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三
，而又与之战，则非观衅之师也。故释楚不贬，而使晋主之，独与常词异乎？按邲之役，六卿并在，大夫司马皆具官。不欲▯民者，三师也；违命济师者，先縠也。而独罪林父，何也？尊无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钺临戎，専制阃外，虽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属乎？栾书救郑，军师之欲战者八人，武子遂还，众不敢遏。偪阳之举，匄、偃二将皆请班师。荀防令曰：「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遂下偪阳。林父既知无及于郑，焉用之矣？诸帅又皆信然，其防先縠，若独以中军佐济者，下令三军无得妄动，按军法而行，辟夫岂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属亡师之罪，而从韩献子分恶之言，知难而冒进，是弃晋师于谁责乎？故后诛先縠，不去其官，此称败绩，特以林父主之也。
译如果又与敌人交战，那就不是观察敌国破绽的军队了。所以《春秋》不贬斥楚国，而让晋国承担主导责任，这与通常的笔法有什么不同吗？考察邲之战，六卿都在军中，大夫和司马等官职也都齐全。不想让百姓受苦的是三位统帅；违抗命令渡河增兵的是先縠。却只归罪于荀林父，为什么呢？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以上，必须统一于一个核心。古代将领持斧钺亲临战场，在关塞之外拥有专断之权，即使是君主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接受，何况是他的下属呢？栾书救援郑国时，主张作战的军师有八人，但武子（栾书）随即撤军，众人不敢阻止。攻打偪阳时，匄、偃两位将领都请求撤军。荀防下令说：“七天内不能攻克，一定要夺取它。”于是攻下了偪阳。荀林父既然知道来不及救援郑国，还出兵做什么呢？各位将领也都认为确实如此，如果他能制止先縠，像独自率领中军佐渡河那样，下令三军不得轻举妄动，按照军法行事，避开灾祸难道不可以吗？既然不能发号施令，却害怕失去下属、丧失军队的罪责，听从韩献子分担罪责的话，明知困难却冒险前进，这是把晋军置于何地，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后来诛杀先縠，却没有免除他的官职，这里称“败绩”，特意归咎于荀林父主导所致。
朱熹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违命而济，或谓与其専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见识！当时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动，召先縠而诛之。又曰：当时楚孙叔敖不欲战，伍参争之，若事有合争处，须当力争，不可茍徇人情也。」吕祖谦曰：「宣成之间，正是楚庄霸业强盛之时，举邲之战，晋楚之强弱可知。当是时，晋景公但循常袭故，政事少怠；楚庄方厉精为治，政事修明。晋楚之强弱大纲在此。楚之所以强，盖得叔孙敖整齐军政，训教卒伍，细大本末无不具举，兵威所向，虽中国亦不敢当其锋。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敌，亦在善能持胜。何故既县陈，又复封之？既而克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又复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两国，而又复封其社稷，此见楚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齐桓、晋文以来未之有也。当邲之战，晋楚正欲争衡，荀林父、栾书之徒，一见楚师便欲敛军避楚，则其强弱又易晓。要之，邲之败，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无罪。以縠之刚复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晋之名臣，统元帅之权，而不能制一先縠者，盖其新进之徒，威徳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参之言观之，谓晋之从政者新，此言论林父最切当。