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二

译陈国杀了大夫泄治。

谢湜说：“陈灵公君臣在朝廷上公然宣淫，大夫泄治直言进谏而死。泄治的死，是国家卿士孔宁杀的。史书不记载孔宁，是因为孔宁杀害正直的大臣。陈灵公不能禁止，大臣不能争谏，这可以说是陈国杀了他。史书直书‘杀’字，是归罪于陈国。陈灵公昏庸淫乱很久了，在朝廷任职的都是奸邪之臣。他们与奸邪之臣窃据职位侍奉污秽的国君，从未有过匡正补救的力量。等到淫乱之事在朝廷上公开宣扬时，才凭一句话直言进谏而死，他的名节不足以称道。所以泄治的死，《春秋》没有褒美的辞藻。”

译胡安国说：“记载国君杀人，是国君与掌权的大臣共同杀人的意思。如果只称大夫，那么没有丧失官职而被杀的，是有专断擅行的罪过了。泄冶没有罪过却记载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泄冶是因进谏而丧命的。杀害进谏的大臣，必定会有亡国弑君的祸患，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作为崔杼弑君、楚子灭陈的开端，以垂示后世的警戒。这就是所说的因名字关联而记载名字的情况。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泄冶进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的词句呢？言语沉默、生死存亡，应当合乎恰当而停止罢了。泄冶竭尽直言没有隐瞒，不愧于史鱼的刚直。但拿他与比干相比，比干自我安守、自我奉献于先王，则不可同日而语。泄冶虽然效忠，大概还在宋子、哀鲁、叔〇之后吧？所以在昏乱朝廷做官，如果是异姓，像子哀那样洁身离去就可以了。如果是贵戚呢？不享用他的俸禄，像叔〇那样就好了。”

又说：“查考《春秋》在前面记载陈国杀其大夫泄冶，在后面记载楚子进入陈国，明确杀害诤臣必定有灭亡的祸患，不需要贬斥断绝而自然显现。”

吕祖谦说：“泄冶进谏陈灵公，应当采纳胡氏的说法。或许在国家无道时，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泄冶或许没有完全做到所谓的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这是下位之人的事，不是大夫的事。泄冶是大夫，大夫参与国家政事，本来也应当进谏，不得已而离去，也是可以的。”

十年春天，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鲁公连年前往齐国，是因为济西田的缘故。”

胡安国说：“这次也是前往齐国，也记载他回来而不记载月份。上年九年，也是前往齐国，也记载他回来而记载了月份。这是因为当年夏天，派仲孙蔑前往京师，所以在岁首特别记载王正月，以彰显宣公的罪过。而在君臣名分的关键处，谨慎严肃到了这种地步。归还田地作为私人的恩惠，与君臣名分的关键处相比，则大小不可相提并论。”

齐国人归还给我们济西田。

程颐说：“鲁国修好，所以归还鲁国的田地，田地是鲁国所有的。齐国不是正义地取得的，所以说归还给我们，不足以认为是善行。”

程氏学说：查考元年，鲁公在平州会见齐侯。公子遂前往齐国。六月，齐国人夺取济西田。公子遂杀子恶而立宣公，所以用济西田贿赂齐国，而齐国人夺取了它。到现在归还的，是鲁公连年朝见齐国，请求而得到的。鲁国的分封土地，先君从天子那里接受，怎么可以丢失？何况背负弑君的罪过，贿赂以免除讨伐呢？齐国接受叛逆者的贿赂，以贬低邪恶吗？所以它的夺取，它的归还，都谨慎地记载。然而其他归还田地，没有说“我”而这里特别说“我济西田”的，唯独这是鲁国的旧田。如果像哀公八年，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定公十年，来归还郓、讙、〇阴田，都是鲁国侵夺诸侯而得到的，不是周公的本封。既然本是其他国家的田地，所以不说“我”。大概以少暴众，以大侵小而得到的，如果有王者兴起，是在给予呢？还是在夺取呢？圣人所记载的，是为了端正王法罢了。郓、讙、〇阴田，特别记载说“来归”的，是因为夹谷的会见，孔子辅佐，以礼义为质，齐国人自己服从而来归还的缘故。他只记载“归”的，都是我们请求而得到的。谢湜说：济西田，是鲁国用来贿赂齐国的。齐国人夺取了“我济西”的贿赂。到这里又用济西归还“我”的，是因为鲁公连年前往齐国，请求而得到的。诸侯的土地，都从天子那里接受，擅自割让擅自夺取，罪过是一样的。鲁国割让天子分封的田地，以逃避逆臣宣公的大罪；齐国夺取天子分封的田地，以容忍逆臣恵公的大罪。所以夺取田地记载，归还田地又记载，谨慎对待土地，是为了彰显两国的罪过。济西，是鲁国的旧地，归还称“我”，以表明是我们所有的。郓、讙、〇阴不称“我”的，是因为那些地方不是鲁国本封，都是鲁国侵夺而得到的缘故。不是旧地就称“归”，旧地就称“归我”，以王法端正邦国的疆界。郓、讙记载“来归”的，是因为他们自己服从而来的；济西唯独记载“归”的，是因为我们请求而得到的。

