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
陈世子欵盟于洮。郑伯乞盟。
谢湜曰：「洮之盟，王人在防，齐侯欲以服郑也。诸侯与王人同列，而盟与首止之盟异矣。王人虽微，王命所在，诸侯不可先之以爵，要之以事也。春秋尊王人于上，而诸侯同盟之罪见矣。明信义以率邦国，王臣之事也；王臣下盟诸侯，王臣之失道也。惇信义以承王室，诸侯之事也；诸侯上盟王臣，诸侯之失道也。」又曰：「乞，卑下之词也。寗母之防，郑世子虽受盟，郑伯犹惧见讨，故请盟于洮。书曰『乞盟』，贱之也。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攘夷蛮，安中国，尊王室，诸侯之所同志也。文公独以贰楚之心，背盟以至启诸侯之伐，召新城之围，及其祸连不解也。以世子受盟于寗母，以卑辞屈礼求盟于洮，可谓失事大之道矣。为宗庙社稷主，而其始也若贱者负罪而逃盟，其终也若贱者哀告而乞盟，人君之徳、侯伯之体替矣。春秋前盟书逃，后盟书乞，所以着其屈辱，所以罪其不智也。」
译陈国的世子在洮地歃血结盟。郑伯请求结盟。
谢湜说：“洮地的盟会，周王使者驻扎在防地，齐侯想要以此使郑国臣服。诸侯与周王使者并列，这与首止的盟会不同了。周王使者虽然地位卑微，但代表着周王的命令，诸侯不能凭借爵位高低排在王使者之前，也不能用事务去胁迫他。《春秋》将周王使者置于尊位，而诸侯结盟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以诚信道义来率领各国，是周王臣子的职责；周王臣子屈居诸侯之下结盟，是周王臣子违背了正道。以诚信道义来侍奉王室，是诸侯的职责；诸侯凌驾于周王臣子之上结盟，是诸侯违背了正道。”
谢湜又说：“‘乞’是卑下的言辞。在寗母的防地，郑国世子虽然接受了盟约，但郑伯仍然害怕被讨伐，所以在洮地请求结盟。史书写作‘乞盟’，是轻视他。首止的盟会，是好的盟会。抵御夷狄，安定中原，尊崇王室，这是诸侯共同的志向。郑文公独自怀着背叛楚国的心思，违背盟约以至于招致诸侯的讨伐，引发新城之围，灾祸连绵不断。让世子在寗母接受盟约，用卑下的言辞和屈辱的礼节在洮地求盟，可以说是丧失了侍奉大国的道理。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起初像卑贱的人负罪逃避盟约，最终像卑贱的人哀告请求结盟，君主的德行、诸侯的体统都衰败了。《春秋》前面的盟会记载为‘逃’，后面的盟会记载为‘乞’，是为了彰显其屈辱，是为了谴责其不智。”
胡安国曰：王人下士也。内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贵者，莫贵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轻内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书曰「来」；以私好出聘者，不称其使；以私情出讣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贵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虽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贱故轻之也。然则班列之髙下，不在乎内外，特系乎王命尔。圣人之情见矣，尊君之义明矣。乞者，卑逊自屈之词，欲与是盟，而未知其得与否也。始而逃归，今则乞盟于，以见举动，人君之大节，不可不慎也。
又曰：「春秋王人不书姓氏者，葢下士尔，而序于方伯连帅之上，以此见圣人尊王室，抑诸侯之意矣。」
夏狄伐晋
谢湜曰狄益强故伐晋
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程頥语録或问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与桓公如齐终启弑桓之恶其罪大矣。故圣人于其逊于齐致于庙皆书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见大义与国人已絶矣。然弑桓之恶文姜实不知，但縁文姜而启耳。荘公母子之情则不絶，故书夫人焉。文姜逊齐只称夫人，此禘致于庙亦只称夫人，是文姜明矣。此最是圣人用法致严处可以见子母之义
程氏学曰：「八年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夫人文姜也。文姜之罪于王法，为当诛；于子为未絶。至于祔庙以从先祀，于义何所安乎？是以厯荘逾闵，未致于庙。逮今僖公越礼而行，因禘而致之于庙。圣人书以着其非。盖文姜之罪不减于哀姜。哀姜杀之于夷，文姜独得祔于姑乎？武闱之贼，哀姜与共仲通谋；拉干之毒，安见文姜非与诸儿同谋乎？」
谢湜曰：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穆叙列。夫人木主，葢各祔于其君之庙。四时有事于庙，则夫人配享；三年大禘，则君夫人木主皆防于太庙。先考而上，以父子序昭穆于外位；先妣而上，以姑妇序昭穆于内位。文姜得罪于鲁，厯荘逾闵，木主未祔。故僖公欲夫人列于昭穆，则用禘礼以致之也。书「用」以见不宜用也，书「致」以见夫人入庙之难也。文姜母恩虽未絶于子，然在桓公爲仇雠，在王法为大逆。其在庙也，怫祖考之心，黩神明之享，叙之昭穆，非所宜也。僖公用不冝用之礼以致，不可以致之夫人，失孝子事亲之道矣。春秋书「用」「致」夫人，着其失礼也。文姜于鲁，大义已在所絶，故逊于齐，致于庙，皆黜姜氏，独称夫人。
胡安国曰：「按礼，大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礼乐也。践其位则行其礼，奏其乐。故雝禘太祖，周颂也。而其诗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践其位，鲁侯国而用天子礼，乱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鲁侯国而以王礼祀太庙，是诬伪不诚，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伤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观，是自始至终皆非礼矣。用者不冝用也，致者不冝致也。夫人者，风氏也。初成风闻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属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赐季子汶阳之田及费，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门强矣。于成风则举大事于始祖之庙，立以为夫人，而嫡妾乱矣。以私劳宠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轻宗庙，皆越礼之罪也。经书夫人而不称姓氏，其贬深矣。」
朱熹曰：「春秋书『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庙其礼如何？太庙是周公之庙。汉儒有谓鲁亦有文王庙。左氏载郑祖厉王，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当时越礼如此，故公庙设于私家，皆无理防处。又问：『诸侯礿则不禘』一叚，是歳朝天子，废一时祭。曰：『春秋朝防无节，岂止一歳废一时而已哉？』不然，则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岂不可以摄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谢湜曰天王周惠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谢湜曰：「宋公，宋
