻扎停止”那种浅薄的谈吐。关于“侵”与“伐”的用例，则说“无名行师”与“称罪致讨”的区别，远离了粗略宽泛之言和贼害之语。至于夺取城邑的条例，则说“凭借武力得到它，难道不是专断夺取吗？不同于不使用军队，不适宜夺取的浅见”。其余如称呼将帅、记载姓名、记载氏名之类，也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家。防范细微之意的众多之处，无法一一列举。归结其主旨，在于以圣人之道为公，不凭借自己的见解而标新立异，所以他所得到的道理深刻。唉！圣门之学，我未能亲眼见到。有幸能见到其大概罢了。

译有人问程颐说：《左传》可以相信吗？回答说：不能完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又问《公羊传》和《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又次于《左传》。《左传》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吗？回答说：《春秋》中没有“丘明”二字，无法考证。朱熹说：《春秋》这部书且依据《左传》。当天下大乱时，圣人根据实际事实来记载，其中的是非得失则留给后世的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词之间寻找褒贬所在，我私下认为恐怕不是这样。又说：《春秋》本是阐明道义、端正正义的书，现在的人只比较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优劣，反而变成了谋利，大义都晦暗了。况且现在的人写义理，只写成齐桓公、晋文公优劣论。又说：端正正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不计算功效，尊崇王道轻视霸道，亲近中原诸夏，疏远夷狄，这是《春秋》的大原则，不可不知道。研读《春秋》，且须研读《左传》，首尾意思贯通，才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情的大意。又说：《春秋》难以理解，《公羊传》《谷梁传》很不好，然而又有甚好之处，如叙述隐公让国、宋宣公让位给侄子之处甚好。何休的注解很荒谬，《春秋》制度的大纲，《左传》较可依据，《公羊传》《谷梁传》较难凭信，胡安国的义理正。当问左丘明不是作《春秋》的人吗？回答说：不可知。啖助、赵匡、陆淳在《春秋纂例》中辨析得很详细。程子大概因其说，而范祖禹、吕大临、杨时则因此认为他是当世之人。先友邓著作考证说，姓氏书说：此人大概是左丘姓而名明，传《春秋》的是左氏。《左传》是一个博记的人，所作只是以世俗见识判断世事，都是功利之说；《公羊传》《谷梁传》虽然浅陋，也有对的地方，但都来自传闻，多讹误；《左传》的记载直到三家灭智伯，所以《通鉴》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大概是接续《春秋》。《左传》中的歌诗，恐怕是当时的文饰；《左传》说的礼，都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无足取。有人说如陈鍼子送女先配后祖一段，更是不分明，古时岂曾有此礼？回答说：便是他记礼皆差。熹曾说：《左传》不是儒者，只是晓事、该博、会做文章之人。若《公羊》《谷梁》二子，却是不晓事的儒者，故其说道理及礼制处不甚语得郑重。或因举所断孔父谓其义形于色，仇牧谓其不畏强御，荀息谓其不食言，最是说得好。回答说：然。有人说：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卫辄拒父为尊祖，都是不对的。回答说：是他不晓事的见识，只知道有所谓嫡孙承重之义，便道孙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又说：“《公羊》《谷梁》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朱熹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又问胡文定《春秋》说：“胡氏《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如《左传》，犹有浅陋处。”问于二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熹说：《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之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横渠、张载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程氏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防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与后世防，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宋氏《春秋驳议》其说以左亲受经于仲尼，以公羊、谷梁为道听途说之学，以唐啖、赵、陆淳为狂懵。其集《春秋纂例》，皆窃左、杜之说。辩则辩矣，抑有可疑者：如隐公不书即位，左氏以为摄也。《春秋》既正名隐公为诸侯矣，会盟征伐，莫不称公。又削其即位以为摄，则是名不正也。昔者周公尝摄政矣，考诸《诗》《书》，成王则称王，周公则称公，未尝易其名位，而以周公为王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岂其若是哉？此可疑者一也。宰咺归赗，左以为于惠公则赠死不及尸，于仲子则豫凶事也。仲子犹存，生而来赗。周德虽衰，不应至此极。此其可疑者二也。二年冬，夫人子氏薨。杜氏以为隐公让桓为太子，成其母丧，以赴诸侯，故经于此称夫人。经既正名仲子为夫人矣。六年考仲子之宫，又不称夫人子氏之宫，何也？前则夫人，之后则妾之。何《春秋》之名实变乱无常如此乎？其可疑者三也。四年夏，君氏卒。左氏以为声子也。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定姒亦非夫人而得葬，则于例不通。为子故削其母之姓而特曰君氏，于理无说。其可疑者四也。隐公薨不葬，左氏以为不成丧也。按翚使贼弑公，而讨寪氏，有死者，固欲掩其弑君之迹，归狱于寪氏矣。岂更令其丧礼不成以自暴耶？此其可疑者五也。左氏果受经于仲尼，不应是非如此之谬也。谷梁子则以为隐