大抵贤才处事或至于败事者，未必不由于新进处事之不审，特其素望之未熟于人也，此其所以败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为政者，盖欲涵养积习，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后可以任用。若是养之无素，骤然居人上，鲜有不败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败，虽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处。观彘子以中军佐济，及林父不得已而从之，此彘子之罪也。使赵括更行人失辞，是以恶言激楚之怒，此彘子之罪。不设备而为楚所乘，三者虽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师。至于魏锜、赵旃以不得官职挟憾而往，楚欲败晋师，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独林父不」察焉，一请往，乃许之，遂致于败国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縠先济，而林父亦从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后为楚军所乘，鼔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遂致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败，皆是晋羣帅浮躁不协，遂至于败。师自邲败之后，大率规模与前不同，故当厚蓄自养，不敢有事乎他。师还之后，不敢加忿兵于楚，但使解▯致命而已，亦不敢加兵。当时之诸侯，如伐郑，但示之整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鞌之胜。夫以灭狄数者之事观之，林父之谋虑亦可谓明矣。至于邲之战，何如此之昏乱？盖人心最不可昏。当邲之战，缘先縠强狠，必欲先济，林父又不得己，勉强从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夺如此，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乱了。其从先济之时，心已不在军事，是以举措乖错。邲之战，縠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栾书从旁而止之。至鄢陵之战，栾书为元帅，乃曰：“不可以当吾世失诸侯，反蹈先縠之覆辙而不自知。”范武子从傍而止之。何智于前而昏于后也？盖天下之事，傍观之时无不精审，及自临事时，利害切于己，私心难克，所以如此。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
谢湜曰萧宋附庸国
胡安国曰：「假于讨贼而灭陈，春秋以讨贼之义重也，未减；而书入，恶其贰已而入郑，春秋以退师之情恕也，未减；而书围。与人为善之徳宏矣。至是肆其强暴，灭无罪之国，其志已盈，虽欲赦之，不得也。故传称『萧溃』，经以灭书，断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楚庄盖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归者也。」建万国、亲诸侯者，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灭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萧既灭亡，必无赴者，何以得书于鲁史？楚庄县陈，入郑，大败晋师于邲，莫与校者，不知以礼制心，至于骄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灭萧告赴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国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传，心之要典，推此类求之，斯得矣。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颐曰：
