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

译与群庙一样使用六羽舞队。《尚书》中初献时所见，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认为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的表现，使用天子的礼仪来祭祀周公，这是成王的过错。

译有人问：“‘考仲子之宫’，这不是不合礼制吗？”回答说：“圣人的用意，在下一句就能看出来。即‘初献六羽’。既然说‘初献’，就知道在此之前是用八佾的。”

又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仲子是妾，为她建宫庙，这不合礼制。‘初献六羽’，意思是鲁国向来使用八佾来为仲子建宫，而这次开始献祭只用六羽，可见鲁国僭用天子礼乐的情况是很明显的。鲁国僭用天子礼乐，不是一天两天积累下来的。周成王过分赏赐给伯禽，伯禽也过分接受了。本来在周公的庙里使用天子礼乐，就已经是不合礼制了。后世于是为各位先公的庙，也都僭用天子礼乐。所以孔子每每根据具体事件记载下来，以匡正天下的大典。”

胡安国说：“‘考’是始成，祭祀时称‘仲子’，是因为惠公想把爱妾当作夫人，隐公想把庶出的弟弟当作嫡子。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在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子。孟子进入惠公的庙，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另外建宫来祭祀她，这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趁着她来吊唁，正名叫做‘仲子之赗’；趁着她建宫庙落成，正名叫做‘仲子之宫’，这样夫人与众妾的分别就确定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就辨明了，桓公篡位弑君的罪责就昭示了。活着时以氏系姓，以姓系号；死后以谥号系号，以姓系谥号的，是夫人。活着不称号，死后不称谥号，只单举姓名的，是妾。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载灾异或失礼，就不记载。”

朱熹说：“‘考仲子之宫’是另外建立庙宇。”

“初献六羽”

谢湜说：“六羽，是诸侯所用的舞队。鲁国使用天子八佾已经很久了。仲子建宫庙落成时，隐公用诸侯六羽来献祭。《春秋》因为鲁国再次使用诸侯的礼制，记载说：‘初献六羽’，以表明合乎礼制的正道，以表明鲁国僭用天子礼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前周成王追念周公的功劳，命令鲁国世代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伯禽承受成王的命令而接受它，天子礼乐不是人臣所能使用的。那么鲁国的大礼，在成王是不应当赏赐，在伯禽是不应当接受。成王违背礼制赏赐，伯禽违背礼制接受，这不是正道。在周公的庙里使用就已经不是正道了，后世沿袭这种习惯，各位先公的庙也使用，这是极大的僭越。君臣上下，是天下的重大名分。先王在车服器用之间，都通过等级升降来作为节制，用来严明名分。一旦失去正道，一旦僭越而不治理，那么上下的名分就不明确了，两政并立、分裂国家的祸患就产生了。所以‘六羽’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长期僭越而匡正大典。妾只有成为君主的母亲，然后才能立庙附祭于妾的祖姑。”

胡安国说：“‘初献六羽’，是开始使用六佾。不称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干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女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为‘羽’而不说‘佾’。‘初’，是事情的开始。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是不对的。在太庙用来祭祀周公，已经是不合礼制。后来各位先公都僭用。仲子因为是别宫，所以不敢同于群庙，而降低使用六羽。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在此之前使用八佾的僭越。诸侯在上僭越，大夫在下僭越，所以到了末流，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而三家使用《雍》诗撤祭，上下再也没有分别了。圣人根据事件记载，以匡正天下的大典。”

吕祖谦说：“鲁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数目，士地位卑微不应当使用舞队，权衡论之，这是对的。《公羊传》也没有士用舞队的说法，然而也不能立刻认为《左传》不对。大概周朝七百八十年间，礼制的更改也不止一次，当时传闻自然有所不同。近世立法也变更不一。权衡说：众仲说士用二佾，所谓的士，特牲、少牢都是士的礼制，没有使用舞队的仪节，怎么能用二佾来施行呢？《周礼》舞师说：凡是小祭祀就不兴起舞队。小祭祀，是王穿玄冕的祭祀。王穿玄冕不兴起舞队，士穿玄冕反而跳舞吗？况且玄冕又不是士应当穿戴的。如果像《公羊传》所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那么士也没有舞队了。”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程颐说：“宋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人告诉郑国说：‘请您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作为向导。’邾人、郑人攻打宋国，邾人在前，邾国是主谋。”

