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八
微国；须句，小邑。以鲁之大，不能保一须句而有之。以其得之非道，伐邾未返，而又以其人城郚。其劳甚矣，书遂罪之也。郚，鲁邑。杜氏谓备邾难。」
译微国；须句，是小邑。凭鲁国的强大，不能保全一个须句而占有它。因为它取得须句不合道义，讨伐邾国还未返回，又用须句的人去修筑郚城。它的劳苦太深重了，所以《春秋》记载“遂”字来谴责它。郚，是鲁国的城邑。杜预说这是为了防备邾国的祸患。」
吕祖谦曰：须句是伏羲之后，灭其国，大段不是。又曰：邾灭须句，楚灭六蓼。夫须句司太皥之祀，六蓼实臯陶之后，此皆先王所封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绵延而皆不废絶，何故？才入春秋之世，便见屠戮？葢须句、六蓼皆小国，所以不废于春秋之前者，葢向时间有圣贤之君以振作之，风声气习尚有典刑，老成人相与维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虽小而仅存。至此，先王徳泽既已斩絶，渐入春秋战国气象，故先王之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见得风声气习之大推移，习俗之大变革处，学者当仔细防到此。又须防得天下大势与战国、汉、唐相接。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
谢湜曰：「昭公初即位，势危，国人起而杀大夫。以其祸起国人，故书人。大夫被杀者众，故不书名。凡杀，书人，或以众弃言之，或以国乱言之。施于逆恶，则众弃之词也；施于公子大夫，则国乱之词也。」
胡安国曰：「书宋人者，国乱无政，非君命而众人擅杀之也。大夫不名义，系于杀大夫，而其名不足纪也。」吕祖谦曰：「宋人杀其大夫，是公子固之类。」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
程頥曰：「晋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兴兵以纳之。晋不谢秦，秦纳不正，皆罪也。故称人。晋惧秦之不肯听已而击之，故书晋及』。」
朱熹曰：「秦襄公以王命攘夷狄，报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诗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战，修私怨，逞小忿，上无王命，下失民心，故好攻战，亟用兵，而诗人刺之。」
晋先蔑奔秦
谢湜曰：襄公卒，国嗣未立，赵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啼于朝，赵盾乃背先蔑，立灵公。由是晋人以兵御秦，故二国战于令狐。秦败，故先蔑奔秦。战不书侵伐者，秦以善至，晋人逆而战之也。战由晋起，故以晋人主战而罪之。秦不书败者，秦以兵卫为晋送公子，邻国之义也。晋未有改立之命，出谕秦国，一旦背约攻秦而败之，晋之不道于邻国，其恶大矣。不书秦败，不与晋之败秦也。不与晋之败秦者，以着晋人之恶也。先蔑奔不书，出自外奔秦故也。襄公之卒也，晋国政出赵盾，盾欲立公子雍，贾季欲立公子乐，其后盾复立太子。然襄公卒八月，秦方以公子雍至者，以国嗣久而后定故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晋人欲立长君，赵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师纳之。襄夫人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灵公。赵盾将中军以御秦，潜师夜起，败秦师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为晋不谢秦，秦纳不正，皆罪也，故称人。晋惧秦之不肯听已而击之，是晋人为志乎？是战者也，故书及其贬之如此者，使后世臣子谨于废立之际，不可忽也。治乱存亡，系国君之废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误乎？奕者举棊不定，不胜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朱熹语録：「或问：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説。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熹曰：「是何言语！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且书奔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是乃于穿凿上益加穿凿，疑误后学。」
狄侵我西鄙
吕祖谦曰：「狄侵我西鄙，鲁之西，是齐之东。」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程頥曰：文公怠政，事多废缓既纳晋盟，而复后至，故书往防」而隠其不及。不序诸侯，以见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与晋盟也。
谢湜曰：「晋国君位未定，二国有令狐之战，公防诸侯，晋大夫平晋乱也。平晋乱，所以定灵公也。诸侯皆以救难为心，终与晋大夫盟，以平其乱，义事之大也。义事，诸侯所同志，故称诸侯。立灵公，非独盾力，晋国众大夫之力也。故扈盟书，晋大夫纳子纠，不能全，非独鲁罪，齐国众大夫之罪也。故蔇盟书，齐大夫。」
胡安国曰：「诸侯防晋，赵盾盟
译吕祖谦说：须句是伏羲的后代，灭掉它的国家，是大大的不对。又说：邾国灭了须句，楚国灭了六国和蓼国。须句主持太皥的祭祀，六国和蓼国确实是皋陶的后代，这些都是先王所分封的诸侯。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春秋初期，千百代绵延不绝都没有断绝，为什么呢？刚一进入春秋时代，就遭到屠戮？大概须句、六国、蓼国都是小国，之所以在春秋之前没有断绝，是因为当时有圣贤的君主来振作他们，风俗习惯还保有法度典范，老成持重的人互相维持，所以能够世代守护他们的祭祀，因此虽然弱小却仅能生存。到了这时，先王的德泽已经断绝，逐渐进入春秋战国的气象，所以先王的诸侯也不能自我保全。这最能看出风俗习惯的巨大推移，习俗的巨大变革之处，求学的人应当仔细防范到这一点。又必须防范天下大势与战国、汉朝、唐朝相承接。
夏四月，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谢湜说：“宋昭公刚即位，形势危急，国人起来杀大夫。因为祸乱起于国人，所以记载为‘人’。被杀的大夫很多，所以不写名字。凡是杀，记载为‘人’，有的用众人抛弃的话来说，有的用国家混乱的话来说。施加于叛逆邪恶之人，就是众人抛弃的言辞；施加于公子大夫，就是国家混乱的言辞。”
胡安国说：“记载‘宋人’，是因为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不是君主的命令而是众人擅自杀害。大夫不写名字，附属于‘杀大夫’之下，是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记载。”吕祖谦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是像公子固这一类的人。”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
