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六
异之大者也。十月霜杀菽，灾之大者也。」
胡安国曰：「《糓梁子》曰：『菽举重也，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其象则刑罚不中之应。」
译这是异常中最大的。十月霜冻杀死了豆类，这是灾害中最大的。」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豆类是重要的作物，不该被霜杀却杀了；重要的作物该杀而不杀，则是轻的。』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刑罚不恰当所招致的感应。」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
谢湜曰：「宫室过制，天之所不与。然则雉门及两观灾，乃天恶其僭而灾之也。」
秋，楚人伐呉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谢湜曰：「雉门两观为火所坏，故鲁人于此新作焉。门阙之灾，以僭制也。鲁人乘灾变之后，复以僭制为之，不知畏天者也。」雉门两观书「新作」，书及恶其不知变也。延廐因旧而葺之，故书「新」。南门、雉门两观则去旧而为之，故书「新」。桓宫、僖宫之类，作不复书者，以灾不由僭故也。
胡安国曰：「书『新作』讥借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门、象魏之门，其外为库门，而臯门在库门之外；其内为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是天子之五门也。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非不用民力，而《春秋》不书『新作』南门，则独书者，南非一门也，必有不当为者。子家驹以设两观为僭，天子是非诸侯之制，明矣。夫拨乱反正者，必本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于僭君必书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灾而惧，革其僭礼，三家陪臣其敢僭诸侯、执国命乎？习旧而不知以为非，何以禁季氏之胁其主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
程颐曰：「意如上，不请于天子而立定公，故晋怒，而公徃朝焉。晋辞公而复，故明年因防而请盟。」
谢湜曰：「季氏强盛，公室微弱，故公初朝晋，晋人辞之，皆季氏交结晋室之罪也。」
二月辛夘，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庄公。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防。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呉卒。三月，公防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程颐曰：「楚恃强侵诸侯，晋请于天子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行天讨，无功而还，故书『侵』以罪之。」
谢湜曰：「楚子纳尹氏，王子朝病蔡，拘蔡侯，其罪在所讨也。晋定公以王命合诸侯于召陵，将以伐楚也。然诸侯不能明大义以伐有罪，乃以冦暴之师侵之而已。可以正楚而服之哉？召陵之防，书侵楚，罪诸侯之不正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传》书伐，而经书侵楚者，楚为无道，凭陵诸夏，为一裘一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后遣。蔡侯既归，请师于晋，晋人请命于周，大合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讨，庶几王者之师，齐桓、晋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货于蔡侯，弗得，遂辞蔡人。晋由是失诸侯，无功而还。书曰『侵楚』，陋之也。」吕祖谦曰：「是时晋虽无盟主之实，其承袭世业，尚有盟主之虚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晋。当时晋之不为盟主也，久矣。晋于此当因蔡之怒，以奉王命，防诸侯之师，以讨楚，则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覇业可以再兴。晋既不能与蔡救患，方且求货于蔡侯，自此晋失覇。蔡被子常求货无厌，见晋尚称覇主，所以赴愬。今晋之执政又求货于蔡侯，是脱子常于楚，又见子常于晋。他到这里事穷计廹，安得不归命于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谢湜曰：“沈不防召陵，沈人之失也。灭其国，以其君归，既归而杀之，蔡公孙姓之虐也。”将讨不仁，而反为不仁；将讨不义，而反为不义。前书侵楚，后书灭沈，召陵之师，暴乱不法，其恶见矣。
胡安国曰：「沈人不防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书『灭沈』，罪公孙姓也；书『以归』，罪沈子嘉也；书『杀之』，罪蔡侯也。奉辞致讨，而覆其邦家，为敌所执，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恶于前，无以先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蔡侯视楚，犹沈视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后反，非以国小而弱乎？沈虽不防召陵，未有大罪恶也，而恃强杀之，甚矣！能无公孙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阳归，蔡以沈子嘉归，皆杀之也，而或书或不书。其不书者，贱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诸侯盟于臯鼬
程颐曰：「公以不获于晋，故因防而求盟，则此盟，公意
译鲁定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边的观楼发生火灾。
谢湜说：“宫室建筑超过礼制规定，是上天所不赞许的。那么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乃是上天厌恶其僭越礼制而施加的灾祸。”