谢湜说：“用兵，以主谋为首。邾在郑之前，因为是主谋。”《左传》说：“宋夺取邾田，邾人告诉郑国，攻打宋国。”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宋人夺取邾田，邾人告诉郑国说：‘请您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作为向导。’那么主谋是邾国，所以记载附属小国而排在郑国之上。凡是排列上下，以国家的大小，是遵循礼制的常规。而盟会、防守、征伐，以主谋为先，是顺应事件的变通。那么卫国的州吁告诉宋国以攻打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以宋国为主谋，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

螟虫

程颐说：“记载螟虫，记载螽虫，都是因为灾祸。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

谢湜说：“螟虫吃禾苗的，螟、螣之类，都是阴阳不和之气所生。所以阴阳不和，螟虫就出现，就成为禾苗的灾害。”

胡安国说：“虫吃禾苗心叫螟，吃叶子叫螣，吃节叫贼，吃根叫蟊。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先。

译《诗经》说：“螟虫和螣虫危害庄稼。”《春秋》记载螟灾，是记录灾异。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将其记载下来。而近世的王安石却称治理百姓的人不必上奏灾伤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不研习圣人经典，欺骗当时的人，误导天下和后世，真是严重啊。

译张栻语录：有人问《春秋》记载隐公时出现“螟”灾，张栻说：“虫子吃禾苗的心叫螟。”当时公子翚已经专掌兵权，动乱的征兆已经出现了。隐公对此浑然不知，所以用“螟”来应验。有人说：“肯堂认为这只是记录灾异，不必这样解说。”

冬十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谢湜说：“彄是孝公的儿子，字子臧，谥号僖伯，他的后代就是臧氏。”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臧僖伯去世，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葬礼要加一等规格。’用《公羊传》三世说来考察，这是所传闻之世，却记载了日期，可见恩礼之厚，是很明显的。隐公将要到棠地观看捕鱼，僖伯劝谏而不被听从，于是称病不去，这可以说是忠臣了。葬礼加一等规格，这就叫做‘称’（相称）。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能听从他的劝谏，与郭公‘喜好善行却不能任用善人’，以至于亡国，是一样的，他遭受祸患是理所应当的。”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程颐说：攻打别国并且包围城邑，是肆意施暴。

谢湜说：“宋国人攻打郑国，进攻长葛并包围它，意图是夺取城邑。攻城围邑，为了报复仇怨，都是暴虐国家的军队。郑国因为邾国攻打宋国，所以宋国报复仇怨攻打郑国。”

胡安国说：“包围，是指环绕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道路，城守不投降，以至于经年不解围，如果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在这里记载‘围’，后来记载‘取’，宋人的恶行就彰明了。”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

程颐语录：有人问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左传》说：“重新达成盟约。”国君轻易改变和平协议，反复无常，是有罪的。又问整个隐公在位期间，为什么不再互相侵伐？回答说：“不再互相侵伐，固然值得称赞，但轻易改变和平协议，不是国君应有的做法。”又说：“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鲁国先前与郑国和好，到这时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改变了之前的和平协议。”《春秋》记载：“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是为了谴责郑国。

又说：“鲁国与郑国旧日修好，后来迫于宋、卫的压力，于是与他们一起攻打郑国。所以郑国人来断绝交情，更改和平协议。改变了之前的和平协议，普通人尚且不肯失信于人，身为国君却违背盟约，是非常可耻的。”

