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九
程頥曰：「齐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责其职贡其行非正也。然其所执之事正，故人但称其伐之正，而不见其行事之本谲也是以正掩其谲
又曰：「桓公伐楚，责包茅，虽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则正，故正掩其谲。」
又曰：“伐楚事，责之以包茅不贡其名，则是若其意，岂为楚不勤王然后加兵？但欲楚尊齐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诘也。若实尊周，专封之事，岂冝为之？故孟子曰：‘五覇假之也。’言其不以诚为之也。”
程氏学曰：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若齐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谓为天吏则可以伐之者也。然楚蛮夷之国，强暴僣逆，凭陵中夏。桓公能奋十国之威，一举服之，而天下不胥为左祍者，乃其力也。故书曰：‘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不遽加兵而椘已服矣。故书曰：‘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彼自服而来，求盟于我也。然则伐楚之役，召陵之盟，于春秋之世可谓善矣。如成二年袁娄之盟，则异于是。齐虽强大，数侵诸侯国，而未若荆椘之暴。诸侯为复私怨而无如桓公之义。齐侯使国佐如师，非服而来也，畏晋之强而赂晋也。晋受赂而与之盟，我反及彼也。故不曰‘来盟’而曰‘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春秋》于王道信，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
范祖禹曰：「齐桓公心谲而行正，伐椘是也。」
杨时曰：「桓公责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夹辅王室之诚心，而其事则正矣。」
尹焞曰：「责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谓假仁以行其覇。」谢湜曰：「齐之将伐楚也，先以八国之师攻蔡，兵始渉境，而蔡人溃焉。以齐桓威势之盛也，蔡之溃也，兵震威行，遂以八国伐楚。其伐楚也，兵不速进，而次止于陉。桓公伐楚，正也；假攻蔡以伐楚，不正也。覇者不纯乎王，虽义事，其心不免乎谲。故蔡书侵，伐楚书遂，罪其师行之不由道也。蔡、楚与国，溃人民奔散之词。」胡安国曰：「潜师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声罪致讨，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继事之词，而有专意，次止也。椘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桓公是征，而楚人服罪，师则有名矣。孟子何以独言《春秋》无义战也？譬诸杀人者，或曰：『人可杀与？』曰：『可。』孰可以杀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矣。』国可伐与？曰：『可。』孰可以伐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矣。』楚虽暴横，凭陵上国，齐不请命，擅合诸侯，岂所谓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义正名，而乐与人为善。以义正名，则君臣之分严矣。书遂伐楚，讥其专也；乐与人为善，茍志于善，斯善之矣。书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序其绩也。」
又曰：「春秋重军旅之事。来战则罪在外，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是也。往战则罪在内，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是也。独至齐侯侵蔡、伐楚，驻师于陉，则襃而书；次楚子遣使，则美而书『来』，何也？荆楚暴横，凭陵中国，郑在王畿之内，数见侵伐，微齐侯攘斥，胥变而为夷矣。此门庭之冦，所当惩创，不可已焉者也。」
胡宏曰：「易师左次，无咎。如齐桓伐楚，退师召陵；赵充国讨先零，固守不战。汉髙伐项羽，舍荥阳、成臯而趋宛、叶；朱隽讨韩忠，解围而后复战，皆左次也。」
朱熹曰：「据楚当时凭陵中夏，僣号称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防？葢一説着此事，楚决不肯便服，事势自然住不得，故只寻些年代久逺已冷底罪过，及他些小不共贡事去问他。想他见无大利害，决不深较，只要得他稍稍退听，便收杀了。此亦是器小故，才是器小，自然无大功业。」
又曰：桓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葢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楚在春秋，他国不及其强，若非桓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
张栻曰：「王覇之分，徳与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势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齐桓责包茅
译程颐说：“齐桓公原本侵犯蔡国，进而到达楚国并讨伐它，以责问楚国不履行进贡的职责，他的行为并不端正。然而他所坚持的事情是正当的，所以人们只称颂他讨伐楚国的正当性，而没有看到他行事本质的权诈，因此正当掩盖了权诈。”
又说：“桓公讨伐楚国，责问包茅不进贡，虽然他的内心未必尊崇周王，但这件事本身是正当的，所以正当掩盖了权诈。”
又说：“讨伐楚国这件事，以包茅不进贡的名义来责问，如果是这样，难道是因为楚国不勤王才出兵吗？只是想让楚国尊崇齐国而不尊崇周王室，管仲也没有对此进行诘问。如果真正尊崇周王室，专擅封赏的事情，难道适宜去做吗？所以孟子说：‘五霸是假借仁义。’意思是他们不是出于真诚去做这些事的。”
程氏学派说：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国比这一国好一些罢了。像齐桓公讨伐楚国，不经过周王的命令，不是所谓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的情况。然而楚国是蛮夷国家，强暴僭越叛逆，欺凌中原。桓公能够振奋十国的威势，一举使其屈服，而天下没有都变成左衽（夷狄习俗）的，这是他的力量所致。所以《春秋》记载：‘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没有立即施加武力而楚国已经屈服。所以《春秋》记载：‘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是楚国自己屈服而来，请求与我结盟。那么讨伐楚国的战役，召陵的盟约，在春秋时代可以说是好的了。像成二年的袁娄之盟，就与此不同。齐国虽然强大，多次侵犯诸侯国家，但不像楚国那样暴虐。诸侯为了报复私怨而没有像桓公那样的道义。齐侯派国佐到军中，不是屈服而来，而是畏惧晋国的强大而贿赂晋国。晋国接受贿赂而与他结盟，我反而与他结盟了。所以不说是‘来盟’而说是‘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春秋》对于王道是诚信的，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准则。”
范祖禹说：“齐桓公内心权诈而行为正当，讨伐楚国就是这样。”
杨时说：“桓公以包茅不进贡来责问楚国，固然没有辅佐王室的诚心，但这件事本身是正当的。”