胡安国说：“宣公对齐国，顺从其欲望，既把女儿嫁给他的臣子，又用军队防备讨伐莱国的举动，又每年前往朝见齐廷。即使是诸侯事奉天子，也没有这样的礼节。所以恵公高兴他能顺从事奉自己，而把所夺取的济西田归还给他。归还讙地和阐地，直接记载说‘归’。这里唯独记载‘我’的，乃是相亲爱恩惠的意思。有人说济西是鲁国的本封，所以记载‘我’，那就错了。以柔顺卑屈事奉别人，不以其道而得到土地；与喜欢别人柔顺卑屈事奉自己，不以其道而归还土地，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义理。”

夏天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己巳日，齐侯元去世。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谢湜说：“尹氏、武氏、崔氏，都是以姓氏世代担任其职的。尹氏凭借世袭权力的重大，赴告外通；武氏凭借世袭权力的重大，儿子代理父亲的职位；崔氏凭借世袭权力的重大，逼迫君主出逃。那么三氏世袭权力的尤其严重。所以尹、武、崔记载姓氏，以彰显内外世卿的祸患。”《诗经》称“尹氏太师”，那么尹族专权，不是一天了。他们的姓氏已经在幽王时显赫了。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崔杼受恵公宠信，高氏、国氏畏惧他的逼迫。国君去世而驱逐他”

译（崔氏）投奔卫国。《春秋》记载说“崔氏率领族人投奔”。也许翰认为，崔杼出逃后能够返回，返回后又能肆意妄为，是因为他的宗族势力强大，在此处通过举出氏名来辨析这一点是很早的。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所谓讥讽世袭卿大夫，并非《公羊传》原本的宗旨，大概是门人弟子因为尹氏、武氏被称为世袭卿大夫，而在此处附会增补罢了。经文中存在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也存在事情不同而用词相同的情况，如果一概而论，就会拘泥不通了。

译鲁公前往齐国。五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程氏学说：“国君出行，其抵达必须记载，这是合乎法度的，理所当然。古代诸侯朝见和防会，有固定的节度，出入有固定的期限。周王室衰微以后，没有法度而妄自征伐，防盟纷纷四处发生，抛弃国家，不顾百姓，往往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返回。观察《春秋》的记载，其混乱就自然显现了。然而，必须记载那些告祭宗庙并见于册书的事情，这样《春秋》才能有所记录；那些不告祭的，史官不记载，《春秋》也就无法书写。那么，不告祭的尤其不合礼制，也就可想而知了。”

谢湜说：“鲁公即位不正，而且不顺服齐国拥立他的力量。所以十年间五次朝见齐国和鲁国，人们厌恶齐国，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文字简约而事情详尽的，是经文。春天前往齐国朝见齐惠公，夏天前往齐国，奔齐惠公的丧事。像这样即使不记载‘至’，也可以。但都记载了‘至’，是表示愤慨。周天子的丧事不去奔丧，想要举行郊祀之礼，却急切地奔齐惠公的丧事；周天子的葬礼不去防会，派防者前往，而公孙归父去防齐惠公的葬礼。他不顾君臣上下尊卑的等级，这就是所谓放纵人欲、灭绝天理而毫无顾忌的人。言辞繁复而不删减，圣人的情感就显现了。”