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冬季十月，重新修建雉门和两观。
谢湜说：“雉门和两观被火烧毁，所以鲁国人趁此机会重新修建。门阙发生火灾，是因为僭越礼制。鲁国人趁着灾变之后，又按照僭越的礼制来修建，这是不知敬畏上天的表现。”雉门和两观记载为“新作”，记载“及”字是厌恶他们不知悔改。延廐是在旧的基础上修缮，所以记载为“新”。南门、雉门和两观则是拆除旧的重新建造，所以记载为“新”。桓宫、僖宫之类，建造时不再记载，是因为灾祸并非由僭越礼制引起。
胡安国说：“记载‘新作’是讥讽借用了天子的礼制却不能革除。雉门、象魏之门，其外是库门，而皋门在库门之外；其内是应门，而路门在应门之内。这是天子的五座门。僖公曾经修缮泮宫、恢复閟宫，并非不使用民力，而《春秋》不记载‘新作’南门，那么单独记载的，必定有不当为之的地方。子家驹认为设置两观是僭越，天子与诸侯的制度不同，这是很明显的。拨乱反正的人，必定从自身做起；自身端正，万物自然端正。《春秋》对于僭越的君主必定记载，是含有匡正的意思。假使定公遇到灾祸而恐惧，革除僭越的礼制，三家的家臣怎敢僭越诸侯、把持国家命脉呢？习惯于旧习而不知其为非，怎么能够禁止季氏胁迫君主呢！”
鲁定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程颐说：“意思如上所述，没有请示天子就立定公，所以晋国愤怒，定公前往朝见。晋国拒绝定公让他返回，所以第二年借会盟的机会请求结盟。”
谢湜说：“季氏强盛，公室微弱，所以定公初次朝见晋国，晋国人拒绝他，这都是季氏结交晋国的罪过。”
二月辛夘日，邾子穿去世。夏季四月，秋季，安葬邾庄公。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防地结盟。
鲁定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三月，鲁定公在召陵会见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齐国夏，侵犯楚国。
程颐说：“楚国依仗强盛侵犯诸侯，晋国向天子请求讨伐它，却不能明确揭露其罪行，以执行上天的讨伐，无功而返，所以记载‘侵’字来归罪于它。”
谢湜说：“楚子接纳尹氏，王子朝使蔡国受害，拘禁蔡侯，其罪行应当讨伐。晋定公以王命在召陵会合诸侯，将要讨伐楚国。然而诸侯不能阐明大义去讨伐有罪之人，只是以寇盗暴虐的军队去侵犯罢了。这样能够纠正楚国并使其臣服吗？召陵的会盟，记载侵犯楚国，是归罪诸侯行事不正当。”
胡安国说：“按照《左氏传》记载为‘伐’，而经文记载为‘侵楚’，是因为楚国无道，欺凌中原各国，为了皮衣和马匹，拘禁唐、蔡两国国君，三年后才释放。蔡侯回国后，向晋国请求出兵，晋人向周天子请示，大会诸侯，天子的元老也在其中。如果能够明确揭露其罪行，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或许可以成为王者之师，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就显得狭隘了。有个叫荀寅的人，向蔡侯索取财物，没有得到，于是拒绝蔡国人。晋国因此失去诸侯支持，无功而返。记载为‘侵楚’，是鄙薄这种行为。”吕祖谦说：“当时晋国虽然没有盟主的实际权力，但承袭世业，还有盟主的虚名。所以蔡侯向晋国申诉。当时晋国不做盟主，已经很久了。晋国在此应当趁着蔡国的愤怒，奉行王命，会合诸侯的军队，去讨伐楚国，那么城濮的功绩可以再次建立，文公的霸业可以再次兴起。晋国既不能帮助蔡国解救祸患，反而向蔡侯索取财物，从此晋国失去霸权。蔡国被楚国的子常无厌地索取财物，看到晋国还自称霸主，所以向晋国申诉。如今晋国的执政者又向蔡侯索取财物，这是把子常从楚国解脱出来，又把子常引到晋国。事情到了穷途末路、计谋紧迫的地步，怎能不归命于吴国呢？”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来，杀了他。谢湜说：“沈国没有参加召陵的会盟，是沈人的过失。灭掉其国家，将其国君带回来，带回来后又杀了他，是蔡国公孙姓的暴虐。将要讨伐不仁，反而变得不仁；将要讨伐不义，反而变得不义。前面记载侵犯楚国，后面记载灭掉沈国，召陵的军队暴乱不法，其恶行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沈国没有参加召陵的会盟，晋国派蔡国讨伐它，记载‘灭沈’，是归罪公孙姓；记载‘以归’，是归罪沈子嘉；记载‘杀之’，是归罪蔡侯。奉辞讨伐，却颠覆其国家，被敌人所俘，不在位而死，都是不仁。前面所厌恶的，后面没有区别，出自你的，会回报到你身上。蔡国看待楚国，就像沈国看待蔡国一样。昭公被拘禁在郢都三年后才返回，不是因为国家小而弱吗？沈国虽然没有参加召陵的会盟，也没有大的罪恶，却依仗强盛杀了他，太过分了！怎能没有公孙翩那样的祸患呢？宋国把曹伯阳带回来，蔡国把沈子嘉带回来，都杀了他们，但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不记载的，是因为地位低微而省略。”
五月，鲁定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
程颐说：“定公因为不被晋国接纳，所以借会盟的机会请求结盟，那么这个盟约，是定公的意思。”
也，故书『公及』。」
谢湜曰：「晋卑鲁君久矣。朝则辞之，盟则退之。臯鼬之盟，定公得与盟书，公及诸侯所以抑晋而伸鲁也。是盟也，诸侯不与刘子同盟，尊王臣也。尊王臣，诸侯同其善，故盟称诸侯。」
译所以《春秋》记载“公及”。谢湜说：“晋国轻视鲁国君主已经很久了。朝见时推辞鲁君，会盟时让鲁君退后。臯鼬之盟，定公得以参与盟书，‘公及诸侯’的记载是为了抑制晋国而伸张鲁国的地位。这次会盟，诸侯不与刘子共同结盟，是尊重周王的臣子。尊重周王的臣子，诸侯都认同这种善举，所以盟书称‘诸侯’。”
胡安国曰：「定公之立，上不请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国于季孙意如。故三年朝晋，至河而复。今防诸侯，求为此盟，书『公及』者，内为志也。召陵之防，必序不序十有八国之诸侯，则无以见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与不序，非义所系，则以凡举可也。」
杞伯成卒于防
谢湜曰：「方用师，则书卒于师；师退而盟，则书卒于防。不当防，不当师，则书地。」
六月葬陈恵公许迁于容城
谢湜曰：「许又自白羽迁容城，国无定处，民无定守，故自叶至容城，凡四迁。」
秋七月公至自防刘卷卒
谢湜曰：「王臣以赴告之礼交于列国，非礼也。刘子卷夺爵，贬之也。」
葬▯悼公楚人围蔡
谢湜曰蔡灭沈故楚围蔡
晋士鞅、卫孔围帅师伐鲜虞。葬刘文公。