谢湜说：“小国争夺朝贡，大国互相聘问，并非有事而防备，互相约定而结盟，都起因于邦国不平而为之。肆意侵害互相侵夺，执守信义互相征伐，逞凶暴而包围，不服从而战，都起因于邦国不平而为之。上下内外都平和，那么邦国就无事可做了。所以《春秋》以平和为善。记载‘更改和平协议’，是谴责郑国人失信于邻国。记载‘更改和平协议’且用‘来’字，是谴责鲁国人招致邻国的怨恨。鲁国进入《春秋》记载以来，与郑国没有争执，到这时改变之前的和平协议，是因为公子翚在防地联合攻打郑国的缘故。”

胡安国说：“输，是缴纳；平，是盟约。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缴纳盟约？是为了用利益互相供给，解除怨恨释放仇敌，离间宋鲁的党羽。隐公未即位时，与郑人在狐壤交战，停止了。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在防地联合攻打郑国。随即宋鲁结成党羽，与郑国有旧怨，是很明显的。五年，郑国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人来告急，鲁国想要救援，使者言辞失当，隐公发怒而停止。那年冬天，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这是机会，有可利用的间隙，所以来缴纳盟约。然而这值得称赞吗？回答说：和平，解除怨恨释放仇敌，固然值得称赞；缴纳和平，用利益互相结交，就受到贬斥了。怎么知道他们用利益互相结交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地；在防地联合郑国攻打宋国，得到郜及防，而鲁国又夺取这两个城邑。所以缴纳和平，是用利益互相结交，因此受到贬斥。诸侯修睦，是为了护卫王室，所主张的是义罢了。如果为了利益，使得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诸侯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必定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族？’士和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下互相争夺利益，不至于篡位弑君掠夺抢夺，就不会满足了。所以特别称‘输平’，以表明有国家的人必须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杜绝亡国败家的根本。”

朱熹说：“《春秋》记载郑国人来更改和平协议，渝是改变。大概鲁国先前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更改和平协议，意思是改变旧盟约以顺从新交好。《公羊传》《谷梁传》作‘输平’，胡文定认为‘是用物品来求取和平’，恐怕不对。只说‘输’，那么‘渝’的意思就在其中了。如秦诅楚文公说：‘变输盟’，讽刺‘若’字的含义，就是这样。其文意只是‘渝’字罢了。”

夏天五月辛酉日，隐公在艾地与齐侯会盟。

程颐说：开始与齐国和平。

谢湜说：隐公开始与齐僖公结盟。

秋天七月。

程颐说：“没有大事记载首月，天时王月具备而后成为一年。”

谢湜说：“杜氏认为虽然没有大事，记载首月，具备四时以成为一年。胡安国说：‘四德具备而后成为乾，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一德不具备，那么乾道就熄灭了。四时具备而后成为一年，所以《春秋》虽然没有大事，首时过去就记载。一时不具备，那么年的功绩就亏损了。既记载时，又记载月，时是天时，月是王月。记载时又记载月，看见天人之理相合。《易经》不是说：‘君子实行这四德’吗？’”

译所以说：“乾元亨利贞。”至于上下旨趣不同，天与人观察角度各异，圣人的学问未能传承，那么《春秋》的大义就隐晦不明了。

译冬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

程颐说：“宋人包围长葛，已经将近一年了。他们虐待百姓、毫无道义到了极点，而天子不去惩治，方伯不去征讨。郑国看着百姓处于危难困苦之中，却不能保护，虽有赴诉，最终还是失去了城邑，这也是有罪的。宋国恃强夺取，其罪责不可胜数。”谢湜说：“攻打郑国并包围其城邑，包围城邑并攻取它，这是宋国的罪过。”胡安国说：“宋人依仗强大，包围城邑时间长久，役使大量民众，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罪责昭然若揭。在王朝方面，不能施加纠察讨伐的威严；在列国方面，不能修持连帅的职责。郑人的土地，是天子所封赐、先祖所接受的，不能保有而丧失它，这是因为上无天王，下无方伯，而郑国也没有君主。宋人强行夺取，用王法来说，不可胜诛；用天理来说，不善的积累已经显著了。”起初，穆公把国家托付给与夷，让他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攻打郑国，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吗？《春秋》将宋国列为用兵的主谋，是因为殇公的罪责重大。第二年，郑国人报复宋国，《春秋》将邾国列在首位，是因为郑伯的罪责较轻。到了这时，宋国又兴兵攻打郑国，并包围其城邑，肆意施行暴虐，不善的积累已经显著而无法化解了。他最终被乱臣弑杀，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凡是这类事情，都直书于史册，考察其行事善恶的应验，可以考证而知天理不会虚假。