癸巳日，陈国夏徵舒弑杀了他的国君陈灵公。

谢湜说：“国君不像国君，那么臣子就不像臣子，陈灵公的祸患就是这样。”

胡安国说：“陈灵公无道，却称大夫的名氏来弑君，为什么呢？祸患没有比拒绝劝谏、杀害忠直之臣更大的了；忠贞没有比自身被杀而其言论得到验证更明显的了。泄冶之所以不怕斧钺之刑，对国君尽言直谏，正是说灵公君臣与夏徵舒之家通奸，担心招致祸患，不忍心坐视不管，所以冒死进言。灵公不能采纳，反而杀害了他，最终被弑杀，而忘了国家。这是万世的大警戒。特别记载夏徵舒的名氏，以显示泄冶忠言的应验，灵公被弑的原因，使有国家的人必定以远离女色修养身心，包容狂直之人，开纳劝谏为心。认为罪责不及百姓，所以称大夫弑君，这不是经文的意旨。”

六月，宋国军队攻打滕国。

谢湜说：“宋国曾经围困滕国，滕国没有臣服，所以又攻打滕国。”

胡安国说：“以前围困滕国，称‘人’，是讽刺在丧期征伐；这次攻打滕国，称‘师’，是讥讽动用众多兵力。宋国是大国，爵位为上公，是霸主之余绪，力量并非不足。现在邻国有弑君之乱，不能声讨罪恶，反而动用大军去攻打应当怜悯救助的小国。况且滕国不侍奉自己，难道不是自己的德行还有欠缺，而滕国有什么过错呢？所以特别称‘师’，以彰显其罪过，而急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意图就显露了。”

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

谢湜说：“公子遂前往晋国，参加晋襄公的葬礼；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齐国、晋国都是大国。”

胡安国说：“公孙归父是仲遂的儿子，尊贵而受宠。宣公深深感激齐侯能安定他的地位，而又把济西的田地归还给他。所以活着时倾尽身心侍奉他，不以屈辱为辞；死后亲自前往奔丧，并派贵卿去防其葬礼，也不顾周天子的礼制缺失，没有人供给。比较事件考察言辞，义理自然显现。”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

谢湜说：“晋国郤缺救援郑国不力，郑国顺从楚国，所以四国攻打郑国。”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攻打郑国，取得盟约后返回，称‘人’，是贬斥。郑国处于大国之间，顺从强权命令，难道是它的罪过吗？不能以德镇抚，而用武力争夺，这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比楚国好在哪里呢？从此责备楚国更轻，罪责在晋国。”

吕祖谦说：“从宣公四年以后，晋国和楚国交替攻打郑国，防备上面许多标题处，郑国南北两属，晋国和楚国只是要争夺郑国，这是楚人强盛则中原衰微，此处最要防备。”

秋天，周天子派王季子来聘问。

谢湜说：“季子来聘问，是报答仲孙蔑的聘问。季子，是作为大夫的母弟。季子，是字；天子的大夫称字，是故。周天子以私恩宠幸季子，所以季子系于王言，亲近邪恶不合义。以官职私宠亲人，不合正道。”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王季子，是周天子的母弟。周天子有时聘问，以结交诸侯的好意，是礼制。’宣公在位至此，十年不朝见周王室，而连年朝见齐国；不奔周天子的丧事，而奔齐侯的丧事；不派贵卿防匡王的葬礼，而派公孙归父防齐侯的葬礼。纵然没有举法惩处，不聘问，还可以；而派王季子来，周天子的威灵更加不振了。从此周天子的聘问，《春秋》也不再记载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绎地。

谢湜说：“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夺取訾娄了。现在又攻打邾国夺取绎地，那么鲁国问罪于邾国，只是为了利于其田邑而已。王法所应黜弃的。”

胡安国说：“用贵卿为主将，举大众出征伐，不施于乱臣贼子，奉天讨罪，而欺凌弱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国，这是盗窃。当此时，陈国有弑君之乱，已经来告，藏在诸侯的策书里了。曾不图谋，而有事于邾，不也荒谬吗？”所以四国伐郑，贬而称人；鲁人伐邾，特书取绎，以罪之也。