译鲁隐公想要把君位让给鲁桓公。夫人子氏去世，她是鲁隐公的妻子。公羊学家认为尹氏去世被讥讽，是因为世卿制度。鲁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弑君贼尚未讨伐。怀疑这符合《春秋》的大义，所以说三家的得失，没有比啖氏更精辟的。他说：左氏传与公羊、谷梁相比，功劳最高，广泛采纳各家学说，叙事尤其完备，能让后代大致看到事情的始末，借此探求经义，经文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公羊、谷梁两传在阐释经文上比左氏更严密，谷梁传意旨精微，公羊传辞令辨析，但拘泥于文字而固执呆板，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不符合圣人平易旷达的体例。他评论三家的得失，可以说是公正的。所以我在序言中有所采纳。对于啖氏、赵氏以及三家之说，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义理很多，也不敢认为他们完全正确。如果像宋氏那样驳斥议论，指责他们狂妄糊涂，我恐怕是他们的言论过分了。陆伯冲以啖氏、赵氏为宗师，著《微旨》三卷，多得《春秋》的要义。宋氏认为《公羊》《谷梁》只是广泛推演《左传》的意思，徒然增加繁琐的文字。认为啖氏、陆氏窃取杜预的注解作为冗长的解说，这是没有理解。且用上面的一件事来阐明：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不记载即位。左氏就直接认为惠公是再娶，仲子是夫人，桓公是嫡子，隐公居位是代理。谷梁子则认为惠公想要把君位给桓公是不对的，既然战胜了这种邪心而把君位给了隐公，如果探求先君的邪志而最终把君位给了桓公，那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所以隐公让位给桓公是不正当的，他的说法与左氏正好相反。怎么能说只是广泛推演左氏的意思为繁琐文字而已呢？啖氏又说：“古代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去世则由次妃代理内政，没有再娶的记载，所以仲子不是夫人，桓公不是嫡子。惠公想要把君位给桓公是亏缺礼制而留下祸患。”这又是谷梁子没有阐发的，怎么能指责为冗长的解说？考察寻究经文，应当认为左氏是错误的，以谷梁、啖氏的说法为正确。夫人活着时用氏系连姓，用姓系连号；夫人去世后用谥号系连号，用姓系连谥号。如果活着不称号，去世不称谥，只单独举出姓字的，是妾。元年送仲子的赗礼，六年记载考仲子的宫室，用姓系连字，不称号谥，就知道诸侯不再娶，仲子不是夫人了。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说是桓公的母亲是错误的。不是自己所有而据为己有是代理，推己所有而给予别人是让位。仲子果真是夫人，桓公果真是嫡子，那么国家就是他的国家，隐公怎么能长久代理而不归还呢？隐公不奉桓公为君而自立于君位，那就是篡位。桓公杀他，就不是弑君，他的罪恶也就减少了。《春秋》也不应该深深绝弃他。现在却在隐公不记载葬礼，桓公不记载王，冢宰下聘而称其名，诸侯来朝而降其爵，荣叔锡命去掉天王，来深深绝弃他们，就知道桓公不是嫡子了。隐公与桓公有长幼的顺序，没有贵贱的区别。隐公自然应当拥有国家而不是代理。他想要把君位让给桓公而不记载即位，应当称为让位。推究这一件事，其他就可以知道了。