尹焞说：“责问包茅不进贡，昭王没有返回，也是说假借仁义来实行他的霸业。”谢湜说：“齐国将要讨伐楚国时，先以八国的军队攻打蔡国，军队刚进入边境，蔡人就溃散了。因为齐桓公威势盛大，蔡国的溃散，是因为军队震惊、威势施行，于是以八国军队讨伐楚国。讨伐楚国时，军队不迅速前进，而驻扎在陉地。桓公讨伐楚国，是正当的；借攻打蔡国来讨伐楚国，是不正当的。霸主不纯粹符合王道，即使是正义的事，其内心也不免权诈。所以蔡国记载为‘侵’，讨伐楚国记载为‘遂’，谴责其军队行进不遵循正道。蔡、楚是盟国，‘溃’是人民奔散的意思。”胡安国说：“暗中出兵掠夺边境，叫做‘侵’，侵蔡是奇袭；声张罪状进行讨伐，叫做‘伐’，伐楚是正当的。‘遂’是承接前事的意思，而有专断之意，驻扎停止。楚国进贡的包茅没有进入，王室的祭祀无法供应，没有用来滤酒的东西，桓公因此征讨，而楚人服罪，军队就有名分了。孟子为什么单独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呢？比如杀人，有人说：‘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杀他？回答说：‘作为法官就可以杀他了。’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谁可以讨伐它？回答说：‘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它了。’楚国虽然暴横，欺凌上国，齐国不请示周王，擅自联合诸侯，难道是所谓作为天吏来讨伐它吗？《春秋》以道义端正名分，而乐于与人一起行善。以道义端正名分，那么君臣的分别就严格了。记载‘遂伐楚’，是讥讽他的专断；乐于与人一起行善，如果立志于善，就认为他是善的。记载‘次于陉’，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是叙述他的功绩。”
又说：“《春秋》重视军事行动。对方来战，罪责在外部，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就是这样。我方去战，罪责在内部，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就是这样。唯独齐侯侵犯蔡国、讨伐楚国，驻扎军队在陉地，就褒扬而记载；楚国派遣使者，就赞美而记载‘来’，为什么呢？荆楚暴横，欺凌中国，郑国在周王室疆域之内，多次被侵犯讨伐，如果没有齐侯排斥抵御，都将变成夷狄了。这是家门庭院的寇贼，应当惩戒打击，不能停止的。”
胡宏说：“《易经》说‘师左次，无咎’。像齐桓公讨伐楚国，退兵到召陵；赵充国讨伐先零，坚守不战。汉高祖讨伐项羽，舍弃荥阳、成皋而趋向宛、叶；朱隽讨伐韩忠，解除包围而后再次交战，都是左次（退守）。”
朱熹说：“根据楚国当时欺凌中原，僭号称王，其罪过很大，为什么不去理防？大概一说起这件事，楚国决不会立刻屈服，事势自然停不下来，所以只寻找一些年代久远已经冷掉的罪过，以及他一些小的不进贡的事去责问他。想他见没有大利害关系，决不会深究，只要让他稍稍退让听从，就收手了。这也是器量小的缘故，才是器量小，自然没有大的功业。”
又说：桓公、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则在周王室疆域之内，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王室疆界陈兵示威，其形势与战国六国不同。楚国在春秋时期，其他国家不及它强大，如果不是桓公、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王室就会被它所吞并了。
张栻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德与力。以力量假借仁义的人，是用他的势力假借仁义的事情来实行，像齐桓公责问包茅
又曰：「春秋无义战，葢不论其得失利害，循其本而言之也。夫以上征下，则有征诸侯不禀命于天子，而互相征讨，动则为不义矣。然而彼善于此则有之，葢本非尽善也。以此而方诸彼，则浅深轻重之间有庶几者耳，而其为不义则一也。如齐桓公侵蔡伐楚，如晋文公城濮之战，在当时其事虽若善，至于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师，则均为不义而已。然则一时诸侯当如之何？寡怨息争，睦隣抚众，以歳时承事于宰旅。或不幸而为他国之所侵凌，理义所在，葢不可得而屈也。若是则得之矣。」
吕祖谦曰：「椘之凭陵，非一日矣。如伐郑、蔡，而桓公皆不问。桓以荘之十五年伯中国，而以僖四年始伐楚。葢骤加兵于楚，万一不胜，则伯威屈矣。故遵时飬晦，至于人强威盛，而后一举而临之，则楚无不服。」又曰：「齐桓公与管仲为伐楚之役，茍直责其不共贡职以讨之，则适投其病，楚必稽首而归罪矣。而君臣过计，以不共贡职之罪为不足，遂逺求昭王不复之事，欲张楚之罪，大吾出师之名，以葢侵蔡之私。抑不知胶舟之祸，年逾数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质。椘安肯帖然坐受其责乎？此所以来水濵之侮也。使桓公、管仲茍止以包茅责楚，而不加以昭王之问，则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进师至陉，而仅得其请盟乎？」
又曰：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欲伐楚，已经略多年，不是因侵蔡后方伐楚，本是要伐楚，因侵蔡耳。
夏许男新臣卒
谢湜曰：「上言次于陉，下言盟于师。许男卒于师，不言，可知。」
胡安国曰：刘敞曰：诸侯卒于外者，在师则称师，在防则称防。今许男一无称者，此去师与防而复归其国之验也。召陵地在頴川，是以许男复焉。古者国君即位而为椑，嵗一漆之。出疆必载椑，卒于师曰师，卒于防曰防。正也。许男新臣卒，非正也。其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则必畏死，畏死则必贪生，贪生则必乱于理矣。而后有容身茍免之耻，而后有滛祀非望之惑。此説是也。夫知死生之説，通昼夜之道者，亦岂有以异于人哉？茍得正而无毙焉，则无求矣。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谢湜曰：师之进次于陉也，诘楚有义，攘椘有力，椘国上下畏服，皆欲听命于齐，屈完于是来盟。完之来盟，楚子遣之也，不言使，以明上下同欲也。桓公服楚以礼，故退师盟于召陵。召陵之盟，非齐迫之也，楚人自服而来，故书「来盟」。楚为中国病久矣，入蔡败蔡，侵郑伐郑，肆为凭陵，中国不絶如线。桓公合诸侯以振华夏之威，从简书以抑僣窃之势，问南征以尊王室，责包茅以修王祭，兵不血刅，师不舆尸，干戈一举而荆蛮稽颡受盟，其惠安中国之功大矣。故伐楚之师，书次于陉，善其不以攻战为事也；书屈完来盟，善其兵刃不交而楚人来服也；书盟于召陵，善其服楚有礼而不以兵威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覇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由召陵观之，中国得免左祍之患者，岂非桓公之力乎？故召陵之盟，君子美之。虽然，王者之师，仁义而已，杀一无罪不为也。蔡人与楚为罪，轻；楚病中国为罪，大。桓公正楚之罪，奉辞出伐，可也。若乃假蔡伐楚，而先以八国犯蔡，则蔡人之受患者众矣，岂仁人用兵之意哉？故蔡书「侵」，书「溃」；伐楚书「遂」，罪其不正也。
胡安国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称楚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则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伐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椘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吕祖谦曰：齐侯陈诸侯之师，与楚屈
译又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大概是不论其得失利害，遵循其根本而言的。以上征下，则有征讨诸侯却不禀命于天子，而互相征讨，动辄就是不义了。然而彼善于此的情况是有的，大概根本并非尽善。以此与彼相比，则在浅深轻重之间有稍可取之处罢了，但其为不义则是一样的。如齐桓公侵蔡伐楚，如晋文公城濮之战，在当时其事虽看似善，至于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师，则均为不义而已。那么一时诸侯应当如何呢？减少怨恨、平息争端，和睦邻国、安抚民众，按时节承事于王室使者。或不幸而被他国侵凌，理义所在，大概不可屈服。若是这样，就做得对了。”
