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七
有以为周不颁厯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乱，岂暇颁歴而经皆书王，非不颁厯明矣。又有以为此阙文者，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书王？其非阙文，亦明矣。然则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诸侯之防事毕矣。是入见受命于天子之时也，而王朝之司马不施残执之刑，邻国之大夫不闻有沐浴之请。鲁之臣子，义不戴天，反北靣事讐，鲁莫之耻，使乱臣贼子肆其▯逆，无所忌惮，人之大伦灭矣。故自是而后不书王者，桓公无王，与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无王，而归罪于天子，可乎？」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
译有人认为是周天子没有颁布历法。昭公末年，王室发生了子朝之乱，哪里还有闲暇颁布历法，而《春秋》经文都记载了“王”，这并非没有颁布历法，是很明显的。又有人认为是这里缺漏了文字，怎么会在一个公的在位期间，长达十四年都不记载“王”呢？这不是缺漏文字，也是很明显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桓公弑君自立，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而诸侯的盟会之事已经完毕。这是入朝觐见、接受天子命令的时候，而周王朝的司马没有施行惩治残暴、拘执罪犯的刑罚，邻国的大夫也没有听说有斋戒沐浴、请求讨伐的举动。鲁国的臣子，按道义不应与仇人共戴一天，反而北面侍奉仇人，鲁国人却不以为耻，使得乱臣贼子肆意妄为、叛逆作乱，无所忌惮，人伦大道已经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记载“王”，是因为桓公心中没有天子，以及天王失政而不能行使天子之权。桓公心中没有天子，却把罪责归咎于天子，可以吗？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
夏齐侯衞侯胥命于蒲
程頥曰：「二国为防约言相命而不为盟诅，近于理也，故善之。」
程氏杂説曰：「凡书盟者，皆私相疑贰，而妄为歃血要言之事。唯此年胥命于蒲，则以诚相命尔。古者王道之行，诸侯各以法守，何相命之有？然论其世也，则谓之近正，不亦宜乎！」
杨时曰：「胥命，盖葵丘之防，束牲载书而不歃血，而有五命之类是也。齐衞敌国，莫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时，诸侯述职以听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防不书命，何也？盖五霸桓公为盛，以葵丘之防实为命主，不书命，盖不与其擅命也。」
谢湜曰：「命王之事也。二国胥命，非正也。虽然，圣王不作乆矣，诸侯小大猜疑，盟约并起，公正之道衰，而信义不复见矣。方是时，二国以书相命，而不以歃血为盟，有贵信之心焉，可谓近正矣。」《春秋》书其胥命，善之也。蒲之命，必有主之者，谓之胥命，不与诸侯得专也。故《糓梁》曰：「其以相言之，不以齐侯命衞侯也。」
胡安国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人变其情，私相疑贰，以成倾危之俗，其所由来渐矣。有能相命而言谕，岂不独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焉。」圣人以信易食，荅子贡之问；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则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防杞侯于郕
程頥曰：「桓公簒立，无嵗不与诸侯盟防，结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程頥曰旣尽也食尽为异大也
杨时曰：「日有食之，《糓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变，有常数焉，此巧厯所穷也。而《春秋》书以为异者，盖先王克谨天戒，因以正严厥事。则日月有变，岂徒然哉？必有以也。故书『日有食之』，而其辞若有食之者，盖所以归咎扵人事，而不以常数为不足畏也。」
谢湜曰：「隂阳相刑，犹水火相克。故隂之气胜，则奄日旣者。杜氏谓正相当而相奄间防也。」
胡安国曰：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糓梁》曰：旣，尽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则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亏伤之处，未之复也，则知其食于夜矣。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旣，则其为变大矣。先儒以为荆楚僣号，郑拒王师之应。
又曰：「古者人君南靣向明而治，盖取诸离。离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数耳，春秋每食必书，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茍有食之，则暗而不明矣。臣子背君父则暗而不明，妾妇秉夫权则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书，所以为南靣之大戒也。」
朱熹曰：「日有食之，此则系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妇乗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国，所感如是，则隂盛阳防，而日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书，而诗人亦以为丑也。」
公子翚如齐逆女
程頥曰：「翚扵隐世不称公子，隐之贼也；桓世称公子，桓之党也。卿逆夫人扵礼为称，翚虽尊属，当官而行，亦无嫌。」
谢湜曰：「翚弑逆之人也，终隐之世，书翚，以其罪在所絶也。桓之世，书公子，以其比而得国，复以公子亲之也。翚卒不书絶之也。奸臣以大恶行乎乱世，而刑戮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诛之，所以着其罪扵天下也。桓公以私防亲翚扵前，而《春秋》以一王之法诛翚扵后。桓公同为弑逆，其恶着矣。」
胡安国曰：「娶妻必亲迎，礼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则有尊卑；以国，则有小大；以道途，则有逺迩。或迎之扵境上，或迎之扵所馆，礼之节也。纪侯扵鲁，以小大言，则亲之者也，而使履繻来；鲁侯扵齐，以逺迩言，则亲之者也，而使公子翚徃。是不重大昏之礼，失其节矣，故书。」
九月，齐侯送姜氏扵讙。公防齐侯扵讙。
程頥曰：「
译夏，齐侯与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程颐说：“两国为了防备而约定，只是互相命令而没有举行盟誓，这接近于正道，所以《春秋》褒善它。”
《程氏杂说》说：“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因为私下互相猜疑，而妄行歃血为誓的事情。只有这一年齐卫在蒲地互相约定，是出于诚心互相命令罢了。古时王道施行，诸侯各自依法守职，哪里需要互相约定呢？然而论及当时的世道，说它接近正道，不也是恰当的吗！”