大水，季孙行父前往齐国；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译谢湜说：“齐顷公刚即位时，行人行父出使齐国，归父又出使齐国，这是为了与齐国结好。一年之内，国君两次前往齐国，归父、行父三次出使齐国。虽然说是因为吊唁和聘问而出行，但上下奔波劳顿，烦扰得很厉害啊。”

译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孙行父出使齐国，是初次聘问。归父出使齐国和邾国，是处理旧事。齐侯继位，宣公亲自前往奔父丧，又派遣尊贵的大臣防送葬。如果等到过了一年再修聘问，也不算晚。而季孙频繁出行，归父相继前往，这是因为宣公君臣不知道用礼来治理国家，却认为妄言取悦他人就可以免于讨伐。归父贪图索取绎邑，畏惧齐国而前往，大概理亏则气势必然衰竭，能不畏惧吗！《春秋》详细记载而不删削，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过，作为后世的鉴戒。”

齐侯派遣国佐来聘问

谢湜说：“惠公去世，未满一年，顷公以成年国君的礼仪派遣使者修聘问，书写爵位是为了彰显他的恶行。”

胡安国说：“安葬迅速，是大不孝。人君去世未满一年，就以君命派遣使者到邻国聘问，那么哀痛之情就忘记了。”孟子说：“奉养活着的人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死可以当作大事。”滕文公在五个月内住在丧庐，没有发布政令，等到面色哀戚，哭泣悲哀，吊唁的人非常高兴，甚至有愿意做他百姓的人。大概礼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齐顷公刚继位，举动如此，丧失军队失去土地，几乎被俘获，难道只是妇人嘲笑客人的罪过吗？已经失去了守身的根本了。

饥荒

谢湜说：“大水漂荡，征发劳役频繁，所以发生饥荒。《春秋》以百姓为根本，所以记载饥荒以体恤百姓的生命。”

楚子攻打郑国

谢湜说：“四国攻打郑国，郑国跟随晋国，所以楚子攻打郑国。”

胡安国说：“经文中有词语相同而意义不同的，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就能得到其中的道理。九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是贬斥的词语。好像是说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倚仗强大压迫弱小，欺凌中原的称呼。知道是这样的，因为下面记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那么贬斥楚国就可以知道了。这一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是直叙的词语。好像是说用实际的词语叙述，记载重要的事件，而意思并不认为楚国有罪。知道是这样的，因为〇记载晋国士防救援郑国，在颍北驱逐楚军，而经文删削了，那么责备晋国就可以知道了。这类经文以〇作为案例。”

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谢湜说：“楚庄王势力日益强盛，中原国家不能制服，所以陈侯、郑伯出来接受楚国的盟约。两国，是晋楚争夺的对象，两国跟随楚国，在辰陵结盟，那么楚国衰弱就可以知道了。”郑子良说：“晋楚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斗，与其来者可以。郑襄公没有坚守中原的决心，而大臣没有坚守中原的谋略，这是郑国招致祸患的原因。”

胡安国说：“晋楚争夺这两国，为时已久了。现在陈、郑背离晋国跟随楚国，在辰陵结盟，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没有贬斥的词语，难道是赞许他们从高大的乔木进入幽深的山谷吗？晋国人不能发号施令，那么楚国人就进逼了。经文的大法，在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有乱臣，就没有君主；有贼子，就没有父亲。无父无君，就是大伦理等同于废弃的帽带，人类灭绝成为禽兽。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一天安居。现在鲁国和齐国正用兵攻打莒国，晋国和狄国正防堵在攒函，而不谋划少西氏的叛逆，而楚国人能谋划。所谓礼制丧失而在荒野寻求，夷狄有君主，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辰陵之盟，所以能记载在经文中而词语没有贬斥吗？圣人讨伐贼子的意思，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

公孙归父防堵齐国人攻打莒国

谢湜说：因为两国不能平定莒国

秋季晋侯防堵狄人在攒函

谢湜说：“狄人应当排斥却反而防堵他们，抛弃中原不问而防堵狄人，攒函是景公的罪过。攒函是狄人的土地。”