七年春天，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程颐说：“伯姬是纪国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叔姬在家等待成年，现在才出嫁，妹妹出嫁不记载，是怜悯她没有善终。”

程氏学说：“叔姬是伯姬的陪嫁女子。伯姬在二年嫁往纪国，而叔姬到这时才出嫁，是因为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是为了确定名分而杜绝混乱的根源。如果不让她们同时到达，而是让她们相继而行，那么源源不断地到来，将没有止境，这怎么算是礼呢？足以导致家道乖违，所以记载此事以示讥讽。”

谢湜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伯姬在二年嫁往纪国，叔姬到这时才出嫁，是因为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是为了广继后嗣。多于这个数目，就过于奢侈；少于这个数目，就过于简略。数目定为九，是先王斟酌适中而制定的，是典礼的规定。记载叔姬，是显示鲁国不能保全她到终老。”

胡安国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不是夫人，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古代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必定让她们同时到达，这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源头。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一同出行，这不符合礼的常规，所以记载此事。”眉山的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称赞她贤德。如果贤德不能记载，必定要尊贵然后才记载，那就是以地位而蔑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至于接待我国，就记载其地位，这是不可以废弃事务的。地位不可以废弃事务，难道唯独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回到宗国而回到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贤德而得以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度。”

滕侯去世。

程颐说：不记载名字，是因为史官缺漏。

谢湜说：“诸侯去世而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他的名字没有见于册籍的缘故。鲁国不防备葬礼，所以不记载葬礼。”

胡安国说：“滕侯记载去世，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怠慢于礼，削弱其君主，而不举行葬礼的，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古代邦交有固定的制度，不因为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或怠慢，不因为感情的疏密而有厚薄。春秋时期则不同于此：晋国是北方的国家，楚国是南方的国家，土地不是同盟，却亲自前往等待其葬礼；滕国是邻国，宿国是同盟，讣告虽然到达，但鲁国不加以体恤，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土地狭小吗？怠慢于礼而不前往，削弱其君主而不防备，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圣人没有增加或删减，保留其去世，缺漏其葬礼，义理自然显现。去世是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并非外部；葬礼是从内部记录，不记载葬礼并非内部。”

朱熹说：“鲁君记载为薨，外诸侯记载为卒。薨，是臣子的言辞；认为卒是贬斥的言辞，恐怕也不对。”

夏天，修筑城中丘。

程颐说：“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养就能顺利；生养顺利，那么教化就能推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百姓的劳力为重。《春秋》凡是使用百姓劳力，必定记载其所做的工程。兴起工程不合时宜，妨害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时宜且符合道义，也必定记载，显示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后世的君主知道这个义理，就知道谨慎重视使用百姓的劳力了。然而有使用百姓劳力很大却不记载的，这是教化的意义深远。僖公修葺泮宫，恢复閟宫，不是不使用百姓劳力，然而不记载。这两者是兴废复古的大事，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像这样使用百姓劳力，是应当使用的。君主知道这个义理，就知道为政的先后轻重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有的；记载‘筑’的，是创建新的。修筑城中丘，役使百姓不合时宜，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

谢湜说：“国家以人力为根本，人力不完备，那么民事在下受到妨害，国事在上受到妨害，上下供给不足而国家根本空虚了。凡是修筑城池不合时宜，善与不善都记载，这是重视人力。重视人力，以显示土木工程不可不重视。修筑城池合时宜，尚且有所顾虑，何况修筑城池不合时宜呢？修筑城池是善的，尚且有所顾虑，何况修筑城池是不善的呢？国家以政治为根本，仁义不足以