程颐说：“晋国开始违背礼制立公子雍，后来后悔了，所以秦国出兵来护送他。晋国不向秦国道歉，秦国护送不正，都有罪过。所以称‘人’。晋国害怕秦国不肯听从自己而攻击它，所以记载为‘晋及’。”
朱熹说：“秦襄公以王命驱逐夷狄，报答君父的仇怨，所以征伐不停止，而诗人赞美他。康公在令狐、河曲的战争，是修私怨，逞小忿，上无王命，下失民心，所以喜好攻战，频繁用兵，而诗人讽刺他。”
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谢湜说：襄公去世，国家继承人没有确立，赵盾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赵盾于是违背先蔑，立灵公。因此晋国人用军队抵御秦国，所以两国在令狐交战。秦国战败，所以先蔑逃奔到秦国。交战不记载为侵伐，是因为秦国以善意到来，晋国人违背而与之交战。战争由晋国引起，所以以晋国人主导战争而谴责它。秦国不记载战败，是因为秦国以军队护卫为晋国送公子，这是邻国的道义。晋国没有改立君主的命令，出使告知秦国，一旦背约攻击秦国并使其战败，晋国对邻国的不道，罪恶很大了。不记载秦国战败，是不认可晋国使秦国战败。不认可晋国使秦国战败，是为了彰显晋国人的罪恶。先蔑逃奔不记载，是因为他从外面逃奔到秦国。襄公去世时，晋国政令出于赵盾，赵盾想立公子雍，贾季想立公子乐，后来赵盾又立太子。然而襄公去世八个月，秦国才带着公子雍到来，是因为国家继承人很久才确定。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襄公去世，太子年幼，晋国人想立年长的君主，赵孟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康公率领军队护送他。襄夫人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说：‘舍弃嫡嗣不立，却向外寻求君主，将把这个人放在哪里？’众大夫畏惧逼迫，于是违背先蔑，立灵公。赵盾率领中军抵御秦国，暗中出兵夜间发起攻击，在令狐打败秦国军队。先蔑逃奔到秦国。程氏认为晋国不向秦国道歉，秦国护送不正，都有罪过，所以称‘人’。晋国害怕秦国不肯听从自己而攻击它，这是晋国人的意图吗？这是交战的人，所以记载‘及’并如此贬低他们，是让后世的臣子在废立君主的时候谨慎，不可忽视。治乱存亡，系于国君的废立，事情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怎么可以有失误呢？下棋的人落子不定，不能胜过对手，何况安置君主怎么能不定呢？”朱熹语录：“有人问：世人怀疑左丘明的喜好厌恶不与圣人相同，说他记载的事多与经书不同，这则有说法。比如晋先蔑逃奔到秦国，只说先蔑逃奔到秦国，这是因为先蔑立嗣不定，所以记载‘奔’以示贬低。”朱熹说：“这是什么话！先蔑确实是逃奔到秦国，怎么不记载‘奔’？而且记载‘奔’叫做示贬，不记载‘奔’则这件事自然看不见，怎么算是褒扬？这是在穿凿附会上更加穿凿附会，疑惑误导后学。”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吕祖谦说：“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国的西部，是齐国的东部。”
秋，八月，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程颐说：文公怠慢政事，事情多废弛迟缓，既已接纳晋国的盟约，却又后来才到，所以记载为‘往防’而隐藏其不及。不排列诸侯，以显示不在。所以第二年公子遂再次前往与晋国结盟。
谢湜说：“晋国君位未定，两国在令狐交战，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平定晋国动乱。平定晋国动乱，是为了安定灵公。诸侯都以救难为心，最终与晋国大夫结盟，以平定动乱，这是大义之事。大义之事，是诸侯共同的心志，所以称‘诸侯’。立灵公，不只是赵盾的力量，也是晋国众大夫的力量。所以扈地结盟记载‘晋大夫’，接纳子纠，不能保全，不只是鲁国的罪过，也是齐国众大夫的罪过。所以蔇地结盟记载‘齐大夫’。”
胡安国说：“诸侯会同晋国，赵盾结盟。”
于扈，为晋侯立也。赵盾内専废置其君，外强诸侯，为此盟。其不名者，见大夫之强也。诸侯不序，见公之不及于防也。文公怠惰，事多废缓，既约晋盟而复后至，故隠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于政治。鲁自是日益衰矣。」
译在扈地会盟，是为了确立晋侯的地位。赵盾在内专权废立国君，在外威慑诸侯，因此举行这次盟会。不记载赵盾的名字，是为了显示大夫权势的强盛。诸侯没有按爵位次序排列，是为了显示鲁公未能赶上防地的会盟。文公怠惰，政事多被废弃拖延，既然与晋国结盟却又迟到，所以隐去他未能赶上的事实，以归罪于鲁公不能在政治上自强。鲁国从此日益衰落了。
吕祖谦曰灵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
谢湜曰：「徐用夷礼，则以夷礼狄之；楚用中国礼，则以中国君之。春秋退恶，从善不间内外，如此而已。」
公孙敖如莒涖盟
谢湜曰：「左氏谓莒人以徐难来请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
谢湜曰：「公子遂一出而盟两国，再言公子遂非遂事也。」
胡安国曰：「春秋记约而志详，其书公子遂盟赵盾及雒戎，何词之赘乎？曰：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雒邑近在京师，而戎人居之，无中外矣。再称公子，各日其防，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国夷狄终不可杂也。自东汉以来，乃与戎杂处而不辨，晋至于神州陆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乱，许翰以为谋国者不知学春秋之过信矣。」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谢湜曰：「敖如京师，吊天王防也。上轻王室，下弃君命，故不至京师。遂复鲁人欲治其罪，故奔莒。敖之不敬，其罪大，不可不讨，故奔。书日谨其出也』，其复也，未反君命而奔，故不书出。敖救徐，盟莒，防晋侯，防晋士谷如齐，如晋，其权势重矣。故其不敬，至于上不有其王，下不有其君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公孙敖奔莒，从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养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为难矣。然欲生于色，而纵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视，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气，不持其志，则放僻趋蹶，无不为矣。敖如京师，其书不至而复者，言敖无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从也。夫以志徇气，肆行淫欲，而不能为之帅，至于弃其家国，出奔而不顾，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谨书其事于敖与何诛，使后人为鉴，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朱熹曰：「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延平李侗云：只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又鲁更不再使人往，皆罪也。」胡安国只贬它从己氏之过，经文元不及此事。