译朱熹说：“荀林父在邲之战中，先縠违抗命令渡河，有人说与其让这六个人共同承担专断的罪责，这是什么样的见识！当时身为荀林父，只应当按兵不动，召来先縠将他处死。”又说：“当时楚国的孙叔敖不想作战，伍参与他争论，如果事情有值得争论的地方，必须极力争辩，不可苟且顺从人情。”吕祖谦说：“宣公、成公年间，正是楚庄王霸业强盛的时候，举邲之战为例，晋楚两国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在这个时候，晋景公只是遵循常规、沿袭旧法，政事稍有懈怠；楚庄王正励精图治，政事修明。晋楚强弱的根本大纲就在这里。楚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得到了孙叔敖整顿军政，训练士兵，无论细微还是根本、主要还是次要，无不具备，兵威所到之处，即使是中原各国也不敢抵挡它的锋芒。楚国的强盛，不仅在于兵力不可抵挡，也在于善于保持胜利。为什么既悬挂了陈国，又再次封立它？后来攻克了郑国，郑伯肉袒牵羊来迎接，又恢复了它的社稷。楚国用兵夺取了两个国家，却又恢复它们的社稷，这表明楚国有功劳而不居功，自齐桓公、晋文公以来没有这样的事。在邲之战时，晋楚正想争衡，荀林父、栾书等人，一见楚军就想收兵避战，那么他们的强弱就更容易明白了。总之，邲之战的失败，罪责固然在先縠，但荀林父也不能没有罪。因为先縠刚愎不仁，本来就不可以信任任用；荀林父作为晋国的名臣，统领元帅的权力，却不能制约一个先縤，大概是因为他是新近提拔的人，威信德行尚未使人信服，所以如此。从楚国宠臣伍参的话来看，说晋国执政的人新近上任，这话评论荀林父最为恰当。大体上贤才处理事情有时导致失败，未必不是因为新近上任的人处事不审慎，只是他平素的声望尚未被人熟悉，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古人之所以四十岁才做官，五十岁才执政，大概是为了涵养积习，使威望在别人心中已经熟悉，然后才可以任用。如果平时没有培养，突然居于他人之上，很少有不成事的，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邲之战的失败，虽然是彘子的罪责，但荀林父也有不对的地方。看彘子以中军佐的身份渡河，等到荀林父不得已而跟随他，这是彘子的罪责。让赵括去执行外交任务却失言，用恶言激怒楚国，这是彘子的罪责。不设防备而被楚国乘虚而入，这三者虽然是彘子的罪责，但荀林父是元帅。至于魏锜、赵旃因为得不到官职怀着怨恨而去，楚国想打败晋军，这是人人都知道他们不可用的，唯独荀林父不察觉，他们一请求前往，就答应了，于是导致国家大事失败，这是荀林父的罪责。先縠先渡河，而荀林父也跟随他，这也是荀林父的罪责。等到后来被楚军乘虚而入，在军中击鼓说：‘先渡河的人有赏’，于是导致中军、下军争船，船中的手指可以捧起，这也是荀林父的罪责。推究邲之战的失败，都是晋国众将浮躁不协调，于是导致失败。军队自从邲之战失败后，大体规模与以前不同，所以应当厚蓄自养，不敢对他国有事。军队回国后，不敢对楚国施加忿怒的兵事，只是让解扬传达命令罢了，也不敢施加兵事。当时的诸侯，如讨伐郑国，只是展示整齐罢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鞌之战的胜利。从灭狄等几件事来看，荀林父的谋略也可以说是明智了。至于邲之战，为什么如此昏乱？大概人心最不可昏乱。在邲之战时，因为先縠强横狠戾，一定要先渡河，荀林父又不得已，勉强跟随他。因为自相矛盾、自相攻夺如此，所以荀林父心中精明，都昏乱了。他跟随先渡河的时候，心已经不在军事上，所以举措乖谬错乱。邲之战，先縤说：‘因为我失去了霸业，不如死。’栾书从旁制止他。到鄢陵之战，栾书做元帅，却说：‘不能在我的时代失去诸侯，反而蹈先縤的覆辙而不自知。’范武子从旁制止他。为什么以前明智而以后昏乱呢？大概天下的事情，旁观的时候无不精审，等到自己临事时，利害关系切身，私心难以克制，所以如此。”
秋，七月。冬，十二月戊寅，楚子灭萧。
谢湜说萧是宋国的附庸国。
胡安国说：“借讨伐贼寇的名义而灭陈，《春秋》因为讨伐贼寇的道义重要，没有贬责；而记载‘入’，厌恶他背叛自己而进入郑国，《春秋》因为退兵的情由宽恕他，没有贬责；而记载‘围’。与人为善的德行宏大啊。到这里放纵他的强暴，灭无罪的国家，他的志向已经盈满，即使想赦免他，也不能了。所以传称‘萧溃’，经文用‘灭’来记载，断定了他的罪责。”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者，霸者必定有大国。楚庄王大概是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不能长久假借而很快归还的。”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先王的政令；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孔子的法则。现在却灭人家的社稷而断绝他们的祭祀，也太不仁了。萧既然灭亡，必定没有赴告的人，为什么能记载在鲁国的史书中？楚庄王悬挂陈国，进入郑国，在邲大败晋军，没有人能与他较量，不知道用礼制来约束内心，以至于骄溢、克伐、怨恨、欲望都能实行，于是用灭萧的事赴告诸侯，夸耀他的威力来恐吓中原各国罢了。孟子判定他的功过，把五霸作为三王的罪人。《春秋》是史外的传，是心的要典，推究这类事情来寻求，就得到了。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在清丘结盟。