译凝聚民心，如果法制不足以统一民力，那么城池虽然坚固，也正好成为寇盗的凭借罢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凭借城池来保卫国家，昏庸的君主却因城池而危害国家。既然如此，不修明政治，却致力于修筑城池，这并不是保卫国家的正道啊。《春秋》记载“城中丘”，而隐公舍弃内政去从事外事，他的过失就显而易见了。

译胡安国说：“程氏说：‘替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计就能顺利，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执政要以爱惜民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予以记载，这是为了显示劳役百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君主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在动用民力时要慎重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有的；记载‘筑’的，是新建的。在城中筑丘，役使百姓不合时宜，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程颐说：凡是不称公子而称弟弟的，或者是责备其丧失了兄弟的道义，或者是罪责其因为偏爱弟弟而过分宠信任用。《左氏传》、《公羊传》都说：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先前儒者关于同母弟弟的说法，大概是依据礼制中有立嫡子、同母弟弟的条文。那所说的同母弟弟，大概是指嫡系而言，并不是因为同母就格外亲近。如果认为同母就格外亲近，这是不通人情，接近禽兽之道了。天下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齐僖公偏爱年，他的儿子尚且按照礼制享有与嫡子同等的待遇，最终导致了篡位弑君的祸患。记载为弟，是显示他因为偏爱弟弟而过分宠信任用。桓公三年的情况相同。

程氏学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所以君主的兄弟也称公子，是因为他们是先公的儿子。那些有变通文字而记载为‘兄弟’的，都有其中的道理。君主对兄弟有亲近亲属的爱，但不能偏私施予。亲近亲属，是天下的公义；偏私施予，是个人的私情。背离公义而顺从私情，就足以开启奸诈的阴谋而助长祸乱的阶梯。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因为偏私于同母的爱，对年的宠信厚待不同于其他弟弟，所以最终导致了无知的祸乱。这是齐僖公造成的。所以在年聘问时，特别变通文字记载为‘弟’。桓公三年，道理也相同。

谢湜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诸侯的兄弟也称公子，是因为他们是先公的儿子。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不称公子而称弟弟，是齐僖公因为同母弟弟的身份而宠信年并尊崇他。亲近亲属的道理，其厚薄有固定的制度，其隆杀有固定的礼仪，不可以过度。爵位过度就会僭越，俸禄过度就会奢侈，在宗室中实行，亲戚干政的祸患就产生了。齐僖公偏私于同母的爱，对年的宠信不同于其他弟弟，以至于公孙无知的衣服礼制如同嫡子。无知最终成为叛逆者，是因为对年的宠信超过了制度。《春秋》在年聘问时记载为弟，齐僖公因为同母弟弟而引发祸乱的根源，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兄弟是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斥。记载盟会、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罪责其有偏爱的私情。记载出奔、回归而称兄弟的，是责备其淡薄了友爱的道义。考察这些事，就能看出《春秋》的情意了。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弟。程氏说先前儒者关于同母弟弟的说法，大概是依据礼制中有立嫡子、同母弟弟的条文，那所说的同母，大概是指嫡系而言，并不是认为格外亲近。这个道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齐僖公偏私于同母，对年的宠信不同于其他弟弟，施及他的儿子，还给予与嫡子同等的待遇，而齐襄公废黜了他，于是形成了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聘问时，特别变通文字记载为弟以示贬斥。《郑语》说：‘来盟，黑背率领军队’，都是罪责其私情。《尚书》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德行，就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及抚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大大不友爱，上天只给我百姓常理，却大大混乱。’陈光逃奔楚国而称弟弟，是不念及抚育子女的辛劳了。盗杀卫絷而称兄长，也是不念及上天显明的德行了。秦鍼、宋辰，都是责备其淡薄。仁爱的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的私情，笃行友爱恭敬的道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留。这就是《春秋》用来训诫天下和后世的意思。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

程颐说：“《左氏传》说是替宋国讨伐，擅自兴兵，替别人讨伐，是非常不义的。”