译《春秋集义纲领》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纲领》卷下

宋 李明复 撰

总论

论述日月时的体例说：阴阳的消长进退，体现在日月时之中。如果端正，那么节气到来就不会失去日影的度数，阴阳也就有了节度。所以《春秋》记载日以端正正月，记载月以端正季节，记载季节以端正年份。年、时、月、日，是天道的纲纪。日有子丑甲乙，月有晦朔，有闰。季节有春夏秋冬。子丑，是配合甲乙而相继的。朔，是光明的开始；晦，是光明的终结。闰，是积累日月余分而形成的月份。春夏，是阳气来、阴气去而万物开始的；秋冬，是阳气去、阴气来而万物终结的。日月时往来交替，终始循环，天下事物的变化与之更迭出入，而没有穷尽。《春秋》根据事件来记载日，以明确日；根据事件来记载月、记载朔、记载晦、记载闰，以明确月，不因为有事无事而改变。记载季节，以明确季节；根据列国的变故来记载事件，以明确事件。这是用来规范天道度数并约束人为行为的。凡是重大事件都记载日，是表示谨慎。如果通过月来表达意图就记载月，通过季节来表达意图就记载季节。盟誓、战争、败绩、灭亡、祭祀、去世、安葬、日食之类，都是重大事件，所以记载日。纳币、迎娶新娘、朝见聘问之类，属于季节性的，所以记载季节。本国女子出嫁，记载月，是谨慎其出行。他国因婚事而来，记载月，是谨慎其到来。凡是国君出行，记载月，是谨慎其出行。大夫出行，记载季节，是低于国君的地位。凡是国君会盟，记载月，是谨慎其出行。外国诸侯会盟，本国大夫会盟，记载季节，是低于国君的地位。大雩、搜、狩、筑城之类，属于季节性的，所以记载季节。雩祭记载月，就明显看出其特别失时。雩祭记载日，就明显看出其使用了两个辛日。郎地狩猎记载月，筑楚丘城记载月，是因为在岁首而重视它。凡是遭遇、驻扎，都记载季节，是表明其并非因事而出，也不止一个月。凡是侵伐，都记载季节，是表明其劳民伤财，不止一个月。本国的侵伐记载月，是谨慎其出兵；不记载月的，是表明其时间长久。凡是救援，记载月，是因为解除危难想要急切。凡是迁徙，记载月，是谨慎其出行。凡是夺取，记载月，是谨慎其进入。歼灭、灭亡之类，不记载日，是因为其夺取灭亡并非一日之功。凡是拘捕诸侯，记载月；拘捕本国大夫，记载月，是谨慎。拘捕外国大夫，记载季节，是低于国君的地位。凡是诸侯出逃，记载月；本国大夫出逃，记载月，是谨慎；外国大夫出逃，记载季节，是低于国君的地位。天王出逃，不记载日；公孙出逃不记载日，是因为从出逃到郑国，从孙到齐国，并非一日之功。天王回国，不记载日，是表明王室的混乱。国君到达，不记载日，是表明其不谨慎。古人行动必定顺应阴阳，大阅、治兵，记载日，又以此显示选择吉日而有作为；郊祀记载日，宗庙祭祀记载日，又以此显示选择吉日而有事务。凡是灾异历时较长，就记载季节；不及时的，就记载月；只有一日的，就记载日。日食常在朔日，所以日食记载日，记载朔；不记载朔的，是因为日食不在朔日。星象变化有的只有一天，有的持续一个月，有的连续数月，所以星象变化有的记载日，有的记载月，有的记载季节。螽螟有的只一个月，有的连续数日，所以螽螟有的记载月，有的记载季节。水旱灾害记载季节，以显示成灾不止一个月。不降雨记载从正月到七月，以显示成灾不止一个季节。雨雹、雨雪有的因异常而记载，有的因非时而出而记载。十月下雪，三月大雨且伴有雷电，这是因非时而出而记载；秋天大雨雹，冬天大雪，这是因异常而记载。麋、蝝、蜚、蜮都记载季节，只是记录其为怪异罢了；没有事务而记载月。陨霜不杀草，陨霜杀菽，都记载月，只是记录其应当杀而不杀、不应当杀而杀罢了；没有事务而记载日。火灾、地震、震庙、陨石都记载日，是谨慎其变化之大。凡是日，应当记载日而没有记载的，是史官的失误；盟誓不记载日之类就是如此。不应当记载日而记载日的，〇是衍文；本国大夫出逃记载日之类就是如此。有时也改变文体以示义理，雩祭记载日，姜氏入记载日之类就是如此。凡是月，应当记载月而没有记载的，是史官的失误；国君出行不记载月之类就是如此。不应当记载月而记载月的，〇是衍文；滕子来朝记载月之类就是如此。有时也改变文体以示义理，筑楚丘城记载月之类就是如此。谷梁认为内盟记载日是守信，不记载日是违背；外盟记载日是恶，不记载日是正。考察其理则不通，寻求其例则不合，失去《春秋》的本意太远了。来盟不记载日，是因为其盟誓并非在来日；莅盟不记载日，是因为其盟誓并非在往日。凡是盟誓，从文公以前缺失日的多，从宣公以后缺失日的少，是因为远略而近详。内与外盟缺失日的少，外诸侯、外人盟缺失日的多，是因为内详而外略。触类而推之，那么《春秋》所记载的日月不同，其微言大义就显现了。论述天王的体例说：王者与天合德，所以称天王。《春秋》阐明一王之法，都是王者遵循天理而端正人伦的。首止之会，特别称呼王世子以屈从诸侯；温之朝记载狩猎以尊崇天子，君臣的分别就明确了。君臣的分别明确，所以天理在君臣之间就显明了。申生称世子以归罪晋侯不仁，蒯瞆称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