程颐说：
程氏学曰：同盟之例有三，一则主臣在防而书同盟者，王臣亦与盟也，柯陵、鸡泽、平丘是也。以见尹子、单子、刘子亦同盟也。首止、葵丘、臯鼬之防，曰：“诸侯盟于某，则王世子、宰周公、刘子不同盟也”，故止书诸侯。又如防王人盟于洮、于翟泉，及苏子盟于女栗，直以鲁防及盟而书，更无伐防、日月之隔，其势自不须云同耳。呜呼！王者御诸侯，王臣将王命，必惇信明义，而后可以表正乎天下；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后可以保其社稷。周衰一切反是，王臣下与诸侯约誓，诸侯亦敢上与王臣要言，斯大乱之道也。然则首止、葵丘、臯鼬之防，犹为有善者矣。凡诸侯之盟，皆大国率之，小国不得已而从焉者也。其有小国与之同欲，亦书同盟于幽，郑伯欲盟故也。同盟于新城，卫侯之所同愿也。同盟于断道，鲁、卫、曹同欲伐齐故也。同盟于虚朾，谋救晋，协谋而为此盟也。同盟于重丘，欲以讨齐，俱志在于定乱也。考其前后之文，皆诸侯同欲而书同盟者也。有恶其反覆而书同盟者，夫盟以不信而为之者也，又况不信之尤乎？盖有既盟而复背之者，言已尝同盟，所以深责其不然也。如庄十六年同盟于幽、及清丘、虫牢、马陵、蒲、戚戯、亳城北之盟是也。考其前后之文，皆既同盟，不旋踵而遂相执伐，则又恶其反覆而书同盟者也。
谢湜曰：「楚日强盛，四国欲恤病讨贰，协力相维。故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心为盟，卿不名者，同盟之后，四国反覆背盟，故清丘之盟，卿皆夺节称人，以着四国之恶也。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犹以其盟出于不得已也；同盟而违之，则其恶大矣，清丘之盟是也。」胡安国曰：「书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恶其反覆而书同盟，非也。春秋不贵盟誓，自隠公始，年书「仪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实言矣，奚待清丘然后恶其反覆乎？清丘载书「恤病讨贰」，口血未干，败其盟好，所谓不待贬而恶自见者也。又奚必人诸国之卿然后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陈，围郑，大败晋师，伐萧灭之，凭陵中国，甚矣。为诸侯计者，宜信任仁贤，修明政事，自强于为善，则可以保其国耳。不是图而刑牲防血，要质鬼神，蕲以御楚，谋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国卿贬而称人，讥失职也。原縠违命丧师，乃晋国罪人，而主兹盟约，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谢湜曰：「陈以卫为好，而宋师伐之；宋以陈为贰，而卫人救之。同盟之后，二国背戾相违，书伐、书救，罪其失信也。」
胡安国曰：陈有弑君之乱，宋不能讨，而楚能讨之。虽曰县陈，寻复封之，其徳于楚而不贰，未足责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徳，遽以大众伐之，非义举矣。卫人救陈，背盟失信，而以救书者，见宋师非义。陈未有罪而受兵，为可恤也。且谋国失图，妄兴师旅，无休息之期，则乱益滋矣。其以救书，意在责宋也。若卫叛盟，则不待贬絶，而恶自见矣。
十有三年春齐师伐莒
谢湜曰：「莒，小国以齐国之力，而不能服莒，服之不以其道也。」
夏楚子伐宋
谢湜曰：「楚子既灭萧，于是伐宋，以宋师伐陈，故也。楚之伐宋也，晋、卫、曹畏楚，无一出救者，背清丘之盟也。」胡安国曰：「楚人灭萧，将以胁宋，诸侯惧而同盟。为宋人计者，恤民固本，轻徭薄赋，使民効死，亲其上，则可以待敌矣。计不出此，而急于伐陈，攻楚与国，非策也。故楚人有词于伐，而得书爵。」
秋螽冬晋杀其大夫先縠
谢湜曰：「先縠刚愎不仁，邲之败起于先縠，故晋以国法杀之。凡大夫有罪而书『国杀』，善其国之行法也；凡大夫无罪而书『国杀』，罪其国之失道也。观大夫有罪无罪而『国杀』之当否，见矣。」