杨时说：“胥命，大概是葵丘之防，捆绑牺牲、载录文书而不歃血，以及有五条命令之类的情形。齐国和卫国是敌对的国家，没有谁作为命令的主持者，所以称为胥命。在政治大治的时代，诸侯只是述职以听从天子的命令罢了，哪里会有胥命呢？然而葵丘之防不记载‘命’，为什么呢？大概五霸中桓公最为强盛，葵丘之防实际上由他主持命令，不记载‘命’，大概是不赞许他擅自发号施令。”
谢湜说：“命是君王的事情。两国互相约定，是不合正道的。虽然如此，圣王已经很久不出现了，诸侯无论大小都互相猜疑，盟约纷纷兴起，公正之道衰微，而信义不再显现了。在这个时候，两国用文书互相约定，而不以歃血为盟，有珍视信用的心意，可以说接近正道了。”《春秋》记载他们胥命，是褒善他们。蒲地的约定，必定有主持的人，称为胥命，是不赞许诸侯专断。所以《谷梁传》说：“这是用互相约定的言语来记载，而不是用齐侯命令卫侯来记载。”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命令。互相命令接近正道。’古时不举行盟誓，结下言语就退去，人们改变真情，私下互相猜疑，从而形成倾覆危亡的风俗，这由来已久了。有能够互相命令而用言语晓谕的，难道不唯独是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在此处兴起胥命的记载，是有取义的。”圣人用信义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信义代替生命，重视桓王失去信义。失去信义，百姓就无法立足，所以荀卿说《春秋》褒善胥命。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
程颐说：“桓公篡位自立，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誓会见，结纳外援来巩固自己。”
秋七月壬辰朔，日食，日全食。
程颐说：旣，就是尽。日食尽，是重大的异象。
杨时说：“日食，《谷梁传》说：‘吐者外壤，食者内壤’。空缺不见其边缘，说‘有食之’，是说有东西吃它。日月的变化，有固定的常数，这是精密历法所穷尽的。而《春秋》记载以为异象，大概是因为先王能够谨慎对待天戒，借此来严肃整顿政事。那么日月有变化，难道是徒然的吗？必定有原因。所以记载‘日有食之’，而其文辞像是‘有东西吃它’，大概是为了归咎于人事，而不认为常数是不足畏惧的。”
谢湜说：“阴阳相刑，就像水火相克。所以阴气胜，就遮蔽太阳至全食。杜氏认为正相当而互相遮蔽，中间有缝隙。”
胡安国说：七月壬辰朔，日食，日全食。《谷梁传》说：旣，就是尽。说日，说朔，是正朔日食。说朔不说日，是朔日日食。说日不说朔，是晦日日食。不说日，不说朔，是夜食。怎么知道是夜食呢？说：君王朝拜太阳，君王朝拜太阳，那么怎么知道是夜食呢？太阳刚出来就有亏损损伤之处，没有恢复，就知道是在夜里日食了。太阳，是众阳的首领，君王的象征。而有日全食，那么它的变化就很大了。前代儒者认为是荆楚僭越称王，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
又说：“古时君王面南背北，向着光明而治理，大概是取象于离卦。离是太阳最明亮的象征。日食是常数罢了，《春秋》每次日食必定记载，为什么呢？太阳，是君王的表率，如果有日食，就昏暗而不明。臣子背叛君父就昏暗而不明，妾妇掌握丈夫的权力就昏暗而不明。所以《春秋》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给面南而治的君王提供大警戒。”
朱熹说：“日食，这关系到人事的感应。大概臣子背叛君父，妾妇乘势压制丈夫，小人凌驾君子，夷狄侵犯中国，所感应的情况如此，那么阴盛阳衰，太阳就为之日食了。所以圣人在《春秋》中每次日食必定记载，而诗人也认为这是丑事。”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夫人。
程颐说：“翚在隐公时期不称公子，因为他是隐公的贼；在桓公时期称公子，因为他是桓公的党羽。卿迎接夫人，在礼制上是合宜的，翚虽然是尊属，但依官职行事，也没有嫌疑。”
谢湜说：“翚是弑君叛逆的人，终隐公之世，记载翚，是因为他的罪过在所当绝。桓公之世，记载公子，是因为他比附而得国，又用公子来亲近他。翚死而不记载，是断绝他。奸臣在乱世做大恶，而刑罚不及其身，《春秋》用法律诛杀他，所以把他的罪过昭示天下。桓公以前用私情亲近翚，而《春秋》以后用一王之法诛杀翚。桓公同样是弑君叛逆，他的罪恶昭著了。”
胡安国说：“娶妻必定亲自迎接，这是礼的正道。至于国君以爵位论，则有尊卑；以国家论，则有小大；以路途论，则有远近。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馆舍迎接，这是礼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以小大论，是亲近的，却让履繻来；鲁侯对于齐国，以远近论，是亲近的，却让公子翚去。这是不重视大婚之礼，失去了节制，所以记载。”
九月，齐侯送姜氏到讙。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程颐说：
程頥曰见扵庙也
程氏学曰：「齐之送公之逆，俱非礼也。不言翚以至者，公防之扵讙也。文姜、穆姜、齐姜、夫人，皆书扵法，当尔国之大事也。」
谢湜曰：「先王制礼，有恩有义。女适人而父母送之，防也；父送不出门，母送不出阙门，义也。然则公女之嫁扵敌国也，以卿大夫奉币以致君命而已。诸侯越疆送之，非礼也。公之昏扵齐也，其始也亲防齐侯扵嬴以成之，其终也亲防齐侯扵讙以受之，渎昏莫大焉。夫妇人伦之本也，夫妇之道，防而不敬，则乱生。有国者不可不慎也。故孔子曰：『大昏，万世之嗣也，可不重乎』！」
胡安国曰：「古者昏礼，必亲迎，则授受之义明。后世亲迎之礼废，扵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翚徃逆，则旣轻矣。为齐侯来，乃逆而防之扵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齐侯而不在姜氏，岂礼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见乎公也。不能防闲扵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礼者，所以别嫌明防，制治扵未乱，不可不谨也。娶夫人，国之大事，故详。」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程頥曰：「致夫人也，弟义见隐七年。」
谢湜曰左氏谓致夫人
有年
程頥曰：「书有年，纪异也。人事顺扵下，则天气和扵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为之缪戻，水旱凶灾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书其异宣公为弑君者所立，其恶有间故大有年则书之。」
谢湜曰：「桓之世，书有年；宣之世，书大有年。志异也，志幸也。行之恶，莫大扵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异之大者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
胡安国曰：旧史灾异与庆▯并记，故有年、大有年得见扵经。若旧史不记，圣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厯年，所有务农重糓，闵雨而书雨者，岂无丰年而不见扵经？是仲尼扵他公皆削之矣。独桓有年、宣大有年，则存而弗削者，縁此二公获罪扵天，宜得水旱防灾之谴。今乃有年，则是反常也，故以为异，特存耳。然则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国十有八年，独此年书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则为庆▯；夫子脩之，则为变异。是圣人因鲁史旧文，能立兴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尝以是观，非圣人莫能脩之，审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説经者多列扵庆瑞之门，至程氏发明奥防，然后以为记异。此得扵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扵郎