谢湜说：“邾国，是邻国。元年，鲁公与仪父结盟。七年，鲁公讨伐邾国。结盟不足以取得邻国的信任，由此可见。”

胡安国说：奉辞致讨称为伐。按照《左氏传》，“鲁公讨伐邾国”，是替宋国讨伐。宋国人先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进入了宋国的外城。鲁国与仪父，在元年就已经在昩地结盟了。邾国人有什么罪可以声讨？只是借托为说辞来讨伐罢了。经文中记载“伐”，并不是主事者都有可以执持的理由；被讨伐者都有可以讨伐的罪过。传文说：“想要强加罪名，还怕没有借口吗？”鲁国替宋国讨伐，非常不义，却称讨伐邾国，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却不知道违背昩地的盟约，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了。

冬天，周王派凡伯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带着他回去。

程颐说：“《周礼》规定适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不修臣子的职分而聘问，不符合天子的体统。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着他回去。起初，戎人朝见周王，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不接待。周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并带着他回去。楚丘，是卫国的土地。记载‘伐’，显示戎人凭借众多兵力攻打天子的使者，道路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凭借众多兵力攻打他，卫国不能保卫，其罪责可想而知。说‘带着他回去’，就不是拘捕凡伯，没有失节的罪过。”

程氏学说：“戎人攻打天子的使者，其罪过不言自明。记载‘在楚丘’，就显示卫国不救助王臣的祸患；‘说带着他回去’，就不是拘捕；‘以此罪责凡伯没有死守职位’。《春秋》有一句而包含数种意义的，大概就是这样。”谢湜说：“聘问的礼仪，天子用来亲近邦国，以礼对待士人，诸侯用来省视天子，以结好邻邦。周朝兴盛时，”

译诸侯按时向天子朝聘，天子也按时向诸侯回访，因此上下内外同心协力，天下得以治理。春秋时期，周天子亲自下聘，是因为王室衰微而采取的措施，并非使者按时朝聘的常礼。所以鲁国从未派人入周朝聘，而是周王派遣卿大夫来鲁国朝聘。又记载说：“凡伯是天子的使者。”戎族出动大军攻打凡伯，这是王室的耻辱。周王的臣子在外执行使命，是诸侯应当敬重的。敬重周王的臣子，是为了尊崇王室。戎族在楚丘以武力为难凡伯，其势力强盛，祸患巨大。卫宣公坐视王室危辱而不救助，致使周王的臣子凡伯死于戎族之手。《春秋》特意记下“楚丘”这一地点，卫国的罪责就显明了。“以归”，并非被俘，而是凡伯屈服于戎族。称“以归”，是谴责凡伯没有坚守臣节、以死殉职的忠诚。诸侯失去国家就直呼其名，凡伯失去职位却不直呼其名，是不认可夷狄使周王臣子受辱。不认可夷狄使周王臣子受辱，是为了痛惜诸侯不能救援。戎族不过是犬羊之属，他们往来中原，如同踏足无人之境。难道戎族不可制服吗？这都是中原各国招致他们的结果。所以《春秋》在潜地的防邑、唐地的盟会中，早已谴责过这种行为了。

译胡安国说：国家而称“伐”，这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伐”，表明他是凭借众多徒众。楚丘，是卫国的地方，“以归”是委婉的说法。在楚丘（被伐），是谴责卫国不救助周王臣子的祸患；“以归”，是谴责凡伯丧失气节，不能死守职位。周朝的职官制度，敌对国家的宾客到来，关尹要上报，候人为其引导，司徒准备役徒，司寇查究奸邪，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视燎祭。如果是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加强防备。至于周王的使者，则都由官长亲自临事处理。如今凡伯奉周王命令，作为过境的宾客来到卫国，却遭到戎人讨伐并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职官，没有君主和父亲了。所以《旄丘》被收录在《国风》中，表明卫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带回去，表明卫国不救助周王臣子的祸患。被狄人侵扰，是有原因的。

《春秋集义》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五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八年春，宋公、卫侯在垂地相会。