吕祖谦说：“楚国凭借强凌弱，不是一天了。如伐郑、伐蔡，而桓公都不过问。桓公在庄公十五年称霸中国，而在僖公四年才开始伐楚。大概如果骤然对楚用兵，万一不胜，则霸主的威势就屈辱了。所以遵循时势、涵养晦迹，等到人力强盛、威势盛大，然后一举而临之，则楚国没有不服的。”又说：“齐桓公与管仲策划伐楚之役，如果直接责问其不供给贡职而讨伐它，则正好投中其病处，楚国必定稽首而归罪了。而君臣计谋过度，认为不供给贡职的罪状不足以服人，于是远求昭王不复之事，想要夸大楚国的罪状，壮大我方出师的名义，以掩盖侵蔡的私心。却不知道胶舟之祸，年代超过数百年，荒忽茫昧，不可考证实据。楚国怎肯帖然坐受其责呢？这就是招来水滨之侮的原因。假如桓公、管仲只以包茅责问楚国，而不加上昭王之问，则言出而楚国就服了，还何须进师至陉，而仅得其请盟呢？”
又说：齐侯率领诸侯之师侵蔡，蔡溃败，于是伐楚。齐想要伐楚，已经谋划多年，不是因为侵蔡后才伐楚，本是要伐楚，因侵蔡而发兵罢了。
夏，许男新臣去世。
谢湜说：“上文说驻扎在陉，下文说在师中结盟。许男在师中去世，不言明，是可以知道的。”
胡安国说：刘敞说：诸侯死在外面的，在军中则称师，在防地则称防。现在许男一无称者，这是离开师与防而返回其国的证据。召陵地在颍川，因此许男返回那里。古时国君即位就制作棺材，每年漆一次。出疆必载棺材，死在军中称师，死在防地称防。这是正礼。许男新臣去世，不合正礼。这是作为国君不知天命的人。不知天命则必定畏死，畏死则必定贪生，贪生则必定乱于理了。而后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后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说是正确的。通晓死生之说，通达昼夜之道的人，难道与人有什么不同吗？假如得正而无毙，则无所求了。
楚屈完来在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谢湜说：师之进驻在陉，诘问楚国有道义，抵御楚国有力，楚国上下畏服，都想听命于齐，屈完于是来结盟。屈完来结盟，是楚子派遣的，不言使，以明上下同欲。桓公以礼服楚，所以退师在召陵结盟。召陵之盟，不是齐逼迫的，楚人自服而来，所以书“来盟”。楚国为中国之患很久了，入蔡败蔡，侵郑伐郑，肆意凌犯，中国不绝如线。桓公合诸侯以振华夏之威，从简书以抑僭窃之势，问南征以尊王室，责包茅以修王祭，兵不血刃，师不舆尸，干戈一举而荆蛮稽颡受盟，其惠安中国之功大矣。所以伐楚之师，书次于陉，赞美其不以攻战为事；书屈完来盟，赞美其兵刃不交而楚人来服；书盟于召陵，赞美其服楚有礼而不以兵威。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由召陵观之，中国得免左衽之患的，难道不是桓公之力吗？所以召陵之盟，君子赞美它。虽然如此，王者之师，仁义而已，杀一无罪不为也。蔡人与楚为罪，轻；楚病中国为罪，大。桓公正楚之罪，奉辞出伐，可也。若乃假蔡伐楚，而先以八国犯蔡，则蔡人之受患者众矣，岂仁人用兵之意哉？所以蔡书“侵”，书“溃”；伐楚书“遂”，罪其不正也。
胡安国说：“楚国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称楚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则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伐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吕祖谦说：齐侯陈列诸侯之师，与楚屈
完乗而观之。齐伐楚，何故不兴师便来敌齐？却使屈完，何故？葢齐是覇主，又是节制之师，不可轻犯，所以先使屈完来观。葢楚是强国，所以屈完之对不肯尽服。如责包茅，则服之；责昭王之不反，则不服。至齐一说到众战攻城上，屈完便不服。遂以徳绥诸侯，谁敢不服？对其辞终不服。以此见楚有人。是时子元为令尹，亦楚之贤者，其才与管仲略相当。此对正如司马仲达对诸葛亮一般。
译屈完乘车去观察齐军。齐国讨伐楚国，为什么不兴兵直接来对抗齐军？却派遣屈完前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因为齐国是霸主，而且军队纪律严明，不可轻易冒犯，所以先派屈完来观察形势。大概因为楚国是强国，所以屈完的回答不肯完全屈服。如果责备楚国没有进贡包茅，他就服了；如果责备楚昭王未能返回，他就不服。等到齐国一提到要众军作战、攻城略地，屈完便不服了。于是齐国以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呢？但屈完最终的回答始终不肯屈服。由此可以看出楚国人才济济。当时子元担任令尹，也是楚国的贤人，他的才能与管仲大致相当。这场对话正像司马懿应对诸葛亮一般。
齐人执陈辕涛涂
谢湜曰：「执涛涂，称人执不以道，贬之也。桓公与陈南伐强楚，师未还返，而执其大夫，罪其不恕也。诸侯出于陈、郑之间以伐楚，其返也，陈人欲出东方者，以师为之病也。不修其师而执涛涂，责人者重，而求己者轻，非恕之道也。」
朱熹曰：「以执辕、涛涂侵曹、伐卫之事，而视夫东征、西怨、虞芮质成，则人心之服与不服，可见。」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程頥曰齐命也
谢湜曰：「杜氏谓受齐命，讨陈、鲁为兵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许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谢湜曰：「夏，齐人执涛涂；秋，三国伐陈；冬，七国侵陈。齐侯以军道之故，困陈而为之病也。合诸侯以问罪，所恃者赏刑而已。赏刑不当，则邦国离心，非服人之道也。书『侵陈』，罪之也。鲁独书『师』者，大兵之后，复以师出，恶其劳民也。」
胡安国曰：「▯子法言」或问为政有几？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皇其思矣。夫齐桓公欲径陈，陈不果纳，执辕涛涂，其斁矣。夫桓公识明而量浅，管仲器不足而才有余。方楚之未帖，而齐以为忧也，致勤于郑，振中夏之威，防于阳谷，敦逺国之信，按兵于陉，修文告之词，退舍召陵，结防盟之礼，何其念之深，礼之谨也！存此心以进善，则桓有王徳，而管氏为王佐矣。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覇假之也。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惜乎桓文假之不久而遽归也。楚方受盟，志已骄溢，陈大夫一谋不恊，其身见执，其国见伐见侵，而怒犹未怠也，桓徳于是乎衰矣。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曽可厚以责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浅而器不宏也。魏武才得荆州，而张松见忽；唐荘宗自矜取汴，而髙氏不朝。成汤胜夏，抚有万方，乃曰：「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人之度量相越，岂不逺哉？「春秋」称人以执罪齐侯也，称侵陈者，深责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曽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谢湜曰：「献公惑骊姬之谮，世子申生不能自辩，缢于新城。然则申生之死，献公杀之也。世子，君之贰，国之本也。信谗邪而杀世子，则是为人之君而灭国本也，君道于此絶矣。父子之道，天性也。信防邪而杀世子，则是为人之父，灭天性也，父道于此絶矣。故申生死，书杀书世子，以着献公之恶也。甚哉，嬖宠之为患也！体莫重于世，情莫重于子。嬖宠得志于内，防言得行于外，则虽其重为吾世，其亲为吾子，人心之所系属而不可解者，亦且视之如冦雠，弃之如粪土矣。有国家者，其于嬖宠，可不为之防哉！」故《春秋》明申生之死，以为天下戒也。
胡安国曰：「公羊子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申生进不能自明，退不能违难，爱父以姑息，而陥之不义，防人得志，几至亡国。先儒以为小仁大仁之贼也。而目晋侯斥杀专罪献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书也。内宠并后，嬖子配嫡，乱之本也。骊姬宠奚齐，卓子嬖乱本成矣。尸此者，其谁乎？是故目晋侯斥杀专罪献公，使后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乱嫡庶之位，纵人欲灭天理，以败其国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犹有以尧母名门，使奸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者。」