谢湜曰：「王臣卒，鲁以外诸侯防葬，非礼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呉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嚢瓦出奔郑。
谢湜曰：「楚人病蔡久矣。蔡之求伐楚也，既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晋，又以其子干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呉。楚人怨深于蔡，可知也。呉、楚相为仇雠久矣。柏举之战，呉人愿致其力，故蔡虽微弱，蔡侯能役呉子而用之也。呉称子，着其强也；楚称人，着其恶也。蔡与呉称，以示其得呉之死力也。晋侯以蔡之难，假王命，大合诸侯，将以伐楚也。然召陵之防，以冦盗侵之而已，未能声楚之罪而服之也。蔡侯独以呉子之力，乃能一战楚师而败之，以至楚人震惧，嚢瓦出奔。然则列国讨罪，反不若呉人制楚之暴也。召陵书『侵楚』，柏举书『师败绩』，罪中国之衰也。」
胡安国曰：呉何以称子？善伐楚，解蔡围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讨，天王不得逹其命，长恶不悛，复兴师而围蔡。王法所当讨而不赦也。吴能自卑，聴蔡侯之义，以逹天子之命，兴师救蔡，战于柏举，大败楚师，成伯讨之功，善矣。晋主夏盟，中国所仰，若嘉糓之望雨也。有请于晋，如彼其难。呉国天下莫强焉，非诸侯之所能以也。有请于呉，如此其易。故召陵之防，大合诸侯而书侵楚；柏举之战，蔡用呉师，特书曰「以」者，深罪晋人保利弃义，难于救蔡也。然则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阖闾、子胥、宰嚭皆怀谋楚之心，蔡人徃请，防逢其适，非有救灾恤邻，从简书忧中国之实也。圣人道大徳宏，乐与人为善，故因其从蔡，特进而书爵。嚢瓦贪以败国，又不能死，可贱甚矣。故记其出奔，特贬而称人。《春秋》之情见矣。
朱熹曰：「呉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后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徃呉教之射御战陈，这两人所以不向齐晋那边去，也是见得齐晋都破坏了。兼那时如阖闾、夫差、勾践几人，皆是南蛮中之豪杰。」
庚辰呉入郢
谢湜曰：「呉之败楚也，呉已制楚之暴矣。以义正楚而服之，中国之道也。入其国，夷其宫，徙其器，挞其墓，则其暴又甚于楚。入郢，称呉狄之也，险之不可负也，久矣。楚人恃江山之固，自以为若磐石之安也。然呉自柏举一胜，十日遂入郢都。有国者不可不戒也。」胡安国曰：「及楚人战，则称爵；入郢，则举其号。何也？君舎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圣人谁毁谁誉？救灾恤隣，则进而书爵，非有心于与之，顺天命也。乘约肆淫，则黜而举号，非有心于贬之，奉天讨也。伐国者固将拯民于水火之中而鸠集之耳。杀其父兄，系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而乱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善小而恶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圣人心无毁誉，如镜之无妍丑也，因事物善恶施于褒贬焉，不期公而自公尔。明此义，然后可司赏罚之权，得《春秋》之法矣。」
吕祖谦曰：呉之伐楚，所以入郢，几于灭楚。论其源流，固有自来。自子常为令尹，贪冐信防，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于交战之日。然当时所以致败，所以速亡，盖自有説。当呉伐楚，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戍谓子
译胡安国说：“定公即位，向上没有请示周天子，向下没有告知方伯，而是从季孙意如那里接受国家。所以三年时朝见晋国，到了黄河边又返回。如今在防地会盟诸侯，寻求达成这个盟约，史书写作‘公及’，是为了表明鲁国的意愿。召陵的会盟，如果按顺序或不按顺序列出十八国的诸侯，就无法显示出侵犯楚国的浅陋。臯鼬的盟会，按顺序或不按顺序，都不涉及道义的关键，那么用‘凡’字概括就可以了。”
杞伯成在防地去世。
谢湜说：“正在用兵时，就记载死于军中；军队撤退后结盟，就记载死于防地。既不在防地，也不在军中，就记载地名。”
六月，安葬陈惠公，许国迁都到容城。
谢湜说：“许国又从白羽迁到容城，国家没有固定的处所，百姓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从叶地到容城，一共迁徙了四次。”
秋七月，鲁公从防地回国，刘卷去世。
谢湜说：“周王室的臣子以奔丧告丧的礼仪与列国交往，是不合礼制的。刘子卷被剥夺爵位，是贬斥他。”
安葬刘文公，楚国人包围蔡国。
谢湜说：“蔡国灭掉了沈国，所以楚国包围蔡国。”
晋国的士鞅、卫国的孔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安葬刘文公。
谢湜说：“周王室的臣子去世，鲁国以外的诸侯在防地安葬，是不合礼制的。”
冬，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楚国囊瓦出逃到郑国。
谢湜说：“楚国人怨恨蔡国很久了。蔡国请求讨伐楚国，既把自己的儿子元和自己的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送给晋国，又把自己的儿子干和自己的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送给吴国。楚国人怨恨蔡国很深，这是可以知道的。吴国和楚国互为仇敌很久了。柏举之战，吴国人愿意出力，所以蔡国虽然微弱，蔡侯却能驱使吴子并利用他。吴国称‘子’，是彰显其强大；楚国称‘人’，是彰显其罪恶。蔡国与吴国并称，是为了显示蔡国得到了吴国的死力。晋侯因为蔡国的灾难，假借周天子的命令，大会诸侯，打算讨伐楚国。然而召陵的会盟，只是以强盗侵犯楚国罢了，未能声讨楚国的罪行而使其屈服。蔡侯独自凭借吴子的力量，竟然能一战击败楚军，以至于楚国人震惊恐惧，囊瓦出逃。那么列国讨伐罪恶，反而不如吴人制止楚国的暴行有效。召陵记载‘侵楚’，柏举记载‘师败绩’，是谴责中原国家的衰微。”