程頥曰：「公出动众皆当书扵郎逺也。」
谢湜曰：「夏之冬狩，之时也。周以建子为正，则狩冝以夏之季冬正月出狩，非时也。君道先徳而后刑，好生而恶杀，嵗首布徳行惠之时也。正月出狩，是以刑杀为先也。先王狩礼行扵近郊，非独以禽兽为事也，因以习武事，因以除田害，因以享祖考焉。出狩扵郎，是以逸逰为事也，与先王之狩异矣。」
胡安国曰：何以书讥逺也？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用民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搜；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狝；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谨乎？以非其地而必书，是《春秋》谨扵防之意也。每谨扵防，然后王徳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紏来聘
程頥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讨，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宠，天理灭矣，人道亡矣。书『天王』言，当奉天矣，而其为如此，名紏尊卑贵贱之义亡也。人理旣灭，天运乖矣，隂阳失序，嵗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时。」
谢湜曰：「刑赏，国之大典也。赏不遗善，然后善者兴；刑不遗恶，然后恶者沮。善者兴，恶者沮，而上下不治者，未之有也。」王室聘礼，所以省诸侯而致其防也
译程颐说：“‘见’字表明在宗庙中相见。”
程氏学派说：“齐国送嫁和鲁公迎亲，都不符合礼制。不记载公子翚到达，是因为鲁公在讙地防备齐侯。文姜、穆姜、齐姜、夫人，都符合法度，应当如此，这是国家的大事。”
谢湜说：“先王制定礼制，既有恩惠又有道义。女儿出嫁而父母送行，是出于防范；父亲送行不出家门，母亲送行不出宫门，这是道义。那么，国君的女儿嫁给敌国，只需由卿大夫捧着玉帛传达国君的命令罢了。诸侯跨越国境送嫁，是不合礼制的。鲁公娶齐女，开始时亲自到嬴地会见齐侯以完成婚事，结束时亲自到讙地会见齐侯以接受新娘，没有比这更亵渎婚嫁之礼的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夫妇之道，如果只有防范而没有敬意，就会生出祸乱。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所以孔子说：‘重大的婚嫁，关系到万世的继承，能不重视吗？’”
胡安国说：“古代的婚礼，必定亲自迎娶，这样授予和接受的道义就明确了。后世废弃了亲自迎娶的礼制，于是出现了父母兄弟跨越国境送嫁女儿的情况。派公子翚去迎亲，就已经轻慢了。说是齐侯来迎亲，却在讙地防备他。这说明鲁公的行为，重视的是齐侯而不是姜氏，这难道是礼制吗？不记载‘至’，是因为已经见到鲁公了。不能在此时防范闲杂吗？《敝笱》一诗的讽刺，在此已露端倪。礼制，是用来辨别嫌疑、明确防范，在混乱发生前治理好国家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详细记载。”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程颐说：“这是为了送达夫人，‘弟’字的含义可见于隐公七年。”
谢湜说：“左氏传认为是送达夫人。”
这一年丰收。
程颐说：“记载‘有年’，是记录异常现象。人事在下顺从，那么天气在上就调和。桓公弑君自立，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错乱，水旱凶灾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却丰收，所以记载这种异常。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他的罪恶稍轻，所以大丰收才记载。”
谢湜说：“桓公的时代，记载‘有年’；宣公的时代，记载‘大有年’。这是记录异常，也是记录侥幸。行为邪恶，没有比桓公、宣公更大的了。桓公却丰收，宣公却大丰收，这是极大的异常。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桓公却丰收，宣公却大丰收，这是极大的侥幸。”
胡安国说：“旧史将灾异与喜庆一并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旧史不记载，圣人也不能凭空添加。然而十二公大多历经多年，所有务农重谷、因担忧干旱而记载下雨的情况，难道没有丰年却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吗？这是孔子在其他公的记载中都删削了。唯独桓公的‘有年’、宣公的‘大有年’，保留而没有删削，是因为这两位国君获罪于天，理应受到水旱灾害的谴责。现在却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视为异常，特别保留。那么天道也错乱了吗？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唯独这一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的歉收可想而知。而天理不差，确实如此。这件事，在不修订的《春秋》中，是喜庆；夫子修订后，则是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能够确立兴王之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曾经以此观察，非圣人不能修订，确实如此。‘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解说经书者多列入庆瑞一类，直到程氏阐明深意，才认为是记录异常。这得到了言语意思之外的真谛。”
四年春天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
程颐说：“鲁公出动民众都应当记载，‘郎’地遥远。”
谢湜说：“夏历的冬季狩猎，是正当的时节。周朝以建子月为正，那么狩猎应当在夏历的季冬正月出狩，不是正当的时节。君道先德行后刑罚，好生恶杀，岁首是布施德行恩惠的时候。正月出狩，是以刑罚杀戮为先。先王的狩猎礼在郊外进行，不仅仅以禽兽为事，借此练习武事，借此清除田间害虫，借此祭祀祖先。在郎地出狩，是以游乐为事，与先王的狩猎不同了。”