朱熹曰：「申生不辩骊姬，看得来亦未是。若辩而后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于难。」
吕祖谦曰：骊姬之杀申生，《国语》所载甚详。看左氏与《国语》相为表里，《国语》载之甚详，本末具备。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则载里克谓之中大夫中立之谋。《国语》载之甚详，当时骊姬欲杀申生而立奚齐，所惮者尚有里克。使优施以酒饮里克，欲以优施説之。
译齐国人抓住了陈国的辕涛涂。
谢湜说：“‘执涛涂’，称‘人’来抓捕，是因为不依正道，所以加以贬斥。桓公与陈国一起向南讨伐强大的楚国，军队还没有返回，就抓捕了陈国的大夫，这是不能宽恕的罪过。诸侯军队经过陈、郑之间去讨伐楚国，在返回时，陈国人想从东方走，是因为军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不整顿自己的军队反而抓捕辕涛涂，责备别人严厉，要求自己宽松，这不是宽恕之道。”
朱熹说：“通过抓捕辕涛涂、侵犯曹国、讨伐卫国这些事，来对照东征、西怨、虞芮质成的情况，那么人心归服与不归服，就可以看出来了。”
秋天，鲁国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
程颐说：这是齐国的命令。
谢湜说：“杜预认为鲁国接受了齐国的命令，讨伐陈国，以鲁国为军队的主帅。”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的军事行动中回来。安葬许穆公。冬天，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谢湜说：“夏天，齐国人抓捕了辕涛涂；秋天，三个国家讨伐陈国；冬天，七个国家侵犯陈国。齐侯因为行军道路的缘故，使陈国陷入困境并造成危害。会合诸侯来问罪，所依靠的只是赏罚罢了。赏罚不当，那么邦国就会离心，这不是使人归服的道理。史书记载‘侵陈’，是归罪于他们。鲁国单独记载‘师’，是因为在大举用兵之后，又出动军队，厌恶其劳役百姓。”
胡安国说：“《子法言》中有人问：治理政事有几条原则？回答说：‘思斁（厌恶邪恶）。’从前周公征伐东方的四个国家，这是皇天思考的结果。齐桓公想取道陈国，陈国没有接纳，于是抓捕了辕涛涂，这就是厌恶邪恶的表现。桓公见识高明但气量浅薄，管仲器量不足但才能有余。当楚国还没有顺服时，齐国以此为忧，在郑国表示勤勉，振作中原的威势，在阳谷设防，敦厚远方国家的信用，在陉山按兵不动，修撰文告的辞令，在召陵退兵，缔结盟约的礼仪，他的思虑多么深远，礼节多么谨慎！保持这种心态来增进善行，那么桓公就有王者的德行，管氏就是王者的辅佐了。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亲身实践，五霸是假借。长期假借而不归还，怎么能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呢？可惜桓公、文公假借不久就归还了。楚国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傲自满，陈国大夫一个计谋不协调，自身被擒，国家被讨伐被侵犯，而怒气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在这里就衰落了。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要反省自己的智慧；以礼待人而别人不回应，要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就会归附，怎么能厚着脸皮责备别人，而不自我反省呢？推究他的过失在于气量浅薄而器量不宏大。曹操刚得到荆州，就轻视张松；唐庄宗自夸夺取汴州，高氏就不来朝拜。成汤战胜夏朝，安抚万方，却说：‘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得像要坠入深渊。’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能连累你们。万方的度量相差，难道不远吗？《春秋》称‘人’来抓捕，是归罪于齐侯；称‘侵陈’，是深深责备他们。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情的，管仲连曾西都不屑于做，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谢湜说：“献公被骊姬的谗言迷惑，世子申生不能自我辩白，在新城自缢而死。那么申生的死，是献公杀了他。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国家的根本。听信谗言而杀死世子，这就是作为君主却毁灭国家的根本，君道在这里断绝了。父子之道，是天性。听信谗言而杀死世子，这就是作为父亲却毁灭天性，父道在这里断绝了。所以申生死，史书既写‘杀’又写‘世子’，以彰显献公的罪恶。嬖宠造成的祸患多么严重啊！身体没有比世子更重要的，情感没有比儿子更重的。嬖宠在内得志，谗言在外得逞，那么即使是重要的世子，亲近的儿子，人心所系属而不可解脱的，也会把他们视为寇仇，抛弃他们如粪土。拥有国家的人，对于嬖宠，能不加以防范吗！”所以《春秋》明确记载申生的死，作为天下的警戒。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杀死世子、母弟，直接称君主的，是表示极其严重。’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灾难，因爱父亲而姑息养奸，使父亲陷入不义，谗人得志，几乎导致亡国。先儒认为这是小仁害大仁。而直指晋侯斥责‘杀’字专门归罪于献公，为什么呢？《春秋》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书。内宠并列皇后，嬖子配享嫡位，这是祸乱的根源。骊姬宠爱奚齐，卓子受宠，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是谁呢？所以直指晋侯斥责‘杀’字专门归罪于献公，使后世那些想要扰乱妃妾名分、搞乱嫡庶地位、放纵人欲毁灭天理、从而败坏国家的人，知道有所警戒。用这种方法防范民众，还有像用尧母命名门庭，让奸臣逆探其意，有危害皇后太子之心，从而酿成巫蛊之祸的。”
朱熹说：“申生不辩驳骊姬，看来也不对。如果辩驳后逃走，恐怕其他公子或许可以免于灾难。”
吕祖谦说：骊姬杀害申生，《国语》记载得很详细。看《左传》与《国语》互为表里，《国语》记载得很详细，本末具备。中大夫里克，左氏则记载里克说中大夫中立之谋。《国语》记载得很详细，当时骊姬想杀申生而立奚齐，所忌惮的还有里克。让优施用酒灌醉里克，想用优施来说服他。
观优施以言动，克言人皆集于逺，已独集于枯，是言申生之势已自摧落，不可倚恃。里克知言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当时里克是一个正人，使克能执志不囬，则骊姬之计未必行。今优施闻里克之语，遂告骊姬，闻申生之语，遂肆行而无忌。以《国语》所载论之，所载本末初不同谋杀申生，但对优施言然。左氏直书中大夫成谋，见当时姬惮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惧，杀申生谋必不成。克既説中立，可以自免，骊姬得以肆其谋而无惮。虽不须骊姬谋，谓之成谋亦可也。大抵奸以作乱，不必要人成附，但则持两端中立，以为无所与于其间，则奸人便可以成谋。左氏断之所以归中大夫之罪，到后面一叚使之归胙于献公。当时骊姬杀申生之谋，献公已自许他了，今特造此一叚事为罪名而已。然则杀申生不是献公不知，当骊姬譛言之际，论来太子合当便行。当时太子谓：我辞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谓君实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献公之心。然当时太子既是不出言甘心待死，是以办一死在了。以正理论之，成父之过，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当时合当便即死，又却奔归于所封之邑。须当看这一节，这个不是变生仓卒时无措，如何申生既能全死，尚自当仓卒之变，奔归于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乱，以此见处死却易，从容就死则难。此无他，元无工夫，但则是小心不忍，便至仓卒无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见。