译胡安国说：王人就是下士。内臣中地位卑微的，没有比下士更卑微的；外臣中地位尊贵的，没有比方伯公侯更尊贵的。如今以下士的卑微，却排在方伯公侯之上，轻视外臣而看重内臣，不也太偏颇了吗？《春秋》的法则，内臣因私事出朝见的，直接记载为“来”；因私交出使聘问的，不称其为使者；因私情出使通报丧事的，只记录其名，不因其尊贵而尊崇他。奉王命出行的，即使是下士这样卑微的人，也排在方伯公侯之上，不因其低贱而轻视他。那么班列的高低，不在于内外之别，只取决于是否奉王命罢了。圣人的心意由此显现，尊崇君主的道义由此彰明。“乞”是谦卑退让、自我屈抑的词语，想要与对方结盟，却不知能否得到同意。起初逃归，如今却乞求结盟，由此可见，人君的重大节操，不可不慎重啊。
又说：“《春秋》中王人不书姓氏，大概是因为他是下士，却排在方伯连帅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尊崇王室、抑制诸侯的用意。”
夏，狄人攻打晋国。
谢湜说：狄人日益强大，所以攻打晋国。
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入夫人。
程颐《语录》中有人问：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入夫人，这是哀姜吗？回答说：是文姜。文姜与桓公同去齐国，最终开启了杀害桓公的恶行，她的罪过很大。所以圣人对于她逃往齐国、迎入宗庙，都记载为“夫人”，而去掉她的姓氏“姜”，以表明大义与国人已经断绝。然而杀害桓公的恶行，文姜实际上并不知道，只是因文姜而引发罢了。庄公与母亲的亲情并未断绝，所以记载为“夫人”。文姜逃往齐国只称夫人，这次迎入宗庙也只称夫人，这显然是文姜。这里最能体现圣人用法严谨之处，可以看出母子之间的道义。
程氏《学》说：“僖公八年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入夫人。这位夫人是文姜。文姜的罪过，按王法应当诛杀；按母子关系，并未断绝。至于附祭宗庙以跟随祖先受祀，在道义上有什么安心之处呢？因此历经庄公、闵公，未将她的神位迎入宗庙。直到如今僖公越礼行事，借禘祭之机将她迎入宗庙。圣人记载此事以彰显其错误。大概文姜的罪过并不比哀姜轻。哀姜被杀于夷地，文姜却能独自附祭于姑母吗？武闱之贼，哀姜与共仲通谋；拉干之毒，怎见得文姜没有与诸儿同谋呢？”
谢湜说：禘祭从始祖往下，都按昭穆次序排列。夫人的神位，大概各自附祭于其夫君的宗庙。四季在宗庙祭祀，则夫人配享；三年举行大禘祭，则君与夫人的神位都汇聚于太庙。先父以上，按父子次序排列昭穆于外位；先母以上，按姑妇次序排列昭穆于内位。文姜得罪于鲁国，历经庄公、闵公，神位未附祭。所以僖公想让夫人列入昭穆，就利用禘礼来迎入她。书“用”字，以表明不应当用；书“致”字，以表明夫人入庙之艰难。文姜母恩虽未断绝于子，但在桓公那里是仇敌，在王法中是大逆。她在宗庙中，违背祖先之心，亵渎神明之享，列入昭穆，是不适宜的。僖公用了不应当用的礼仪来迎入，不可以迎入的夫人，失去了孝子侍奉亲人的道义。《春秋》书“用”“致”夫人，彰显其失礼。文姜对于鲁国，大义已在所断绝，所以逃往齐国、迎入宗庙，都贬去姜氏，只称夫人。
胡安国说：“按礼制，大禘祭升歌《清庙》，下面吹奏《象》乐，手持朱干玉戚舞蹈《大武》，八佾舞蹈《大夏》，这是天子的礼乐。践履其位则行其礼，奏其乐。所以雍禘太祖，是《周颂》。而其诗说：‘诸侯辅助，天子庄重。’周公是人臣，不践履天子之位，鲁侯是诸侯国却使用天子之礼，乱名犯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孔子记载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鲁侯是诸侯国却用天子之礼祭祀太庙，这是虚伪不诚，而不是用来侍奉祖先的了。所以孔子伤感地说：‘禘祭从灌酒降神之后，我就不想看了。’灌酒用来降神，是祭祀的开始，已经不想看，是自始至终都不合礼了。‘用’是不应当用，‘致’是不应当迎入。这位夫人，是成风。起初成风听到季友的占卜，于是侍奉他并嘱托僖公。所以季子拥立他，公赐给季子汶阳的田地及费邑，又因生子而赐给他姓氏，让他世代为卿，而私家势力强大了。对于成风，则在始祖之庙举行大事，立她为夫人，而嫡妾混乱了。因私劳宠幸其臣，而卑贱公室；因私恩尊崇其母，而轻视宗庙，都是越礼的罪过。经文书‘夫人’而不称姓氏，其贬斥很深。”
朱熹说：“《春秋》书‘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庙其礼如何？太庙是周公之庙。汉儒有说鲁也有文王庙。《左传》记载郑国祖厉王，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当时越礼如此，所以公庙设于私家，都无理法之处。又问：‘诸侯礿则不禘’一段，是这一年朝见天子，废掉一时之祭。回答说：‘《春秋》朝会无节制，岂止一年废掉一时而已？’不然，则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岂不可以代理祭祀？”
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
谢湜说：天王是周惠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说去世。
谢湜说：“宋公，宋
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程頥曰：「天子之宰与世子礼异。」
谢湜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周采地，天子大夫称字，故三公称爵。宰周公势亦尊矣，然非王世子比。故宰周公虽序诸侯上，不若王世子之殊防也。丧以哀戚为主，故丧无外主。鲁侯伯禽，葢有爲为之也。春秋诸侯国，无大故而废人子之哀，以与防盟征伐者众矣。有丧未逾年，逼于强国牵制，而犹以丧礼行者：葵丘之防，宋防公称子；洮之盟，卫成公称子；温之防，陈共公称子；召陵之防，陈懐公称子。是也。书子，所以着其失也。有先君方葬，以成君之礼结好兴兵者：齐顷公使国佐来聘；郑悼公伐许。是也。削爵，所以着其恶也。有丧虽逾年，先君未葬，以成君之礼出战出伐者：衞惠公与齐、宋、燕防纪侯、郑伯战；宋共公、卫定公与晋侯、曹伯伐郑。是也。书爵，所以着其恶也。若夫晋文在殡，防公贪利肆逆，以出兵邀秦师，其恶尤大，故贬而人之。书曰：『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是也。」
胡安国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所以然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固难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处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职任重而不殊防之何也？人臣则有进退之节，出入均劳之义，非王世子贵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谢湜曰：「未适人，故不称国。许嫁，笄而字，则以成人之丧待之，不复殇也。」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程顺曰云诸侯盟见宰孔不与