胡安国曰：先縠违命，大败晋师。元帅不能用钺，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晋人治其罪而戮之，义也。曷为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系，有国之大事也。将非其人，则败；虽得其人，使亲信间之，则
译程氏学说：关于记载“同盟”的体例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主君和臣子在防地，而记载同盟的，是因为王室的臣子也参与了盟会，柯陵、鸡泽、平丘的盟会就是这样。由此可以看出尹子、单子、刘子也参与了同盟。而在首止、葵丘、臯鼬的防地，记载说：“诸侯在某地结盟，那么王世子、宰周公、刘子就不参与同盟”，所以只记载诸侯。又如防地王人在洮、在翟泉结盟，以及苏子在女栗结盟，只是以鲁国防地参与盟会而记载，中间更没有伐防、日月的间隔，其情势自然不需要说“同”了。唉！君王统御诸侯，王室臣子奉君王之命，必须敦厚信用、彰明道义，然后才能为天下树立端正的榜样；诸侯镇守邦国，必须尊崇君王、奉行法度，然后才能保全他们的社稷。周王室衰微，一切都与此相反，王室臣子向下与诸侯约誓，诸侯也敢向上与王室臣子要挟言辞，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然而首止、葵丘、臯鼬的防地，还算是有所善举的。凡是诸侯的盟会，都是大国率领，小国不得已而跟随。其中有小国与之意愿相同的，也记载同盟，如在幽地同盟，是因为郑伯想要结盟的缘故。在新城同盟，是卫侯所共同愿望的。在断道同盟，是因为鲁、卫、曹三国共同想要讨伐齐国的缘故。在虚朾同盟，是谋划救援晋国，协同谋划而为此盟会。在重丘同盟，想要讨伐齐国，都立志在于平定祸乱。考察前后的文辞，都是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同盟的。有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的，盟会本就是因为不信任而设立的，何况是极不信任呢？大概有已经结盟而又背弃的，说曾经同盟，是用来深深责备其不守信用的。如庄公十六年在幽地同盟，以及清丘、虫牢、马陵、蒲、戚戯、亳城北的盟会就是这样。考察前后的文辞，都是已经同盟，不久就互相攻伐，那么又是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的。
谢湜说：“楚国日益强盛，四国想要体恤患难、讨伐贰心，协力互相维系。所以晋国的原縠、宋国的华椒、卫国的孔达、曹国人同心结盟，卿不称名，是因为同盟之后，四国反复背弃盟约，所以在清丘的盟会上，卿都被剥夺节度而称人，以彰显四国的罪恶。凡是盟会，已经结盟而背弃的，还认为其盟会出于不得已；同盟而违背的，那么罪恶就大了，清丘的盟会就是这样。”胡安国说：“记载同盟，是志在相同欲望。有人说因为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盟，这是不对的。《春秋》不看重盟誓，从隐公开始，每年记载‘仪父盟蔑’、‘宋人盟宿’，已经不真实地言说了，哪里等到清丘才厌恶其反复无常呢？清丘载书说‘体恤患难、讨伐贰心’，口血未干，就败坏了盟好，所谓不需要贬斥而罪恶自然显现。又何必贬低各国的卿才让人知道反复无常的可罪呢？楚国已经进入陈国，包围郑国，大败晋军，讨伐萧国并灭掉它，欺凌中原各国，太严重了。为诸侯计策，应该信任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事，自强于为善，这样就可以保全国家。不这样做，却杀牲歃血，要挟鬼神，祈求抵御楚国，谋划不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各国卿被贬而称人，是讥讽他们失职。原縠违抗命令导致军队失败，是晋国的罪人，却主持这个盟约，所信任的人，都可以知道了。”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谢湜说：“陈国与卫国交好，而宋国军队讨伐它；宋国认为陈国有贰心，而卫国人救援它。同盟之后，两国违背盟约互相违抗，记载讨伐、记载救援，是责备他们失信。”
胡安国说：陈国有弑君的祸乱，宋国不能讨伐，而楚国能讨伐它。虽然说暂时废除陈国，不久又恢复封立，陈国感激楚国的恩德而不怀贰心，不足以责备。宋国人不能自我反省德行，匆忙率领大军讨伐它，不是正义之举。卫国人救援陈国，背弃盟约失信，而用“救”来记载，是表明宋国军队不义。陈国没有罪而遭受兵祸，是值得体恤的。况且谋划国家失当，妄自兴师动众，没有休息的时候，那么祸乱更加滋生了。用“救”来记载，意在责备宋国。如果卫国背叛盟约，那么不需要贬斥断绝，罪恶自然显现。
十三年春天，齐国军队讨伐莒国。
谢湜说：“莒国是小国，凭借齐国的力量，却不能使莒国臣服，是因为服人的方法不正当。”