胡安国说：“吴国为什么称‘子’？是赞许它讨伐楚国，解除了蔡国的围困。荆楚暴虐横行，盟主不能进行讨伐，周天子不能传达命令，长期作恶不悔改，又兴师包围蔡国。这是王法应当讨伐而不赦免的。吴国能够谦卑，听从蔡侯的道义，以传达天子的命令，兴师救援蔡国，在柏举交战，大败楚军，成就了伯讨的功业，是好的。晋国主持中原盟会，是中原国家所仰仗的，就像嘉禾盼望雨水一样。向晋国请求，像那样困难。吴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不是诸侯所能驱使的。向吴国请求，像这样容易。所以召陵的会盟，大会诸侯而记载‘侵楚’；柏举之战，蔡国使用吴军，特别记载‘以’字，是深深谴责晋国人保全利益抛弃道义，难以救援蔡国。那么为什么不说是‘救’呢？‘救’字意义重大。阖闾、伍子胥、宰嚭都怀有图谋楚国的心思，蔡国人前往请求，恰逢其时，并没有救灾恤邻、遵从简书忧虑中原国家的实情。圣人道大德宏，乐于与人行善，所以趁着吴国跟随蔡国，特别进升而记载爵位。囊瓦贪婪导致国家败亡，又不能殉国，非常可贱。所以记载他出逃，特别贬斥而称‘人’。《春秋》的情意就显现了。”
朱熹说：“吴国之所以能攻破楚国，也是因为楚平王以后日渐衰微削弱，又恰好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前又有申公巫臣到吴国教他们射箭驾车作战布阵，这两个人之所以不到齐国晋国那边去，也是看出齐晋都已经衰败了。加上那时像阖闾、夫差、勾践几个人，都是南蛮中的豪杰。”
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
谢湜说：“吴国击败楚国时，吴国已经制止了楚国的暴行了。以道义纠正楚国而使其屈服，是中原国家的正道。进入它的国家，夷平它的宫室，迁移它的器物，鞭打它的坟墓，那么它的暴行又超过了楚国。记载‘入郢’，称‘吴’是贬斥它像狄人一样，险恶不可倚仗，已经很久了。楚国人倚仗江山的坚固，自以为像磐石一样安稳。然而吴国自从柏举一胜，十天就进入了郢都。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警戒。”胡安国说：“与楚人交战，就称爵位；进入郢都，就举其国号。为什么呢？君主住在君主的居室，大夫住在大夫的居室，是狄人的做法。圣人谁毁谁誉？救灾恤邻，就进升而记载爵位，不是有心要给予他，是顺应天命。乘人之危肆意淫乱，就黜落而举其国号，不是有心要贬斥他，是奉行天讨。讨伐国家的人本来是要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聚集他们罢了。杀害他们的父兄，拘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移他们的重器，而扰乱男女的婚配。像水更加深，像火更加热，那么善行小而恶行大，功劳不足以掩盖恶行了。圣人心无毁誉，像镜子没有美丑一样，根据事物的善恶施加褒贬，不期望公正而自然公正。明白这个义理，然后可以执掌赏罚的权力，得到《春秋》的法度了。”
吕祖谦说：“吴国讨伐楚国，以至于进入郢都，几乎灭掉楚国。论其源流，本来自有由来。自从子常担任令尹，贪婪冒进，所以导致灭亡的道理，本来不在于交战的那一天。然而当时导致失败，加速灭亡，盖自有说法。当吴国讨伐楚国，从豫章与楚国夹汉水对峙，左司马戍对子
常曰：「子防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司马説令尹与之上下，欵楚人兵不能与战。司马之谋，要得子常御呉人于前，司马以奇兵绕出呉之后，使子常聴之，则伍员、孙武亦无应楚之防，胜败未可知。然子常所以败，正縁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呉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呉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然所以丧师几亡国，全在此。子常平日固失人心，国势已危，使其委心聴司马之谋，胜败尚未可知，亦未至于亡国。惟其私心疾忌，谓楚恶已而好司马，怕司马有功，不使之先战，所以败。子常于国家危如累卵之时尚且忌贤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国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乱亡之由，无不由立朝之臣以私意忌克。所以看史皇谓子常：「子必速战，不然不免。」讽味他这几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汉之后，五代以前所以亡国，同出一辙，往往皆此心。当时子常背司马之约，先战，屡战屡败，至于柏举之战，楚师大败，子常奔郑。呉自此入郢。当时史皇献谋不用，以其乘广死，楚之几亡，生于楚人恶子而好司马之一言。虽区区能死，不过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之谅，本不足论。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间与子常説「楚人恶子而好司马」数句，便是李林甫、卢▯一等人，便是李林甫、卢杞所説之语。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郑，他便自死于军。后靣一段便是张巡、顔杲卿一等人便是张巡、顔杲卿。口里説话，何故史皇之为人，半正半邪？此段终至于自死，也不是大段奸伪底人，尚自知耻畏义。这个人平日不曽克私意于爱憎胜负之间，消磨未尽。前靣教子常夺司马之功，致于亡楚。看他后靣死于军，本是一个知耻畏义底人。縁他爱憎胜负之间不曾克私意，论其罪考其实，与李林甫、卢▯罪一等，可为学者深戒。看后靣狥社稷也，縁平日不克私意，所以至此。何况未有史皇之畏义于爱憎胜负，安得不十分消磨？学者须切近看这般事。
译常说：“你防备吴军并与他们相持，我则尽数调集方城之外的兵力去毁掉吴军的船只，然后堵塞大隧、直辕、冥阨这三条险要通道。你渡过汉水去攻打他们，我从后方袭击他们，必定能大败吴军。”司马子反建议令尹子常与吴军相持，以此款待楚军，使楚军无法与吴军交战。司马子反的计谋，是要让子常在前方抵御吴军，司马子反则用奇兵绕到吴军后方，如果子常听从他的计策，那么伍员、孙武也没有应对楚军的办法，胜负还未可知。然而子常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厌恶你而喜欢司马子反。如果司马子反在淮河毁掉吴军的船只，堵塞方城关口而入，那就是他独自战胜吴军了。你一定要迅速交战，否则难免受害。”于是子常渡过汉水列阵。然而导致军队溃败、几乎亡国的原因，全在于此。子常平日本就失去人心，国家局势已经危急，假使他真心听从司马子反的计谋，胜负尚未可知，也还不至于亡国。只因为他私心嫉妒，认为楚国人厌恶自己而喜欢司马子反，害怕司马子反建立功勋，不让他先出战，所以才导致失败。子常在国家危如累卵的时候，还忌恨贤能，害怕他人立功，不顾国家的安危，这就是他导致亡国的原因。大体上观察古今动乱灭亡的原因，没有不是朝廷大臣因为私意嫉妒克制而造成的。