范祖禹曰：王道衰，诸侯失职，五覇假仁义之名，擅威福之柄，兴师动众，不禀王命，述职之礼废而不修，责之以三王之道，是为罪人矣。然而申五禁以令诸侯，犹有尊王之名。按《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葵丘之防，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乎牲上，明天子之禁，此桓公之所以覇也。所谓诛不孝，无以妾为妻者，修身正家，莫大于此。尊贤育才，则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敬老慈幼，无忘賔旅，则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賔者如归其家，旅者愿出其路也。士无世官者，不使禄去公室也。周尹氏立王子朝，鲁季氏逐昭公，世官之患也。官事无摄者，书所谓「无旷庶官」也。取士必得者，立贤无方也。无专杀大夫者，不以私怒加诛戮也。无曲防者，谷梁所谓「无壅泉，不得曲为隄防以専小利」也。无遏籴者，邻国有灾，义所当恤，晋惠公忘秦伯之施，其祸可知也。无有封而不告者，不以私恩擅爵赏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无构怨也。葵丘之防，皆天下至公大义，《春秋》之所乐道者也。
谢湜曰：「葵丘之盟，盟之善者也。孟子谓诛不孝，无易世子，尊贤育才，敬老慈幼之类，是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国训戒，诸侯载书不歃血，莫敢违法，以轨于正，邦国亦庶几于治矣。故葵丘之防，君子美之。《公羊》谓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误矣。虽然，服楚之后，一防王人，防宰周公，而卒不能一朝京师，桓公之罪也。」胡安国曰：「防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徳。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賔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凢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是为尽禁矣。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葢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也。是故防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观孟子所载此盟初命之词，则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张栻曰：「举五覇之盛，无若齐桓葵丘之五禁。葢亦假仁义而言者，而孟子时诸侯虽有此五禁，亦皆犯之，故
译夏，鲁僖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程颐说：“天子的大夫与王世子的礼制不同。”
谢湜说：“宰周公是天子的三公，采邑在周地。天子的大夫称字，所以三公称爵位。宰周公的权势也很尊贵，然而比不上王世子。所以宰周公虽然排在诸侯之上，却没有王世子那种特殊的防微杜渐之礼。丧礼以哀伤悲痛为主，所以丧礼没有外在的主持者。鲁侯伯禽，大概是有特殊原因才这样做的。《春秋》记载的诸侯国，没有重大变故而废弃人子的哀痛，去参与会盟征伐的很多。有丧事未满一年，被强国牵制，却仍然按照丧礼行事的：葵丘之会，宋公称子；洮地之盟，卫成公称子；温地之会，陈共公称子；召陵之会，陈怀公称子。就是这样。称‘子’，是为了彰显他们的过失。有先君刚下葬，就用成年君主的礼节结好兴兵的：齐顷公派国佐来聘问；郑悼公攻打许国。就是这样。削去爵位，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恶。有丧事虽已过年，先君尚未下葬，就用成年君主的礼节出战出伐的：卫惠公与齐、宋、燕会盟纪侯、郑伯作战；宋共公、卫定公与晋侯、曹伯攻打郑国。就是这样。称爵位，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恶。至于晋文公尚在殡宫，会盟的诸侯贪图利益放肆悖逆，出兵拦截秦军，他们的罪恶尤其大，所以贬称‘人’。《春秋》记载：‘晋人及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就是这样。”
胡安国说：“宰周公，是以冢宰兼任三公。古代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由六卿中有道义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冢宰如果有空缺，也由三公向下担任主持政务的职务。禹从司空晋升主持百官，又说‘做我的股肱耳目’，这是以宰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周公为师，又说‘位居冢宰，端正百官’，这是以三公向下担任主持政务的职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着讨论治国大道，本来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而冢宰考核百官，均衡天下，也不容易胜任。用冢宰兼任三公，他的职责任重却不特殊防微杜渐，为什么呢？人臣有进退的节度，出入均劳的道义，不像王世子那样有恒常的尊贵可以相比。”
秋七月乙酉，伯姬去世。
谢湜说：“未出嫁，所以不称国名。许嫁，行笄礼并取字，就按成年人的丧礼对待她，不再算作未成年夭折。”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会盟。
程顺之说：诸侯会盟，宰孔没有参与。
范祖禹说：王道衰微，诸侯失职，五霸借仁义的名义，擅专威福的权柄，兴师动众，不禀告王命，述职的礼制废弃而不修习，用三王的道来责备他们，他们是罪人。然而申令五禁来号令诸侯，还有尊王的名称。查考《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陈列牺牲而不杀，诵读盟书加在牺牲上，明示天子的禁令，这是桓公称霸的原因。所谓诛杀不孝的人，不以妾为妻，修身正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尊重贤人培养人才，那么贤人在位，能人在职。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不忘记宾客旅人，那么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宾客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旅人愿意走出道路。士人没有世袭的官职，不使俸禄离开公室。周尹氏立王子朝，鲁季氏驱逐昭公，就是世袭官职的祸患。官事没有代理，就是《尚书》所说的“不要空缺众官”。选拔士人必须得当，就是立贤没有固定的方所。不擅自杀大夫，不因为私怒施加诛戮。不筑弯曲的堤防，就是谷梁所说的“不堵塞泉水，不得弯曲筑堤防以专取小利”。不阻止粮食买卖，邻国有灾，道义上应当救济，晋惠公忘记秦伯的恩惠，他的祸患可以知道了。没有封赏而不报告的，不因为私恩擅专爵赏。凡是我们同盟的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不结怨仇。葵丘之会，都是天下至公大义，《春秋》所乐于称道的。