译观察优施用言语来动摇里克，里克说“人们都聚集在远处，唯独我聚集在枯骨旁”，这是说申生的形势已经自我摧折衰落，不可倚仗。里克知道言语中立，他能免祸吗？优施说：能免。当时里克是个正人，假如里克能坚持志向不回转，那么骊姬的计谋未必能得逞。现在优施听到里克的话，就告诉了骊姬；听到申生的话，就肆意行事而无所顾忌。根据《国语》所载来讨论，所载的始末原本不同于谋杀申生，但对优施说的话却是如此。《左传》直接记载中大夫促成阴谋，可见当时骊姬忌惮里克，里克如果能坚守正道不畏惧，杀害申生的阴谋必定不能成功。里克既然说中立可以自免，骊姬得以肆意行谋而无所忌惮。虽然不需要骊姬策划，称之为促成阴谋也可以。大体上奸人作乱，不一定需要别人成全依附，但只要持两端中立，认为与自己无关，那么奸人就可以促成阴谋。《左传》断案之所以归罪于中大夫，到后面一段让他把胙肉献给献公。当时骊姬杀害申生的阴谋，献公已经自己应允了，现在特意制造这一段事作为罪名罢了。那么杀害申生不是献公不知道，当骊姬进谗言的时候，按理太子应当立即行动。当时太子说：我推辞骊姬必定有罪，或者让他行动，说君主实在没有察明他的罪过，这都是不了解献公的心意。然而当时太子既然不出言甘心等死，所以办成一死局了。按正理论之，成就父亲的过错，然而触犯逆乱死罪，自己本来就不对。当时应当立即死去，却又逃奔到所封的邑地。必须看这一节，这不是变故仓促时不知所措，为什么申生既能成全死节，还自当仓促之变，逃奔到邑地？又不是要凭借城郭作乱，由此可见处死容易，从容就死则难。这没有别的原因，原本没有功夫，只是小心不忍，便导致仓促不知所措，其不合道理也自然可见。
又曰：「晋杀太子申生。杀太子而告之诸侯，如此等是大事，当告之诸侯。」
杞伯姬来朝其子
谢湜曰：「子幼，而母以其子出朝，非礼也。父不故而子行父事以朝，非法也。伯姬骄恣若此，以洮之防啓之也。」
夏公孙兹如牟
谢湜曰：「牟微国，桓十五年，牟人来朝。」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曺伯防王世子于首止。
程頥曰：「世子，王之贰，不可与诸侯列。世子出，诸侯防之，故其辞异。」
程氏学曰：王世子，天子之贰也。以王世子之尊，而下防诸侯，天王失道可知矣。此诸侯之卑，而敢抗王世子，为防诸侯不臣可知矣。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强而扶弱。君道弱矣，必扶而尊之；臣道强矣，必抑而卑之。岂特惩当世之变乱，葢将以明天地之大义也。故殊防王世子，所以示诸侯不可得而抗也。九年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固亦尊矣，然非世子之足拟，故只书在诸侯之上。其他三人虽微，同此，皆所以尊王命也。
谢湜曰：「小国服从大国，亲睦率诸侯以尊王室，桓公之职也。防王世子而不能朝王，防于首止而不能入见于周，桓公无尊周之实也。王世子，天王之贰也；诸侯，王室之臣也。以王世子下防诸侯，天王之失道也；以诸侯上防王世子，诸侯之失道也。春秋之义，不以卑凌尊，不以邪拒正，所以明君臣之大义也。首止之防，以鲁及齐，不与齐侯主列国也。不与齐侯主列国，所以尊君而卑臣也。殊防王世子，不与诸侯抗世子也。不与诸侯抗世子，所以黜邪而崇正也。」
胡安国曰：「及以防尊之也。以王子而下防诸侯，则凌；以诸侯而上与世子防，则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乱世、反之正，特书及以防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诸侯咸往防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后世论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则将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逺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谦徳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则序乎其上，正分义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礼秩，而其义明。使羣臣得申其敬，则贵有常尊，上下辨矣。经书宰周公祗，与王人同序于诸侯之上，而不得与殊防同书。此圣人尊君抑臣之防也，而班位定矣。」
胡宏曰：「首止之盟，义繋于齐桓之防王世子，而不系于王世子防齐桓。」
朱熹曰：「春秋书防王世子与齐桓公也。」
吕祖谦曰：「防于首止，凡太子来，与诸侯与防后，故不可废。」
又曰：「防于首止，胡《春秋》谨始例，论之详确。」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程氏学曰：齐桓公攘夷狄，救中国，防王世子于首止，而诸侯盟于首止。春秋之盟，斯为善矣。故诸侯之所同志，而郑伯独内弃诸夏，外交夷狄，上不顺王命，下不顺伯者，而逃归不盟。故六年啓诸侯之伐，致新城之围。八年寗母之防，不敢与盟，而令世子听命焉。九年王人、齐侯等盟于洮，而郑伯乞盟也。噫！以诸侯之尊，始于逃归，而终于乞盟，甚乎郑伯之罪也。襄七年，陈侯逃归，义同，亦弃中夏而从荆楚故也。赵子曰：凡逃者，皆谓义当留而窃去也。故谷梁曰：逃义曰逃也。君臣同辞，逃者匹夫之事。
谢湜曰：「诸侯盟于首止，诸侯盟于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盟也。齐桓假仁义以尊王室，故虽与世子、周公为防，然尊贵世子、周公不敢与盟，以崇大义也。尊王室，以崇大义；翼戴天子，以示大顺。人心所同欲，故称诸侯。」
胡安国曰：「无中事，复举诸侯防盟，同地再言首止者，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扶小国，防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阼，是为防王。一举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称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中国之为中国，以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译又说道：“晋国杀了太子申生。杀了太子却向诸侯通报，像这样的大事，应当向诸侯通报。”
杞国的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谢湜说：“儿子年幼，母亲带着儿子出来朝见，是不合礼制的。父亲没有缘故，儿子却代行父亲的职责去朝见，是不合法的。伯姬如此骄横放纵，是因为洮地的防备开启了这种风气。”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国。
谢湜说：“牟是小国，桓公十五年，牟人来朝见。”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合王世子。
程颐说：“世子是天子的副贰，不可以与诸侯并列。世子出来，诸侯与他会合，所以用词不同。”
程氏学说：“王世子是天子的副贰。以王世子的尊贵，却屈居诸侯之下与之会合，可以看出天王失去了正道。这些诸侯地位卑微，却敢与王世子抗衡，可以看出他们是不臣服的。《春秋》的法度，是尊崇君主而贬抑臣下，抑制强权而扶持弱小。君主的道义弱了，一定要扶持并尊崇他；臣下的道义强了，一定要抑制并贬低他。这不仅仅是为了惩戒当世的变乱，更是为了阐明天地的大义。所以特别记载‘防王世子’，是为了显示诸侯不可以与世子抗衡。九年夏天，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合。天子的宰臣，固然也很尊贵，但不足以与世子相比，所以只记载在诸侯之上。其他三人虽然地位卑微，情况相同，这都是为了尊崇王命。”
谢湜说：“小国服从大国，亲近和睦，率领诸侯以尊崇王室，这是齐桓公的职责。会合王世子却不能朝见天王，在首止会合却不能入周朝见，齐桓公没有尊崇周室的实际行动。王世子是天王的副贰；诸侯是王室的臣下。让王世子屈居诸侯之下与之会合，是天王失去了正道；让诸侯凌驾于王世子之上与之会合，是诸侯失去了正道。《春秋》的道义，不以下位凌驾上位，不以邪曲抗拒正道，以此来阐明君臣的大义。首止的会合，以鲁公和齐侯并列，不将齐侯列在各国之上。不将齐侯列在各国之上，是为了尊崇君主而贬抑臣下。特别记载‘防王世子’，是不让诸侯与世子抗衡。不让诸侯与世子抗衡，是为了黜退邪曲而尊崇正道。”