吕祖谦曰：「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自他人观之，不书亦可。左氏何以载『以币奔莒』一句？盖吊丧是公家事，娶妻是私家事。此以私而废公。当时若以身自逃，留币在，则众介之属犹可持此币自往，则此礼尚不废。其币既已随往，则此礼不得致于周。故鲁人后来所以不容归葬，以其有此罪也。」
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程氏学曰：七年，宋人攻昭公而杀其大夫。八年，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皆不书名而着其官者，死者死于其位，去者以其道也。盖昭公始即位，不道于其民国人为乱而攻之，诸大夫居卿佐之位，竭节而死之可也，违乱洁身而去之亦可也。十有四年，宋子哀来，何也？左氏曰：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此乱邦不居，知其不可仕而去之者，故书字以褒之。若数子者，死生去就不必同，要之皆合于义而已。如十有五年，宋司马华孙来盟，则异于此。窃位固宠，安食暴君之禄，进不能强谏，退而不能洁身，为昭公来盟于我，故书名以见贬。孙者名也，大夫有罪不得専杀，古之制也。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防，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四命曰：无专杀大夫。五霸已为三王之罪人，然桓公尚克如此，况王道之行，诸侯敢専杀哉？矧罪不得専杀者乎？甚矣，天下无王，礼乐刑政皆出于诸侯，故大夫有罪无罪咸専杀之，又况国人専杀者欤？圣人一切书之，以着其擅命暴乱之恶，为后世之戒也。凡其国杀之，则曰「某国」，以明其国之罪也，郑杀其大夫申侯之类是矣。其众人杀之，则曰「某人」，以见众人擅杀而国乱无政也，晋人杀其大夫先都之类是矣。内杀大夫，则曰「刺」，言周官三刺之法，刺审其情，且不书杀者，讳之也。讳之者，恶甚可知也。其大夫全无恶而死其位，如宋司马、曹大夫之类，则异其文而不名，善其人则尤罪其人杀之者矣。
谢湜曰：昭公不道于
译吕祖谦说：“这是鲁灵公年幼的缘故。”
冬天，徐国攻打莒国。
谢湜说：“徐国使用夷狄的礼仪，就用对待夷狄的礼仪对待它；楚国使用中原的礼仪，就用对待中原君主的礼仪对待它。《春秋》贬斥恶行，推崇善行，不分内外，就是这样罢了。”
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誓。
谢湜说：“《左传》说莒国人因为徐国的危难来请求结盟。”
鲁文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
冬天十月壬午日，公子遂在衡雍与晋国的赵盾结盟。乙酉日，公子遂在暴地与雒戎结盟。
谢湜说：“公子遂一次出行却与两国结盟，两次都称‘公子遂’，并非因为公子遂的事情本身。”
胡安国说：“《春秋》记载简约而旨意详尽，它记载公子遂与赵盾及雒戎结盟，为什么言辞如此重复呢？回答说：圣人谨慎地分辨华夏与夷狄，是为了明确族类，区别内外。雒邑靠近京师，而戎人居住在那里，没有中外之分了。再次称呼‘公子’，分别注明日期和地点，正是为了端正名分与地点，以深刻地区别开来，表示华夏与夷狄终究不可混杂。自从东汉以来，竟然与戎人杂居而不加分辨，晋朝以至于神州沦丧，唐朝也世代有戎狄的祸乱，许翰认为谋划国事的人不知道学习《春秋》的过错，确实可信。”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谢湜说：“公孙敖前往京师，是去吊唁周天子的丧事。他上轻视王室，下抛弃君命，所以没有到达京师。于是返回鲁国，鲁国人想要惩治他的罪过，所以他逃奔到莒国。公孙敖的不恭敬，罪过很大，不可不讨伐，所以他逃奔。《春秋》记载日期，是谨慎地记录他的出行；他返回时，没有完成君命就逃奔，所以不记载他的出行。公孙敖救援徐国，与莒国结盟，与晋侯结盟，与晋国的士谷前往齐国，前往晋国，他的权势很重了。所以他如此不恭敬，以至于上不尊奉君王，下不尊奉国君。”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公孙敖逃奔到莒国，是因为跟随己氏。男女之情，是人最大的欲望所在。减少欲望，是修养心性的关键。有欲望而不实行，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然而欲望产生于美色，而放纵于淫乱。美色出于本性，眼睛所看到的，有共同认为美的，无法掩盖。淫乱出于意气，不能持守志向，就会放荡邪僻，跌跌撞撞，无所不为。公孙敖前往京师，记载他‘没有到达就返回’，是说公孙敖没有出使周朝的意思，只是想要跟随己氏罢了。用志向顺从意气，肆意行淫欲，而不能作为自己的主宰，以至于抛弃家国，出奔而不顾，这是天下的大警戒。《春秋》谨慎地记载这件事，对公孙敖还有什么诛责呢？让后人以此为鉴，一定要持守志向，修养遏制欲望的方法。”
朱熹说：“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延平李侗说：只要没有到达就返回，就是极大的不恭敬。又鲁国不再派人前往，都是罪过。”胡安国只贬斥他跟随己氏的过错，经文原本没有提及这件事。
吕祖谦说：“穆伯前往周朝吊丧，没有到达，带着财物逃奔到莒国。从其他人看来，不记载也可以。《左传》为什么记载‘带着财物逃奔到莒国’这一句？大概吊丧是公家的事，娶妻是私家的事。这是以私废公。当时如果他自己逃跑，留下财物，那么随从的使者还可以拿着这些财物自行前往，那么这礼仪尚且不废。他的财物既然已经随他去了，那么这礼仪就无法送达周朝。所以鲁国人后来不让他归葬，是因为他有这个罪过。”
蝗灾。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