谢湜说：“葵丘之盟，是好的盟约。孟子说诛杀不孝，不更换世子，尊重贤人培养人才，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之类，就是这样。上明先王的禁令，下修列国的训戒，诸侯载入盟书不歃血，没有人敢违法，以归于正道，邦国也差不多治理了。所以葵丘之会，君子赞美它。《公羊传》说震动而怜悯他们，叛变的有九国，是错误的。虽然如此，服楚之后，一会王人，一会宰周公，而最终不能一朝见天子，这是桓公的罪过。”胡安国说：“会盟同地，两次说葵丘为什么呢？记载的重叠，词语的重复，其中一定有大的美或恶。葵丘之盟，是大的美。初次命说：诛杀不孝，不更换世子，不以妾为妻。再次命说：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的人。第三次命说：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不忘记宾客旅人。第四次命说：士人没有世袭官职，官事没有代理，选拔士人必须得当，不擅自杀大夫。第五次命说：不筑弯曲的堤防，不阻止粮食买卖，没有封赏而不报告。说：凡是我们同盟的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以此作为尽禁。诸侯都明白桓公的志向，大概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所以会盟同地，而两次说葵丘，是赞美它。看孟子记载此盟初次的言辞，就知道桓公辅佐襄王的事，确实可信。”
张栻说：“列举五霸的盛况，没有比得上齐桓公葵丘的五禁。大概也是借仁义而言的，而孟子时诸侯虽然有这五禁，也都违反了，所以
以为五覇之罪人也。虽然，有五覇为三王之罪人，则有诸侯为五覇之罪人矣；有诸侯为五覇之罪人，则有大夫为诸侯之罪人矣。何者？理固尔也。有明君者出，本于三王之法以为治，则防本塞源，不得罪于天下矣。」
译认为他们是五霸的罪人。虽然如此，既然有五霸作为三王的罪人，那么就有诸侯作为五霸的罪人；既然有诸侯作为五霸的罪人，那么就有大夫作为诸侯的罪人。为什么呢？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出现，以三王的法度为根本来治理天下，那么就能从根本上防范、堵塞祸乱的源头，就不会被天下人视为罪人了。
又曰：「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责楚，可谓义矣。而执辕涛涂之举，旋踵而起。葵丘之防，读书加于牲上而不歃血，可谓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国。此皆归之▯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归，亦岂不美乎？」
吕祖谦曰：「左传载葵丘之防，隐其五命，而止曰：『凢我同盟，既盟言归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观之，见得左氏爱仲之深，而于桓公之过，皆隐而不书，如内政之类，皆是。桓虽为覇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特隐，之所以使后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观孟子、左氏之言，其意岂不尽见？孟子之言出于无心，故无所隐；左氏之言拘于有爱，故欲隐其过。然左氏在春秋，亦可谓之贤大夫，若子产、叔向，皆其徒也。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是诸侯之牲束，是备而不用，此见齐桓威信兼着，此只是仍旧举盟时礼数，故牲皆不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此皆是桓公命诸侯之词，即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当时有管仲在，所以晓得此诛不孝，是楚世子商臣弑君之类是也。易树子，是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之类是也。无以妾为妻，即桓公如夫人者六人，衞姬、郑姬之类是也。再命曰：『尊贤育才，以章有徳。』贤是成徳者，故所以尊之；才是有而未成者，须要保护之。如唐元稹本自可取，因由宦官遂见退黜，被贬之后，平日亷耻遂丧，章有徳是土地开田野、治养老、尊贤底人。三命曰：『敬老慈防无忘賔旅。』敬老只诸侯自敬其国之老者；慈幼亦只欲诸侯抚其国之幼者；賔旅是国之大事，如国语所载，周之秩官有曰：『敌国賔至，闗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冦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賔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懐爱。其贵国之賔至，则以班加一等，益防；至于王使，则皆官正涖事，上卿监之；若王巡狩，则君亲监之。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上三句摠是一事，士」是入仕为官者，世官见得当时大夫已世袭多了，桓公已自无整顿处，所以只説士。且举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虚旷。桓公又恐复用他子弟以权摄，又戒诸侯曰：“官事无摄。”士既无世官，其子弟又无摄，则其为士者必取其贤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须是果得贤者方可。葢桓公与他改了条贯，所以如此戒他。如晋惠公杀庆郑及杀里克之类是也。五命曰：“无曲防。”正如《战国策》所载，西周欲为稲，东周不下水，戒他不得曲相防遏，无遏籴。葢北方多是贩米于隣国，无得止遏他，无有封而不告。如齐封卫，晋封曲沃，皆是此类。凢封国诸侯，不当专当，须上告于天王然后封。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诸侯之所以为三王之罪人也者，皆由其大夫长逢其恶。所以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又曰：「宰孔不与盟，盟者自不信，而后有盟。葢不敢以不信待天子之使。」
甲子晋侯诡诸卒
谢湜曰：「晋侯，晋献公鲁不防葬，故不书葬。」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谢湜曰：「公子奚齐，嬖人之子也。献公废嫡立庶，世子申生以无罪死，重耳、夷吾以无罪出。乃命大夫荀息立奚齐。奚齐不正，其立非国人之所欲也。奚齐虽书曰『君之子』，以明奚齐独君意立之也。虽然，立奚齐，献公之命也。里克志欲立，正当与大臣谏之于初可也。奚齐不可以主社稷，当与顾命大臣明大义以告宗庙，而后更立可也。献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齐未有大恶，克以废立自任，擅杀奚齐，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乱，书曰『杀君之子』，以罪里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齐称『君之子』，而献公立庶之恶由此见矣。于『君之子』称杀，而里克犯命之恶由此见矣。然则君命虽重，行不以正，则咈人心；臣志虽正，行
译又说：“召陵之盟，凭借王室的名义来责备楚国，可以说是合乎道义了。然而拘捕辕涛涂的行为，随即发生。葵丘之盟，宣读盟书放在牺牲之上而不歃血，可以说是守信了。然而因骄矜而震慑诸侯，导致九国背叛。这都是因为不能始终如一所致。如果让他长期假借王命而不归还，难道不也是美好的吗？”