胡安国说：“用‘及’字来尊崇他。如果让王子屈居诸侯之下与之会合，就是凌驾；如果让诸侯凌驾于世子之上与之会合，就是抗衡。《春秋》抑制强臣、扶持弱主、拨乱反正，特意记载‘及’字来会合，好像是说王世子在这里，诸侯都去与他会合，显示不可以与他抗衡。后世论及位次，有的排在三公、宰臣之下，有的却排在他们之上，那么将如何纠正呢？从天王的角度来说，想要委屈疏远他的儿子，让他排在下面，以示谦德；从臣下的角度来说，想要尊敬王世子，就让他排在上面，以正分义。天尊地卑，名分就确定了；典章秩序礼制，道义就明白了。让群臣能够表达他们的敬意，那么尊贵就有恒常的尊严，上下就分辨清楚了。经书记载宰周公祗，与王人一同排在诸侯之上，却不能与‘防王世子’同书。这是圣人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的防备，而位次就确定了。”
胡宏说：“首止的盟会，道义联系在齐桓公会合王世子，而不联系在王世子会合齐桓公。”
朱熹说：“《春秋》记载会合王世子与齐桓公。”
吕祖谦说：“在首止会合，凡是太子来，与诸侯会合之后，所以不可废弃。”
又说：“在首止会合，胡安国的《春秋》谨始条例，论述得详细确切。”
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程氏学说：“齐桓公抵御夷狄，拯救中原，在首止会合王世子，诸侯在首止结盟。《春秋》中的盟会，这是最好的了。所以诸侯所共同志向的，只有郑伯独自对内抛弃中原各国，对外结交夷狄，上不顺应王命，下不顺应霸主，而逃跑回国不结盟。所以六年开启诸侯的讨伐，导致新城之围。八年宁母之会，不敢参与盟会，而让世子听命。九年王人、齐侯等在洮结盟，而郑伯乞求结盟。唉！以诸侯的尊贵，开始于逃跑回国，终于乞求结盟，郑伯的罪过太严重了。襄公七年，陈侯逃跑回国，道义相同，也是抛弃中原而跟随荆楚的缘故。赵子曰：凡是逃跑的，都是说道义上应当留下却偷偷离去。所以《谷梁传》说：逃避道义叫做逃。君臣用词相同，逃跑是匹夫做的事。”
谢湜说：“诸侯在首止结盟，诸侯在葵丘结盟。王世子、宰周公不结盟。齐桓公假借仁义以尊崇王室，所以虽然与世子、周公会合，但尊崇世子、周公不敢与他们结盟，以推崇大义。尊崇王室，以推崇大义；辅佐拥戴天子，以显示大顺。人心所共同向往的，所以称诸侯。”
胡安国说：“没有中间的事，再次列举诸侯会合结盟，同地再次提到首止，是因为记载的重要，词语的重复，其中一定有大的善恶。首止的盟会，是最大的善。天王想要用爱子替换世子，桓公对此担忧，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在首止会合，以安定他的地位。太子即位，这就是防王。一举而君臣父子之道都得到了。所以孔子称赞说：‘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父子君臣的大伦常。一旦失去就变成夷狄了。所以说：首止的盟会，是最大的善。”
也。」
郑伯逃归不盟
谢湜曰：「防王世子，以尊周；盟诸侯，以崇大义。春秋防盟，未有善于此者也。」郑文公从夷弃夏，以畏楚之心背盟，窃归，是以匹夫之行，逃中国之义也。书曰：「逃归，贱之也。」书曰：「不盟，罪其违命也。」
译也。」
郑伯逃归不盟
谢湜说：“防备周王世子，是为了尊崇周王室；与诸侯结盟，是为了推崇大义。《春秋》中关于防备和结盟的记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郑文公追随夷狄而背弃华夏，怀着畏惧楚国的心理违背盟约，偷偷回国，这是以普通人的行为，逃避中原国家的道义。《春秋》记载说：“逃归”，是轻视他；记载说：“不盟”，是谴责他违抗命令。
胡安国曰：事有恶者不与为幸，其善者不与为贬。平丘之盟，恶也，请鲁无勤是以为幸，故直书曰“公不与盟”。首止之盟，善也，犯众不盟是以为贬，故特书“郑伯逃归”。逃者，匹夫之事，以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虽悔于终病而乞盟，如所丧何？其书“逃归不盟”，深贬之也。或曰：首止之防，非王志也。王恶齐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畏齐，故逃归不盟。然则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义为主。夫义者，权名分之中，而当其可之谓也。诸侯防王世子，虽衰世之事，而《春秋》与之者，是亦变之中也。天下之大伦，有常有变。舜之于父子，汤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处其变者也。贤者守其常，圣人尽其变。防首止，逃郑伯，处父子君臣之变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而非圣人莫能修之者矣。
吕祖谦曰：「郑伯逃归不盟，逃只是潜身而归，欲连师而归则齐必觉，正如髙祖脱鸿门相似。」
楚人灭▯▯子奔黄
程氏学曰：凢诸侯为人灭其国，或见伐而出于己，非其罪，则于国未冝絶；于其奔也，则皆不名。彼其义未亏，故可直于天子而求复也。焉可遂絶之哉？荘十年，齐灭谭，谭子奔莒；僖五年，楚人灭▯，▯子奔黄；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不言出者，国灭无出也。二十八年，卫侯奔楚，是也。若昭公三十年，呉灭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己服于呉，而后奔，无兴复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莒子庚兴来奔，皆夺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以王命絶之也。防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昭三十年，北燕伯欵出奔齐；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业，上下乖离，国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絶，故即名之。若哀十年，邾子益来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八月归邾子益于邾，至是复来奔，其爲絶明矣。
谢湜曰：「谭子奔莒，▯子奔黄，温子奔卫，皆不名者，君有不屈之志，邦有可复之道，春秋未之絶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晋人执虞公。
程氏学曰：王道衰微，诸侯不道，执人之君者有之，执人之臣者有之。春秋举天下之法以治之，皆夺其爵而曰「某人」。惟成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执得其罪，且归于王，故书「晋侯」。然则其他贬而人者，罪亦昭矣。其因防伐入、灭等书「执」而不曰「人」者，继上事于文，不可更言「某人」，故也。如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得与侯执类乎？举此一事，其类可知。诸侯无罪为人所执，于理何可絶？故悉不名。惟荘十九年，宋人执▯子婴齐，宋既称「人」，▯子复名者，两俱有罪尔。
谢湜曰：晋献公袭人之国，而执其君，恶之大者也。凡执诸侯，执者皆夺爵称人，见杀者皆不名。以执者无道，而见执者无可絶之罪也。虞公非有大恶加民也，以一国君主而见执于人者，特以无后虑而已。百里奚、宫之竒去，而虞国空虚，虢亡而虞国单弱。方是时，外无邻国为之援，内无忠臣为之辅，虞公措身于国势，若匹夫，故献公还师馆虞，而虞公见执矣。有国家者，其可以无藩垣之蔽、股肱之助哉？书「执虞公」，所以为后世戒也。是故非王命而执人，为不义；为君主而执于人，为不智。
胡安国曰：「公羊子曰：『虞人已灭矣，其言执何？不与灭也。灭者，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矣。若夫虞公地之緼于晋久矣，晋命行乎虞氏信矣。其曰『晋人执之』者，犹众执独夫尔。贵为天子，冨有四海，而身为独夫，商纣是也。贵为诸侯，富有一国，而身为独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犹下执之之词也。不言以归，验其为匹夫之实也。书灭下阳于始，而记执虞公于后，可以见弃义趋利、渎货无厌之能亡国败家，审矣。』吕祖谦曰：『晋灭虢，当时桓公既为覇主，何故听晋如此纵横？葢当时天下