胡安国说：“为什么记载？讥讽其遥远。军事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狩猎是用来演习大事的。使用民众来训练军队，用来展示武力而威震天下。获取物品来祭祀宗庙，用来展示孝道而顺服天下。所以仲春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狩；仲夏教导茇舍，接着进行苗狩；仲秋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狩；仲冬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然而不合时令就伤害农业，不合地点就伤害物产。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场所，侵害百姓物产，而百姓苦不堪言，那么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旌旗的美丽，都会头痛皱眉互相告知，能不谨慎吗？因为不是固定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谨慎防范的意思。每次谨慎防范，然后王德才完整了。”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程颐说：“桓公弑君自立，天子不能治理天下，无人能讨伐，而天子派他的宰来聘问，显示加尊宠，天理灭绝了，人道消亡了。记载‘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道，而他的行为如此，名分‘纠’字使得尊卑贵贱的道义消亡。人理既然灭绝，天运就乖违了，阴阳失序，年成不能成就了，所以不具载四时。”
谢湜说：“刑罚奖赏，是国家的大典。奖赏不遗漏善人，然后善人兴起；刑罚不遗漏恶人，然后恶人止息。善人兴起，恶人止息，而上下不能治理的，从未有过。王室的聘问礼，是用来省视诸侯而表达敬意的。”
。桓公，臣子之大逆者也。臣民在所殛，王法在所弃，不可与同天下者也。平王以聘礼加桓公而省视焉，是以防好宠逆臣而亲之也。天王者，执刑赏以驭邦国者也。天讨不行扵大逆，而反以防好亲焉，刑赏扵此乱矣。故《春秋》书「天王来聘」，以示桓王亲逆臣而渎大典也。其来聘也，贬宰渠伯紏而名之，以示相桓王之失道也。宰辅，相之官也，辅相王室者，贬而称名，则天王之失见矣。名王臣，以示聘之非宜，则《春秋》之疾奸而讨逆，尊国本而振王纲，其意显矣。渠氏伯紏名与宰喧书名，同意。
译桓公是臣子中最大的叛逆者。臣民应当诛杀他，王法应当抛弃他，不能与他共处于天下。平王用诸侯聘问的礼节加于桓公并去探望他，这是用诸侯间的友好关系来宠幸叛逆之臣并亲近他。天王是执掌刑罚与奖赏来驾驭诸侯国的。对大逆不道之人不执行天子的讨伐，反而用诸侯间的友好关系去亲近他，刑罚与奖赏在这里就混乱了。所以《春秋》记载“天王来聘”，以显示桓王亲近叛逆之臣而亵渎了重大的典礼。天王来聘问，贬低宰渠伯纠而直呼其名，以显示辅佐桓王的失道。宰辅是辅相的官职，是辅佐王室的人，贬低而直呼其名，那么天王的过失就显现了。直呼天子臣下的名字，以显示聘问的不适宜，那么《春秋》憎恶奸邪而讨伐叛逆，尊崇国家根本而振兴王权纲纪，其用意就明显了。渠氏伯纠的名字与宰喧的名字，用意相同。
胡安国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紏其名也。王朝公卿书爵，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例也。紏位六卿之长，降从中士之例而书名，贬也。扵紏何贬乎？在周制，大司马九伐之法，诸侯而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桓公之行，当此二者，舍曰不讨，而又聘焉，失天职矣。操刑赏之柄以驭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宰也。宰以六典治邦国，故以经邦国则有治典，以安邦国则有教典，以平邦国则有政典，以诘邦国则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谓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独谓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为乱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贼乎？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也。聘扵弑君之贼，而名其宰，则桓公殁，王使荣叔来锡命矣。荣叔何以书字而不名也？始而来聘，冢宰书名以见贬；终而追锡，王不称天以示讥，其义备矣。夫咺赗仲子，紏聘桓公，其事皆三纲之所系也。然咺独书官，紏兼称爵，何也？如咺者，岂初得政，犹未受封？而紏则或以诸侯入相，或旣相而已封者乎？汉初命相，必择列侯为之后，用公孙因相而得封，盖欲效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则责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义，天下之大伦，无所轻重。紏以旣封，故兼称爵，见《春秋》责相之意也。
【无秋冬】
程頥语録：「或问桓元年冬十月，下无事，四年、七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
尹焞语録：或问桓公天道不成，不记扵元年，而记扵此，何也？曰：因天王使宰渠伯紏来聘，记之，尤有深意。朱熹曰：不书秋冬，史阙文也。鲁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着，何待扵去秋冬而后见乎？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程頥曰下文阙
谢湜曰再日脱文
夏齐侯郑伯如纪
程頥曰：「齐侯、郑伯朝扵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齐为诸侯，而欲为贼扵邻国不道之甚。郑伯助之，其罪均矣。」
谢湜曰：「春秋外朝内书，朝着其朝以志其乱也；内朝外书，如贬其朝以正其乱也。外诸侯相朝，皆不书。齐侯、郑伯如纪，非朝也，责其恃大虐小也；州公如曹，非朝也，责其畏祸离国也。夫恶萌扵防者，春秋在所发；祸藏扵隐者，春秋在所虑。纪小国，非有大恶当治也，非有危难当救也。齐、郑大国，非以邻国之好朝纪也，非以侵伐之难入纪也。然则二公之如，欲以谋纪而已。春秋书齐、郑如纪，而二国窥伺纪侯之心，由此见矣。」
胡安国曰：「按左氏，齐郑朝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夫如者，朝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纪之为纪，防乎防者也。齐在东州，尊则方伯，郑亦大国也，并駈而朝纪，乃懐诈缓之谋，欲以袭之，而不虞纪人之觉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尔，何以书？纪人主鲁，故来告其事。鲁史承告，故备书扵防。夫子脩经，存而不削者，以小国恃大国之安靖而已，乃包藏祸心以图之，亦异扵兴灭国继絶世之义矣。故存而不削，以着齐人灭纪之罪，明纪侯去国之由。刘敞意林所谓圣人诛意之故，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程頥曰：「古之授任，称其才徳，故无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来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谢湜曰：「仍叔，天子大夫也。其子未命，已代父行聘扵鲁。书『仍叔之子』，责世卿也。尹氏、武氏称氏，仍叔称字者，以世权未若尹、武之重也。王有郑难，故又遣使来聘。」
胡安国曰：「仍叔之子云者，讥世官非公选也。帝王不以私爱害公选，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贤也，不惟任之不以贤，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兄父故而见使，则非公选，而政由是败矣。上世有自野耕、钓渭，擢居辅相，而人莫不以为冝伊陟象贤，复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权，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为卿士，亦不以