程氏学说：“七年，宋国人攻打昭公并杀了他们的大夫。八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都不写名字而只写官职，是因为死者死在职位上，离去者是因为其道义。大概昭公刚即位，对国民无道，国人作乱攻打他，各位大夫处在卿佐的位置，竭尽节操而死是可以的，违抗乱政洁身离去也是可以的。十四年，宋子哀来，为什么呢？《左传》说：宋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认为担任卿是不义的，宋公让他离开，于是来投奔。这是不居住在动乱的邦国，知道不可任职而离去的人，所以书写他的字来褒奖他。像这几个人，生死去留不必相同，总之都符合道义罢了。像十五年，宋国的司马华孙来结盟，就不同于此。窃据职位固宠，安享暴君的俸禄，进不能强谏，退不能洁身，为了昭公来与我结盟，所以书写名字以示贬斥。孙是名字，大夫有罪不得擅杀，这是古代的制度。孟子说：五霸中，桓公最为兴盛，葵丘的盟会，诸侯捆绑牲畜、载录盟书而不歃血，四条命令说：不要擅杀大夫。五霸已经是三王的罪人，然而桓公尚且能如此，何况王道施行时，诸侯敢擅杀吗？更何况罪不至死不得擅杀的人呢？太严重了，天下没有君王，礼乐刑政都出自诸侯，所以大夫有罪无罪都擅杀，又何况国人擅杀的呢？圣人一概记载，以彰显他们擅权暴乱的罪恶，作为后世的警戒。凡是他们国家杀的，就说‘某国’，以明确该国的罪责，郑国杀他们的大夫申侯之类就是这样。众人杀的，就说‘某人’，以显示众人擅杀而国家混乱无政，晋国人杀他们的大夫先都之类就是这样。国内杀大夫，就说‘刺’，是说周官三刺的法度，刺是审察实情，且不写‘杀’字，是避讳。避讳，是因为罪恶严重可知。那些大夫完全没有罪恶而死在职位上，如宋国司马、曹国大夫之类，就区别文辞而不写名字，善待其人则更加罪责杀他的人了。”
谢湜说：“昭公对
民，宋人作乱，以危公室。方是时，职为卿佐者，以社稷为志，守位而死之可也；以谏不行，言不听，致位而去之亦可也。故司马公子卬见杀，司城荡意诸来奔。公子卬握节以死，可谓能以忠死其位矣；荡意诸效节而出，可谓能以义去其君矣。死者得致身之忠，奔者得去国之义。《春秋》皆着其官而不名，善其不失职也。大夫，国人之望也；司马、司城，国之股肱也。宋人之乱，其始也，祸及大夫而已。祸及大夫而不知治，故其祸上及于司马、司城。祸及司马、司城而不知治，则君之势位危矣。昭公以千乘之君，而其终不免宋人之难者，其源起于此而已。有国家者，其于抚御国人，可不尽道者哉？故大夫、司马昭公被难，皆书「人」，着其兆祸之由也。司马兼称大夫者，《春秋》之法，杀书大夫，故也；司城迫难而出，故书「奔」。
译宋国人作乱，危及国君。在这个时候，担任卿佐的人，如果以国家社稷为志向，坚守职位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因为谏言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辞官离去也是可以的。所以司马公子卬被杀，司城荡意诸来奔。公子卬手握符节而死，可以说是能以忠诚死于职守；荡意诸献出符节而出逃，可以说是能以道义离开君主。死者得以尽忠其身，奔者得以全去国之义。《春秋》都记载他们的官职而不称其名，是赞许他们没有失职。大夫，是国人的希望；司马、司城，是国家的股肱之臣。宋人的动乱，起初祸患只波及大夫罢了。祸患波及大夫却不知道治理，所以祸患上达于司马、司城。祸患波及司马、司城却不知道治理，那么国君的权势地位就危险了。宋昭公身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最终却没能免于宋人的祸难，其根源就在于此。拥有国家的人，在安抚驾驭国人方面，能不竭尽道义吗？所以大夫、司马和昭公遭遇祸难，都书写为“人”，以彰显祸患的起因。司马兼称大夫，是因为《春秋》的体例，被杀者书写为大夫，所以如此；司城因迫于祸难而出逃，所以书写为“奔”。
胡安国曰：「初，宋昭公将去羣公子，乐豫以为不可，遂舍司马以让公子卬。则卬固昭公之党，欲専宋，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卫也。夫司马，掌兵之官，不选众举，有威望为国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宠其私昵，鲜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荡意诸皆以官举者，见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见杀；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见弑之祸，宜矣。」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
程颐曰：「家父致命以徴车也，故书。使来求毛伯，风鲁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谢湜曰：「公孙敖不至，而复毛伯来求金，鲁之罪也。襄王未葬，故毛伯来不称使。」
胡安国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逾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谅隂三年，百官总己以聴冢宰。夫百官总己以聴，则是冢宰独専国政之时，托于王命以号令天下，夫岂不可？而不称使，春秋之防微矣。非特谨天下之通丧，所以示后世大臣当国秉政不可擅权之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胁制中外，凡有所行动，以诏书从事，盖未有以春秋此义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齐
谢湜曰杜氏谓归寜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
谢湜曰：「诸侯防王葬，礼也；卿防王葬，非礼也。为其不成礼，故止书如京师。」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谢湜曰：「灵公幼，政出私室，故晋人杀大夫先都、吕祖谦曰：『晋人杀先都、梁益耳，当时贼杀先克者五人与焉？何故先杀先都、梁益耳二人？盖是知其罪，所以先杀之，后来探得箕郑父、士縠、蒯得，所以杀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谢湜曰：「父母在，夫人归寜，礼也。书至，志其得礼也。他至不书者，为其行不以礼也。夫人之至也，正则告庙，不正则不告。因其告而书至，则不至者之违礼，由此见矣。」
胡安国曰：夫人与君敌体，同主宗庙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则书于防。然适他国者，或曰享，或曰防，或曰如，众矣。未有致之者，则其行非礼，以不致见其罪也。出姜如齐，以寜父母，于礼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庙书尔。夫人初归，岂其不告？为文公越礼，故削而不书，示诛意之法矣。今此书至者，又以见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为宗庙主，一国之母仪，而可以摇动乎？出姜至，是盖不安于鲁，故至而特书，以示防微杜渐之意，其为后世虑深矣。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程氏学曰：杀二大夫已上，不书及者，其事同，杀之之志均故也。成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晋杀其大夫却犨、却锜、却至。哀四年，曺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是也。书曰「杀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于某也。若僖二十九年，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元咺讼君为恶，君归则己出，君出则己归，信不臣矣，而公子瑕不见其辜，卫国迁怒而并杀之，故书曰「及」，以志専杀之中，又有轻重者也。文元年，晋人杀其大夫士縠、縠及箕郑父。襄二十三年，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皆仿此。