译胡安国说：对于坏事，不认为它是值得庆幸的；对于好事，不认为它是值得贬低的。平丘的盟会，是坏事，请求鲁国不要劳累参与，所以认为是值得庆幸的，因此直接记载说“公不与盟”。首止的盟会，是好事，违背众人意愿不结盟，所以认为是值得贬低的，因此特别记载“郑伯逃归”。“逃”是平民百姓做的事，以诸侯尊贵的身份去做平民的事，虽然在最终生病时后悔并乞求结盟，但又能挽回什么呢？记载“逃归不盟”，是深深地贬低他。有人说：首止的防备，不是周王的本意。周王厌恶齐桓公确立世子，于是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跟随楚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高兴于周王的命令而畏惧齐国，所以逃归不结盟。那么他有什么罪呢？回答说：《春秋》讲究名分，尊崇天王，而以大义为主。所谓义，就是权衡名分之中，而恰当适宜的意思。诸侯防备周王世子，虽然是衰微时代的事，但《春秋》肯定它，这也是变化中的中道。天下的大伦理，有常道也有变通。舜对待父子，汤武对待君臣，周公对待兄弟，都是处理变通的情况。贤人坚守常道，圣人穷尽变通。防备首止，郑伯逃归，处理父子君臣的变通而不失去中道。唉！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修撰的原因了。
吕祖谦说：“郑伯逃归不结盟，‘逃’只是隐藏身形而回来，想要率领军队回来则齐国必定察觉，就像汉高祖脱离鸿门宴一样。”
楚人灭〇〇，〇子奔黄
程氏学说：凡是诸侯被人灭掉国家，或者被讨伐而自行出逃，如果不是他的罪过，那么对于国家不应当断绝关系；对于他出逃，都不称名。因为他们道义没有亏损，所以可以直接向天子请求复国。怎么能就断绝他们呢？庄公十年，齐国灭谭，谭子奔莒；僖公五年，楚人灭〇，〇子奔黄；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不记载“出”字，是因为国家灭亡就没有出逃的说法。就像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奔楚，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像昭公三十年，吴国灭徐，徐子章禹奔楚，称名，是因为他已经臣服于吴国，然后才出逃，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所以称名。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兴来奔，都是被夺去正统地位而另立的人。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是因为王命断绝了他。僖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昭公三十年，北燕伯欵出奔齐；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都是不能继承守护祖先基业，上下背离，国人不再把他当君主，自取流亡，他的地位已经断绝，所以就直接称名。如果像哀公十年，邾子益来奔，查考这一年鲁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回来，八月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到这时又再来奔，他断绝关系是很明显的了。
谢湜说：“谭子奔莒，〇子奔黄，温子奔卫，都不称名，是因为君主有不屈服的心志，国家有可以复兴的道路，《春秋》没有断绝他们。”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冬天，晋人拘捕了虞公。
程氏学说：王道衰微，诸侯无道，有拘捕别人国君的情况，也有拘捕别人臣子的情况。《春秋》举出天下的法度来治理他们，都剥夺他们的爵位而称“某人”。只有成公十五年，晋侯拘捕曹伯，押回京师。拘捕得其所罪，而且押回给周王，所以记载“晋侯”。那么其他被贬称为“人”的，罪过也就昭然若揭了。那些因为防备、讨伐、攻入、灭国等记载“执”而不称“人”的，是承接上文的事，在文辞上不能再称“某人”，所以如此。比如晋侯攻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人，能和晋侯拘捕曹伯一类吗？举出这一件事，其他同类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诸侯没有罪过被人拘捕，在情理上怎么能断绝他们呢？所以都不称名。只有庄公十九年，宋人拘捕〇子婴齐，宋国已经称“人”，〇子又称名，是因为双方都有罪过罢了。
谢湜说：晋献公偷袭别人的国家，而拘捕他们的国君，是最大的恶行。凡是拘捕诸侯，拘捕者都剥夺爵位称“人”，被拘捕者都不称名。因为拘捕者无道，而被拘捕者没有可断绝关系的罪过。虞公没有对百姓施加大的恶行，作为一国的君主而被别人拘捕，只是因为缺乏长远考虑罢了。百里奚、宫之奇离开，虞国空虚，虢国灭亡而虞国孤立弱小。在这个时候，外面没有邻国作为援助，里面没有忠臣作为辅佐，虞公身处这样的国势，就像平民百姓一样，所以献公回师驻扎在虞国，虞公就被拘捕了。拥有国家的人，怎么能没有藩篱的遮蔽、辅佐的助力呢？记载“执虞公”，是用来作为后世的警戒。所以，不是奉王命而拘捕人，是不义；作为君主而被别人拘捕，是不智。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虞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还说拘捕？不承认是灭国。灭国，是亡国的好听说法，意味着上下同心协力。至于虞公，土地被晋国渗透很久了，晋国的命令在虞国通行无阻了。说‘晋人拘捕他’，就像众人拘捕一个孤立的人一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自身成为孤立的人，商纣就是这样。贵为诸侯，富有一国，而自身成为孤立的人，虞公就是这样。称‘公’，不是保留他的爵位，还是下面拘捕他的说法。不记载‘以归’，验证了他确实是平民百姓的事实。开始记载灭下阳，后来记载拘捕虞公，可以看出抛弃道义追求利益、贪财无厌能够亡国败家，是很清楚的。’吕祖谦说：‘晋国灭虢，当时桓公已经是霸主，为什么听任晋国如此纵横？大概当时天下’
纷乱，亦救不得许多头项。最是夷狄极盛，所以先去伐狄，而次伐楚，又何暇伐晋？又曰：『执虞公以媵秦穆姬，媵是使贱者为之，以此辱之，正如石勒使晋帝青衣行酒相类。』」
译局势纷乱，也救不了这么多头绪。最是因为夷狄势力极盛，所以先讨伐狄人，其次讨伐楚国，哪里还有空闲去讨伐晋国？又说：“抓住虞公让他陪嫁秦穆姬，‘媵’是让地位低贱的人去做的事，以此来羞辱他，这正像石勒让晋帝穿着青衣斟酒一样。”
春秋集义卷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谢湜曰：「文公逃首止之盟，故六国伐郑。郑未服，故围新城。盟则违命，至于逃伐则距命。至于围着，文公背中华产国祸也。」
胡安国曰：「齐自召陵之后，兵服四夷，威动诸夏。今合六国之师，围新造之邑，冝若扼槁然，围而不举，有遗力者矣。及楚人攻许，即解新城之围，移师救许，是又得讨罪、分灾、救急之义也。故特书曰：『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许』，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则何以致久也？」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谢湜曰：「诸侯伐郑，诸侯也。楚之围许也，诸侯自郑反兵救许，得救之道也。书『遂』善之也。楚以夷狄伐中国，而诸侯救之，义事之大者，诸侯所同志，故称诸侯。」
冬公至自伐郑
谢湜曰伐郑本志故至以伐郑
七年春齐人伐郑
谢湜曰郑未服故齐又伐郑
夏小邾子来朝
谢湜曰：「郳犁，来夷狄附庸，能从中国诸侯王命，为小邾之别封，故曰小邾。」
郑杀其大夫申侯
谢湜曰：「杀大夫称国，罪其国也。凢杀大夫，不以有罪无罪皆书，罪其专杀也。」左氏谓郑杀申侯以説于齐，葢申侯常有宠于楚文王，其后奔郑，然则以郑即楚，申侯之谋也，故齐之伐郑也，郑国归罪申侯而杀之，大夫之图事，其可以不虑乎哉！