译胡安国说：宰，就是冢宰。渠是伯爵，紏是他的名字。周王朝的公卿记载爵位，大夫记载表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身份，这是惯例。紏位居六卿之首，却降低规格按照中士的惯例只记载名字，这是贬斥。为什么要贬斥紏呢？按照周代的制度，大司马九伐的法令规定，诸侯如果杀害自己的亲人就予以正法，放逐或弑杀自己的国君就予以讨伐。桓公的行为，符合这两种情况，周天子不但不讨伐，反而派遣使者去聘问，这是失职。掌握刑罚赏赐的权柄来驾驭臣下的是周天子；论述刑罚赏赐的法度来告诫周天子的是冢宰。冢宰用六典来治理邦国，所以治理邦国有治典，安定邦国有教典，平定邦国有政典，纠察邦国有刑典。治、教、政、刑被称为典，表明这是天下的大常规。这些是太宰所掌管的，却特别称为“建”，因为这些典是由太宰制定的，如今他竟成为祸乱的开端，奉命去聘问弑君的贼人吗？所以特别贬斥只记载他的名字，以显示这个宰不是真正的宰。聘问弑君的贼人，而记载其宰的名字，那么桓公死后，周天子派遣荣叔来赐命，荣叔为什么记载表字而不记载名字呢？开始来聘问时，冢宰记载名字以显示贬斥；最终追赐命令时，周天子不称“天王”以示讥讽，其中的义理就完备了。咺赗赠仲子，紏聘问桓公，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三纲大义。然而咺只记载官职，紏却兼称爵位，为什么呢？像咺这样的人，难道是刚掌权，还未受封？而紏则或者是作为诸侯入朝为相，或者是已经为相且受封的人吗？汉初任命宰相，必定选择列侯，后来公孙因任相而得以受封，大概是想要效法古人重视其职责。职责越重，责任就越深。嫡妾的区别，君臣的道义，是天下的大伦理，没有轻重之分。紏因为已经受封，所以兼称爵位，体现了《春秋》责备宰相的意思。
【无秋冬】
程颐语录：“有人问桓公元年冬十月，下面没有记事，四年、七年没有秋冬，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圣人作经要具备四季。如果桓公行为不道，违背天理，所以不记载秋冬。《春秋》只有两处这样，都是说他没有天理。”
尹焞语录：有人问桓公天道不成，不记载在元年，而记载在这里，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天王派遣宰渠伯紏来聘问，记载这件事，尤其有深意。朱熹说：不记载秋冬，是史官缺漏文字。鲁桓公的弑君之罪，天王不能讨伐，罪恶已经昭著，哪里需要去掉秋冬才能显现呢？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程颐说：下文缺漏。
谢湜说：两天之间脱漏了文字。
夏，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程颐说：“齐侯、郑伯去纪国朝见，想要趁机袭击纪国。纪国人知道了。齐国作为诸侯，却想在邻国做贼，非常不道。郑伯帮助齐国，罪责相同。”
谢湜说：“《春秋》对外国朝见本国，记载‘朝’，以记录其乱；对本国朝见外国，记载‘如’，以贬斥其朝见，从而纠正其乱。外国诸侯互相朝见，都不记载。齐侯、郑伯前往纪国，不是朝见，是责备他们倚仗强大欺凌弱小；州公前往曹国，不是朝见，是责备他畏惧祸患离开本国。邪恶萌芽于防范之时，《春秋》就要揭露；祸患隐藏于隐秘之处，《春秋》就要忧虑。纪国是小国，没有大恶需要治理，也没有危难需要救援。齐、郑是大国，不是以邻国友好的名义朝见纪国，也不是以侵伐的名义进入纪国。那么两位国君前往纪国，只是想图谋纪国罢了。《春秋》记载齐、郑前往纪国，两国窥伺纪侯的心思，由此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齐、郑朝见纪国，想要趁机袭击。纪国人知道了。‘如’是朝见的辞令。尊贵的不朝见卑贱的，强大的不朝见弱小的。纪国之所以成为纪国，是因为防备周全。齐国在东州，尊贵则是方伯，郑国也是大国，一起驱车朝见纪国，却怀着欺诈懈怠的阴谋，想要趁机袭击，却没有料到纪国人察觉。他们的用心太狠毒了。这只是外国互相朝见，为什么要记载？因为纪国是鲁国的宗主，所以来告知这件事。鲁国史官接受告知，所以在防地详细记载。孔子修《春秋》，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小国倚仗大国以求安靖，却包藏祸心来图谋它，这与兴灭国、继绝世的大义不同了。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人灭纪的罪责，阐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意林》所说的圣人诛讨意图的缘故，是对的。”
天王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程颐说：“古代授予官职，称量其才能德行，所以没有世袭的官职。周朝衰微，用人世袭，所以卿大夫的儿子代替父亲任职。仍叔受命来聘问，却派遣他的儿子代行。”
谢湜说：“仍叔是天子的卿大夫。他的儿子未被任命，已经代替父亲出使鲁国聘问。记载‘仍叔之子’，是责备世卿。尹氏、武氏称氏，仍叔称字，是因为世袭的权柄不如尹、武那样重。周王遭遇郑国的危难，所以又派遣使者来聘问。”
胡安国说：“说‘仍叔之子’，是讥讽世袭官职不是公正选拔。帝王不因为私爱损害公正选拔，所以做官的人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任用不依据贤能，不仅任用时不依据贤能，派遣时也不依据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为兄长父亲的缘故被派遣，就不是公正选拔，政事因此败坏。上古有从田野耕作、渭水垂钓，提拔担任辅相，人们没有不认为适宜的；伊陟象贤，再次辅佐太戊；丁公世美，入朝掌管兵权，不因为世袭的缘故怀疑他们。崇伯被杀，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仲担任卿士，也不因为
其父故废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视朝廷官爵为己私，援引亲党，分据要途。施及童稚，贤人退处扵筚门，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后夷狄侵凌，国家倾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春秋》书「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后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选之地，以败乱其国家，欲其深省之也。
译他的父亲原本就废黜了他。只要秉持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掌握政权，把朝廷的官职爵位当作自己的私产，拉拢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甚至施恩于年幼无知之人，贤能之士退居简陋的门庭，年老却不被任用，公道无法施行，此后夷狄入侵欺凌，国家倾覆灭亡，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妥善善后了。”《春秋》记载“武氏仍叔之子”这件事，是告诫后世君主不要顺从大臣的私意，任用他们中能力薄弱的子弟占据本应公开选拔的职位，从而败坏扰乱国家，希望君主们深刻反省。
朱熹曰：「春秋有书『大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熹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矣。」
葬陈桓公
谢湜曰国乱日月不详
城祝丘
谢湜曰：「杜氏谓齐、郑将袭纪故城。」
秋蔡人衞人陈人从王伐郑