谢湜曰：「国人杀大夫先都，而君不治，故又杀大夫士縠、箕郑父。郑父非有大罪，以縠被害，而其祸及之，故书『及』。」
胡安国曰：「杀先都士縠，国也。其称人以杀者，国乱无政，众人擅杀之称也。何以知其非讨贼之词？书『杀其大夫』则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専晋不得，挟私怨以作乱，而使贼杀其中军佐，则固有罪矣。曷为不去其官？当是时，晋灵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赵盾，而中军佐者，盾之党也。若狱有所归，则此三人者独无可议从末减乎？而皆杀之，是大夫専生杀，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称国讨，不去其官，而箕郑父书及世。后世司赏罚者，必本忠恕，无有党偏之意，其义精矣。」
楚人伐郑
谢湜曰中国衰弱故楚伐郑
吕祖谦曰：「楚伐郑，郑及楚平；楚侵陈，陈及楚平。陈、郑皆近楚，自灵公年少即位，诸国皆归之。」
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谢
译胡安国说：“起初，宋昭公打算除掉众位公子，乐豫认为不可，于是辞去司马的职务，让给公子卬。那么公子卬本来就是昭公的党羽，想要独揽宋国大权，而昭公本来也想依靠他的弟弟卬来保卫自己。司马是掌管军事的官职，不选拔众人推举、有威望且被国人敬畏信服的人来担任，反而想要宠信自己的亲信，很少有不至于灭亡的。公子卬、荡意诸都是因为担任官职而被推举的人，看到掌管军事的人不能胜任其职，以至于被杀；镇守疆土的人不能胜任其职，以至于出逃；而他们的国君不免遭受失身被弑的祸患，是理所应当的。”
九年春天，毛伯来鲁国求取金帛。
程颐说：“家父传达命令来征取车辆，所以史书予以记载。毛伯奉命来鲁国求取金帛，是讥讽鲁国贪求金帛，所以不说‘王使’。”
谢湜说：“公孙敖没有到，而毛伯又来求取金帛，这是鲁国的罪过。襄王尚未安葬，所以毛伯来鲁国不称‘王使’。”
胡安国说：“毛伯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王使’？因为正值丧期，天子尚未正式君临天下。已经过了周年即位了，为什么说尚未正式君临天下？古代天子居丧三年，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务，听从冢宰的指挥。百官各自总领职务听从指挥，那么这就是冢宰独自专掌国政的时候，假托王命来号令天下，难道不可以吗？而不称‘王使’，是《春秋》防微杜渐的笔法。这不仅是为了谨慎对待天下的通丧之礼，也是为了向后世显示大臣当国执政不可擅权的警戒。那些跋扈的大臣，假借君主的威势，胁迫控制朝廷内外，凡是有所行动，都以诏书行事，大概没有用《春秋》的这个义理来驳斥他们的罢了。”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谢湜说：杜预认为这是回娘家省亲。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谢湜说：“诸侯会葬天子，是合乎礼制的；卿大夫会葬天子，是不合乎礼制的。因为不合乎礼制，所以只记载‘前往京师’。”
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谢湜说：“晋灵公年幼，政令出自私门，所以晋国人杀死了大夫先都。”吕祖谦说：“晋国人杀死了先都、梁益耳，当时参与杀害先克的五个人都在其中？为什么先杀先都、梁益耳这两个人？大概是因为知道他们有罪，所以先杀了他们，后来查探出箕郑父、士縠、蒯得，所以也杀了他们。”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父母健在，夫人回娘家省亲，是合乎礼制的。记载‘至’，是记述她合乎礼制。其他‘至’不记载的，是因为她们的行为不合乎礼制。夫人回来，合乎礼制就告祭宗庙，不合乎礼制就不告祭。因为告祭而记载‘至’，那么不告祭的人违背礼制，由此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夫人与国君地位对等，共同主持宗庙祭祀之事，出行必须告祭，回来也必须告祭，到达就记载在史册上。然而前往他国的，有的说是朝见，有的说是会盟，有的说是前往，很多。没有记载‘至’的，那么她们的出行就不合乎礼制，通过不记载‘至’来显示她们的罪过。出姜前往齐国，是为了省视父母，在礼制上是允许出行的。记载‘至’，不仅仅是为了告祭宗庙而书。夫人刚出嫁时，难道不告祭吗？因为文公越礼，所以删削而不记载，以示诛责其意的笔法。现在这里记载‘至’，又是为了显示小君（夫人）的重要性。夫人承继祭祀，作为宗庙的主祭，是一国的母亲表率，难道可以轻慢动摇吗？出姜回来，大概是因为在鲁国不安，所以回来特意记载，以示防微杜渐的意思，他对后世的考虑很深了。
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程氏学说：杀死两位以上大夫，不记载‘及’的，是因为他们的事情相同，杀他们的意图一样。成公八年，晋国杀死了大夫赵同、赵括，晋国杀死了大夫却犨、却锜、却至。哀公四年，曹国杀死了大夫公孙姓、公孙霍，就是这样的。记载‘杀其大夫某及某’，是因为某的缘故而牵连到某。如果像僖公二十九年，卫国杀死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元咺控告国君作恶，国君回来他就出去，国君出去他就回来，确实是不像臣子了，而公子瑕没有看到他的罪过，卫国迁怒而一并杀了他，所以记载‘及’，以记述在专杀之中，又有轻重之分。文公元年，晋国人杀死了大夫士縠，士縠和箕郑父。襄公二十三年，陈国杀死了大夫庆虎和庆寅，都仿效这种写法。
谢湜说：“国人杀死了大夫先都，而国君不惩治，所以又杀死了大夫士縠、箕郑父。郑父没有大罪，因为士縠被害，而祸患牵连到他，所以记载‘及’。”
胡安国说：“杀死先都、士縠，是国人的行为。称‘人’来杀，是因为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杀人的称呼。怎么知道这不是讨伐贼人的言辞？记载‘杀其大夫’就知道了。这三位大夫都是强大家族，谋求独揽晋国大权不得，挟持私怨来作乱，并且让贼人杀死了中军佐，那么本来就有罪了。为什么不除去他们的官职？当时，晋灵公刚即位，君主年幼不能像君主那样，政令在赵盾手中，而中军佐是赵盾的党羽。如果罪责有所归属，那么这三个人难道没有可以议论从轻发落的吗？而都杀了他们，这是大夫专断生杀大权，而政令不出自君主。所以不称国家讨伐，不除去他们的官职，而箕郑父记载‘及’。后世掌管赏罚的人，一定要本着忠恕之道，没有偏袒之意，其中的义理精微啊。”
楚国人攻打郑国。
谢湜说：中原国家衰弱，所以楚国攻打郑国。