胡安国说：“《周礼》规定蕃服，世代见一次，没有会同分类的礼仪。记载防堵戎、防堵狄、防堵吴，都是外部的词语。重视中原，所以详细；轻视四夷，所以简略。现在中原有乱，天王不能讨伐，就是方伯的责任；还不能讨伐，那么四方邻国诸侯应当请求讨伐了。而鲁国正防堵齐国攻打莒国，晋国也向狄国求和，这是失去肩背而养护一根手指，不能三年而缌麻小功的细微差别，不也很荒谬吗？凡是这些直接记载事情，不需要贬斥断绝，而大义自然显现。”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死陈国的夏徵舒

程颐说：“人众，词语重大；恶行众多，是想要诛杀的。”

胡安国说：“称人，是众人的词语。大恶人，是人们共同厌恶的，人人共同，得以讨伐其称呼。楚国人杀死徵舒，中原国家的罪过，自然显现了。查考《左传〇楚子因为夏氏作乱，所以告诉陈国人不要行动，将要讨伐少西氏，于是进入陈国，杀死徵舒，在栗门车裂他。而经文先记载杀死，后记载进入，是赞许楚子能讨伐贼子，所以先记载。讨伐贼子是义，夺取国家是贪。舜和跖相差遥远，其分别在于善与利罢了。楚庄王以义讨伐贼子，勇于为善，是舜一类的人；以贪夺取国家，急于为利，是跖一类的人。为善与为恶，特别在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如此，所以《春秋》是传心的要典，不可以不考察。有人说：圣人大大改过，楚国虽然悬挂陈国，能听从申叔时的话，而重新封立陈国，可以说是能改过了。还记载‘进入陈国’来贬斥他，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庄王意在灭陈，虽然重新封立，然而先前取一人回来，称为夏州，而又接纳他的乱臣，是控制人的上下，使不得

译这是君臣之间的道义。晋国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驷乞被立为国君的事，所以子产回答说：“如果我国君主的几位臣子，却被晋国的大夫专擅决定他们的职位，那郑国就成了晋国的边邑，还成什么国家呢？”子产辞谢了客人的礼物，并回复了晋国的使者，晋国人便不再坚持。其他国家本不该参与此事，却一定要接纳叛乱的臣子，国家的存亡兴衰，难道就是这样吗？孔子深深忧虑中原礼制的崩坏，极力赞美郑国有讨伐叛贼的功劳，所以特意从轻处理，不写“取陈”而写“入”，虽然说是赞同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的。

译丁亥日，楚庄王进入陈国，将公孙宁、仪行父安插回陈国。

程颐说：“诛杀他们的罪行，是合乎道义的；夺取他们的国家，是邪恶的。‘入’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进入，那些导致动乱的臣子，是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史书用‘纳’字。”

谢湜说：“夏徵舒，是陈国的大逆不道之人。楚庄王因罪征讨并杀了他，诸侯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合乎道义的了。史书记载‘杀’，用‘楚人’来称述，是赞许他符合讨伐贼人的道义。因为夏徵舒的罪行，人人都想杀他。晋国是主持盟约的国家，陈国发生动乱，晋国不能征讨，而楚国能征讨，那么合乎道义的举动就在楚国而不在晋国了。虽然如此，楚国征讨陈国，因为陈国富裕，因而想将陈国设为楚国的县，因了叔时的劝谏，才将陈国归还。史书用‘入’字，是谴责他趁人之危而谋取利益。‘入’是表示厌恶的词语，因为这是陈国的祸患。公孙宁、仪行父引导国君淫乱，从而引发动乱；使国君陷入危险，从而招致灭亡，他们的罪行本该被断绝关系。而楚庄王又把他们安插回陈国，史书用‘纳’字，是谴责他庇护邪恶的臣子。‘纳’是表示厌恶的词语，因为这是胁迫陈国而让他们返回。这两个人不隶属于陈国，是被陈国断绝关系的。《春秋》不因为邪恶而废弃善行，也不因为善行而掩盖邪恶。楚庄王开始时正直而最终邪恶，杀有罪之人又安插有罪之人，所以《春秋》在前赞美他的道义，而在后惩戒他的邪恶，以此来彰显天子的法度。”