所以看史皇对子常说：“你一定要迅速交战，否则难免受害。”细细品味这几句话，楚国怎么能不灭亡呢？从这一段来看，秦汉之后、五代以前之所以亡国，都出于同样的途径，往往都是这种心态。当时子常违背与司马子反的约定，抢先出战，屡战屡败，到了柏举之战，楚军大败，子常逃奔到郑国。吴军从此攻入郢都。当时史皇献计不被采纳，他乘坐广车战死，楚国几乎灭亡，起因于“楚国人厌恶你而喜欢司马子反”这一句话。虽然史皇能够战死，也不过是匹夫匹妇在沟渠中自缢的节操，本来不值得称道。看史皇的言论，一半正直一半邪恶。起初他对子常说“楚国人厌恶你而喜欢司马子反”这几句话，就像是李林甫、卢杞等人所说的话。子常想要逃跑，史皇说：“怎么能在事情艰难时逃避，你将逃到哪里去？你一定要战死。”等到子常不听从他的话，出逃到郑国，他便在军中自杀。后面这一段就像是张巡、颜杲卿等人。嘴上说话，为什么史皇这个人一半正直一半邪恶？这段最终导致他自杀，也不是那种大奸大伪的人，尚且知道羞耻、畏惧道义。这个人平日没有在爱憎胜负之间克制私意，消磨未尽。前面教唆子常夺取司马子反的功劳，导致楚国灭亡。看他后面在军中战死，本来是一个知耻畏义的人。因为他没有在爱憎胜负之间克制私意，论他的罪责和实际，与李林甫、卢杞的罪责同等，可以作为求学者的深刻警戒。看后面他殉国，是因为平日没有克制私意，所以到了这一步。何况没有史皇在爱憎胜负中畏惧道义，怎么能不十分消磨？求学的人必须切近地看待这类事情。
五年春，王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归粟于蔡。
谢湜曰：「患难相救，祸灾相恤，荒歉相赒，诸侯之更事也。故蔡饥而鲁遗之粟，曰归。」
于越入呉
谢湜曰：“于越，越之别封也。呉知郢之利在前，而不知越之患在后。故呉子涉千里之险，入郢；于越乘一朝之衅，入呉。空内务外，有国之大患也。故楚人弃国围蔡，而呉入郢；呉人弃国围楚，而越入呉。”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
范祖禹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者，十世，天子希不失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诸侯希不失其国者矣。陪臣执国命者，三世，大夫希有不失其家者矣。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必久而后失之。力有小大，徳有厚薄，其理然也。盖周自昭王，考其世短道微，至幽王而七十世矣。鲁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于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过此矣。」
谢湜曰：「桓公之年书公子翚，宣公之年书公子遂，定公之年书季孙意如，以着三公之逆也。意如书卒，罪鲁国不以意如为逆而讨之也。春秋卿逆不书卒，意如书卒，则变例于终以起义也。」
胡安国曰：「内大夫有罪见讨，则不书卒，公子翚是也。仲遂杀恶及视，罪与翚同，而书卒者，以事之变卒之也。意如何？以书卒见定公不讨逐君之贼，以为大夫，全终始之礼也。定公虽受国于季氏，茍有叔孙婼之见，不赏私劳，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义，则三纲可正，公室强矣。今茍于利而忘其雠，三纲灭，公室益侵，陪臣执命，宜矣。故意如卒。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吕祖谦曰：阳货自平子疾，专政及平子卒，囚季桓子，以陪臣之微，秉一国之政。论季氏是强家大族，在平子时亲逐君，非不强，何故身死未几，便为陪臣据其家？如此之速，因是説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乱之萌既开，彼此相仿，天下之大势都如此。须又自就着实处看，鲁之权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縁有庆父、襄仲之难，所杀者三君，季友与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专权，因成弑君之乱。此权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权所以在陪臣，何故？盖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则诸侯从之，内则国人服之，岂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致？皆是家臣强悍勇知之人为之爪牙，▯击于外，乃可如阳货者，实宣力焉。于是假借长飬他，惟恐他恶不强，但知崇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后。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长养容纵家臣之祸，方出来蒲圃之乱，几亡其所以不亡者，仅于一髪。天下事利于一时之便，其后未有不反为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纵肆欲之人服丹药相似，后来血气既衰，未有不为痈为疽，反以丧其躯者。当时虽得他不义，后来为其不义所败。古之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蔽，盖为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谢湜曰：“伐而不服，故围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谢湜曰：“许自易都避难，凡四迁，形势日削，不可以为国，故郑灭许。”
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
谢湜曰郑灭许故公侵郑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谢湜曰二卿出聘罪其不率也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犂
谢湜曰：「宋行人以国事通于晋，宋国有过，非行人之罪也。故晋侯称人。」