吕祖谦说：“《左传》记载葵丘之盟，隐去了五条命令，只说：‘凡我同盟，既然结盟，就归于和好。’从孟子所说的五条命令来看，可以看出《左传》作者对管仲爱护之深，而对于齐桓公的过错，都隐而不写，比如内政之类，都是如此。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在五条命令的告诫上，也难免有所触犯，所以《左传》特意隐去，目的是让后世不知道齐桓公亲自说了这些话，却亲自违背了它们。观察孟子和《左传》的话，他们的用意难道不都显现出来了吗？孟子的话出于无心，所以没有隐瞒；《左传》的话拘泥于偏爱，所以想要隐瞒他的过错。然而《左传》在春秋时期，也可以称为贤大夫，像子产、叔向，都是他的门徒。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意思是诸侯的牺牲被捆束，是备而不用，这显示齐桓公威信兼备，这只是沿袭结盟时的礼数，所以牺牲都不杀。第一条命令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太子，不要把妾当作妻子。’这些都是齐桓公命令诸侯的话，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当时有管仲在，所以知道这诛杀不孝，是指楚国世子商臣弑君之类的事。更换太子，是指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之类的事。不把妾当作妻子，就是指齐桓公的如夫人有六人，衞姬、郑姬之类的事。第二条命令说：‘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行的人。’贤人是已经成就德行的人，所以要尊重他们；人才是有才能但尚未成就的人，需要保护他们。比如唐代的元稹本来可以任用，因为宦官的缘故被贬黜，被贬之后，平日的廉耻之心就丧失了。彰显有德行的人，是指开垦土地、治理养老、尊重贤人的人。第三条命令说：‘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不要忘记接待宾客。’尊敬老人只是诸侯自己尊敬自己国家的老人；慈爱幼童也只是希望诸侯抚育自己国家的幼童；宾客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如《国语》所载，周朝的秩官有说：‘敌国的宾客到来，关尹上报，行理持节迎接，候人引导，卿出郊慰劳，门尹清扫门户，宗祝主持祭祀，司里安排馆舍，司徒准备役夫，司空视察道路，司寇查究奸邪，虞人进入山林取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水师监督洗涤，膳宰提供熟食，廪人进献生肉，司马陈列草料，工人检查车辆，百官带着物品到来，宾客入境如同回家。’因此大小官员没有不怀念爱戴的。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更加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就由官员正职处理事务，上卿监督；如果天子巡狩，就由国君亲自监督。第四条命令说：‘士人不做世袭的官，官职事务不由人代理，选拔士人必须得当，不要擅自杀大夫。’前三句总是一件事，‘士’是入仕为官的人，世袭的官职可以看出当时大夫世袭的已经很多了，齐桓公自己已经无法整顿，所以只说士。而且举小的来说，士既然世袭官职，其职位必有空缺。齐桓公又担心再任用他们的子弟以权代理，又告诫诸侯说：‘官职事务不由人代理。’士既然不做世袭的官，他们的子弟又不代理，那么做士人的必定选取贤才而任用。选拔士人必须得当，又必须是确实得到贤者才行。大概齐桓公与他们改变了制度，所以如此告诫他们。比如晋惠公杀庆郑以及杀里克之类的事。第五条命令说：‘不要筑弯曲的堤防。’正如《战国策》所载，西周想种稻，东周不下水，告诫他们不要弯曲地互相防备，不要阻止粮食流通。大概北方多是向邻国贩米，不得阻止他们，不得有封地而不报告。比如齐国封卫，晋国封曲沃，都是这类事。凡是封给诸侯的国家，不应当专断，必须上报天王然后封。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诸侯之所以成为三王的罪人，都是因为他们的臣子助长他们的恶行。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
又说：“宰孔不参与结盟，结盟的人自己不相信，然后才有盟约。大概是不敢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天子的使者。”
甲子日，晋侯诡诸去世。
谢湜说：“晋侯，晋献公在鲁国没有安葬，所以不记载葬礼。”
冬天，晋国里克杀了他的国君的儿子奚齐。
谢湜说：“公子奚齐，是宠妾的儿子。献公废嫡立庶，世子申生无罪而死，重耳、夷吾无罪而出逃。于是命令大夫荀息立奚齐。奚齐名不正，他的即位不是国人所希望的。奚齐虽然记载为‘君之子’，以表明奚齐是独自由国君意志立为君主的。虽然如此，立奚齐，是献公的命令。里克志在立君，正当与大臣在起初劝谏也可以。奚齐不可以主持社稷，应当与顾命大臣明大义以告宗庙，然后改立也可以。献公已经死了，君命已经定了，而且奚齐还没有大恶，里克以废立自任，擅自杀奚齐，是以臣子对抗先君的命令。里克的祸乱，记载为‘杀君之子’，以罪里克之逆。《春秋》对奚齐称‘君之子’，而献公立庶的恶由此显现。对‘君之子’称杀，而里克犯命的恶由此显现。然而君命虽然重，行不以正，则违背人心；臣志虽然正，行
胡安国曰：「谷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不正其杀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国之名宠，为其所子，则当子矣。国人何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恶，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尝黜太子冝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杀其身。晋献公亦杀世子申生，立奚齐矣，而大臣杀其子。诗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彛，好是懿徳。』此言天理根扵人心，虽以私欲灭之，而有不可灭也。春秋书此，以明献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为后世戒，其义大矣。以此防民，犹有欲易太子而立赵王如意，致夫人之为人彘者。」
吕祖谦曰：「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里克既欲杀奚齐，何故却先説与荀息？葢息亦不是无能之人，观其取虞虢，亦不可谓无谋，其托孤受遗，不可谓无权。盖当时縁民心涣散，众意不属于奚齐，卓子、荀息所以不能如其志。里克所以先告之者，亦见得当时风俗尚厚。」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谢湜曰公始朝齐
狄灭温温子奔卫
谢湜曰：「戎狄散居中国，各为一族，不与中国杂处。狄灭温，中国之狄也。」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谢湜曰：奚齐遇难，荀息守君命，复立奚齐弟卓。荀息顾命大臣也。卓以顾命大臣之所立，至于今其嗣立已逾年矣。春秋待之以君，以其君位已定也。卓之难，荀息不食其言，以身死之，可谓忠于其君矣。故书「及」以显其忠，书大夫以示能死职。献公之终也，重耳于次为长，立重耳义也。立奚齐，立卓，非义也。奚齐既死，里克以卓为不可立，与羣臣以大义争之。于初可也。羣臣曰不可，国人曰不可，顾命大臣犹且蔽执不从，虽以大义殛之可也。卓立已逾年，非有大罪于国，而克又以独见杀之大者也【句有阙字】故里克上无安国之忠，而下有杀君之逆也。荀息受命先君，至死不变，可谓忠孝之士矣。然内无经国逺谋，外无保国大计，既不能以直道正嗣位于献公之前，又不能改失从义以定嗣位于后。孔子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荀息有之矣」。语之以安国家、利社稷，则未也。