夏天，楚子讨伐宋国。
谢湜说：“楚子已经灭掉萧国，于是讨伐宋国，是因为宋国军队讨伐陈国的缘故。楚国讨伐宋国，晋、卫、曹畏惧楚国，没有一个出来救援的，是背弃清丘的盟约。”胡安国说：“楚国人灭掉萧国，将要胁迫宋国，诸侯恐惧而同盟。为宋国人计策，应该体恤百姓、巩固根本，减轻徭役薄收赋税，使百姓效死力，亲近上级，这样就可以等待敌人了。计策不出于此，却急于讨伐陈国，攻击楚国的盟国，不是好策略。所以楚人有理由讨伐，而得以记载爵位。”
秋天发生蝗灾，冬天晋国杀死其大夫先縠。
谢湜说：“先縠刚愎不仁，邲地的失败起因于先縠，所以晋国用国法杀了他。凡是大夫有罪而记载‘国杀’，是称赞该国执行法度；凡是大夫无罪而记载‘国杀’，是责备该国失道。观察大夫有罪无罪而‘国杀’是否得当，就可以明白了。”
胡安国说：先縠违抗命令，大败晋军。元帅不能用斧钺行刑，已经失去刑罚了。现在又加重罪行。晋国人惩治他的罪行而杀了他，是合乎道义的。为什么称国以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军队是安危所系，是国家的大事。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就会失败；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让亲信离间，就会
败；以刚愎不仁者参焉，而莫肯用命，则败。凡此三败，君之过也。河曲之战，赵穿独出，而臾骈之谋不用；济泾而次，栾黡欲东，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将中军，乃以先縠佐之，使敌国谋臣知其从政者新，未能行令，谁之过与？故称国以杀，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译就会失败；如果让刚愎不仁的人参与军政，而将士们不肯服从命令，也会失败。以上这三种失败，都是国君的过错。在河曲之战中，赵穿独自出击，而没有采纳臾骈的计谋；渡过泾水驻扎时，栾黡想要向东进军，而没有执行荀偃的命令。如今荀林父刚刚担任中军主将，却派先縠作为副手，让敌国的谋臣知道执政的人是新上任的，无法推行军令，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史书称“国君下令处死”，而不剥夺他的官职，是因为罪责连累到上级。
十有四年春，卫杀其大夫孔达。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谢湜曰：晋以楚伐宋，讨卫救陈，卫之背盟救陈，达之谋也，故卫以国法杀之。
胡安国曰：「杀大夫而书名氏，义不系于専杀也。孔达弃信以危社稷，卫人按其罪而诛之可也。何以称国而不去其官？用人谋国，干犯盟主，至于见讨，谁之过与？称国以杀，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澄源，故书法如此。」
吕祖谦曰：「晋讨卫，前后小国贰，大国亦多未尝必欲杀其二谋者，至此必欲讨卫，孔达何与？盖晋经邲一败之后，欲张纲纪，晋国不如是震威，则不足以服诸侯。」
晋侯伐郑
谢湜曰郑即晋则楚围郑
胡安国曰：「按《左氏传》为邲故也。比事以观，知其为报怨复雠之兵。词无所贬者，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秋九月楚子围宋
谢湜曰：「伐宋，围宋，以宋伐陈，且不服也。」
胡安国曰：宋人要结盟誓，欲以御楚，已非持国之道；轻举大众，▯民妄动，又非恤患之兵。特书救陈，以着其罪，明见伐之由也。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易》于讼卦」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始不谋，必至于讼；讼而不竟，必至于师。若宋是矣。始谋不臧，至于见伐、见围，几亡其国，则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责宋为深。若蛮夷围中国，则义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孙归父防齐侯于糓。
胡安国曰：夫礼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乱，自天子出者也。列国之君，非王事而自相防聚，是礼自诸侯出矣。以国君而降班失列，下与外臣防；以外臣而抗尊岀位，上与诸侯防。是礼自大夫出矣。君若赘旒，陪臣执命，岂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驯致其道，至坚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若合符节，可谓深切着明矣。