程頥曰：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扵繻葛，王卒大败王师扵诸侯不书败诸侯不可敌王也；扵夷狄不书战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敌其抗，王道之失也。
程氏学曰：周衰诸侯背叛，莫有尊王而从命者，唯此年王蔡衞陈人伐郑，而圣人书曰「蔡人衞人陈人从王伐郑」，所以明君臣之大义，君行而臣从之，正也。或曰：蔡衞陈皆称人，防者乎？曰：虽使卿行，茍不命扵天子者，若从王，则亦不得以名举尊而厌卑，亦云冝矣。谢湜曰：君行而臣从，君臣之大义也。人君总天下之大，以言则行，以动则济者，以臣子致事君之义也。周衰诸侯不遵王命乆矣。桓王之伐郑也，三国乃能为王出兵以讨不庭，勤王之道矣。《春秋》书曰「从王」，所以明君臣之大义也。以君臣大义书三国从王，而大国之不能从王，其罪见矣。三国出兵，盖卿行也。郑庄公以手足之亲出为王室讐敌，诸侯所冝致伐也。三国虽以卿出，而侯伯无躬亲夹辅之勲，三国从王书人，而诸侯事王不尽忠力，其失见矣。列国之卿非命卿也，其从王不以名称，以示非王命也。非王命者不以为卿，所以尊王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扵繻葛，王卒大败。春秋书王，必称天者，所章则天命也，所用则天讨也。王夺郑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诸侯伐焉，非天讨也，故不称天。或曰：郑伯不朝，恶得为无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恶，人理所不容也，则遣使来聘，而莫之讨。郑伯不朝，贬其爵可也，何为愤怒自将以攻之也？移此师以加宋鲁，谁曰非天讨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时措之也。旣讥天王以端本矣，三国以兵防伐，则言从王者，又以明君臣之义也。君行而臣从，正也。战扵繻葛而不书战，王卒大败而不书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纲军政之本，圣人寓军政扵春秋而书法若此，皆裁自圣心，非国史所能与也。」
大雩
程頥曰：「成王尊周公，故赐鲁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扵上帝，用盛乐也。诸侯雩扵境内之山川。以成王之赐鲁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大雩，嵗之常祀，不能皆书也，故因其非时则书之。遇旱灾则非时而雩，书之所以见其非礼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书
又曰：“雩及上帝，以见鲁不当为与《书》郊者同义。”张载《礼乐説》：“或问：‘雩禜有益无益扵水旱？’是何无益？祭祀之义同也。古者天子雩扵上帝，诸侯雩扵山川。水旱旣其气运使然，祈祷之礼复何用耶？祈祷者，盖示其意。民患若此，不可视之若无事。譬如人之有疾者，其为之祈祷，皆是意，不过卒归无益也。故曰：‘丘之祷乆矣。’”
谢湜曰：「天子祭天有四：冬至郊，孟春祈糓，孟夏大雩，季秋明堂，是也。诸侯不得祭天，祈糓行扵社稷，雩礼行扵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礼也。夏，百谷需雨之时，故雩以孟夏。秋大雩，失天时也。然则『大雩』书僣也，『秋大雩』书怠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鲁雩以秋，而人君无恤农之诚，由此见矣。」
胡安国曰：大雩者，雩扵上帝，用盛乐也。诸侯雩扵境内之山川。尔鲁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书扵防，则有不胜书。故雩祭则因旱以书，而特谓之大。郊禘亦因事以书，而义自见。此皆国史所不能与。君子以谓性命之文是也。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祢祭扵己之寝，礼也。故季氏旅扵泰山，子曰：「呜呼！曽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书郊禘大雩之义，则知圣人
译朱熹说：“《春秋》中有记载‘天王’的，也有记载‘王’的，这些都难以理解。有人认为不称‘天’而只称‘王’，是表示贬斥。我认为：如果记载为‘天王’，其罪过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葬陈桓公。
谢湜说：国家动乱，日期不详。
修筑祝丘的城墙。
谢湜说：“杜预认为，齐国、郑国将要袭击纪国，所以修筑城墙。”
秋天，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
程颐说：周王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朝见周王，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抗，在繻葛交战，周王的军队大败。因为诸侯不可与王对抗，所以不记载败绩；因为夷狄不能抗拒王，所以不记载战争，这是常理。能够对抗或抗拒，是王道衰微的表现。
程氏学说：周王室衰微，诸侯背叛，没有尊崇周王并听从命令的人，只有这一年周王、蔡、卫、陈国人讨伐郑国，而圣人记载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以此来阐明君臣的大义，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正道。有人说：蔡、卫、陈都称“人”，是表示防备吗？回答说：即使是卿大夫出行，如果不是受天子命令，如果是跟随周王，那么也不能以名字来举尊而压抑卑下，这也是适宜的。谢湜说：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君臣的大义。君主统领天下，说话就能实行，行动就能成功，这是依靠臣子尽忠事君的道义。周王室衰微，诸侯不遵从王命已经很久了。桓王讨伐郑国，三国能够为王出兵以讨伐不朝见的人，这是勤王的正道。《春秋》记载说“跟随周王”，以此来阐明君臣的大义。以君臣大义记载三国跟随周王，而大国不能跟随周王，其罪过就显现了。三国出兵，大概是卿大夫出行。郑庄公以手足之亲成为王室的仇敌，是诸侯应当讨伐的。三国虽然以卿大夫出行，但诸侯没有亲自辅佐的功勋，三国跟随周王记载为“人”，而诸侯侍奉周王不尽忠尽力，其过失就显现了。列国的卿大夫不是受命于天子的卿，他们跟随周王不以名称记载，以示不是王命。不是王命的不视为卿，以此来尊崇周王。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周王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朝见周王，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抗，在繻葛交战，周王的军队大败。《春秋》记载王，必定称‘天’，所彰显的是天命，所运用的是天讨。周王剥夺郑伯的政权，却因他不朝见而愤怒，率领诸侯讨伐他，这不是天讨，所以不称‘天’。有人说：郑伯不朝见，怎能说没有罪过？回答说：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掌权，这是天下的大恶，人情理所不容，却派遣使者来聘问，而没有人讨伐。郑伯不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愤怒亲自率领军队攻打他呢？如果把这支军队用来讨伐宋、鲁，谁会说这不是天讨呢？《春秋》是天子的事业，阐述天理而适时施行。既然讥讽天王以端正根本，三国出兵跟随讨伐，那么说‘跟随周王’，又用来阐明君臣的道义。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正道。在繻葛交战而不记载战争，周王的军队大败而不记载，又用来保存天下的法度。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圣人将军政寄托于《春秋》，书法如此，都是出自圣人的裁断，不是国史所能参与决定的。”