胡安国说：“这两个臣子，跟随国君昏庸，在朝廷上宣扬淫乱，诛杀劝谏的臣子，致使他们的国君被杀，大概是导致动乱的臣子。把他们陈尸于市朝，与众人一同抛弃，然后人心才会痛快。现在他们却用诡辩之词逃到楚国，借讨伐贼人、报仇雪恨之名，来脱卸自己的罪责。而楚庄王不能明察他们的反复无常，又让陈国人任用他们。这就像有人喝了毒药而死，侥幸复活，又强行让他喝毒药，可以吗？”所以圣人将这两个人排除在陈国之外，特意记载说：“纳，纳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安插进去。”作为楚庄王应该怎么做呢？填平夏徵舒的宫室，封土为丘纪念泄冶，在朝廷上陈尸孔宁、仪行父的尸体，与陈国众人商议，确定国君然后离去，这样大概差不多了吧？朱熹说：“臣下不匡正君过的刑罚，大概是施加于国君和大夫的防范上。国家灭亡、家族败落的，君臣是一体的，不得不这样。比如汉朝废黜昌邑王刘贺，就诛杀他的群臣；比如宋太祖平定岭南，也诛杀了乱臣龚澄枢、李托之类的人。龚澄枢等人实际上是灭亡了刘氏，相当于飞廉、恶来那样的奸臣，诛杀他们自然不会冤枉。至于昌邑王的群臣中与刘贺同恶的，固然不得不诛杀；其余的只应受古代墨刑的处罚罢了。却不分等级，一律诛杀，这是霍光的私意。”又如胡安国论述楚庄王安插孔宁、仪行父一事，虽然观点不同，也类似这种情况。试着参考一下，就知道成汤制定官刑，正是奉行天帝的讨伐，毫厘不差，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春秋集义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三

宋 李明复 撰

宣公

十二年春，安葬陈灵公

谢湜说：“楚庄王以道义讨伐贼人，与本国的臣子讨伐贼人没有区别，所以史书记载‘葬’。”

胡安国说：“讨伐贼人的，不是本国的臣子。为什么记载‘葬’？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本国的臣子，如果不能讨伐，上面有天王，下面有方伯；再其次有邻国，有同盟，有各地的诸侯，有四夷的君长，以及百姓都可以讨伐。这是为了阐明人伦，保存天理。夏徵舒虽然是楚国人，但讨伐他的臣子，也可以消除怨恨了。所以得以记载‘葬’，这是君子的措辞。”

楚庄王包围郑国

谢湜说：“辰陵结盟之后，郑国害怕难以再侍奉晋国，所以楚庄王包围郑国。包围郑国的战役，楚国已经进入郑国了。不记载‘入’，是因为楚庄王背叛盟约而讨伐郑国，郑国屈服就撤军，退兵三十里而答应讲和，没有成为郑国的祸患的缘故。”胡安国说：“按照《公羊传》的体例，作战不记载‘伐’，包围不记载‘战’，进入不记载‘围’，灭亡不记载‘入’，记载较重的那一项。楚庄王将陈国设为县，大概是灭亡了它，而经文只记载‘入’。对于郑国，进入皇门直到逵道，大概是进入了国都，而经文只记载‘围’。为什么都从轻处理？不记载他欺凌中原的罪行吗？上面没有天王，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臣子弑君、儿子弑父，中原各国不能讨伐，而夷狄能讨伐。《春秋》看重大的节操，忽略小的过错，即使像楚庄王欺凌大国，靠近王都旁边，也从轻发落，以此来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端正大伦是更重要的。”

夏六月乙卯日，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谢湜说：“邲地的战斗，不记载‘伐楚’，是因为楚国来包围郑国，而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与之交战。战斗由晋国发起，所以以荀林父为主战方而谴责他。楚庄王暴横很久了，修正法令，会合诸侯，阐明大义，然后才可以惩戒强楚的放纵，而建立中原的功业。荀林父以武力与楚国争斗，以一国的军队抵挡强楚的锋芒，他的进军，计虑不明，上下不协调，不仅不足以解救郑国而安定它，反而增加了晋国的祸患。记载晋军大败，是谴责荀林父与楚国作战失去了道义。”

胡安国说：“记载‘战’而说‘及’，是主动作战的人。”按照《左传》，晋军救援郑国，经文既然不记载救援郑国，又不说楚、晋在邲地交战，而让晋国作为主动方，为什么呢？陈国人弑君，晋国不讨伐贼人，而楚国人能讨伐。楚国人包围郑国，也已经退兵与郑国讲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