胡安国曰：将卑师少，称人声罪，致讨曰伐。郑伯背华即夷，南与楚合，而未离也。桓公复治之。孔叔言于其君，请下齐而救国。郑伯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于是杀申侯以説乎齐，称国以杀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内忌听防，而擅杀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见杀何也？专利而不厌，则足以杀其身而已矣。吕祖谦曰：观郑申侯之防，陈辕涛涂，涛涂之怨申侯深矣。及陈辕宣仲劝申侯美城其赐邑，而申侯卒以见杀。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之，视仇雠之言，不啻如亲密，卒为所防而杀其身，何也？葢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见利之为美，而有以动乎其心，故虽仇雠之言，乐然听而行之，皆不见其为机谋防穽也。
秋七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盟于寗。毋谢湜曰：「孙氏谓齐人伐郑未巳，郑伯惧，先使世子受盟。」
吕祖谦曰：郑太子华请去三族，这一叚，见得管仲犹有三代气象。其曰：「君绥之以徳，加之以训辞，而讨郑，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此等言语，葢甞闻先生长者之余论矣。惜其急于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尝与闻先生长者之余论，故时出其所闻，实有过人者。如前此谏齐侯伐邢所云「畏此简书」，此等言语，时时规正得桓公一两叚。若浅论之，则管仲时有三代气象，固甚可喜；责备论之，管仲不能大其规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个狭小规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务在正名辨分。观其王使宰孔赐齐侯胙，管仲则教桓公以「天威不违顔咫尺，敢不下拜，不敢慢天子之命」。观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则辞以「有天子二守国髙在，而不敢越周班爵禄之制」。至于舅犯之相晋文，则不然。齐桓专在于扶名分，晋文则适以壊名分。如以诸侯而请天子之隧，防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葢仲则曽闻先生长者之余论，故所以辅桓公者，犹有三代之遗制。至于舅犯之徒，未尝闻先生长者之议论，徒知力之可以请隧召王，而不知义之不可视仲为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犹着得一个学字。」至其后如晋文之有舅犯，楚庄王之有孙叔敖，晋平公之有赵文子，则皆无此一字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齐
谢湜曰修聘礼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防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
译春秋集义卷十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六年春，周历正月。夏，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合，攻打郑国，包围新城。
谢湜说：“郑文公逃避首止的盟会，所以六国攻打郑国。郑国尚未屈服，所以包围新城。盟会时违背命令，至于逃避讨伐则是抗拒命令。至于被包围，郑文公背离华夏，给国家带来祸患。”
胡安国说：“齐国自召陵之战后，以武力使四夷臣服，威震中原各国。如今会合六国的军队，包围新建的城邑，应当像折断枯草一样容易，包围却不能攻克，是有余力未用的表现。等到楚人攻打许国，就解除新城的包围，移师救援许国，这又符合讨伐罪人、分担灾难、救援急难的道义。所以特别记载说：‘楚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凡是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表示赞许的。说‘于是救援许国’，是尤其赞许的。尤其赞许，那么为什么郑国被围困这么久呢？”
秋，楚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谢湜说：“诸侯攻打郑国，是诸侯的行为。楚人包围许国，诸侯从郑国撤兵救援许国，符合救援的道义。记载‘于是’，是表示赞许。楚作为夷狄攻打中国，而诸侯救援它，这是大义之事，是诸侯共同的心志，所以称诸侯。”
冬，鲁僖公从伐郑回国。
谢湜说：伐郑本是鲁僖公的意愿，所以回国时以伐郑为名。
七年春，齐人攻打郑国。
谢湜说：郑国尚未屈服，所以齐国又攻打郑国。
夏，小邾子来朝见。
谢湜说：“郳犁，是来归附的夷狄附庸，能够服从中国诸侯王的命令，作为小邾的别封，所以称为小邾。”
郑国杀了其大夫申侯。
谢湜说：“杀大夫称国名，是归罪于该国。凡是杀大夫，不论有罪无罪都记载，是归罪于其擅自杀戮。”左氏认为郑国杀申侯是为了取悦齐国，大概申侯曾受楚文王宠信，后来逃到郑国，那么郑国亲近楚国，是申侯的计谋，所以齐国攻打郑国时，郑国归罪于申侯而杀了他，大夫谋划事情，怎么能不考虑呢！
胡安国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声讨罪状，进行征讨称为伐。郑伯背离华夏亲近夷狄，向南与楚国联合，且未分离。齐桓公再次治理此事。孔叔对其君主说，请求屈服于齐国以救国家。郑伯说：我知道祸患从哪里来了，暂且稍等我。于是杀申侯以取悦齐国，称国名而杀，是归罪于上级。不知自我反省，内心忌恨听信谗言，而擅自杀其大夫，确实失刑了。像申侯这样的人，他为何被杀呢？专谋私利而不满足，就足以招致杀身之祸而已。吕祖谦说：看郑申侯的防备，陈国的辕涛涂，涛涂对申侯的怨恨很深。等到陈国的辕宣仲劝申侯美化其赐邑，而申侯最终被杀。辕宣仲怨恨申侯，申侯并非不知道，视仇敌的话，如同亲密之人，最终被其防备而杀其身，为什么呢？大概人心不可有所倚仗。申侯的心一味倚仗于利，只看见利的美好，而有东西触动他的心，所以即使是仇敌的话，也乐意听从并实行，都不见其是机谋陷阱。
秋七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寗地结盟。谢湜说：“孙氏认为齐人攻打郑国未止，郑伯恐惧，先派世子受盟。”
吕祖谦说：郑太子华请求除去三族，这一段，可见管仲还有三代的遗风。他说：“君主以德行安抚，加上训诫之辞，而讨伐郑国，郑国岂敢不惧？”如果总括其罪人来临阵，郑国就有借口了。这类言语，大概曾听闻先生长者的余论了。可惜他急于功利，俯首以顺从桓公，自我贬低了。只因他曾听闻先生长者的余论，所以时常说出所闻，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前此谏齐侯伐邢所说的“畏此简书”，这类言语，时常规正桓公一两段。若浅显地评论，则管仲时常有三代气象，固然很可喜；若严格责备，管仲不能扩大其规模，反而俯首以顺从桓公一个狭小的规模，也很可惜。管仲辅佐桓公，大抵务在正名辨分。看王派宰孔赐齐侯胙，管仲则教桓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敢不下拜，不敢慢天子之命”。看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则辞以“有天子二守国高在，而不敢越周班爵禄之制”。至于舅犯辅佐晋文公，则不然。齐桓专在于扶植名分，晋文则恰好破坏名分。如以诸侯身份请天子之隧，舅犯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大概管仲曾听闻先生长者的余论，所以辅佐桓公的，还有三代的遗制。至于舅犯之徒，未曾听闻先生长者的议论，只知道力可以请隧召王，而不知义之不可，视管仲如何。所以孟子说：“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犹着得一个学字。”至其后如晋文之有舅犯，楚庄王之有孙叔敖，晋平公之有赵文子，则皆无此一字矣。
曹伯班去世，公子友前往齐国。
谢湜说：修聘礼。
冬，安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鲁僖公与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