春秋集义卷三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四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
谢湜曰：「楚围宋，歴三时而兵未解，鲁人惧难，故归父会楚子于宋。楚强不讨，而又会之；宋危不救，而又益之，诸侯之罪也。」
胡安国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启衅端，而围之陵蔑，中华甚矣。诸侯纵不能畏简书，攘僣乱，存先代之后，严兵固圉，以为声援，犹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乗之国，谋其不免，至于荐贿，不亦鄙乎？」若此类，圣人不徒笔之于经也。比事以观，则知当日治乱盛衰之由，春秋经世之略矣。
朱熹语录：「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从荆蛮耳。中国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而不变，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春秋意。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
吕祖谦曰：「楚在宋，此亦自邲之败骄，皆不自知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程氏学曰：「王道之行，诸侯各以法守，则何憾而平哉？由列国纷乱，交相战伐，故有憾；有憾，则有平也。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定十年，及齐平；十有一年，及郑平，我及之也。」
谢湜曰：「释其争憾。曰：平宋服楚，而楚受之。二国于此和焉，故书平。宋之见围，凡九月。其告急于晋也，外无只轮匹马之援，内有柝骸易子之变。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结也，故请和于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与之平。二国之平，众之所同欲也，故宋及楚皆称人。晋主盟之国也，邦国之争，晋不能平，而楚能平之，则义行在楚而不在晋矣。书楚杀徴舒，书宋及楚平，罪中国，楚之不若也。楚为平主，而书先宋人者，平由宋起，故以宋人主平而善之也。自宋及楚平，两国免攻争之患，而宋国赖此以安，书宋人及楚人平，善之也。公羊以称人为贬，失春秋之意矣。平非盟也，不书盟，以平为重故也。」
胡安国曰：
译鲁宣公十四年春天，卫国杀死了大夫孔达。夏天五月壬申日，曹伯寿去世。谢湜说：晋国因为楚国攻打宋国，而讨伐卫国、救援陈国，卫国背弃盟约去救援陈国，这是孔达出的主意，所以卫国依照国法杀了他。
胡安国说：“杀大夫而记载姓名，道义上并不归咎于专擅杀戮。孔达背弃信义使国家陷入危险，卫国人查究他的罪状而诛杀他是可以的。为什么称卫国而不去掉他的官职？用人谋国，冒犯盟主，以至于遭到讨伐，这是谁的过错呢？称卫国而杀他，不除去他的官职，罪责牵连到上位者。《春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书写体例如此。”
吕祖谦说：“晋国讨伐卫国，前后小国背叛，大国也大多不曾一定要杀死那些出谋划策的人，到了这里却一定要讨伐卫国，孔达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晋国经历邲之战失败之后，想要整顿纲纪，晋国如果不这样震慑威势，就不足以使诸侯臣服。”
晋侯攻打郑国。
谢湜说：郑国依附晋国，那么楚国就包围郑国。
胡安国说：“根据《左氏传》是因为邲之战的缘故。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知道这是报复怨恨、复仇的战争。措辞没有贬斥，只是直书其事，而道义自然显现。”
秋天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谢湜说：“攻打宋国，包围宋国，是因为宋国攻打陈国，而且不服从。”