吕祖谦说：“楚国攻打郑国，郑国与楚国讲和；楚国侵犯陈国，陈国与楚国讲和。陈、郑都靠近楚国，自从灵公年少即位，各国都归附他。”
公子遂会同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
谢
湜曰：「书救郑，善之也。书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着诸侯之衰弱也。」
译湜说：“《春秋》记载‘救郑’，是褒扬这种行为。记载‘公子遂防备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是为了彰显诸侯的衰弱。”
胡安国曰：「按左氏，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则是贪得无故，凭陵诸夏之兵也。故楚子亲将，贬而称人。晋、宋、卫则赵盾、华、孔皆国卿也，何以贬而称人？救而不及楚师，欲以惩不恪也。晋主夏盟，不在诸侯，以啓戎心，谁之过乎？故书救而称人，以罪赵盾之不能折冲、消患，为夷狄之所窥也。」
夏，狄侵齐。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谢湜曰：「地，隂物也。至隂不动，其体常寜。隂过亢失常，则震。」
冬楚子使椒来聘
谢湜曰：「楚子始有遣使修聘之礼，故楚子来聘，与中国同词。椒不氏未赐族。」
胡安国曰：「楚僣称王，春秋之始，独以号举夷狄之也。中间来聘，改而书人，渐进之矣。至是其君书爵，其臣书名，而称使遂与诸侯比者，是以中国之礼待之也。所谓谨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四夷，义安在乎？曰：呉楚，圣贤之后，见周之弱，王灵不及，僣拟名号，此以夏而变于夷者也。圣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严于立法，故僣号称王，则深加贬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义；恕以宅心，故内虽不使与中国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思善悔过，向慕中国，则进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也。」
吕祖谦曰：「楚子使越椒来聘，执币傲。臣出使他国，必先告庙，然后出。越椒不过恃楚之大，轻鲁之小，其容傲慢而不知非。是傲鲁，乃所以傲其先君。故叔仲恵伯谓：『必灭若敖氏之宗。』故此见得古之时，最重宗庙。」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程颐曰：“过时始至，故云来归。虽子母先，君后夫，人体当然也。书‘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礼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葢嫡妾之乱，自兹而始。”
谢湜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风薨已五年，秦人始来归襚，非礼也。秦僻陋边狄，礼法不备，故惟书秦人。成风，僖公妾母也。僖公嫡母先殁，故鲁以夫人礼事之，以夫人礼葬之，成谥。风姓妾母，称谥，则其为夫人可知，故不书夫人。朝廷之义，以君为主，故襚先僖公。」胡安国曰：「秦人归襚而曰僖公成风者，非兼襚也。亦犹平王来赗仲子而谓之恵公仲子尔。仲子，恵公之妾也。然则风氏亦庄公之妾，曷不书曰来归庄公成风之襚乎？曰：宠爱仲子，以妾为妻者，恵公也，故书恵公仲子，所以正后世之为人夫者，当明夫道，不可乱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风氏，立为夫人者，僖公也，故书僖公成风，所以正后世之为人子者，当明子道，不可行僣乱之礼，以贱其父。圣人垂戒之义，明矣。」朱熹曰：「僖公成风与东晋简文郑太后一也，皆所以着妾母之义。」
吕祖谦曰：「秦人来归，成风之襚。左氏此一段，气味深长，宜子细看。盖成风已死四五年，秦襚方至，而此犹曰虽不当事，无忘旧好。盖人茍以是而来，不问地之逺近，情之亲疎，时之迟速，皆感其诚意。此是忠厚损怨之道，最不可责人。此虽送襚之缓，然犹胜于不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夘，臧孙辰卒。夏，秦伐晋。
程颐曰：「晋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顾义理之是非，惟以报复为事，夷狄之道也。」谢湜曰：「秦以夷狄伐晋，故书秦。」
胡安国曰：説者谓秦伐晋，以戎狄书，盖阙文者，据左氏少梁北徴之师，两国相攻，无他得失，言之也。然晋取少梁事不经见，固未可据。秦以狄书者，程氏以谓晋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顾义理是非，惟以报复为事，则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义固然矣。或曰：犹有深许晋人悔过，能改终不遂非之意，故重贬秦伯，以见乎。
楚杀其大夫宜申
谢湜曰左氏谓谋弑穆王説悮
胡氏曰：「按左氏，宜申与仲归谋弑穆王而诛，则讨弑君之贼也。曷为称国以杀？又书其官而不曰『楚人杀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
译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范山对楚子说：‘晋君年轻，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楚子在狼渊驻扎军队，去讨伐郑国，这就是贪得无厌、毫无理由，欺凌中原各国的军队。所以楚子亲自率领军队，被贬斥而称‘人’。晋、宋、卫三国，赵盾、华元、孔圉都是国家的大夫，为什么也被贬斥而称‘人’？是因为救援不及楚军，想要惩戒他们不恭敬。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却不在诸侯之中，从而开启了戎狄的野心，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史书只写‘救’而称‘人’，以此归罪于赵盾不能挫败敌人、消除祸患，致使被夷狄窥伺。”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谢湜说：“地，是阴性的物体。极阴之物本应静止，其本体常安宁。阴气过盛而失去常态，就会震动。”
冬天，楚子派遣椒来鲁国聘问。
谢湜说：“楚子开始有派遣使者修好聘问的礼仪，所以楚子来聘问，与中原诸侯用词相同。椒不称氏，是因为还没有赐给他族氏。”
胡安国说：“楚国僭越称王，《春秋》开始时，唯独用‘号’来举示，是将它当作夷狄看待。中间来聘问时，改而书‘人’，是逐渐进步了。到了这时，它的君主书爵位，它的臣子书名，而称‘使’，于是与诸侯并列，这是用中原的礼仪对待它。所谓谨慎区分华夏与夷狄，内重诸夏而外轻四夷，道义在于哪里呢？回答说：吴、楚，是圣贤的后代，见到周王室衰弱，王室的威灵不及，僭越拟制名号，这是由华夏变为夷狄的人。圣人重视断绝他们。《春秋》立法严谨，而心存忠恕。因为立法严谨，所以僭越称王，就深深加以贬黜，把它比作夷狄，以端正君臣之义；因为心存忠恕，所以内虽不让他们与中原相同，外也不让他们与夷狄等同，思考善行悔过，向往中原，就接纳他们而不拒绝。这是慎用刑罚、重视断绝人的意思。唉！《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不是圣人不能修撰的。”