胡安国曰：「国人不君奚齐、卓子，而曰里克杀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骊姬将杀世子，而难里克，使优施饮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听其谋。及欲以中立自免，称疾不朝，居三旬而难作，是谓持禄容身。速献公杀嫡立庶之祸者，故成其臣之名，以正其杀逆之罪。克虽辞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义，据经廷诤以动其君，执节不贰，固太子以擕其党，多为之故，以变其志。其济，则国之福也；其不济，则死于其职，亦无慊矣。人臣所明者，义于功，不贵幸而成；所立者，节于死，不贵幸而免。欲以中立自免，自谓智矣，而终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防于簒弑诛死之罪，克之谓矣。」荀息者，奚齐、卓子之傅也。君弑而免于难，书「及」，所以着其节；书「大夫不失其官」也。于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谓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从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爱其情，私相疑贰，以成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质鬼神，犹不能固其约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故圣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熹语録：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之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杀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矣。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载甚详。又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晋献公欲废太子，荀息不能谏，此固不是。丕郑谓从君之义不阿其惑，所见甚正。里克谓虽不识
译胡安国说：“《谷梁传》说：‘称国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儿子看待。’这是批评晋献公杀害申生而另立奚齐的行为不正当。国君独占一国的名位和宠爱，被他当作儿子的人，就应当被当作儿子。国人为何不把他当儿子呢？百姓虽然愚昧却通神明，是非善恶，没有不明了且公正的。他所当作儿子而别人不把他当儿子的，没有人能强迫别人不把他当儿子；不是他所当作儿子而别人把他当儿子的，没有人能强迫别人也把他当儿子。周幽王曾经废黜太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结果犬戎杀死了他。晋献公也杀害了世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结果大臣杀死了他的儿子。《诗经》不也说吗：‘上天生育万民，万物都有法则，百姓秉持常道，喜爱美德。’这说明天理根植于人心，即使被私欲掩盖，也有不可磨灭的部分。《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阐明晋献公的罪过，抑制人欲的私心，昭示天理的公正，作为后世的警戒，其意义重大。用这种道理来防范百姓，仍然有人想改立太子而立赵王如意，导致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
吕祖谦说：“里克将要杀害奚齐，事先告诉了荀息。里克既然想杀奚齐，为什么却先告诉荀息呢？大概是因为荀息也不是无能之人，看他夺取虞国和虢国，也不能说他没有谋略，他受托孤之命接受遗诏，也不能说他没有权势。大概当时因为民心涣散，众人的意志不归附于奚齐，所以卓子和荀息不能实现他们的意愿。里克之所以先告诉他，也是看出当时的风俗尚且淳厚。”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桓公前往齐国。
谢湜说：鲁桓公开始朝见齐国。
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国国君逃奔到卫国。
谢湜说：“戎狄分散居住在中国境内，各自成为一个部族，不与中原各国杂居。狄人灭掉温国，这是中原地区的狄人。”
晋国的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子，以及他的大夫荀息。
谢湜说：“奚齐遭遇祸难，荀息坚守国君的命令，又立了奚齐的弟弟卓子。荀息是受遗命的大臣。卓子因为是受遗命大臣所立，到现在他继承君位已经过了一年。《春秋》把他当作国君对待，是因为他的君位已经确定。卓子遭遇祸难，荀信守诺言，以死殉职，可以说是对他的国君忠诚了。所以用‘及’字来彰显他的忠诚，称他为‘大夫’以显示他能死于职守。晋献公临终时，重耳在诸子中排行最长，立重耳是合乎道义的。立奚齐、立卓子，是不合乎道义的。奚齐死后，里克认为卓子不可立，与群臣以大义争辩。这在起初是可以的。群臣说不可，国人说不可，受遗命的大臣仍然固执不从，即使以大义诛杀他也可以。卓子立君已经过了一年，对国家没有大罪，而里克又凭个人见解杀了国君【句子有缺字】所以里克对上没有安定国家的忠诚，对下有弑君的叛逆。荀息接受先君的命令，至死不变，可以说是忠孝之士了。然而对内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对外没有保卫国家的重大计策，既不能在晋献公面前以正道纠正继承人的位置，又不能改正过失顺从道义来在后世确定继承人的位置。孔子说‘面临重大节操而不可动摇的，荀息有这种品质’。如果谈论安定国家、利于社稷，那就还没有达到。”
胡安国说：“国人不把奚齐、卓子当作国君，而说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子，为什么呢？这是里克把卓子当作国君。里克，是世子申生的师傅。骊姬将要杀害世子，却忌惮里克，让优施给他喝酒，并告诉他缘故，里克听从了他们的阴谋。等到他想以中立来免除祸患，称病不上朝，过了三十天祸难发生，这叫做贪恋禄位、苟且偷生。他加速了晋献公杀嫡立庶的祸患，所以成全了他作为臣子的名声，以纠正他弑君叛逆的罪过。里克虽然推辞而不接受，这能行吗？假如里克明白大臣的道义，依据经典在朝廷上争辩以打动国君，坚守节操没有二心，巩固太子以联合他的党羽，多方制造事端，以改变他的意志。如果成功，就是国家的福气；如果不成功，那么死于职守，也没有遗憾了。人臣所明白的，道义在于成功，不贵在侥幸而成；所树立的，节操在于死亡，不贵在侥幸而免。想以中立来免除祸患，自以为聪明，但最终也不能免除。同样是死，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这也是不知道命运的限制啊！古语说：‘不知道命运，不能成为君子。’作为臣子而不知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过，里克就是这样的人。”荀息，是奚齐、卓子的师傅。国君被弑而他免于祸难，用‘及’字，是为了彰显他的节操；称他为‘大夫’，表示他没有失去官职。对于荀息有什么可取的呢？像荀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食言了。有人说：“荀息既然顺从昏庸的国君，不食言，值得称取吗？”世道衰微，人们爱惜私情，互相猜疑，形成了倾危的风俗，以至于杀牲歃血、向鬼神发誓，还不能巩固约定。谁能够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寄托百里国土的命运、面临重大节操而不可动摇，像荀息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荀息不食言，难道可以轻视吗？