胡安国曰：「称人以执非伯讨也。祁犂聘于晋，主赵简子饮酒焉。献杨楯六十，范赵方恶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是贾祸也。』范献子果怒，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执非无名，何以非伯讨也？使范赵方睦，皆有献焉，则弗执之矣。执异国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晋，而靖公废为家人，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吕祖谦曰：「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唯我事晋，今不使往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寅
译鲁定公五年春季，鲁定公三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夏季，鲁国把粮食送给蔡国。
谢湜说：“在患难时互相救助，在祸灾时互相慰问，在荒歉时互相救济，这是诸侯之间应有的常事。所以蔡国发生饥荒，鲁国就送粮食给它，称为‘归’。”
于越入侵吴国。
谢湜说：“于越，是越国的别封之地。吴国只看到攻取郢都的利益在前，却不知道越国的祸患在后。所以吴国君主跋涉千里险途，攻入郢都；于越趁着吴国国内空虚的时机，攻入吴国。国内空虚而向外用兵，这是治国的大患。所以楚国人抛弃本国去围攻蔡国，吴国就攻入了郢都；吴国人抛弃本国去围攻楚国，越国就攻入了吴国。”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去世。
范祖禹说：“礼乐征伐由诸侯决定，经过十代，天子很少有不丧失天下的。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诸侯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由家臣掌握国家命脉，经过三代，大夫很少有不丧失家族的。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家族，必定是经历长久之后才会丧失。力量有大小，德行有厚薄，这是事理使然。大概周朝自昭王开始，考察其世系短促、道统微弱，到幽王时已经七十代了。鲁国自宣公时三家开始强大，季氏自武子到桓子，被家臣控制已经四代了。所谓‘很少有不丧失的’，不一定都完全如此，其大略不过如此罢了。”
谢湜说：“桓公在位时记载公子翚，宣公在位时记载公子遂，定公在位时记载季孙意如，是为了彰显这三位权臣的悖逆。季孙意如记载‘卒’，是谴责鲁国不把意如当作叛逆加以讨伐。春秋体例中，卿大夫悖逆不记载‘卒’，季孙意如记载‘卒’，是在结尾改变体例以表明大义。”
胡安国说：“国内大夫有罪被讨伐，就不记载‘卒’，公子翚就是如此。仲遂杀害恶及视，罪行与翚相同，却记载‘卒’，是因为事情的变化而记载‘卒’。季孙意如呢？通过记载‘卒’来显示定公没有讨伐驱逐国君的贼人，把他当作大夫，保全了始终的礼节。定公虽然从季氏手中接受国家，如果有叔孙婼那样的见识，不赏赐私人的功劳，对意如施加刑罚，以明确君臣的道义，那么三纲就可以端正，公室就强大了。现在如果贪图利益而忘记仇敌，三纲就会泯灭，公室更加被侵夺，家臣掌握国家命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记载意如‘卒’。主人习惯于诵读经文而询问传文，却不知道自己有罪罢了。”
吕祖谦说：阳货自从季平子生病，专权执政，等到季平子去世，囚禁季桓子，凭借家臣的微贱身份，掌握一国的政权。论说季氏是强大家族，在季平子时亲自驱逐国君，并非不强大，为什么身死不久，就被家臣占据家族？如此迅速，因此说道：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决定，又降低为由大夫决定，再降低为由家臣决定。僭越混乱的萌芽既已开启，彼此效仿，天下的大势都如此。必须再从实处看，鲁国的权力之所以在大夫手中，是什么原因？正是因为有庆父、襄仲的祸难，所杀害的三位国君，季友与季文子有安定国君的功劳，从此专权，因而酿成弑君的祸乱。这权力之所以在大夫手中，季氏的权力之所以在家臣手中，是什么原因？大概季平子之所以能驱逐国君，对外诸侯顺从他，对内国人服从他，岂是平子一人一足所能独自做到的？都是家臣中强悍勇猛的人充当爪牙，在外攻击，像阳货这样的人，确实出力。于是借机培养他们，只怕他们不够强大，只知道推崇奖赏他们，却不知道利益在前，毒害在后。等到昭公去世，定公即位，季氏长期纵容家臣的祸患，才爆发蒲圃之乱，几乎灭亡，之所以没有灭亡，仅差毫发。天下的事利于一时的便利，其后没有不反过来受害的。譬如想要让放纵欲望的人服用丹药，后来血气衰退，没有不变成痈疽，反而丧命的。当时虽然得到他不义的好处，后来却被他的不义所败坏。古代的君子，说话必定考虑最终的结果，行动必定考察其中的弊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秋季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去世。冬季，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围攻鲜虞。谢湜说：“讨伐而不服从，所以围攻它。”
鲁定公六年春季，鲁定公正月癸亥，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把许国国君斯带回来。谢湜说：“许国自从迁都避难，一共迁徙四次，形势日益削弱，不能再作为国家存在，所以郑国灭掉许国。”
二月，鲁定公入侵郑国，鲁定公从入侵郑国回来。
谢湜说：郑国灭掉许国，所以鲁定公入侵郑国。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出使晋国。
谢湜说：两位卿出使，是谴责他们不率领军队。
秋季，晋国人拘捕宋国使者乐祁犂。
谢湜说：“宋国使者因国家事务与晋国沟通，宋国有过错，不是使者的罪过。所以晋侯称为‘人’。”
胡安国说：“称‘人’来拘捕，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乐祁犂出使晋国，在赵简子那里做主人饮酒。进献杨木盾牌六十面，范氏和赵氏正厌恶他们的家臣，说：‘过去我侍奉范氏，现在你侍奉赵氏，这是招来祸患。’范献子果然发怒，对晋侯说：‘带着君命越过国境，没有传达使命就私自饮酒，是不敬。两位国君不可不讨伐。’于是拘捕乐祁犂，拘捕并非没有名义，为什么说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呢？如果范氏和赵氏和睦，都有进献，就不会拘捕他了。拘捕别国的使者，出于列卿的私意，威福的权柄转移了。三卿瓜分晋国，而靖公被废为平民，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
吕祖谦说：“宋国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只有我们侍奉晋国，现在不派使者去晋国，他们会怨恨。’乐祁告诉他的家臣陈寅，陈寅”