吕祖谦说：“楚子派遣越椒来聘问，拿着礼物傲慢。臣子出使外国，必须先告祭宗庙，然后出发。越椒不过是倚仗楚国的大，轻视鲁国的小，他的容貌傲慢而不知道错误。这是傲慢鲁国，也就是傲慢他的先君。所以叔仲惠伯说：‘必定灭亡若敖氏的宗族。’从这里可以看出古时候，最重视宗庙。”
秦人来送僖公和成风的丧礼赠衣。
程颐说：“过时才到，所以说‘来归’。虽然子母在先，君后夫，这是人体当然的道理。书写‘秦人’而不说‘君使’，是以失礼而夷狄之。说他们尚存夷狄之风。大概嫡妾的混乱，从此开始。”
谢湜说：“僖公去世已经九年，成风去世已经五年，秦人才来送丧礼赠衣，不合礼制。秦国偏僻简陋，是边远的狄人，礼法不完备，所以只书‘秦人’。成风，是僖公的妾母。僖公的嫡母先去世，所以鲁国用夫人的礼仪侍奉她，用夫人的礼仪安葬她，给她谥号。风姓妾母，称谥号，那么她是夫人就可知了，所以不书‘夫人’。朝廷的道义，以君主为主，所以丧礼赠衣先给僖公。”胡安国说：“秦人送丧礼赠衣而说僖公成风，不是同时赠送两人。也就像平王来送仲子的丧礼赠衣而称为惠公仲子一样。仲子，是惠公的妾。那么风氏也是庄公的妾，为什么不书说‘来归庄公成风的丧礼赠衣’呢？回答说：宠爱仲子，以妾为妻的，是惠公，所以书惠公仲子，用来端正后世做丈夫的人，应当明白夫道，不可混淆嫡妾的分别，以贬低自己。尊崇风氏，立为夫人的，是僖公，所以书僖公成风，用来端正后世做儿子的人，应当明白子道，不可实行僭越混乱的礼仪，以贬低父亲。圣人垂示警戒的道义，很明确了。”朱熹说：“僖公成风与东晋简文帝的郑太后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彰显妾母的道义。”
吕祖谦说：“秦人来送成风的丧礼赠衣。《左传》这一段，意味深长，应当仔细观看。大概成风已经死了四五年，秦国的丧礼赠衣才到，而这里还说虽然不当事，不忘旧好。大概人如果以此而来，不问地之远近，情之亲疏，时之迟速，都感激他们的诚意。这是忠厚减少怨恨的道理，最不可苛责于人。这虽然是送丧礼赠衣的迟缓，然而还是胜过于不来。”
安葬曹共公。
十年春天，周王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夏天，秦国讨伐晋国。
程颐说：“晋国舍弃嫡嗣而向外寻求国君，是罪过。后来后悔，是正道。秦国不顾义理的是非，只以报复为事，是夷狄的做法。”谢湜说：“秦国以夷狄讨伐晋国，所以书‘秦’。”
胡安国说：“解说的人认为秦国讨伐晋国，以戎狄书，大概是阙文，依据《左传》少梁北征的军队，两国相攻，没有其他得失，这样说的。然而晋国夺取少梁的事不经见，固然不可依据。秦国以狄书，程氏认为晋国舍弃嫡嗣而向外寻求国君，是罪过。后来后悔，是正道。秦国不顾义理是非，只以报复为事，就是夷狄的做法。以此贬斥秦国，道义上固然如此。有人说：还有深深赞许晋人悔过，能改最终不遂非的意思，所以重重贬斥秦伯，以显示这一点。”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谢湜说：《左传》说谋弑穆王，说法有误。
胡氏说：“查考《左传》，宜申与仲归谋弑穆王而被诛杀，那么是讨伐弑君的贼人。为什么称国以杀？又书其官而不说‘楚人杀宜申’呢？回答说：穆王，就是楚世子商臣。”
。而春秋之义微矣。」
吕祖谦曰：「子西本心不是果要归死于司败，其意乘楚王不在郢，直欲因郢之虚为谋叛尔。不意王渚宫见之，所以临时巧作言语以辞于王。后来与子家谋弑穆王，则此可见来郢之意也。故左氏谓『惧而辞』，此是书法。」
译而《春秋》的大义就隐晦了。」
吕祖谦说：「子西的本心并不是真的想要归罪于司败，他的意图是趁着楚王不在郢都，直接想利用郢都空虚的机会图谋叛乱。没想到楚王在渚宫遇见了他，所以临时巧言应对以推辞楚王。后来他与子家谋划弑杀穆王，由此可以看出他当初来到郢都的意图。所以《左传》说『因恐惧而推辞』，这是《春秋》的笔法。」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谢湜曰：「文公怠弃民政，故不雨。再七月，亦无惧灾之心。」
及苏子盟于女栗
谢湜曰：「内微者，故不书主名。苏子，王臣也。鲁使微者及王臣盟，不敬之尤大者也。尹子柯陵之盟，单子鸡泽之盟，刘子平丘之盟，皆诸侯防王臣为盟也。列国与王臣先伐、先防而后盟，书同盟，以明王臣亦与盟也。王人之盟于洮，王人之盟于翟泉，苏子之盟于女栗，诸侯大夫防王臣及王臣为盟也。列国与王臣直防而盟，不书同盟，以无伐防。日月相隔，则王臣与盟可知也。」
吕祖谦曰：「杜预谓苏子是灭温之后，苏子要之，不必作此。苏子或是他后，亦不可知。」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谢湜曰：楚子非事而出，将以观衅，书次着楚子之横。胡安国曰：楚灭江，六平陈与郑，于是乎为伐宋之举，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为善；次而伐者，其次为贬。齐师次陉，修文告以威敌，善之也，故上书伐楚以着其美。楚次厥貉，藏祸心以凭中夏，贬之也，故下书伐麇以着其罪。当是时，陈、郑、宋皆从楚矣，独书蔡侯，何哉？郑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陈获公子茷而惧；宋方有狄难，盖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无四境之虞，则是得已，不已志在从夷狄矣，故削三国，书蔡侯，见其弃诸夏之恶也。
春秋集义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九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谢湜曰麇微国
夏叔仲彭生防晋却缺于承匡
谢湜曰：「文公以后，政出大夫，故公子遂盟晋赵盾，叔仲彭生防晋却缺。」
秋曹伯来朝
吕祖谦曰：「诸侯即位来朝，亦自有礼。文公即位来朝，盖曹与鲁相近，非必徧天下诸侯。」
公子遂如宋。狄侵齐。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谢湜曰：「咸，鲁地。狄既侵齐，又潜入鲁境，故得臣败狄于咸。」
胡安国曰：「左氏称此长狄也，而刘氏以为非。夫《春秋》正名之书，其称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称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陆浑之戎。不别其种类，书之于策，后亦无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杞伯来朝。
谢湜曰舍夷礼故复称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谢湜曰：「叔姬，文公女，未嫁而卒，谓之子叔姬，以明时君之女也。女子许嫁，笄而字，死则以成人之丧送之，礼也。」
夏楚人围巢
谢湜曰巢微国
秋滕子来朝
谢湜曰：「滕侯臣属于楚，故称子；夷狄爵不过子，故也。」
秦伯使术来聘