胡安国说：宋国人要结盟发誓，想要用来抵御楚国，已经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轻率地出动大军，使百姓妄动，又不是体恤患难的军队。特意记载救援陈国，来彰显他们的罪过，明白显示被攻打的原因。国家必定先自我招致祸患，然后别人才攻打它。凡事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必然巨大。《易经》在讼卦中说：“君子因此做事要谋划开端。”开端不谋划，必然导致争讼；争讼而不终结，必然导致战争。像宋国就是这样。起初谋划不善，以至于被攻打、被包围，几乎亡国，这是自取灭亡。《春秋》端正根本，所以责备宋国很深。如果是蛮夷包围中国，那么道义也就明白了。
安葬曹文公。冬天，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
胡安国说：礼制辨别嫌疑、明确细微，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这是从天子发出的。列国的君主，不是为了王事而私自互相会见聚集，这是礼制从诸侯发出了。以国君的身份降低班次、失去行列，向下与外臣会见；以外臣的身份对抗尊长、越位，向上与诸侯会见。这是礼制从大夫发出了。国君如同多余的旗帜，陪臣执掌政令，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这是逐渐发展而来的。所以《易经》在坤卦初六爻辞说：“遵循其道，直到结成坚冰。”《易经》阐述其道理，《春秋》体现在行事中，如同符节相合，可以说深刻显著而明白。
《春秋集义》卷三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四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鲁宣公十五年春天，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
谢湜说：“楚国包围宋国，经过三个季节而军队没有撤退，鲁国人害怕灾难，所以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楚国强大而不讨伐，反而去会见它；宋国危急而不救援，反而增加它的困难，这是诸侯的罪过。”
胡安国说：“楚子不向宋国借路，从而挑起争端，而包围它，凌蔑中华，太过分了。诸侯纵然不能畏惧王命，排斥僭越混乱，保存先代后裔，严整军队巩固边防，作为声援，也还可以。竟然以周公的后裔、千乘之国的身份，谋划无法避免祸患，以至于进献贿赂，不也太鄙陋了吗？”像这类事情，圣人不仅仅把它写在经书上。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就知道当时治乱盛衰的原因，以及《春秋》经世致用的要略了。
朱熹语录：“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夏天五月，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春秋》责备宋国、郑国公正，是因为他们背叛中国而跟随荆蛮。中国忌讳谈论这件事，所以学者不敢直言。现在仍然坚守不变，这是不知时务的过错。责备他们背叛霸主，也不是《春秋》的本意。难道率领天下诸侯去跟随三王的罪人吗？只是责备他们背叛中国罢了。”
吕祖谦说：“楚国在宋国，这也是自从邲之战失败后骄傲自大，都自己不知不觉。”
夏天五月，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
程氏学说：“王道施行，诸侯各自依法守职，那么有什么遗憾而讲和呢？由于列国纷乱，互相战伐，所以有遗憾；有遗憾，就有讲和。宣公十五年，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是宋国主动讲和；定公十年，与齐国讲和；十一年，与郑国讲和，是我主动讲和。”
谢湜说：“解除他们的争怨。说：宋国服从楚国，而楚国接受。两国在这里和好，所以记载‘平’。宋国被包围，共九个月。它向晋国告急，外面没有一兵一马的援助，里面有敲骨取髓、交换孩子吃的变故。宋国人知道怨恨不能结怨，所以向楚国请求讲和，以求和平。楚国人知道愤怒不能依赖，所以接受宋国的讲和而与他们和平。两国的和平，是众人共同希望的，所以宋国和楚国都称‘人’。晋国是主持盟约的国家，邦国之间的争端，晋国不能平息，而楚国能平息，那么道义在楚国而不在晋国。记载楚国杀徵舒，记载宋国与楚国讲和，责备中国不如楚国。楚国作为和平的主持者，而记载在宋国人之前，是因为和平由宋国发起，所以以宋国人主持和平而赞许它。自从宋国与楚国讲和，两国免除攻战的祸患，而宋国依靠这个得以安定，记载宋国人及楚国人讲和，是赞许它。《公羊传》认为称‘人’是贬斥，失去了《春秋》的本意。讲和不是结盟，不记载‘盟’，是因为以‘平’为重。”
胡安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