朱熹语录：有人问《春秋》记载晋国杀了他的大夫荀息，是肯定他吗？回答说：荀息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可肯定的，只是始终如一，死于国君的祸难，也可以罢了。后来又记载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里克，不是因为杀君的罪过而讨伐他。然而里克的罪过则在于内心了。现在《左传》中却看不到这件事，《国语》中所记载很详细。又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晋献公想废黜太子时，荀息不能劝谏，这固然不对。丕郑说顺从国君的道义不阿谀他的迷惑，所见很正确。里克说虽然不认识
义，亦不阿好，便是在那中立止。天下无中立底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是死。他只是要求生避死，故许他中立。不知许了骊姬中立他，事便了。止如隋髙祖簒周，韦孝寛初甚不平，一见众人被杀了他，便降，反教隋公添做几件不好底事。荀息固是不是，只是他办得一死，亦难事。或云：里克当献公在日不能救正，及后来又却杀了奚齐，曰：此等事直是难説。献公在日与他説未必听，怎生奈何得他？后来亦用理防，只是不合杀了他。又问：胡氏以荀息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问：圣人书荀息与孔父仇牧同辞何也？曰：圣人也，且是要存得个君臣大义。
译义，也不迎合私好，便是在那中立处止步。天下没有中立的事，自己若能排退他，便排退他；若无法奈何他，便是死。他只是要求生避死，所以允许他中立。不知道允许了骊姬中立他，事情就了结了。只如隋高祖篡夺周朝，韦孝宽起初非常不平，一见众人被杀了，他便投降，反而教隋公多做了几件不好的事。荀息固然不是对的，只是他能够以一死相报，也是难事。有人说：里克在献公在世时不能救正，等到后来却又杀了奚齐，说：这种事真是难以评说。献公在世时与他讲，未必听得进去，怎么奈何得了他？后来也用道理防备，只是不该杀了他。又问：胡氏认为荀息可以托付六尺的孤儿，寄托百里的政命，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如何？回答说：荀息便是不可以托付孤儿、寄托政命了。问：圣人记载荀息与孔父、仇牧用同样的措辞，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且是要保存君臣的大义。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谢湜曰：「北戎欲病许，故与许男伐北戎。」
晋杀其大夫里克
谢湜曰：「里克杀君之子，弑其君及顾命忠臣。春秋不以讨贼之辞书者，献公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以奚齐及卓继位，皆非国人所欲也。故里克之罪，虽大国人有弗怨之心，其杀之也，非众讨而弃之也。惠公以国法杀之而已。故晋杀里克不书人罪，献公失人心也。」
胡安国曰：「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不以讨贼之词书者，惠公杀之不以其罪也。杀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为弑，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则谓克曰：「尔既杀夫二孺子矣，又将图寡人？为尔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臣闻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谓克曰：「先君命大夫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知恤。若奚齐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杀之，以及卓。大夫虽杀之，独不念先君之命乎？」则克必再拜而死，不复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将图寡人，是杀之不以其罪也。」故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
朱熹曰：「晋里克事，只以春秋所书，未见其是非。国语载骊姬隂説里克之妻，其后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説。他当时只难里克，里克若不变太子可安？由是观之，里克之罪明矣。后来杀奚齐、卓子，亦是快国人之意，且与申生伸寃。如春秋所书，多有不可晓，如里克等事，只当时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后世乎？」
秋七月冬大雨雪
谢湜曰雨雪异常故书大
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丕郑父。
谢湜曰：「丕郑父与里克作乱，谋纳文公。」
胡安国曰：「按左氏，丕郑言于秦伯，请出晋君，则郑有罪矣。曷为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杀里克，故其党皆惧。郑之有此谋，由杀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义公天下为诛赏，故书法如此。其称国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滥刑，危其国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
谢湜曰：「夫人声姜也。僖公目覩文哀之不制，而不知察，患于微，失闲家之道矣。书阳谷之防，着其袭乱也。」胡安国曰：「襄陵，许翰曰：『先乎阳谷之防为大雨雪，后乎阳谷之防为大雩。』僖贤君不能以礼佐齐桓，儆其怠忽，而更与之俱肆于宠乐，是以见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阳谷之防观之，齐桓霸业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谢湜曰：黄恃齐不共楚职，且▯子尝奔黄，得罪于楚。胡安国曰：按《谷梁子》曰：贯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黄逺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逺国慕义，背夷即华，所谓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守城，更厯三时，告命已至，而援师不出，则失救患、分灾、攘夷狄、安中国之义矣。灭▯、灭温皆不书伐，灭黄而必书者，罪桓公既与防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集义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一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谢湜曰：「黄人尝受盟于齐矣。及楚之伐黄也，齐不救，故楚灭黄。书贯之盟阳谷之防于前，书伐黄、灭黄于后，齐桓方伯之职不修，见矣。黄子不书奔、死于兵难，故也。无志莭可称，故不书。」