举行大雩祭。
程颐说：“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予鲁国重祭，得以举行郊祭和禘祭。大雩，是大雩祭，在上帝那里举行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在境内的山川举行雩祭。因为成王的赐予和鲁公的接受，都违背了道义。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遗风衰微了。’大雩，是每年的常规祭祀，不能全部记载，所以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遇到旱灾则不合时宜而举行雩祭，记载它之所以见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祭和禘祭也因为事情而记载。”
又说：“雩祭涉及上帝，以显示鲁国不应当这样做，与《尚书》中记载郊祭的意义相同。”张载《礼乐说》：“有人问：‘雩祭对于水旱灾害有益还是无益？’怎么无益？祭祀的意义是一样的。古代天子在上帝那里举行雩祭，诸侯在山川举行雩祭。水旱灾害既然是气运使然，祈祷的礼仪还有什么用呢？祈祷，大概是表示心意。百姓遭受这样的祸患，不能视若无睹。譬如人生病，为他祈祷，都是表示心意，不过最终归于无益。所以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
谢湜说：“天子祭天有四种：冬至郊祭，孟春祈谷，孟夏大雩，季秋明堂，就是这样。诸侯不得祭天，祈谷在社稷举行，雩礼在境内的山川举行而已。雩，是祈求降雨的祭祀。大雩，祭天而雩，是天子的礼仪。夏天，百谷需要雨水的时候，所以雩祭在孟夏举行。秋天大雩，违背天时。那么‘大雩’记载僭越，‘秋大雩’记载懈怠。孟子说：‘民事不可迟缓。’鲁国在秋天举行雩祭，而君主没有体恤农业的诚意，由此可以看见。”
胡安国说：大雩，是在上帝那里举行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在境内的山川举行雩祭。鲁国是诸侯，却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想要全部记载在法度上，则有不胜记载。所以雩祭因为旱灾而记载，而特别称为大。郊祭和禘祭也因为事情而记载，意义自然显现。这些都是国史所不能参与决定的。君子认为这是性命之文。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和庶人不敢以自己的祖庙祭祀别人的祖先，这是礼制。所以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不如林放吗？”明白了《春秋》所记载郊祭、禘祭和大雩的意义，就知道圣人
治国如指诸掌之説矣。
吕祖谦曰：「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释例谓：建已之月，乃纯阳用事之月，惧有旱，故先祭此嵗时之雩也。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此旱而雩也。旱而所雩之神，则《周礼》所谓天子雩上帝，诸侯以下雩上公。嵗时所雩之神，则《月令》所谓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扵民者，以祈糓实，是矣。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方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鞸至祝敔，皆作成乐，凡他雩用歌舞而已。」
译治理国家就像手掌中的纹路那样清晰明了，这就是“指诸掌”的说法。
吕祖谦说：“求雨的祭祀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求雨祭，一种是因旱灾而举行的求雨祭。《释例》中说：建巳之月（农历四月），是纯阳之气主导的月份，担心发生旱灾，所以预先举行这种按岁时进行的求雨祭。在上辛日举行盛大的求雨祭，在季辛日再次举行求雨祭，这是因旱灾而举行的求雨祭。因旱灾而求雨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周礼》所说的天子求雨祭上帝，诸侯及以下官员求雨祭上公。按时节求雨所祭祀的神灵，就是《月令》所说的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祷祭祀，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祭天帝，使用隆重的音乐，于是命令各县祭祀对百姓有益的历代卿士，以祈求谷物丰收，就是这样。求雨祭，是呼号叹息、祈求降雨的祭祀。‘雩帝’，是指在坛场的南方旁边，祭祀五方天帝，并配享先帝。从鼗、鞸到祝、敔，都是制作完成的乐器，其他求雨祭只用歌舞罢了。”
螽
程頥曰：「蝗也，旣旱又蝗，饥不在书也。」
谢湜曰螽蝗类隂阳沴气所生
冬州公如曹
程頥曰：「州公尝为王三公，故称公。不能保其国，去如曹，遂不复
谢湜曰：「诸侯以王命主社稷，抚人民，其有难也，明忠信，严守备，与民以死守之，保国之义也。州公以小国间扵大国，度其国危而不能守也，乃至不畏王命，不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难适曹。然则州公非以邻国之好朝曹也，非以大国兵加其国奔曹也，其行欲以免祸而已。春秋书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一国，其恶见矣。」
胡安国曰：「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天子三公称公者，王者之后称公，州公诸侯而称公者，昔毕髙以父师而保厘东土，衞武以列国而入相扵周，盖与后世出入均劳之意同。此其所以称公也。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将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春秋集义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八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六年春正月寔来
程頥曰：「五年冬，如曹，尚为君也，故以诸侯书之。今不能反国则匹夫也，故名之。来来鲁也，忽称郑忽明其正也。实不称州，州亡其国矣。」
程氏学曰：五年，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礼曰：「诸侯不生名，失国则名之。」寔者，盖州名也。如曹之时，未失国，则以诸侯之尊而不名；至春而来，不复其国矣，则是匹夫也，故名之。春秋之义，正名而已。名正而天下治矣。谢湜曰：寔州公名，州公之畏祸及身也，自州适曹，自曹适鲁，遂无返国之心。左氏谓「不复其国」是也。诸侯不生名，失国则名。州公之如曹也，待以诸侯而不名者，以其未失国也；其适鲁也，待以匹夫而名之者，以其不复其国也。春秋以义正名，义絶扵民者，非其民；义絶扵国者，非其国。民非其民国非其国，则君道絶矣。州公之适鲁是也，故春秋以匹夫名之而已。以其不成朝，故不书朝；以其失国，故不书国。