谢湜曰：「秦康公始遣使来修聘礼，故聘与中国同辞。」吕祖谦曰：「秦西乞术来聘，襄仲辞玉，鲁之辞秦，盖是晋与国，所以辞者，不与其伐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程颐曰：「凡战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晋及。」谢湜曰：「战书及，所以别先后，明曲直也。」河曲战不书及者，其恶均，其罪同也。秦、晋自殽役以后，肆忿报怨，凡四伐三战，而兵革不息，生民之受祸者众矣。故《春秋》恶其两曲而一罪之，不书败者，胜败未分而退。胡安国曰：「秦伯亲将，晋上卿赵盾御之，其称人何？为令狐之役故也。」秦纳不正，遂非积忿；晋不谢秦，潜师御之，是以暴兵连祸至此极也。凡战皆以主人及客者，处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书晋及何也？前年秦师来伐，晋不言战者，晋已服也，故狄秦而免晋。今又为此役，则秦曲甚矣，故不以晋为主，惟动大众从秦师，不奉辞令以止之也。故贬而称人，此轻重之权衡也。
吕祖谦曰：「河曲，河之曲，不必如公羊説。」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谢湜曰：「二邑皆在国鄙，郓又莒、鲁所争，行父惧外难，故帅师城之。郓书及，着其土功，不一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壊。
程氏学曰：
译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谢湜说：“文公懈怠废弃政事，所以不降雨。到了七月，也没有畏惧灾祸的心。”
等到苏子在女栗结盟。
谢湜说：“地位卑微的人，所以不记载主事者的名字。苏子，是周王的臣子。鲁国派地位卑微的人与周王的臣子结盟，这是极不恭敬的表现。尹子在柯陵的盟会，单子鸡泽的盟会，刘子平丘的盟会，都是诸侯防备周王臣子而结的盟。各国与周王臣子先讨伐、先防备而后结盟，记载为‘同盟’，以表明周王臣子也参与了盟会。王人在洮的盟会，王人在翟泉的盟会，苏子在女栗的盟会，是诸侯大夫防备周王臣子并与周王臣子结盟。各国与周王臣子直接防备而结盟，不记载为‘同盟’，因为没有讨伐和防备。日期相隔，那么周王臣子参与盟会就可以知道了。”
吕祖谦说：“杜预认为苏子是在灭掉温国之后，苏子要挟他，不必这样解释。苏子或许是其他后代，也不可得知。”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谢湜说：“楚子没有正当事情而出兵，将要观察可乘之机，记载‘次’（驻扎）以彰显楚子的蛮横。胡安国说：楚国灭掉江国，平定六国、陈国与郑国，于是发动了讨伐宋国的行动，驻扎在厥貉。凡是讨伐而驻扎的，其驻扎是善行；驻扎而讨伐的，其驻扎是贬斥。齐军驻扎在陉，修明文告以威慑敌人，是善行，所以上面记载‘伐楚’以彰显其美德。楚军驻扎在厥貉，隐藏祸心以凭借中原，是贬斥，所以下面记载‘伐麇’以彰显其罪过。当时，陈、郑、宋都顺从楚国了，唯独记载蔡侯，为什么呢？郑国失去了三位大夫，等待救援却来不及；陈国抓获了公子茷而恐惧；宋国正遭受狄人的灾难，大概有不得已之处，并非他们本意。蔡国没有边境的忧患，那么是能够自主的，却不停止，其志向在于顺从夷狄，所以删去三国，只记载蔡侯，以显示他抛弃中原诸国的恶行。”
《春秋集义》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九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十一年春天，楚子讨伐麇国。
谢湜说：“麇是微小的国家。”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匡防备晋国的却缺。
谢湜说：“文公以后，政令出自大夫，所以公子遂与晋国的赵盾结盟，叔仲彭生防备晋国的却缺。”
秋天，曹伯来朝见。
吕祖谦说：“诸侯即位来朝见，也有其礼仪。文公即位来朝见，大概是曹国与鲁国相近，并非一定要遍访天下诸侯。”
公子遂前往宋国。狄人侵犯齐国。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谢湜说：“咸，是鲁国的地方。狄人既侵犯齐国，又潜入鲁国境内，所以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胡安国说：“《左传》称这是长狄，而刘氏认为不是。《春秋》是正名的书，它称狄，有时说狄，有时说白狄，有时说赤狄；它称戎，有时说戎，有时说山戎，有时说姜戎，有时说陆浑之戎。不区分其种类，记载在史册上，后人也就无从考证了。”
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郕伯来投奔；杞伯来朝见。
谢湜说：“舍弃夷狄的礼仪，所以恢复称伯。”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谢湜说：“叔姬，是文公的女儿，未出嫁而去世，称为子叔姬，以表明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女子许嫁，行笄礼并取字，去世则按成人的丧礼送葬，这是礼制。”
夏天，楚国人包围巢国。
谢湜说：“巢是微小的国家。”
秋天，滕子来朝见。
谢湜说：“滕侯臣属于楚国，所以称子；夷狄的爵位不超过子，所以如此。”
秦伯派术来聘问。
谢湜说：“秦康公开始派遣使者来修聘礼，所以聘问与中原国家用词相同。”吕祖谦说：“秦国的西乞术来聘问，襄仲推辞玉帛，鲁国推辞秦国，大概是秦国是晋国的盟国，所以推辞，是不赞成秦国讨伐晋国。”
冬天，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程颐说：“凡是交战都以主人及客人，秦国理亏所以不说‘晋及’。”谢湜说：“交战记载‘及’，用来区别先后，明确曲直。”河曲之战不记载‘及’，是因为双方理亏相同，罪过相同。秦、晋自从殽之战以后，放纵愤怒报复怨恨，总共四次讨伐三次交战，而战争不止，百姓遭受祸患的众多了。所以《春秋》厌恶双方都理亏而一同归罪，不记载败者，是因为胜负未分而退兵。胡安国说：“秦伯亲自率领军队，晋国上卿赵盾抵御他，为什么称‘人’？是因为令狐之战的缘故。”秦国接纳不正，遂非积累愤怒；晋国不向秦国谢罪，暗中派兵抵御，因此暴兵连祸至此极点。凡是交战都以主人及客人，是处己之道，减少怨恨的方法，王者之事。为什么不记载‘晋及’呢？前年秦军来讨伐，晋国不记载交战，是因为晋国已经屈服了，所以贬斥秦国而免除晋国。现在又发生这次战役，那么秦国理亏更甚了，所以不以晋国为主，只是调动大众跟随秦军，不奉辞令以制止他们。所以贬斥而称‘人’，这是轻重权衡的标准。
吕祖谦说：“河曲，是黄河的弯曲处，不必如《公羊传》所说。”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
谢湜说：“两邑都在国境边远之地，郓又是莒国、鲁国所争夺的，行父害怕外患，所以率领军队修筑它。郓记载‘及’，表明其土木工程，不单一。”
十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邾子蘧蒢去世。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大室的房屋倒塌。
程氏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