程颐说：“齐侯打算调停宋、卫与郑国的关系，有约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国，希望先相见，所以在垂地相会。宋国非常忌惮郑国，所以与卫国最终没有结成友好关系。没有诸侯相见的礼仪，所以史书称‘遇’。”

谢湜说：“清是卫国的邑，垂是卫国的地方。州吁作乱时，两位国君在清地相会；凡伯遇难时，两位国君在垂地相会。”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

程颐说：“鲁国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宿之邑，靠近鲁国，叫祊。当时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鲁国也不朝见，所以想用祊地交换许地，各自取其靠近的地方。所以宛来归还祊地，开始以祊地归还鲁国，来说明交换。朝宿之邑，是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能互相交换呢？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他们的罪过是相等的。”

胡安国说：郑伯想用太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此前来输送平邑的，是用言语请求的，土地还没有移交。到现在来归还祊地，土地已经移交了，还没有交换许田。周朝制度，六年五服一朝见，所以在天子的郊外有朝宿之地；又六年天子按时巡狩，诸侯各自朝见方岳，所以在太山旁边有汤沐之邑。诸侯在王畿之内、方岳之下都有这样的地方吗？成王因为周公有大的功勋劳绩，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宿之地；如果都有，那么尽天子的郊外也不够作为他们的土地了。宣王因为郑伯是母亲的关系，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汤沐之邑；如果都有，那么尽太山旁边也不够作为邑了。祊靠近鲁国，许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的地方互相交换，为什么不可以呢？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君之心，认为天王不再巡狩了；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亲之心，竟敢把先祖受赐的邑地给人。

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程颐说：“入，是内部不接受。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

谢湜说：祊，是郑国祭祀太山的邑。庄公派宛来归还祊地，是想用祊地交换许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鲁国从郑国接受祊邑。郑国没有得到周王的命令，私自把封邑给鲁国；鲁国没有得到周王的命令，私自从郑国接受封邑。两国都在所谴责之列，所以郑国把邑给鲁国，称“归”，谴责其给予专断；鲁国从郑国得到邑，称“入”，谴责其取得违背礼制。给予专断的，郑国把祊当作自己的邑，所以给鲁国，让鲁国拥有它；取得违背礼制的，其进入邑地与许叔进入许、郑伯进入栎没有不同。宛不称氏，是因为还没有赐族。胡安国说：说“我入祊”，是因为祊不是我国所有的。“入”是不顺的词语。道义上不可却强行进入。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胡安国说：“天王去世，告知诸侯，就不称名；诸侯去世，以名赴告，从而与太上区别开来，这是礼。古代人死了不谥号，不以名为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于是有了讳礼。所以君主去世赴告他国，就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告知执事’。春秋之时，遵循这个礼，凡是赴告的都不称名了。经书记载其终，即使是五霸强国，齐桓、晋文的盛世，也没有不称名的，这是孔子笔削的结果。赴告不称名，而史书称名的，是与鲁国通好的缘故。已经通好却不称名的，是旧史失传了；未通好而称名的，有所证明。所以传授这个义理的人，记在礼篇说：‘诸侯不生名。’活着就不称名，死了称名，与太上区别开来，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大概是礼的中道。诸侯去世赴告不称名，而孔子改革它，必定称名书写，改变了周制。《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圣人修订它，而孟子称之为‘作’，就是这类原因。”

辛亥日，宿男去世。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程颐说：“宋国为主盟，与郑国断绝关系。”

谢湜说：宋公排在齐侯之上，是纠正王爵。

胡安国说：程氏说：宋国为主盟，与郑国断绝关系。大道隐没而家天下，然后有诰誓；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然后有盟诅；盟诅频繁而契约混乱，然后有交换质子。到了这时，倾危的风俗形成，百姓不能立身了。《春秋》革除淡薄而崇尚忠信，在参盟时，书日谨其开始。《周官》设立司盟，掌管盟载之法。凡是邦国有疑惑，就请求在防同结盟，听命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