胡安国曰：「按左氏，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失地灭同姓则名。正名，经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诸侯失国，而后托扵诸侯，孟子以为礼也。今州公来朝，将以诸侯之礼接之乎？则春秋乃书其名，将以匹夫之贱待之乎？孟子乃以托国为礼，将何处而可？曰：周道衰防，诸侯放恣，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壌地▯小，廹扵大国之间而失国，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则以诸侯之礼接之可也。谭子在莒，▯子在黄，温子在衞，虽失国出奔，而春秋不名义，可见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或弃贤保佞，或骄奢滛纵，或用兵暴乱，自底灭亡，如蔡献舞、邾益、曹阳、州实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则待之以▯，乃礼之过也。观春秋名与不名，则知所以处寓公之礼与强为善、自暴弃者之劝戒矣。」
夏四月公防纪侯扵成
程頥曰谋齐难也
谢湜曰左氏谓纪来谋齐难也
秋八月壬午大阅
程頥曰：为国之道，武备不可废必扵农隙讲▯。保民守国之道也。盛夏大阅妨农害人，失政之甚。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有警而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国乎？谢湜曰：合国之车徒而阅之，大阅之礼也。兵防器战危事。无故习之，则民有恐心。率民从事兵革，则民有鬭心。故大阅行扵冬狩之时民不以兵革为事，而兵革之事习扵田猎之间内足以安固国家，而外足以待不虞之变与八月之阅异矣。八月大阅讥其讲武扵仓卒之间也。书八月大阅而鲁国兵不预习武不素治，其失见矣。书日，志其谨也。知谨其日，而不知谨其时所谓弃其大而恤其小也。大阅国事，故不书公狩。书公则以志其盘游故也。
胡安国曰：大阅，简车马也。周制，大司马中冬大阅，教众庶修战法，独详扵三时者，盖为农隙故也。书「八月不时矣」，以鼓则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以旗
译螽
程颐说：“螽就是蝗虫，既遭遇旱灾又发生蝗灾，饥荒不在记载范围内。”
谢湜说：“螽和蝗同类，是阴阳不和之气所滋生。”
冬，州公前往曹国。
程颐说：“州公曾经担任王室的三公，所以称公。他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离开本国去了曹国，于是就不再回来。”
谢湜说：“诸侯奉王命主持社稷，安抚百姓，若有危难，应当彰显忠信，严守防备，与百姓同死共守，这是保全国家的道义。州公因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估计国家危在旦夕而无法坚守，竟然不畏王命，不顾社稷百姓，私自为了保全自身避难而前往曹国。那么州公不是因邻国友好而朝见曹国，也不是因大国兵临本国而逃往曹国，他的行为只是为了免除祸患罢了。《春秋》记载说‘如曹’，州公不能保全一国，他的恶行就显现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国家危在旦夕，于是就不再回来。天子的三公称公，王室的子孙称公，州公作为诸侯而称公，是因为从前毕公高以父师的身份安定治理东方，卫武公以列国君主的身份入朝辅佐周王室，大概与后世出入朝廷、内外辛劳的意思相同。这就是他称公的原因。外相前往他国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将有后来的结局，所以先记录其开端。”
《春秋集义》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八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六年春正月，寔来。
程颐说：“五年冬，州公前往曹国，当时他还是国君，所以按诸侯的规格记载。现在他不能返回国家，就是平民，所以称其名。‘来’是来到鲁国，‘忽’称郑忽，是为了明确其正统。‘寔’不称州，是因为州已经亡国了。”
程氏学说：“五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国家危在旦夕，于是就不再回来。六年春，他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本国。《礼》说：‘诸侯不直接称名，失国则称名。’‘寔’大概是州公的名。前往曹国时，尚未失国，所以以诸侯的尊贵而不称名；到春天来朝时，不再返回本国，那就是平民了，所以称其名。《春秋》的道义，在于正名罢了。名正而天下就治理好了。”谢湜说：“寔是州公的名，州公因为害怕祸患及身，从州国逃往曹国，又从曹国逃往鲁国，于是没有返回国家的心。《左传》说‘不再返回本国’是对的。诸侯不直接称名，失国则称名。州公前往曹国时，以诸侯的规格对待而不称名，是因为他尚未失国；他前往鲁国时，以平民的规格对待而称名，是因为他不再返回本国。《春秋》以道义正名，与百姓道义断绝的，就不是他的百姓；与国家道义断绝的，就不是他的国家。百姓不是他的百姓，国家不是他的国家，那么君道就断绝了。州公前往鲁国就是这样，所以《春秋》以平民的名来称呼他罢了。因为他不成其为朝见，所以不记载‘朝’；因为他失国，所以不记载‘国’。”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不再返回本国，‘寔’是州公的名。《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直接称名，失地灭同姓则称名。正名，是经世治国的根本，名正而天下就安定了。有人说：诸侯失国后，寄居在别的诸侯国，孟子认为合乎礼。现在州公来朝见，要用诸侯的礼节接待他吗？那么《春秋》却记载他的名；要用平民的低贱对待他吗？孟子却认为寄居他国合乎礼，这将如何处置呢？回答说：周道衰微，诸侯放纵，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治理。那些土地狭小，被大国逼迫而失国的，是不幸，不是他们的罪过，那么用诸侯的礼节接待他们是可以的。谭子在莒国，〇子在黄国，温子在卫国，虽然失国出奔，而《春秋》不称其名，由此可见。至于不能修明道义以匡正国家，或者弃贤用佞，或者骄奢淫纵，或者用兵暴乱，自取灭亡，像蔡献舞、邾益、曹阳、州寔这类人，都是自取灭亡罢了，那么用平民的规格对待他们，是礼的过失。观察《春秋》称名与不称名，就知道如何处置寄居的国君，以及如何劝诫勉力为善、自暴自弃的人了。”
夏四月，公与纪侯在成地会盟。
程颐说：“谋划齐国的危难。”
谢湜说：“《左传》说是纪国来谋划齐国的危难。”
秋八月壬午，大阅兵。
程颐说：“治国的道理，武备不可废弃，必须在农闲时讲习。这是保民守国的道理。盛夏大阅兵妨碍农事，伤害百姓，是严重的失政。无事而为之，是妄动。有警备而为之，平时不教育，怎么保全国家呢？”谢湜说：“集合全国的战车步兵而检阅，是大阅兵的礼节。兵器和战争是危险的事。无故演习，百姓会有恐惧之心。率领百姓从事兵器战事，百姓会有争斗之心。所以大阅兵在冬狩时举行，百姓不从事兵器战事，而兵器战事在田猎间习练，内足以安固国家，外足以应对不测之变，与八月的阅兵不同。八月大阅兵，讥讽其在仓促间讲武。记载八月大阅兵，而鲁国兵器不预习，武备不平时治理，其过失就显现了。记载日期，是记其谨慎。知道谨慎日期，而不知道谨慎时机，所谓舍弃大的而顾虑小的。大阅兵是国家大事，所以不记载‘公狩’。记载‘公’则是为了记其游猎的缘故。”
胡安国说：“大阅兵，是简阅车马。周代的制度，大司马在仲冬大阅兵，教导众庶修习战法，唯独详细在三时，大概是因为农闲的缘故。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了，以鼓声指挥，则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以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