胡安国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莭，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防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禝，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书『灭』者，见夷狄之强，罪诸夏之弱，责方伯连帅之不修其职，使小国贤君困于强暴，不得其所。公
译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谢湜说：“北戎想要危害许国，所以许男与齐侯一起讨伐北戎。”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
谢湜说：“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弑杀了国君以及受先君遗命辅佐的忠臣。《春秋》不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晋献公杀了嫡子而立庶子，废长立幼，让奚齐和卓子继位，都不是国人所希望的。所以里克的罪行，虽然大国的人没有怨恨他的心思，但杀他，并不是众人讨伐而抛弃他。惠公只是用国法杀了他罢了。所以‘晋杀里克’不记载里克的罪状，是因为晋献公失去了人心。”
胡安国说：“里克弑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春秋》不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惠公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是怎么回事呢？里克所行的弑君之事，是为了重耳。夷吾说：‘这又要杀我了。’于是对里克说：‘你既然杀了那两个幼主，又要图谋我吗？做你的国君，不是也很痛苦吗？’里克回答说：‘不废除旧的，国君怎么能兴起？想要加罪于人，何必担心没有借口。’臣领受命令了，伏剑而死。如果惠公即位后，对里克说：‘先君命令大夫做世子的师傅，世子死得不符合他的罪行，而大夫不知道体恤。像奚齐，既然有先君的命令，而大夫又杀了他，进而杀了卓子。大夫虽然杀了他们，难道不念及先君的命令吗？’那么里克必定会再次拜谢而死，不再有话说了。惠公却说：‘又要图谋我，这是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所以称国名来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
朱熹说：“晋国里克的事，只凭《春秋》所记载的，看不出是非对错。《国语》记载骊姬暗中劝说里克的妻子，后来里克立场不坚定，于是有了中立的说法。当时只是难以判断里克，里克如果不改变太子，怎么能安定？由此看来，里克的罪过是明显的。后来杀奚齐、卓子，也是顺从国人的心意，并且为申生伸冤。像《春秋》所记载的，有很多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像里克等人的事，当时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谁对谁错，何况后世呢？”
秋七月，冬，下大雨雪。
谢湜说：雨雪异常，所以记载“大”。
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它的大夫丕郑父。
谢湜说：“丕郑父与里克作乱，谋划迎立文公。”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丕郑对秦伯说，请求让晋君回国，那么丕郑就有罪了。为什么称国名来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惠公凭私意杀里克，所以他的党羽都害怕。丕郑有这个谋略，是由杀里克导致的。《春秋》以大义公天下作为诛杀奖赏的标准，所以书法如此。称国名，是连坐用事的大夫，不能纠正国君的错误，以至于多疑滥刑，危害国家。”
夏，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防齐侯。
谢湜说：“夫人是声姜。僖公亲眼看到文公、哀公不能制服齐侯，却不知道明察，忧患在于细微之处，失去了防范家祸的道理。记载阳谷之防，彰显其袭乱。”胡安国说：“襄陵，许翰说：‘在阳谷之防之前是大雨雪，在阳谷之防之后是大雩。’僖公是贤君，不能以礼辅佐齐桓公，警戒他的懈怠疏忽，反而与他一起放纵于宠幸享乐，所以受到上天的警戒。从公和夫人在阳谷之防来看，齐桓的霸业懈怠了。所以楚人伐黄，不能救援。”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谢湜说：黄国倚仗齐国，不向楚国进贡，而且〇子曾经逃奔到黄国，得罪了楚国。胡安国说：根据《谷梁传》说：在贯地结盟时，管敬仲对齐桓公说：江、黄遥远而靠近楚国，楚国是逐利的国家。如果讨伐而不能救援，就无法统领诸侯了。桓公不听，于是与他们结盟。管仲死后，楚国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援，所以君子怜悯他们。远国仰慕道义，背离夷狄而趋向华夏，所谓从幽谷迁到乔木，是《春秋》所赞许的。遭受兵祸守城，历经三个季节，告急的命令已经到了，而援军不出，就失去了救援患难、分担灾难、抵御夷狄、安定中原的道义。灭〇、灭温都不记载“伐”，灭黄却必定记载，是因为罪责齐桓公既与他们结盟，又不能救援。
《春秋集义》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一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十二年春，周历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夏，楚人灭黄。谢湜说：“黄人曾经接受齐国的盟约。等到楚国讨伐黄国时，齐国不救援，所以楚国灭了黄国。在前面记载贯地之盟、阳谷之防，在后面记载伐黄、灭黄，齐桓作为方伯的职责不修，就显现出来了。黄子不记载奔逃、死于兵难，是因为没有值得称道的节操，所以不记载。”
胡安国说：“《春秋》灭人国家，罪行是一样的，而被灭的国君，有三种情况。归降的，既没有死难的节操，又没有克复的志向，贪生怕死，甘愿受执辱，罪行较重，许斯顿防之类就是这样。出奔的，虽然不死于社稷，有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诸侯，还能寓居行礼，罪行较轻，〇子、温子之类就是这样。至于国家被灭，死在位子上，这是得正而死，符合礼制，只是时运不幸，像江、黄两国就是这样。记载‘灭’，是显示夷狄的强盛，罪责诸夏的衰弱，指责方伯连帅不修职责，使小国的贤君困于强暴，不得其所。公