曰：『必使子徃，子立其后而行，料得晋政多门，必遇其祸。』乐祁用其言，见溷而行。及祁到晋，果如陈寅之言，为范宣子所执，终不得归。看这一段事，当时陈寅之谋也，自精密，此不足论，因此可论天下大势。考左氏所载本末，可以视春秋天下大势若是。桓文以前，诸侯多见于左氏所载，凡见于征伐防盟之间，皆诸侯自相为谋，盖当时之政自诸侯出故也。自鸡泽、湨梁之防，大夫専盟，全不见诸侯言语。宋之一防，多是赵武等説话。大夫之事多见于传，盖当时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后，一节陪臣执政，如阳货、如梁怀、如公山不狃、北宫氏之宰、如乐祁、陈寅，是时家臣事迹言语多见于传，盖当时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观，天下大势可见。政在诸侯，纵天子失权，然犹可言；政在大夫，纵诸侯失权，尚可整顿；到得陪臣名字见于书传，当时大势亦自可知。」
译陈寅说：“如果一定要派您去，您应当站在队伍后面再出发。我推测晋国的政令出自多家，您一定会遭遇祸患。”乐祁采纳了他的建议，站在队伍后面才出发。等到乐祁到达晋国，果然如陈寅所言，被范宣子逮捕，最终没能回国。看这件事，当时陈寅的谋划自然精密，这不必多论，借此可以论述天下的整体局势。考察《左传》所载事件的始末，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天下的整体局势就是如此。齐桓公、晋文公以前，诸侯的事迹多记载于《左传》，凡是出现在征伐、会盟之间的，都是诸侯彼此谋划，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诸侯。自从鸡泽、湨梁的会盟之后，大夫专主盟约，完全看不到诸侯的言语。宋国的那次会盟，大多是赵武等人的言论。大夫的事迹多记载于传中，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大夫。等到春秋末期，又有一批家臣执政，如阳货、梁怀、公山不狃、北宫氏的家宰，以及乐祁、陈寅，这时家臣的事迹和言语多记载于传中，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家臣。从这三方面观察，天下的整体局势就显而易见了。政令在诸侯手中，即使天子失去权力，尚且可以说得过去；政令在大夫手中，即使诸侯失去权力，还可以整顿；等到家臣的名字出现在史书传文中，当时的整体局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冬，城中城。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围郓。
谢湜曰：「郓，二于齐，故围郓。季桓子专政，孟懿子为辅，故如晋围郓，书二卿。」
春秋集义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七
宋 李明复 撰
定公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
谢湜曰郑伯与齐故盟于咸
又曰：「行人，通国之信也。」执行人以侵其国，罪景公之不正也，执而非罪，侵而非义，故贬称人。
吕祖谦曰：「齐郑盟于咸，此见晋衰。齐郑欲出谋，此亦是天下大变。四方诸侯一时皆衰，亦是时节如此。」
齐侯卫侯盟于沙
谢湜曰卫侯畏齐故盟于沙
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谢湜曰鲁侵郑围郓故齐来伐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二月，公侵齐。三月，公至，自侵齐。
谢湜曰：「齐伐我西鄙，故公侵齐。书『侵』，着其不正也。三月之间，再出侵齐，着其产祸也。公室微弱，故于郑、于齐侵之而已。」
曹伯露卒。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谢湜曰公再侵齐故齐复来伐
公防晋师于瓦公至自瓦
谢湜曰：「晋来侵郑，公恃晋为援，故出防晋师。」
胡安国曰：「按左氏，晋士鞅、荀寅救鲁，则其防晋师何也？春秋大法，虽师次于君，而与大夫敌至，用大众则君与大夫皆以师为重，而不敢轻也。故棐林之防不言赵盾，而言晋师；瓦之防言晋师，而不书士鞅，于以见人臣不可取民有众、专主兵权之意。陈氏厚施于齐，以移其国；季孙尽征于鲁，以夺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义，行则不得为尔矣。」
秋七月戊辰，陈侯栁卒。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谢湜曰：“以君命帅师侵郑，中道复以师侵卫，大夫之専权生事者也。”侵卫，书遂，罪士鞅之专且暴也。
▯曹靖公，九月▯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谢湜曰：“左氏谓晋侵衞，故”
冬衞侯郑伯盟于曲濮
谢湜曰杜氏谓叛晋
从祀先公
谢湜曰：「鲁以僖公先闵，逆祀久矣。定公始以昭穆正先公之位，而顺祀焉。书『从祀』，着复正也。祀有典礼，从则顺，不从则逆。从者，顺之本也。故『从』为顺。」
胡安国曰：「蜀人冯山曰：『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于太庙，其説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干侯，不得终于正寝。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时归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为司冦，然后沟而合诸墓，则其主虽久，未得从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己卒，阳虎专季氏，将杀季孙斯而乱鲁国，托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从祀太庙，盖欲着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国人。然其事虽顺，其情则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书禘事，与日特曰『从祀先公于盗窃寳玉、大弓之上』，见事出阳虎而不可掩也。其亦深切着明矣。」
盗窃寳玉大弓
程氏学曰：「定八年冬，盗窃寳玉、大弓。九年夏，得寳玉、大弓。寳玉、大弓，天子所赐，先君之分器也。藏之于国，子孙世世保之，不可失坠。而为盗所窃，国慢无政，可知矣。故窃之书，得之书，以志不恭之大也。」
范祖禹曰：「孔子于阳货，亦不能絶也。及其窃宝玉、大弓，则书之曰『盗』。」
谢湜曰：「宝玉大弓，先王锡鲁，分器所谓大宝镇者也。宝玉象徳，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徳武功受此弓玉，以有其国，故歴世守而传之，以为国之宝镇也。国之宝镇，盗得而窃焉，则人君不能守其国，子孙不能保其传，可知矣。故宝玉大弓，书『盗窃』，着其失守国之道而危之也。凡为穿窬而肆害取物者，盗之所为也。阳货蓄邪心以攘国寳，故书『盗』。」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得寳玉大弓。谢湜曰：“谓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复得也。宝玉大弓，先王之所赐，先公之所寳，非盛徳不能受而传之也。子孙能有其物，则国安；不能有其物，则
译冬天，在都城内部修筑城墙。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谢湜说：“郓地两次归属齐国，所以包围郓地。季桓子独揽大权，孟懿子作为辅佐，所以像晋国包围郓地那样，史书只记载两位卿大夫。”
春秋集义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七
宋 李明复 撰
定公
七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四月。秋天，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齐国人抓获卫国使者北宫结，以此进犯卫国。
谢湜说郑伯与齐国因此结盟于咸地。
又说：“使者，是沟通国家间信任的人。”抓获使者来进犯其国家，这是谴责景公行为不正当，抓获使者没有正当理由，进犯卫国没有道义，所以贬称齐人为‘人’。
吕祖谦说：“齐郑在咸地结盟，这显示出晋国的衰落。齐郑想要施展谋略，这也是天下的大变局。四方诸侯一时都衰落了，也是时势如此。”
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
谢湜说卫侯畏惧齐国，所以在沙地结盟。
举行大雩祭。齐国夏率领军队进犯我国西部边境。
谢湜说鲁国进犯郑国、包围郓地，所以齐国来进犯。
九月举行大雩祭。冬天，十月。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进犯齐国。鲁公回国，从进犯齐国回来。二月，鲁公进犯齐国。三月，鲁公回国，从进犯齐国回来。
谢湜说：“齐国进犯我国西部边境，所以鲁公进犯齐国。史书用‘侵’字，是彰显其不正当。三个月之间，两次出兵进犯齐国，是彰显其招致祸患。公室微弱，所以对郑国、对齐国只是进犯罢了。”
曹伯露去世。夏天，齐国夏率领军队进犯我国西部边境。
谢湜说鲁公两次进犯齐国，所以齐国再次来进犯。
鲁公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鲁公从瓦地回来。
谢湜说：“晋国来进犯郑国，鲁公倚仗晋国作为援军，所以出兵防备晋国军队。”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士鞅、荀寅救援鲁国，那么防备晋国军队是什么意思呢？《春秋》的大法，虽然军队驻扎在君主身边，但与大夫同等到达，动用大众则君主与大夫都以军队为重，而不敢轻率。所以棐林的防备不提及赵盾，而说晋国军队；瓦地的防备提及晋国军队，而不记载士鞅，以此来显示人臣不可拥有民众、专主兵权的意图。陈氏在齐国厚施恩惠，以转移其国家；季孙在鲁国竭尽征收，以夺取其民众，都是王法所禁止的。《春秋》的道义，实行起来就不能这样了。”
秋天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晋国士鞅率领军队进犯郑国，接着进犯卫国。谢湜说：“奉君主命令率领军队进犯郑国，中途又率领军队进犯卫国，这是大夫专权生事的行为。”进犯卫国，史书用‘遂’字，是谴责士鞅专横且暴虐。
曹靖公，九月。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进犯卫国。谢湜说：“《左传》认为晋国进犯卫国，所以”
冬天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谢湜说杜氏认为这是背叛晋国。
从祀先公。
谢湜说：“鲁国以僖公排在闵公之前，逆序祭祀很久了。定公开始以昭穆次序端正先公的位置，从而顺次祭祀。史书用‘从祀’，是彰显恢复正统。祭祀有典礼，顺从就是顺，不顺从就是逆。顺从，是顺的根本。所以‘从’就是顺。”
胡安国说：“蜀人冯山说：‘昭公到这时才开始得以在太庙从祀，他的说法是对的。季氏驱逐君主，而掌控其生死命运；昭公死在乾侯，不得死在正寝。死后七月，又不得按时归葬；安葬后，断绝其兆域，又不得与先君相同，而在墓道之南。直到孔子担任司寇，然后挖沟合并到墓地，那么他的神主虽然长久，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是适宜的。’等到季孙意如死后，阳虎专权季氏，将要杀害季孙斯而扰乱鲁国，假借正道来推行不正当的事。开始让昭公的神主从祀太庙，大概是想彰显季氏的罪过，以取悦国人。然而事情虽然顺，情理却逆。《春秋》推究情理制定法则，所以不记载禘祭之事，特意在记载‘盗窃宝玉、大弓’之后说‘从祀先公’，显示事情出于阳虎而不可掩盖。这也深切显明了。”
盗窃宝玉大弓。
程氏学说：“定公八年冬天，盗窃宝玉、大弓。九年夏天，得到宝玉、大弓。宝玉、大弓，是天子所赐，先君的分器。藏之于国，子孙世世代代保全，不可丢失。而被盗贼窃取，国家怠慢无政，可以知道了。所以盗窃记载，得到也记载，以志不恭敬的重大。”
范祖禹说：“孔子对于阳货，也不能断绝关系。等到他窃取宝玉、大弓，就记载说‘盗’。”
谢湜说：“宝玉大弓，先王赐给鲁国，分器所谓大宝镇也。宝玉象征德，大弓象征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玉，以拥有其国，所以历代守护而传承，作为国家的宝镇。国家的宝镇，被盗贼窃取，那么君主不能守护其国，子孙不能保全其传承，可以知道了。所以宝玉大弓，记载‘盗窃’，彰显其失去守护国家之道而危殆。凡是做穿墙挖洞而肆意害取物品的人，是盗贼所为。阳货蓄积邪心以掠夺国宝，所以记载‘盗’。”
九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得到宝玉大弓。谢湜说：“称之为得到，是为了说明既失而复得。宝玉大弓，是先王所赐，先公所宝，没有盛德不能承受而传承。子孙能拥有其物，则国安；不能拥有其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